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结构变量（通用3篇）
认知结构变量 篇1
摘要：旅游安全认知是信息加工的结果,广义上包括旅游者的安全意识、安全关注、安全认知程度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安全管理认知;狭义上主要指旅游者的安全感知。其结构可分为综合维度认知结构、安全问题认知结构和旅游情境认知结构。前因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熟悉程度、旅行经历、负性经历、旅行目的、文化背景等;结果变量包括目的地形象知觉、旅游决策、旅游行为及情绪、满意度、重游意愿和口碑宣传。未来研究应着重改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相关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寻求旅游安全认知干预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旅游,安全认知,安全感知,综述
旅游安全认知,有别于实际的安全信息,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学者认为,研究旅游者的旅游安全认知有助于提出安全宣传、教育、指导和管理的针对性对策,更好地展开安全工作[1,2];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中的安全认知会影响目的地形象和目的地竞争力[3,4,5];旅游者的安全认知对于出行决策有重要影响[6,7,8],也是旅游者安全价值形成的先决条件[9]。
1 旅游安全认知
1.1 旅游安全认知的内涵
认知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概念,是信息从感觉输入—加工储存—提取使用的全过程。因此,安全认知与目的地是否安全的现实是需要加以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后者是客观存在的环境信息,而前者是后者作用于信息加工的有机体在头脑中形成的主观反映,是信息加工的结果,也是用来描述个体对安全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目前对旅游安全认知的理解大体有两类方向。一类是广义的理解,以我国学者郑向敏为代表,认为旅游安全认知首先可根据主体的不同分为旅游者安全认知和旅游从业人员安全认知。旅游者安全认知是旅游者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关注与反应,包括旅游者安全意识、安全关注及安全认知程度;旅游从业人员安全认知包括安全意识与安全管理认知两方面[9,10]。另一类是较狭义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旅游者的安全感知,感觉安全的程度。国外多采用这一内涵进行相关研究。
作为信息加工的结果,安全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加工主体过去知识经验、人格特征、认知加工偏好以及难以克服的认知偏差等因素影响而带上非真实性。一般认为,媒体会对旅游者的安全认知产生极大影响[10,11,12],媒体报道的一般都是较为严重的旅游安全事件,扭曲和夸大了目的地或旅游环节中的非安全负面形象,使旅游者形成负面认知[10]。通过持续的、负面的报道,能够加剧旅游者对旅游安全的负面认知[11]。更确切地说,媒体的作用在于提供了局部信息,而使人们发生了选择性加工的偏差。
1.2 旅游安全认知的结构
对旅游安全认知结构的问题,一些研究主要采用经验分析方法,较缺乏采用因素分析、聚类分析、栅格技术等方法的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目前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结构:一种是综合维度认知结构,主要从旅游者对安全的关注程度、安全意识的强弱、安全隐患感知以及对安全问题的原因认识等综合维度来考察旅游者对安全的认知[6,9,13];一种是安全问题认知结构,考察对涉及到安全的问题的认知,包括人身、财产、名誉、隐私等安全问题[10],例如对犯罪问题的安全认知[5]。一种是旅游情境认知结构,既有以旅游活动六大环节为情境测量安全认知[7,10,13],也有测量如白天参观、夜晚散步、使用公共交通等更微观情境的认知[14]。从以上可见,安全认知的结构并不是单一的,不同的切入点和方法将得到不同的结果。
1.3 旅游安全认知与旅游风险认知
相对于旅游风险认知而言,旅游安全认知受到的关注还较为有限。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认知对象,旅游安全是旅游中安全现象的总称,安全从本义理解是指平安、无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10],风险主要涉及不确定性和损失[15]。相对而言,旅游风险认知的范围更广。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中诸如服务质量风险(包括好客、便利、礼貌、满意等),社会心理风险(旅行是否能体现自身形象、他人意见是否与自己一致等),文化风险(文化差异导致误解),心理风险(对旅行是否失望),满意风险,时间风险(旅程是否浪费时间)[16,17],显然不属于安全认知的范畴。基于两者语义有一定重叠性,两者的联系不容忽视,两者经常被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讨论[18,19,20],安全和风险有时被研究者作为同一维度的正反两极[17,18]。此外,对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也常常发现安全认知是构成风险认知的因子之一[16,17]。风险感知水平是安全关注最强有力的预测变量之一[18],安全认知与风险类型有一定关系[4]。
