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质量（精选10篇）
婚姻的质量 篇1
婚姻关系是一种最直接、最长久的人际关系,其关系的质量不仅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能。谢文等[1]研究显示,婚姻质量与工作疲溃感显著相关。苏衡等[2]研究表明,事故的人为因素中婚姻问题占35.5%。因为,婚姻冲突产生的应激会导致个体产生紧张、焦虑的不良情绪;而高质量的婚姻能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环境,帮助个体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缓解不良情绪。因此,关注员工的婚姻质量,为他们提供两性关系的知识,提高其协调婚姻关系的能力,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为此,我们于2010年8—11月对南宁铁路局柳州机务段机车乘务员进行了婚姻质量调查,分析影响婚姻质量的心理社会因素,旨在为铁路机车乘务员提供切实有效的干预手段,保障行车安全提供心理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南宁铁路局柳州机务段同一时间在岗工作的已婚机车乘务员335人作为研究对象,全部男性,年龄23～56岁,平均(38.11±6.61)岁;文化程度初中4人,高中109人,中专180人,大专及以上42人;工龄1～39 a,平均(17.96±6.99)a。本研究采用南方相邻城市深圳市男性居民作为对照[3],旨在了解机车乘务员这种特殊职业人群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
1.2 方法
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简称ENRICH)[4](内部一致性相关系数0.74,重测信度0.87,判别效度85%～90%)测试婚姻质量。该量表共有124个条目,12个因子。本研究选取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性生活4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制评分,评分高则婚姻质量高。我国学者曾应用“婚姻满意度”和“夫妻交流”2个分量表对离婚者做实验研究,发现稳定婚姻的评分十分接近Olson的美国常模[5]。因此,本研究采用美国常模做比较。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信度:0.67～0.92;效度:0.30～0.45)[6]测试人格特质,该量表包括外倾-内倾(E)、神经质(N)、精神质(P)和掩饰性(L)4个分量表。主要调查内外向、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维度。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4](总量表同质信度>0.69,重测信度>0.7,各条目与总分相关系数>0.36)[7]做为心理健康评定量表。该量表反映包括感觉、思维、情感、意识行为、生活习惯和饮食睡眠等内容,采用5级评分制统计量表总分,总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3 资料收集
由经过心理测量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担任主试,施测时3量表合为一卷,每人1份,分批团体实施,每次测量人数约为20人,测量时首先向受试者简单介绍各量表的来源和意义,测试的目的和方法,然后宣读指导语,逐表填写,复核后当场回收,如有漏填者及时补充填写,共发放问卷411份,收回411份,回收率100%。符合答卷403份,符合率98.05%。剔除未婚和离异68份,已婚335份。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龄、文化程度等。
1.4 统计分析
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所有资料均输入计算机系统,进行分类处理后导入Excel电子表格,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t检验或F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机车乘务员的婚姻质量状况
见表1。机车乘务员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和解决问题方式的评分低于美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4.00、6.40、9.37,P<0.01);在解决冲突方式上的评分低于深圳市男性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1,P<0.01);在性生活方面的评分高于深圳市男性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4,P<0.01),与美国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与深圳市男性居民比较, aP<0.01;与美国常模比较, bP<0.01。
多样本比较显示,机车乘务员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在婚姻满意度和解决冲突的方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夫妻交流和性生活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35岁年龄组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质量最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降低而减弱。见表2、表3。
2.2 机车乘务员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见表4。机车乘务员的年龄与夫妻交流呈显著负相关(P<0.05);受教育程度与夫妻交流、性生活呈显著正相关(P<0.05);外倾-内倾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1);神经质和精神质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0.01);掩饰性与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解决冲突的方式呈显著正相关(P<0.05);SCL-90总分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
注: aP<0.05, bP<0.01。
3 讨 论
机车乘务员是特种职业人群,一般出乘作业,少则二三天、多则七八天,独自驾驶,经常远离群体和家人,因而人际关系简单,人际交流较少,这种职业的特殊性在与深圳市男性居民婚姻质量的比较中显示解决冲突的经验不足而性生活满意度高。可见,两性关系中的短暂离别有助于提高性生活的质量,而人际交往不足则会降低解决冲突的能力。研究显示,年轻和受教育程度高的机车乘务员在夫妻交流和性生活方面评分均较高。提示铁路部门应为机车乘务员提供更多群体交往的机会,比如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职工文娱活动,开展职工与家属共同参与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的团体辅导以及实施继续教育,以提升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从而全面提高他们面对冲突的承受力和解决能力,促进家庭婚姻关系和谐,提高婚姻质量。
相关分析表明,机车乘务员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婚姻满意度和解决冲突的方式无显著影响,只对夫妻交流和性生活有影响;而机车乘务员的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对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和性生活均有较大的影响。卢淑华等认为,婚姻质量是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8]。那么,这种主观方面的理解和评价与评价者自身的心境和情绪状态有关。内向、神经质和精神质高分以及心理健康水平低下的人,倾向于防御状态,容易产生焦虑、紧张、忧虑等不良情绪,对人际关系敏感,因此,易对他人和客观事物形成负性评价。而心理健康以及外向、情绪稳定的人,倾向于用客观和正性的思维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有助于提高对伴侣的信任,促进关系和谐,提高婚姻满意度。提示,对机车乘务员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知识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对保持良好的心态,提高婚姻质量,安全行车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机车乘务员婚姻质量和影响因素,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性生活4因子、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南宁铁路局柳州机务段335名机车乘务员进行测试。结果 ①机车乘务员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和解决冲突方式的评分低于美国常模(P<0.01);解决冲突的方式低于深圳市男性居民(P<0.01);性生活评分高于深圳市男性居民(P<0.01)。②夫妻交流和性生活在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间有差异(P<0.05)。③机车乘务员的年龄与夫妻交流呈显著负相关(P<0.05);受教育程度与夫妻交流、性生活呈显著正相关(P<0.05);外倾-内倾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1);神经质、精神质、SCL-90总分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0.01);掩饰性与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解决冲突的方式呈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 该机务段机车乘务员的婚姻质量接近城市居民水平,婚姻质量与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水平高度相关。
关键词：机车乘务员,婚姻质量,人格特质,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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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质量 篇2
【关键词】幼儿；气质；父母婚姻质量；双向互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1)03-0046-05
一、问题的提出
气质指的是一个人所特有的稳定的心理活动动力特征，它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及指向性上，并反映在外部特质上，使其带有个人特点，制约着个体的心理活动过程。国内外学者对气质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如，托马斯和切斯认为气质包括活动水平、规律性、趋避性、适应能力、反应阈限、反应强度、心境、注意分散度、注意广度和持久性九个维度及困难型、慢热型、容易型和中间型四种主要类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了对我国儿童气质特点的探讨。张劲松的研究表明，儿童在3岁以后表现出随年龄增长反应强度减弱、坚持性增强的倾向；从1到7岁，儿童的注意分散度逐渐下降；气质特点从7岁左右开始趋于稳定。王争艳和陈会昌的研究表明，儿童在2岁时的行为抑制性虽然稳定程度较低，但与其4岁时的行为抑制性特征相关显著。男孩总体上呈非抑制倾向，而女孩呈抑制倾向。刘文编制了3～9岁儿童气质的教师和家长评定问卷，探讨了我国3～9岁儿童的气质结构、气质发展总体特点及气质类型，将气质结构划分为情绪性、活动性、反应性、社会抑制性和专注性五个维度，并归纳出活跃型、专注型、抑制型、均衡型和敏感型五种气质类型。
