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名词性短语论文

英汉名词性短语论文（精选3篇）

英汉名词性短语论文 篇1

1. 意合和形合

英语是形态型语言,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 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结果造成了英语语法的显性和汉语语法的隐性, 在显性的英语里, 从构词、构语、构句到语段中的连接都偏重于使用形式或形态因素;在隐性的汉语里, 主要是逻辑和语序在起作用。

2. 有定性和无定性

发话人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 如果预料受话人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 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 我们则称该名词性成分为定指成分。反之, 发话人在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时, 如果预料受话人无法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其他同类成分区分开来, 我们就称之为不定指成分。

我们只要通过观察英语词语的形式就可判断此名词性成分是定指或是不定指, 而无需考虑其它因素。在英语中表达定指的词语形式包括:第三人称代词 (he/she/it they) 、指示限定词加普通名词短语 (this/that/these/those+NP) 、定冠词加普通名词短语 (the+NP) 、所有格人称加普通名词短语 (his/her/their+NP) 和专有名词。例如:

(1) We went to hear the Minnesota Orchestra last night.That conductor was very good.

在例 (1) 中, 划线部分是定指成分清楚地体现在词语的形式结构上。

而汉语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和无定性的鉴别就显得复杂的多。举例说明:

(2) 晚上八点半, 他们两人走出丽都饭店自动启闭的玻璃大门。停车坪上有十几辆“的士”, 他俩立即扑向最靠近的一辆。这辆“丰田”改装的“的士”黑着灯, 空着座。温良谨拉开车门, 卢小婷一闪身便钻了进去。黑影里的司机回头一瞥, 迅速转过头去。 (陈平, 1987)

按照英语名词性成分的定指或不定指的判断方式, 我们能比较容易的得出:丽都饭店和这辆“丰田”改装的“的士”是定指成分, 前者是专有名词而后者相当于指示限定词加普通名词短语。而事实上, 除了这两个定指成分, 主语位置上的“停车坪”和“黑影里的司机”都是定指成分。“停车坪”指的是附属于丽都饭店的停车坪, “黑影里的司机”指的是那辆“丰田”改装的“的士”的司机。由此可见, 汉语不像英语, 它在有定成分的表达上要复杂得多, 这是由于汉语的自身语言特点决定的, 它可以不需形式上的标记, 而通过其他方式达到有定的表示方式。

3. 影响和制约有定性和无定性的因素

我们先从名词性成分的词汇形式上着眼, 把汉语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归并为以下五组:

A组 人称代词 D组 光杆普通名词 (bare noun)

B组 专有名词 E组 量词短语

C组 “这/那”+ (量词) +名词

在上面所列的七组格式中, 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专有名词像英语中定指成分表现形式一样本身已有[+有定]的特征, 无论在句中什么位置都是表示有定的。量词短语一般只用来表现不定指成分。那么光杆普通名词情况又如何呢?

(3) a.人来了。

b.来人了。

上例中的a组中的“人”是定指的, 为说话双方所共知的对象;然而b组的相应名词是虚指, 为不定指成分。也就是说, 由于句法位置的不同, 光杆普通名词可表示定指成分也可表示不定指成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汉语名词性成分的定指和不定指的区别在语言形式上由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该成分本身的词汇表现格式。二是该成分所带定语的性质。三是该成分在句子中所担任的句法功能。这三方面的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构成了作为汉语定指和不定指特色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4. 确定汉语名词性短语有定性和无定性的规律

根据许多学者的观察 (朱德熙, 1982;赵元任, 1968;徐通锵, 1997) , 现代汉语拥有一个严格的句法规律:对于没有任何修饰语的光杆名词, 以谓语中心动词为参照点, 动词之前的被赋予有定的特征, 动词之后的被赋予无定的特征。例如:

(4) a.客人从前门来了。

b.前门来了客人。

例 (4) 中有定和无定对比非常明确, 动词前的表示有定, 动词后的则表示无定。再如:

根据上述的句法规律, 动词之前的没有任何修饰语的光杆名词已经被赋予有定的特征, 但有些情况已具有定性的光杆名词前面还附带限定性成分。原因之一是为了消除歧义, 例如:

(5) 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教室, 老师的手里拿着一本书。

例 (5) 的后半句定指成分前如果没有限定语, 我们则无法判断“手”的先行语, 读者可能认为:老师的手里拿着一本书。或是认为:学生的手里拿着一本书。因此, 为了避免句子产生歧义, 作者必须在已是定指性名词短语前添加适当的限定语。

