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审理

案件审理（精选12篇）

案件审理 篇1

一、合法性审查的同时, 加强合理性审查

一般情况下, 拆迁类案件审理并不审查其合理性, 但在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案件中, 基于该行政行为的特殊性, 直接决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所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裁决, 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自由裁量行为, 一旦被行政机关所滥用, 则不仅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将严重威胁行政机关执法的公信力。因此, 在此类案件中将合理性问题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十分必要。

淮安法院在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过程中, 立足于一个基本原则, 即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无达到滥用职权的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 能否实现居住目的。

拆迁补偿安置主要方式之一是产权置换, 但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确定的安置房源, 能否使被拆迁人实现居住目的, 有无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 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由于年龄较大或身体原因, 原被拆迁房屋系平房或其他居住较为方便的房屋, 但有时拆迁裁决却将其安置到较高的楼层, 且没有电梯, 严重影响此类人群的生活, 不能实现居住目的。淮安中院在2008年度审理的一起拆迁裁决案件中, 即以此为由撤销了行政机关的裁决, 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类似于审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2. 是否严重影响被拆迁人原有正常生活水平, 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如法院在审理张某诉房管局不服拆迁裁决案件中, 经审查发现张某系下岗工人, 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其在原居住区附近的一个菜场里做一些小生意, 但房屋被拆迁后, 在原地也有安置房源的情况下, 裁决却将他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小区, 小生意已无法继续, 导致其丧失收入来源,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张某也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和收入来源, 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房管局的裁决行为已经达到了滥用职权的程度, 存在合理性问题, 遂依法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其行政行为, 重新作出裁决。

3. 有无其他属于合理性范畴且显失公正的。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其行政行为在同等条件下的平等性, 拆迁案件也不例外。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 比如拆迁裁决, 该裁决在对待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时, 应该是同等的, 法院在这一点上的审查也更多地是考虑其平等性。如果行政行为的平等性受到挑战, 则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同样值得质疑。

审理中, 法院一旦发现案件存在合理性问题, 一般首先是与行政机关沟通, 建议其自行纠正, 然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果行政机关拒绝纠正, 人民法院则依法对其所作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判决予以变更。之所以对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案件很少采取变更判决, 就在于拆迁行为或拆迁裁决程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前期的拆迁许可、评估机构的选择和评估报告的救济、补偿安置方案的提供等, 且并非完全由行政机关来完成, 有好多程序和条件都要拆迁人来完成或提供, 因此, 法院只有在上述所有程序都很完备及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在给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之后, 才能迳行判决予以变更, 否则, 该变更判决似也存在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实体上的不合理性。

二、实体审查的同时, 强化程序审查

行政诉讼法规定, 行政案件审理需作全面审查, 似乎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淮安法院在审理拆迁案件中, 坚持实体审查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程序审查。

首先是强化前置行为的程序性审查。拆迁行为是一个系统行为, 通常一个行为之前会有许多前置行为。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如何审查前置行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淮安法院在审理中, 对这些前置行为按照“重大违法排除、可撤销保留”的非诉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因为“重大违法”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基本判断标准, 而一旦无效, 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均可否认其效力存在”。而可撤销行为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 应当保留其效力, 在对拆迁不同阶段的前置行为进行审查时, 不应予以否定。

其次是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拆迁案件中, 对被拆迁房和安置房的评估, 应该是拆迁补偿安置的前提和基础。评估机构委托人的确定是否合法以及有无给予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充分的救济, 可以说, 决定了拆迁行为尤其是拆迁裁决的合法性。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 一方面强调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 规范评估机构选择程序。另一方面, 虽然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至二十六条, 规定了当事人对估价报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和程序, 《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了拆迁或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相应救济程序, 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 许多被拆迁人虽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但却常常由于异议方式不当或评估机构、行政机关故意置异议于不顾而未能及时得到救济。作为后者, 显然应当作为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如果属于前者, 则主要审查其意思表示是否明确, 如意思表示明确, 且已向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提出, 而仅以异议方式不当为由而不予救济的, 应当认定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不作为,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之一。

再次是强化对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从这一点上来讲, 案件审理中更多地体现为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拆迁补偿安置中对于被拆迁房屋性质的认定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以房屋所有权证书上标明的用途为准, 所有权证未标明用途的, 以产权档案中记录的用途为准, 但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已持续营业一年以上的, 应当参照经营用房评估。上述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房屋性质及如何评估作出了规定, 但对具体如何参照评估却没有进一步的界定。《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技术细则 (试行) 》则对这一“参照”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此, 这一具体规定是否违背上位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有无充分履行地方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就成为了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

三、审理中加大协调力度

拆迁案件名为行政案件, 但当事人所博弈的仍然是一种民事上的权益, 这种权益具有一定的可处分性, 从而也为这类案件协调的可能性奠定基础。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首先是进行协调基础性评估。也就是针对个案所显现的不同特点, 经调查、合议等, 了解双方在民事范畴的争议所在, 以及当事人各自的具体情况, 确定协调的步骤及突破方向, 从而使以后具体的协调过程有的放矢。其次是整合多种协调资源, 尤其是整合多种协调主体参与协调, 比如亲属、社区、所在单位领导等, 增强协调的可能性。再次是加强协调与合理性审查相结合。上文已经提到, 拆迁裁决案件经常会出现合理性问题, 而合理性问题除了通过法院判决撤销、变更和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之外, 促进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协调和解也是解决合理性问题的基本举措。当然, 这个合理性问题必须是在前期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协调基础性评估时所确定的, 协调过程中针对磋商方案才能有所侧重, 二者相互作用, 达到协调的最佳效果。最后是加强协调与合法性审查相结合。民事调解过程中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行政诉讼协调同样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协调过程中, 一方面强调协调的自愿性与自主性;同时, 也要强调囿于当事人对于法律知识缺乏了解, 而应告知其合法性审查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从而进一步推动协调双方摆正心态, 积极协调。

四、严格司法强拆的条件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 拆迁许可一旦生效, 拆迁许可确定的拆迁范围 (即红线) 之内的房屋必将拆除, 这是由拆迁的强制性所决定的。那么, 在当事人不能自愿拆除或不同意拆迁人拆除情况下, 就可能进行强制拆除。以强制拆除主体区分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行政强制拆迁, 另一类便是司法强制拆迁。基于法院诉讼被动救济的基本特征, 对于行政强制拆迁, 法院无法提前干预, 而对于司法强制拆迁, 尽管其也有事后救济途径, 但由于拆迁的不可逆转性, 以及与被拆迁人生活状态密切相关性, 应当严格司法强拆的条件。淮安中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于2008年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案件审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 (淮中法[2008]85号) , 通知要求:一是要严格拆迁案件执行条件和审查标准, 慎用、少用强制执行措施, 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可能引起矛盾激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 一般不予强制执行;二是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 要积极运用调解、协调等和谐司法手段的方式, 加强教育疏导, 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避免矛盾激化,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三是对非诉执行案件要进行实质性审查, 争议较大的案件, 应当进行听证;四是对强制拆迁案件要实行报核制度, 即基层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并决定予以强制执行后, 执行前应当向中院报核, 并提供案件的基本情况 (附相关法律文书) 、被拆迁人的诉求、纠纷成因、协调工作情况、补偿安置方案、强制执行工作预案、其他事项等。

案件审理 篇2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是税务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重点环节执法行为的事中监督。因此，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监督检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监督的再监督，这就使其具有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和强化税收执法监督的双重功效。

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概述

（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内涵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是指县级以上税务局对所属检查机构检查终结、初审结束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规定标准的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决定的活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重大税务案件的标准由县级以上税务局根据涉税金额、案件性质、争议程度、社会影响等确定；各级税务局按照本级确定的标准，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数量应达当年税务案件结案数的10%以上，未达到10%的，次年须相应调整重大税务案件标准。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具有以下特征：

１．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是一种事中监督制度 所谓事中监督，是指将行政执法权比较集中的执法环节进行适当的权力分解，强化过程控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执法随意性。

２．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是一种查处分离制度

所谓查处分离，是指税务案件的调查权和处理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或人员来行使，以确保税务案件的公正合法。查处分离的基本模式有两种：查处内部分离、查处完全分离。检查机构（如稽查局）审理环节对税务案件的审理属于查处内部分离模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属于查处完全分离模式，它使税务案件审理处于一种更加超然的地位，从而更有利于发挥相互制约与监督的作用。

（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原则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规定，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本级审理原则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实行本级审理制，即重大税务案件由检查机构所在税务局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负责审理。也就是说，无论案件涉税金额多大以及案件性质、争议程度、社会影响如何，均由该案件检查机构所在税务局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而不必报送检查机构所在税务局的上级税务机关审理。实行本级审理原则，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法理要求，有利于强化检查机构所在税务局的税收执法责任，有助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的开展。

