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关系（共11篇）
变量关系 篇1
1 引 言
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具有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汇总统计金融行业的各种报表对M1和M2进行及时的测量,可以运用货币政策调整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货币供求平衡。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其特定经济目标的总称。货币政策包括工具变量、中介变量、目标变量。中央银行利用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作为媒介,直接控制工具变量,从而间接影响目标变量。1996年,央行将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使货币供应量中介变量正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对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关系的研究,在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可测性、可控性的基础上,可以使央行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从而实现稳定币值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 ( 见下图) 。
2 文献综述
何启志、何启粱通过对我国1995年到2012年GDP、M1、M2的年度数据做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有很强的相关性。董青马、雷洪光、胡正运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国1978—2009年度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证明了M2适合做中介目标,而M1则更适合做中央银行的观测目标。而货币主义理论者提出持续的通货膨胀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的观点。
结合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展执行情况,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线性相关程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并提出运用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建议。
3 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变量,是短期经济变化和金融趋势的晴雨表。一国的经济金融条件和货币政策操作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最终的影响是选择货币中介目标的重要依据。此外,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还应满足如下三个标准: 一是相关性。即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指标的变动要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能对经济金融的变化发展产生影响。二是可控性。即作为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必须是中央银行能够应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金融指标。三是可测性。即中央银行能够迅速获取这些指标的准确数据并进行观察、分析和检测。
按相互间的关系分析,可以分为中介变量、工具变量和目标变量。其中目标变量是指能够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变量指标;中介变量是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指标,主要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 包括M0、M1、M2) 等。反映币值稳定状况的目标变量指标是物价指数,可以选择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代替; 体现一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目标变量指标是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来代替。可供选择的中介目标主要有贷款量、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其中贷款量跟货币供应量具有可替代性,因此,使用比较广泛的、具有典型性的中介变量是货币供应量 ( M0、M1、M2) 和利率 ( R) 。
从实现币值稳定来看,货币供应量M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仅通过消费一个变量,并且货币供应量对消费的影响确实很大; 而中介变量利率R对目标变量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则要经过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进而传递到物价水平。与利率水平相比,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更直接、弹性力度更强。从实现经济增长来看,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传导仅通过投资一个变量,而利率对投资的传导要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个方面,进而通过投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见,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变量的传导要比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传导直接得多。
从货币供应量的不同层次来看,主要是如何选择M0、M1、M2的问题。由于与M1、M2相比,M0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总量 ( M2) 的比重很小,一般只在11% ~6% ,并且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金融的深化,现金交易的份额将越来越小,所以M0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弱,从而使之独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中介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目标变量,来研究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
4 目标变量与中介变量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1990年至2013年M1、M2、CPI、GDP的年度数据,如表1所示。来分析我国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1、M2与居民物价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关系的密切程度。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2014) 。
分别建立CPI和M1、M2以及GDP和M1、M2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使用双对数模型缩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量值之间的差距,运用OLS法估计出参数及模型( 如表2所示) 。
由表2的计量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均通过了t检验,变量系数符合经济意义,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很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说明目标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两个方面的推论。
第一,由相关性检验指标R2分析,M1 和M2这两个解释变量对消费物价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目标变量都具有很高的显著水平。就M1和M2的相关性显著水平而言,对于消费物价,前者略强于后者;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前者与后者接近。这就证明: 就总体而言,M1和M2与目标变量之间都确实存在明显的幂函数相关关系,只是在密切程度上有些微差异。第二,由弹性系数分析,就消费物价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M1每增长1% ,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0. 86% 、消费物 价上涨0. 39% ,说明M1的弹性较大; M2对两个变量的弹性要比M1的弱,基本上低将近0. 07和0. 08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相关性检验已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水平,仅表明M1和M2均基本具备了对目标变量传递的直接性这一作为中介变量的充分条件; 而弹性大小的比较,则更进一步证实了M1对目标变量的传导更直接、效率更高。或者说,尽管M2也基本满足传递的直接性要求,但与M1相比,其对目标变量的弹性要小一些,调控的效果就相对要弱一些。
由此可见,就综合而言,货币供应量M1、M2均具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但相比较可以看出,M1的条件更充分一些。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对于抵御经济波动、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合理有效的。
5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建议
第一,疏通传导渠道、减少货币供应量调整的阻碍。就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来说,要减少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疏通从央行到商业银行、企业到居民的传导渠道。第二,积极研究寻找有实质影响和相关关系的新的中介变量,不断完善货币中介变量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体系的深化,未来利率变动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将会加大,因此需要考虑将新的因素引入到货币政策变量中。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1990—2013年M1、M2、CPI、GDP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证明M1、M2作为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CPI、GDP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同时通过理论分析M1、M2的可测性、可控性,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货币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目标变量,相关性
参考文献
[1]王广谦.中央银行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鑫鑫.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4.
[3]贾庆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2005.
[4]侯军强.我国货币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甘肃金融,2011(4).
[5]吴俊成.我国货币政策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
[6]董青马,雷洪光,胡正.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12).
变量关系 篇2
教学目标:
（一）知识技能:
(1)散点图的概念及画法
(2)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回归方程
（3）会用散点图及回归方程判断相关关系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自主探究,体会数形结合、类比的数学思想方法。
2.通过动手操作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比较和归纳能力,引出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工具的必要性。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类比函数的表示方法,使学生理解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增强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意识。利用合作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重点：
利用散点图直观认识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及求回归直线方程。教学难点：
建立回归思想，理解回归直线。教学方法: 教师启发、问题探究、合作学习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西方流传的一首民谣：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二）初步探索，直观感知
探究一: 两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问题
1、有些老师常说：“如果你的数学成绩好，那么你的物理学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学生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你如何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探究二：散点图
问题
2、在一次对人体脂肪含量和年龄的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组样本数据： 年龄 脂肪 年龄 脂肪 23 9.5 53 29.6 17.8 54 30.2
21.2 56 31.4
25.9 57 30.8
27.5 58 33.5
26.3 60 35.2
28.2 61 34.6 脂肪含量4035302520******年龄
问题3、观察上面的散点图，你能发现这些点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如果散点图中点的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在一条直线附近，我们就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 这条直线叫做回归直线。
探究三：用最小二乘法求回归方程； 探究四：线性相关、正相关、负相关
（1）散点图中，点散布在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区域，对于两个变量的这种相关关系，我们将它称为正相关。
散点图中，点散布在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区域，对于两个变量的这种相关关系，我们将它称为负相关。
（2）回归方程中，b>0 正相关，b<0 负相关
（三）迁移拓展，巩固练习课堂小结：
1、散点图；
2、回归直线
3、线性相关：正相关；
负相关。
课后作业：
关系紧密之群体的变量分析 篇3
摘 要 本文主要通过论述国家制定法与社会自发秩序规范的关系,以及社会群体习惯规范的特点与局限性,比较论证法律与习惯规范二者孰优孰劣,揭示社会秩序最根本最稳健的保障是制度性规范,是国家制定法确认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 习惯规范 关系紧密群体 法律规范
一、人类生活常态
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作者全面分析了目前诸多社会控制理论的重大缺陷,从而指出——社会规范——法律与社会学派的共同的关键弱点①。“为什么基本规范——诸如诚实、信守承诺以及互惠——看起来在大多数社会都出现了?”这种社会状态,只是一种常态。即使在原始社会,人真正称之为人,有了家庭观念起,和平与稳定也是当时群体部落的主流②。我认为,对这种生活常态发问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常态是由道德性、伦理性以及人的理性支撑着,人的道德性、伦理性和理性灌注着人类关系之网。因此只要是人类社会,人们共同构筑的社群,这种常态:自利、和平、向善、敬畏、保持一定距离就不可能被解构。这种常态,在自然状态下按其自身规律自觉地发挥效用,并不需要我们额外增加社会成本追根溯源并对其建立相关制度规定。因而只有非常态的情况才是我们应刻意关注的。在非常态中,盗窃、伤害、战争、以及不同层级的对立关系中,如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提到的科层组织对无组织群体的控制或镇压,此时我们是凭借社会规范的哪一个利器来使自己、使群体保全?是法律规范还是习惯规范?