气质作为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与生物遗传有关，也与环境有关。家庭是影响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父母又是儿童心理发展和社会化的第一任老师，因此，父母的婚姻状况、教养方式、态度和行为都会对儿童气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双向互动理论的兴起，Bell在1968年提出了“双向模式说”，强调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认为儿童与生俱来的天赋差异也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这一观点促成了家庭教养研究领域双向互动观的出现，自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儿童特征与父母影响的双向作用。有研究表明，父母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儿童的特征则反过来影响父母，儿童的气质与父母教养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父母婚姻状况是家庭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父母关系融洽会给子女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有利于其个性的发展，反之易使子女形成矛盾、不稳定的心态。父母关系不和甚至发生冲突会严重阻碍子女的心理行为发育。Pagani等指出，父母之间关系紧张、发生冲突甚至离异，均会增加子女出现焦虑、多动、反社会等行为问题的几率。郭霞等的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质量越高，婴儿发育越好；母亲的婚姻质量可以预测婴儿2个月大和6～8个月大时的智能和心理运动发育，父亲的婚姻质量可以预测婴儿6～8个月大时的心理运动发育；当家庭功能不良时，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可见，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的个性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儿童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的不同气质将会给父母带来不同的感受，儿童气质与父母的良好匹配。会使父母更加珍惜家庭和婚姻关系，更有责任感。可见，儿童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和谐、婚姻幸福具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对幼儿气质特点与父母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丰富人格理论，并为指导社会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沈阳市某幼儿园120名幼儿，其中3岁组、4岁组、5岁组各40名，男孩58名，女孩62名。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3～9岁儿童气质家长评定问卷》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ACH)》。
《3～9岁儿童气质家长评定问卷》主要包括活动性、情绪性、反应性、专注性和社会抑制性5个维度，由31个项目组成。问卷由儿童的父母填写，每个项目有5个选项供单项选择，依据程度从“从不”到“总是”，采用五等级评分法计分。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77，再测信度为0.95，评分者信度为0.93。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共有124个项目，内容包括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等12个因子。同样采用五等级评分法计分，结果统计包括总分和因子分，前者反映总的婚姻质量，后者侧重于反映婚姻的某一方面情况。问卷重测信度达0.87，效度达0.85～0.90。
三、研究结果
(一)3～5岁幼儿的气质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3～5岁幼儿在气质的活动性、专注性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见表1)，在反应性维度上年龄差异显著(见表2)，3～4岁是幼儿气质中反应性维度的快速发展期(见表3)。
由表1可知，3～5岁幼儿的气质在活动性和专注性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女孩比男孩更专注，而男孩比女孩更活泼好动。
由表2可知，3～5岁幼儿的气质在反应性维度上年龄差异显著。
由表3可知，经事后检验，3岁组和4岁组、3岁组和5岁组幼儿在反应性维度上差异显著。而4岁组和5岁组幼儿之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3～4岁是幼儿气质中反应性维度发展的关键期。
(二)幼儿气质与父母婚姻质量的关系
1幼儿气质与父母婚姻质量的相关性
幼儿气质的各个维度与父母婚姻质量各因子及婚姻质量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
2父母婚姻质量的高低与幼儿的气质差异分析
婚姻质量总分越高表示婚姻质量越高。以M±0.67SD为划分点(M=319，SD=40.08)，将被试按父母婚姻质量总分分为高分组、中分组和低分组三组，再对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随着父母婚姻质量的高低不同，其子女气质中的情绪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婚姻质量高分组幼儿在情绪性维度上得分较高，而低分组幼儿得分较低。
3幼儿气质对父母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以父母婚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以气质的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气质中的情绪性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见表6)。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幼儿气质中的情绪性维度与父母婚姻质量总分呈现出显著的线性关系，自变量“情绪性维度的得分”可以解释因变量“父母婚姻质量总分”的20.1％的变异性(校正
的R2=0.201)。建立的回归方程为：v=4.473x+244.661。其中v代表父母婚姻质量总分，x代表幼儿情绪性维度上的得分。这表明幼儿气质中的情绪性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父母的婚姻质量。
四、讨论
(一)幼儿气质的发展特点
已有研究表明：幼儿的气质在情绪性、专注性和活动性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表现为男孩比女孩更为冲动，更活泼好动，而女孩比男孩更专注。幼儿的气质在社会抑制性和反应性方面并无显著性别差异。而本研究发现，男孩和女孩的气质在活动性和专注性维度上差异显著，而在情绪性维度上，尽管男孩的情绪性得分均值高于女孩，但差异不显著。气质的五个维度中，只有在反应性维度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年龄差异。对3～5岁幼儿气质的年龄差异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分析表明：3～5岁是幼儿气质转变的关键年龄，其中3-4岁是幼儿气质中反应性维度发展的关键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本研究的有效性。
(二)幼儿气质与父母婚姻质量的关系
从整体上分析，幼儿气质与父母婚姻质量存在相关性。父母婚姻质量较高的家庭中，幼儿在专注性和情绪性维度上表现更好。
气质中的专注性与父母婚姻质量中的信仰一致性因子呈正相关，与过分理想化、夫妻交流、经济安排三个因子呈负相关。问卷中关于信仰一致性的问题，得分高表明被试更倾向于坚持传统的婚姻观和宗教信念，得分低表明被试倾向于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相对来说，传统家庭的孩子比较内敛、乖巧，专注性程度较高，而不受传统束缚的家庭比较现代、开放，对孩子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因此，孩子的注意力、持久性也相对差一些。过分理想化程度越高，表明父母对正常生活的态度越偏离现实，这容易导致生活中矛盾增多，使得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够稳定，对孩子专注性方面的发展有消极影响。良好的夫妻交流易形成融洽的家庭氛围，孩子可以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成长，从而相对活泼好动，喜欢与他人接触，这也使得他们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专注性相对较差。刘国艳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收入与孩子的坚持性呈负相关。本研究采用的婚姻质量问卷所涉及的是家庭经济安排的状况，它与经济收入一样能反映家庭的经济状况。坚持性是专注性的一个重要特质，经济状况是现代家庭婚姻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经济安排良好的家庭，和谐程度相对较高，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易保持夫妻一致，例如。是否安排子女参加补习班、是否为子女购买喜欢的玩具、是否带子女出游等。结合社会现象分析，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一般会为孩子安排较为“昂贵”的项目；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若夫妻在经济安排上观念一致，也会作出一些理性决策，安排一些性价比较高的项目，即为子女的教育投资。而父母的这些安排会使孩子受到很多诱惑，因此专注性反而降低。
气质中的活动性与父母婚姻质量中的性格相融、经济安排这两个因子呈正相关。换言之，父母对彼此越满意，家庭经济安排越好，孩子就越活泼好动。夫妻对对方的满意度越高，双方的协调性会越好，家庭的氛围也会更和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会展现出活泼好动的天性。经济安排较好的家庭一般擅于理财，能够合理地管理财富，安排收支，会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空间和条件，孩子会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较为有利的成长环境，这为其个性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对构建富裕、幸福、和谐的家庭起到积极作用。