2 旅游安全认知的相关变量
2.1 前因变量
主要有:①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安全的关注度方面,虽然没有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大体显示女性对安全的关注度要略高于男性[6,10];对于安全的关注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呈现加强趋势[10],年龄越大,越担心其个人安全问题[5],年轻人出于追求“害怕”等刺激情感经历,倾向于从事冒险行为,安全不再是其关注的因素[20]。在一定范围内学历水平也与安全关注度呈正相关关系[10],较高学历的旅游者对安全更为关注[21]。此外,家庭结构、家庭收入以及职业都与安全关注度有一定关系[10]。对安全程度的感知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性别并不是影响安全感知的因素[14],但对夜晚外出感觉不安全的女性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2]。对日本游客的调查显示,更为年轻、更为富有者在参与某些休闲活动时感觉更不安全[23]。在对去南非的旅游者的调查也表明,年轻游客相对年长游客而言更容易有不安全的感觉。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相对于年长游客,年轻游客更爱晚间冒险、相对更少经验和不够理智,住在相对不那么安全的地方[14]。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游客,其整体安全感知更低,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的游客能更多地通过各类媒体得到有关犯罪等负面信息,从而影响了其安全感知[24]。但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旅行目的、交通方式经统计检验均未对安全感知产生显著影响[24]。②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是影响安全认知的因素之一[4]。研究发现,对于环境越熟悉,其安全评价越高,并且女性对于由距离造成的安全差异更敏感[6],过半的游客报告国内旅游让他们感到更安全[18]。但是某些横向比较研究则揭示,本地旅游者相对海外旅游者而言,对该地区反而有着更低的安全感知和评价[25],对此的解释可能是本地旅游者对于本地区的不安全信息更为知晓和熟悉[5]。③旅行经历。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研究者指出经验更丰富的旅游者对较低层次的安全需要关注较少[26]。从过去旅行经历中学到的经验使旅游者在游览新的目的地时安全感知更高、风险感知更低[27]。旅游者去过某目的地的经历被认为可以使个体将认知与现实做对比,从而改变对风险的认知,提高安全感知[7]。实证研究也表明,已去过某地的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安全认知显著高于将要去该地的旅游者[28]。实地旅行经历使旅游者对安全的负面认知转变为正面认知[29]。游后与游前相比,对南非安全正面认知的人数比例大幅提高,负面认知的人数比例大幅下降[11]。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实地旅行经历并未使游客对该地的整体安全感知发生显著提高[24]。④负性经历。成为犯罪的受害者、遭遇危险等负性经历会显著地负面影响旅游者的安全感知,使旅游者对目的地感觉更不安全[24],并且直系家庭成员的受害经历也会使旅游者感到更不安全[24]。⑤旅行目的。目前几项研究中的一致结论是,探亲访友型旅游者报告了对城市更大的不安全感[14],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更容易从亲戚朋友处得到有关不安全的信息[5]。对商务旅游和度假旅游的影响,结论尚不统一[14]。⑥文化背景。旅游者对安全的认知根据其文化背景而存在不同[30],对安全和风险的认知在不同国家,即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中存在显著差异[31]。Hofstede将此归因于不同文化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承担风险还是规避风险[5]。⑦其他因素。一是环境因素。对景区型目的地,自然因素对安全的影响更受旅游者关注,而城市型目的地的社会治安更受关注[6]。旅游者的风险感知与旅游目的地的性质或者旅游主题的类型密切相关[2]。二是时间因素。相对于白天而言,更多的人报告夜晚让他们感觉不安全[21],但也有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22]。三是政治因素。Sonmez 1998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游客认为最不安全的一些国家包括伊拉克、索马里、利比亚等国,认为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和美国紧张的政治关系所致[18]。尼泊尔的数据表明,政治不稳定和游客人数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12]。