二、“紧密联系的群体”
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埃里克森按照福利最大化规范的假说,人们会自觉自然地在相互交往中将客观发生的自重损失与交易费用之和最小化。这种规范理论对社会秩序的建立是假定共有价值的存在和内化是有可能性的③。但是当基本价值的范围界限或遵守这些目的命令的强度界限被超出——并且发生越轨行为时,法律必须以能保证自身效率的强力威胁力量为后盾。而且,埃里克森本人也明确:“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有一些外生性的基本规则,法律的或其他的,这些规则授予并保证数量足以支持资源交换的基本权利④。”
三、习惯规范的分析研究
(一)法律规范与习惯规范在现代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谢晖教授指出,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组织体的存在,应当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规则(法律),二是观念,三是主体,包括工具性的组织化主体和目的性的个体主体;四是行为,主体意志的外在表现;最后是监督,制度运行的反馈体系⑤。对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中紧密联系的群体无法产生。从行动要素上看,城市居民的行为基本上都只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几乎不需要根据隶属关系的家族权威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因而具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从陌生人社会看市民社会的反馈要素,个体对于现实当下的直接后果负责,一般不产生长期的不定性的合作,而这也与紧密联系的群体理论中的要件持续性关联关系不符合,而与法律规范“一事一议”的特点相吻合.相对而言,城市社会的结构在逻辑上有利于法律控制,不利于习惯性规范的生长和扩展,城市社会秩序主要是具有确定性、强制性、注重制度内的平等和自由等特点的法律秩序⑥。
(二)关于互惠与互惠权力的分析
社会群体规范的运用,霍曼斯在其著作《人类群体》中提出:“一个世界上最为普通的规范:如果有人为你做了点好事,你就必须也为他做大致相当的一点事作为回报”这大概是建立在人本善的基础上的互惠规范。可是这一规范,如何解释人类大同、和谐世界永远只能是乌托邦?而此时,如果没有法律,你会以怎样的神情心里面对与你持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者或者潜在威胁者。如果互惠规范不能确证这种义务的可逆性或对称性,就很能被卢梭的问题难住:为什么我作为我自己必须以好像是我是另一个人的方式来行动,如果我基本上可以肯定自己永远不会陷入他那种处境⑦?而卢梭的假设是成立的,因为这种假设很容易被证实,在这个实际上连拥有主权的国家也都不必然是平等的世界,这也不是人人平等的世界。实质上这种互惠规范是建立在道德义务基础上。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是有序成为可能或者是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⑧。
通过对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中紧密关系群体中几个变量的研究,进而比较分析习惯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孰优孰劣,我们可以了解法律的不可替代性与基础性意义与作用以及法治的价值,“在于在推动社会生活的合理性的同时,还能够维系多元价值的共存。其中,制定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⑨。”因此,应充分重视法律的制度创新功能,以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龙大轩,谢晖.乡土秩序与民间法律:羌族习惯法探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2]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学的使命.法学研究.1997(5).
[3][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苏力.无需法律的秩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朗.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5][美]R.M.昂格尔.吴玉章,周汉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王新生.习惯性规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注:
①[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苏力.无需法律的秩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82.
②陈国强.关于人类起源及原始社会史的分期.云南社会科学.1984(4):118-120.
③[美]R.M.昂格尔.吴玉章,周汉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27.
④罗伯特.C.埃里克森.苏力.无需法律的秩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4.
⑤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64-299.
⑥王新生.习惯性规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89-190.
⑦朗.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8.
⑧朗.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用图象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篇4
课前, 教师通过网络学案和微视频引导学生进行自学, 学生一进入电子书包就明确了学习目标, 通过看视频自学、答疑与论坛讨论完成预习, 同时在论坛中分享预习的收获, 教师则通过论坛和学生上传的课前自测评价学生自学情况。
课上, 从教学平台的测试反馈中得知:学生对表示变量之间关系的三种方法可自学弄懂, 但对图像的理解却不到位, 教师及时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 通过发现探究、发散探究、创新迁移等环节, 帮助学生理解图像的内涵。然后围绕难点进行探究、实践操作, 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用图像表示变量之间关系的内涵。通过交流与合作、课堂展示, 学生均展现了自己的论点。最后, 还通过检测及统计评价完善了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课堂教学结束后, 教师将上课课件发给学生, 让数学理解能力不高的学生通过反复观看课件以及同教师线上交流跟上学习进度。另外, 在作业批改时, 发现有个别学生对坐标轴表示的意义理解差, 在其作业后面添加注释与思路引导语。最后, 这些学生根据教师的反馈很好地纠正了过来, 而且还把学习反思的小结发布在论坛上, 方便以后查阅。这些课后环节产生的生成性资源, 给教师在教研上提供了不少启发和支持。
【案例亮点】
亮点一、测试反馈实巧快
课前预习阶段, 教师推送相关资源给学生, 学生利用零碎时间, 看视频、做测试、论坛交流, 这样, 教师课前就可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上课第一环节, 通过测试反馈, 逐题统计, 可以清楚看到每位同学的预习效果, 看到学生的困难所在。通过课堂展示分析, 既可以督促学生认真预习, 又可以明确本节课的难点所在, 从而更好地把握重点, 突破难点。相对于传统方式, 电子书包实现了动态学习资源的拓展和创造, 支持自主学习, 极大地方便了学生间、师生间的交流, 真正实现了人机一对一施教。
亮点二、学生展示彰魅力
课堂展示阶段, 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合作交流, 利用电子白板进行展示, 充分展现了学生应用多媒体的水平, 体现了小组合作、先学后教的优势, 展示了学生个人灵活运用知识, 机智的表达能力。这也是论坛交流、课堂翻转的魅力所在。
亮点三、课堂检测见神奇
电子书包的交互性, 大大凸显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地位。课堂教学中, 教师通过监控学生机实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 利用教师机组织和引导学生的课堂活动。课堂检测阶段, 教师可以方便地观察学生的完成情况、及时统计, 自动生成题目的错误率, 及时纠错, 主观题学生可以采取输入、拍照等方式上传, 非常灵活, 特别是出错率低的题目, 做错的同学可以通过教师的批注纠错, 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实现了课堂的高效。
【教学反思】
这堂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电子书包实现人机一对一交互施教。课前:将导学案 (包括自制的微视频和学案) 通过自主学习平台传送给每位学生, 学生先自学, 平台自动汇总学生自学情况并反馈给教师。课中:老师可以随时浏览学生的思考过程, 教师根据学生自学情况的反馈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施教, 利用学习小组把遇到的问题分层解决, 同时通过当堂检测环节, 利用电子书包的交互学习功能, 完成定时检测达标, 真正实现各取所需、个性化教学。课后:传送本课学习巩固内容和下节课预习学案, 真正实现课堂翻转。
运用“电子书包”平台进行学习的形式, 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视野。特别是课下运用论坛, 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可以充分地交流所思所想。也正是这种相互学习的新形势, 大大地提升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对于整个教学来说, 老师只是负责贯穿整堂课的教学环节, 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思维潜能和创造能力, 在参与过程中自然生成新知。
课上完了, 有收获和欣喜, 也有不足和遗憾, 下面是关于这节课的再思考。
1.经过这一次实践, 我真正感悟到突破传统教学理念的重要, 翻转课堂是老师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点拨, 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课堂。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会充分利用电子书包平台, 让学生真正地自主学习、轻松学习, 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2.数学来源于生活, 应该反映真实的生活。本课教学中举了不少实例, 如“及时梳理”中48小时的温度曲线, 实际可能不完全那么有规律, 骆驼的体温变化曲线也很有规律, 可能与实际情况也有所出入, 设计时没有考虑周全, 这些情况课上本予以说明。
3.由于课堂时间的约束, 课前论坛的内容、师生线上一对一的交流等未能充分展示, 略显遗憾。
4.另外, 电子书包的教学应用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人水平和能力有限, 在继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扔难免存在很多理想和现实矛盾之处, 一切还有待同行们的指教和帮助。
变量关系 篇5
我国高校之问的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人力资本及其开发，高校教师激励已成为管理层的工作重心之一，各种激励政策相继出台且日臻完善，提高高校教师激励的实效性无疑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高校教师激励的实效性取决于激励的“合规律性”，即取决于各节制变量之间匹配的适宜程度。影响高校教师激励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激励资源、激励方式、激励环境、高校教师本身及其匹配关系，即针对不同的激励对象，在特定的激励环境中，必须考虑使用的激励资源，采取相对有效的激励方式。