２．公正合法原则

具体地讲，公正合法原则就是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是指审理重大税务案件必须且只能以证据证明的客观情况作为适用依据和作出决定的根据，而不能以主观因素和不相关因素作为根据。事实是依法定案和适当处理的基础，案件处理正确与否的关键在于认定的事实是否有合法证据。因此，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中，切忌凭空臆断，主观推断。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必须严格依法审理重大税务案件。无论是对案件检查程序和适用依据的审查，还是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本身，都要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在这里，“法律”是广义概念，不仅包括狭义概念上的法律，而且包括与上位法不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

３．及时有效原则 重大税务案件应当在保证公正合法的前提下，在规定的期限内尽可能迅速审理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不得久拖不审、久审不决。

（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内容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应当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１．主体是否合法；

２．检查机构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３．证据是否合法、确凿、充分；

４．数据是否准确；

５．税务处理、处罚建议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 ６．检查工作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法定权限； ７．拟处理意见是否适当。

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程序

（一）税务案件检查机构提请审理

税务案件检查机构对检查终结、初审结束且符合重大税务案件标准的，应及时提请所在税务局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理委员会）审理。

提请审理时，检查机构填写《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并将案件来源材料、立案审批表、实施检查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文书、证据材料、稽查报告、检查机构的审理报告、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一并报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此外，检查机构还应定期将税务案件的结案情况报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二）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受理案件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到检查机构提请审理的材料后，与检查机构办理交接手续，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上签字；

并在收到提请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对案件进行是否受理的审查。对符合重大税务案件标准且报送的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制发《重大税务案件受理通知书》通知检查机构；对不符合重大税务案件标准的，不予受理，制发《重大税务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检查机构，并办理将案件提请材料退回检查机构的交接手续；对提请审理的案件材料不全的，制发《重大税务案件限期补正通知书》，通知检查机构限期补正。

此外，还有两种特别情况需要注意。一是如果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收到提请申请后未按照规定期限审查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的，就视为受理。二是对不予受理的案件，如果检查机构认为案情重大复杂确有必要经审理委员会审理而再次提请审理的，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报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三）审理委员会委员进行初审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受理提请申请后，将检查机构的审理报告、稽查报告分送审理委员会委员，各委员对案件查处情况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初审，也可以到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查阅有关案卷材料，向检查机构了解情况。各委员应当在五日内填写《重大税务案件初审意见书》，报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审理委员会委员的初审意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提请审理的案件分别作出如下处理：认为主体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超越法定权限、拟处理意见不明确的，在《重大税务案件初步审查意见书》上签注意见，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后退回检查机构补充调查或重新处理；同意检查机构拟处理意见，或对案件定性、法律适用、拟处理意见等持有异议的，在《重大税务案件初步审查意见书》上签注同意或异议的意见理由，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后提交审理委员会审理。

（四）审理委员会集体审定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召开审理会议的三日前，制发《重大审理委员会会议通知》，通知各委员参加审理会议，并附送《重大税务案件初步审查意见书》。各委员收到通知后做好参加会议的准备，如果因故不能参加的，委托本部门其他人员参加；如果与重大税务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审理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的，审理会议按期召开。首先由主持人宣布会议内容，检查机构汇报案情，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介绍初审情况；然后，由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提问，有关各方作出回答，并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在充分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审理结论。审理会议结束前，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记录》送交会议参加人员核对签名。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审理委员会的审理结论，制作《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报审理委员会主任审批后以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局的名义制作相应文书。重大税务案件应在受理提请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税务处理、处罚决定。

这里有一特殊情况要予以注意。如果检查机构拟处理建议未涉及行政处罚事项，但审理委员会拟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应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应依法举行听证；听证结束后，审理委员会须重新召开审理会议并作出审理结论。

（五）税务案件检查机构予以执行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将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交检查机构执行；对涉嫌犯罪的，检查机构应以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局的名义依法办理移送手续。在重大税务案件执行完毕后五日内，检查机构制作《执行报告》，连同证明已执行完毕的材料一并报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对执行情况予以监督。

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执法检查

（一）检查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２．《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税发[2004] 号）以及被查税务机关确定的重大税务案件标准。

除了以上实施检查的依据外，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内容的检查依据是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二）检查内容

１．是否依照《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确定重大税务案件标准。

２．上一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数量未达到结案数量的10%的，是否相应调整重大税务案件标准。

３．符合重大税务案件标准的，是否全部由审理委员会审理，是否存在符合标准而未经审理的问题。

４．经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是否合法、公正，是否仍存有违法或者不当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主体权限是否法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确凿和充分，数据是否准确，执法程序是否符合法定，定性所适用的依据是否正确，处理是否适当。

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是否符合《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规定。主要包括步骤、时限是否符合要求，文书使用是否齐全、规范。

６．经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是否得以执行，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是否对执行情况予以监督，是否还存在执行不正确、不完整以及对当事人不履行决定而不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的问题。

（三）检查程序和方法

１．向被查税务机关询问其贯彻执行《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的情况，要求其提供确定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标准的文件，检查其是否确定了本级税务机关审理重大税务案件的标准，同时以此掌握审理标准，为下面的检查做好准备。对被查税务机关提供的文件，要进一步审查其真伪性。主要是调取该文件制发的《发文登记簿》和与之相应的发文卡，查找是否有该文件的记录，核实是否曾制发该文件。

２．调阅检查机构在本次税收执法检查所属期内的税务案件登记台账，初步了解其全部税务案件的名称和结案数量，并注意核查税务案件登记台账所登记情况的真实性。核查的方法是，将税务案件登记台账上的案件数量、查补税金，分别与稽查局编制的《税务稽查机构查处税收违法案件情况统计表》、《税务稽查机构查补收入统计表（月报）》、计财部门编制的《应征、欠缴、在途、查补税金明细表》相核对。如果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要进一步询问查证，落实造成不一致的原因。若被查税务机关对此无法给出一个符合逻辑且能够以有关数据材料证明的答复，税收执法检查人员就要考虑是否是被查税务机关为了提高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比例，或为了隐瞒审理结论违法的重大税务案件，而采取重新登记一本“账外账”的手段，少记税务案件。为此，税收执法检查人员可以通过清查其税务案件的卷宗档案序号、或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字号的方法，查找其少记的税务案件，从而核实并掌握其全部税务案件的真实情况。同时，对照被查税务机关的重大税务案件标准，从全部税务案件中筛选出符合标准应当提请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

３．调阅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本次税收执法检查所属期内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登记台账，初步了解其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的名称和数量，并注意核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登记台账所登记情况的真实性。核查的方法是，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登记台账上的案件名称、审理数量，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的审理文书以及其他原始材料相核对，查看是否存在多记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数量的问题；通过书面审查与询问质证相结合的方法，检验这些审理文书以及其他原始材料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构编造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问题。例如，可以审查各个审理文书的内容之间是否自相矛盾，对于打印的审理文书可以在计算机上查阅该文档的创建时间并与文书上标注的日期相核对，向审理记录上记载的参加审理会议的委员进行询问并请其出示自己所作的会议笔记，等等。通过上述方法，一般可以进一步核实并掌握全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真实情况。

在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检查中，掌握全部税务案件、重大税务案件的真实情况，是整个检查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被查税务机关为了掩盖存在的审理比例较低、应审未审以及审理结论违法的问题，往往弄虚作假，不提供全部税务案件，隐瞒或虚增重大税务案件。这就要求税收执法检查人员必须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提高所掌握情况的真实程度。

４．在进一步核实并掌握了全部税务案件、应当提请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以及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两项检查内容的检查。一是计算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数量与全部税务案件结案数量的比例是否达到10%以上；对没有达到的，查看是否有调整重大税务案件标准的文件，并核查该文件真伪性。二是将应当提请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与已经审理委员会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进行核对，查看是否存有符合重大税务案件标准但未提请审理的问题。

５．从掌握的在本次税收执法检查所属期内的所有重大税务案件中，按照检查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案卷以及相应的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的目的在于检查审理质量、审理程序和执行情况是否合法规范，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或不当的问题。关于审理质量的检查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严格主体权限的审查，二是重视定案证据的审查，三是注重执法程序的审查，四是加强适用依据的审查，五是严把案件定性的审查，六是把握适当性的审查。以上方面将在本书第十三章“税务行政处罚的检查”中进行具体讲解，这里主要介绍对审理程序和执行情况的检查。

（１）采取顺查的方法，查阅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的各个步骤是否齐全。主要查阅在案卷以及留存的材料中，是否有《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重大税务案件受理通知书》（或《重大税务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重大税务案件初审意见书》、《重大税务案件初步审查意见书》、《重大审理委员会会议通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记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和《执行报告》以及证明执行的有关凭证。如果以上文书材料齐全，说明该案件的审理经过了提请、受理、初审、集体审理、决定和执行的步骤，步骤齐全、符合规定。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文书材料，都说明审理程序违反规定或存在瑕疵。

