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眼中的闻一多

学生眼中的闻一多（共12篇）

学生眼中的闻一多 篇1

学生干部是老师的左膀右臂, 是老师的左手右手。左膀右臂能扛事儿, 挑大梁;左手右手能干事儿, 干实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生干部是经过选拔从同学中脱颖而出的, 是一个班级的骨干力量, 是同学们的依靠力量;是老师认可的优秀学生, 是老师和同学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老师眼中, 优秀的学生干部应当具备哪些特质呢?

(1) 责任心强。从学生手册中, 我们了解到, 每个学生干部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职责。如班干部的职责是协助班主任抓好班级的学习、卫生、纪律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组织开展班会和文体活动;负责收集、反映并协助解决同学们的实际问题。明白了自己的职责,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这就叫有责任心。

(2) 自制力强, 以身作则。俗话说得好:“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不正不能正人。”意思是说, 作为学生干部, 你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做得尽善尽美。因此学生干部要有很强的自制能力, 在纪律、卫生、公益劳动等方面以身作则, 起模范带头作用。

(3) 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同学们服务。大家知道, 当班团干是不发工资的, 和社会的志愿者一样, 所做的工作, 所有的付出都是义务的。如我班的班长和卫生委员, 从新生入学开始, 接待新生, 帮扛行李, 帮助同学办报到手续, 介绍情况, 安排食宿, 那是楼上楼下, 跑个不停, 口干舌燥, 不厌其烦。大家说一说, 没有报酬我们为什么还要干呢?不但要踏踏实实地干, 而且要用尽心力去干。因为当学生干部能锻炼我们的能力, 提升我们的素质。哪些能力和素质呢?一是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和相互配合的团队协作能力, 二是人际关系的处理技巧, 三是观察人、事、社会现象的能力, 四是对政治的敏感度, 五是思想境界得到提高, 道德情操得以培养。

(4) 具有良好的思想情操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作为学生干部, 一要具有“三公”品质即:大公无私、公正、公平。大公无私, 即遇到个人利益与班级利益及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 能从大局出发, 为他人着想。公正、公平, 指处理问题, 对待同学要一碗水端平, 不偏不移。二要心地善良, 富有同情心。同学家庭有困难, 或遇到挫折或生病, 作为学生干部,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伸出友谊之手帮助别人。市场经济驱使一部分人见利忘义, 人们身处其中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忌、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 因而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显得弥足珍贵。学生干部具有了这些情操和品质, 那么他的人格魅力就散发出光辉来, 在学生中的威信就很容易树立起来, 做起工作来大家才敬佩、才服气。

(5) 具有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 遇事冷静、理智, 果断、有主见, 反映问题、处理事情实事求是, 能真正做班主任的工作助手。如作为班级宣传委员, 如果你满腔热情、大大方方去做事, 你的能力就会提高。表现在: (1) 在宣传工作中, 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2) 经常出版报、投稿, 能提高书法和写作水平; (3) 组织文娱活动, 如课前一支歌活动, 你得配合团支书组织学歌、起歌、组织怎么唱好歌。通过这些工作, 你的组织、沟通能力提高了, 协作、配合的意识逐渐增强了。

(6) 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在与同学相处中, 能谦以待人, 虚以待物, 以心换心, 以情换情, 坦荡, 真诚, 语言表达能力强, 能用婉转、平和的语气去和同学们沟通, 讲起道理来, 让大家心服口服。而不是靠蛮横、霸道压制同学。

(7) 一身正气, 敢作敢当。在一个班集体中, 不是正气压倒邪气, 就是邪气压倒正气。作为学生干部, 要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能弘扬正气, 打击歪风邪气, 引导班风、班纪向良性循环发展。如同学中出现的沉迷于网吧、夜不归宿现象, 拉帮结派现象, 赌博之风, 租借不良读物之风等, 发现不良风气的苗头, 要敢于站出来制止, 耐心说服教育。另外, 同学中出现纠纷, 能妥善解决。

(8) 文雅有礼貌。不管校内校外, 遇到老师, 不论是否教过你的课, 都应该打招呼, 或微笑点头, 或大大方方地问声“老师好”。不能自认为老师没看到, 一低头就过去了。许多往届的优秀学生, 毕业若干年后, 回到学校, 老师都还记得, 这与他在校时的彬彬有礼是分不开的。总之, 文雅有礼貌, 会让你的气质得到升华。