高校教师激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调动高校教师积极性，挖掘教师潜能必然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资源配置、组织机构、评价机制等，高校教师激励的出发点是教师效用最大化，为此必须制定最大限度挖掘教师潜能的高水平激励政策，而在制定激励政策时必须考虑影响高校教师激励效率的相关因素，如激励资源、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环境等。这些因素不可能孤立存在，它们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彼此互动，当它们的匹配关系处于相应的适宜状态时，激励就会达到最佳效果。本文选择的理论视角，超脱具体的激励实务，以揭示激励规律。
一、激励资源是激励发生的基点。激励时注意资源选择
激励资源是激励发生的必备要件。在激励启动之前，首先要考虑用什么来激励对方，用来激励的资本就是激励资源，激励资源原则上可分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物质资源指经济性激励因素，如工资、奖金、津贴、奖品等。金钱是最普通的激励因素，在多数情况下“大块金条比大条道理更有说服力”，人们为了生存或提高生活质量就不得不为金钱奔波。人们对物质资源已有精确的计算方法和激励措施，而对精神资源的把握还远远不够。当然，激励资源二分法比较牵强，因为任何激励因素(包括金钱)都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当今各类组织的“奖酬菜单”已呈复合化趋势，如晋升、旅游、休假、娱乐、期权、培训、特权等，这些措施既有经济性奖励，又有精神性奖励。
对精神性激励因素的理解取决于激励主体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和激励态度等，对诸多激励因素，如价值观、信仰、理想、荣誉、友谊、自由等，人们的理解都存在分歧，如何把握激励因素的本质并有针对性地激励对方，是激励主体必须考虑的问题。选择、理解、表达激励因素的目的在于运用，如何运用激励因素来激励对方，就涉及许多在激励系统运作过程中的难题，如激励因素与对方需求的吻合度，客体对激励资源的理解判断等。在运用激励因素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环节各要素之问的有机衔接与功能整合。
就我国高校而言，最常用和最有效的仍然是物质激励，工资、津贴、福利仍然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也是决定教师流向的主导因素。虽然高校内部院系之间的分配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高校教师待遇与职称相联系，即高职称高收入，职称评聘已成为各高校最重要的激励杠杆之一，职称晋升条件也就成为学校的指挥棒，教师为满足职称晋升条件而奔波。教师的职称不仅是收入待遇的象征，也是教师的荣誉象征，既具有物质性，也具有明显的精神性。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针对不同背景的教师如何使用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很明显，当一位教师急需金钱时，如面临购房的青年教师，使用物质激励更有效;当一位教师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特定的精神激励会更有效，问题是如何把握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比例，即在何种情况下倾向于物质激励，何种情况下倾向于精神激励，当然，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使用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纯粹的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一般情况下，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是统一的.，单纯的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都会降低激励效果，纯粹的物质激励会使激励异化，没有物质成分的精神激励也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所以在制定激励政策时必须考虑物质成分与精神成分的协调与统一。
二、激励方式是激励的媒介.激励时考虑情景匹配
激励方式是激励系统的核心内容，任何激励方式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激励效果，但不一定是我们所期待的最佳效果。为此有必要探索激励效果最大化的可能条件，厘清激励方式及其最佳运行条件。激励方式包括激励方法、激励手段、激励策略等，激励主体通过一定的激励方式优化或再生激励资源，充分挖掘高校教师的潜能，高校所运用的激励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处于一种复杂的系统化状态，如何保持激励系统效能最优，就要求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匹配，这正是高校教师激励最大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落实到操作层面。
就激励而言，不存在任何情境都适应的激励方式，激励的有效性在于激励方式与激励情境的匹配。任何激励方式都可能是有效的，效果大小要看这种激励方式与各变量匹配的适宜度，激励方式作为一个子系统，可以构成多种关系模式配置，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关系模式由激励者根据激励情境来决定。激励者可能有多种激励方式选择，只要能达到激励目的，激励者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激励方式。激励方式的选择应依据特定的激励情境和所掌握的激励资源，而且要考虑激励方式所指向的趋于目标的行为适宜性。
激励方式的选择往往隐藏着一个假设，即激励者不仅有激励能力，而且不遗余力。激励者的属性与激励几乎都有相关性，但要强调的是激励者的成熟度，即激励者的激励能力和激励意愿，两者缺一不可。当学校是激励主体的情况下，双方的信息沟通十分重要，即教师要了解学校目标、价值导向、行为规范、激励因素等，学校要了解教师的需要、目标、价值取向、能力、个性等，这些信息就成为各自行为决策的依据。
激励方式的实施过程中总是存在效果促进或抵消的因素。如在平均主义文化圈里，公平激励就没什么效果;激励对象餍足状态下，需要满足就没有激励作用;学校奖惩制度的合理性影响强化激励机制的运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任何情况下激励都是必要和重要的，在有些情境下，激励可能成为多余。在某些情境下学校对教师的动机、满足和绩效没有多大作用。降低学校激励重要性的情境因素可分为两类，一是替代因素，即那些使学校激励成为不需要的或多余的情况变量;二是中和因素，即那些妨碍学校激励或抵消其行为效果的情况变量，其中，教师的经验、能力、训练及“职业”导向、任务的结构化及所提供的反馈以及组织团队的高内聚力和正式化等都是指导性激励行为的替代因素;教师对奖励的淡然态度、组织僵化、对奖励缺乏控制等是支持性激励行为的中和因素;教师的“职业”导向、可提供内在满足的任务以及团队的高内聚力等都是支持性激励行为的替代因素。在激励过程中，如果一个人积极性很高而且能力很强，就不需要激励了。
三、高校教师是激励的主宰.激励时因人而宜
激励对象往往是确定激励策略的依据，制定和实施激励政策必须首先了解激励对象。被激励者的属性很多，如年龄层次、文化程度、价值观念、个性特征、社会关系以及成熟度等等都可能影响激励决策和激励效果。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所适应的激励方式显然不同，文化程度表明一个人的教育投入，是一种知识结构和能力的信号显示，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也要选择不同的激励因素。价值观指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评价和认同，价值观能谚影响人的需求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激励机制的运行具有特殊的意义，诚如J.彼得斯所说：“杰出的行为表现总是和人们受到使人非信不可而又简单明了的、甚至可称为美妙的价值观的激励有关”。德国学者施普兰格尔曾提出了六种中心价值观：即以实惠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性价值观;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政治性价值观;以知识真理为中心的理性价值观;以形式与调和为中心的审美价值观;以群体、他人为中心的社会f生价值观和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价值观。价值观倾向表明激励的重心所在。个性特征包括性格、气质、能力、潜力等，不同的个性特征说明可能拥有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瑞士心理学家希格曾把人的性格分为外向和内向两大类，外向的人热情，好激动，喜欢交际和热闹;内向的人相对封闭，喜欢清静。关于气质，有人把它分为独立型和顺从型两种类型：有人则分为理智型、情绪型、意志型三种类型。不同的个性特征意味着对不同精神资源的反应存在差异，对于敏锐的人来讲，容易被感染或容易激励，而对一些反应迟钝的人可能难以激励。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而社会关系主要取决于人所处的社会群体的性质。人的思想和行为与个人阅历有关，过去的经验、角色感知、成就等都可能影响激励效果。
高校教师也不例外，高校教师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差异，如年龄、性别、学历、职称、个性、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在制定激励政策时都必须区别对待，如对教授的激励与对助教的激励就不同，对普通教师的激励与对知名学者的激励也不同。在微观层次上，对不同个性的教师、对不同价值观的教师的激励也不同。
四、激励环境是激励的依托.激励时注意环境适应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等都是环境决定论者，托尔曼的行为空间、勒温的生活空间和心理动力场都指行为环境。勒温强调人与环境密不可分，认为人的行为将随着人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环境特征往往体现于组织特征。组织特征的差异表明激励策略的多样性，即便是同一性质的组织也要考虑激励的权变性。组织的激励效果与组织凝聚力和组织文化显著相关，组织的凝聚力指组织成员之间融洽相处，彼此友爱关怀，互助合作，交换情报和意见，具有团队精神;影响组织凝聚力的因素包括组织的规模，组织成员的态度、价值和兴趣及组织目标的适合程度等。组织文化是组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体现组织特色的人文精神，组织文化使得成员的行为与组织规范保持一致。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容不悖。人所处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也有一个过程，对人的激励必须考虑环境的影响。
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体现着一定的环境特征，不同类型的高校体现着不同的校园文化。处在不同高校的教师面对不同的学校环境。学校环境直接影响对教师激励的效果，如一所著名高校的教师与一所普通地方高校教师所处的学校环境是不同的，如学术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都有区别。
变量关系 篇6
关键词：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效能 组织文化 组织承诺
传统竞争优势诸如资金、规模、技术等对组织的竞争对手而言愈发容易模仿。另辟提高组织效能新路径，也已成为众多组织的战略任务。虽大部分组织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对于组织效能发挥着战略性影响，但对于人力资源影响组织效能的机理仍不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逐渐开始从理论假设方面展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SHRM）对组织效能影响的研究。如从理论推导入手，提出SHRM对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起作用；从实践调查入手，得出高绩效的SHRM对于稳定员工，提高生产效率是有裨益的结论；通过验证SHRM与银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得出SHRM对提高每股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效能指标有显著作用等结论。[1]
一、SHRM影响组织效能的机理分析
SHRM是为了实现组织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及活动。其突出特点是把组织的战略目标和人力资源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依据战略目标系统全面的规划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人力资源作为特殊资源具有限性、可再生性、不可复制性。组织可以采取战略措施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提升组织效能。
