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共10篇）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1

摘要：制造业不仅对于中国,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家经济腾飞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分析全球经济特点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形势基础上, 总结我国制造业生存环境及现状, 探究我国制造企业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 以手机产业为例, 提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思路。

关键词：竞争力,转型升级,智造

近年来, 随着一些知名外企如松下、夏普等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 富士康、三星等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我国大陆的步伐, 纷纷关闭在华内地工厂进而转至越南、印度等地区。就东莞而言, 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陷入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百家企业纷纷关门。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外资企业撤离并非有弊无利。中国制造业前期由于劳动力成本低, 原材料采购成本低等相对优势, 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在华设厂, 但是这些企业大多都是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放在我国。就短期而言, 外资撤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目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困难状态, 如果外企再大量撤离,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冲击。所以, 中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了严峻的考验期, 制造业的发展基础和转型升级之路迫在眉睫。

一、我国制造业现状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推广和普及, 全球供应链运作模式已经形成。然而, 在供应链运营过程中, 价值增值环节主要集中在品牌、营销、物流等方面, 而我国制造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主要从事简单加工、组装等环节, “产品低端、价值链低洼区域以及利润率低”等成为了我们的特点, 但在近年来人力成本、原料成本以及汇率不断提高等的大背景下, 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相对优势也在逐渐降低。由此可见, 曾经引以为豪的质优价廉的优势显然很难良性持续, 转型已迫在眉睫。

二、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下滑的主要原因

(一) 品牌掌控设计、物流、销售、客户, 获得较高毛利。

以我们熟知的苹果手机产品为例, 在整个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 苹果公司了解市场需求, 甚至能够引领市场需求。在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 了解和掌握了市场需求信息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创造出畅销产品。苹果公司控制了销售渠道, 同时专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客户体验, 很显然, 在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ipod等产品价值链中, 苹果公司掌控了价值增值环节较多的领域, 获取了利润的最大部分。苹果产品的利润从用户开始首先流向苹果公司, 然后层层往下分配给供应链下游各个参与企业。虽然我国生产企业如富士康等承担了苹果供应链上最繁重的一环即加工制造, 但是制造环节分到的利润却是整个供应链中最少的部分。以苹果公司的经典产品i Phone4为例, 我国公司 (包含台湾企业) 在产品价值链上所占的份额都相当小, 并且大多集中在芯片铸造 (台积电) 和组装 (鸿海精密、富士康) 等环节, 仅占i Phone4总成本187.51美元中的6.54美元, 更是不到产品终端零售价的1%。因此, 加工组装环节的利润更是微乎其微, 是整个价值链上最少的部分。

(二) OEM厂商无话语权, 低毛利, 对品牌商既依赖又无奈。

我国大多数的制造企业基本都是长期依赖品牌厂商的订单来解决日常经营和发展。制造企业做OEM, 基本不用考虑生产什么产品以及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等问题, 只需按照订单强化生产效率, 按时保质保量为品牌厂商供货即可, 这种模式也使得很多企业生存下来, 但是现在企业普遍感到OEM的压力越来越大。金字塔式的行业发展趋势, 使得企业如果仅仅安于贴牌现状, 那么必然长期处于价值链环节的最低端, 因为品牌企业会集中核心力量精益求精地打造自身的核心产品,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而产品则选择通过找他人贴牌生产的方式来完成。但是, 由于诸多行业都是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型产业, 企业试图转型或者提高其在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面对品牌企业只能是既依赖又无奈。

(三) 我国的人口、土地、环境难以长久支撑OEM模式。

众所周知,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 做OEM在整个产业链中是处于最底层的, 时常是一种“为别人做嫁衣”的尴尬局面, 可见在OEM省心省力的背后也是把利润“省”给了别人。我们了解到很多企业一直专注于为其他企业贴牌生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等因素, 其依赖贴牌生产所得利润正在逐步减少, 而且还经常遇到品牌企业的“霸王式”条款。专业以OEM为主的企业生存成本大大增加;再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国际国内原材料上涨等方面的问题, 更使得我国OEM企业不得不考虑转型等新的出路。

(四) 产业从沿海到西迁再到东南亚, 出口连续下滑。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机构太和顾问发布《2010年沿海制造业企业内迁调查报告》, 调研结果显示, 20.8%的沿海企业正在准备计划内迁, 62.5%的企业虽然表示短期内不考虑, 但从长期来看, 内迁仍然是大的趋势。目前造成我国加工制造型企业内迁的主要原因如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消费水平高, 生存成本高, 这样就一定引发企业用工成本增大、生存空间逐步变小等问题。而内陆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具有廉价的劳动力, 廉价的土地租金, 廉价的原材料等, 同时内地各个城市政府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给予企业很多税收、土地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优惠, 这些都对沿海加工制造业有很大的吸引力。

(五) 个性化消费导致产品周期缩短, 对工厂加剧恶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 产品的研发手段越来越先进;同时, 现代消费者的需求是个性化多样化甚至定制化的, 并且要求快速满足, 所以要求企业能够以最快的物流速度实现商品流通。为了适应消费者对时间和产品的苛刻需求, 企业不但流通末端需要尽量减少库存产品, 生产现场也要实现多品种的少量生产。加上新生的E时代群体喜新厌旧, 这种特性必然会促使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这种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必然给企业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努力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三、我国制造业实现“智造”转型对策

(一) 国家政策支持。

广大的中小企业, 必须能够聚焦于成长战略, 立足在一级市场, 从低端市场变成行业的冠军生存下去, 抱团学习, 通过政府协助快速成长。

(二) 提升人力资源区位优势。

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工素质跟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自动化程度的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还常与亚太地区等劳动力同样相对丰富的国家, 产生劳动力压低的恶性竞争。因此, 培育并留住高科技人员就成为提高区位优势的关键, 企业应该积极参与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 更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 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从而为社会, 为企业储备高素质职业人才。

(三) OEM-ODM-OBM逐步升级。

为促进国产机的长远发展, 可以借鉴香港等地的服装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步骤:OEM贴牌加工-ODM品牌生产-OBM自行设计制造。

OEM贴牌加工的产业集群模式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处在中央的装配, 制造环节附加值低, 市场竞争激烈;二是这种模式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

ODM品牌生产上, 中国的企业有自己的实力和潜力。从手机产业来看, 联想乐phone作为联想首款搭载Android系统的手机, 掌握了苹果的关键技术———多点触控技术。中国的魅族手机是全球第一款真正MTK平台双核手机, 魅影M9采用了三键设计避开了苹果的专利有自己的创新。所以, 中国的山寨机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品牌创新之路。

OBM自行设计制造。我国的魅影M9拥有一些独特的侧键滚轮设计等功能, 应该申请专利予以重视。这种自行设计能力是进行独立自我发展的基础, 所以立足需要深度挖掘的优势。

从贴牌走向品牌, 是中国制造业的出路。中国制造业需要学习苹果以品牌为先导运作产业链的模式。即从幕后走到台前, 研究市场, 掌管产业链, 才能掌管利润分配的主动权。

(四) 产业链价值链高效整合。

制造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做“6+1”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只要做到了, 自然能在大萧条环境下突围而出, 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所谓“6+1”即是“除了制造外, 企业还要整合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6大环节, 通过高效整合来降低成本。”其实这话通俗点讲就是制造业企业要有自主产权, 有创新思维能力, 能够从设计到生产销售完整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并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总之, 作为制造业大国, 我们必须立足现实, 着眼于未来, 必须在正常经营的同时, 强化人才优势, 不断开拓创新, 逐步创立自已的民族品牌, 形成自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我们必须抓住未来10年左右的世界范围产业大规模转移新周期, 主动吸纳那些处于生命周期较早阶段的创新性的有市场潜力的产品, 并在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的环节。通过与供应商、经销商及最终用户的价值链形成联盟,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提高质量, 创造整体的优势和最佳的价值效应。最终使我们的制造业走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

参考文献

[1]林欣欣.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以苹果为例分析.商品与质量, 2011.7.15.