婚姻的质量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年龄>18岁, 临床上确诊为银屑病, 能正确理解并独立完成调查问卷,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身体残疾或有精神病史, 患有其它明确影响生活质量的皮肤病, 如白癜风、慢性复发性湿疹等。共纳入113例, 病例来源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皮肤科和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整骨医院皮肤科银屑患者者, 作为患者组。其中男63例, 占55.8%, 女50例, 占44.2%;年龄24~59岁, 平均 (37.8±2.1) 岁;有银屑病家族史的59例, 占52.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78例, 占69.0%;病程最长40年, 平均 (6.7±2.2) 年。同时在上述二医院体检中心搜集了111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男53例, 占56.8%, 女58例, 占52.2%;年龄26~56岁, 平均 (38.6±2.1) 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67例, 占60.3%。
1.2 方法
1.2.1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学习情况、家族史、病程、皮损位置等。
1.2.2.1 OLSON婚姻质量问卷
本研究选取其中11个因子进行研究: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和角色平等性。
1.2.2.2 SF-36健康调查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翻译及调整后的中文版SF-36量表3。本表包含36个项目、9个维度:总体健康 (GH) 、健康变化 (HT) 、生理功能 (PF) 、生理职能 (RP) 、情感职能 (RE) 、社会功能 (SF) 、躯体疼痛 (BP) 、活力 (VI) 及精神健康 (MH) 。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两组间比较采用样本t检验, 多组样本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婚姻质量比较
患者组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与亲友的关系以及角色平等性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 而婚姻满意度、经济安排、子女和婚姻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受试者SF-36量表各维度比较
患者组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 不同患者间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的比较
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家族史、学历、病程长短、皮损位置等方面对患者间进行比较, 男性在经济安排、子女婚姻、生理功能、躯体疼痛、活力方面明显高于女性患者 (P<0.05) ;35岁以上患者婚姻生活中经济安排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但在精神健康方面明显低于其它年龄段患者 (P<0.05) ;有银屑病家族史的患者在婚姻生活中性格相容性、解决冲突方式、业余活动以及角色平等性方面明显低于没有银屑病家族史的患者 (P<0.05)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患者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普遍高于文化相对较高患者, 其中在解决冲突方式及精神健康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皮损位于暴露部位的患者其婚姻质量及婚姻质量得分普遍低于非暴露部位患者, 其中在性生活、与亲友的关系、生理职能以及社会功能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4。
注:*P<0.01, **P<0.05 (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社会功能SF、躯体疼痛BP、活力VI及精神健康MH)
3 讨论
有研究显示, 长期的心理压力、精神创伤可导致机体神经免疫、内分泌紊乱, 常是诱发和加重银屑病的因素之一[4]。OLSON婚姻质量问卷与SF-36量表作为心理测量工具, 已有学者采用本量表调查皮肤患者者的婚姻及生活质量[5]。本研究采用该方法对银屑患者者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与正常人进行比较, 显示银屑患者者的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正常人。
通过本研究显示, 银屑患者者的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受年龄、教育水平、家族患病史、皮损位置等因素影响。结果显示, 无家族病史及皮损在非暴露部位的患者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考虑有银屑病家族史的患者因为亲人的患病, 担心再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在婚姻及生活中往往比较自卑, 而皮损发生在暴露部位的患者, 往往不愿与人交流, 担心被别人歧视, 从而导致患者生活质量较低。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 本研究发现学历低者其婚姻质量及生活质量较高学历者高, 考虑低学历者对生活及婚姻的要求相对高学历者低, 所以更加容易得到满足感。因此,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 对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也应加以适当的心理治疗,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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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高,性爱沟通好等 篇4
贺玉强
如果对已婚的男女做这样一个调查：你们夫妻之间是否经常谈论性问题?恐怕十之八九的人会回答“否”。
有些做丈夫的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好谈的……”做妻子的或许会花容失色：“呀!这怎么谈啊。”其实，夫妻之间谈论、探讨性问题，开展性交流，实在是很重要、很必要的。
这里所说的性交流，是指夫妻在性生活中互相交流与总结各自的性需要、性体验、性反应，探讨怎样相互适应，默契配合，从而提高夫妻性生活的质量。
然而，有不少夫妻不愿意与自己的伴侣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认为这样做实在难以启齿，有损自尊和体面。由于双方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和希望什么，因此往往很难使双方都产生足够的性兴奋和性快感。
夫妻间的性关系是人与人关系中最为亲密的关系，但它和其他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需要互相交流和理解。夫妻间如果能经常谈论自己的性生活问题，就能使双方相互更了解，使性生活更默契，使夫妻生活更加和谐美满。这是夫妻间性心理的需要，也是夫妻间性生理的需要，更是加强夫妻感情、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的需要。
如果我们将夫妻情感比作一株成长的小树，那么夫妻间经常沟通和交流便是养料。坦诚、热情的谈话，遇事共同商量的态度，肯定是促进夫妻情感的有益形式，但这种坦诚，不完全等同于口无遮拦。
从提高婚姻质量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夫妻之间，有些话还是不该随便说的，如：①有伤自尊心的话不该说。②造成怀疑的话不要说。③遇到情感问题，等待时间化解，不要相互指责。
性学家研究认为，凡是经常进行性交流的夫妻，其性生活满意度就高；反之，则会逊色不少。
夫妻间加强性交流，对促进夫妻感情，提高夫妻生活质量，增加家庭欢乐，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可见，夫妻之间进行性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冬季锻炼，最需防寒
霍雨佳
时值冬季，许多人仍坚持户外锻炼，精神可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锻炼本身就会产生热量，人体一般感觉不到寒冷，就没有必要防寒了。这种说法是偏面的。确实，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快，身体处于散热状态，所以短时间内感觉不到寒冷。但此时毛孔已张开，冷空气很容易刺激身体，造成隐性伤害，等感觉到冷时，身体被侵害的程度已经很大了。
冬季锻炼时的防寒，至少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低温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古人说的“冬日晨练。必待日光”，其中就有“避寒”的意思。现代气象学研究证实，每天的日最低气温一般出现在凌晨5时左右。冬季的此时，尚未日出，天气非常寒冷。此时外出锻炼，易受“风邪”侵害，极易患伤风感冒。也易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病症：身体的外露部位，如手部、脸部(尤其是双耳)，也易受冻。一般待太阳出来半个小时后，晨寒就开始缓解。其次，低温环境下锻炼，很容易出现“副效应”，有违锻炼初衷。研究表明，在寒冷环境下进行长时间运动(如长跑等)，体温散失过多，会出现头晕、协调能力下降、步履不稳等征象。此外。低温环境下，人体各器官系统会出现保护性的收缩，肌肉、肌腱和韧带的弹性和伸展性也会降低，锻炼时，容易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
冬季户外锻炼，必须注意防寒抗寒，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实施。
(1)选择适宜的锻炼时间和锻炼环境。阴雨、雾、雪天不适宜户外锻炼(可改在室内或阳台上)；晴日时，必须日出之后再出门；有风之时，应注意选择向阳、避风的地段。
(2)锻炼前注意“热身”。尤其是大运动量锻炼前，可通过慢跑、徒手操和轻器械的少量练习，使身体发热微微出汗后，再投身到正式锻炼中去。
(3)穿着要适宜，除汗要及时。刚出门，要多穿些衣服；热身后，可脱去厚衣；锻炼后，应及时把汗擦干，随即穿好厚衣。衣服要轻软，不能过紧。
(4)在户外使用健身器材锻炼，应避免直接跟皮肤接触。因为气温降至零下后，人体皮肤接触到冰冷的金属，很可能造成粘连，直接带来伤害。此时，应戴上手套。
婚姻的质量 篇5
一、“无悔”时代下的知青婚姻
对这些“无悔”时代下的人,影响他们婚姻的因素有哪些,结果如何?本文对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研究文献和访谈资料根据一个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梳理。
(一)上山下乡
20 世纪6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在国家的力量下,近2 000 万知青接受了“自愿和非自愿”(刘小萌,1998)的集体迁移,来到了农村,对他们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1.精神上的冲突
与物质匮乏并存的是精神的匮乏和内心的失衡给知青带来的压力。在熟悉生活的突然中断带来暂短的新鲜感的同时,陌生的环境给这些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迷茫和不知所措。对于群体打击最深的就是群体目标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群体间的内心失序与不平衡(吴艳红,2007)。