（２）采取顺查的方法，核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的各个步骤是否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审理程序符合规定，不仅要求具备审理的各个步骤，而且要求各个步骤必须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进行，其排列顺序不能前后颠倒。因此，税收执法检查人员还要对前述的文书材料上的日期进行逐个核对，以验证该案件的审理步骤是否是按照提请、受理、初审、集体审理、决定和执行的顺序进行的，是否存在顺序前后倒置的问题。例如，在审查某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案卷材料时，经核对发现，该案件《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的日期为2003年6月9日、《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日期为2003年6月6日，这显然违反了先审理后决定的步骤顺序，说明该案件的审理程序违反规定。

（３）采取控制法，核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的各个时限是否符合规定。对于时限的检查，可以采用控制法。所谓控制法就是根据有关日期之间相互控制和制约的关系，以一个开始日期为基点并按照规定时限的要求，验证与之联系的日期是否正确的一种方法。例如，《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规定，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收到提请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对案件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那么，“收到提请申请”与“决定是否受理”日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五日。如果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上注明的日期2003年7月12日为基点，决定是否受理的时限应为2003年7月17日之前。将《重大税务案件受理通知书》或《重大税务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上的日期与此时限验证，查看是否符合规定。在核查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的时限过程中，共有五个期限要予以核查。具体为，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提请审理的申请决定是否受理的期限，审理委员会委员提交初审意见的期限，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各委员参加审理会议并附送初步审查意见的期限，自受理提请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检查机构将执行情况书面报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期限。

（４）采取书面审查的方法，检查重大税务案件文书使用是否规范、填写是否正确。为了规范和制约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对审理文书的格式文本进行了明确规定。被查税务机关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规范使用并正确填写了审理文书，也是对审理程序进行检查的重要内容。税收执法人员要特别留意查看以下方面：一是按照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环节，是否使用了相应的审理文书格式文本，份数是否齐全。二是文书项目填写是否完整，特别是案件名称、机构名称、意见、盖章、签字、日期等是否完备。三是对于同一个案件，在各个审理文书上的案件名称是否一致。四是在审理文书上标明“签字”的，是否由他人代签或是由计算机打印，正确的做法是由本人亲笔签名。五是重大税务案件初审意见书、初步审查意见书上所填写的意见是否表述清楚和充分。六是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记录是否详略得当，与案件相关的陈述意见是否详细记录，是否准确反映了各委员的意见。七是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是否按照审理记录上的审理结论填写，决定书是否是按照审理意见书作出。

谈谈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期限 篇3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至少有两项提案涉及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期限的问题。例如，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提到“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的问题——立案起到判决生效大部分都在两年以上；人大代表、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董事长李长杰的建议——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及时性，切实保护创新性企业创新热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代表不仅仅是指出问题，还对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作出分析，并给出明确的对策建议，如成立专门法院（法庭）、简化审理程序、提高审理效率、加大侵权制裁力度等。

可以看出，两位代表的逻辑在于，知识产权具有生命周期，如不能及时遏制侵权行为，也就不能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将影响到企业的创新热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将大打折扣。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本文也想借此机会，结合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务实际，谈谈与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期限相关的一些问题。

《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同时，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也就是说，对于非涉外民事案件（当然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事案件），法律明确规定了六个月、三个月的审理期限。那为什么还会存在人大代表董明珠提到的“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立案起到判决生效大部分都在两年以上”的问题呢（暂且不去质疑该数据的真实性）？司法实践中，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事项至少包括管辖异议、中止审理、技术鉴定（作品比对）、现场勘验、案件疑难复杂、法院案多人少等。对于这些事项，有些是制度设计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管辖异议制度。也有些是知识产权本身的问题，如中止审理、技术鉴定（作品比对）、现场勘验、案件疑难复杂等。还有一些是各类案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法院案多人少等。

首先，司法實践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已经有异化为一项“诉讼技巧”的趋势。《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可见，管辖异议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告在行使），其本意在于制约原告人为“拉管辖”的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却有异化为一项“诉讼技巧”的趋势。绝大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被告基本上均会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当然，不能否认有些被告是善意的，且管辖异议的主张也得到法院的支持。但在大部分案件中，被告将管辖异议作为一项“诉讼技巧”，其用意仅仅在于拖延诉讼。更有甚者，被告在其“管辖异议申请”中表达的实质意思是不侵权抗辩，只不过文件命名为“管辖异议申请书”，然而法院为慎重起见却仍将其视为一项“管辖异议申请”对待。司法实践中，只有涉及到管辖异议，经过两审法院终审，在实体程序还未启动的情况下，时间或许就已过六个月。

其次，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也让其审理花费的时间比其他案件要长。和著作权经创作完成自动产生不同，商标权、专利权的产生需经特定的授权程序，并且获得授权后还有相应的商标争议、专利无效制度。因此，在此类侵权案件中，被告一般会向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提起商标争议、专利无效申请，尤其是在专利侵权案件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进而，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就有可能因等待权利稳定，而中止案件审理。例如，笔者就曾经历数起发明专利侵权系列案件，被告在法定答辩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申请，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觉得原告主张权利保护的专利权稳定性确实不够，裁定中止审理。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原告主张权利保护的专利权果然被宣告无效，法院亦维持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以致该数起案件以原告撤回起诉的方式结案。可以看出，法院中止审理的做法还是有其合理性。此外，在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纠纷等案件中，往往存在复杂的技术特征比对、作品内容比对等，甚至可能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等，导致在案件事实查明部分花费较长的审理时间。例如，笔者还曾经历一起涉及《史记》点校作品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主张权利的作品和被控侵权作品各9本，共18本书，单就作品比对双方就已花费小半年的时间。更别说，某些案件中可能还存在着复杂的技术问题需送鉴定等，花费时间肯定更长。

第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理也面临着和其他案件相同的问题，即案多人少，法官人手不够（甚至某些情况下体现为能力不及）等。一方面，知识产权牵涉重大的经济利益，必然引发纠纷多发，尤其是在某些法律规则不太明朗的领域，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侵权纠纷更是如洪水般涌向法院。另一方面，在案件数量激增的背景下，法官人数并未有相应的增加，且为应对繁重的案件审判压力，法院在业务培训、司法调研等方面的时间受到压缩，必然导致其在应对某些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时出现“能力不及”的困境。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必然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期限。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注意问题分析 篇4

一、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在一般的审理案件中, 同一个事件有两个刑事的时候即刑事和民事两个诉讼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是先解决刑事诉讼, 也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 这种原则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及刑事责任的先由侦查对调查清楚, 在由法院对该刑事犯罪做审理, 如果有涉及民事的, 在解决刑事责任后在进行民事处理, 在法律处理之前不能先对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和判决。我国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安排的先刑后民是根据客观条件设计的, 这种审理程序不但明确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为接下来的民事案件的处理奠定了基础。对于侵权的事件, 我们要对侵权者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种追究的过程中首先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最好还有技术的保证。但是在民事的案件中, 奉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 不强调检察官的作用, 当嫌疑人处于被扣留的状态时, 一般先进行刑事诉讼, 原因是这种情况下直接进入民事审理有很多与法理相悖之处。即如果先进行民事部分处理, 犯罪人就可能不被采取扣押等强制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逃跑, 也可能伤害审理的人员。这种情况下耽误了接下来的刑事部分审理。刑法属于公法范畴, 犯罪嫌疑人一旦逃跑, 可能个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 先刑后民是一项基本的审理程序, 存在一定的法理价值, 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定问题

在人民法院审理纠纷事件的时候, 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有的时候遇到的案件本省就是有涉及刑事责任的一面, 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刑民交叉案件。对于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 打击犯罪行为维护人民利益至关重要。

真正的刑民交叉案件是指在民商纠纷的事件中有关涉及刑事的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一起纠纷的案件, 而不是人民所知道的刑事上带有民事的案件。因为这种刑事案件中含有的民事案件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在这种案件的处理中没有太多的争议。这种案件只适用于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的时候受到的人身攻击和遭受物质上的损失。刑事案件带有民事案件诉讼是一种案件的刑事民事结合在一起处理, 得出结论, 也可以分开处理, 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结果都是经过审判组织决定的, 不存在案件的转移问题。正式因为这种民商案件的处理中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有些程序和法律不规范, 所以在处理民事和刑事的案例中不能一起处理, 只能遵循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进行处理和解决, 并将案件的刑事部分送到相应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课固有的规定和职员的明确分工, 从而产生了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上的移送的问题。