[2]徐强.沿海城市两成多企业有意内迁.深圳特区报, 2010.9.17.

[3]尚天鸣.供应链管理:苹果大杀器.国企, 2013.5.5.

中国通信卫星“升级”路 篇2

1月16日0时57分，白俄罗斯通信卫星从群山掩映下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刺破深空。这标志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开拓欧洲市场、服务世界航天的第一步。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走到打开欧洲市场这一步，颇为不易。

“买星”“造星”之争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发射升空。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为中国发展实用卫星奠定了基础。

就在“东方红一号”升空那年，已有发展实用卫星的呼声。

航天专家彭成荣回忆，早在1970年，以石油勘探企业为主的一些用户就迫切提出卫星通信的要求。由于卫星通信具备传播距离远，不受地形限制，可实现大面积广播，通信容量大，信息传输质量好，成本较低等特点，中国有关部门也提出发展卫星通信的要求，以期尽早解决边疆、海岛、山村、沙漠等地区的通讯问题。

1970年初，在调研国外通信卫星资料的基础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研制队伍提出了通信卫星总体方案设想，并于同年11月召开了方案讨论会。

不过，由于运载火箭能力的限制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卫星通信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两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当时，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中方特意租用了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为随行的美国记者提供服务，使得美国本土观众目睹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在此事过去后两年，1974年6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组织召开卫星方案可行性讨论会。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审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代号“331工程”的中国通信卫星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但在此之后，通信卫星研发也并非一帆风顺。1981年开始，一场“买星”还是“造星”的争论开始了。

“造星”派认为，中国在核心领域、战略产业方面应当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通信卫星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空间安全，理应把“国产”作为首选。

“买星”派则认为，从价值规律出发，“租星”或“买星”来得快，还可能又好又便宜，因此当然是解决国内市场燃眉之急的捷径，毕竟，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自己的通信卫星。

双方争议持续几年，“官司”一直打到了国务院。1986年3月7日，国家电子振兴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决定，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制新一代通信广播卫星。

这意味着，航天人必须在技术基础薄弱、设施条件差的情况下迈出一大步，赶上20世纪80年代通信卫星的国际水平。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各个研究室、车间里，研制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此后，用了8年时间，中国航天人解决了上百个技术难点，啃下了硬骨头课题11项，完成了卫星七大系统的研制工作、总装和发射前的各项检测和地面试验。如果把卫星总体设计部下发到各分系统的任务书摞在一起，相当于一堵2米多高的书墙。

上万公里外的“退烧”治疗

1983年8月，通信卫星工程的五大系统即运载火箭、通信卫星、发射场、测控通信及地面应用站已完成配套建设，基本具备了通信卫星发射试验的条件，完成总装测试的卫星和运载火箭也相继运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1984年1月5日清晨，运输卫星的特种车稳稳地停靠在高高的发射塔架前，在发射人员的操作下，卫星被缓缓吊起，装配在运载火箭顶部。

1月26日16时15分，卫星完成了发射场的各项检测任务，发射倒计时程序进入5小时准备。

不料，发射人员按照测试规定对火箭进行第二次功能检查时，突然发现火箭稳定系统的一个信号超出正常值。这一异常发现打乱了正常程序，发射立即中止。

经判定，问题来自陀螺平台功能性故障。陀螺平台是火箭的心脏，发射指挥部决定更换陀螺平台，改日发射。

经过调试，1984年1月29日，第一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试验通信卫星从发射台上腾空而起，飞向太空。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进行卫星发射。

但这颗卫星没有被送入预定轨道，无法正常工作。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随即实施应急方案，决定在卫星运行第13圈时实施星上远地点发动机点火。经过短时间的精心准备，上述方案成功实施，卫星由近地轨道变为大椭圆轨道。尽管无法再作为近地同步卫星使用，但是卫星被挽回了。

1984年4月8日，第二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新的试验通信卫星再行组织发射。

正当这颗卫星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遥测数据显示，卫星的外壳和其他部分仪器的温度也偏高，如果控制不住，温度继续升高，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可能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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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上万公里外的远程“退烧”治疗立即展开。地面人员迅速实施技术操作，新指令发出后，卫星温度停止上升，然后一点一点地回落，蓄电池热失控问题被解决了。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卫星姿态再次调整后，验证了这一措施的正确性，保证了卫星定点和长期稳定运行，卫星终于化险为夷。

4月16日18时28分，卫星准确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的地球静止轨道，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颗通信卫星。

至此，继美国、苏联、欧空局和日本之后，中国也掌握了研制和发射静止轨道卫星的技术。

“升级”的“东方红三号”

在“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之后，1988年、1990年，中国还先后发射了两颗“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这3颗卫星的在轨服务，大大改变了边远地区收视难、通信难的状况。

不过，设计寿命为4.5年的“东方红二号”，以及“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在几年后先后退役。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前的“东方红二号”，其性能亦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作为“继任者”的“东方红三号”，随后登上历史舞台。

“东方红三号”的发射也有不少坎坷。

1994年11月30日，“东方红三号”发射升空，但因为卫星推进系统燃料泄漏、推力下降，“东方红三号”未能在预定轨道定点，无法正确传输通信信号，从而成为了一颗“流星”。

两年后的1997年，第二颗“东方红三号”出厂了，大家习惯称它为东方红三号02星。

1997年5月12日零时17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试验靶场上，准备就绪的东方红三号02星静静地安置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顶端。

不久，随着发射指挥员一声令下，发射按钮被按下，“东方红三号”顺利升空。当天下午4时11分，星上远地点发动机进行了第一次点火，变轨成功。此后，再经过两次变轨，四天之后，卫星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

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通信卫星技术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卫星功能更强。和只有4个C波段转发器，主要用于远距电视传输的“东方红二号”不同，“东方红三号”配置了24台C波段转发器，其功率也大大增加，其中6台中功率转发器用于传输电视，其余18台低功率转发器，主要用于电视传输、电话、电报、传真、广播和数据传输等业务。

其次，覆盖区域更广。“东方红三号”的主服务区覆盖了中国大陆、海南、台湾及近海岛屿的所有地区。

性能大大“升级”的“东方红三号”卫星，极大缓解了中国卫星通信的紧张状况。这颗卫星也是中国第一颗面向全社会的民用卫星，星载24路转发器全部投入使用。

值得提及的是，“东方红三号”为中国航天事业提供了一个高可靠的通信卫星平台。今天，利用该平台，中国航天人已经研制发射了数十颗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嫦娥一号和二号月球探测卫星等都是在东方红三号卫星公用平台基础上创新研制开发的。

“东四”打开国际市场大门

不过，东方红三号卫星只占有国内民用市场的一小部分，远不能满足卫星直播通信的业务需求。在其服役期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对卫星通信的需求出现了一个高潮，国内卫星水平和运营规模已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国内相继成立卫星公司，购买外国通信卫星，经营卫星通信业务成为普遍现象。

而进入21世纪后，先期购买的卫星工作寿命相继将要结束，又一次面临新卫星接替的关键时期。

“东方红四号”在此时期应运而生。

要满足当时激增的市场需求，这意味着，“东四”要在“东三”的基础上，整体技术难度连上几个台阶。

输出功率、载重量、使用寿命是衡量一个卫星平台性能好坏的最为重要的三个指标。

“东四”平台研制团队毫不犹豫瞄准了1万瓦输出功率，600～800公斤有效载荷、15年设计寿命的国际先进水平。与之相比，东方红三号平台的输出功率只有1700瓦，有效载荷是200公斤，设计寿命为8年。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以一万瓦输出功率为例。如果继续保持“东三”平台40伏的电压，电流就会很大，这样一来，整个平台的发热量就会非常高。而如果提高电压，电流就会变小，发热量也会降低。但是，要提高电压，一方面对平台产品的选用标准更为苛刻，另外一方面，在空间环境下，高电压很容易使太阳能电池出现打火放电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研制团队一方面组织研制生产适应高压、大电流工况的新器件，同时反复试验，比对不同电压下热耗和技术难度的利弊，摸索着最优值。从40伏到100伏，每一个电压值，就意味着研制团队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数据比对，经过数千次的反复试验，研制团队选中了与平台最为合适的电压值。接下来，经过大小近百次的模拟演练，团队最终敲定了采取变换传统太阳能电池板串行走线方式等方法，破解了大功率输电这个世界级难题。

