选择顺应论

选择顺应论（精选7篇）

选择顺应论 篇1

一、引言

《喜福会》 (TheJoy Luck Club) 是美籍华人女作家谭恩美 (Amy Tan) 于1989年出版的成名处女作, 作品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 通过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轮流讲述故事的形式, 描写了两代华裔女性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审视和认识彼此的过程。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 曾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个月之久, 获“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及“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 并被选入《诺顿文学入门》教材 (张瑞华, 2001) ;谭恩美也被推为一度是由汤婷婷为代表的亚裔美国人的发言人。

评论界和读者对《喜福会》的关注多集中研究作品的文化主题, 侧重探讨小说体现的中美文化冲突和融合, 思考作品的跨文化意义和华裔身份的建构, 或剖析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等 (1) 。实际上, 作为华裔文学的代表作, 《喜福会》在语言上也具有新一代华裔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 即“以汉字形象或直译或意译英译后置于文中” (胡勇, 2003:149) 。《喜福会》原文文本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特征就是在英文行文中加入了大量以罗马拼音拼写的汉语语码。这种中英文语码转换在作品中频繁出现,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该小说的一大特色, 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喜福会》中中英文转换的语言片段为语料, 用语用学的顺应理论分析作品语码转换运用的艺术特色。

二、码转换研究回顾

1. 语码转换的定义

语码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 可以是一种语言, 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 (Wardhaugh, 1998:86, 转引自李经纬、陈立平, 2004) 。对于语码转换,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义。从广义上说, 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指“两种 (多种) 语言或方言成分的并置” (McCormick, 2001:447) 。但在实际研究中, 研究者对语码转换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用语码转换来指称句间的转换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 , 即认为语码转换发生在句子分界处, 与此相对, 他们将句子内部的语码转换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 称为语码混用 (code-mixing) (何自然、于国栋, 2001) 。但是Myers-Scotton (1995:36) 认为这样的区分在研究语码转换的功能或心理动机时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句间语码转换何句内语码混用……有着相似的社会功能, 所以它们属于同一框架”。实际上, 区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仅仅是更有利于研究语法限制, 而在研究其语用功能时, 可以认为语码转换包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这两种转换现象。

研究者在研究语码转换时, 还区分了借用或借词 (borrowing) 。Mesthrie (2001:41) 认为, 借用意味着事先并没有掌握被借用的语码, 而典型的转换却意味着已经掌握了被借的语码。Heath (2001:433) 给出了另一个理论上的区分标准:借词是指从别的语言吸收过来的词, 通常是单个词, 已经融入目标语的词汇系统;而语码转换则是自发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临时转换, 与目标语界限分明。Poplack (1980) 列出了详细的区分标准, 即是否与基础语言在音位、形态和句法上融合。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 Myers-Scotton (1997:229) 认为, 借用和转换在目标语言里处于同一个连续体, 在讨论语码转换的结构制约时, 需要关注的是混合成分的形态结构, 没有理由将借词和单独出现的转换词区别对待。

由于以上三个术语本质区别并不大, 本文用“语码转换”作为包罗性的术语, 用来指同一言语交际中分属两个不同语法体系或子体系的言语交替现象。简单地说, 语码转换即“随着话语的进行, 说话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的情景” (Akmajian, 1984:334, 转引自赵小沛, 2005) 。

2. 语码转换的类型

Poplack (1980) 从语言结构考虑, 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 (tag switching) 。如前所述, 句间语码转换发生在两个句子或分句的分界处, 而且每个句子或分局都分别属于一种语言。附加语码转换指的是在单一语言表达的句子或分句中插入另一种语言表述的附加成分。

Auer (1990) 从功能角度出发, 提出了两种语码转换:与语篇相关的转换 (discourse-related alternation) 和与交际者相关的转换 (participant-related alternation) 。前者以说话人为中心, 在言谈完成不同的交际行为, 后者以听话人为中心, 考虑的是听话人的语言喜好和语言能力。

另外, Muysken (1995) 将语言结构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纳入区分语码转换类型的标准中, 提出了交替 (alternation) 、插入 (insertion) 和词汇等同 (congruent lexicalization) 。交替是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真正的转换, 涉及语法和词汇;插入表示在一种语言表达的语言结构中嵌入由另一语言表达的成分;词汇等同指两种语言享有同样的语言结构, 从而一种语言的词汇可以换作另一语言的词汇。

以上几种语码转换类型的区分多从语码转换的形式出发, 而没有关注语码转换的成因, 即语码转换的内在动机。根据Gumperz (1982:60-62) 的研究, 交际中有两类语码转换:情景型语码转换 (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 和喻意型语码转换 (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 。情景型语码转换发生的原因是话题、参与者等情景因素的改变, 即使用的语码随着说话人所处的情景而改变, 说话人在不同的情景下使用不同的语码。一种语码或语言变体通常与特定的活动有关, 情景型语码转换反映了语言和社会情景的关系。而喻意型语码转换与主题或话语的变化有关, 语码由于说话的语气、重点或角色关系改变而发生改变。喻意型转换打破了与情景型转换并存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 选择使用某种语码往往暗示了某种社会价值或感情色彩。

在语码转换的语用学研究中, 研究者多提及Gumperz对语码转换的区分, 从语境、话题、参与交际者的身份等因素, 分析语码转换中语码的选择问题。

3. 语码转换的研究路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语码转换一直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对语码转换的研究涉及面广, 研究的角度各异, 看法也不尽相同。何自然等 (2001) 将国外语码转换的研究归纳为四个路向:社会语言学、语法研究、心理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形态句法学是研究语码转换的一个出发点, 分析语用语言的流利程度, 但语法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强调社会因素或会话组织因素在语码转换中的作用, 把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引入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但是这种研究路向没有涉及交际者使用语码转换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路向则试图解释语码转换时的心理过程;会话分析方法则通过对会话序列的研究说明其具体演绎过程, 但是会话分析方法所固有的解释力不足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种研究路向 (于国栋, 2004) 。

语用学是研究语码转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于国栋, 2004) , 因为语用学既研究说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 又研究听话人对说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推理过程, 还研究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和理解意义的过程。

目前, 国内不少研究者也将标记理论、适调理论、顺应理论用于研究语码转换,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研究分析了文学作品如《围城》、大学校园话语、报刊文章等汉语语料中外文语码转换现象 (2) , 但是对英语文学作品中汉语语码转换的研究还很少见。

三、语用学的“选择—顺应”理论

语用学研究具体语境下语言的使用与理解。在《语用学新解》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 J.Verschueren提出了“选择-顺应”理论。他认为, 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 不论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也不论是处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处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其中包括语言形式和语言策略的选择。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于国栋, 2000) 。变异性指人类语言可供选择的种种可能, 商讨性指人类作出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作出的, 顺应性则是人类能够从所有可能的选项中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Verschueren在此基础上, 对语码转换作出了如下解释 (朱丽, 2006) :