原因之二可能是作者为了追求特别的语言表达效果。有时为了要进一步明确、强调、说明, 作者会刻意添加一些限定语。此外, 语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声音符号的习惯系统”。 (萨丕尔, 1985) 在这一点上, 汉语表现得尤为明显, 它非常重视音韵。因此, 考虑到汉语对音韵的要求, 有时作者也会在已具有定性的名词性成分前附加一些限定语。请看下面的例子:

(6) a.这张桌子是爸爸的。

b.这张漂亮的木头桌子是爸爸的。

根据上述的句法规律, 谓语中心动词之后的没有任何修饰语的光杆名词被赋予无定的特征。但是也存在特殊情况。

(7) 他不小心摔断了腿。

我们会很容易理解“腿”是定指成分, 虽然它们的句法位置处于谓语动词之后。它们在英语中的对应说法则需要加上回指主语的人称代词:“his leg”。黄南松指出, 这种光杆名词宾语的有定性来自于两个因素, 一是主语和宾语之间具有天然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二是只限于一些特殊的动词, 如:点头、刷牙等。

以谓语中心动词为参照点鉴定光杆名词的有定性和无定性, 与普遍认为的主语倾向于表达有定、宾语则倾向于表示无定的论断并不完全一样。这是因为表达主语的语言结构形式非常多, 而光杆名词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一个无定指成分充当主语, 即使该名词性成分处于主语的句法地位, 也不是定指成分。李临定 (1985) 就曾指出由不定名词充当主语和有定名词充当宾语的现象相当常见。

摘要：英语名词性成分本身就能表现出它的有定性或无定性。而汉语的名词性短语的有定性和无定性受到该成分本身的词汇表现格式;该成分所带定语的性质, 以及该成分在句子中所担当的句法功能, 而且名词性成分的词汇表现格式要优先于它的句法功能考虑, 当两者发生矛盾或不一致时, 句法功能所赋予的要服从词汇形式所赋予的。

关键词：英汉名词性短语,有定性,无定性,表现形式,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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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临定.主语的语法地位[J].中国语文, 1985, (1) .

[3]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85.

[4]石智毓.论汉语的结构意义和词汇标记之关系——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当代语言学, 2002, (1) .

[5]徐通锵.语言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6]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8.

[7]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研究综述 篇2

刘丹青的担心曾经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国内对从句的研究状况。但是, 随着类型学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开始注重对关系从句进行研究。本文拟对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重点对汉语关系化五十多年来的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 以便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对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从类型学视角对名词短语关系化进行研究成为一个趋势

对名词短语关系化的研究视角在不断扩大, 从对单一语言的研究扩大到对跨语言的研究, 从共时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历时的研究视角。学者们从类型学的共时和历时视角来考察不同语言的关系化现象, 总结和归纳出跨语言中存在的普遍规律并尝试对其作出理论解释。主要研究成果有:Greenberg (1966) , Keenan&Comrie (1972, 1977) , Andrews (1975) , Givon (1975) , Downing (1978) , Maxwell (1979) , Fox (1987) , Dryer (1992) , Croft (2000) , Hawkins (2007) , Song (2008) , Hendery (2012) , 刘丹青 (2005) , 唐正大 (2005, 2006) , 王远国 (2011) , 刘丹青、唐正大 (2012) , 许余龙 (2012, 2013) 等。Greenberg (1966) 最先注意到了关系从句与语言语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Keenan&Comrie (1972) 提出了“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序列”;Hendery (2012) 指出, 在关系从句和标记词的演变过程中, 语言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内学者刘丹青、唐正大 (2012) 从类型学视角对名词性短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系统的考察。王远国 (2012) 认为从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的语义关系来看, 对于关系从句的非限制性用法英语比汉语更广泛。汉语关系从句的非限制性用法仅限于对核心名词的描述[4]。许余龙 (2012) 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 考察了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是否遵循Keenan&Comire提出的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序列。学者们从类型学视角对名词短语的关系化进行研究, 扩大了对关系化的研究视野, 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不足之一是由于类型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无定名词短语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造成了对限定性关系从句的研究成果较多, 对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以及以无定名词短语为中心语的关系从句研究的忽略。不足之二是类型学家借鉴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成果比较片面。我们认为, 广泛吸收不同类型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汉语的关系化现象, 深化英汉关系化现象的研究, 同时能进一步促进类型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 理应引起更多学者的更多关注。