一位进山的知青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我常常感到山要倒下来,压下来,把我压得粉碎。我感到一种从未有的恐慌,我能从这里走出去吗。”(刘中陆等,1995)去云南的四川知青也提到刚到时,觉得“一种对未来命运不可知的惶恐攫紧大伙的心”(红土热血,1991)。
一位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也是这样说的:“大家都觉得无中心无目的无领导,都不满足现状,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过去习惯了家长和学校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只要学习努力就行了。在此落户,三分钟的狂热一过就苦闷彷徨,怀念遥远的过去而不能正视眼前的一切。”(姜昆,1996)
可见知青下乡后内心要比同时代非知青要受到更多的打击,他们经历了非知青未曾经历过的“失望”。开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等到自己到了农村,想象的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开始失望。另外由于刚下去时候都是小孩子,年龄都还小,没有考虑很多,但是下乡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问题会出现,这种失望会进一步加深。
2.城乡差异
这些从小就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对于农村是排斥的,开始所想的美好情景并没有实现,知青和当地百姓还是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原农村当了近三年知青的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过,农村是一个很感性的、美化的世界,农村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农村是一切生命的根。我当年正是在黯淡的心情、强烈的青春期忧郁中,对农村的环境、自然的方式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姜迅,2004)
城乡二元的分隔造成了二元的择偶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知青下乡时基本上都是连同户口迁到了农村,虽然父母都是城市人,自己也曾经是城市人,但下乡之后毕竟变成了农业户口,刚下乡时有的虽说才十几岁,但几年之后也到了谈婚论嫁年龄(赵文远,2007)。
因为农村的现实情况,与知青的想象巨大差别,再加上城乡间的文化差别。这样就有一些人会在婚姻的问题上提醒自己不能在农村结婚,因此在农村结了婚的话,会增加回城的难度,也就意味着是在农村一直扎根。
“他有一线希望,他又没结婚,他可以调回去,结了婚是没办法了。我发现在那儿,在同学中也好,形成一种信任,同学中的友情,这是最彻底的,这个特别重要。插队生之间,即使工作,结婚的也不多。”(访谈资料ZSS)1
3.农村结婚
下乡的知青们有的虽已下乡几年了,但不知何时能回到城市,到了连晚婚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只好在农村结婚(赵文远,2007)。这是十分朴实的话,也会有一些人在农村结婚。
农村“文革”中下乡插队女知青迫于沉重的劳作、生活的孤寂,不良出身的精神折磨与心理的失落,多有与贫下中农子弟缔结姻缘者,这种畸形的婚姻罕有爱情浇灌出的甜蜜之花,不可胜数的是求生欲望驱策下的被动选择所酿造的苦果。“文革”中与农民结婚而名声鹊起的女大学生白启娴,曾被树为“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知青楷模,其实际生活却无疑是一场悲剧(刘小萌,1994)。
一个在农村结婚的知青风趣地拿自己打了个比喻:“像我这样的‘王老五’,搞政治、走当官的路不行,回城,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在这种压抑、苦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愿意跟我谈恋爱,我是容易接受的,哪里还考虑什么其他啊,什么歪瓜裂枣都可能接受。”(常京风,1996)
“嫁给当地人,是生活所迫,我估计这种情况,她跟北京家里没有什么感情,家里也困难,算了吧,就在村里呆着,我也不回北京了。肯定有这种情况。”(访谈资料ZSS)
对于回城的希望也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再加上现实的困苦处境,有些人选择了在当地结婚。刘小萌认为这些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们等到政策的再一次转变时结局也将是苦果(刘小萌,1995)。
(二)回城
在70 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的背景下,情况就非常特殊了。知青返城像潮水一样不可阻档,离婚屡见不鲜、弃婴时有发生,回到城市后又开始了结婚的。
1.结婚年龄
在文化和二元择偶的结构下,造成婚姻悲剧和家庭分离,痛苦最多的是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知青告诉自己不能在当地结婚,这样就不能回到城里,从而导致他们结婚晚。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三届”谈起他们的婚姻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真佩服那些女的,硬是不结婚,返城的时候都三十出头了(常京风,1996)。“我觉得响应号召吧,这几项全赶上了,上山下乡也响应、晚婚晚育、工作各方面,上大学也上不上,咱就自己在底下学吧!”(访谈资料WH)
正像被访者WH所谈到的晚婚政策的实施,还有那些因为不想扎根在农村,不想在农村结婚的人,在这样的政策和思想下,这一批人的结婚年龄相对于那些没有知青经历的人差别如何?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知青的结婚年龄要比非知青高。
2.择偶认识方式
传统的择偶途径可以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人经济独立性的加强,以及社会交往面的不断扩大,都潜在地加大了青年男女之间相互认识的机会,而且现代婚恋观强调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方式。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年青人会不会遇到不一样的情况呢?
那些在农村没有结婚一直等到自己回城后的人,一方面由于是年龄大;另一方面是在于和其他的成长的群体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记忆,因此更倾向于找知青或者懂知青的人。
由于共同的下乡经历,在知青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体,对于有知青经历的人更能够认同,知青偏向于找有知青经历的人,自己找来获得婚姻。因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配偶的选择方式上,知青更倾向于自己认识。
3.离婚
留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中,等到政策松动,其中一部分人为了能够回到城市,放弃了农村的家庭和孩子,导致了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离婚率。
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已婚的人不能回城,那就解除婚姻好了。于是5 天之内,有3 对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回城的希望,3 000 对夫妇的婚姻在法律上宣告破裂。从一般意义上讲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还有相当的市场,离婚就更加地不容易(常京风,1996)。但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则显得十分的合理。“至于说‘老三届’返城之后离婚的多,这也很正常,环境完全变了嘛。恋爱、结婚的时候是那样的环境,返城之后,促使他们结婚的环境不复存在了,离婚现象也就出现了。”(访谈资料SY)
“后来我还庆幸自己,没在当地找,结婚以后,不是说一个、两个孩子,而是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孩子生,那不是把自己毁了?如果说真在当地结了婚,我也不能要那么多孩子,本来就穷,还穷生。”(访谈资料WH)
一方面知青要回城,摆脱这些痛苦,尤其是那些在农村和当地人结婚的知青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离婚;另外一个方面城乡的本身文化差异,造就的这样的婚姻就是有巨大差别的,会对他们的婚姻美满有很大的阻碍。因此提出自己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知青要比同时代的人离婚的要多。
二、样本与测量
本文数据是采用2008 年北京大学的1“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成人问卷部分上海数据,共计1 766 个样本,其中853 名男性,913 名女性,1 532 个已婚对象。
(一)知青样本的测量
实际操作中,问卷中并没有关于是否是知青的题目,本文利用“是否有下乡插队、参加建设兵团、或下放到干校的经历”作为判断是否为知青的依据,2008 年上海的调查有170名知青,占到总样本的12.84%。
(二)影响知青婚姻的因素
1.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初婚年份减去出生年份生成”知青初婚年龄”。在上海的样本中有知青经历的人平均结婚年龄28.5 岁,而同时代没有上山下乡的人结婚岁数为24.8岁,知青比同龄人高了3.7 岁。
2.配偶认识方式
本文将择偶方式分为“自己认识”(包括在学校自己认识、在工作场所自己认识和在其他地方自己认识)和“介绍认识”(经亲友介绍认识、经人或婚介机构认识)。在知青中“自己认识”占到36.53%,介绍的为63.47%。而同时代的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更多的是介绍认识的,占到76.11%“,自己认识”仅为23.89%。
3.离婚数
测量离婚率的变量是利用问卷中题目“您有过几次婚姻?”结婚次数超过一次的是离过婚的。知青为了回城抛弃家庭、和配偶离婚,回城知青高离婚率这一点在数据上也得到反映,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结婚一次以上的为3.09%,要比没有知青经历的人离婚率高0.48 个百分点,但是比率较低,还需下面的进一步检验。
4.控制变量
模型还有一些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年限,为了测量“血统论”对于知青的婚姻的影响,加入了家庭成分。在问卷中,题目是“文革时期,您的家庭成分是什么”。最后呈现的是很多类别,将“工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等”为第一类,“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等”为第二类,“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富农、地主兼工商业者、职员兼地主、破落地主(破产地主)、反动富农、旧军人、其他”为第三类。
三、实证结果
在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分析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使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技术,在控制其他因变量的情况下,来考察知青经历对于婚姻的影响。下页表1 是看是否有知青经历与他们的“初婚年龄”、“认识方式”、“离婚”是否有联系,知青经历是否真的会影响到婚姻的这些方面?