三、交叉案件刑、民部分处理上的关系和影响问题

一直以来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处理中, 我们都是本着先刑后民的处理程序来处理各项民事刑事案件。就是在民事诉讼的案件中我们发现这里面有涉及刑事犯罪的要通过侦查有关的事实查清后, 经过法律对刑事犯罪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审理民事责任, 在此之前, 法院没有单独对民事责任进行处理的权利。其实, 刑民交叉案件一起不同性质部分在处理程序和相互关系上, 是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抑或先民后刑进行处理?如果民事案件在一方没有拿出有效的实质性证据的时候, 审判的结果是有诉讼的理由还有就是事实情况来判决, 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事诉讼的案件。这种情况下这起案件就不能成为是民事案件而是刑事案件, 只不过是当时的判断错误,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终止民事案件的处理, 如果终止的话, 把该民事案件归档, 会导致刑事案件长期不能破案, 嫌疑人在外面为所欲为。如果驳回起诉的话并不会妨碍刑事案件的结案, 如果刑事案件的事实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 符合起诉的要求, 可以进行起诉, 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事权利。

在案件处理中民事处理和刑事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法律事实, 在这种同时具有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之间的联系, 从而组成了刑民交叉案件, 这才是真正的刑民交叉案件, 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出现诈骗之类的技术, 如果犯罪嫌疑人掠夺大量的财产和借款, 即使他们有借据之类的证明, 但是他们的本意是不归还。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可以申请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这种案例一般设为刑民分立, 刑民分审不能以刑事处理作出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而终结案件受害人的民事诉权和债权权益。

还有的就是通过签约合同的形式来实施的犯罪案件。例如, 辽宁省辽阳市某国有单位负责人私自以单位名义与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借贷合同。殊不知, 这只是这位负责人达到犯罪目的的一种手段, 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银行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合同约定, 就支付了贷款给单位负责人, 后有二人将贷款私吞。很显然, 这是民事和刑事交叉在一起的刑事犯罪行为。银行出款后, 这笔贷款不再属于银行, 而是单位所有。在法律上银行已成为权利人即债权人, 该单位为义务人即债务人。这种情况在法律中, 该单位的负责人在私吞单位的款后, 这种私自私吞贷款这一事实就形成了犯罪贪污的刑事案例, 这样, 在审理银行和该单位贷款的这一案件中, 如果发现或知道是谁借用公司的名义涉及贪污犯罪的应该及时举报, 并把相关的材料交到有关的部门, 至于法院要处理犯罪嫌疑人, 追究其刑事责任, 那么, 就可能影响到民事部分的处理即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银行与该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 因借款一方即该单位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意图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业已丧失了合同继续履行的价值, 应按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案件的民事部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刑事案件在处理上对案件的民事部分有些许的影响, 主要是在涉案款项的款额上, 如果贪污的人把所贪污的金额拿出来的话, 不论是全部拿出还是拿出一部分都会和他在民事案例中的处分有直接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民事案件中给出的最后结论。如果事先解决这种案例中的民事案例先判决的话, 在追究其中的刑事责任的时候, 当事人把巨款还回来的话, 也就是该追回款项应当作为执行款项冲抵案件民事判决的履行。

四、总结

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 不能通过刑事案例来解决民事案例, 刑事案例可以先判决完在开始解决民事责任, 这两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没有很大的联系,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刑事判决来解决和处理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上的民事责任, 这是刑民交叉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必须明晰和应当澄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岳礼玲.先刑后民辨析[N].人民法院报, 2005-05-29.

[2]张民楷.程序上的刑民关系[N].人民法院报, 2006-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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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卫东.打破先刑后民让司法价值回归[N].新京报, 2005-10-06.

审理案件整改报告 篇5

虽说简易程序有其明显的优势，然而适用简易程序却有诸多的要求。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了;“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议无原则分歧。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适用简易程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然而，适用简易程序也有“不”的原则，如：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XXXX年全国法院案件质量情况统计分析》，我省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针对这一情况，我院对辖区内XXXX年度审结的案件进行深入调研，从刑事、民事两个方面分析我院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

—、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

在XXXX年审结的XXX件刑事案件中，有54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比例约为XX%，适用率不高。其中有XX件为盗窃和交通肇事案件，约占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总数的XX%。可以看出，我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集中。分析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少的原因是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比较少，我院刑庭是根据检察院提起的程序来定审判程序的，检察院建议适用普通程序我们就适用普通程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就适用简易程序，

检察机关毕竟不是裁判刑罚的主体，在起诉时，如果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即意味着检察院明确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检察院一般不会对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民事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审理情况

案件审理 篇6

关键词：民间借贷案件；特征；审理规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7-0061-02

近年来，民间贷款发展迅速。这不仅仅是因为民间贷款的门槛低，不需要办理商业银行贷款复杂的手续流程，而且还享有高额回报。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民间贷款的热潮中，民间贷款在高速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问题与弊端，近年来民间贷款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在案件审理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及注意要点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在当前的民间借贷中，只要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相应的抵押物没有问题，且利率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借贷关系即可认定有效。民间的借贷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循资源互助、诚实守信的原则。

为了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民间借贷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1）借贷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借贷双方不得以借贷为由从事违法活动。（2）民间借贷中必须签订相应的协议。（3）在确定利率时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4）对于数额较大的贷款应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5）在借贷到期时债权人应及时向债务人催收借款，如果迟迟收不到借款，债权人可以采用法律手段追讨欠款。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

（一）低利率互助性借贷

这种借贷方式也是较为常见的民间借贷行为，主要是城乡居民以及个体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无偿或有偿的互助借贷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债权人通常不会考虑经济利益，纯粹是出于感情以及信任而建立的借贷关系。通过低利率互助性贷款可以有效缓解借款人解决生产、生活所需。

（二）借贷条件相对较低

商业银行贷款流程一般比较复杂，而且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申请贷款，这对于城乡居民以及个体私营企业来说存在较大难度。但是民间贷款普遍门槛较低，没有过多的限制条件，更适用于城乡居民或小企业。

（三）资金使用率较高

商业银行贷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贷款则不存在此类限制，款项可以即借即还，避免了还款期限延长而产生的不必要利息，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也比较适合中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的特点。

（四）节省费用

商业银行贷款通常需要公证、鉴定、验资、抵押等中介组织的介入，自然也需要更多的费用。而大多数民间借贷不需要以上流程，节省了不菲的中介费用，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借贷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节省时间

当前的商业银行贷款从企业申请到获得贷款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即便是长期合作的客户也至少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而民间借贷大约只需三到五天，这为某些急需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当前民间借贷案件的难点与困惑

伴随着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相关的案件也逐年增加。当前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难点与困惑：

（一）案件诉讼主体日趋复杂化

随着当前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主体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以前的民间借贷关系大多出现在亲人、朋友以及熟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较为亲密，大多数借贷关系都是出于帮助而非牟利所建立起来的。而当前则出现了许多以牟利为目的民间借贷个人、公司以及其他组织，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增加了很大难度。

（二）案件数量及金额大幅上升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加，究其原因也是由于民间借贷数量及金额的大幅上升。当前民间借贷案件中债权人不再是基于帮助的目的而放贷，更多是为了高额的利润而与借款者建立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利率相较于商业银行贷款要高出很多，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民间借贷数量及金额飞速增长。

（三）调解撤诉结案相对较少

与以往的民间借贷案相比，当前的案件多以判决方式结案，调撤率不高。比如，某些债权人在建立借贷关系之前未经过认真的考虑，欠缺风险意识，在没有评估债务人经济状况的情况下，就建立借贷关系。于是便出现了经济状况较差的债务人在借贷期满后无法偿贷从而诉诸法律的现象，此类案件的调解难度很大，大多数都以判决方式结案。

（四）案件审理周期较长

当前的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不出庭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也给案件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审理周期较长。在现有法院审判制度下，传票很难直接送到债务人手中，因此法院在被告无故缺席的情况下，将极大地延长案件的审理周期。

（五）案件事实认定难度加大

近几年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案件事实的认定难度加大。某些债权人虽然涉嫌高利贷，但会预先以开具其他借条的形式来收取高额贷款利息。再有，某些债务人长期沉迷于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为逃避债务而在案件审理时拒不出庭应诉，从而导致法院难以查清案件的借贷事实。

四、民间借贷案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职业放贷人的出现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主体日趋复杂化、案件数量及金额的大幅上升，这些都得益于“职业放贷人”的出现。原本的熟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转变为陌生人之间的纯利益关系，而且还出现了各类民间借贷公司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使得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主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案件数量以及涉案标的额也大幅增加。某些职业放贷人甚至成为了民间借贷案件的常客。endprint