1. 语码转换是语言选择的结果

语言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上, 也体现在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选择上, 语码转换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策略上来讲, 都是语言选择理论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一个具体的语码转换者来说, 在交际中, 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进行选择, 其目的是为了顺应, 正是顺应这个巨大的推动力驱使语言使用者进行语言选择。因而, 语码转换是交际者顺应语境因素的具体体现。实际上, 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顺应的关系, 语言选择塑造了语境, 同时也被语境塑造。

2. 语码转换是一种交际技巧

语码转换是语言使用者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进行策略性的转换, 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从而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在某些语境下, 交际者就是期望通过语码转换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Verschueren还认为, 在跨文化背景下, 语码转换也表现了一个种族或文化群体的交际风格。当然, 语码或风格的转换可能会给交际的顺利开展带来一些问题, 因而交际参与者需要能适应这些问题, 以实现成功的理解与交际。换言之, 在交际中, 交际者不仅要对语码作出选择, 而且必须顺应他人所作的选择。

3. 语码转换是表明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方式

语码的选择和转换往往取决于社会背景和说话人的意图, 即人们根据语言领域的变化和不同的目的进行语码的选择和转换。由于不同的语码代表不同的社会地位, 而语码与所表达的内容密不可分, 因而在某些场合, 用某种语码比其他的语码更合适。在交际过程中, 交际者对某种语码作出选择, 体现了顺应社会关系的目的, 蕴含了其建立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心理因素, 反映了交际者的心理状态。

四、《喜福会》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学分析

从上述“选择-顺应”理论看, 语言使用者遵循高度灵活的原则, 在多种策略的指导下, 对语码作出选择, 从而使交际接近或达到成功的语言特性。概括说, 语码转换主要是为了顺应语言现实 (linguistic reality) 、社会规约 (socialconvention) 和心理动机 (mental motivation) 。

1. 语言现实的顺应

顺应语言现实取决于两种语言词汇的可及性程度, 有时需要用一种语言弥补另外一种语言在某个方面的空缺。如果某个思想、概念或词汇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 而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找不到表达方式或确切的对等词汇, 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语用的过程中, 就要动态地顺应这样的语言事实, 进行语码转换, 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按照Gumperz的区分, 这种语码转换多为喻意型语码转换, 往往随着交际主题的改变而变化。

在《喜福会》中, 谭恩美描写了两代华裔的生活, 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跨度非常大, 其中涉及大量的中国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习惯等。有些概念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 因而作者在母亲一代的人物语言中使用了罗马化的拼音, 以期让读者从语音上理解她未能直接用英语表达出的内容。呈拼音形式的汉语在原文中的出现绝不是随意的, 而是出于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例如, 在描述“红木”时, 作品中出现的是“hong mu, which is so fine there’s no English word for it” (Tan, 1989:11) , 因为作者无法用英语中明确对等词进行替换。文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拼音形式, 例如关于麻将的用语:Mah jong (麻将) , Pung (碰) , Chr (吃) ;称呼语:Nuyer (妞儿) , Laopo (老伯) , Yitai (姨太) , sz tai (四太) , Aiyi (阿姨) , amah (阿妈) , dajia (大家) , meimei (妹妹) , jyejye (姐姐) , old Mr.Chou (老周) , Syi Wang Mu (西王母) 等。这些汉语拼音语码的呈现使读者领略到中国背景下大量的中国文化专有项, 增强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此外, 由于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 汉语地名也无法用英语中原有的词汇表达, 因此, 《喜福会》中, 作者将中国地名按照汉语语音以拼音呈现在作品中, 例如kweilin (桂林) , chungking (重庆) , shansi (山西) , tientsin (天津) 等。

在描述母亲一代语言时, 作者对一些表示感叹的语气词也使用了汉语拼音, 因为对以母语为汉语的移民来说, 她们脱口而出的语气词毕竟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有所差异。从语音系统来看, 她们使用的还是汉语的发音和语调, 而不是英语中现存的任何语气词。对此, 作者通过语码转换手段进行了标记, 例如Aiiya (哎呀) , ah (啊) 等。这些语码的转换体现了移民语言的特点, 表明了作者在语言选择中对汉英两种语言的顺应。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的困难, 作者在许多汉语语码后, 还用英语进行了解释或给出句子的直译形式, 帮助英语读者理解, 避免了含糊不清和歧义。例如, 提到“粽子”时, 作者先给出了拼音语码, 接着用通俗易懂常见的英文词汇进行了解释:“A woven hamper filled with zong zi———thesticky rice wrapped in lotus leaves, some filled with roasted ham, some with sweet lotus seeds.” (Tan, 1989;71) 且不论粽子到底如作者所说是用荷叶裹就, 还是如我们所知用芦苇叶包裹, 作者通过语码转换基本实现了表达的目的, 读者从阅读中大概知道了zong zi为何物。又如, 讲述“孝”这个概念时, 作者也使用了类似的技巧:“My auntie, who had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 (Tan, 1989:35) 作品中这类语码转换也相当多, 例如, 饮食文化:wanton (馄饨) , dyansyin (点心) ;物件:houlu (火炉) , tounau (汤药) ;中国传统风俗、礼仪和道德观念:Ching (请) , Tyandi (天地) , ni (逆) , 等等。毫无疑问, 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语码转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 也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对作品主题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语码转换广义的定义来看, 它不仅包括两种语言的转换, 同一语言不同语体的转换也属于语码转换, 这在小说《喜福会》中有明显的体现。小说中母亲一代在一般的交谈使用英语, 但她们的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标准的英语, 有大量一顿一顿的短句, 且句子主语经常省略, 在语序方面也不符合标准英语的句法。例如, “Al-ready cooked enough for you.See?One soup, our dishes.You don’t eat, only have to throw it away.Wasted! (Tan, 1989:195) ”作品中这种语码转换正反映了移民的语言现实, 作者借助语码转换的技巧, 既保留了汉语的节奏特色, 显示了隐含的汉语句法, 又通过英语词汇的叠加实现了行文表达的目的。

2. 社会规约的顺应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交际者由于对某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和规约等的考虑和尊重而进行的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语言使用者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 他们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对行为, 包括语言行为的约束和制约行为。为了顺应社会规约, 交际者以语码转换为手段, 避免社会性的尴尬, 即在公共场合谈论非自由话题时, 通过语码转换, 实现传达信息的告知意图。顺应社会规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的制约, 语言使用者以语码转换为策略, 回避隐含含义。通常, 这类语码转换随着交际者所处的情景而改变, 语码根据特定情景所能接受的准则而转换, 为情景型转换。

《喜福会》中, 通过语码转换顺应社会规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Kai gwa (开瓜) :

“Kai gwa?”———Open the watermelon———he said, poising a large knife over the perfect fruit.