2.2 结果变量
心理学研究表明,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并非真实存在的危险,而是对安全与否的主观认知[32]。一项危险即使并不真实存在,只要被游客感知,就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反之,一项危险即使真实存在,但只要未被游客觉知,就不会产生影响[30]。
其影响主要有;①对目的地形象知觉的影响。对于目的地的安全认知会影响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最终形象的建立[7]。对安全信息的认知会对目的地形象感知产生持续的影响,并进而影响旅游者行为[33,34]。对目的地高犯罪率的认知会负面影响目的地在游客心中的形象[5]。在目的地形象知觉方面,安全认知和自然吸引物、文化吸引物是主要影响因素[35]。②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如同风险认知一样,对安全的关注被引入旅游决策,会改变传统的决策模型,使旅游者修改旅游计划[7,14]。对安全和风险的认知是影响旅游决策的首要因素[8]。对安全的关注是做决策评价时的重要考虑因素,绝大多数游客报告他们只会去那些他们相信安全的地方[18]。即使在决策的早期阶段会关注诸如目的地吸引力等方面的正面信息,但在后期阶段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仍会使旅游者将注意力集中到是否安全的信息上去[4]。然而也有研究者在调查游客选择目的地的原因时发现,感觉安全的因素远不如环境、天气、景色、休闲场所、活动等因素重要[22]。以尼日利亚为目的地调查游客在选择目的地时认为重要的因素发现,目的地是否安全被认为并不重要,对此研究者认为尼日利亚尚处于市场的早期探索阶段,在此阶段自然吸引物因素会比安全因素更有影响力[36],即安全认知对旅游决策的作用还取决于目的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该研究还发现,旅游者选择历史文化类目的地比选择自然生态类目的地时认为安全因素更为重要[36]。另外一些研究结论则更给人以启示。研究发现,对目的地的安全认知和风险认知对避免去某目的地旅行有强烈影响[7]。我国研究也发现,当得知目的地不安全时,相当比例的游客选择取消出行计划,只有极少数的游客不受对目的地安全认知的影响[6,10]。因此,是否可以推论安全认知对决策选择去某目的地的影响并不突出,然而对决策避免去某目的地的影响则相对强烈,即安全认知并非目的地选择的吸引因素,而是排除因素。由于有研究发现极少数游客会因为对目的地犯罪问题的安全认知而取消旅行[22],因此推测诸如自然灾害、犯罪、恐怖主义等不同类型问题的安全认知对于旅行决策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安全认知对于旅行决策的影响仍有待深入研究。③对旅游行为以及情绪的影响。郑向敏通过调查发现旅游者的旅游冒险类型与是否追求刺激的旅游偏好大体呈正相关关系,并由此认为安全关注度低的游客偏向于选择很刺激的旅游活动,而关注度高的游客倾向于选择恬静舒适、大众性的旅游活动[10]。当得知目的地不安全时,相当比例的游客尽管不取消旅行计划,但却选择加强防备[6,10]。缺乏对目的地的安全感会影响游客在当地参与活动的范围,使其制约自身的活动[14]。对目的地安全措施的认知会使少数游客感觉难以尽兴[37]。④对旅游者满意度的影响。安全认知对满意度有显著解释作用,即形成目的地安全的正面认知有助于旅游者提高满意度[4]。⑤对重游意愿和口碑宣传的影响。有研究者试图了解对安全的认知,即对游览地感到不安全是否会影响其重游意愿和向他人推荐的意愿,结果显示即使对游览地感觉不安全,仍然报告会重游和向他人推荐,对游览地是否感觉安全似乎不是影响重游意愿和口碑宣传的因素[14]。但是研究者也指出国内游客占据了被试的较大比例,而他们的意愿会受到爱国主义、自豪等情感的影响[5],因此这一结论在国外游客群体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受害者而言,在有过犯罪受害经历的旅游者中,有更多比例的人报告不会向他人推荐该目的地[11]。
3 未来展望
对旅游安全认知的深入研究:虽然研究已涉及到相当多的前因变量,但是另外一些重要变量,包括积极/消极的认知加工偏好、人格类型以及淡旺季因素对安全认知的影响仍有待研究。目前研究还缺乏考察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将一些相关变量纳入到更为综合的框架中,更综合深入地考察其对安全认知的作用机制。根据冲突理论,不安全的感知属于避,目的地吸引因素属于趋,因此可以基于趋避冲突来进一步分析安全认知对旅行决策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相关、回归等分析方法研究了安全认知与结果变量的直接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否存在某些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例如认知与情感往往相互作用,因此在认知与结果变量中间是否存在情感维度的中介作用?此外,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者的安全认知,较为忽视旅游从业人员的安全认知,而他们对于实际的安全效果往往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国外的饮食安全研究将企业人员的饮食安全认知因素放在首位[38]。以上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展开。