“‘东四’平台具有长寿命、高可靠、大容量、大功率、高母线电压等技术特点，平台能力和整星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外同类卫星先进水平，其中在卫星姿态控制精度、电源母线特性、项目研制周期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东四”平台总设计师周志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凭借高性能的“东四”平台，中国航天不仅一举扭转了中国通信卫星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更是开启了国际商业通信卫星市场大门。

自2004年尼星一号实现整星出口零的突破以来，“东四”平台成功进入了国际市场并逐步获得了市场和客户的认可，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13个国外客户订单，客户遍及除北美外的所有地区，已完成委内瑞拉一号、尼日利亚IR、巴基斯坦IR、玻利维亚一号等8星的履约，2星正执行履约。

至今，“东四”依然是中国航天竞争国际商业卫星市场的主力平台，承担着中国航天每年出口2～3颗国际卫星，达到10%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重任。

而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东四”S平台、“东四”增强型平台、东方红五号平台等相继问世，中国通信卫星平台的大家族正不断壮大。（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王建蒙《奔月》一书）

用“中国智慧”升级中国制造 篇3

11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作出部署, 明确要求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催生更加蓬勃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潮, 用智慧升级“中国制造”。

如今, 世界竞争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 知识产权正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和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重塑优势, 必须依靠创新, 让以知识产权为标志的“智慧”要素助力“中国制造”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 专家认为,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措施将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法治基石

2013年的第十五届中国专利奖中, 25项金奖项目自实施之日起至2012年底, 新增销售额1095亿元, 新增利润371亿元。知识产权, 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激发出越来越大的效益。

知识产权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两条途径, 并行运作”, 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2013年, 全国地方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增幅由上年的45.99%下降至1.33%;新收知识产权行政和刑事一审案件增幅, 也分别由上年的20.35%和129.61%下降至1.43%和28%。

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出发, 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专利法将进一步加强专利执法、加大处罚力度、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等作为重点, 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 构筑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法治基石。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打造更好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法治、市场和文化环境,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 有关部门将从三个方面着手落实上述部署。一是推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 更加注重知识产权质量和效益, 优化产业布局, 引导产业创新, 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二是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加强植物新品种、农业技术专利、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创造运用, 促进农业向技术装备先进、综合效益明显的现代化方向发展。三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 扩大服务规模、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发展。

加强风险评议

截至去年底,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 商标申请量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 著作权登记、植物新品种申请等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看来, 我国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矛盾比较突出, 相对缺少核心专利、知名品牌和版权精品, 迫切需要推动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的转变。像华为、中兴通讯这样依托知识产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还不多, 很多企业依然受制于国外的知识产权壁垒, 动辄遭遇起诉、调查, 蒙受巨大损失。某些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甚至也因忽略知识产权保护而陷入被动。

要想规避知识产权风险, 针对重大产业规划、政府重大投资活动等开展评议至关重要。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 我国将实施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加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 制定发布国家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指导手册, 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评议服务能力。同时, 推动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

强化保护力度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加强重点领域知识产权执法, 大力打击各种侵权行为, 将恶意侵权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推进软件正版化;对国外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加大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专家认为,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 就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鼓励创新创造。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4

上证指数上周末收于2168.64点，本周末收于2128.76点，下跌1.84%；股市动态30指数上周末报收于737.88点，本周末收于717.15点，下跌2.81%；其中股票组合下跌3.69%。

股市动态30指数自2008年1月1日设立以来，下跌28.29%,同期上证指数下跌59.54%。本周股市动态30指数、股票组合均跑输大盘。

本周末伦敦奥运会开幕，A股在五届奥运会期间四大跌一小涨，被奥运魔咒笼罩，从概率来讲，本次也承受同样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将力挺欧元，美国QE3推出可能再度升温，欧元指数反弹，受此影响，欧美股指大幅反弹，尤其是债务危机严重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的股市涨幅较大。本周重心不断下移，热点降温，早周期板块受到资金关照程度低，控制风险控制仓位非常必要，特别是出现多杀多恐慌盘时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市场技术性反弹可能随时出现，目前技术面的准备充足，只需一个助推器就能引爆。全周中小板指数下跌1.51%，创业板指数下跌0.38%，中小盘股指数表现好于大盘股指数。

华侨城（000069）发布业绩快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6.8亿元，同比增长13.82%；实现净利润10.45亿元，同比下降4.24%。由于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及深圳地区所得税率提高等因素影响，净利润略有下降。

宝钛股份（600456）发布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下降80%以上。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为7766.25万元。利润下降原因是报告期内钛行业市场仍供过于求、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仍在低位徘徊，产品盈利空间缩小。

二、股市动态30指数

本周成份股无调整内容。

三、最新评论

国内来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那么中国过去基于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外来看，欧美寅吃卯粮导致的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使他们不得不从以虚拟经济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空心经济重回制造业的实心经济，并省吃俭用。欧美省吃俭用，将导致低附加值制造业需求下降，欧美重回制造业，将直接与我们在原材料能源市场正面竞争。欧美提出的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是建立其强大的创新制造能力之上的，那么中国传统的模仿为主的山寨模式将风光不再。

中国通胀压力将长期存在。欧美为刺激经济发行大量货币，推动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原材料价格处于高位，增加了中国的输入式通胀压力。在保增长保就业和控制通胀保稳定之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回旋余地有限，货币政策取向多半会从紧，对实体经济及制造业发展产生长期影响。以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产业化突变前夕，但中国在这些方面底子薄，面对欧美牢牢把握产业链价值高端环节，我们竞争优势不明显，而一旦被低端锁定，则很难翻身。

中国制造业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存在机遇，中国目前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能源消耗，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是生存的需要。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也是一张王牌，在欧美出现危机之际，优质资产缩水，实业缺乏资本，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汇进行海外的并购。同时欧美目前忙于应对危机，无暇顾及新兴产业的控制，给了中国发展的宝贵机会，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构建产业优势，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结构将重新调整，传统产业发展空间将萎缩，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应对危机、提振经济、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中国对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和扶持政策将改变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格局，改善我们与欧美的技术、经济力量乃至综合实力的差距。中国多年的快速增长，不仅科技研发和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还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以及有为新技术产业化配套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在少数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近，而且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与历史上其他几次技术革命相比，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小的一次。所以抓住机会，就很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在制造业某些领域与其并驾齐驱，甚至赢得领先地位，实现赶超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制造业升级 篇5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严峻考验

(一) 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导致出口锐减

全球经济放缓, 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回落, 这对我国外贸出口构成负面影响, 自2008年11月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速和外贸顺差出现明显下降。据海关统计, 2009年前11个月, 我国外贸出口10709.8亿美元, 同比下降18.8%, 其中制造业出口数量减少13.4%;2009年全年, 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6.2%, 其中制造业出口价格下跌6%。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2841亿美元, 较上年下降35%。美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1年至2007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2, 所以美国经济减速将极大地降低中国的出口增速, 进而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此外, 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进口需求呈现下降趋势。

(二) 出口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和倒闭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伴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 中国制造行业“内外交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 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约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其中多为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 倒闭企业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居多。就行业来看, 主要是玩具行业和纺织服装出口行业, 其中陷于倒闭困境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企业。金融危机中, 境外融资型企业受影响较大, 境内融资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出口型企业受影响较大, 内销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大, 技术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小。