...My face turned from embarrassment, because at that time I did not understand.

Yes, it is true I was a wild girl, but I was innocent.I did no know what en evil thing he did when he cut open that watermelon.I did not understand until six months later when I was married to this man and he hissed drunkenly to that he was ready to kai gwa. (Tan, 1989:27-278)

这里, 语码转换的运用不仅实现了避讳, 顺应了社会规约, 而且激发了读者, 尤其是英语读者思考其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和蕴含的意义。

3. 心理动机的顺应

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是指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所有语码转换, 交际者可以用语码转换实现多种心理动机, 如避讳、创造幽默、标志身份、间接回答、缩短心理距离、排除其他交际者等。在解释会话中顺应心理动机的语码转换时, Giles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 分析语码转换中的趋同 (convergence) 和求异 (divergence) 。该理论对书面语中的语码转换不是特别适用, 但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出发, 即Gumperz所称的喻意型转换, 通过研究语码转换的语料, 分析作者使用语码转换的文体价值和情感价值, 探讨作者运用语码转换期望获得的艺术效果。

(1) 为文化的传达寻找载体, 强调语义。

如上文所述, 在《喜福会》中, 作者对一些中国文化专有项的传达别具特色, 她在用拼音表达后, 接着用英语进行解释。固然, 这类同义语码转化有其顺应语言现实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顺应心理动机的一面, 即作者希望通过语码转换, 将英汉两种语言结合, 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 并通过语码转换突出语义, 达到强调的目的, 使读者真正理解文化因素的深刻含义。例如, butong, not thesame;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ni, a traitor to our ancestors;Chunwang Chihan, If the lips are gone, the teeth will be cold;dangsying tamende shenti, which means“take care of them”or literally, “watch out for their bodies”。

(2) 使作品陌生化。

《喜福会》中, 作者运用了大量简短的附加语码转换, 例如, Nikan! (你看!) , Chiszel (气死了) , Ching, Ching! (请!) , Shenma? (什么?) , Jrdaole (知道了) , Yi ding (一定) , Nale!Nale! (哪里哪里!) , Swanle (完了) 等。这些语码转换本身作为一种交际策略, 体现了使用者语言趋同的交际目的。同时, 从作者写作的角度出发, 用罗马化的拼音呈现一些附加语, 成功地实现了作品的陌生化, 适当增加了英语读者阅读的难度, 又不会造成作品的晦涩难懂, 从而使小说的文本风格别具一格。

(3) 刻画人物形象, 表现移民语言特征。

综观《喜福会》中的语码转换, 我们可以发现, 作者对语码转换的运用大多是在对母亲一代的人物语言的描述中。作品本身是通过各个人物讲述故事展开, 因而人物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从上文所引各类句内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可以看出, 通过语言或语体的转换, 作品中人物, 尤其是移民到美国的母亲们的性格更加鲜明, 她们的性格特征也更加突出。

同时, 汉语表达方式与英语的发音规则和语法相调和的语码转换形式, 不仅表现了语言符号所渗透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内涵, 而且创造了一种具有图的韵律节奏和美感的移民语言形式, 显示了移民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 对小说主题的深化也不无作用。另外, 语码转换也使得作品描写生动形象, 获得了某种戏剧性效果。

五、结语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代表作《喜福会》中, 大量使用了语码转换。本文根据顺应理论, 分析了作品中语码转换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的顺应, 探讨了语码转换的艺术价值, 即传达文化、强调语义、刻画人物形象、表现移民文化、实现陌生化效果。当然, 本文对《喜福会》的解读还不够透彻, 文中列举语码转换的语料相当有限, 分类也不够细化, 不足以更深刻分析小说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选择顺应论 篇2

顺应论视角下的广告语言模因

本文从语用顺应论出发,着重分析了顺应论视角下的广告语言模因现象以及广告模因如何顺应认知,情感和文化来进行模因复制和传播,实现广告的.商业和社会效应.因此语言顺应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广告语言,还可以帮助我们摸索出一些广告语言创作的基本原则,借助语用学的理论对广告创作进行研究,也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作 者：王劫丹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刊 名：中国西部科技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ST CHINA年，卷(期)：8(28)分类号：关键词：广告语言模因 模因论 顺应

选择顺应论 篇3

[关键词] 商标词语音语义语用

相对于语言的基础研究而言，语言的应用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而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言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其价值就在于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品贸易也日益频繁。商品贸易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其中也颇多牵涉到语言问题，语言形式的合適与否往往直接影响着商品贸易的成败得失，商务语言的研究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商务语言，指的是在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语言行为以及由这种语言行为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商标语言是指文字商标和组合商标中的所有文字信息。商标词是商标能读出音来的那一部分,即文字部分,如文字、词汇、字母、数字等,如商标BMW、Benz、好日子、剑南春、帝豪、超级解霸、555、九九九等都是能读出音来的,因此是属于商标词汇。本文的研究重点就是这些商标词汇。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的选择与语言的顺应是息息相关的，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和结果。人类之所以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断做出选择，顺应语境,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从商标上看，每一个商标命名的背后,都隐藏着语言使用者的各种目的和动机。就语言的顺应性而言,商标语言为了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就要对各类语境做出不同程度的顺应。而为了达到这种顺应性，商标词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语言现实的制约，要顺应语言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语用修辞等层面的规律。所以，在选择商标词方面，就要考虑到语言系统的顺应性，找出能让人们一听就喜欢的商标词。

一、语音层面

1.避免拗口

商标词应避免读音拗口或音韵不美的词语,尽量使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实际上，在语言的运用中，汉语声调的搭配，语音的变化都是遵循这一规律的。在语音的音变中，啊的音变和儿化音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其发生音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使发音清楚响亮，便于理解和记忆。比如在啊的音变中，如果前一个音节末尾的音素是n，那么后面的啊要发成na,如“天啊”的实际读音是“天哪”，没有发生音变时，“天啊”读起来让人感觉到中间缺少了一种联结，十分不顺畅。从语音的发音上看，一个完整的音节应该包含声母、韵母和声调，“天”有声母、韵母和声调，但“啊”只有韵母和调值，作为一个语气词，单用还可以，一旦附在别的音节后边，就容易被同化。并且从吐字归音的角度来看，加上一个辅音n后，整个词才立得住、站得稳。儿化音也一样，如韵尾是in的时候，儿化时要去掉韵尾n，然后再加央元音e，再加卷舌动作。最后变化结果是ier，如脚印儿。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读起来流畅自然，响亮清晰，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商标词如果不顺应这一规律,就很难被人们接受。