（二）被告不出庭现象普遍

近年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某些债务人为了躲避债权人追债而下落不明，有的甚至举家外迁；民间借贷案件中，债务人拒签法院材料，拒不出庭应诉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增大了案件的审理周期，影响了审判效率，还给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法院难以做出符合事实的判决。另外，被告拒不出庭也使得民间借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大幅下降，而且大多数案件要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

（三）问题借贷案件增多

民间借贷案件中涉嫌“虚假诉讼”、“问题借贷”或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逐年增多，给借贷案件的事实认定以及短期判决带来了诸多困难。在实际的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通过虚假债务，并利用借贷合同进行恶意诉讼的案件时有发生。另外，某些民间借贷案件中还发现私刻公章、伪造借条等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此类问题借贷案件也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理工作。

（四）民间借贷法律体系不完善

当前我国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而且缺少有效的管理与监督制度。法律中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及相应法律约束力的规定主要来自于《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但是一直没有单独管理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出台。另外，管理与监督制度的缺失也增加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并给案件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困难。

五、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规范措施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过快、问题案件增多、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大局意识，采取相应的规范措施，积极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良好发展。

（一）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

建立良好的民间借贷环境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加快立法进程，不断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从法律角度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首先，通过制定法律明确民间借贷双方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利率范围等内容，推动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进程，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其次，完善现有的借贷法律，规定企业不得以民间借贷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并从法律的角度明确非法集资的概念及范围，采用法律手段推进民间借贷的依法有序发展。

（二）加强借贷事实审查

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加强借贷事实及借贷关系的合法性审查，保护双方合法的借贷关系。首先，对于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以及借贷的细节进行严格的审查，明确债权人出借款的原因以及债务人借款的目的，对于借贷关系形成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细致的调查，对于借贷关系的基础事实进行审查；其次，在基础借贷事实审查的基础上，查明是否存在高利贷、虚假诉讼等违法行为，避免债权人以民间借贷的名义损害个人、集体以及国家的利益。在查明借贷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合法的借贷关系应予以保护，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三）严厉查处违法借贷行为

严厉查处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障借贷市场的安全稳定发展。法院在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认真核查相关事实，若发现债权人存在高利贷或者债务人存在赌博、嫖娼、吸毒、走私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将案件相关人员移送公安或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处理，相关部门应根据涉案事实，依法严惩各类违法行为，维护民间借贷市场秩序的稳定。

（四）建立健康的民间借贷环境

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引导民间借贷行为，建立一个健康发展的民间借贷环境。延伸法制职能，加大司法宣传，使民间借贷双方树立风险意识，降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发生的几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组织协调各部门的职能权力，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之下，建立起一个安全稳定的借贷环境，完善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真正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快速发展。

六、总结

随着民间贷款的快速发展，相应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从这些案件中可以发现案件诉讼主体日趋复杂化、案件数量及金额大幅上升、调解撤诉结案相对较少、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案件事实认定难度加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采取相应的规范措施，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提高被告出庭应诉率、加强借贷事实审查、严厉查处违法借贷行为、建立健康的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1]吴苗苗.当前民间借贷案件的特征及审理规范措施[J].决策与信息：下旬，2012（1）.

[2]冯静生.对规范发展民间信贷的思考[J].贵州农村金融，2009（1）.

案件审理 篇7

1911年沈家本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本民法典草案,虽然未来得及施行,清王朝的统治便崩溃了,但是也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提供了参考。在1912至1930年间,政府在民法上继续援用了《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这也是这一时期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因为民初遗产多为田宅,更有涉及到土地买卖的事件,所以《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中的服制与田宅门便成为了此时遗产纠纷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上诉制度方面,则试用了1910年编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江苏省民初这一段时期在民事上诉方面所采用的便是这一诉讼律草案。

2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里以两则案例为例,一则是1912年9月14日到1912年10月8日的“张发甲与冷德松遗产纠纷上诉案”,本案主要涉及到住宅的继承问题,张发甲在9月14日供述中说了争执的理由,首先便是因为“兄名发科,是我父亲的养子,不是我母亲生的”,而“我兄没后,嫂冷氏遂回她母家居住,嫂前有遗腹”承认了此时遗腹子对于兄长财产拥有继承权,但后来遗腹子死亡,发甲便要求兄长的遗产归自己代管,等自己娶亲生子以后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兄长,从而使得兄长这一脉不断绝。本案在前清江宁县断过案“惟前清江宁县,将房断与我嫂,是叫伊守节抚孤,不得自由典卖”,随后律师也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将来发甲娶亲生子亦可继续发科”,要求发甲取得遗产继承权,随后承发吏调查了发甲有没有亲戚并做出了报告书,在9月16日的供述中,发甲不仅加入了自己学生身份一节,而且怀疑被告一家故意谋死遗腹子来争取房产,企图扩大本案的影响,双方证人随后做出了结状,在9月30日的判决中身旁管承认了发甲对于兄长财产的代管权,允许发甲娶亲生子后让儿子继承兄长的财产,随后双方并没有进行继续的上诉。

另一则是1912年11月23日到1913年6月4日的“姚蓝氏与姚志森等遗产纠纷案”,本案主要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典卖问题,是民初上诉中比较频繁的问题,1912年12月14日姚蓝氏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本案曾经在审判厅没有成立时在民政长处裁决“窃氏于本年春季在民政长案下,呈控”而被告等人“于句地审判,成立之后,施其运动能力,到厅控诉,改在审判收案翻断”,双方互控缘由是姚蓝氏父亲与弟弟曾经典卖给被告土地,数十年间未曾赎回,而“审判厅援照暂行民律”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姚蓝氏疑惑“即卖田产岂有年久不准回赎之理耶”,本案过程中因为宁城战乱而停滞过半年,在1912年11月23日,地方审判厅判决书副本才送到,副本从暂行刑律中民事有效部分进行法理上的说明,而且也从情理上询问了全村耆老随后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在姚蓝氏1912年12月17日决定继续上诉以后,高等审判厅要求地方审判厅移送案卷材料,在1913年5月13日,被告递交了辩诉状,1913年5月14日,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言辞辩论,最终判决决定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土地收归被告所有。被告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说明在民初关于土地典卖超过30年即归收典人所有的政策得到了严格执行。

3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特点

3.1 上诉时间跨度大、翻案多

因为遗产的持续时间很长,而清前代中期遗产纠纷诉讼案件跨度很久,所以导致人们几十年后才进行上诉的现象在民初表现地很明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战乱不断,原本的土地归属容易产生混乱,特别是家族中逃亡人员的土地归属问题,比如1913年11月12日到1913年12月25日的“闵灼恺告闵欣氏遗产纠纷案”中,因为家庭中三弟外逃,所以家族对三弟的土地处理便产生了矛盾,大哥家里一直保管土地却暗地私吞,二弟妻子知道后不服提起了上诉。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政策的转变与严格执行,在清前中期法律上规定超过30年的土地不准回赎,但民间并未严格执行,民间活买活卖土地现象十分严重,而在提起诉讼之后地方官经常考虑双方贫困状况然后进行有利于贫者的判决,在上述案例中,姚蓝氏在民政长处提起诉讼得到了支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地方审判厅成立以后,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则使得原有的判决无法得到支持,对原先判决不满的人纷纷提起上诉,请求法律严格执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这一方面使得土地流转加剧,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活买活卖现象的猖獗。

3.2 民众身份平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临时约法第五条便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在清前中期妇女不准参与公堂,如果要参与的话必须要有被告代替出堂,但在民初却不一样,妇女可以自由参与判决,如上述案例中姚蓝氏自己进行了上诉与答辩,并没有让自己男性亲属担任抱告,甚至可以说女性的身份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种优势,在上诉状中用自己女性身份进行“自我道德化”的表述,突出自己的无力与对方对自己的欺压,也成为了民初女性上诉的一种理由。

3.3 法律意识觉醒

不仅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清前中期,民事案件对地方官员来说是琐事,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到民初,清末修订的民事条例正式得到了施行,虽然在最开始因为不了解上诉的程序,民众上诉直接被驳回的很多,但是到了1913年以后,上诉的程序便逐渐被民众所了解与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也得到了民众的重视,律师制度与权利也得到了规范,比如“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在得到了律师的帮助以后,在上诉状与辩诉状中,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所要求权利的法律依据便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

4 对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评价

遗产纠纷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以往历史中,遗产纠纷中看重情理的方面很多,偏向于弱者的判决占大多数,甚至很多作为案例被流传很广,突出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在民初的江苏地区,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其中的上诉程序也得到了严格地履行,这是中国同西方的程序正义制度的第一次融合,改变了传统中国“刑事靠法律,民事依习惯”的印象,并且逐步将中国实际跟西方法律结合起来,教化了中国人民的法律意思,对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段晓彦.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J].法学研究,2013,(05).