(9) 学习成绩优良。有的同学认为学生干部的工作消耗时间和精力, 会耽误学习。另一些同学却认为在职业学院中, 学习成绩已不再重要, 应集中精力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能力。这两种观点都不全对, 那么怎样看待学习成绩和能力问题呢?职业学院是跨上社会的桥梁, 优秀的学业和能力同样重要, 二者得兼不可偏废。学生干部应在搞好学习的基础上充分锻炼能力。没有优秀的成绩, 能力是不全面的, 是缺少根基的。只有良好的学习成绩而缺乏其他方面的能力, 将来是很难适应社会的, 是无法承担重任的。

学生干部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才能做好老师的得力助手, 才能成为同学们的真正领袖。

学生眼中的闻一多 篇2

四皓中学王苗

今天收到学生的作文，随手翻开一本，题目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觉得挺好，又看到第一句“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很受感动，觉得遇到了知音。为什么呢？以前所带的学生在写同类作文时，不是要当威风凛凛的警官，就是要做救死扶伤的天使，几乎没有人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理想，于是，我怀着一种好奇心继续往下读，想看看这位同学是怎样想的。

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并非如我所想——

“妈妈告诉我，当一名教师，不仅不用下苦，每个月还要拿三四千元工资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教师的，干个二三十年即可退休，退休后，整天啥也不用干，只需转一转，饿了一吃，困了一睡，打打牌，下下棋，混到月底，照样和上班时一样，照拿几千元„„”

看到这样的议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在学生的眼中，羡慕的竟然只是教师的几千元工资！树立理想的基础竟然只有金钱！试想，为了赚钱而确立的追求又能坚持多久呢？可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却严重侵蚀了学生和家长的头脑。

教师的待遇提高了确实不错，可水涨船高，各行各业的工资不都涨上去了吗？而且，每次调资，都是雷声轰隆隆，先上去的总是飞涨的物价，接着这个部门、那个行业，等真正降下甘霖时，教师已经快要望眼欲穿，干渴而死了。

当然，还有很多比教师更辛苦，更需提高收入的农民工。在广大的农村，大多数人靠天吃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虽然教师没多少钱，没多大权，但在他们眼中，教师工作与种地相比，还是比较轻松的，收入方面也能旱涝保丰收。

虽然家长和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有失偏颇，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我们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无权无势和清贫而悲哀。

闻一多的胡子 篇3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住，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里，闻先生的色调很是特别。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后来以诗名世，又对楚辞与中国神话多有研究。最初的时候，他的唯美主义倾向很重。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电影是艺术么》，大意是，电影用声光电等技术组成，不能算是艺术。青年时候看这篇文章，觉得很好玩，才知道唯美的文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保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使他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过闻先生不是抱着旧理念过活的人。早期虽和新月派关系很深，可在国难当头，他比一般象牙塔里的人有气度，思想是灵动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识见，对艺术的理解极为鲜活，真的没有暮气的存在。你总能在他那里感到丝丝锐气，在被久久困扰的时候，往往冲将出来，跌宕往复，气韵高远。听过他的课的人，对其古朴而冲荡的气韵，都很难忘。

闻一多的幽默 篇4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 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 在致饶孟侃的信中, 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 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

“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 海外归来, 逡巡两载, 发妻背世, 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 如花面貌, 亮能笼擅专房, 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闻一多的爱国的诗 篇5

不要怕;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

你大胆的走;让我掇着你的手;

也不用问哪里来的`一阵阴风。

只记住了我今天的话，留心那

一掬温存，几朵吻，留心那几炷笑，

都给拾起来，没有差;──记住我的话，

拾起来，还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

可怜今天苦了你──心渴望着心──

那时候该让你拾，拾一个痛快，

拾起我们今天损失了的黄金。

那斑烂的残瓣，都是我们的爱，

拾起来，戴上。

你戴着爱的圆光，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 篇6

其实，诗人的激烈与热情，学者的深刻与单纯，斗士的刚直与坚定，无论在闻一多的哪个人生阶段都不曾或离。

19世纪末的神州大地，正在战乱和羞辱中飘摇。清政府丧权辱国，外国势力虎视眈眈，政治与社会都是一片混乱。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降生于湖北浠水一个乡绅家庭。他6岁入私塾，既读“子曰诗云”，也学博物、算术、美术。