实施SHRM可以有效提高组织效能，这已是众多学者日益达成的共识，可有关SHRM对组织效能的作用机理，现有的理论体系还不能做出较为统一完善的阐述，尚无深入系统研究SHRM和组织效能两者间的关系影响方式。引入恰当的中间变量，有利于进一步探究SHRM对组织效能的影响机理。
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创造一个明确的组织环境，让组织成员了解组织未来发展目标，这样才能促进组织效能提高，而这种组织环境便是指组织文化环境。SHRM可以通过决策和有关活动影响组织的文化环境。组织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社会化活动，让组织成员接受组织文化价值观，建立一种默示性意识，这样才能让员工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组织认可和鼓励的，从而对自身行为作出改变。如果组织文化要求控制和稳定，可以有效保持组织内部秩序稳定，促进工作顺利开展，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如果组织观念要求改革创新，通常员工会自由表达自己的新思想，帮助组织更多地收集外部新资源。这样既提高组织创新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也很好满足实际需求，促进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2]
在实施组织战略过程中，员工个人的素质能力、情感、需求都直接受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各步骤影响，同时员工的素质能力、情感、需求等又直接影响到组织效能的发挥。组织给予员工良好承诺，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保持员工队伍稳定，降低组织人事招聘成本。只有员工充分理解接受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他们才会更加积极努力地投入工作，共同完成组织发展目标。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促进员工组织承诺的提高，从而充分有效发挥组织效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组织为员工提供良好工作条件，员工工作态度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同时归属感和幸福感会得到提升，这种情感会不自觉地引导员工行为，提高组织效益。员工对待组织的态度，也就是组织承诺，在这种影响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实施SHRM，培育良好的组织文化，同时在组织内部加强宣传普及，让员工在思想上真正接受组织文化，从而激发他们工作热情，增强创新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负责态度，形成良好的组织承诺，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促进组织效能提高。
SHRM对组织效能影响机理主要体现为： SHRM通过组织文化与组织承诺这两个中间变量影响组织效能；组织文化对组织承诺具有影响。
二、SHRM影响组织效能的变量关系分析
（一）SHRM与组织文化的关系
组织文化原始模型虽然来自于创建人的管理思想，但组织文化未来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SHRM的实施。组织让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社会化过程中感受认知组织文化价值观，促进新员工更好了解掌握组织活动原则，从根本上提高组织效能水平。而最高管理者也通过自身垂范，展示一种组织文化环境，让其他人知道组织鼓励的行为是什么、禁止的行为是什么。假如社会化过程取得良好效果，有利于新员工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更好地匹配，帮助新员工掌握处理问题的技巧方法。
在组织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SHRM所起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规范、人事聘用制度，选拔出适合组织文化的人才，推动组织共同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二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向广大员工传递组织的文化价值理念，统一内部员工思想行动，让他们了解组织未来发展前景，形成组织公共意识；三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施薪酬激励和绩效考核，为员工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让他们清楚自己行为和组织要求的差距，从而不断改进完善，为组织目标达成做出贡献。
（二）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关系
如果组织文化已经被广大员工普遍认同接受，员工便会根据组织要求，及时有效处理所遇问题，提升组织效能。因为员工从组织文化中了解了组织的原则、目标和规范，所以组织文化对于组织效益具有重要影响。SHRM活动中的管理思想、策略和实际管理措施会对组织文化产生影响，同时组织效能的发挥又受到组织文化的巨大影响。由此分析可认为：组织效能明显受到组织文化正向积极影响。在SHRM影响组织效能过程中组织文化扮演的是中介角色。
（三）SHRM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由前面的机理分析不难看出，组织承诺明显受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影响，实施SHRM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如绩效考核中，员工满意度明显受到情感承诺影响。组织承诺受到人力资源承诺管理活动影响。员工组织承诺水平受SHRM影响，组织要尽量满足员工内心需要，形成双方稳定的情感协议，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促进组织和员工的合作共赢。
SHRM对于提高组织承诺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组织在选拔员工过程中采用的流程和方法，会影响到应聘者对选拔机制公平、有效的感受，而这些感受会对组织承诺产生巨大影响；二是组织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度，会直接影响员工对组织是否关注自身发展的感受，从而影响组织承诺水平；三是组织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是否客观准确，会对员工的公平公正感受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组织承诺度。
（四）组织承诺与组织效能的关系
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态度直接决定了其行为表现，从而产生相应的结果。作为员工对组织情感态度的变化因素，组织承诺会作用于组织结果，也就是组织效能。长期实践证明，组织形成稳定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良好的组织承诺。如果员工和组织在价值理念上达成一致，那么员工会更好接受组织，同时希望为组织继续工作，也就是具有较好的组织承诺，这对于组织效能提高十分关键，员工绩效水平受组织承诺影响。[3]由此分析可认为：组织效能明显受到组织承诺正向积极影响。因为组织承诺明显受到SHRM活动影响，所以在SHRM影响组织效能过程中，组织承诺扮演的是中介角色。
（五）组织文化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组织文化影响组织承诺的观点。以前面的机理分析为基础，从组织文化和组织承诺关系上看，组织承诺更容易受到组织文化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变量关系研究，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SHRM和组织效能两者间的联系。SHRM在影响组织效能过程中，组织文化与组织承诺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见图1）。厘清各变量间的内在联系，这有利于识别影响组织效能各变量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程度，从而调整组织行为，更有效的提升组织效能。
参考文献：
[1]王益明. 人力资源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95—216
[2]李伟，聂鸣，李顺才.组织文化、外部知识管理能力与网络嵌入性收益[J]. 管理科学，2010，23（3）：14—22
[3]朱青松.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匹配对员工效能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09，283（3）：134—135
变量关系 篇7
现代企业经营面临着市场风险和企业特有风险。人们把企业的特定风险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把无负债时的未来息税前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之为经营风险, 因企业资本结构不同而影响企业支付利息和股息及到期支付本金的能力的风险称之为财务风险。决定企业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能够反映经营风险的主要特征。通常把债务筹资带来的风险称之为财务风险, 财务杠杆能够反映财务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企业风险与营业固定费关系
(一) 企业风险与营业固定费关系的观点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企业的风险对于企业盈利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其根源在于企业的固定成本。如果将固定成本进一步分为经营性固定成本和财务性固定成本, 那么对盈利能力所起作用的风险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 因此企业的总风险可以视作“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之积” (李敏, 2006) 。国内多数财务学者认为“营业杠杆的实质是指企业固定成本比重对利润的影响” (荆新、王化成, 1993) , “营业杠杆利益, 是指利用企业固定成本而带来的营业利润” (周中惠等) , 实质是把营业杠杆定义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固定资产的利用, 但影响营业杠杆大小的主要因素不仅是固定成本, 产品价格、变动成本等会计变量都影响着其大小。笔者同意以下观点:“过去, 人们把‘假设’和‘结论’颠倒了, 不恰当地把假设仅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与企业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再次假设为线性一次函数视为营业杠杆的核心内容或结论, 从而产生只要企业存在固定成本, 不论数量大小, 就存在经营杠杆, 以及固定成本越大营业杠杆作用越大的偏颇认识” (罗福凯, 2004) 。
与市场不相关的营业风险, 可以通过分散投资进行消除, 与市场相关的营业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消除。因此, 笔者认为不能只考虑营业风险本身, 还必须研究与市场相关且通过分散投资不能消除的营业风险与营业杠杆之间的关系。
(二) 营业风险与营业杠杆关系推导
依据资本市场理论, 任意的风险证券i的市场风险, 通过其收益率Ri和市场的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cov (Ri, RM) 的大小来表示。同样利用经营杠杆系数也可以测度企业的市场风险。
决定营业杠杆系数大小的变动因素主要有固定成本 (费用) 、销售量、单位贡献毛利以及单位变动费用等, 现代企业总的发展趋势是, 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企业固定成本的增加, 必然引起变动费用的相对减少, 在市价不变的情况下, 单位贡献毛利将会提高, 可见, 单位贡献毛利与固定成本成正比, 与单位变动成本成反比, 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决定和影响着经营杠杆系数的大小。由此, 经营杠杆与市场风险的关系问题, 就转化成了是否可以利用财务会计的成本费用结构数据及其变化来表示市场风险大小和变化的问题了。通过以上逻辑推理可知:市场风险决定于变动费和固定费用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最终集中体现在单位贡献毛利这一会计数据及其变化上, 由此, 从投资者决策有用的角度, 应对单位贡献毛利会计指标进行充分披露。