(一)初婚年龄模型
下页表1 数据显示,是否是知青对其初婚年龄的影响显著,证实了假设1,知青的结婚年龄要比非知青的结婚年龄大。在文献中,大家都会说在农村不愿意结婚,要等到回城后才考虑,怕自己就这样就回不到城市了,从数据来看知青的初婚年龄要比其他的要大2.36 岁。
性别变量也显示了那个时代男性的结婚年龄要比女性的结婚年龄高1.7 岁。教育年限也对这批人的初婚年龄产生正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年龄越大,如高中职高类的要比初中学历的人结婚年龄大1 岁,大专以上的要比初中学历的大2 岁。同时这个模型也验证了前面文献中所说的血统论思想,成分变量在这里显著,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初婚年龄,尤其是在成分二中呈现显著关系,即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这些人比成分一,工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结婚年龄大。
(二)初识方式模型
从下页表1 中可以看出,是否是知青变量对于初婚方式的选择影响显著,知青通过介绍认识的发生比是同时代非知青的0.6,证实了假设2,知青要比同时代的非知青更倾向于自由认识。其中共同的生活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我和爱人分配到一块,分配到省运公司。也插队的,在一个县,不一个村。工作分在一块认识的。”(访谈资料ZSS)
学历对于初识方式的选择呈负向影响,即教育水平高一级这批人更倾向于自己认识,这也许与受到学校教育思想的影响,另外是在学校自己认识的机会更多。
(三)离婚模型
是否是知青、性别、年龄、教育对于离婚影响不显著,这些因素与是否离婚间差异不显著,推翻了假设3,是否是知青并对其离婚与否并没有关系。这与文献中大量论述知青离婚数量多,返程三部曲“离婚、弃婴、待业”中的离婚并不相符。
“离婚率并不高,全是老三届给保障的,老三届离婚率最低,结婚人数最多,离婚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受的还是传统型教育,把婚姻真正当成一种大事。要是真是看谁不合适,也是为后代,真正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访谈资料ZSS)
即使会有思想不同,但是生活在一起产生感情,并且大多数还是将爱人从农村带了出来,在他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思想中,婚姻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因此并不是为了回城而离婚。
通过上面的三个模型,已经可以判断,在初婚年龄和认识方式上,是否是知青都有着显著的相关,是否是知青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有过知青经历的与没有的差异到底在哪?知青经历是否会影响他们生命历程?进行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模型,模型将知青与非知青样本分离开来,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个群体的差别,同样时代下的年轻人因为不一样的经历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生命历程,结果如下(见表2)。
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p<0.01，**p<0.05，*p<0.1。
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p<0.01，**p<0.05，*p<0.1。
(四)初婚年龄差异
表2 中模型4、模型5 看出在初婚年龄的差别上,知青因为被送到了乡下,原本可以在城市结婚的年轻人却变得不一样。性别上,知青与非知青都呈现显著相关,男性知青比女性知青的初婚年龄会大6.7 岁。因为男性耗得起,但是女性却不同,访谈资料可以看出这一点,而非知青的男性比女性初婚年龄大5.2岁。
“那时候和当地人结婚的女生也特多。我估计有的就是解除自己的困难,就像我说的那个,举的例子,解除自己的困难,自己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这儿嫁出去了,就有人管了,这是一种。再一个,自己也就这样了,什么名啊、利啊也没有了,在这儿呆一辈子,赶紧结婚嫁人,省着家里惦记着,这是一种。觉得有的是改变当地面貌,我觉得像这样的少,真少!因为那点儿太穷了,你觉得你应该和当地人一块儿吧,可是当地人好像没有这种想法。”(访谈资料LJH)
学历上不管是知青还是非知青都显著相关,但是却有着巨大的不同,非知青的教育对结婚年龄的影响比知青大。知识青年因为这样一场运动,中断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都大了,三十多了,再高考,已经丢了十几年,只有特有毅力的人自学参加考试,我就没有那个毅力了,已经没有那心气了。”(访谈资料BLZ)
知青成分与其初婚年龄有显著关系,成分为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的知青比成分为工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的知青结婚年龄大。但是对于城里知青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五)初识方式差异
表2 中模型6、模型7,看出知青的初识方式与性别、年龄、教育、成分都没有显著关系。“我的同学没有和当地人结婚的。周围有个和当地结婚的,但是,有个供销社的,找个当地的。还有个,结了,参加工作以后,在西安找个当地,都是分配工人了,插队时候没有。”(访谈资料SY)
但是非知青的初识方式与教育显著相关,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介绍认识,这就是知青与非知青在初婚方式差异的原因。非知青因为没有知青这样的经历,年龄变量对其认识方式没有显著关系,但学历因素影响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最后一个知青》作者牛伯成在序言中说的一段话很有概括性:“知青是一个整体,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遇到了知青,人也显得亲近。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有着人生的同感,那段生活给我们的印记太深刻了,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都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牛伯成,1998)
由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婚姻受到了国家的变革的深刻影响。一般认为,婚姻是个人性的行为,在国家主导的上山下乡运动之下,变为国家政策和历史大环境的产物。知青的结婚年龄,原本是一个个体的自由决定,但在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的强制作用下,明显推迟了他们的结婚年龄,造成知青的结婚年龄比同龄非知青大2.36 岁。
随着在上山下乡的时间增长,对他们的影响则会更加严重,在农村的时间越长,要等的会等更多的时间,初婚年龄会同比增大。年龄大的知青,已经对回城没有信心了,因此年龄的增加,能够等待的成本越高了,最后会妥协在农村和当地人结婚。另外一个婚姻重要标准———择偶认识方式,知青要比同龄非知青更倾向于介绍认识,知青因为知青时期的经历,比平常人高的年龄,让他们要找到和自己有共同的话语、经历的人趋使他们自己寻找恋人。这样一群年青人,这样一段知青经历,没有与那些在城里同龄人一样的机会,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婚姻的年龄、配偶的认识方式、结婚的地点等因素,而是他们的生命历程。
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运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以及对知青的访谈材料,试图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对于知青生命历程(以婚姻为例)的影响效果。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婚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群体,初婚年龄与认识配偶的方式,都明显与同辈人不同。
婚姻的质量 篇6
(一) 婚姻的属性
1.婚姻的自然属性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 婚姻家庭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一直保持稳定的存在, 是因为它是满足人类自然需求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正体现了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
2.婚姻的社会属性
人类满足其自然需求的形式存在多种可能性, 但最终婚姻家庭获得社会制度的认可, 成为两性结合并繁衍后代的主导形式, 这体现出婚姻家庭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最终, 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 社会属性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这与人的社会性本质是一致的。
二、《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正面效应——体现出务实与进步性
尽管新婚姻法解释饱受争议, 社会大众对其褒贬不一, 笔者认为, 新司法解释的还是体现出了明显的进步性:
首先, 着重解决了财产纠纷的问题, 重视了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在解释中尽量从男女平等的原则、照顾个人所有权的原则出发, 完善了对财产的保护规定。婚姻法规定, 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 而解释把这个内容更加具体化了——婚前房子、婚前的存款也是个人财产, 是受法律保护的, 并不会因为结婚就变成夫妻共有财产了。这有利于打击借婚姻为名而目的是骗取对方财产的部分拜金女或者拜金男, 也有利于促进男女的平等。从社会长远发展和婚姻稳定的角度来看, 法律规定婚前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 是社会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其次, 《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对净化婚姻伦理有促进作用, 通过一定程度上解除婚姻的财产功能, 让婚姻的缔结更注重感情基础。司法解释堵塞掉了一些通过结婚“致富”的可能性, 即排除掉了一些通过婚姻形成共同财产的情形, 在塑造新的人际伦理方面有积极意义。
最后, 它强调了个人的独立和权利意识。本次的司法解释又朝个人独立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是, 那些对婚姻和家庭抱有传统期待的人, 或许会无所适从。这就告诫人们在缔结婚姻前, 对婚前个人财产婚后如何分配要有明确想法, 只有这样, 有朝一日真的需要求助于司法系统时, 得到的才不会是失望。
三、婚姻应是具有伦理性、身份性的契约关系
(一) 婚姻应是一种契约关系
婚姻本身有很多内涵, 也可以有多个观察的视角。但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婚姻关系始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 提倡夫妻自主协商和约定婚姻内事务, 并承认夫妻合意离婚的法律效力;又因为婚姻本身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生理基础和社会风俗尤其是现代法律都足以使当事人明了结婚的意义, 大致推定彼此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所以从宽泛的意义来讲, 婚姻关系中存在身份利益、情感利益的交换。据此, 婚姻符合契约概念的核心含义, 可以在法律上作为契约进行处理。
(二) 婚姻应具有伦理性、身份性
两性关系绝不同于以理性的物质利益交换为主的商业关系, 它含有深刻的精神内容和伦理色彩。因此, 婚姻不能回避社会道德规范, 在引导、保障婚姻关系符合当代文明时总是要面对与道德合理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 既不能放弃婚姻关系所涉及的善良风俗, 又不能与道德规范无所区分。
四、从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中得到的启示
从婚姻法的规定中, 笔者明白在婚姻领域中一定要坚守婚姻的伦理性和身份性, 不能使之商业化, 与民法中的契约等同看待是万万不可的。随着《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的出台, 社会上的声音褒贬不一。我们不应只抓住《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的弊端不放手,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从哪些方面来努力。
(一) 重构婚姻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和完善契约制度
伦理也是更多的强调个人, 个人反省, 个人羞耻, 个人的趋善避恶, 讲究自律、自省。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必须充分的考虑身份性和伦理性, 体现婚姻法应有的立法价值取向, 即利他奉献, 以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维持婚姻和谐为宗旨。
《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的出台, 如此广受关注和反响之大, 正说明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彰显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婚姻法虽凸显身份伦理性, 也具合意的契约性, 特别是涉及的财产关系, 这次解释为完善婚姻的契约制度, 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婚姻要长久, 家庭要和谐, 必须要重构婚姻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
(二) 增强性别、理性意识
《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中的第十条内容的规定就是性别意识不足的体现。因为能婚前购买房屋的往往是男性, 这是由于歧视女性的男权文化让男性拥有比女性更多的机会和路径, 他们比女性更有能力买房子。笔者认为, 应大力倡导与积极推动将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原则纳入家事立法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环节中, 在制定及实施家事立法与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其对女性和男性各有什么影响, 关注性别差异及女性的特殊需求, 重视对少数、边缘及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以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三)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是很不健全的, 国家虽然一直在大力的投入发展这项事业, 可效果在婚姻家庭领域还是很不尽人意的。若然不是这样的话, 《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的出台也不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尤其是这次的司法解释一出, 有关房产问题更是让未婚的不敢结, 已婚的不敢离了。因为我们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使大多数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都抱着以房养老的态度, 要是离了婚还没有了房产, 生活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甚至会连容身之所都失去了。使得要离婚的夫妇都会上演“房产争夺战”。
参考文献
[1]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50.