对旅游者安全认知的干预:基于安全认知对结果变量的重要影响,对其进行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已有研究发现,特定的安全装置会对旅游者的整体安全感知产生强烈影响,使其感到更为安全;且不同的安全装置对安全感知的影响强度不同[24],可以将此作为干预安全感知的一条途径。此外,也可以结合媒体报道、认知训练等途径来干预旅游者的安全认知。
安全认知的研究方法:目前研究主要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而且多数研究采用的问卷并不统一,影响了结论的可比较性。因此,信效度高、能被广泛认可适用的旅游安全认知问卷甚至量表仍有待开发,进而促进旅游安全认知结构理论的发展。此外,今后可尝试进行实验方法尤其是外部效度较高的现场试验,在进一步分析安全认知对旅游决策和目的地形象知觉等方面的作用机制上,实验方法有助于得出更为清晰明确的结论。
认知结构变量 篇2
1 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1.1 成员认知、团队绩效、工作满意度
成员认知是员工体验到的一种对团队的心理依附,或是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定义自我的一种状态,归属于群体知觉。对成员认知可以划分为:①薪酬认知:在主观层面上对薪酬的程序、分配、信息、人际公平的判断、知觉或感受;②培训认知:员工对培训的判断、知觉或感受,最终对培训目标、培训效率、培训结果与其他员工达成一致;③授权认知:以员工能感觉到的控制、胜任力和目标内化为特征的一种心理认知状态。
团队绩效是团队为达到目标或者任务而采取的各种行为及结果,主要包括2个方面的指标:①任务绩效,即工作数量、质量、速度、成本等方面;②关联绩效,即团队成员满意度。
1912年,Taylor首次提出了工作满意度这一概念,工作满意度是指人们从工作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或是产生某种满意的感受。
1.2 理论假设
工作满意度对成员认知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中介作用至今没有直接研究。介于学者间们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提出以下假设:
(1) H1a:工作满意度是成员认知与团队绩效的任务绩效的中介变量。
(2) H2a:工作满意度是成员认知与团队绩效的关联绩效的中介变量。
2 工作态度的中介作用分析
2.1 工作满意度对成员认知和任务绩效的中介作用
(1)第一步:工作满意度能否预测团队绩效任务绩效?
由表1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判定系数为0.228是,表示回归方程能共同解释变异量的22.8%,这个拟合度一般是可以接受的。工作满意度进入回归模型,而组织承诺没有进入。
由表2看出,在模型中F值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小于0.01的水平,这说明薪酬认知、培训认知的变量系数均有显著意义。由此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任务绩效因子=0.483工作满意度
(2)第二步:成员认知是否能够预测工作满意度?
检验自变量能否显著预测中介变量。由表3看出,调整判定系数为0.512是,表示回归方程能共同解释变异量的51.2%,这个拟合度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从表4中可以看出,F值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小于0.05的水平,这说明薪酬认知、培训认知、授权认知的变量系数均有显著意义,由此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工作满意度因子=0.456薪酬认知+0.277培训认知+0.171授权认知
(3)第三步:引入工作满意度后,成员认知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是否下降?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模型中F值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小于0.01的水平,这说明工作满意度、薪酬认知的变量系数均有显著意义,由此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从表6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由式①、②2个公式可以看出加入工作满意度后的薪酬认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变小,这说明工作满意度是薪酬认知和任务绩效的部分中介。从2个公式我们看出在加入工作满意度后培训认知在回归方程中消失,说明工作满意度是培训认知和任务绩效的完全中介,结果见表7。
2.2 工作满意度对成员认知和团队绩效中关联绩效的中介作用
(1)第一步:工作满意度能否预测团队绩效关联绩效?