一个不存在债务性资本, 完全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 用F表示其固定资本, V表示变动成本, I表示自有资本, X表示销售量, 单位销售价格为p, 则企业i的市场风险指标, 通常有以下两种表示方法, 一是利用企业i的收益率Ri与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COV (Ri, RM) 进行表示, 二是利用企业i的收益率Ri的标准差和企业i的收益率Ri与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相关系数的乘积来表示。
利用协方差COV (Ri, RM) 进行证明如下:
由式 (1) 可知, 固定成本增加前的市场风险指标, 可用单位贡献毛益与自有资本 (此时为企业的全部资本) 比例为系数, 同销售量X和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的乘积进行表示。
假设单位产品销售价格p不变, i企业的固定资本F增加△F, 则会由此引起变动成本V减少△V, 单位贡献毛益会增加△a, 假设此时的企业i的自有资本利润率为Ri', 期望值为E (Ri')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知:
其中, Rf代表无风险的证券的收益率;COV (Ri', RM) 代表有风险的证券的收益期望值;σ2为有风险的证券的收益的方差。
式 (2) 右边的COV (Ri', RM) , 比照 (1) 式的结果, 同理可以推算得到:
将 (3) 式的结果与 (1) 式对比可知, 在固定成本增加△F的情况下, 自有资本收益率与市场有价证券的协方差, 即企业i的自有资本收益率的市场风险的测定指标COV (Ri', RM) 的增加量与单位贡献毛利△a的变化成正比。COV (Ri', RM) 与销售量X存在共线, 即它与销售量和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率的协方差的大小相关。
上述证明得到的结论是:企业市场风险的增减, 可以通过单位贡献毛益的变化进行把握和计量, 但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相互替代关系是引起单位贡献毛利变化的主因。
利用Rubinstein市场风险ρi Mσ (Ri) 进行证明如下:
在假设条件与第一种证明方式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i的利润πi和自有资本收益率Ri的计算结果为:
ri=PX-VX-F=X (P-V) -F=a X-F (4)
把 (4) 、 (5) 式代入 (6) 式可得:
根据 (7) 式可知, 企业i的市场风险可以用单位贡献毛利a、企业销售量X与市场有价证券RM相关系数σXM、销售量X占自有资本比例的标准差的乘积来表示, 其各自的经济含义是:相关系数σXM说明销售量的变化受到市场整体情况的影响, 标准差σ (X/1) 表示销售效率的不确定性。另外, 还可以看出贡献毛利与市场风险直接相关。
利用Rubinstein市场风险表示方法和利用协方差COV (Ri, RM) 表示市场风险的方法进行证明, 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是:作为衡量市场风险的营业杠杆, 可以通过单位贡献毛利即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替代关系进行把握和计量。
二、企业风险与财务固定成本关系
(一) 企业风险与财务固定成本关系的观点
从西方的理财学到我国的财会界对财务杠杆的理解,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将财务杠杆定义为“企业在制定资本结构决策时对债务筹资的利用”, 强调财务杠杆是对负债的一种利用。其二, 认为财务杠杆是指在筹资中适当举债, 调整资本结构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 强调通过负债经营而引起的结果。另外, 有些财务学者认为财务杠杆是指在企业的资本总额中, 由于使用利率固定的债务资本而对企业主权资本收益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侧重于负债经营的结果, 但其将负债经营的客体局限于利率固定的债务资金, 定义的客体范围是狭隘的。事实上企业可以选择一部分利率可浮动的债务资金, 从而达到转移财务风险的目的。财务杠杆定义为对负债的利用, 而将其结果称为财务杠杆利益。这样定义对于财务风险、经营杠杆、经营风险乃至整个杠杆体系概念的定义, 起了系统化的作用, 便于下一步研究。
(二) 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关系推导
研究该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评价财务会计数据资料对市场风险的测定能力。财务杠杆大多是利用负债比率或总资本负债率等会计指标进行表示的, 也存在着是利用账面价值还是公允价值、是否扣除所得税、是否包含派息等分类和具体计算上的差异, 但基本上都是以负债比率来进行表示的。把财务杠杆以负债比率来把握, 研究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以股价总市值代表企业i的价值, 企业i股价的平均收益率E (Ri) 与市场风险直接相关, 利用最基本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8) 式中的λ是市场有价证券的平均收益率和无风险证券收益 (利率) 之差与市场有价证券的收益率方差之比, 可表示为:
将 (9) 式代入 (8) 式得:
任意风险证券i与整个市场风险的关系可用贝塔值βi来表示, 是任意风险证券收益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的协方差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方差之比, 表示任意风险证券i与整个市场风险的波动关系。
因此, (10) 式可以用βi表示为 (11) 的形式:
为研究表示财务杠杆的会计变量———债务比率与市场风险的关系, 假设同时存在一个全部资本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U和一个利用负债经营的企业L。U企业的股价市值总额为ZU, 营业利润为YU, 投资收益率为RU;L企业的股价市值总额为ZL, 营业利润为YL, 企业发行的债券或借款为DL, 投资收益率RL, U企业股东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可表示为:
假设U企业与L企业的收益一致并遵从相同的概率分布, 那么, L企业股东的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 应是企业平均收益额扣除同期的被视作债务性利息的支出, 即可以看作无风险债券的利息率与债务性资本的乘积, 可表示为:
将 (12) 和 (13) 式代入 (8) 式可得:
(14) 和 (15) 式的协方差可以分别进行如下表示:
可以得到两个协方差之间的关系为:
对 (18) 式两边同时除以市场有价证券的方差σ2 (RM) 得到 (19) 式如下:
根据MM理论, 上述两企业的企业价值是相等的, L企业由于支付债务利息, 因此, 其股票的市场总值ZL小于没有债务性资本的U企业的股票市场总值ZU, ZL/DL大于1, 可见 (18) 式说明, L企业投资收益率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率的协方差大于企业U, 表明L企业投资收益率的风险波动大于企业U。
(19) 式说明, 在一定假设条件下, 利用债务性资本的企业与资本全部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的市场风险在资本构成上的差异在于两者股票市场价值总额的比率大小。
根据MM理论, 把 (19) 式中代表U企业总收益的ZU用L企业的价值 (ZL+DL) 进行代替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20) 式表明了作为财务杠杆的会计变量指标负债比率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 即可以利用负债比率DL/ZL来衡量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之间关系。
本文研究的结果进一步强化和证明了以下事实:依据资本市场理论, 财务会计数据信息有用性能够用来测量和反映市场风险。探讨了企业市场风险的主要因素与反映企业经营特征的杠杆之间的关系, 营业杠杆和财务杠杆从企业经营特征和资本结构的角度反映企业经营风险, 同时也反映了企业经营基本构造和经营战略。这可为进一步开展财务会计指标在反映企业风险方面的作用和表现等研究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傅元略主编:《财务管理》,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傅元略主编:《财务管理》,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紧扣内存变量关系巧解矩阵类问题 篇8
1 矩阵相乘问题算法推导
设A=,B=
编程求矩阵A与矩阵B的乘积C。
1.1 问题分析
矩阵相乘,必须左边的矩阵A的列数与右边矩阵B的行数相等。
本例符合矩阵相乘的要求,A矩阵为3行4列,B矩阵4行5列,其乘积为3行5列的矩阵C。
1.2 构建数据模型
一个内存变量只能存放一个数据,矩阵是二维数阵,需要定义二维数组来存放数据,在此定义整型数组a[3][4]、b[4][5]、c[3][5],分别保存A、B矩阵和其乘积C矩阵。数组是数量固定、类型相同的一组变量的有序集合,这些变量在数组中占用连续的内存空间。在使用数组中的元素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初始化。
1.3 算法推导
1.3.1 抓住核心找规律
相乘规律如图1所示,当变量i=1,j=2时,c数组的c[1][2]单元值为a数组的第1行与b数组第2列对应元素积的累加,累加规律如下:
根据以上表达式,建立3个数组行与列下标内存变量关系表,如图2所示,累加过程中a数组的行标i=1不变,列标k从0到3;b数组的行标k从0到3,列标j=2不变。经分析可得出实现乘积累加算法程序段为:
1.3.2 推而广之求共性
推而广之,对于c数组的任意单元c[i][j],实现积的累加的程序段为:
1.3.3 由点到面求所有
一个单元的数据计算方法有了,就不难计算矩阵c的所有元素的值了。在此可使用双重循环,以矩阵相乘后的积c数组为主对象,以先行后列的顺序求解,设置外循环变量i控制行,内循环变量j控制列,并分别作为数组的第一维与第二维的下标,所有单元数值计算程序段如下:
1.3.4 参考程序
2 矩阵旋转类问题推导方法
有一5×6的二维矩阵,各单元数随机产生,数值范围为两位正整数。输出该矩阵及其顺时针旋转90°后的矩阵。
2.1 问题分
假定数组a数据如图3所示,顺时针旋转90°后数据保存在数组b,则a数组的第一行移到了b数组的最后一列,a数组的第二行移到了b的倒数第二列,依次类推:
2.2 算法推导
2.2.1 抓住一行或一列找规律
旋转类题目的关键是从旋转前后两矩阵元素的位置找到变换关系。在此以数组a的第1行元素为例,写出旋转前后a数组的第1行与旋转后b数组的最后一列第4列元素值、行和列下标内存变量对应关系表,如图4所示。
分析x,y,i,j 4个内存变量的关系有:x=j(j=x)、y=4-i(i=4-y),则以b数组为主对象,考虑其中的元素从a数组的哪个单元获取值的关系表达式是b[x][y]=a[?][?],已经得到i=4-y,j=x,所以不难写出赋值语句b[x][y]=a[4-y][x];如果以数组a为主对象,考虑其中的元素a[i][j]送到b数组的哪个单元的表达式是b[?][?]=a[i][j],因x=j、y=4-i,所以有赋值语句b[j][4-i]=a[i][j]。
数组a的第一行元素旋转规律算法可表示为:
for(x=0;x<=5;x++)或for(j=0;j<=5;j++)
2.2.2 由线到面求所有
有了一行的旋转规律,就不难推导出数组的所有行的旋转算法了。按行或列的顺序,以不同数组为主对象,求旋转后的数组b的程序如表1所示。
2.2.3 参考程序
2.3 旋转方式的比较(设原矩阵为m行n列)
如表2所示。
3 结语
矩阵旋转、相乘问题虽然相对复杂,尤其是矩阵相乘算法都用到三重循环,但只要大脑中始终有二维表格的形象概念,通过建好数组元素、数组上下标内存变量之间的关系表,遵循“先点后面、先线后面”的原则,抓住核心并从中寻找规律,再想不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摘要：C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少初学者不能建立思维的模型,无法将形象可行的矩阵运算、旋转事件抽象化成算法语言。讲解了指导学生掌握矩阵操作算法的推导方法。
关键词：矩阵,二维数组,内存变量,算法程序
参考文献
[1]谭浩强.C语言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
[2]南京跃捷教育文化有限公司.计算机综合理论复习用书.