(三) 企业融资受限

企业的融资困难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一方面诸多外国跨国公司在本土经营受挫、市值遭受损失导致其融资能力下降, 减弱了对海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同时逼迫寻找最低劳动力成本或发达国家之间更高安全边际的产业转移替代, 这将降低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和订单外包业务量。不仅作为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形式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下降, 而且一些领域和过去沿海外资密集投资的地方也都出现了撤资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放贷更加谨慎, 制造业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经营风险大, 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

(四) 中国出口制造业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由于其价格的优势, 在国际市场经常遭受到很多国家的反倾销等外贸争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50多个成员国和地区中, 中国是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9年全球许多国家经济显现复苏迹象之际, 但各国为提高本国劳动力就业率, 扶持经济重建, 贸易保护主义呈抬头之势。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 自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G20金融峰会至2009年12月初, 许多国家政府已累计推行297项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在此期间受到超过47项贸易保护措施波及, 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仅2009年前三季度, 就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反倾销57起, 反补贴9起, 保障措施15起, 特保7起) , 涉案总额102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29%和125%, 其中美国对我国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 增长639%。

二、中国制造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 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承接全球产业转移, 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自1991年以来, 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基本上在60%以上, 应该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实力的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向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主要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为特点, 产业的竞争力更多是建立在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之上, 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制约, 而这些存在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更加显现无疑。

(一) 制造业产业链低端化

中国产业与全球经济融合度最高的是制造业, 在世界制造产业链的诸多环节中大量处于加工制造环节, 获得大约10%的生产利润, 其余90%利润被外国资本所掌握。中国制造产业处于世界价值链低端, 价值链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市场营销则被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所控制, 产品最终定价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即使我们的产品精美多样、具有高性价比, 占据世界较大市场份额甚至有些近乎于垄断份额, 但只能得到少量的产业价值。中国制造业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低价值、低知识、低收益, 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特点。

(二) 过分依赖出口引发风险

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以生产制造为主,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 更多是依赖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当出口需求旺盛时, 出口大量增加, 形成巨大的贸易和资本顺差, 于是大量外汇涌入我国, 央行收购这些外汇会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 将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当出口需求急剧萎缩时, 又会导致出口企业减产或停产, 甚至倒闭, 使经济发展速度快速下滑, 失业率攀升, 资源大量闲置, 引发经济下滑风险的风险。

(三) 比较优势发生转移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 劳动力供给短缺已经开始出现, 同时环境成本以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升, 使我们赖以依存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目前, 许多国家具备替代我国成为吸引外资大国的潜力, 低成本的竞争对手会不断涌现。部分制造业生产商已经开始从我国向印度、越南、蒙古等国家转移生产线, 如电子制造业在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家转移。

三、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对策

(一) 国际与国内产业转移相结合

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外的产业向国内的转移;二是东部的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这两个层次的产业转移与承接, 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 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的产业, 而且也容纳同一产业链上具有不同程度附加值的产品的生存和发展, 不能轻言放弃任何产业, 防止出现西方的“产业空心化”。东部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 还应与中西部地区合作构建统一的全国价值链和供应链;中西部地区则积极向东部开放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产品市场, 摒弃以往靠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走传统产业链向上延伸的老路, 而是在进行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基础上引导投资和技术转移, 达成以自身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产业整体转移而非部分环节转移, 国内市场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全国价值链相互交织的产业新格局。伴随着规模经济、产业成本优势和市场便捷性, 中西部产业竞争力将不断上升, 实现产品的“出口”和产业集群的更快发展, 最终达到国内产业有序转移和结构升级的目的。

(二) 自主创新, 促进产业链升级

迈克尔·波特 (M.E.Porter, 1985) 指出, 在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 并非每个环节都在创造价值, 企业的主要价值创造来源于企业价值链上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 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可以称为企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企业增加价值链战略环节上资源优化配置和投入, 对企业创造价值最大化和获得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企业必须认识到在战略环节上建立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只有加快技术创新,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鼓励和推动制造企业在关键零部件上加大研发力度, 争取在若干核心技术和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 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这也需要政府形成一套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 扶持企业创新。同时要确保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能够按照市场的变化来自主决定。

(三) 国内有实力制造企业“走出去”

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众多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持有观望的态度, 大量外企面临着生存压力, 资产价格严重缩水。大量外企, 甚至大型跨国公司都在寻求援助。为了渡过难关, 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 鼓励有实力的民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一方面, 原先许多被外国人掌控的核心技术, 现在可以以相对合适的价格予以购买,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 通过较低价格对原先竞争对手, 甚至是产业内具有霸主地位的企业的并购,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身实力, 减少竞争, 增强产业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实现产业内的控制力和财富分配权, 掌控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促进产业升级。如徐工集团已经开始与韩国斗山集团就重型机械所需发动机合作事宜进行商谈, 在液压系统元器件的研发方面, 徐工还将与德国一家企业合资生产。再如中联重科联合其战略投资者斥资2.71亿欧元, 全额收购世界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意大利CIFA公司股权,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在该行业的竞争力, 实现了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完成对全球最具潜力的国内市场的洗牌之后, 一批具备跨国公司素质的企业将浮出水面, 并开始昂首走向国际市场。那将是中国企业一次更加壮美的远行, 他们将把“中国创造”的产品及品牌再一次带到美国及其它国际市场, 中国作为新一代崛起的大国将以中国品牌作为开道车, 在全世界消费者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严峻考验, 其构成因素主要是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导致出口锐减, 出口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和倒闭, 企业融资受限, 中国出口制造业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等。制造业产业链低端化, 过分依赖出口引发风险, 比较优势发生转移是造成当前制造业困境的原因。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 中国制造业应该抓住全球制造业新一轮洗牌的机会, 通过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相结合、产业链升级、开展海外投资和并购等渠道实现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关键词：金融危机,制造业,考验,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2]张韵君, 孟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升级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4) :8-12

[3]宋巍, 顾国章.关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的考察[J].商业时代, 2009 (18) :103-104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6

 2016年“工匠精神”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释放出中国制造对“工匠精神”的呼唤。2015年5月8日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 对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质量和发展水平做出重要的战略部署。

“工匠精神”在我国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在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启动, “中国制造2025”深入推进的进程中, 淘汰落后重复产能, 加强技术创新, 其最终的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对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工业强国的“工匠精神”

世界工业强国的形成与它们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密切相关。一提到德国产品, 人们就想到“结实”, 德国的锅可以用一辈子。德国的学徒文化培养了最优秀的工匠, 对产品精细度要求非常高, 时代相传, 从而形成了匠人精神, 后来被引申为企业文化。“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业过去一百年成功的重要内涵。这种精神让“德国制造”声名显赫, 让德国百年工业品牌扎堆出现, 也让德国在欧洲经济一片困顿时保持一枝独秀。

一提到瑞士钟表, 人们便想到“精密”。瑞士的钟表匠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同一道工序, 钟表匠们仅拧各种螺丝就要学习几个月, 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 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 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 追求完美和极致。

日本匠人将产品的好坏与个人的荣辱紧密地联系起来。“匠人精神”在日本也被称作“职人气质”。日本超过200年的企业居全球之首, 这些“百年老店”的经营模式都不是急着“做大做全”, 而是专注一种商品或者一种技术。

空间冷原子钟:有望实现3000万年误差1秒

“2016年9月15日22时04分09秒”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天宫二号”的成功发射离不开中国航天事业长期以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他们以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对“天宫二号”的每一个部件、每一处细节都进行了认真地雕琢和打磨, 不断改进。

本次发射成功的“天宫二号”上搭载了多种高精尖科技设备, 他们最能代表智能制造领域“工匠精神”的传承。空间冷原子钟将激光冷却技术送入太空, 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 进一步使时间精度提升10倍, 有望实现约3000万年误差1秒的超高精度, 这将是国际上首台在轨运行并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原子钟, 也是目前在空间运行的最高精度原子钟。