二、对关系从句的语义和语用功能进行深入研究, 注重两者之间的结合

Hendery (2012) 从功能角度定义了关系从句, 从历时类型学的视野重点考察了关系从句的标识词 (marker) 在不同语言中的历史演变。卢丽萍 (2010) 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框架, 从原型范畴理论、图形-背景理论和语法化理论解读了英语关系从句的分类的模糊性, 分支方向的认知理据, 关系词的语法化[5]。余玲丽 (2005)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对英汉关系从句进行了认知对比分析, 认为英语关系从句因组成策略的不同经常违背从后景到图形信息编排原则, 而汉语的关系从句则很少违背此原则;英语关系从句可蕴涵图形信息, 而汉语关系从句因句法限制则不可蕴涵图形信息。文旭、刘润清 (2006) 从认知语用的角度探讨了汉语关系从句的限定性与非限定性, 认为汉语关系从句有无限定性与非限定性之分, 最关键的问题是说话人在心理上赋予关系小句及其中心语什么样的地位[7]。蒋仁萍 (2007) 探讨了交际动因在汉语关系从句中的具体体现, 探讨了关系小句中交际动因的运用, 并概括了语言的经济、象似、交际三大动因的互动关系[8]。这一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是对汉语关系从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解释力度不够深入, 致使汉语关系从句是否有限定性与非限定性的区别, 以及如果存在功能差异, 如何对其进行鉴定都没有达成统一的标准。此外, 学者们对于汉语中的句法与语义是否匹配存有争议。杨彩梅 (2011) 认为, 用“NP-DP-VP-省略”这种形式手段可以证明无论英语关系从句还是汉语关系从句都有句法上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区别来与语义上的该区别相匹配。而韩景泉、周敏 (2012) 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汉语存在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关系从句, 但对其界定不能采用任何句法区别手段, 只能用句法-语义不匹配分析法, 因为这两者有相同的句法特征和生成机制, 只存在语义上的区别而并没有任何显性形式句法上的差异[10]。这些问题的存在同样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三、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研究层次不断细化

借助语料库等辅助手段成为学者们经常采用的研究途径。国内外学者不但研究书面语体的关系从句, 而且注重对口语、方言中关系从句的研究, 研究内容也逐渐细化。比如Fox&Thompson (1990) 利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美国口语语料库 (Corpus of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对英语对话中关系代词省略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方梅、宋贞花 (2004) 以叙事语体的关系从句为参照, 以自然口语对话材料为统计对象, 考察了对话语体里关系从句的篇章功能和语义表达功能。徐赳赳 (2008) 考察了汉语关系从句的语法特征和篇章特征。认为关系从句的语法特征表现在其句法结构、出现的位置和修饰成分上;其篇章特征表现在关系从句在篇章中的分布、关系从句的复杂性、关系从句的缺失以及关系从句的主语和被修饰中心词的所指关系上。董秀英 (2003) 以法律文献中“的”字短语的为例, 探讨了“的”字短语做后置关系从句的用法。

四、注重多种学科的相互融合

学者们从应用语言学、心里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角度, 通过实验或测试手段, 探讨关系从句的习得、加工机制和翻译等问题。如Hsiao&Gibson (2003) 从对汉语进行自控步速阅读 (self-paced reading) 的实验结果得出结论, 认为汉语提取宾语的关系从句比提取主语的关系从句容易获取;Hawkins (2007) 探讨了日语、韩语以及粤语的关系从句的习得问题;吴芙芸 (2011) 探讨了Hawkins的领域最小化理论对有效加工汉语关系从句的指导意义及潜在问题。蒋秀玲 (2009) 考察了中国学生是否有意识回避产出关系从句这一问题。在英汉关系从句的互译方面尽管研究成果丰硕,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英汉关系从句的研究比例不平衡。对英语关系从句的习得、教学和翻译策略探讨的研究远远多于对汉语关系从句的相关探讨。二是研究的内容多有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教学的深入开展。

以上我们较为详细地总结了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的研究现状, 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要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 可以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进行突破。首先, 从研究内容来说, 可以根据汉语的特点, 从语义和语用功能出发对汉语名词短语的关系化进行严格的界定, 将汉语的无定名词短语纳入研究范围, 扩大和深化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内容;其次,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改变以往对关系化的研究只对原始语料进行考察的传统, 增加对英汉互译双语平行语料库的考察, 对英汉源语文本与翻译文本进行两方面的对比分析, 保证结论的相对客观性, 可以更为细致地考察英汉关系从句的异同。

摘要：对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的研究是目前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对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近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 从四个方面对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剖析, 并尝试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关系化,英语关系从句,汉语关系从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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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丽萍.英语关系分句的认知语言学解读[J].琼州学院学报, 2010 (3) :171.