变量关系 篇9
1 服务价值的内涵研究
Michael Porter认为服务价值取决于顾客的感知和认同,代表了前期研究中众多学者的观点。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量研究成果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概念模型和服务系统两个视角进行分类评述。
1.1 概念模型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Kotler等提出了服务价值概念框架,对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潜在变量进行了归类,如金钱成本、私人间的联系、声誉、服务所得、与获得服务相关的努力等。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在顾客的角度并结合企业价值构建起服务价值模型。Cengiz Haksever等[2]明确了服务价值的顾客属性,将时间要素加入服务价值模型之中,认为服务价值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服务的非经济价值。Hasksever等所构建的服务价值模型是目前学术界被广泛采用的概念模型之一。苏钰等[3]整合了顾客感知价值和企业价值两个视角,构建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通过降低价格和顾客购买成本的方式来提高感知服务质量以及增加企业价值,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良性循环。Vargo Stephen L等[4]将服务价值具体描述为顾客在服务传递的过程中,面对已经付出以及即将付出的各项成本,对自身既得利益公平性的感知。马玉波等[5]比较研究了各种价值内涵,将服务价值定义为企业创造并传送的服务功能和效用普遍被顾客感知、认可、接受的程度。因此,服务在企业与顾客之间传递,而服务价值对多数顾客均存在客观收益,并且服务的客观性能是顾客进行主观认定的基础,同时也是顾客主观认知的结果。此外,Basole R C等[6]认为虽然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研究服务价值不应该将其与产品相分离,而应该将产品看作服务传递的工具,同时提出了服务价值网络的概念模型,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第一层推动者、第二层推动者以及辅助推动者等5种类型的参与者,其价值由B2B、B2C和C2C等组成的复杂营销关系组合共同创造,并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影响。Lin Chien Hsin[7]认为服务价值反映了顾客从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及其相应成本付出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利益和损失要素相互独立且互为因果,不可相互变换。这一观点强调了服务价值中各要素的密切关联,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支持,如Kristina Heinonen[8]认为服务价值包括技术、功能、时间和空间等4个维度,且每一个维度均通过各自的利益所得和成本所失进行衡量。David Martin Ruiz等[9]进一步细化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描述服务价值的焦点应在于各服务要素在塑造顾客感知价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服务价值的内涵也延伸至绿色服务供应链领域,Rania A M Shamah[10]通过构建绿色服务供应链的价值创造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专注创新对提升服务供应链价值和绩效的积极影响。
1.2 服务系统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服务系统视角下,以价值网运用最为广泛。服务价值网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对顾客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其主要特点在于企业、顾客及供应商等价值网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价值,注重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数字化运营,是突破价值链范畴的价值创造系统。国外部分学者利用该方法将服务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价值的产生过程和机理。如Holbrook运用价值构成的方法,即价值链和价值网,认为对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应从服务价值参数和服务价值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Paul P Maglio等[11]认为服务价值由服务系统及其环境适应能力共同决定。Alter S[12]认为顾客服务效益的获得可以来自于服务提供商,也可以来自于自动服务,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服务价值。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引入价值网理论,针对服务价值演化和共创模式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探索研究,如龙跃[13]基于专业化分工和价值网观点,归类综述并分析了制造服务价值的演化,认为制造服务跨界演化是服务演化的重要发展趋势;简兆权等[14]基于价值星座和服务价值网络等观点,构建了包括研发企业、科研院校、风险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在内的研发服务价值共创模式,阐释了其不同共创圈的形成机理和影响作用。
服务工程方法通过借鉴软件工程的建模思想,旨在设计面向客户需求的服务系统,是目前国内服务价值研究领域运用效果较为突出的系统理论之一。王忠杰等[15]运用该方法刻画了服务价值的分类,认为服务价值具有可分解性、组合性、可传递性、可转化性和依赖性等5方面基本性质。邵旭提出了支持价值知觉的服务工程与方法体系,并将服务价值定义为顾客或提供者期望某一方面状态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服务供需双方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上述两种主流认识倾向之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解读。如杜义飞等[16]从博弈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的重点在于需要各服务参与方共同创造,并且能够在各参与方中恰当分配。谢获宝等从财务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各项服务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未来净现金流入增加额的现值。李群从服务利润链和服务价值链整合的角度,将服务价值界定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或者给顾客带来顾客收益,而为服务供应商带来的企业价值。扈玉婷引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界定了服务价值内涵,认为服务价值是凝结在服务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上的,并得到了社会表现的抽象劳动,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性共同决定。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和价值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内涵的切入点。目前,关于服务价值内涵的研究包括了概念认识、特点分析、构成要素及类别划分等主要方面,涉及到了管理科学、服务科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是与服务价值密切相关的近似概念,但是,服务的本质属性在于满足服务接收方的利益需求,价值强调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意义,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均强调对服务效用的感知和判断。与这些概念相比较而言,服务价值并不被完全包含于服务质量概念之中,其内涵比服务质量更贴近服务接受方的服务需求;且服务价值虽然与顾客价值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顾客价值是个体性概念,而服务价值是群体性概念,服务价值在传送后被感知、认可和接受的部分可理解为顾客价值。因此,本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如下阐释:服务价值可作为服务接受方评判其所接受服务质量高低的标准,其根本问题应在于服务价值客体对服务价值主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服务价值主体需要意义的体现,且服务价值可以被衡量和评判。
2 服务价值与关系变量的影响研究
探究服务价值与其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向,但是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稍显薄弱。本文将服务价值的关系变量归纳为前因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等3类,以辨析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
2.1 前因变量
Alix T等[17]利用价值等式认为服务价值等于服务质量与服务成本之比,重点探讨了产品的附加服务,并从企业和顾客两个角度对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由此可得,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前因变量,其中,服务质量的构成要素同样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维度。如Hu Hui Hsin等[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顾客产生高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对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顾客购买意愿等均具有显著影响;王升研究表明即使存在文化背景差异,服务质量对感知服务价值仍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成本作为影响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可进一步细化为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等,一般认为服务成本越高,服务价值越低。如Manoj Edward等[19]实证检验了服务转换成本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保留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服务转换成本与感知服务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建议服务型企业采用独立或降低服务转换成本的方式提升服务价值和顾客满意度。
此外,国内部分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服务价值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如朱以彬以图书馆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需求是影响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希全以内部审计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服务资源数量、服务价格和项目价值度是影响企业内部审计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由此表明,不同事物由于其属性和功能的不同,影响其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
2.2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介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验证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因果关系的探析。本文归纳的服务价值调节变量主要包括服务接触、服务体验、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和企业形象感知等。I-rene Gil等[20]研究表明,服务接触直接影响顾客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验证了员工工作满意度在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调节作用。顾客的服务体验是服务接触过程的重要方。Anu Helkkula等[21]利用欧洲客户对i Phone服务体验的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顾客服务体验对顾客感知服务价值的影响,表明顾客从服务体验中感知服务价值并不能称为一条价值链,而是包含了环境价值、经验价值动态相关性的复杂现象。Carmen M Sabiote等[22]分析了网络服务总体感知价值的差异和网络服务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并检验了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在实现顾客满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卞文良等[23]分析了B2C环境下顾客对物流服务的感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企业形象感知正向影响服务感知以及服务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
同时,服务价值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Davood Feiz等[24]从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两个维度来测定服务质量,并指出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对感知服务价值及顾客满意具有显著影响,而感知服务价值对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在实现顾客满意方面具有调节作用。Asman Ismail等[25]研究表明,感知服务价值通过服务响应和服务保证并不显著影响服务满意度,而通过情感维度能够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感知服务价值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协调作用。
2.3 结果变量
Masanobu Uda[26]指出服务价值最大化是实现服务满意的最佳标准。因此,服务满意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结果变量之一,对实现顾客忠诚和提高企业利润起着显著作用。此外,钱晓群实证检验了学生感知服务价值与网络教育学院竞争力之间的结构关系;王朝辉等将服务价值作为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之一,认为感知价值与其各维度之间存在多元线性关系,且在服务价值维度上均值较高。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感知价值可作为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并且对于不同的事件,服务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也不相同。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成本、服务接触以及企业形象和员工的服务意识等;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主要包括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员工工作满意和企业竞争力等。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成果可知,国外学者已经从企业和客户层面就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而国内学者侧重从顾客感知的角度分析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背景细化服务价值影响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3 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
服务价值本身具有可被衡量和评价的性质,而且鉴于其更贴近服务的本质,与经济社会中不用领域的结合更有助于揭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归纳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和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等3类。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生态环境是人类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之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全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目前,学术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占据最大比例。美国学者Costanza等人于1997年将其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Nature》杂志上,提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迅速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从为人类生活提供生态产品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生态功能两部分进行衡量,将其分为17个子生态系统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加总求和。根据Costanza R等人[27]的测度,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产出高达16~54万亿美元的总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是1997年全球GNP的1.8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引发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研究热潮,逐渐将其评价研究深入到湿地、森林、土地利用及农业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且敏感性指数、遥感和意愿评估法等是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和指标,取得了诸多具有较强社会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刘兴元、张振明、王友生、赵忠宝、李坦等。