[2]潘允康.家庭社会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6:80.
[3]何玲.婚姻家庭法之比较[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10.
婚姻的质量 篇7
关键词：婚姻,婚姻法,妇女地位,男女平等,婚姻家庭关系
0引语
婚姻作为人类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一直被视为甜美与幸福的象征。作为具有维系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法律, 也通过对婚姻的规定, 来确立婚姻制度行之有效的规范, 以确保婚姻双方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和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的稳定和发展。1950年的《婚姻法》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最为重要的法律规定之一, 不仅仅维系和巩固了建国初期革命的成功果实, 更是解放了千百年来被压榨的妇女, 实现了我国婚姻制度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巨变, 对我国现代婚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深深的启示。
1 1950年《婚姻法》颁布的背景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 是伴随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和悲惨的妇女地位而开始的。首先, 大量的封建残余的存在导致中国妇女没有婚姻自由。包办、买卖、童养媳、早婚、重婚、纳妾等是当时最主要的婚姻形式。“包办买卖婚姻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便是助长了童养媳习俗。许多经济困难、生活穷苦的农民怕儿子长大了娶不起媳妇, 就去那些生活更为穷苦的家庭抱养童养媳, 特别是广东省等南方省份童养媳极为普遍。”
其次, 广大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独女地位低下, 生活困苦, 完全没有人格尊严和幸福可言。受到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式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不论是在接受教育方面, 还是在生活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慰藉方面, 妇女均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平等权利, 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例如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 广大妇女承担着家庭里的主要生产和劳务, 却没有任何地位, 享受不到本该有的幸福生活, 经常受到丈夫的虐待。
最后, 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还造成很多妇女生活极度困苦, 导致了大量的伤残甚至死亡。1951年《南通专区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检查报告》曾报道该区存在3万多童养媳, 且普遍过着饥寒交迫的可怜生活。“根据河南省对16个县和郑州市、开封市的不完全统计,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 有77个妇女因要求离婚而遭受开会批斗、扣押、吊打, 结果被迫自杀, 还有45个妇女因不满旧式婚姻而被丈夫或婆母杀害。”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当时妇女的悲惨境遇, 她们急需正常合理的婚姻制度来改变这种生存境地。
也正是因为这浓厚的封建残余和旧时代妇女的卑微地位与悲惨生活,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也正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了。
2 1950年《婚姻法》的内容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全文分为8章, 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 共27条。“核心法律精神是侧重于调整婚姻关系, 以法律制度肯定女性应有的家庭与社会地位, 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政治经济权益。”
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主要体现了立法精神的以下几个原则。
(1) 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原则是指结婚双方当事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对象和伴侣, 根绝个人的意愿来确立婚姻关系, 不受任何人的强迫和干涉。结婚双方的青年男女享有选择自己伴侣和对象的权利, 即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得加以干涉。其实我个人最为欣赏的还是对于寡妇的权利的保护。受到千百年来程朱理学的影响, 寡妇再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件讳莫如深的大事。寡妇作为身份地位特殊的一类妇女, 一直享受不到任何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基本处于“行尸走肉”般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历史上, 也不乏寡妇再嫁而遭遇非议甚至迫害致死的案件。新《婚姻法》的颁布无异于解放了她们囚禁的灵魂, 再次赋予她们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2) 一夫一妻的原则。一夫一妻原则指的是婚姻双方的当事人都只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对象和伴侣, 不得享有两个或者多个伴侣。1950年《婚姻法》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对于婚姻法实施前的重婚、纳妾和童养媳问题的处理是“对于婚姻法施行前的重婚、纳妾, 一般的可以‘不告不理’;但女方提出离婚或其他合法要求时, 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在最基本的法律规定上, 一夫多妻制便已经站不住阵脚。被迫做妾或者童养媳的妇女都有权利去要求离婚, 追求自己的新生活。
(3) 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女平等原则是指婚姻双方的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享有平等的权利, 履行平等的义务。这样便从制度上便保障了男女实现平等的基础, 有助于妇女进行离婚、恋爱等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权利, 引领妇女走出家门, 参与家庭和社会的建设, 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上都树立了社会主人翁的地位。
(4)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溺婴或其他类似的犯罪行为, 严加禁止”;“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夫对于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前妻对于其夫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 不得虐待或歧视”。这些规定都从根本上对妇女和子女的权利进行了保护。但是我想,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毕竟这些规定还是作为妇女地位平等的进一步强化和结果而体现的, 没有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 是难以谈及这些的。因此, 1950年《婚姻法》最核心的内容便是提高妇女地位, 追求妇女的幸福生活。
3 1950年《婚姻法》实施的现状
“毛主席说的好, 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确实在当时的社会掀起了社会主义新社会婚恋观和家庭观的新风。“在党政机关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 学习和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在全市迅速开展起来。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通过学习《婚姻法》, 提高了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 纷纷起来向传统的婚姻思想和婚姻习俗作斗争, 努力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代表着社会新生力量的青年男女开始热烈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 冲破封建社会的桎梏, 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和伴侣。“一九五○年五月至十月, 北京市自由结婚的有六千六百八十六对。”“据1952年1月至11月份统计全市结婚的一万八千三百五十四对, 较去年 (1951年) 增44%。其中经过恋爱的九千一百五十七对, 占结婚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经过父母主婚子女同意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对, 较去年减少190%。丰台区上半年自由恋爱结婚的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9.4%。”尤其是江苏省的吴元益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热潮。政府有关吴元益的回复可作为风向标来解读, 因为从那之后, 吴元益终于可以携手和心爱的姑娘喜结连理, 新中国大地上更多的吴元益终能携手相爱之人, 并相伴一生。在追求自由恋爱之时, 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众多男女, 纷纷向政府司法机关提出摆脱痛苦婚姻的要求, 致使离婚案急剧上升。根据北京市妇联服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离婚方面有不少男女突破了封建的束缚而获得解放。全市经调解没成立离婚的二千一百零九对, 较去年增加22%, 其中女方提出的一千三百八十四起。占成立离婚之总数66%。在成立离婚中, 由于包办重婚感情不和或因虐待而离婚的一千九百四十八对占总数92.3%。寡妇结婚的在十、十一月两个月有二百四十八人, 只就东单区一个区, 寡妇结婚的就有五十七人, 有的守寡到十四年甚至十八年。她们拿到婚书很高兴。”新的《婚姻法》无异于赋予了广大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人们一道曙光, 激励她们重拾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她们终于得以第一次敢于对封建婚姻说“不”, 发出自己内心最诚挚的呐喊。总之, 1950年《婚姻法》赋予了人们追求婚姻幸福的权利和承担起婚姻的义务, 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促进了新型婚恋观念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形成, 也对建国初期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 新《婚姻法》在实施过程中, 还是具有很多相当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造成了大量妇女的自杀或者被杀。这首先体现在很多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性, 尤其是纳妾或者具有童养媳的传统男性, 对此有相当强的抵触情绪。很多男性对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还是采取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作风, 进行辱骂殴打等暴力手段, 一些女性因此重伤, 还有些因不堪其辱而选择自己结束生命。“海淀区程淑芝因媒人从中取利, 父母包办结婚后, 一向不满因小事跳井自杀身死。前门区刘亚容在外边相识一男友, 竟被其父限制她的行动自由, 因而自杀。南苑区孙淑兰因丈夫不务正业, 二人经常吵架, 一次为此回到娘家意欲离婚, 而其父怕人耻笑, 终迫她回婆家后跳井自杀 (遇救) 。”正是这些阻碍新婚姻的最顽固力量造成了最主要的无辜伤亡。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出现在广大干部领导身上。一方面是某些干部领导对工作草率鲁莽, 有些干部甚至认为:“本单位没有问题, 开展运动是小题大做”。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下, 他们对新《婚姻法》的宣传严重不到位, 对很多方针政策宣传不到位, 致使普法运动没有取到应有的效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很多干部领导自己本身就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 对新《婚姻法》本身带有仇视排斥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宣传法制, 更是对法制宣传的破坏者和阻挠者。这些干部领导在自身工作的同时, 就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对广大妇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法制宣传造成的恶劣影响, 甚至超过那些顽固的封建传统分子。