[3]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民事与刑事关联案件审理机制反思 篇8

关键词：民刑关联,民刑交叉,刑事附带民事

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最为典型的民刑关联案件审理机制。附带民事诉讼在本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但是此类诉讼又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民事诉讼, 其特殊性主要在于其以刑事诉讼程序的存在为发生条件并与刑事诉讼的过程同时进行。

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最基本原则。对诉讼程序与方式的选择应是意思自治原则精神中应有之义。较为合理的制度完善应是在保留现有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赋予刑事被害人程序选择权, 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当然也必须认识到附带民事诉讼所带来的诉讼经济效率问题, 有必要对这种选择权加以适当限制, 应当规定当事人一旦做出程序选择在原则上就不得反悔, 案件必须按其选定的方式进行。

还有一类常见而相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容易被忽视的民刑关联案件主要存在于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民事与刑事法律事实交叉案件中。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民刑法律事实并存的交叉案件。还有一类是民刑转化的交叉案件。

先刑后民是我国民事与刑事关联案件审理的基本理念。从理论上来说, 刑法是保护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法, 而民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从司法实践上看, 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公共利益。这些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当事人和处理相关案件的法院只重视民事纠纷的解决和民事权利的保护而忽视甚至放弃了维护社会公益及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的追究。由此看来, 在一定条件下强调先刑后民, 使民事权益的保护只有在刑事犯罪行为也受到追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有利于在保护民事权益的同时, 也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亦有学者对先刑后民原则持否定态度。其一, 先刑后民原则体现了公权优先的价值观念, 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符, 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刑事与民事竞合, 是刑事优先还是民事优先, 当事人应当享有程序上的选择权, 刑事优先的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 先刑后民原则体现了公权张扬、私权压抑, 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其二, 先刑后民原则的前提是刑民能够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事实清楚、犯罪事实清楚, 先刑没有问题;如果刑民难以区分, 则先刑后民不具有可行性, 而且在刑民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先刑后民存在以下弊端:为地方保护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为司法机关干预经济纠纷提供了理由, 为某些人恶意利用国家司法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以实现个人不正当利益;其三, 先刑后民容易侵犯当事人权利, 先刑后民导致动不动就抓人, 会出现司法腐败, 对当事人不公平, 因此, 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也为逃避民事责任提供了理由。

辩证而言, 我国法制史上确实存在重刑轻民的传统, 但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刑事优先的制度或刑事程序在先的设计都体现了这种理念。刑事诉讼程序优先的设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就法治理念来看, 很多国家都把相关的刑事程序性权利提高到宪法的高度, 刑事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保障原则都发挥着保障被告人权利的作用。先刑后民之所以有侵犯当事人权利之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刑事诉讼先于民事诉讼, 而在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利。再有, 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采信更为严格、在程序上更为严谨、规格更高, 所以在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一般可以直接在有关联的民事部分引用;而在民事案件中的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则不可以直接在刑事案件中使用。因而本文认为, 先刑后民本身在法的价值理念上并无彻底扬弃之必要。

在制度层面上分析, 先刑后民意味着从一种诉讼程序转换到另一种诉讼程序, 因而在制度层面上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在案件适用范围上, 对于民刑关联案件, 无论是实行“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还是实行“刑民并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但是每一种规则又不能涵盖所有关联案件, 不同的民刑关联案件的基本属性不尽相同, 其具体处理机制也应有所不同。具体来说, 当民刑关联案件引起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不会引起矛盾, 也不会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 孰先孰后并不影响两种诉讼顺利审结时, 法院就应当实行“刑民并行”, 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分别进行审理;当因民刑关联案件引起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发生冲突, 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 法院应当实行“先民后刑”。再有, 需要对先刑后民的适用程序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没有时间限制, 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在案件的移送上法官的权力过大, 缺乏制约监督机制;三是由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是否涉嫌犯罪的认识不一致, 可能会导致人民法院认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认为不构成犯罪, 而不予立案的情况, 造成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四是缺乏对当事人的救济程序, 人民法院只是书面告知当事人, 没有任何救济。针对上述问题, 应当规定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期限, 建立制约监督机制, 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享有申请复查权, 为增加审查的透明度, 可以采用听证的方式, 在双方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审查, 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定不服的, 可以上诉。

我国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制度探究 篇9

商业秘密保密审理制度的法理基础是指蕴藏于其后的商业秘密保密审理制度得以建立的法理根据和价值基础。挖掘了解商业秘密保密审理制度的法理基础,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外相关制度,设计和完善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条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阶段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四种。

1.1 公共秩序的理论

公共秩序的定义并不仅局限于根本法———宪法,也被其他部门的法律,如:民法、竞争法、诉讼法等法律所吸收和运用。[1]尽管一些法律部门在使用公共秩序定义时阐述的内涵有所不同,但也具有相同之处,这也是世界各国一致公认的“公共秩序优先”原则。现代意义上司法保护制度基本上是以公开审理为核心原则,对于这种保护,理论上称为“持续性保护”原则,鉴于“持续性保护”原则的存在,又不能放弃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故只能改变救济方式,转向保密审理。

1.2 商业秘密相对丧失的理论

一般认为,当商业秘密遭到他人侵权时而丧失秘密性,我们称之为“相对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保护救济。但如果侵权人仅仅是将窃取来的商业秘密自己使用,使得该商业秘密还并未向其他第三方扩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视为该商业秘密已经肯定被公开了。可见,在诉讼阶段对持续遭受侵害的商业秘密实施积极的保护,以此来避免、防止商业秘密的进一步扩散化,以维护权利人的利益。

1.3 避免“二次伤害”的理论

司法救济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权利人通过寻求诉讼途径来保护其商业秘密,往往是万般无奈下的选择。为保护自已,避免受到侵权行为的伤害,笔者认为,如果在诉讼中采取公开审理,那么商业秘密可能就会因为参加诉讼活动的有关诉讼参加人、法庭的其他旁听人员不可避免地得知而泄露出去,致使该商业秘密成了公共信息。这就无疑构成了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二次伤害”,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和法院的公正形象。有鉴于此,在法院审理的诉讼过程中,对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设计保密审理制度就肯定成为一种必然。

1.4 法律的实际性救济的理论

从现实理想的法律视角进行评价,对受侵害的法律救济程序的设定目标,应当是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救济手段。如果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实行了公开审理,则非常容易造成商业秘密的泄露,而给权利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明显是有悖于最基本的法理和法律设计的初衷。故而,不公开审理的要求,应当是包括在权利人所行使的诉权当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提供最充分、最有效的保护。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中规定“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该条规定就是考虑了这种情况的存在。

2 国外保密审理制度的评价

对商业秘密案件采用保密审理制度,现阶段应当是当前各国法院的通行做法。例如:美国在早期,其实它对商业秘密侵权类案件的审理也是公开的,但是后来它发现,法院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权利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

随着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经验的不断增加,美国改变了以前的做法,它在《联邦民事规则》和《统一商业秘密法》中专门规定了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中应当采取合理措施对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具体规定为:在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提出对商业秘密的技术资料做出保护性的裁定,即关于涉案当事人所诉争的技术信息秘密、商业秘密的研发以及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资料,应当只能依照法院认可的方式予以公示,并且严格杜绝将该具有商业秘密性质的证据无端泄露出去;对于属于商业秘密性质的案件举行的听证会也应当使用保密程序进行;采用保密审理的方式开庭,宣判时只宣读判决结果,对判决内容保密;所有提交法庭的书面证据均加盖“秘密”章,不得外传,对庭审情况各方严禁外传;审判人员不得泄露秘密;有关案卷材料只能在诉讼参与人之间使用;根据案情需要,法院可以聘请专家出具有关咨询意见,这些专家亦应承担保密的义务;对于案卷材料,庭审后交由法院归档封存;法院应当在庭审时告知任何诉讼有关人员都不能泄露诉争的商业秘密。

再例如: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也有类似规定。比如,在《联邦德国组织法》中规定,一般情况下,案件审理应该公开进行,其中包括口头辩论阶段,但符合下列三种情况的除外:危及国家安全,危害公共道德,侵害商业秘密。这三类案件不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其中,双方的口头辩论、询问证人、合议庭的评议都不得公开,对判决书的宣读也只限于判决结果。

针对国外有些法院还进一步规定在诉讼中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措施。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不仅享有可以在提交包括有商业秘密的书面证据时,请求法院予以司法保护的权利,而且还可以以应提交的证据可能会造成受害方的商业利益为由进行抗辩,拒绝提交该类证据。

3 我国保密审理制度的具体评价和做法

公开审判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开开庭审理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存在例外情况。实际上,以公开审理为主,以不公开审理为辅,才是我国司法审判的现实。前面所述的国外的保密审理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国应当是以更加广泛的周延性的保密审理来替代不公开审理。结合以上的评价,笔者具体谈一下做法。