代言中国制造:华为的“工匠精神”

2016年3月29日, 中国质量领域最高政府性荣誉“中国质量奖”颁奖, 华为获得了该奖项制造领域第一名。

华为坚持追求“工匠精神”, 使企业上升至中国头号高科技企业, 成为了业界标杆。华为手机14%的欧洲市场份额, 良好的质量和先进的技术证明中国并不缺乏“工匠精神”, 大大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华为手机为解决一个在跌落环境下致损概率为三千分之一的手机摄像头的质量缺陷, 会投入数百万元用于过程测试, 最终找出问题并解决。

为解决某款热销手机生产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缺陷, 华为曾经关停生产线重新整改, 影响了数十万台手机。

华为以“工匠精神”来衡量产品, 质量管理极致追求“零缺陷”。多年来更构建了一套坚实的大质量体系, 用制度支撑“质量优先”战略在各个环节的落地。

“工匠精神”造就高铁“中国标准”

 自2012年开始, 中国铁路总公司集合国内有关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优势力量,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开展“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 而高铁工人们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用一双双巧手把图纸变为现实。“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实现时速420公里两车交会及重联运行的目标, 其试验相对速度达到840km/h, 让世界为之震惊。

“一点也不能差, 差一点也不行。”是中国北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一线工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由于高速动车组时速快, 对车辆密闭性有极高的要求, 车窗密封班打胶工人凭借高超技艺累计创下475966米打胶无差错纪录;一列高速动车有接线点近10万个, 电线总长度有34万米, 车辆电工丝毫不敢马虎, 认真盯准每一个接线点;高铁列车座椅间距离误差不能超过半根头发丝大小, 螺丝拧装标准力度必须保持135牛。中国高铁人为“中国制造”注入了“工匠精神”, 努力把产品做到极致。中国高铁标准已逐渐超越了“欧标”、“日标”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格力: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董明珠:“工匠精神必须要讲诚信, 格力的工匠精神, 是将产品做到极致, 就是做好每个细节, 要不断给自己挑刺, 找自己的麻烦, 对产品要追求完美, 甚至达到与消费者的无缝对接”。

在格力有一支神秘的“海关”队伍, 他就像格力工厂里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一支神秘的检测部队, 运送进去的每一个零件都要经过他们细致而严谨的检测:合格的送入生产线, 不合格的直接被退货。

这支部队“不近人情”, 却又与每一个供应商的“饭碗”密切相关。他们给这支神秘的部队起了一个名字:格力的“海关口”。

一批新的零部件被运入厂区, 等待它们的将是严格且严谨的入厂检验工序。“抽取一个贯流风叶, 仔细查看上面的每处焊点质量, 将贯流风叶从旋转跌落工装自由落体。仔细的观察贯流风叶有没有虚焊、破损或变形等现象。很多零件我们都要对其内部解剖, 必须保证每一个零部件任何组成都没有任何问题。”

一台空调有成百上千个零部件, 快速而严谨的检验每一个零件的质量, 才能进入生产线。格力每一个零件、每一台产品都要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必将是其未来发展的精髓, 成就品质格力。

美的:创新驱动是“工匠精神”的核心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初心不改, 方得始终。工匠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以我们的用户为依归, 创新驱动是工匠精神的核心, 了解他们的真切需求。”

美的电饭煲的研发功臣之一黄兵工程师, 入职美的12年以来, 每天都在研究如何煮好一锅米饭, 测试, 失败, 测试, 失败, 再测试……只为了得到一个最佳的水、米配比方案。他两年内用了两吨米不断地做饭, 耗费了6000—7000张板材。练就只用鼻子一闻就能判断出米饭品质好坏的惊人技能, 而这背后正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美的电饭煲让气泡能够360度不断翻滚, 从而让锅中的米饭受热均匀。黄兵及其团队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最终将之变成现实。每次测试都是一锅米饭一锅米饭地去煮, 10台、20台的样机去测试, 单是为了试验内锅的涂层就要在实验室中至少煮上千锅米饭, 一台产品至少要煮1000锅米饭, 一次测试至少要有20台, 其数量之惊人, 令人咋舌。

一锅米饭做得好不好, 我用鼻子去闻大概就能判断了, 而且职业直觉马上会判断烹饪曲线上哪个参数需要修改, 哪个环节要优化, 这已经形成神经记忆了。

传承“工匠精神”“英雄”书写新辉煌

2014年11月, 第22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所用的签字钢笔侧面波浪舒卷, 象征着太平洋, 而笔杆的末端, APEC四个字母无论如何旋转, 都始终与中段笔环保持一致, 象征着APEC各成员携手亚太, 书写未来。

这支笔就来自英雄金笔厂。光笔尖就经历了37道工序。其中第5道工序需要技师纯手工完成, 让笔尖的圆弧拉平, 笔尖车间要做四道连磨, 保证书写完整和光滑。为提高尖套口抗张能力, 增设了凹弧形尖套睹, 用嵌件注塑成型, 能有效地增强尖套口防碎能力, 同时使尖套与笔杆平服衔接, 握持书写倍感舒服。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7

(一)碳关税的提出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日益加快,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环保议题的升温,征收碳税已是大势所趋。早在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并通过了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规定须将环境保护纳入产业政策中;小布什执政的8年间,美国环境政策虽走了不少回头路,但众议院2009年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引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并特别提出自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政策,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传统行业的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故碳关税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平衡美国国内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利益,弥补其因为实施减排而有可能遭受的竞争力损失,同时美国可凭借碳关税这一威胁策略要求与我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展新能源合作。

(二)碳关税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以低碳减排、清洁环保为目的,故其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以制造业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碳关税的主要倡导国,美国政府一改以往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在减排问题上作出具体承诺,提出新能源战略以刺激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在推动国会针对气候立法的问题上呈现积极态度。2007至2013年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0%,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减少最多的国家。2014年,美国更是与中国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中国承诺其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美国则宣布到2025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比2005年低26%至28%的水平。

在碳关税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共同发挥着主导作用。欧盟2008年通过立法将航空业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计划于2012年对其征收排放税,但其后国际争议接连不断。欧盟这一单方面的决定招致了包括中美等排放大国的强烈反对,以致于时隔若干年后各国间仍未达成一致,欧盟不得不在此期间两次“停摆”其征税方案。

如今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又是碳配额最大出口国,这是经济复苏缓慢的美国,还有饱尝欧债之苦的欧盟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为保护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本国制造业,欧美国家纷纷采取征收碳关税、计算碳足迹、制定碳标准、扩大企业碳信用交易范围等措施迫使发展中国家采纳超出其资源偿付能力的环保标准。欧美国家此次对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征收碳关税,无疑会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竞力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机制及程度研判

(一)碳关税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机制

欧美作为我国制造业出口主要市场,2014年前5个月我国制造业对两大市场出口均呈两位数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增长14.11%,对欧盟出口增长15.62%;对上述两国出口合计占同期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3.02%。同时,从主要出口产品种类来看,2014年1-5月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6.19%,占同期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5.5%,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小幅增长2.1%,占同期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9.85%。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出口集中在一些高碳产业,产品能耗高、单位排放量大。若作为这些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美国家开始实施碳关税,则必定会对我国制造业带来冲击。

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成本。中国制造业一直以高能耗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获取国际市场份额,凭借低廉的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一旦碳关税落地,我国制造业将失去以价取胜的优势。碳关税征收对象主要集中在我国制造业的机电、化学、钢铁、纺织原料等高碳产业,若要继续保持这些高碳产业的高额出口,就须降低产品碳含量。因此,企业需投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去研发低碳环保技术,改良产品工艺,并将研发成果应用到出口产品中,这无疑会增加高碳企业的成本,且技术创新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同时,一些制造业企业为争取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获取碳足迹认证,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费用进一步增加,利润大幅减少。