3.2 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西方拥有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针对高等教育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如Gaston Le Blanc和Nha Nguyen基于性别和学习水平等维度定量评价了大学生服务价值,论证了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其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并且指出针对不同性别和学习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Bo Enquist等[28]以公共服务领域中契约治理和绩效测度的关系为视角,从服务主动型和商品主导型两个方面对公共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Wan I Lee[29]运用MEC理论建立了医疗服务行业的顾客层级价值图模型,指出患者在价值层面的满意度与门诊服务的等待时间、管理程序、登记服务、服务范围、护士的态度和礼貌、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效果等要素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除政府服务价值和医疗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以外,图书馆服务价值评价是国内学者另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如游士兵等[30]定义了政府服务价值,选择人均GDP作为行为变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环境状况及社会发展水平作为考察其贡献度的4个因子,建立GM(1,N)模型对政府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王静等[31]在阐释医疗服务价值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绩效评估的角度,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对公立医院的医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测度;任贵华等[32]从经济、技术、功能、资源和社会等5个维度构建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实证检验。
3.3 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呈现多样性,信息化和供应链均是此背景下国内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地位的有效手段。信息具有服务特性,史敏等研究指出可以通过享用科技信息服务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对科技信息服务价值进行测度。丁邡等[33]结合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IT投资的决策环境和首席信息官(CIO)的行为特征,建立了CIO评估IT顾问信息服务价值的数学模型,分析了IT风险资产价格、期望收益分布和信息服务费用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及对评估过程的内在影响机制。此外,资金被形象地描述为维持供应链共生系统生命力的血液,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其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可有效维持整个供应链的活力。王笃鹏等通过比较共生系统中有无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情况,分析了各共生单元的决策和能量变化,评估了物流金融在供应链中所产生的服务价值,认为物流金融服务在扩大零售企业订货量的同时增加了各共生单元的能量。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结合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运用成熟的理论方法展开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服务价值评价的主要研究思路。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诸多领域中尤以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评价准则和方法,而以顾客和市场为主体的典型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甚为缺乏。该问题与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尚存在较大争议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但该问题又表明,系统深入研究服务价值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服务价值研究应当成为服务科学领域学者们探索和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4 服务价值的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价值具备管理科学、服务科学、生态科学以及工程理论等学科交叉性的重要特点。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就服务价值的内涵、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和服务价值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辨析,但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4.1 服务价值内涵的明确和细化
国内外学者多从顾客感知及系统共创的角度对服务价值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服务价值的构成要素分析集中于经验和信息、功能和技术及时间与空间等方面,并对服务价值的宏观性和创新性形成了共识,但由于服务价值的学科交叉性以及自身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对其内涵的理解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应更加注重从管理和服务科学的角度,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服务价值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素等。
4.2 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关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系统性较强,但研究方法和角度略显单一,并且对于服务价值影响变量的选取集中于顾客层面,造成了一定的研究局限;而国内学者偏重于验证服务价值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针对其与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尚显不足。因此,应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注重从组织和社会系统层面介入相关变量,逐步拓展和深化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深入揭示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之间的本质关联。
4.3 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服务价值评价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服务质量等相关概念的评价模型为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服务价值的概念模型,从经济价值、功能价值和时间价值等维度构建了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然而,借鉴服务质量评价模型来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容易产生概念混淆,以至于评价指标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服务价值概念模型自身也有较强的局限性。因此,应基于服务价值的内涵,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结合不同应用领域的特点加以改进,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
4.4 基于管理科学的视角深化服务价值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以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工程领域或生物科学领域对服务价值的研究工作较为深入,而在管理科学领域,服务价值的研究框架仍然比较模糊,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仍然比较浅显。这一点在国内研究进展中尤为突出。因此,立足管理科学领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使得服务价值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技术路线更加合理,将更有助于建立起规范的服务价值研究体系。
4.5 服务价值的建模与优化并加强在实业界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将数学和计算机方法运用于服务价值建模过程之中,构建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服务价值模型,然而,在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效果甚为不佳。因此,提炼更加贴合服务价值本质的影响因素,运用更为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工具,强化服务价值建模理论支撑的同时探索服务价值优化和提升路径,并加强在医疗、教育、营销及交通运输等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成为未来服务价值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与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相比,服务价值对于提升顾客满意度和企业竞争力更具革新性和影响力。近年来,服务价值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从管理科学的视角进行文献精拣,深入剖析了服务价值的内涵,分析了服务价值与有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评析了不同领域服务价值评价的方法和指标,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变量关系 篇10
一、城市公关从“神格”走向“人格”
互联网使得话语零门槛, 人人皆媒介, 威权随时可能被消解, 城市的形象也从神坛走向了民间, 随时可能被体验和评说。如果用互联网商业的思维来看, 城市可以比作是一个特殊的产品, 那么市民和其他相关受众就是其用户, 那么城市公关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得“用户”和“产品”达成理想的交互体验, “产品”的形象是“用户”的口碑和体验报告。尝试将“用户”的文字、影像、方位、沟通等多个领域的复杂信息, 按照特定的模型“量化成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后再将结果转化为友好、拟人和可视化的公关表达, 这些数据的总和将最终构成上海城市形象发展可资利用的大数据。
城市管理者如果想获得“用户”对“产品”使用后的“感性综合形象”, 基本只能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 然而基于人的复杂性, 问卷和访谈等方式并不总是接近真相, 有时甚至相差甚远。但是,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 用大数据的方法记录用户的行为轨迹不再是天方夜谭, 用户的文字、方位、沟通等原本多元复杂的信息皆可以量变为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以期得到最接近真相的结果, 从而改进“产品”, 增强“用户”体验。
上海城市形象塑造的人格化可以借鉴互联网时代产品的拟人化方法。如聚美优品的“小美”、杜蕾斯的微博形象“小杜杜”等, 让品牌告别“神格”走向“人格”, 符合产品特性又颇具个性的拟人化形象不需要像以往一样通过媒体、广告等中介向用户传播信息。互联网时代是“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时代, 一切皆可以成为媒体, 企业本身通过对自身形象的平民又不失个性化的塑造达成与用户的平等交流, 通过加强自身的魅力, 收获众多粉丝, 达成N次的免费再传播, 品牌形象便通过社群得以层层传播, 扎根在用户的内心。目前, 上海市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已经有了拟人化的趋势, 其不足之处在平台的互动性还是较弱, 主要是向市民输出信息, 还没形成官民互动的舆论场域。
二、城市公关从“科层”走向“社群”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 科层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然而科层制的非人格化和唯效率化使得组织缺乏创新的活力, 有学者对城市间的类似性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预示着某种单城性 (unicity) , 对于上海而言, 抵制单城性和塑造城市个性, 更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理念的应有之义。大上海除了华丽的外表, 发达的经济之外, 一个真实可爱、文明有序、温暖感人的上海才是一座城市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也是城市公关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
社会化媒体的层出不穷, 不断催生出各种各样的新型社群圈子:如以微博、微信、以及人人网等实名认证的社交网络为基础或是以其他平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圈子, 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城市公关人员在策划中应该制定“圈子整体参与就能带来利益”和“易于带动其他朋友参与协作”的活动规则, 社群成员之间共享欢乐, 而有限范围的共同体验也加强了社群成员的共鸣和信息交流。可以尝试社交地图APP的整合应用。为了让游客和本地人更加了解上海, 上海相关部门或许可以考虑与谷歌地图合作, 利用谷歌的街景车边拍照边收集无线路由器信息。可以专门设计一款上海地图App, 利用驴友版和市民版同时提供拍照共享行为的体验机会;提供便于社群朋友间互相传情的机会或内容;提供能实现“友情创意”的机会。这些数据上传到终端, 可与“上海发布”的微博和微信平台联接, 实现数据共享, 有助于政府决策, 朝“智慧城市”更近一步。
曾经主宰城市的森严“科层”开始走向多元民主的“社群”, 这些社群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甚至业缘的界限, 走向了趣缘和志缘社群, 这是城市内源性活力的根本。科层是威权和中心主义的代名词, 是垂直的, 而社群则代表着多元和去中心化, 是扁平的。当然, 作为巨大组织的城市, 科层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让科层和社群展开有效对话、共谋城市的发展便成了题中要义, 这也是城市公关可以大有所为的关键。
三、城市公关从单一行动走向跨界游戏
大数据从理论上几乎颠覆了抽样调查和因果联系。正如《连线》的前总编克里斯安德森所断言的:未来, 理论将走向终结, 因为人们只需要知道相关关系就可以了。不过, 尽管大数据和媒介技术日新月异, 但是其根本都是在围绕人性的习惯展开, 不管是将人的一切复杂信息予以量化后综合分析还是开发出更具有粘合性、趣味性、便捷性的移动社交平台, 最终都是在满足人的需求, 而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则更是要在方方面面上满足相关群体的综合需求。
因此, 城市作为产品不能只按照传统的交通、教育、文化、旅游等工业时代的分类, 宏观上而言, 城市公关应该站在城市战略的角度, 发现大数据告知我们的相关关系的结果, 强化社区用户的“信任度”和“粘合度”, 在高风险低信任的社会, 利用群体智慧构建社区协作的网络。微观上而言, 城市公关在具体执行层面应该利用游戏化驾驭人性的特点, 将宏达叙事予以狂欢化的表达。近期大火的冰筒挑战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把握。城市公关需要打破原本的行业界限和业务壁垒, 比如废旧工厂改造的创意园区的推广, 老上海的记忆传播, 浦东新区、自贸区的形象塑造、重要节事活动的策划和传播等, 都需要跨界协作, 利用社群的力量和社交平台的推广形成动态系统的城市公关。