3.1 要加强庭审中对诉讼参与人的管理,明确保密义务

应当培训专门的具备审理商业秘密案件知识及实际经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定期组织合议庭的组成人员进行商业秘密知识专题守密培训,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一定要注意庭审的保密安排,将案件的参与知情人员尽量缩减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要求审判人员即使是在非工作时间,也要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严禁杜绝在法院的同事之间交流案情,增加泄密的机会。

法院应当建立经过遴选的鉴定机构数据库,这些鉴定机构应当是具有资质,符合严格条件的要求,法院要以书面的形式明确鉴定人员的保密责任;鉴定机构应当遵循严格的程序做出鉴定意见,对于鉴定意见,决不能违反规定向原、被告擅自泄露,应当直接交给受托法院。

对于案件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原被告、双方聘请的律师、案件证人、翻译人员、书记员等,一定要遵守法院制定的工作程序,对参与诉讼所知悉的商业秘密要绝对保守秘密,对明知故犯泄露商业秘密的诉讼参与人,应设定严厉的法律处罚责任并予以追究。

3.2 加强商业秘密案件证据及卷宗材料的管理,严防泄密

在法院的审理程序中,涉及商业秘密提交的证据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属于依法给予保密的证据,人民法院可视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在开庭时予以出示,法院认为案情需要应当出示的,也不能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的时候,其判决内容可以涉及商业秘密的有关名词、鉴定机构制作的鉴定文书的有关结论,但不能公开其具体的内容。案件审结后,所有诉讼材料及开庭笔录应当予以归档密封,根据案件情况注明秘密等级,并且设专人负责管理。

3.3 规范审判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为了防止并避免商业秘密案件出现前面所述的“二次伤害”情况,作为司法救济机关,当然应当充分做到对受理案件的合理控制,避免案情外泄,对当事人再次造成伤害。[2]法院在商业秘密案件开庭前,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权利;若采用了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要明确保密措施,禁止与案件无关的人员进入法庭。在交换证据的过程中,合议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可以要求原告分阶段举证、质证,并注意证明责任在原、被告间的适度转换,避免因为法院对证据的要求而使商业秘密泄露。

总之,对于经济利益价值很高的商业秘密证据,不采取原被告双方的直接举证、质证,而仅要求被告做出是否合法获取商业秘密的举证抗辩。对涉及商业秘密内容的鉴定文书的质证,法院仅告知鉴定意见,原、被告有任何意见均可单独向法院提出,最大限度地减少案外人对涉诉商业的秘密案件中保密信息的知悉范围。

参考文献

[1]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9(1).

[2]朱妙春.关于“论商业秘密诉讼中的”秘密点问题[A].中华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知识产权论坛暨2001年年会集[C].杭州,2001.

案件审理 篇10

(一) 土地确权行政案件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利方面的争议, 被称为土地的权利归属矛盾, 就是说政府的机关对于个人之间、个人和单位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在调查工作结束后, 对于土地的权利归属而作出行政裁决。决策的过程, 同时也是行使行政方面的管辖权利的过程, 在这种情形下, 应视为所有者有权利向法院起诉、法院有权审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存在争议, 应该由个人协商解决, 如果商酌不成的, 将交由政府来解决。单位之间如果有矛盾, 则应由县级及以上的行政部门来处理;个人和个人、个人和单位之间的矛盾, 应该由乡级的政府或者县级以上的行政部门来分析解决。当事人如果对于政府部门的处理方案不满意的, 可以自接到处理的决定之日起半个月内, 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 土地行政处罚案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在土地行政的处罚可大概分为下列五种:1对交易或者以其他手段违法让与土地权的行为作出惩罚;2对破坏占用地产的行为作出处罚;3对没有经过上级的政府批准的占地违法而进行惩处;4对违规使用土地的人员及其行为作出惩罚措施;5对其他违法所为的处罚。

(三) 土地行政处理案件

行政部门对把土地使用的权利收回的处理决定而引发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交易转让法》对国有的土地的使用转让权利而作出明确划定, 在下列的情形下可以收回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利:1为公共的福利对土地有需求的;2为进行城市的规划而进行改建, 从旧城区新建的需要处理调整利用土地的;3土地的交易数量较大, 有偿使用合同期满, 土地使用人员没有继续申请使用或者申请过续用但没有获得上级核准的;4由于单位撤并、移址等原因, 暂停使用原来规划的公有的地产;5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准许停用的。

二、审理土地行政案件应把握的问题

(一) 土地行政确权案件

将确定土地的行政确权的案件中的被告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第十六条和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权利归属争议的调查方法》规定:个人或个人的土地产权矛盾只有县镇处理单位之间 (除区去市政府、省政府和国务院来管辖的案件) , 土地的所有制只能依靠县级的政府之间的处理单位和单位来规定。以上法律的规定表明, 除去规定的区级市级政府、省级政府、国务院所管理的土地权属的矛盾范畴之外, 申请上述的政府所解决管理范畴外的矛盾, 也不能代理人来作为被告者。

(二) 土地行政处罚案件

此类案件应按照行政的处罚管理的办法, 如前文所描述, 对于交易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非法转移土地开发的权利、破坏及未经批准进行占地、批地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均包含于行政处罚之内, 这应当在政府规定的范畴之内。

(三) 土地行政处理案件

这种情形下的大量案件, 如政府依法收回土地的使用权利, 依法处理案件所引发的土地的拥有权证明, 这应明确对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方面的很多规定都不相符合, 甚至差别较大。这些法律和法规虽然对这些行政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此类行政的行为都不包含于行政的处罚范畴之内。如果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听证条件而没有进行听证环节的的, 应当认为其行政的方案是违法的。

三、结语

土地的行政案件较为复杂, 为了将土地行政执法的能力与行政判决的水平有效提升, 切实做好人民的土地权益的维护工作, 使经济方面稳定建设, 社会长远发展, 在对待土地行政的案件时要耐心谨慎, 要注意掌握不同的行政纠纷的特征, 将本质把我好, 使得判决公正而有效。

参考文献

[1]王昉.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13 (3) :24-27.

[2]贺晓荣.法制现代化的观念阻碍及其文化背景[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15 (1) :5-11.

[3]郑世弊.对土地法的企盼[J].中国土地, 2013 (10) :42-43.

[4]陈年冰.论我国地方土地立法[J].学术研究, 2014 (12) :53-58.

案件审理 篇11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经法院要求本人出庭说明情况，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借款人通过第三人还款，且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收回借条，出借人自行取回借条后就出借款项提起诉讼主张出借人还款，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

被告：××机械公司。

第三人：唐某。

原告张某因与被告××机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向××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法院依职权追加唐某为第三人。

原告张某诉称：2012年12月17日，被告因为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12万元，约定于2013年2月8日前归还，月息按2%计算。借款后，被告出具了借条。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归还。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借款12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12月17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照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机械公司辩称，被告已还清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2012年年底，因被告经营所需，对外进行借款，通过本公司员工唐某联系后，原告愿意出借款项。借款由唐某持原告银行卡至被告处刷卡交付，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1份。基于唐某是被告员工，且原告系唐某介绍，故被告通过唐某还款，并按约支付利息3754元。

第三人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内亦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

一审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第三人唐某系被告员工，在其分公司担任经理职务。被告因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12万元，该款由第三人唐某持原告银行卡至被告处刷卡交付。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第三人唐某将该借条转交原告。

另查明，被告向第三人唐某支付123754元以归还原告借款本息。该款分别由被告于2013年1月30日、同年2月4日支付5万元、7万元；同年2月6日，被告支付利息3754元，由唐某在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6日的载明收款个人为张某，事由为12万元借款利息的付款凭证签署“唐某代”予以确认。

又查明，2013年11月15日下午，原告从被告总经理办公室沙发上的唐某包里取走被告出具给原告的12万元的借条一张。后双方发生纠纷，派出所接警后至现场，在派出所内，原告张某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具证明确认取走上述借条。

诉讼中，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到庭陈述：被告还款时要求唐某收回借条，唐说没有带。后唐某离职，唐某到公司后把包放我办公室了，说借条在包里。因为早已经归还借款，我也未在意。诉讼中，法院两次通知原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原告未到庭亦未向法院说明理由。

一审审理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12万元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还款情况，被告确已通过向第三人唐某支付123754元，以归还原告借款本息。还款后，第三人唐某已将借条原件交还被告，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被告清偿而消灭。本院认为，被告虽未直接向原告归还借款，但本案借款出借系由第三人唐某介绍且款项由第三人唐某代为交付，第三人唐某又系被告员工，故被告通过第三人唐某向原告还款具备合理性；同时，结合被告还款金额、还款时间，被告所支付的款项应系针对原告出借款项的还款；另外，从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亦可以证实，第三人唐某在被告还款后已将由原告持有的借条原件收回并已交还被告。关于原告辩称在派出所系出具的证明系被迫所写的意见，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说明情况，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故应当认定被告已还清原告借款本息，原告自行从被告处取回借条，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份借条再起诉被告要求还款。