其次,碳关税的征收也会引起制造业出口额下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一直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产品差异化不明显,价格需求弹性较大,低水平的价格竞争非常严重。为获取市场份额,只能以数量取胜,争取实现规模效益。这种大批量生产和出口的贸易方式使单位产品的利润微薄,盈利有限,所以企业更愿意选择低廉的能源作为生产过程的消耗品,以降低成本。一旦开征碳关税,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将以高昂的价格计入成本,产品的价格也因此有所调整,市场上的消费者很可能转移购买其他无差异化商品,其结果就是制成品的出口量下降,国际市场份额流失,企业规模不经济。

制造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和出口额的下降会进一步给我国国内的制造业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一方面,国内某些企业尤其是高碳制造业企业为了消除碳关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直接在产品主要的进口国家投资进行生产。这种离岸生产带来的资本外流,也会将降低我国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碳关税给国内高碳行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某些企业的产品有可能无法达到出口要求,被迫重新流回国内市场。在国内需求不变的情况下,高碳产品的供给出现大幅度上升,这种供求平衡一旦被打破,容易导致该产品的价格急速下跌,甚至会进一步影响这些高碳排放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因此,碳关税的征收会使我国高碳市场造成冲击,高碳行业生产萎缩,进而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整体上必然受到波及,并进而引起就业率下降、经济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程度研判——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更有效地应对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及其生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内不好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碳关税与制造业影响之间进行了研究,建立起气候问题和国际贸易体系间的具体联系。黄庆波等(2014)针对当前碳关税推动者主要是美欧,针对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出口的高碳产品的客观现实,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型)模拟欧美等国实施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出结构的具体影响,发现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在降低我国出口总额的同时,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结构,且制造业中的造纸业、化工橡胶制品业、矿物材料制品及石油、煤加工业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大,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我国能耗、污染最高的行业。不过,碳关税也有助于我国出口结构的改善,刺激国内技术的改革与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优化国内制造业的生产结构。

(三)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的积极影响

碳关税的实施对我国制造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首先,促进技术创新。碳关税是一种可促进科技进步的新兴绿色贸易保护壁垒。面对即将征收的碳关税,一些技术水平落后耗能高的企业只有加快自主创新、掌握先进技术力量,才能不被淘汰。碳关税征收对高碳产业技术改革可起到催化剂作用。其次,促进“走出去”步伐加快。碳关税的征收使得高碳制造业产品的国际价格有所上升,从而降低进口国在该种商品上的需求。为防止对外贸易萎缩,我国需促进低碳产品“走出去”。最后,催生绿色产业发展。一旦征收碳关税,国内高碳产业必将受到波及。企业为获得长足发展,就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降低产品的能耗值,推动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绿色产业转移。

三、碳关税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之路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产业经济亟需优化升级。制造业的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内制造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出口量、出口结构及国内就业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有着反作用。因此,在碳关税的背景下,我们应将掌握这一问题的主动权,为我国制造业产业走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提供最佳的策略选择。

(一)优化能源结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气候变化及二氧化碳高排放问题也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故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应在世界范围来进行经济、技术和治理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敦促发达国家进行低碳减排技术共享,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碳关税的实施会促进企业对先进碳减排技术的需求,当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不足而难以革新高碳技术时,必然会选择从国外引进。此时,如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利益抬高技术价格,然后利用得到的资金再投入到技术研发中去,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发达国家会一直占领技术高端位置,并使发展中国家与其之间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如得不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的减排任务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要与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进行相关的国际技术有效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先进的碳减排技术,革新国内的生产技术,尽快缩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

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我国制造业可通过技术改革和开发新能源两种方式来减少高碳产业的碳排放量,从而降低碳关税对制造业的冲击。

(二)改善产业结构

第一,高效整合制造业供应链,摆脱低价值创造的困境

制造业供应链可分解为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生产制造、订单处理、批发销售、零售等连续环节。每个环节对最终产品的价值创造有所差异,不同企业对供应链过程的不同处理便造成了制造业竞争结果的差距。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中国制造业要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就要优化制造业的每个运作环节,促进供应链的一体化和持续更新。为此,中国制造业企业需通过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对研发设计及生产决策的投入,从而摆脱成本的束缚,改变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

第二,增强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高成长、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含量和强辐射性等突出特征,这些恰好不符合碳关税征收条件。而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可使得我国制造业有效绕开碳关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故应对传统产业尤其是高碳制造业进行技术升级与改造、资源的整合及业务流程重组,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不断融入现代服务要素,提高中间服务性投入比重,从而通过信息化、科技化来带动制造业的现代化、智能化,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健全绿色壁垒预警机制,建立绿色制造体系

关税的本质是一种绿色贸易壁垒,我国应该通过专门的信息搜集和咨询体系,尽快建立健全高效的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定期对国外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变化及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发布,做好防范工作,逐步完善贸易保护预警机制,有效应对包括碳关税在内的绿色贸易壁垒。

(三)实施贸易政策支持

碳税作为一种环境税,与碳关税一样,具有环境效应,能刺激经济主体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看,碳税的征收会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导致出口国的出口额下降,从而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然而,碳税对国内福利的影响情况难以确定。根据国际法规定,若我国国内对企业出口产品征收碳税,则相应进口国就不能再对该产品征收碳关税,因此,通过开征碳税,可将欧美国家从我国出口企业攫取的那部分利益转移到国内,并将所得税收去补贴国内先进企业,这就意味着碳税的征收在长期内可以限制高碳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活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生产技术,生产低碳环保产品,为国内企业的转型和低碳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支撑。此外,应考虑减少制造业对欧美出口依赖,促进内外需合理协调。

(四)调整国际责任

目前,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实际上是逃避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历史责任,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进行贸易保护,抢占国际市场。因此,应坚持在全球气候减排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运用WTO“自由贸易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同时,由于目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碳关税实施细则,我国应把握这次机会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提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争取更多的关于政策制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和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推动建立成熟的全球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我国可考虑制定适当的反制性碳关税政策。目前,欧美国家提出的碳关税政策是基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发达国家消费了大部分的碳密集型产品。考虑到其中的不公平因素,我国可以从消费者责任角度,提出相应的反制性政策,如根据人均碳消耗量来征收碳关税。此外,国际规则或者法律中总会存在一定的例外条款,碳关税政策也不外如是。因此,我国应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标准,争取达到碳关税豁免条款的要求。

参考文献

[1]Christoph B.,Carbonc&Rutherford.Embodied Carbon Tariffs[J].ZenTra Working Papers in Transnational Studies,2014(25).

[2]鲍勤,汤铃,汪寿阳,乔晗.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基于DCGE模型的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33(2):345-354.

[3]崔波.关注国际贸易的新走向:碳关税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2015(3):73-75.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8

离岸服务外包 (Outsourcing)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速发展, 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竞争战略, 得到广泛的运用。最近一个新的词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并引起学者的关注, 那即是“逆向外包 (Reverse Offshoring/Reverse Outsourcing) ”, 也有人称之为“逆向离岸外包”或“反向外包” (江小娟等, 2008) 。相对外包完善的研究体系, 目前逆向外包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而作为在传统外包中长期处于代加工地位的制造业, 其发展受到各种制约, 也很难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取先进技术, 也就缺乏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而在基于内需的逆向外包中, 制造业是否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这是我们实行全球化战略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逆向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2 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的测算

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的衡量指标是研究的关键问题, 由于反向服务外包是一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研究还很少, 没有一套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本文借鉴陈启斐和刘志彪测算的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指数, 见表1。

数据来源:陈启斐, 刘志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

3 模型的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1:

各个变量的设定如下:

企业人均产值 (y) :将总产值除以从业人员数量, 得到企业人均产值, 我们用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来衡量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如果反向服务外包指数fh对企业人均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们就说开展反向服务外包能促进我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反向服务外包指数 (fh) :该数据借鉴了陈启斐等的计算结果, 如表1。