闻一多从小好读史、喜美术，十来岁就能文善画，聪敏老成。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一篇仿梁启超笔法的《多闻阙疑》作文，得到了考官们的惊叹。

少年意气

九年底清华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涼黑暗。

——《红烛·回顾》

闻一多因英文成绩不佳，留了一级，但他在文字上的才华和正气凛然的性格却早早显露。

入校当年，闻一多便创办刊物《课余一览》，并担任主编。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已有慷慨之言：“其能存纪念于世界，使体魄逝而精神永存者，惟名而已”，“古来豪杰之士，恒牺牲其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

清华学校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成，学生在14岁前入校，学习八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突出西方教育思想，学生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国效力的自觉。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发动五四运动。三千人集会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北洋警察逮捕31人。清华学校位于郊区，当日没有直接卷入运动，晚上消息传来，闻一多愤慨非常，手抄岳飞《满江红》，夜里贴在学校食堂门上。

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领导学校爱国运动，闻一多担任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文件。他在家书中说：“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领导的索薪团展开罢教斗争，22所学校600余名学生在新华门前请愿。北洋军警殴打请愿者，20余人受伤。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声援索薪，抗议政府。

为了阻止学生罢课，清华学校宣布6月18日举行大考，凡不参加大考者，一律默认自请退学。此时的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学生即将毕业留洋，若拒绝大考，意味八年寒窗付之东流。即便如此，闻一多等29人不肯妥协，拒绝考试，黯然回乡。

闻一多等人被处分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压力下，管辖清华学校的外交部不得不发出部令，将闻一多等人作留级处分。

步入诗坛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子，

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红烛·孤雁》

留级这一年，闻一多与梁实秋成为了终身挚友。他们与其他几位文学爱好者共同成立“清华文学社”，时常在一起交流报告研究心得。自此时起，闻一多的兴趣转向写诗与诗的理论。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报告《诗底音节的研究》中首次对新诗创作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是他研究中国诗歌的开端。

1922年寒假，闻一多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与高孝贞成婚。二人感情很好，闻一多曾写诗相赠：“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便是一帧回文锦哦！”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去国离家，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的日子。攻读美术的同时，他开始与美国诗人结交。当时的芝加哥是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心，许多诗人聚集于此。闻一多于此时结识了罗厄尔、海德夫人、桑德堡、门罗等著名诗人。

置身于新诗运动的浓厚氛围中，闻一多对诗呈现出无比激情的状态。

读到弗来琪诗作《在蛮夷的中国诗人》后，闻一多欣喜若狂，写信给挚友梁实秋说：“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我的血烧沸了，要涨破了我周身的血管！我跳着，我叫着。跳不完，叫不尽的快乐我还要写给你。啊！快乐！快乐！”

在为别人的诗作狂喜的同时，闻一多自己的新诗创作也有如井喷，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至少作诗63首。而在他的诗论中，不仅有专业分析，还能感受到如火的爱国激情。

1923年6月、10月，闻一多在《创造》杂志上连续发表诗论《<女神>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地方色彩》，文章中他写道：“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洋固有的诗。”

在梁实秋的帮助和郭沫若的推荐下，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问世，收录诗作103首，奠定了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地位。

人在异乡，一颗爱国的心分外炽热，尽在诗中显现。

《红烛》向世界宣告：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然而沉迷于诗并不能完全对抗孤独，在闻一多与友人的通信中，时常一半堂皇的诗作，一半倾诉浓郁的孤独。所以当梁实秋赴美留学到达科罗拉多大学时，闻一多一声未吭，就提着小皮箱转学到了该校艺术系，和能够一起谈诗论赋的友人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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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夏，梁实秋到哈佛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闻一多也决定去纽约艺术学院。

在纽约这一年，闻一多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戏剧方面，与张嘉铸、熊佛西、余上沅等几位朋友开始共同排演戏剧。闻一多负责舞台设计与服装制作。