因此，商标词首先要做到音韵优美、连读流畅。如娃哈哈、万家乐、金种子、非常可乐、全兴等商标妇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通俗易懂,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并且读来简单明了、轻松自在。其次，商标词还要注意最后一字的韵尾。最好选择开口度大、舌位靠前和舌位高的元音韵尾，如a、ê、i等，这样读起来响亮好记。如爽歪歪、金利来、佳雪、立白等。

2.讲求韵律

语音由音色、音高、音长和音强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从性质上可以分为音段成分和韵律成分两大类。韵律成分主要靠语音的音高、音长和音强等方面的差异来加以区别。语音中的各类韵律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在听感上产生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之类的效果，在功能上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如，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普通话中有四个声调，不同的声调的音高、音长也不相同，相当于古时的平仄，使普通话读来极具音乐美。相比而言，上声、阴平的音长较长，阳平、去声的音长较短;阴平、阳平、去声的音高比较高，上声的音高最低，最高只能达到4度。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能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会使商标词具有一种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如娃哈哈，分别是阳平、阴平、阴平，最高音高都是5度，一短两长，响亮好记。再如剑南春，声调为4声2声1声，最高音高都是最高度5度，尤其是春，是55度，读起来也很响亮。其他的如黄金叶、美加净、可比克、喜之郎，在声调的配合上都很好。和音强相关的是轻重音，最轻的是轻声，适当运用轻声，也可以使商标词抑扬顿挫，如金种子、好日子、康师傅等。但两个音节最好不要有轻声，如“美的”作为商标的话就不太好，好在“的”还可以读第四声，这样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一般情况下，不要选择同一声调的汉字在一起。

韵律上还要注意的是音步，韵律制约的条件是双音节音步，即尽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编排成双音节音步。接口制约条件一是右排齐，即音步的右边界必须是句法实词直接成分的右边界，二是不要跨位，即不要制造跨越句法成分的音步。所以，三个音节的商标词可以是单双格或双单格，如惠民斋、金丝猴、大白兔、大丰收。四个音节的最好是双双格，如北大青鸟、先科超人、四五老酒、海马庄园。五个音节的最好是双三格。如衡水老白干、逍遥胡辣汤、庆泉大高梁、古井新世纪。这样的话，使商标词读来富有节奏感，符合中国人的读音习惯（例如五言诗、七言诗、元曲宋词等的节律都已经为中国人所接受和熟悉），易于记忆。一些汉语中已经固定的形式如ABB式，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也已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具有格律的作用，所以也可以作为商标词的选择。如娃哈哈、爽歪歪。

二、语义层面

1.感情意义和含蓄意义

词的意义包含概念意义、感情和含蓄意义、理据意义、语体意义和搭配意义。其中和商标词联系最密切的是感情和含蓄意义、理据意义。感情意义，又叫感情色彩，是由词体现出来的反映说话人对所指对象或有关现象的主观态度及各种思想感情。含蓄意义，又叫内涵意义，是指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委婉的含蓄的评价，它反映人们对事物的非本质的偶有的主观认识。

美国著名的推销专家诺曼发现，有些词汇有利于推销，而另一些词汇却对推销不利。有利于推销的词汇，都是褒义色彩或含蓄意义也比较好的词语，一般代表了人们追求健康、昌盛、安全、舒适、自豪、值得、信赖等的意愿，如背背佳、好日子、东来顺、旺旺、旺仔、大丰收;不利于推销的词汇则正好相反，如表示逆境、交易、成本、困难、义务、辛苦、应负责任等等的词，会导致心理的反感，放弃了购买意愿，其原因是这两种不同的字眼具有褒义和贬义的内涵，会引起人们积极或者消极的情感体验。因些，商标词要选择具有褒义的词语。

商标语言还应尽量避免产生歧异或不愉快联想，如红遍大江南北的爽歪歪，虽然在普通话中是一个很好的商标词，但是在闽方言中，它却指男女发生关系后一种极其舒服的状态，这个商标就会让人联想到淫秽与阴暗，是贬义的。与此相反,像杏花村、桃花源、伟哥、男子汉等商标具有丰富的含蓄意义，能引起人们美好富足的联想,所以更容易被人接受。

2.富含文化意义

文化意义是指由词的理据所引起的对词或词义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联想。主要有三类。一是典故形成的词，这些词除了具有概念意义外，还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能很容易地使人联想到与之意义相关的典故。如一看到黄鹤楼，我们就会想到位于湖北武汉蛇山(又叫黄鹤山、黄鹄山)上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并立刻会想起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江上使人愁。”我们能这么快地想到武汉和黄鹤楼，想到李白和崔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词已经和它所背负的文化历史密不可分了。其他的如神女峰、红旗渠、黄山、少林寺、三驾马车等。二是一般人名、地名、店名等专有名词。这些词反映了命名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倾向等，表现出不同的情趣格调。如陈州，(现在的淮阳县）首先就会让人想到宋时的包公《下陈州》，其次就会想到太昊伏羲，炎帝神农，人文始祖，姓氏文化节等等。陈州（黄花菜）作为商标词，绝对比淮阳作为商标词要好。另外就是一些店名，经历了很多年甚至上百年的考验，已经为人所熟知，成为历史名店，其品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商标词，简直可以说根本不需要记忆。其他的如惠民斋、楚风阁、东来顺、六必居、逍遥三堂、冠生园等。三是一些外来的词，反映了外族文化背景、异域情调。如可伶可俐、BENZ、BMW等。

三、语用层面

1.信息适量和真实准则

信息适量准则是指话语内容应包含需要的信息，不能超过或低于适当的信息量。信息真实准则是指话语内容是真实的，不是虚假或缺乏足够证据的。具体到商标词上，信息适量准则就是要求商标词的表达内容要恰当地把商品的内容或特点表达出来，如优厨表明了商品是厨房用具，酒鬼、泸州老窖讲明了商品是酒，怡味莲中的莲也说明了商品和藕相关，米老头中的米说明了商品是米制品，衣衣不舍则一看就知道是衣服。至于真实性准则，则是要求商标词所讲的内涵要和商品的质量、样式、内容相符合，不能有太大的出入，用句比较通俗的话叫诚信经营，然而可惜的是，现在有太多的厂家不是很注意诚信，明明商品并不包含鳖精的成分，却依然打着中华鳖精的牌子在销售，商品中明明没有水果成分，只是用色素和香精勾兑的，却依然号称是什么什么果肉饮品，还有报纸上报道的冠生园月饼、金华火腿等，等于在砸自己多年经营的品牌。再如，在外国品牌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顾客的喜好，并对自己的商标词进行中化的同时（如英特尔公司把新一代中央处理器命名为迅驰），好多的衣服品牌，本来是国产的，却要取一个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外国名字，如曼奈拉、沙哆奴曼、艾格、可伦、爱仕达、海帝尔斯等，虽然看起来是沾了点洋气，拉拢了一些追求新异的年轻人，但是也同时失去了更大一大部分非追求新异的客户。