[6]余玲丽.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英汉关系分句认知对比分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5 (7) :57.

[7]文旭, 刘润清.汉语关系从句的认知语用观[J].现代外语, 2006 (2) :112.

[8]蒋仁萍.汉语关系小句的类型学特征与交际动因的运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357.

[9]杨彩梅.界定关系从句限制性-非限制性句法区别的形式手段[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6) :814.

[10]韩景泉, 周敏.汉语关系结构的限制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5) :212.

[11]许赳赳.关系小句的语法和篇章特征分析[J].汉语学习, 2008 (5) :8.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及其限度 篇3

1 语言比较与翻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要顺利完成这种转换, 就需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比较, 把握其相同点和不同点, 尤其是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两种语言在表达顺序、结构、方法、修辞和用词等方面的较大区别 (Catford, 1965) 。语言在特定层面是可以比较的, 通过比较获知两种语言的特点, 在实际翻译中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它们, 重视每一个翻译难点, 并细心研究怎样用不同的语项来表达同样的思想, 从而避免“翻译综合症” (主要表现为译语中生硬晦涩的表达) 。如

(1) He wore dark glasses, and thick jersey, and stopped up his ears with cotton wool.

他戴黑眼镜, 穿厚毛衣, 耳朵里塞了棉花。

(2) 他是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菲尔特出生的。

He was born in Furth on May 27, 1923.

(3)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

我们分别之后,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句中词汇搭配、词序和句序分别对翻译产生了影响。词汇搭配上英汉语通常不同, 英语词wear搭配范围广泛, 如句 (1) 中的wear glasses和wear jersey, 但汉语中“眼镜”和“毛衣”分别与“戴”和“穿”这两个动词搭配。词序上, 英语中地点状语常置于时间状语前, 两种状语都是从小到大排列, 而在汉语中恰恰相反。语序上, 英语中时间从句置于主句前或后均可, 但在汉语中较普遍的是先发生的事置于后发生的事之前。

因此, 若不比较两种语言, 就无法正确地翻译, 而只是直接翻译, 如译文“穿黑眼镜、戴厚毛衣”、“in1923 on May 27 in Furth”和“……, 我们分别之后。”以致于译语不符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刘宓庆, 1993) 。语言比较是翻译的基础。

2 可译性及其限度

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的可译程度。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着自己独自的文化和语言, 但人们所处的客观外部世界是相同的, 人类有一些特定的共性。无论他们的种族、肤色、区域、国籍和民族有什么不同, 其身体结构、日常生活、思维活动、情感、追求、爱好和道德标准等大体一致, 这使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有许多共性, 从而各种语言都具可理解性, 人们愿意并能够交流思想。而且, 各种语言尽管有不同的发音、拼写、语法和习语等, 但也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地方, 如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是句子, 句子的语法基本成分和功能大体一致:都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成分。这是语言的共性。 (周志培, 2003) 人类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共性构成可译性的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相互渗透, 语言的可译性范围越来越广。

然而, 不同的语言也有大的差异, 它们不仅在发音、拼写和语法上不同, 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表达方式和构词、比喻、押韵、成语、搭配等方面的语言习惯有所不同, 如前述的wear和“穿”。这也导致无论多么优秀的译语都与原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偏差。译语与原语之间存在少量差异, 只要不影响读者 (听者) 所获取的与原语几乎相同的概念, 这种差异就可接受。这是可译性的限度 (limit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 (屠奕匀, 2006)

翻译是译语对原语的再度创作, 语言是可译的, 但其可译性又是有限的、相对的, 这种限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际间的有效转换。

3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

语言中既有名词特性又有动词特性的那类词是动名词, 英汉动名词结构因英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而不同。英语有大量的形态变异, 而汉语缺乏形态变异, 从而英汉动名词结构在构成要素和语法结构上均存在差异。如例 (4) 、例 (5) 中的英语斜体部分和例 (6) 、例 (7) 中的汉语黑体部分都是动名词结构。英汉语中的动名词结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 因其既“动”又“名”的共性和人类文化的共性而亦具可译性。 (谢应光, 2000) 以例示之。

(4) For time turning the page, I can’t change my age.