他们把中国戏剧介绍到美国，排演了英文古装剧《牛郎织女》《杨贵妃》《琵琶行》，其中《杨贵妃》在纽约公演大获成功，令几个年轻人备受鼓舞，彼此告语要回国发起“国剧运动”并迅速行动起来。

闻一多认为，“国剧运动”意义非小。他在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回归国土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死水·发现》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提前结束留学生涯，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谁曾想，迎接他的是五卅惨案后的血迹斑斑。

他愤怒，提前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等诗篇，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他又为同胞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写出《祈禱》《一句话》等爱国诗篇。

9月初，闻一多接受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聘请，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

闻一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建设戏剧专业。然而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学府之外军阀混战，抢夺地盘，学府之内也乌烟瘴气，尔虞我诈。

1926年初，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以易培基代替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彼时的艺专校长刘百昭因这一人事更迭辞去校长职务。在新校长委任之前，有传言说闻一多想当校长。

闻一多有心做事，却无意权位。传言令他心中不快，便立即辞去教务长职务。

在给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写道：“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剥离俗事，闻一多便退居书斋。

他的书房令所有去过的人印象深刻：四壁用黑纸裱糊，又用细金笔勾勒仿梁武祠画像的人物车马，阴森灵性而别具艺术风格。

这样一间书房成为了青年诗人的聚集地，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这里朗诵诗文，在别具气象的环境中体会诗中妙趣。

这一年，黑屋酝酿出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诗刊——《晨报·诗镌》。对于此刊，闻一多壮志满怀，他认为“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于《新青年》《新潮》并视。”

5月13日的《晨报·诗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诗的格律》，是闻一多早期建设新诗理论的总结。他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文末，闻一多自信地说：“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

确实，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而作为他所倡理论的完美体现，《死水》更是标志着新诗的进步，开一代诗风。

潜心学术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壁都往后退，

我一人填不满偌大一间房。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声直催，盆里一堆灰，

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眼皮一闭，就跟着客人走。

——《末日》

甫回国的这两年，时局多变，闻一多也四处飘零。“国剧运动”梦想破灭，《晨报·诗镌》出刊11期后停刊，失业闲居又短暂栖身于政治大学，和梁实秋等人开办新月书店，又因不喜政治平静淡出……一腔热情几番落空，令闻一多倍感迷惘、彷徨。诗写得少了，文字中青春的热烈也消逝了。

1927年秋，闻一多应聘到第四中山大学（后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教授西洋文学，他的同事有陈寅恪、竺可桢、汤用彤、宗白华等，皆为一时之选。闻一多接来家眷想安定下来，谁知第二年，就有桑梓劝请他去武汉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

到武汉大学之后，闻一多由自由创作的诗人转变为谨严深入的学者。他潜心于唐诗研究，写出了《唐代文学年表》《全唐诗人补传》《全唐诗拾遗》《唐诗统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唐人小说疏证》等一系列手稿。

闻一多想要专心做学问，奈何身为院长，不得不置身于漩涡之中。武汉大学的派系复杂，权力斗争不断，闻一多性情刚直，不愿逢迎迁就，自然成了别人眼中之刺。1930年5月，受到攻击的闻一多公开贴出一张声明，说自己对于职位，如“鹓雏之视腐鼠”，毫不恋栈，然后坚决辞职了。

时日虽短，闻一多给武汉大学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地名——“珞珈山”，以及亲自设计的一枚校徽。

秋天，闻一多来到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和英文诗。同行的还有他的一生挚友梁实秋。

这是闻一多第四次参与创建新校了，这里有美景、有挚友、有得意弟子，闻一多度过了回国后难得的快乐时光。此处人事较为简单，他终于能继续沉潜于学术，致力于唐诗、《诗经》和《楚辞》的研究。

闻一多在给朋友吴伯箫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短短两年内，青岛大学就发生了三次学潮。闻一多、梁实秋作为教授，也受到了学生的攻击。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路过一间教室，看到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风趣地回答：“任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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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争夺青岛大学，这里成了名利场，闻一多又一次沮丧离开。

同年夏天，闻一多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十年漂泊，历经海外、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终于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闻一多34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