2.方式准则

方式准则要求表达方式要清楚明白，也就是说，要显豁、明确、简洁、有条理，避免晦涩、歧义、啰嗦、杂乱无章。使人一看就可以了解商品的具体情况或特点、或商标词生成的原因。如索尼·爱立信。2001年，索尼手机品牌连续亏损，决定放弃索尼品牌与爱立信合资成立索尼爱立信手机公司。采用索尼·爱立信的商标词，一是准确地表达了新商标的来源和原因，二是两个都是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延续了老品牌的号召力，极具有说服性。再如电脑界的华技联盟:技嘉在前些年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一线板卡生产厂家，尤其是技嘉主板的出货量相当的大，可以排在主板行业的三、四名，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大，技嘉也不能很好地運营下去，于是，2006年8月，联合同业巨头华硕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单独运营技嘉旗下主板和显卡业务，如果新商标命名为华技，华指华硕，技指技嘉，商标词简洁明确，表达方式恰到好处，那么效果也将会是什么好的。另外，把知名度高、信誉度高的品牌放在前面，更能显示大品牌对消费者的强大号召力。

四、总结

巧妙的商标词能充分利用文字、语音、语义、语用、修辞等手段为其增添更多的色彩和生命力。例如美尔姿，充分地结合了语音、语义、文化、古语、语用的特点，一方面语音富有节奏，便于记忆，另一方面采用了古语词“尔”，显得古香古色，文雅而有气质，同时表达了“穿上本品牌的衣服使你拥有美丽的身姿，增添魅力”的意思，使女性产生美好的联想，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再如Clean&Clear充分结合了英语音形义的特点，成功地锁定了无数女性的目光。一方面,Clean和Clear发音相似,读起来铿锵悦耳，另一方面,它们拼写相近,显得对称平衡。最后,不管是Clean,还是Clear,都给人留下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的印象。由此可见,为顺应语言现实,商标命名者一定要认真考虑、精雕细琢、仔细推敲,力求让商标词达到音美,形美和意美统一和谐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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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汉江曹炜:商标语言[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

[3]王和玉:商标语言中的顺应现象[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张向阳:论汽车商标词的文化蕴涵[J].长沙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5]梁源黄良喜:北京话的连上变调[J]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

选择顺应论 篇4

1 文学翻译与“选择–顺应”

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其选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则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 (Verschueren, 1999:173) 。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相联系, 密不可分, 构成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目的和根本, 在可能的范围内灵活的选择符合交际需要的语言。

由于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语言、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 译者如何准确地理解文本语言及其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在进行语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认知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们就需要对维索尔伦的语言选择论中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以适合对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变异性:界定译者对原文意义、目的语语言选择可能范围的语言特征。协商性:对原文意义和相应的目的语语言的选择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来进行的语言特征。顺应性:使译者得以从范围不定的语境中对原文意义进行可协商性选择, 以及在目的语语言的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 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语言特征。” (李占喜, 2009:91)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具备较强跨文化意识的译者应该发挥主体作用对目的语语言进行选择和顺应。而翻译过程中的顺应就是指译者选择目的语语言以阐释源语文化, 同时译者的思维运作及翻译活动应顺应源语和目的语两者的认知环境。由此, 文学翻译的过程可看作是译者在双方认知语境中进行目的语选择来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

2 顺应论下解读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在中国翻译史上,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翻译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时期, 西方文学翻译掀起了第四次翻译高峰, 引进了政治和文化思潮, 在翻译实践领域中加强文化意识、在翻译理论层面上树立文化观念, 推动着文学翻译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前行。该文拟从顺应理论的三个层次来解读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即: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

2.1 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 (曹悦, 2010:163) 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顺应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语境, 也就是说, 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方式等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 制约着译者对翻译的主题和策略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较为开放、西化, 其表现在: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占较大比例, 这类主题的选择是顺应这段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结果。建国初期,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方文学翻译大多为俄苏文学作品。大量与“本土利益”相符的作品涌进, 高尔基的作品最为典型, 少量英美文学作品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才得译介。文革时期, 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文化浩劫。新时期初期提倡“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当时在中国相对多元的文化中引进了主题各异的西方文学作品, 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开始着重于那些能揭示人性、倡导人权的作品的译介。以“人”自由解放为突破口, 关注个人存在和社会生活, 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下, 爱情小说和社会生活小说作品的译介就不足为奇。“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大量译介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十世纪末期我国文学对社会问题和人的进一步关注, 出于对极左思想的反叛而再次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主题思想意识。” (姜秋霞、刘全国, 2005:69)

此外, 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所译作品认知顺应的结果。建国初期, 达到文学翻译发展的高潮, 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傅雷和钱钟书, 傅雷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 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符合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标准, 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翻译理论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色。后期时许多西方译作都有了复译本, 译者力图接近原文, 再现原文的全貌, 如《简爱》、《飘》等等。综上所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及翻译活动的认知顺应的结果。

2.2 顺应的动态性

作为维索尔伦顺应论的核心概念, 其动态适应性主要体现:1) 与时间的密切关系。目的语语言的产生和源语语言的理解会因时间差异而出现一定的变化, 时间因素也会促使人们在使用目的语语言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2) 与语境的密切关系。根据动态的语境来选择, 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他们自己的认知心理有关。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重心从教育和政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转移到社会生活、经济、法律类小说。20世纪后期, 由于大众“强国富民”的愿望和文化学术界提倡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思想, 我国翻译者投入到大量的国外著作的译介, 其主要涉及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各个方面。这一主题的变迁是译者对时间因素动态顺应结果。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识和认知心理, 对于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也有所差异。时间因素会促使译者在西方文学主题选择上做出调整和顺应, 其结果又加速这一时期主题的变化和发展。

语境因素对西方文学翻译主题的选择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译者须根据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社交关系和认知结构做出动态顺应, 从而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 这一翻译活动涉及译者的心理认知对社会文化语境动态适应。

2.3 顺应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翻译中的语言顺应过程意识突显主要涉及翻译目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翻译目的指译者对译文整体以及其中任何语言单位的功能和效果的期望。它并非一成不变, 既影响着具体的翻译活动, 也受顺应实现可能性的制约。此外, 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也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黄小松, 2011:59) 可见, 译者的意识程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意识程度的高低与选择读者所接受的翻译主题有关联。20世纪末期, 翻译家在选择西方文学翻译主题时都是有意识地顺应当时的背景。译者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从而揭示了平凡的人生和人性的力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精神折磨, 让人们凝视生活中被漠视或被遮掩的东西, 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张聪, 2005:53) 这一时期, 人们对极“左”思想的反叛, 对开放自由生活的向往, 开始更多了解西方社会。读者大多喜欢看有异国风情的文学译作。许多译者在选择西方文学主题上尽力满足读者的期待, 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 增添了不少20世纪中期认为“不符甚至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 包括保尔和达雅的爱情, 保尔积极加人“工人反对派”, 小市民们的反叛心态等等。

3 结束语

语言顺应论的视角下研究具有动态性和顺应性特征的中国翻译史, 考虑到社会文化以及心理认知等诸多因素, 全方位探讨的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意识凸显程度三方面来分析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的因素, 揭示出主题变迁的内在规律, 从而为西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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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占喜.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8 (3) :90-97.