时光流逝,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年龄。

(5) Madame curie's succeeding made the scientists of the day feel sure of her theory.

居里夫人的成就使当代的科学家们对她的理论确信无疑。

(6) 我反对晚上一点才睡。

I object to not sleeping until 1:00 at night.

(7) 一直没下雨才是他焦虑的主要原因。

He was anxious mainly because there was no rain all the time.

这里, 人类都有“谁都赞成”、“晚上一点才睡”、“居里夫人的成就”和“一直没下雨”这样的概念, 且不同语言的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 因而例 (4) 至例 (7) 第一句中的动名词短语可以分别翻译成与之概念相同的不同语言表达 (例中第二句) 。可见英汉动名词结构是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一定形式的, 具有可译性。不同语言的表达能传递同一思想, 这就是翻译可译性的目的。

4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表达毕竟还是有思维或语言本身的区别, 因而其翻译是有限度的。上述例 (4) 中原语page和age押韵, 而翻译上在传递准确意思的同时无法兼顾这种修辞手法。例 (6) 原语中时间状语“晚上一点” (从大到小) 置于动名词“睡”之前, 而译语中状语until 1:00 at night (从小到大) 置于动名词sleeping之后, 而且汉语的“…才…”翻译成英语成了not…until…, 从而原语动名词短语与译语相同之中有不同。 (杨月蓉, 1999) 此两例分别是押韵修辞和语法上的可译性限度。还如:

(8) We hope for his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lie.

We hope for his saying that we ought not to lie.

我们希望他说我们不应该撒谎。

(9) Would you mind my shutting the door?

我把门关起来你介意吗?

(10) 他喜欢帮助表妹。

He likes helping his cousin.

例 (8) 和例 (9) 分别体现了动名词结构在情态、语气上的可译性限度:例 (8) 原语中情态动词should和ought to在汉语中都译为“应该”, 但前者强调主观上的期望, 后者强调客观上的要求, 在译语中一个简单的“应该”二字无法体现这种差异;例 (9) 原语是一种简单的虚拟语气句, 话中带有客气、谦虚、委婉而礼貌的语气, 但译语没有体现同等的语气强度。例 (10) 原语的动名词短语中的“表妹”在译语中只能用cousin一词, 没有其他词可替代, 但实际上二者相差甚远, 英语中的cousin可以指堂 (或表) 兄弟和堂 (或表) 姐妹, 甚至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连性别都看不出。这是动名词结构在词汇上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翻译有限度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此限度, 正确的态度应是尽力挖掘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差异, 将可译性限度降低到最小, 在最大化地映射原语意思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译语形式进行翻译 (贾玉新, 1997) 。语言翻译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介质而已, 不是万能的, 它就是一个限度的问题。如

(11) You should avoid painting the lily to beautify the fl owers.

句中斜体动名词短语painting the lily是个典故。《圣经》中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被赶出了伊甸园, 她悔恨自己的过失, 不禁流出了眼泪。而这表示忏悔的泪水落到地上, 立即长出了百合花 (lily) 。而后西方人一直视百合花为圣花, 它象征着纯洁、高贵、美丽与吉祥,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亵渎这种象征纯洁吉祥的花, 因此在百合花上再涂抹色彩就被看做多此一举。在我们汉语中正好与painting the lily寓意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最佳表达是成语“画蛇添足”, 尽管二者在喻体和设喻形式上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不理解这些, 就无法正确翻译这一广泛使用的英语成语。

5 小结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翻译既体现了翻译的深奥学问, 也体现了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导致的可译性及其限度。译者在实践翻译中需要克服巨大的跨语际障碍, 比较两种文化和语言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不断提高对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才能尽最大努力再现原语的风貌, 用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译语传递语言的内容, 促进跨文化交流。 (桂诗春, 2004) 经济全球化和中外交流的加深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 英汉语的可译性限度日益缩小, 可译性范围日益扩大, 这给英汉语动名词结构的翻译带来了便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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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月蓉.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重庆:西南示范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