此时的闻一多颇有名士气息，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十分珍惜这里熟悉而安逸的生活，全身心投入教学研究。这一时期，闻一多的研究工作，从艺术欣赏转向考据，研究的项目也愈发古远。从唐诗开始，渐次到《诗经》《楚辞》，又进入到神话、甲骨文、金文。

好景不长，流离的日子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火再次来到。闻一多无奈回乡，清华迁往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

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来长沙临时大学代课的书信后，闻一多立即南下，又于1938年2月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徒步2600余里迁移至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六十八天的跋涉，苦则苦矣，风景奇险。闻一多别有收获，除了沿途画的几十幅写生之外，还有一部胡须。

抵达昆明后，他在群众中发出誓言：“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抗战胜利才把它刮掉！”

离乱将闻一多从优渥的生活中拉了出来，但他又一头扎进小楼专心于学术，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讲课吃饭轻易不下楼，以至于同事们戏称那座楼为“何妨一下楼”，称闻一多为“何妨一下主人”。

这是闻一多能够沉潜学术的最后一段时间了，在此期间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等学术著作，又为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及中国上古文学史定了一些论文和札记。

郭沫若曾感慨：“闻一多先生的才干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之广，贯穿历史之长，在现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他一生整理和写作数百万字，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时代鼓手

请將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序诗》

由于战争的影响，物资匮乏，物价暴涨。闻一多的薪水只够全家大小八口半月开支，日子过得十分困苦，卖衣服卖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东拼西凑，依然有一顿没一顿。不得已，这位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开始治印补贴家用。

梁实秋感慨：“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生活苦难，再加上长期的积郁，让不问世事的闻一多走下小楼，讲起了时事。他说：“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度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鼓吹法西斯主义。闻一多读后拍案而起，“《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自此之后，几乎昆明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有闻一多慨然的身影。

同时，在失望、愤怒之际，闻一多开始了解并随后有组织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

1944年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闻一多道出了他的立场：“现在大家又提出‘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同年，闻一多经吴晗介绍加入民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袭击西南联大，当场杀死青年教师一人，学生三人，前后60人受伤，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全国为之震惊。

1946年2月，闻一多撰文《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说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土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奉命结束，师生开始北返，而闻一多仍然在昆明为民主运动奔走。

7月11日早晨，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整装北上，当天晚上，一声枪响惊动中国——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第二天一大早，闻一多赶到医院，抚着战友的尸体失声痛哭。他一字一顿地说：“此仇必报，公朴没有死！公朴永远没有死！”

7月13日，昆明大街谣言纷飞，人心惶惶。都说特务的暗杀名单上，下一个就是闻一多。一个朋友也专门来访，证实国民党确实有暗杀、逮捕民主人士的计划。学联的《学生报》号外上，发布了一首诗：《提防第二枪》。大家都劝闻一多要小心，而闻一多早已将安危置之度外了。

昆明的空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闻一多开始毫不掩饰地恐吓、威胁，而闻一多在奔忙和压力下日渐消瘦。家人劝他，他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7月15日，闻一多要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的报告大会。当天早晨，消息灵通的朋友再次找到闻一多，说暗杀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劝他千万小心。闻一多只是回答：“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

十点钟，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开会，闻一多是出席的惟一一位教授，会场里坐满了悲愤的人，四处混杂着叼烟卷的特务。

看到肆无忌惮说笑打闹破坏会场气氛的特务，闻一多愤怒至极，不顾一切上台，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进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在回家路上遭遇枪击。射击持续一两分钟，在闻一多身上留下十多个弹洞，闻一多当场牺牲，闻立鹤重伤。

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怒。人民大众的抗议此起彼伏，数不清的团体挺身而出，反抗国民党统治。

举国沸腾之时，闻一多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入滇池，永远地与滇池为伴，与西山为侣。闻一多牺牲时所着衣衫，应群众要求留在昆明。而后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东的四烈士墓之前，多了一座衣冠冢，上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1946年9月10日，清华园工字厅后荷花池东畔小山顶上，重建钟亭，内悬大钟。为纪念闻一多，此亭被命名为“闻亭”。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说课稿 篇7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是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第二篇文章, 本单元是伟人单元, 人物事迹生动感人, 广为流传。初一学生, 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 应对他们进行理想教育, 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本课作为本单元第二课, 在单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于引导学生“学习名人精神, 争做优秀人才”, 以此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展示了闻一多先生对于文学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两种独特态度:作为学者, 他是“做了再说, 做了不说”的;作为革命家, 他是“做了就说”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有一个精神核心———爱国情。潜心学术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革命斗争也是为了踏出一条救国救民的血路。