[3]曹悦.从顺应论视角解读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9 (4) :163-164.

[4]姜秋健, 刘全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 (1) :67-72.

[5]黄小松.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运用维度[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1, 28 (3) :56-60.

[6]张聪.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翻译实践的影响[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7 (5) :51-53.

[7]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选择顺应论 篇5

一、引言

本文运用Jef Verschueren 提出的语用顺应论，通过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和顺应的动态性三个视角，研究和分析莫言《生死疲劳》中的文化负载词。

二、文化负载词

每一种语言都有“文化负载词”，这类词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髓。Mona Baker(2000)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源语中表达的概念在目标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这种概念可能是抽象或具体的，可能与一种宗教信仰、一种社会风俗或一种食物有关。这种概念被称为文化特性(CulturalSpecific)”。

三、顺应论

Jef Verschueren(1987) 提出顺应论，他认为语言有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同时，他认为在语言的顺应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的不同顺应。第一个方面是语境关系顺应，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的选择必须与语境达到顺应。其次是语言结构顺应，语言结构顺应是指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达到顺应，在语音、句型、语体等方面都要达到顺应。再次是顺应的动态性，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性。它是指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语言使用的时间、社会关系和语篇结构等因素，翻译时必须顺应具体的语境以及具体的语言结构。其中动态顺应是Verschueren 语用学观点的核心内容。

四、顺应论视角下《生死疲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1、语境关系顺应

在翻译中，译者要顺应的不仅仅是原文所描写的世界，同时还要顺应译文预期读者的世界，这样才能达到交际和语言的顺应。

例1. 原文：??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莫言，2012:3)译文： ?I tumbled and turned and sizzled likea fried chicken for about an hour.(Howard Goldblatt,2012:3)“半个时辰”在这个语境中并不是具体的时间的表达，而只是表达所受煎熬的时间之长。这是中国古代表示时间的一种表达方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葛浩文在译文中将“半个时辰”翻译为了“about an hour”，而不是具体为“halfof two hours”，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更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而且把时间模糊化而不是具体化，更好的体现出“饱受煎熬”以及“这半个时辰的`时间不好过”这一层语境意义。

例2. 原文：你们俩可以破罐子破摔，但你们的孩子?(莫言，2012: 22)译文：You two can act recklessly if you think your own situation is hopeless, bu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your children??(Howard Goldblatt, 2012:26)“破罐子破摔”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语境当中，是指不思上进，在英语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葛浩文在英文译本中把这句话翻译为“act recklessly if you think yourown situation is hopeless”很好的把握并传达了其在该语境中的内涵，使译文读者能够准确的理解原文的意思。

2、语言结构顺应

在语言结构中，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语音、词汇、句子、段落、语体等特点对原文进行理解与把握。

例1. 原文：我说，古人曰：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莫言，2012:13)译文：There’s an old saying: A man has ten years of good fortune when he need fear neither god norghost. (Howard Goldblatt, 2012:15)在这句话中“旺”和“傍”在音韵上形成很好的押韵，在译文的处理中，葛浩文用 “god”和“ghost”这一对词语，巧妙的形成首韵，在英译本中很好的弥补了原文中的音韵效果。

例2. 原文：??东墙西边有阴凉?仰着睡觉烫脊梁?行善总比为恶强?回家去问你的娘。(莫言，2012:19)译文：The sun emerges and lights up the westernwall,The western edge of the eastern wall is chilly asfall.Flames from the oven heat the bed and the hall,Sleeping on the back keeps the spine in its thrall.Blowing on hot porridge reduces the pall,Shunning evil and doing good makes a manstand tall.If what I am saying you heed not at all,Go ask your mother who will respond my call.(Howard Goldblatt, 2012:23)这一段文本韵味十足，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有押韵的效果，而在英译本的处理上，葛浩文也采用了尾韵的处理方式，分别用了wall, fall, hall,thrall, pall, tall, all, call 在语篇中形成尾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好的保留了原文的音韵特色。

3、顺应的动态性

在顺应论的三个方面中，顺应的动态性是核心。对于文化负载词，译者在翻译时要将读者的接受能力考虑在内。

例1. 原文：你知道谁是蓝解放吗?(莫言，2012:16)译文：Do you know who Lan Jiefang——Liberation Lan——is?(Howard Goldblatt, 2012:19)小说中的人名“蓝解放”体现了我国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的“解放”暗指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含义，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接受问题，葛浩文把这一个细节处理为“Lan Jiefang——Liberation Lan”，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巧妙的表达出了这一深层含义。

例2. 原文：??他却成了赤贫农，革命的先锋。(莫言，2012:28)译文：?he was, a redder-than-red poor peasant, a frontline revolutionary. (Howard Goldblatt, 2012:34)“赤贫农”指的是穷困潦倒的农民，有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与直译“poor peasant”相比，葛浩文的翻译 “redder-than-red poor peasant”很好的表达了赤贫农在当时中国存在的历史背景。

五、总结

顺应论关照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篇6

关键词顺应论语言语境非语言语境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英文电影出现在我国的银幕上，大量的中国电影也走出国门。好的电影名可以迅速吸引大众接受电影。观看电影，从而实现电影的商业价值。因此电影片名翻译是影片翻译中的重要一环。

许多学者从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等视角对电影片名翻译作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丰富了影片翻译的方法。本文拟以顺应论为理论依据，探讨影片翻译时译者应顺应的因素。

一、语用顺应论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Verschueren在他的《语用学新解》(2000)中从全新的角度理解和诠释语用学，提出了语言的综观(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和顺应(adaptatlon)的观点。根据语言综观说和顺应论，对语言使用的描述和解释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他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后者主要包括篇内衔接(cohesion)、篇际制约(intertextua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三个主要方面。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和社会环境对交际者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物理世界主要是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也包含了交际者的身体姿势、手势和外表形象等。心理世界包括了交际者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

Verschueren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语言交际的需要。语言的三个特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语言顺应要依赖语境，也就是说，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重要一环。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要与语境顺应。语言使用者在选择和理解语言时作出的语言选择应注意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