现将团队绩效中的关联绩效作为因变量,计算过程使用因子值。
从表8可以看出,调整判定系数0为0.286是,表示回归方程能共同解释变异量的28.6%,这个拟合度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从表9中观察到模型中F值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小于0.01的水平,表明工作满意度变量系数有显著意义,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关联绩效因子=0.539工作满意度因子
(2)第二步:成员认知是否能够预测工作满意度?
第二步检验自变量能否显著预测中介变量。这在表4和表5回归部分分析已经得到证实。
(3)第三步:引入工作满意度后,成员认知对关联绩效的影响是否下降?
从表10看出,在模型中F值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的水平,说明工作满意度、薪酬认知的变量系数均有显著意义,可以加入工作满意度后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关联绩效因子=0.376薪酬认知+0.301工作满意度③
由表11得出:
关联绩效因子=0.495薪酬认知+0.181授权认知④
由式③、式④2个公式可以看出加入工作满意度后的薪酬认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变大,说明工作满意度不是薪酬认知和任务绩效的中介。从2个公式我们看出在加入工作满意度后,授权认知在回归方程中消失,说明工作满意度是授权认知和任务绩效的完全中介,结论见表12。
3 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到研发团队成员认知和团队绩效不仅有相关关系,工作满意度是成员认知与团队绩效的中介变量。所以,团队绩效中的任务绩效和关联绩效,就应该在成员认知和工作满意度上下工夫。
摘要：文章提出成员认知的3个维度,将团队绩效分为任务绩效和关联绩效2个维度。并通过对156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是成员认知和团队绩效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成员认知,工作满意度,团队绩效
参考文献
[1]陈浩.心理授权与组织认同的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10(7).
浅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外生变量 篇3
1 目标变量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还是在市场条件下都无疑受到一国或地区的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变量的追求的影响。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六次变革之一, 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政府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而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从产业经济调整的角度来讲, 目标变量表现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二者在一定阶段上侧重于哪个方面。其他的因素从目标变量的角度来讲都属于外生变量。
2 体制变量的影响
由于对经济活动效率和发展机制的思考, 引起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关注,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公共需要产品, 所以在现有条件下寻求理想的制度或者更适合的制度, 是任何时期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治家们高度重视的课题。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产业、资源的配置制度、运用制度管理制度、再生产制度等等。
正是由于各个方面的产业产权关系在微观的行为主体与宏观的政府之间匹配与约束的结构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体制, 以市场为基础的配置机制和以政府或计划来配置资源的制度即计划调节制度。在两种体制下有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目标变量的追求下, 对两种体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成本-效益认识和选择问题。在计划条件下政府是产业运行的中枢, 可以实施不均衡的发展战略, 即赶超战略, 但产业运行模式和机制也容易带来产业间的结构关联脆弱, 从而为经济学者们所质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是通过产业间以及内在的成本—效益比和外在成本—效益比来实现的。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 从市场规则、行为标准、绩效特征三个方面来衡量体制转轨程度, 中国新体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转轨要求。
体制转轨导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转变。它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主体趋于多元化政府主体地位发生较大转变, 在政府这一主体中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都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利;其次产业结构调整手段多元化, 形成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并举的格局, 从产业调整的投资主体看, 20世纪90年代前主要依靠增量调整靠投资, 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产权交易和资产运作的制度环境改善, 存量调整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最后产业结构调整的组织方式发生转变, 延续多年的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的条块模式取而代之为企业间的兼并、重组, 产业的生产集中度明显于20世纪90年代后回升、以及行业排名前四位的生产规模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显上升。
3 开放或封闭条件的影响
在封闭条件、市场体制下, 产业结构的演进就如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描述的那样逐步顺次产业发生变化与跃迁。现实的情况是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交织在一起, 产业结构的演进必须考虑开放条件的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是与整个世界的产业链条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目标变量、体制因素、开放或封闭条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宏观变量, 它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驱动产业结构的内在变动, 表现为构成产业的各个要素的比例关系变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