结合单元目标, 我制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如下:

(一) 知识与技能目标:

1、了解闻一多先生。2、整体把握课文, 领会文章的思想内容。3、理清文章思路, 把握文章严谨的结构, 理解过渡段的作用。4、理解文中艰深语句的含义, 深层体会闻一多先生的思想品格。

(二) 过程与方法目标:

1、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方式。2、品味生动形象语言。

(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学习闻一多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精神及作为革命战士的凛然正气、视死如归的爱国热情和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

教学重点:品读课文, 体会闻一多先生的精神品质, 学习本文的过渡句的用法。

教学难点:品味语言。

二、说教法

(一) 教学方法:

结合新课标, 我采用朗读法、合作探究法、点拨法等教法,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积极参与、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

(二) 教学媒体:

课文朗读录音、多媒体课件。

(三) 课时安排:

一课时。

三、说学法

本节课教学对象是初一学生, 他们表现欲强, 对未知领域有浓厚的探究兴趣。本节课前, 他们通过学习《邓稼先》已初步认识到:学习名人应通过了解他们的感人事迹来学习他们的精神。教学时应充分利用此资源, 针对他们对闻一多先生还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 先通过“走近闻一多”、“理解闻一多”, 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理解闻一多先生的精神实质。

四、说教与学活动设计

在整篇课文中深入体会人物的精神品质是重点, 我对此是这样突破的:

1、朗读法贯穿全文的教学

朗读, 是一种眼、口、耳、思并用的综合阅读活动, 是课文学习中从字词句段到篇, 从文字到语音、语义, 从表层意思到潜在情味的全方面感知。

首先我对这节课的朗读教学的基本任务定位在: (1) 能体会文章内容 (2) 能品析关键词句的作用 (3) 能读出人物的高尚情操。

具体来说, 我在初步感知人物形象阶段设计了听读, 通过听朗读带读, 有助学生在头脑中初步感知文章的结构、主要事件及臧克家对人物的总体评价。在品读阶段, 我又让学生选点精读, 读后评, 评后读, 以读助学。例如读闻一多大骂特务的语句, 让学生进入情景, 模仿闻一多进行一句话的演讲, 就能深刻体会其人格魅力。

2、抓住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问题。

我在备课中发现课文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是:闻一多作为学者和革命家思想品格上的不同点是什么?相同点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一解决, 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个问题就是从整体的角度连贯全课的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问题。

3、由浅入深分析人物形象。

由浅入深分析人物形象的方法是很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关于这一点, 我设计了以下环节:

第一步:从课外了解闻一多。

在导入课文时, 我引用毛泽东在《别了, 司徒雷登》中对闻一多的评价。我有两个目的, 一是先让学生感受到闻一多的高尚品质, 二是也积累了相关资料。

第二步:从整体的角度了解闻一多。

我在整体感知这一块, 先从结构切入分析。这篇课文的思路非常清晰, 前有总说, 中有过渡, 后有总结, 可以说是学习其他类文章的典范。并且这些议论性的语句也有助于学生从整体把握人物形象。分析结构可以说一举两得。

紧接着, 我从叙事角度引导分析人物形象。闻一多所写的三本书可以证明他是个卓越的学者, 闻一多所做的三件事可以证明他是个大无畏的革命烈士。

到此, 人物的大致轮廓学生已了然于心。

第三步, 从文章的词句深入体会人物思想品格。

在品读课文阶段, 我让学生先自主分析词句中包含的相关信息, 这一步, 既锻炼了学生对词句的品味能力, 又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还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这也正是语文课堂的亮点之所在。例如让学生表演闻一多演讲和参加游行示威的活动, 使语文课堂上顿时活起来, 学生的思维火花才能在这种氛围中活跃起来。