顺应理论为对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为影片翻译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影片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它具备一般交际行为的特点。交际的双方(影片制造商和观众)虽然都不在现场。但译者使他们之间达成交际。交际效果要靠译者对翻译过程中各因素的妥善处理、对语言做出恰当的选择来实现。

二、语用顺应论对影片翻译的关照

Verschueren认为交际要实现交际目的，必须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此影片翻译者应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

1影片翻译应顺应语言语境

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标准。从“信、达、雅”、“神似”、“化境”到“等值论”、“等效论”，无不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使读者获得与阅读原文相同的信息和相同或近似的感受，与此同时，又强调读者的接受，译文必须通顺。因此电影片名的翻译，必须顺应电影片名本身和目的语的语言特点。

(1)片名翻译应顺应于源影片名的读音及片名

如果电影是根据名著或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或流传已久的传说改编或创作的，这时为了借助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和轰动效应。片名翻译应顺应其源片名的读音采用音译的方法。音译(Transliteration)。即按照源语的发音规则，在目的语中找到发音相同或类似的语言文字。如：“Harry Porter”翻译为《哈里·波特》，“Jane Eyre”翻译为《简·爱》，《周恩来》翻译为“Zhou Enlai”等。

中国电影影片名大多含有人名、地名及其它词，因此翻译时可顺应其读音和内容采取音译、直译相结合的办法来翻译。这个方法尤其适用于将中国片名译成外语。例如：《火烧圆明园》译为“The Burning of Yuanmingyuan”，《秋菊打官司》译为“Qiuju Goes to Court”等。

很多电影的制作与发行主要借助名著的艺术魅力及作者声望引起轰动效应，在电影发行之前，电影名称已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并在各国读者中造成了很强的影响力，为了借助这种影响力片名翻译大都采取直译以顺应于源片名。如“War and Peace”译为《战争与和平》，《警察故事》译为“PoliceStory”，《日出》译为“Sunrise”，《青春之歌》译为“The Song of Youth”。另有一些在词序或结构上稍作改动，如《高山下的花环》译为“Wreaths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天云山传奇》译名为“Legend of TianyunMountain”。

(2)片名翻译应顺应目的语的特点

汉语四字结构(又称四字迭词)是我国语言文学的一大特色，在汉语语言文学中，俯拾皆是。无论是政府文告，还是民间俗语，无论是在现代诗歌散文，还是古代的诗经楚辞，随处可见其踪迹。冯庆华(2001：132)认为。四字结构有三大优点：从内容上讲，它言简意赅：从形式上讲，它整齐匀称：从语音上讲，它顺口悦耳。因此在影片汉译中应顺应影片本身和汉语的四字结构这一语言特点，对影片进行意译。如片名It Happened One Njght，如果直译为“它发生在一个晚上”，不仅意义不明确，而且表达拖沓，如果顺应汉语的四字结构译为《一夜风流》就会增色许多。翻译成四字结构的国外影片还有许多，如Enter the Dragon译为《龙虎争斗》，Nothing译为《子虚乌有》，Dances with Wolves译为《与狼共舞》，the Fugitive译为《亡命天涯》等。

中国影片名多以动词为主导且意赅凝练，结构讲究，主题鲜明。而外国影片片名多以名词为主导且定题随意，结构松散，平淡模糊。因此将中国影片名翻译成英语时要顺应英文影片名的特点采用常用的直译、意译、音译等方法进行翻译。如：《夜宴》直译为比较平淡的“The Banquet”。《红高粱》直译为“Red Sorghum”，《大红灯笼高高挂》译为“Raise the Red Lantern”，《成吉思汗》翻译为“Genghis Khan”等。

2影片名翻译顺应于非语言语境

非语言语境指与特定的交际情景有关的因素(context of situation)和特定的交

际情景之外的一般的背景因素(context of background)。并且这些因素在篇章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字形式。诚然，在影片翻译中，语言语境是理觎影片的基本因素，但非语言语境对理解影片、选择合适词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非语言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背景语境，它们分别包括时间、地点、源出者、接受者、话题：文化、审美、常识等。本文重点探讨影片名翻译对文化、审美等的顺应。

(1)影片名翻译对审美情趣的顺应

审美体现了不同民族对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及周遭事物的反映。其关键在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感知重点。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的娱乐方式，片名有着重要的广告和宣传意义，本身蕴涵着独特的美学特征，正是这些独特的美学特征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加深他们的印象，进而激发他们的观看欲望。因此影片名翻译必须“入乡随俗”，准确地还原再现源语的美学特征，顺应于观众的审美情趣。

实现审美价值首先要讲求炼字。选词时应力求音意俱美，达意传神。正如毛姆所说，“词有其力、其音、其形：唯有考虑这些，方能写出醒目入耳之句”。炼字讲求传神。用语言创造一种意境。气氛，浓缩源语观众的感受，并将之传导于目的语观众。如“Mlsslon Impossible”译为《谍中谍》胜过《你无法带走》“A Man from Snowy River”译为《雪河男子汉》胜过《来自雪河的人》。英语作为语调语言，则以其不同的语调：重音、轻音、重音的排列构成其连绵不断、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美。比如将《芳草碧连天》(1987)译为“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大轮回》译为“the Wheel of Life”，都成功地体现了英语的旋律美。

实现审美价值的另一个方面是修辞手段的使用。译者通过复制或创造性地使用修辞方法给观众造成审美愉悦。如运用双关将《早熟》英译为“2 Young”，其中“2”代表“两个”也就是“two”，此外，“two”在英文中又谐音“too”。译名中简单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一个词就表达了原片创作者要传达的信息(two young和too young)。如用明喻将“Gaslight”译为《郎心如铁》，反复法将“AFew Good Man”译为《好人寥寥》。反义法将“True Lies”译为《真实的谎言》，对照法将“the Great Gatsby”《大亨小传》等，都很好地顺应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2)影片名翻译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顺应

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千差万别，往往受到语言、宗教、价值观念、科技水平、政治和法律等因素的制约影片名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标的内涵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影片名翻译应依据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一些语言、非语言的信息进行动态的顺应和改变尽可能地体现民族风格，展示影片名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特色。

美国1995年制作的一部著名惊悚片Seven，该片描述了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犯罪故事：一个变态杀人狂自认是上帝，并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戒条来逐条杀人。七条罪分别指代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酗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横(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Seven是一个在宗教上极为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世，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在影片Seven中数字“七”也是无处不在，七罪七罚，故事发生在七天之中，下了七次雨，结局也发生在第七天下午的七点，这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也是一种宗教的突显。对于并不怎么了解天主教的中国观众来说，仅仅一个“七”字是不可能使其产生与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同样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和认同感的，所以影片顺应源语文化被译为《七宗罪》，既点明了故事的主线又突显了宗教寓意，有效的传递了西方文化价值信息。