城市公关应该在全球的舞台上进行, 这一大环境也让公关游戏化有了更多和更大的责任。在文化殖民主义的当下, 文化虽多元化, 却无法平等地多元, 特别是借助互联网, 渗透性的传播速度更是极其惊人, 在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是怎样的发展脉络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发现, 借助公关、广告、影视剧的娱乐化, 有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却早已忘记了它漂洋过海的出身。因此, 对于城市公关游戏化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度传播是进一步值得思考的命题。
四、城市公关从专业化走向群体创新
专业公关服务以市场规则为核心, 而城市需求却存在大量非市场因素, 其公关需求往往受制于科层制, 其次才是市场要素整合和受众沟通。但是在大数据技术和思维的影响下, 城市管理者如果在传播姿态上还是以往的传者中心化的思想, 在价值链重塑, 一切皆魅力的互联网时代, 其公关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成为花费巨资还是沦为自说自话的独角戏。基于此, 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开始面向市民甚至是全球征集城市形象策划案, 比如城市微电影、城市名片、城市形象大使的征集等等, 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公关公司全权操办内容和执行, 未来可能绕开任何中间环节, 用自己的媒介平台向大众发布公关需求。
上海应该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 充分挖掘被企业和政府部门有意无意不予以共享的大量的本土消费和市场行为的数据, 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整合, 了解社群的需求, 有的放矢地在已有的“上海发布”平台上增强与社群的互动, 充分调动社群的活力, 增加平台的品牌效应, 而不是单向“发布”和被动“回答”。在大数据运用上, 城市公关可以从应用端出发, 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作为突破口, 在不断尝试和改进之后找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模式, 进一步激发大的创新。如能基于高质量的大数据分析, 创新效果更好, 成本更低。同时随着应用的深入, 自然而然对其他部门的数据提出共享需求, 实现跨界混搭的合作, 最终有助于实现整个城市的数据共享。
变量关系 篇11
集聚效应是指各集聚企业通过共享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获得的效益增加或成本降低[1]。通过集聚效应可以带动企业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可以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增强区域差异化优势与产业竞争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2,3]。因此,各地政府都将培育产业集聚,增强集聚效应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度无疑是影响集聚效应的关键变量之一,学术界对于产业集聚与集聚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遵循着从古典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演进脉络,虽然视角不同,但都得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效率提升的结论。然而,实证研究却得出3 种不同的结果:( 1) 集聚度高则生产率高,两者正相关[4,5,6,7]。如范建勇( 2006) 研究发现大陆地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8. 8% 左右,指出现阶段中国非农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中,将显著提高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 2) 集聚度与利润、效率无显著相关性。Beeson ( 1987) 使用美国制造业州一级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和生产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8]。Bode ( 2004) 使用德国数据也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 ( 3) 集聚度与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9,10,11]。研究结果说明:存在其他变量影响着产业集聚对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对这一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
1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1. 1 理论模型构建
产业的集聚有助于企业间生产信息的交换和专业人才的流动,进而引发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则是产业集聚外部性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12]。知识溢出过程具有链锁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竞争效应、带动效应和激励效应[13],会提升产业的集聚效应。因此,知识溢出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分析我国产业集聚效应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地方政府设置的行政性退出壁垒。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政府不愿让落后产能关闭或破产,许多地方政府不惜长期给 “僵尸企业” 输血来换取比较高的就业或低失业率[14]。行政性退出壁垒会阻碍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触发集聚企业的恶性竞争、制约产业发展升级,极大地削弱产业的集聚效应。
本文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行政性退出壁垒为调节变量,构建产业集聚度与集聚效应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如图1 所示。
1. 2 研究假设
1. 2. 1 产业集聚度与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表现为集聚企业效益的增加或成本的降低。集聚度提高,集聚规模扩大,会引致辅助性行业成长,从整体上降低集聚企业原材料、设备的采购与运输成本; 集聚度提高会带动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企业节约劳动力搜寻、培训成本,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集聚度提高有利于专业市场的形成,集聚区企业通过共享规模巨大的交易平台和销售网络,确立产品的低交易费用优势。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产业集聚度正向影响集聚效应。
1. 2. 2 知识溢出的中介作用
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实际上取决于知识存量,既包括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也包括集聚区内的公共知识[15]。在产业集聚区内,知识的累积又取决于企业数量的多少。一方面,集聚度提高有利于知识溢出。地理邻近性是影响隐性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集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外来企业的入驻,既可以享受其它企业溢出的外部知识,又能够带来新的知识,进而增加集聚区内的知识存量。集聚区内企业越密集,企业间面对面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越多,越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合作创新,知识溢出的机会越多。同时,集聚度提高会吸引供应商的集聚,通常情况下,本地采购率越高,采购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本地的配套体系越多,产业链条越长,知识溢出效应越明显[16]。另一方面,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有正向影响。知识溢出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是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高的源泉。通过知识溢出,集聚企业员工容易获得关于如何改进产品、提高效率之类的隐性知识。当企业员工将这些新知识应用于相关业务活动中,就能实现整个产业集聚区效率的提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知识溢出在产业集聚度影响集聚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知识溢出越强,集聚度对集聚效应的作用越显著。
1. 2. 3 行政性退出壁垒的调节作用
行政性退出壁垒是指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给予当地企业种种优惠政策以维持其生存,使得企业在长期低于正常利润的情况下未能缩小规模或者退出市场。产业集聚度提高所带来的正效应很大程度上由行政性退出壁垒来决定。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本应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依然生存,“过度竞争”使集聚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能力; 政府补贴又使其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城市资源和环境相对不足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土地租金、运输费用、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都会造成集聚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降低集聚区的利润水平。同时,经营成本上升易引发集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使得集群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急剧下降,集群效应大幅减弱。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行政性退出壁垒调节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即行政性退出壁垒越强,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弱。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 1 变量选取
集聚度( AD) : 本文采用规上企业密度代表产业集聚度。知识溢出( NS) : 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知识溢出水平的大小。行政性退出壁垒( EB) :用国有企业亏损率与规上企业亏损率比值表示。国有企业亏损率与规上企业亏损率比值大于1,表示存在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效应( AE) : 采用规上企业利润率衡量集聚效应,即规上企业利润率下降,集聚效应减弱; 规上企业利润率提高,集聚效应增强。
2.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工业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本文使用2004 ~ 2013 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变量取对数后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3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3. 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EVIEWS6. 0 作为分析工具,采用依次检验的方法来检测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17,18]。分析步骤为: 第一步,做集聚效应对产业集聚度、行政性退出壁垒、集群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用于检测行政性退出壁垒的调节效应; 第二步,做知识溢出对集聚度、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目的是检测行政性退出壁垒通过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产生的影响; 第三步,做集聚效应对集聚度、知识溢出、行政性退出壁垒、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回归,主要用于检测中介效应。
假设检验模型的具体分析方程如下:
3. 2 结果分析
为了减少检验模型误差项之间存在的异方差性,我们对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根据Eviews 6. 0分析软件,得到如表3 计量结果。
从表3 可以看出,假设1 通过检验。产业集聚度正向影响集聚效应,其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效应系数为0. 00045,通过检验( t = 3. 17704) 。
假设2 部分通过检验。集聚度对知识溢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本模型的指标选取造成的,如国外学者使用专利引用数据度量知识溢出,但我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也可能是我国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作用不明显,至于具体属于何种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知识溢出对集聚效应有正向影响,效应系数为0. 0009,通过检验( t = 2. 36635) 。
假设3 通过检验。集聚度和行政性退出壁垒乘积变量的系数为- 0. 00038, 通过检验( t =- 3. 21977) 。进一步地,由
可知,行政性退出壁垒越强,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弱。当行政性退出壁垒大于1. 1842 时,集聚度对集聚效应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
4 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得出的结论,为有效提升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4. 1 适当控制集聚度,避免规模盲目扩张
集聚效应受到资源禀赋、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集群规模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集聚度过高,集聚区产品供大于求,就易引发内部企业的恶性竞争。同时,集聚规模超过城市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后,工业用地价格暴涨、基础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等情况就会随之出现,将严重干扰集聚企业的正常生产,集聚效应反而会减少。为此,地方政府要根据城市现有的资源和环境禀赋,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避免集聚规模的盲目扩大,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
4. 2 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和扩大集聚企业的知识溢出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鼓励通过逆向工程实现示范效应; 加强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密切合作关系,实现上下游的关联效应等。同时,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促进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
4. 3 降低或消除落后产能的退出壁垒
行政性退出壁垒的存在使得城市资源和环境相对不足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又使得长期低于正常利润的企业无法退出,最终导致集聚企业僵化。因此,地方政府应降低或消除行政性退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综合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压缩集聚区内落后产能的市场空间,努力营造有利于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积极引入先进企业,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使集聚区处于既能保持各企业适度竞争,又能获得规模效益的状态。
4. 4 探索推进竞争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企业、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改革中引入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可以将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优势合二为一,从而产生 “1 + 1 > 2”的治理效果[19]。这将有利于扭转国有企业 “四不分离”困境,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提升区域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