自主学习后的合作探究活动, 能加深学生对人物的理解, 把握其精神内核。这也正是这节课的精髓之所在。

第四步, 从迁移拓展的角度深化理解。

闻一多《忘掉她》中花的意象分析 篇8

意象, 在中国的诗歌与诗论中, 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先秦时期, 便有“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诗经·采薇》) 这样情韵幽深的意象, 也有“言不尽意”则“立象以尽意” (《易·系辞上》) 一类的理论概括。自此, 从《古风十九首》至唐诗、宋词以下, 佳作绵绵, 无不“意象戛独造”, “各自擅其妙” (赵翼《闲居读书作》) 。理论家们对此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将意象至于文艺创作的范畴系统中去考察, 使之逐步呈现出理论形态。直到刘勰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意象”的概念, 并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尽管关于意象的论说尚未构成系统的科学理论, 但是在具体的诗歌赏析中对此曾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说明,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料。而诗歌创作中“专求意象”的艺术传统也一贯而下, 并无中绝;只是到“五四”后, 当新诗在发展中偏入“迷途”时, 才暴露了闻一多所批评的那种“极沉痼的通病”, 即“很少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但紧接着, 新格律诗派与象征诗派在创作中以营构意象为“首务”, 又使中国诗歌的这一艺术传统得以发扬。事实上, “诗歌之贵在能有可具感的意象, 则是古今中外之所共然的”。这可以说是诗歌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

闻一多对于诗歌意象孜孜以求。在《冬夜评论》中, 他指出:“惟有境有情, 所以有好诗”。境, 是指客观的物象、事象;情, 指主观心意、情绪。也就是说, 诗歌意象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 它决定着诗歌质地的高低优劣。基于对这一对意象本质的认识, 闻一多综合当时新诗现状, 批评其“很少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时, 进一步指出;新诗缺乏这种素质, 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 而且有时野俗不堪。显然, 在他看来, 意象不仅构成诗歌艺术美的重要元素, 而且就是诗歌生命力之所在。[1]

闻一多的《忘掉他》正是他有关意象理论的实践之作。“忘掉她, 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缕香———/忘掉她, 像一朵忘掉的花!”这里借花来喻人, 哀其长女闻立瑛的夭折, 抒发自己内心的悲痛之情。所选之境是清晨之坟墓, 在春风中, 在梦里, 在萋萋墓草、幽幽虫鸣之中, 那反复出现的“花”的意象, 凄然而美好, 短暂而永恒。“她”与“花”不仅押韵, 且遥相呼应, 以花喻人, 以人代花。花之美丽、娇嫩、短暂正体现了小女的早亡。《忘掉她》是闻一多于1926年的秋冬之作。这一年, 他不满五岁的爱女立瑛夭折。据说, 立瑛很聪明, “一本‘人手刀足’的识字课本, 都能读完”。闻一多非常喜欢立瑛。可爱的女孩给处于时局混乱的诗人以莫大的安慰和快乐。可惜这安慰和快乐却如此的短暂, 恍如昙花一现, 等到闻一多再次回归故里的时候, 女孩已变为一抔黄土。此情此景诗人久久不能释怀, 终作《忘掉她》以示悼念之情。

但当我们就诗本身而谈, 花之寓意并非单指亡女, 在黄药眠的“误读”中, 我们不难看出, 将此诗看作为已故的恋人、爱妻等女性也是说得通的。以花喻人的诗词, 早在中国的《诗经》中就已经出现,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用桃花来比年轻漂亮的新婚女子。宋代陈与义《海棠》云:“海棠娇甚成羞涩, 凭仗东风催晓妆。”运用暗喻将海棠比作深闺中的少女。又如苏轼的“一朵芙蓉, 开过当盈盈”, 则以芙蓉比喻美丽妇人。花, 还寓意相思之物、离别之情。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细看来, 不是杨花, 点点是离人泪”。以花状物, 杨花飞尽, 化作离人泪, 道尽杨花形态之妙, 生动地写出思妇候人不归所产生的幽怨。继之“晓来雨过, 遗踪何在?一池萍碎。”由“晓来雨过”而询问杨花遗踪, 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句, 苏轼自注为“杨花落水为浮萍, 验之信然。”唐代何希尧《海棠》云“着雨胭脂点点消, 半开时节最妖娆。”运用借喻, 将含苞欲放的海棠比成女子的胭脂。同样写海棠, 苏轼在《寒食寺》中写海棠花在雨中凋零, 仿佛生了一场大病的少年头发变白。将海棠花白色的花朵比为病后少年变白的头发, 新颖而出奇, 也凸显了花的凄凌之美。