4 对1950年《婚姻法》的评价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 彻底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确立了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为原则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这部法律既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婚姻家庭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又适应全国解放后统一改革、规范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作了重大创新与发展。虽然其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法, 但其根本宗旨是引导、推进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因而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 对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是, 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看待, 都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综合评价, 采用辩证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落实不到位, 落实中出现变质, 既是当时《婚姻法》的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也是我国当今社会依旧出现的顽疾。从这个方面讲, 新《婚姻法》又成为了摧残很多妇女健康和生命的利器, 造成了大量的惨不忍睹的悲剧。它的真正贯彻和执行, 都是踩着鲜血而进行开来的。另外, 从内容上看, 还是带有当时时代的局限性, 过多的侧重于对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的追求, 这虽然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 但是在很多方面例如继承收养等都还略显单薄, 深深带有当时整个时代的烙印。总体来讲, 1950年《婚姻法》是瑕不掩瑜的, 其总的出发点是相当好的, 是那个时代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壮阔的人权宣言之一。
5 1950年《婚姻法》对我国现代婚姻的联系和启示
在2011年最新的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一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法条的初衷是确保男女平等的原则, 力求实现男女双方在婚前经济和地位平等的原则, 这一点很类似于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其本质上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 却又发生了大量的女性一方要求在房产证上加名字, 针对房产证的名字问题又引起诸多争议甚至婚姻告吹, 更有甚者, 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因为这一条而被活生生破坏。这一点是始料未及的。就像1950年《婚姻法》一样, 在实施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变质, 因此就一定要充分调研, 针对出现的问题早预防早准备。曾经《劳动合同法》就面临过这样的困境, 本意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却造成大量劳动者的失业和被辞退。针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解决还是要缔结婚姻双方开诚布公的进行交流和沟通, 同时需要社会和政府机关的监督工作, 以使法律本身的初衷落实到位。
另外一个影响当今婚姻问题的是“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当今中国很多强势的女权主义者总是认为社会资源在男女之间分布不均, 她们总是积极地把女权拉到最高, 却也连带造成一些双重标准的价值观。从表面看来, 女权主义是一件好事, 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 但是实际上, 在现实生活中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一样走向了极端, 刻意强调女性的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实际上类似于曾经1950年男权主义, 父系和夫系社会的现象一样, 对于这种新型的男女关系, 还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和研究, 以确保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
6 结语
作为我国婚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1950年的《婚姻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虽然具有一定的不足, 但是瑕不掩瑜, 它对于摧毁千百年来传统婚姻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家庭关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并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深深的启示。我们真诚的希望, 1950年《婚姻法》对于我国现代婚姻制度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借鉴其经验, 汲取其教训, 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婚姻的质量 篇8
一、无效婚姻的概念
无效婚姻并不是一种单独的婚姻种类, 而是在民法理论中用以说明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概念, 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结婚是确立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 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 只有具备法定实质要件和通过法定程序确立的男女结合, 方为合法婚姻, 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无效婚姻不符合这样的要件, 因此属于无效的婚姻关系。
各国亲属法在明文规定结婚的法定条件的同时, 大多设有无效婚姻制度, 以此作为避免和处理违法婚姻的对策, 确保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付诸实施。无效婚姻制度与有关结婚条件、结婚程序的规定一道, 从正反两方面构成了结婚制度的完整内容,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二、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
《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 (一) 重婚的; (二)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 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 未达法定婚龄的。”这四种情形是法定的无效婚姻事由。
对这一规定, 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 这里规定的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是全面列举, 因此仅限于列举的情形为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至于其他如无婚姻关系的虚假结婚、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等, 都不能作为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 不得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第二, 这里规定的无效婚姻法定事由是相对原因, 而不是绝对原因。在婚姻关系成立时存在婚姻无效的法定事由, 而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已经不具备该事由的, 其婚姻已经由无效婚姻转化为有效的婚姻关系。这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1. 重婚
一夫一妻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法》第2条第1款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因此, 任何人不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 有配偶者在前婚未终止之前不得结婚, 否则即构成重婚, 后婚无效。
重婚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两种。无论哪一种, 都构成婚姻无效的法定理由。
2. 当事人为禁婚亲
《婚姻法》第7条第1项规定,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凡属上述范围内的亲属, 无论是全血缘还是半血缘、无论是自然血亲还是拟制血亲, 都不得结婚。
3. 当事人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
《婚姻法》第7条第2项规定,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禁止结婚。例如, 患麻风病未经治愈等。这项规定比较抽象, 应当由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禁止结婚疾病的明细表, 根据这些规定确定是否应当宣告婚姻无效。
4. 未达法定婚龄
《婚姻法》第6条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2周岁, 女20周岁。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 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应当依法获准。
三、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一) 对当事人的法律后果
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 对于当事人的法律后果就是婚姻关系自始无效。《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 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所以,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 效力溯及既往, 从婚姻关系开始的时候起, 就不具有婚姻的效力, 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 相互不享有配偶权, 并且自始不享有配偶权。
(二) 对子女的法律后果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 其婚姻关系为自始无效, 而对无效婚姻关系或者可撤销婚姻关系中父母所生育的子女却不认为是非婚生子女。依法理, 合法婚姻关系以外的男女两性行为所生的子女, 为非婚生子女。但是, 为了保护子女利益, 法律应当规定子女的婚生地位并不因父母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被改变。
正是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 我国《婚姻法》的12条规定:“当事人所生的子女, 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因此, 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 该婚姻关系发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并不因此改变, 子女仍然是婚生子女, 发生父母子女的亲权或者亲属权。同时, 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当事人必须妥善处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当事人不能就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达成协议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三) 对财产的法律后果
由于无效婚姻关系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 因而原则上不能适用夫妻财产制的有关规定。同居期间的财产已经形成共有的, 应当按照共有的一般规则处理;没有形成共有的, 则按照各自的财产归个人的原则处理;无法确认财产所有的性质的, 按照共有处理。
结语
尽管双方当事人的结婚合意是婚姻的本质, 但是, 结婚的合意必须经过国家的确认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 因此, 合法性是婚姻的实质要件之一。如果婚姻不具有合法性的要件, 就不能发生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 不能发生婚姻的法律后果。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结合, 应当依法予以宣告无效。所以, 无效婚姻制度就是维护婚姻合法性的必要制度。
摘要：无效婚姻是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 因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本文对《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无效婚姻的规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需要经营的婚姻就不是好婚姻 篇9
她还恋眷那美好岁月,不甘心把青春言情剧演成三流伦理剧。“到底该如何经营婚姻呢?”她向我求教得何其恭敬。我愣了半响,忽然笑起来:“婚姻用得着经营吗?”