1995年获奥斯卡6项大奖的美国电影Forrest Gump讲的是一个并不聪明的美国小伙子经过不断的个人奋斗，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如果将片名音译成《福瑞斯特·甘普》，恐怕难以吸引广大中国观众的注意力。但译成《阿甘正传》，不仅朗朗上口，且“正传”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Gump在英文中有“笨蛋、傻儿”的意思，阿Q身上也集中了农民的质朴与愚蠢，两部作品虽然毫无关联，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该译名顺应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使观众对影片有了很强的认同感，而且“正传”在汉语中有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意思，也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惯。

生活伦理片《龙年警官》被译为“PoliceOfficer in 1988”，由于西方缺乏中国这种用动物作年号的传统，所以，这样的译名可谓恰到好处，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年代，也避免了中西方因对“龙”的不同理解和感受而误以为是含暴力色彩的动作片。另外，影片《红色恋人》讲述了革命战争时期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该片译为“A Time to Remember”不仅保留了电影的主题——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同时有效地避开了红色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内涵。

(3)片名翻译对片名商业广告特点的顺应

电影既是一种精神产品，具有艺术属性，又是一种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为了吸引观众，增加票房收入，电影名在市场中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又具有商业广告性质。所以影片名翻译要顺应于它的商业广告特点。

如影片Mrs.Doubtfire讲述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为了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而乔装打扮成女佣混进女主人家的故事。片名没有将男主人公的名字直译而是意译为《窈窕奶爸》，此名既夺人眼球又保留了原片名“Mrs”的喜剧感，很容易引起观众观看的欲望。冲击2006年奥斯卡奖的中国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其英文译名为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源语影片的语篇出发，尤其是从影片中极力渲染、反复出现的金色的菊花这一意象出发，通过使用这一关键意象作为影片的英文译名。使目的语受众在未看影片之前就浮想联翩，片中会是什么样的“Golden Flower”，这中间藏着怎样的世间纠葛和不可逾越的诅咒(curse)，令人产生想马上就一睹影片而后快的欲望和冲动。这样既起到片名应有的广告效应，也发挥了奠导视功能。

三、结束语

选择顺应论 篇7

关键词：语用顺应论；隐喻；翻译模式

一直以来，隐喻是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隐喻不同于直译、意译、转换等传统的翻译方法，隐喻通常是把具体熟悉的事物映射到陌生抽象的概念域上。但在翻译过程中，隐喻在文化和特定环境上仍存在一定差异。比利时学者Jef Verschueren提出语用顺应论，并对语言、文化及社会现象的综合应用进行了有效阐述，更有利于译者对翻译内容进行动态、多角度翻译，并做出最佳的语用顺应。

一、语用顺应论与翻译中的隐喻

（一）语用顺应论

语用顺应论（pragmatics adaptation theory）是由比利时著名的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提出的语言学理论。Jef 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应用是发挥语言功能的过程，也可以称为语言使用者以交际环境为主要依据，选择具体的语言手段，使之与使用环境和语言结构间相适应和契合，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语用顺应论将语言现象与诸多语言形式及活动形式的使用充分融合，并从认知、语言及文化现象中入手进行综合性对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语用顺应论的理论来源和理论视角均基于翻译环境和文化环境。

（二）隐喻翻译的研究现状

Lakoff & Johnson 在1980年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著作为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我们用金钱去比喻时间，通过“金钱”范畴去构想“时间”这个目标范畴，就是通过前一目标范畴去构建后一目标范畴。

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在隐喻翻译中也同样存在差异。西方的隐喻更倾向于对自身经历的语言、文化、认知等阶段的综合，其中涵盖的内容和意义更倾向于多样化和多角度。此外，西方在隐喻翻译的研究中，更加倾向应用文化法、综合法以及跨学科法等，且已初步获得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而我国的隐喻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即使大部分的译者已认识到隐喻翻译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性作用，但我国毕竟只是在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引入和阐述。此种研究方式仍存在单一化和表面化，语料考证的切入点相对较少，研究结果也难以得到有效考证，导致隐喻翻译研究滞后。

二、语用顺应论框架下的隐喻翻译模式

（一）语用顺应论视角对隐喻翻译的启示和影响

从翻译研究的单一化角度来看，翻译视角相对较为狭窄，且翻译策略的科学性和翻译质量相对较差。语用顺应论为译者提供了多角度、动态的研究角度，更有利于译者灵活处理翻译过程中面临的多种问题。中英两个民族在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存在差异，导致所呈现的语言表达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跨文化交际难度。隐喻翻译不仅仅局限在信息的单一转换上，更重要的在于将文采与修辞效果上的对等。而文采与修辞效果与文化内涵和喻体特征相关，这是因为隐喻将一部分喻体隐藏起来，增强读者对目的语的感受，体会语言内的美感。

语用顺应论之所以可以帮助译者解读翻译中隐喻的文化特征和实际内涵，是因为该理论自身具有一定的隐喻性语境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充分了解原作者的语境目的和交际意图，并对顺应可行性进行解释。以分析和对比隐喻结构为主要基础，译者则可掌握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及关联程度。同时，将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性充分现象出来，在高度凸显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顺应目标语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将隐喻因素与文化内部因素充分结合，最大程度保留喻体代表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

（二）语用顺应论视角下隐喻翻译模式的构建

从语用顺应论的视角下来看，首先，译者需要对作者多处的环境、交际处境有深刻、明确的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贫富差距等社交语境均会对隐喻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特征，用特定的词汇表达当时人们心中的真实感受，反映现实的社会环境，顺应语境意义。在反应过程中，顺应隐喻的结构客体，可从最大程度上将隐喻的意象凸显出来。

在翻译前，译者需要对源语言的语言环境、交际环境及隐喻客体进行了解和掌握，并切实感受到作者在创建隐喻时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语境、物质条件及心理驱动性等，并结合当时的语境对隐喻做出可行性解释。当隐喻意凸显后，可针对不同的隐喻情形，对语言内外存在的一系列相关性因素进行顺应，在动态的顺应过程和语言选择过程中翻译目的语译文。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隐喻形式的表达和发展成为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中英文化毕竟在本质上存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则难以准确接通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内涵，从而难以有效实现翻译的等值寓意，导致翻译失败。因此，在隐喻翻译过程中，应借助语用顺应理论，以该理论为基础，凸显隐喻核心，表现出翻译的动态过程和语境顺应关系，提升译文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雷晓峰，田建国.语用顺应论框架下的隐喻翻译模式研究[J].外语教学，2014（02）：99-103

[2]傅曙，谢济光.关联—顺应模式下的海明威作品翻译--以《洁净明亮好地方》为例[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3（01）：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