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案例评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以其多样性、灵活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发展、个人创业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也拓宽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渠道和出路，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民间借贷的风险渐增，虚假诉讼也呈现多发态势。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占有较大比例，审判实践中，受当事人诉讼能力及证据所限，对事实的认定存在较大难度。为防止虚假诉讼，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审理过程中，除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鉴于原、被告本人对借贷过程最为清楚，必要时应当要求原、被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以便提高庭审效率，查明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被告对借款12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该借款是否已经还清？原告张某持有借条原件，被告系通过被告员工第三人唐某还款，唐某亦未到庭参加诉讼，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在审理过程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认定被告已还清借款，分别为：第一，从借款的形成过程来看，被告通过第三人唐某向原告张某借款，款项、借条的交付也都由唐某经手，原、被告并未就借款事宜发生直接往来，故还款时被告亦通过唐某来操作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还款金额（包括本金和利息）、还款时间来看，被告虽未直接向原告还款，但通过支付唐某款项的金额（包括借款本金和利息）、还款时间等来看，符合双方对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时间的约定；第三，从借条的取得方式来看，原告认可借款后，该借条已由第三人唐某轉交由原告本人持有，如被告未归还借款，该借条应当自始至终由原告持有。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再次取得借条系从第三人唐某放置在被告处的包里自行取走，原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依据上述理由，可以认定被告已通过第三人唐某还清借款，原、被告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原告自行从被告处取回借条，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份借条再起诉被告要求还款。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两次通知原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原告均未到庭亦未向法庭说明理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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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审理 篇12

一、民间借贷的基本概念

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我国南方发达地区, 随着民间资本的增多, 个别开放城市尝试让“民间资本”与企业对接, 致使民众也不断转变着对它的认识, 并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但对于民间借贷的概念问题, 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有的认为它是除正规借贷以外的借贷, 它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之外, 不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被披露, 也不受法律保护, 属于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1]但也有的认为:它只是没有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而游离在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金融形式和活动, 是一种基于合同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行为, 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2]笔者认为, 既然此种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 那么, 只要这种借贷合同的条款没有违反国家相关的金融法规, 就应当视其为合法, 应受法律的保护。其主要是指发生在非官方正规的金融机构之外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和本息偿付的合同行为。

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多发的原因分析

民间借贷虽然借贷手续方便、快捷, 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融资公司对资金运行监管不力, 甚至部分融资公司为追求高利率, 根本不关心资金借入者的生产经营状况等等, 为民间借贷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导致大量民间借贷无法清偿债务或承诺利息而引发纠纷。因此, 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一) 民间借贷市场需求较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融资体制和机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对资本运行的需求, 出现了部分民间的资金沉淀不断增加, 而小微企业又缺乏资金的现象。造成大量民间资本拥有者认为将钱放在银行储存的利率回报太低, 不如将资金出借以求利益最大化。加之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有明确规定, 也就是其有了法律保障。因此, 很多从大型银行无法得到贷款的中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愿意选择这种程序简单的融资方式。可以说借贷双方一拍即合, 民间借贷市场日趋活跃就成了必然。

(二) 资金使用缺乏监管, 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由于我国在民间借贷运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能和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 民间借贷仅仅是建立在社会主体之间对信誉信赖的基础之上, 且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旦债务人因决策不科学而导致经营失败, 就会产生无力归还借款和支付所承诺的高昂利息, 最终会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出借人。甚至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恶意借款, 导致当前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 诉讼案件频发。

(三) 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 借贷担保手续不完备

从已发生的民间借贷案件中, 我们发现, 出借人往往是在不知晓贷款方的经营及诚信情况, 仅靠借款人承诺的高昂利息就盲目出借, 而且大部分借贷合同不完备或存在合同条款上的重大瑕疵, 如:合同的主体内容约定不明或无约定等。只有少部分案件的合同中设定了担保、抵押。还有大部分出借人法律知识欠缺, 尤其是对《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知识不了解, 如:不知道抵押借款还需要到房管、交通等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习惯的认为只要持有借款人的产权证照即可。到纠纷发生时才发现抵押权无法行使。

三、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点

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存在上述诸多问题, 因此, 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困难重重。

(一) 案件定性较为困难

案件定性困难主要表现在借贷合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案件本身能否定性为借贷的法律关系难以把握。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现已形成了一批职业的借、放贷人, 这些人借贷时仅以高利息吸引民间资金, 但出具的合同却是公司的入股文书, 当利息无法兑现时, 借款人则以公司经营亏损, 不予分红为由不承认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当时的合意无法出具证据证明, 导致争议。还有产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较大数额资金流转关系, 双方对当时资金流转关系认识不一致, 最后导致纠纷产生等等, 都是因为没有原始的书面、录音等证据证明案件发生的真相, 导致纠纷能否按借贷关系定性处理。

(二) 争议事实较难查清

争议事实难以查清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对涉案事实主张较难认定。如农村地区银行出售的理财产品, 农民误认为是利息高的存款方式, 导致纠纷后, 其中是否存在欺诈、误导、重大误解等均无法举证, 法院亦无法查证, 而依据民事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往往与客观事实不一定相符, 造成农民利益受损, 情绪激动, 对法院的事实认定产生对抗心理, 增加了审理的难度。二是因债务人开庭时不来参加诉讼, 导致缺席开庭审理时, 只是依据债权人的单方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案件审理缺乏质证环节, 若债权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据, 法官一般很难识别。

(三) 法律保护的利率标准和违约损失较难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不予保护。这一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 与当前金融机构所执行的情况不能完全对接。因为目前金融机构所执行的利率标准有多种, 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是适用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的利率标准, 导致案件审理时难以对此规定加以精确适用。

四、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对策分析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民间借贷活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但也会更加活跃, 因此, 司法机关只有创新审理理念和模式, 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物权。

(一) 加强法治宣传的力度和深度

针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缺席及公告判决比例逐年增高、债务人自动履行债务的执结率逐年下降、当事人履行债务周期较长的特点, 司法机关必须延伸审判职能, 加强对民众进行诚实观念、市场投资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 进化社会环境。首先, 要加大公开法庭的推广力度, 提升案件审判的示范作用。对典型案件的审判应邀请新闻媒体参与, 在人员较为集中的集市、工地等地进行审理, 让更多的人了解此类案件情况, 达到教育他人的目的;其次, 应建议县行政机关、金融机构和法院等相关部门, 成立公民信用信息采集机构, 向社会发布投资、理财等风险预警的权威信息, 以提醒群众提高风险意识, 规避经营风险。

(二) 创新审判理念和模式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 往往受害者人数众多, 涉案资金较大, 司法机关若不能做到“案结事了”, 不仅会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甚至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 创新审判理念和模式是化解此类纠纷案件的当务之急。一是针对部分当事人因经营不善暂无履行能力、可供保全财产线索少、可能一时难以结案等情况, 司法机关应事先为债权人解释法理精神。在债权人起诉前, 对其进行必要的诉讼风险告知, 避免盲目诉讼, 增进当事人对审判工作的理解, 以减轻执行、信访压力;二是针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调解撤诉率不高的现实, 审判机关应集中人员采用速裁程序及类型化调解机制, 以提高审理效率;三是针对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要件缺失的问题, 应加大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审判人员不仅要查证据, 还要对事件形成的过程、原因和目的等进行细致调查, 以查明是否存在欺诈、隐瞒事实真相等的情形, 综合分析判断, 确认借贷关系是否合法。[3]

(三) 加强监管的力度和深度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法规或管理办法, 引导民间借贷在法律的范围内正常运行。对骗取民众资金的违法者坚决予以打击、取缔, 以保护民众利益, 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要创新投资方式, 鼓励引导小微企业以诚信、合法的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 拓宽民间融资渠道, 减少民间借贷纠纷。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和引导, 既在立法上完善法律规范, 也从实践中进行规矩约束, 将我国的民间借贷向法治化、规范化和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上引导, 使之成为既保护公民财产性收益, 又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摘要：随着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不断活跃, 近年来司法机关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迅速上升。但由于民间借贷问题上的国家立法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致使审判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不能做到“案结事了”的司法效果。笔者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中出现的困境进行分析, 探索司法机关应对此类案件审理上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使民众合法财产权得到法律更好的保护。

关键词：民间借贷,速裁程序,风险预警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关于我国地下金融的思考[J].台声.新视角, 2005 (1) .

[2]袁华.民间借贷并非供水猛兽[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