事业需要经营,因为事业是人的立身之本。钱难赚屎难吃是普遍定理,连流行歌曲都在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学业也要经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得不断与自己的惰性、软弱斗争,才能到达百尺竿头,有机会更进一步。儿女当然更得经营,残酷一点儿说,生育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次投资,成本无限量,收益——如果成功,也是无限量。
而经营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虽说女大当嫁,但婚姻只是一种生活模式,选择它,是为了增加幸福,以及以两人之力共同抵御风险。于是,结婚往往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遇见了,喜欢了,愿意与对方试试家常日子的滋味;希望跟他生个宝宝,眼睛像他,眉毛像你;乐意喜孜孜把他带给亲友看,知道爱自己的长辈都会轻轻舒一口气。如此,走在—起。
人生漫漫长路,它应该是一个加油站,可以小作休息:抽支烟,喝杯水,脱掉高跟鞋,忍气吞声一天的身体从紧身衣里面释放,也许轻轻骂一句童言无忌的粗话——他会理解他会原谅,因为他比你更肆无忌惮。
而经营,就意味着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他手机上的神秘电话,你得旁敲侧击,他的狐朋狗友,你得尽在掌握,他的财政大权,你绝不能放手……上班还不过是四十小时工作制,婚姻却是24/7/365一生,这个劳动强度可太大了。
他们说,连生来是野兽的猫,在被驯养已久后,也能渐渐学会仰睡,把最柔软的肚皮暴露给世界,是一种全然的信任。而女子在婚姻里,还得像流浪猫一样警醒?那一份劳心费力,不累吗?辛苦至此,谈何幸福?伴夫如伴虎,身边人就是最大风险的婚姻,还能够共同抵挡外在的风雨吗?
就算铁了心要经营,该如何下手?他对你失去性趣,你便像杂志建议的,买几件放肆的内衣?渐渐到了肚腩比胸脯高的年纪,真是穿什么都不好看,前露后隐,正是为“自暴其丑”现身说法。
你是狮子而他是天鹅,或者你是公主,他是变不成王子的青蛙?那与其勉为其难,把婚姻变成阴森森的《敌营十八年》或者悲凉的《四郎探母》,不如“好好地说声再见”,把所有的时刻都变成—种无瑕的美丽。
为早睡迟睡、吃荤吃素、婆媳有理……争闹不休?连大学合住—个寝室,也会吵着闹着,情同姐妹,何况一段准备过一生的婚姻,自会切磋砥砺,渐入佳镜。
我对女友说:人生是一条舒缓的大河,好的婚姻,就是双溪蚱蜢舟,你们共处一舟,人手一桨,奋力向前,你累的时候他可以搭个手,他渴的时候你给他倒—杯矿泉水。你们共同应对生命中的惊涛骇浪,却不要成为彼此的腥风血雨。不必经营婚姻,才有余力和余裕,共同经营人生。
婚姻的质量 篇10
婚姻是进行人口再生产必备的社会关系, 它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社会意识形态也渐趋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下, 新型的婚姻观给传统的婚姻法律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等特征, 使得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始终落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调整最新出现的社会关系成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2011年8月13日, 最高法院推出了《解释 (三) 》, 其一经推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褒贬之言此起彼伏。面对各方的不同看法, 我们更应该从客观角度去理解《解释 (三) 》对婚姻问题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解释 (三) 》颁布前后全国各省的结婚登记数、结婚率、离婚登记数、离婚率等相关数据进行整理, 引入贫富等级因素, 运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 对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从数据统计角度分析《解释 (三) 》的颁布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以其显著程度, 从而对《婚姻法》及其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和施行提供借鉴。
二、关于《解释 (三) 》的现有研究
关于婚姻问题研究的典型先例不多, 且大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影响婚姻关系的因素进行分析。但《解释 (三) 》的颁布却引起了学者间的激烈争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婚姻家庭法专家夏吟兰在接受《东方早报》时提出:“第三次司法解释中19条有12条涉及财产, 正好回应了社会中存在的房价高企、离婚率上升、商品化关系下人情关系的冷漠等现实。这可以促进女人独立自主, 经济上不那么依赖男人, 是一种进步。”
但是, 也有学者持反对的态度。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副教授在他主讲的“中国家庭资本主义的号角—《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断想”专题讲座中提出, 当婚姻跟经济挂钩, 利益的趋势改变了原本以感情为纽带的纯洁, 男女在婚姻中的平等性, 如果以金钱来衡量, 那就只需要一台天平来称取铜臭味了, 这似乎成了对婚姻的亵渎。这将会成为威胁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
三、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简述《解释 (三) 》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一) 数据选择
1.从空间角度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 结婚数与离婚数的变换受男女性的平等程度、家庭规模、就业和失业情况、居民所受教育水平、早婚和晚婚情况、司法实践对离婚难易程度、民族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 大多影响因素具有稳定性, 在一定时期内不易出现较大变动。因此, 2011年8月13日颁布的《解释 (三) 》成为在这一时期内, 影响婚姻行为的主要因素。
2.从时间角度分析
通过查阅民政部2009年至2011年全国一至四季度结婚登记数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婚姻登记数从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不断升高, 至次年第一季度回落, 以年度为周期进行规律变动。
3.结论
为排除时间因素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季度因素的影响) , 突出《解释 (三) 》颁布这一司法实践对婚姻行文的影响, 选取2011年第四季度全国各省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和2010年第四季度全国各省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二) 配对样本T检验
1.提出假设
原假设H0:μ1=μ2;μ3=μ4
备择假设H1:μ1≠μ2;μ3≠μ4
2.数据分析
将收集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 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1) 由图1可知2011年第四季度结婚数、离婚数均大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结婚数和离婚数, 两组数据的标准差相差不大。
(2) 由图2可知, 两对数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2和0.994, P值皆为0.000, 说明两对数据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3) 由图3可知, 2010年与2011年第四季度结婚数的P=0.059>0.05, 因此接受原假设。2010与2011年第四季度离婚数的P=0.000<0.05, 因此拒绝原假设, 选择备择假设;均值=-4842.71, 说明2011年第四季度离婚数较2010年第四季度离婚数有显著的增长。
2011年第四季度结婚数较2010年第四季度结婚数没有显著性差异;2011年第四季度离婚数较2010年第四季度离婚数有显著性差异, 且出现显著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形成对于《解释 (三) 》的制定和施行情况的一般性理解:《解释 (三) 》针对婚姻行为当中的财产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解释和规定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但是就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收效甚微。
要使《解释 (三) 》真正发挥其作用, 还应加大宣传力度, 重视舆论引导, 倡导和谐社会, 使人人树立起法律意识, 一方面在法律的约束下负责任地履行婚姻责任和义务, 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摘要：2011年8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以下简称《解释 (三) 》) , 着重对婚姻行为引起的财产分配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和规定。本文通过对《解释 (三) 》颁布前后全国各省的结婚登记数、结婚率、离婚登记数、离婚率等相关数据进行整理, 引入贫富等级因素, 运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 对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从数据统计角度分析《解释 (三) 》的颁布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从而对《婚姻法》及其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和施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婚姻法司法解释,假设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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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苇.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构想[J].中国法学, 2000. (01) :87, 89-90.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