制造业企业的人均资本 (k)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近似代表物质资本投入, 将此除以从业人员数量, 得到人均资本。

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数量 (l) :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行业的国有化程度 (control) :政府对制造业的干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如何, 关系到政策的走向, 我们用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所有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的国有化程度。

行业的规模 (scale) :规模的大小代表企业在反向外包中的谈判能力, 同时在一定程度也代表利用反向外包技术提升自己的能力, 用各行业的人均总资产衡量。

研发投入 (rd) :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与是否开展反向外包有关, 还与其自身的研发能入有关, 对研发的投入越多,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也就相对越强, 我们采用研发支出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为了更好地衡量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加入新产品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得出模型2:

新产品产值 (anp) :新产品的价值代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将其作为因变量能更好地衡量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用新产品价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上述各变量都来源于2004年至2012的《中国科技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 从制造业的行业维度, 选取了2003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30个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通过陈启斐等的合并方法, 将30个细分行业合并为16个行业进行统计, 共得到8年144个样本点的面板数据。

4 实证研究

本文面板数据的特征为短面板, 小T大N, 回归结果为表2所示, 第一列给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第二、三列分别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由于个体效应检验的p值为0, 拒绝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 因此选择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解决固定效应模型中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问题, 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2中方程4所示。

说明:结果由stata11.2计算并整理得出。括号内是t统计量,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表2中, 总的来看反向服务外包的系数为负数, 表明反向服务外包对人均产值具有负的影响;其中方程1是混合回归的结果, 从中可看出虽然方程很显著, 变量也很显著, 但其变量的系数除规模因素外都为负值, 这与经济意义不符, 譬如我们熟知的人均产值应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正相关, 至少不应该是无关, 又通过u_i检验, 我们不选择混合模型, 而应该从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中选取。进行Hausman检验, p值=0, 两个模型的系数存在系统性差异, 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更好。通过对比, 方程2和方程3的系数显著性和方向基本一致, 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人均产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国有化程度对人均产值的影响是一显著的负影响, 说明应降低国有化程度, 放开市场, 国退民进;研发投入对人均产值的影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增加研发投入的比重能促进人均产值的提高, 从而使企业经营效益提高, 技术进步, 促使制造业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 进行了差分GMM估计, 其结果相对于固定效应模型来说又更好。在方程4中, 人均资本、规模因素对人均产值均有促进作用, 其中规模因素的影响最大, 企业员工数对人均产值的促进并不显著, 国有化程度的负向作用也不显著。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反向服务外包对人均产值的影响在所有方程中都显著为负, 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 选取的时间刻度为2003至2011年, 当时我国的服务外包正处于发展初期, 服务外包的利益还没有渗透到人均产值;另一方面, 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仍然较低, 所以它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还不明显。

由此, 为了更好地衡量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我们采用基于技术层面上的新产品产值比重作为因变量, 以考察反向服务外包是否能作为中国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新方式, 获得先进技术, 带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估计结果如表3。

说明:结果由stata11.2计算并整理得出。括号内是t统计量,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表3的结果中, 为了弥补差分GMM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无法被估计的问题, 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 并且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p值=0.9514>0.05, 我们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 因此我们最终采用方程4的估计结果。

在方程4中,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反向服务外包可以显著地促进新产品产值比重的提升, 当反向服务外包每提高1%时, 可以帮助我国制造业新产品产值比重提升0.044%。表明了, 反向服务外包可以集聚全球的创新资源, 利用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 从而改进技术, 促进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陈启斐等利用相同的16个制造业的数据研究显示反向服务外包可以帮助我国制造业提升价值链的地位, 孟雪利用1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反向服务外包的变化对未来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为正, 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结论的有效性。

研发投入的增加也会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新产品产值的提高, 具体表现为, 产业研发投入每提高1%, 会促进新产品产值增加0.328%。这是因为处在代加工低端地位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很难通过代工和链中的学习过程来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 同时也容易被全球价值链顶端企业所“俘获”, 只有通过企业独立自主的研发行为, 才能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与封锁。与此同时, 进行主动的反向服务外包, 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资料, 但这部分高级要素的利用还需要企业进行不断的研发, 进而转变为自己的技术能力。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两个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以人均产值为因变量的模型显示, 反向服务外包对人均产值的影响为负, 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 选取的时间刻度为2003至2011年, 当时我国的服务外包正处于发展初期, 服务外包的利益还没有渗透到人均产值;另一方面, 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仍然较低, 所以它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还不明显。由于模型1不能说明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此我们构建了以新产品产值比重为因变量的模型2, 结果显示:通过进行反向服务外包可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新产品产值比重上升,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能利用反向服务外包获得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来开发新产品, 从而有效地促进整个制造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此,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1) 在本文的研究中, 国有化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原因是有时候政府的干预不适当或者说存在着滞后性, 但在全球化经济的情况下, 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因为在全球化经济中, 不只是各国企业在进行博弈, 政府之间同样也在进行着博弈。因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反向外包。

(2) 长期以来, 我国的制造业普遍缺少“心脏”和“脑袋”, 这是我国制造业在外包关系中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的地位, 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导向为主, 使得企业缺乏投资于研发设计的动力。另一方面, 我国的服务业,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还很滞后, 制约着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此, 应该通过开展反向服务外包, 利用国外高级生产要素提升我国的服务质量。

(3) 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反向外包只是工具, 而自身能力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我们是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 通过学习和模仿来进行产业升级, 效果不明显。现在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反向外包, 逐步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这一过程的实现, 还是需要企业自身加大研发投入, 只有通过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企业在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带动整个制造业产业的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张月友, 刘丹鹭.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 2013, (5) .

[3]刘丹鹭, 岳中刚.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的案例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 2011, (4) :44-52.

[4]陈羽, 黄晶磊等.逆向外包、价值链租金与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J].产业经济研究, 2014, (4) .

制造产业升级的中国模式 篇9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要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清晰认识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进行创新的外部环境、内部基础与独特优势，深刻思考创新驱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模式与路径。

全球制造业创新出现了网络化、生态化趋势，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战略要素

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创新范式逐渐发生转变，由传统的封闭式创新走向开放式创新，这一点在制造业尤其明显。

起源于90年代的制造业全球化，导致制造业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分布，形成全球制造价值网络。传统的创新模式下，企业仅仅拥有内部资源，通过自身基础和应用研究产生新创意和开发新产品，通过内部渠道确保对技术、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和垄断，以维持其核心竞争力。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日益加深，技术生命周期变短，研发风险加大，这种封闭式创新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知识和技术溢出速度加快，人才流动加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渗透、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外部资源为己所用，用户、供应商、大学或科研机构人员都可以成为企业各个阶段创新的深层次参与者，创新从企业内部的部门间协作扩展到外部的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开放式创新应运而生。开放式创新强调企业在发展新技术时，应同时将内部和外部的创意有机结合，并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两条市场通道进行商业化推广。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的人才观念、创新理念、商业模式以及知识产权管理方面都构成了新的挑战。

网络化。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为创新的网络化提供了条件，使得开放式创新进一步发展。创新网络化强调可将创新战略要素的触角遍布全球，利用全球创新网络进行创新，包括与领先用户进行交互创新，在全球创新聚集地设立研发中心，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与优势企业结为战略联盟，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技术并购，通过技术中介或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获取技术与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搜寻需求并推动技术的商业化等。

生态化。创新生态化是以开放式创新和网络化创新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创新要素有机聚集，创新网络节点相互链接、彼此依存、及时反馈、良性互动，以及核心企业能力持续生长的一种局面。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适应性和开放性，创新要素有机集聚并聚合反应，创新主体共生共荣，创新系统不断演化和自我超越。任何一个创新生态系统都是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对特定产业来说，将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包括核心企业、配套企业、供应商、用户、研究机构、大学、技术中介组织等。系统的参与者会不断自发地进行技术变革与产品创新，核心企业会在演进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包括建立平台，制定标准，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做出改变等等。从全球范围看，技术资源的分布网络化、创新活动生态化，为后发的中国企业切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路径，冷战时代的技术封锁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不再管用。对中国制造业而言，真正的挑战是企业自身也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基础，能够在全球创新生态网络中，识别、利用创新要素，探索新的应用，从而创造新的价值。

中国制造业已经积累了较高的创新能力基础，可以吸收、融合遍布全球的创新要素为我所用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制造业融入全球制造业的价值网络，并开始由简单的来料加工，由部件到整机，由OEM到ODM，整个制造业逐渐升级。到2014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近五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制造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新技术，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创新实现的制造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造业规模壮大的过程中，也完成了“科技起飞”，积累了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基础。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研发强度（指一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1%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一旦达到1%，研发强度的继续提高会发展很快，这一过程中往往还会伴随创新活动在整个社会的普及、创新型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快速扩展，产业发展因此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这一现象被称为“科技起飞”。日韩国家的产业升级，都发生在其科技起飞之后。中国在2000年研发强度首次达到1%，在2013年首次超过2%，历经13年中国完成了科技起飞。如今，中国是全球研发工程师最多的国家，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全球第一，每年的科技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这是中国产业中所蕴藏的巨大的创新能力要素，是中国制造业开展全球竞争的基础。

本世纪以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不再是简单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等行业，而是开始向机床、汽车、手机、铁路机车等高附加值行业挺进，并涌现了像华为等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美国康奈尔大学最新发表的《2014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在第29位。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在创新领域的综合表现明显超出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未来几年在榜单中的排名有望进入前10。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创新的第一梯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新热土。

受益于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触角伸到了全球，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为我所用。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和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的企业超越了原来简单“引进——消化——吸收”方式或者“利用国外资源的技术集成”方式，采用更加多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新的战略寻源。例如，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开始通过所谓反向FDI（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展开对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的获取利用。

一般而言，伴随着FDI的发生，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往往会流入发展中国家，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反向FDI获取技术创新来源与这一传统模式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模式包括：直接在技术和创新密集国家投资建立海外研发中心、通过海外并购整合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通过风险投资介入新兴产业等。比如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通过反向FDI，在美国等发达市场建立研发、技术中心，实现知识以及技术的逆向溢出，即借助国外的研发力量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升万向集团整体的创新能力。

逆向FDI的另外一个新发展是，以腾讯、阿里巴巴、联想系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争相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硅谷初创公司。这一战略投资的核心在于，在全球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获取资源，融入硅谷创新生态圈。无论对于中国的一些巨头公司，还是对于中国的投资机构来说，这样做一方面是围绕其核心业务建立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能在第一时间捕获到行业内产生的“游戏颠覆者”，从早期加入到新的初创团队和技术引发颠覆的过程中去。

可以预期，积累了一定创新能力基础的中国制造业，可以从多个角度、多种方式连接全球战略要素市场，使得中国制造业可以依托本土市场的需求，采取多种形式，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中国市场大规模、多样化、持续升级特点显著，为制造业产业升级提供了战略纵深

需求乃创新之本。由于创新链条始于需求，止于需求，产业创新生态往往最容易在需求最旺盛的地方形成。没有需求基础，产业升级不可能持续发展。

有别于成熟、发达的欧美和相对狭小的日韩市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市场需求规模巨大、需求层次多样，产业升级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这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首先，中国各领域的巨大市场，将为企业新技术的孕育提供所必需的规模门槛。任何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支撑，否则企业巨额的创新投入没有回收的可能，企业就会在创新投入上踟蹰不前。其次，中国市场上，不同产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要升级，但升级的需求重点会有显著的差异。中国市场需求的这种差异性，将提供多样化使用场景，可用于试验不同的技术产品和升级路径。第三，由于市场需求差异大，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在行业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企业将面对接力式的需求浪潮。

我国高铁产业即是一个利用本土市场规模与特点成功实现快速增长与能力培育，并建立全球竞争力的案例。截至2014年底，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超过1万6千公里，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50%。中国高铁技术安全可靠、性价比高、速度多样化、适应不同地质条件，可以满足不同国家需求。高铁走出国门，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企业如此，产业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需求量呈井喷态势，成为装备升级的一大亮点。中国市场 2014 年共销售工业机器人 5.6 万台，约占全球销量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市场。其中本土供应商的销量为 1.6 万台，其他来自海外供应商。仅以广东顺德为例，近年来顺德掀起“机器换人”的浪潮，迅速引来全球工业机器人制造“四巨头”ABB、库卡、安川和川崎重工齐聚顺德。而顺德本土很快也崛起了一批以集成应用为主的机器人企业，部分企业已经在机器人集成应用的垂直领域上展示出独特的技术优势。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机器换人”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留给本土企业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和再创新。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立足本土市场、整合全球资源、形成中国模式

中国制造业是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展开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国际环境条件、内部能力基础和本土需求特征，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将走出与其它后发国家不同的发展之路。

纵观全球各国产业升级历史，企业的这一技术创新升级的模式与日韩等企业在上个世纪的升级模式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日韩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上个世纪，贸易领域的国际化刚刚发端，再加上本土市场的狭小，日韩制造业基本上是通过先是进口替代，继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依靠产品市场的国际化贸易深化，完成了其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过程。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新时代，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产品、技术、人才和资本全球流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创新资源，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在产品市场上通过购买核心零部件（如核心芯片）来实现，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在要素市场上获取关键战略要素（如专利、专有技术或者人才）来实现，第三种方式是在股权市场上，通过获取重要战略创新资源的企业的股权来实现。在这种创新要素（产品、技术、人才、资本）全球化分布、网络化链接、并迅速低阻力流动的条件下，制造业的产业创新正在形成新范式。

中国制造企业的产业升级，正是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需要利用近十几年全球创新范式转变为我国企业带来的机遇。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链条进一步被拆解，开放式的创新活动日益网络化和生态化，创新资源向需求端集聚。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规模巨大、差异也巨大的市场需求会成为全球创新生态体系演进的巨大动力，这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独特的新路径，即立足于中国市场的需求，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构建“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产业创新生态。可以预期，这样的转型升级的结果，将既不同于德国提出的工业4.0，与美国提出的先进制造体系也会有所差异，而是将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市场特点的产业升级之路。

朱恒源：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通信制造业升级 篇10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携西门子“数字制造”全线产品及解决方案亮相“2014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 ”�旨在通过当前西门子在“数字制造”领域先进的理念、技术产品及经验, 展示西门子在帮助中国制造企业提高生产力、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全面能力和成功案例, 诠释数字化为制造企业带来的收益。本届工博会, 西门子所打造的“数字制造”产品版图围绕“数字化企业平台”、“全集成自动化 (TIA) ”�“全集成驱动系统 (IDS) ”�“过程自动化”、“能源效率”和“服务”几大主题, 涵盖工业软件、数字化硬件, 以及数据驱动的服务几大类别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所有产品和解决方案均可实现无缝集成, 覆盖生产的全生命周期和价值链, 令制造企业旳生产和管理更加高效、灵活、快速。西门子在2014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展出数字化传送解决方案在解释数字制造为制造企业带来的优势时,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数字化工厂集团总经理王海滨说:“数字制造意味着生产单元和流程都有自己在虚拟生产世界里的‘数字拷贝’。因此, 企业可以对生产进行模拟和计算, 令虚拟的生产世界与现实的生产世界相融合。这将能帮助制造企业大幅提高生产力、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并提升生产柔性。”西门子同时在工博会上展示了其助力中国企业“数字制造”的案例并分享了相关行业实践经验, 其中包括:西门子为华润水泥提供的节能增效解决方案、与浙江金达控股在“数字化工厂”方面的合作以及为中信戴卡建设的智能化生产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