《忘掉她》中“花”反复与“忘”相连, 不禁让人想到黛玉《葬花词》中的“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句。“花”与“亡”, “亡”与“忘”紧密相关, 串成一个意象的情境。花虽美丽, 但花期却短, 不难使人联想到生命和青春的短暂, 流露出伤感与惆怅的情绪。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有云;“今年落花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面对花事易衰之情, 诗人都是既悲伤, 又无奈。闻一多将之“轻描淡写”, 以看似漠不关心的笔触, 用忘记来纪念。越是想念, 越是要遗忘。正是情之所至、爱之所极。其悖论中所彰显的诗歌张力深深地刺痛着人的内心, 让人扼腕、令人叹息。诗人的柔肠也感化着读者, 为逝去的生命祝福, 愿之安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诗人, “哀而不伤”的笔法也是凸显于此的。借花来表达“怜惜”、“依恋”之情时, 诗人往往都是委婉而含蓄的。如南朝民歌《子夜夏歌》:“青荷盖绿水, 芙蓉葩红艳, 郎见欲采我, 我心欲怀莲。”“莲”是通过谐音来象征“怜”, “莲子”即“怜子”, 借此表达对女子的爱恋情意。有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山红桃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依愁。”则是借花写情意, 变现失恋的惆怅情怀。李璟的《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空结雨中愁。”诗人把“丁香”与雨中的惆怅连接在一起, 用雨中的丁香比喻人的愁心不展, 用迷离的细雨衬托丁香之愁, 形成了一种迷离、朦胧、凄婉的意境。

文化影响有时是相互的, 我的唐诗影响了美国的20世纪初新诗运动, 同时他又反过来影了我国的新诗。在闻一多的诗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 在《忘掉她》里的“忘记她, 就象一朵忘掉的花———”就是和美国诗人萨拉·蒂丝黛儿 (Sara Teasdale, 1884—1933) 的《让它被忘记》 (LetitBeForgotten) 的首句如出一辙 (“Let it be forgetten, as a flower is forgotten.”) 其中, 蒂丝黛儿诗歌中“花”的意象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蒂丝黛儿所在的19世纪末20纪初, 正是美国意象派崛起的时代。像庞德等一大批意象派诗人出现在美国20世纪初的诗坛, 影了一大批诗人。蒂丝黛儿也受这一潮流的影响, 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其题材大都咏叹爱情的幻灭、韶华的易逝、往事的追怀等。“Let it Be Forgotten”是她的中年之作, 经历了离婚, 而深爱的人又自杀等不幸而写下的。诗的内涵仍不脱“伤逝”的范围, 但那“忘掉”、“忘记”、“遗忘”的反复咏唱, 那像朵花、像把火、像只无声的脚印的博喻, 以及那小夜曲式的轻柔的诗体都成功地传达出凄清落寞的情调, 显示出含蓄有致的韵味。“花”这一意象在西方文化中也是鲜明而突出的, 是自然和人生相结合的建构。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中, 花便是爱情的象征。等待花开, 便是等待爱情。而爱人的离开或者逝去, 便是花的凋零与谢落。德国诗人海涅有诗云:“你好比一朵鲜花, 温柔、纯洁而美丽;我一看到你, 哀伤就钻进我的心里”。 (《你好比一朵鲜花》) 以鲜花喻人, 哀伤的情调溢于其中。莎士比亚《亨利八世》中有句“像一朵无暇的百合花, 埋入青塚, 全世界都将为她哀悼”, 用百合花比喻纯贞的女子, 象征着贞洁、无暇。雪莱的《咏一朵枯萎的紫罗兰》:“花朵儿的芳香已经散尽, 它像你的吻, 曾经向我吐馨;花朵儿的色彩已经暗淡, 只有你在时它才鲜艳。”[2]将花儿比作心上人的吻, 诗人郁怨的激情、缠绵的感伤跃然纸上。在《忆》中, 雪莱依然选取紫罗兰为意象, “如果……紫罗兰是为了哀吟一个逝去的少女;那么, 就请撒下紫堇, 在我这活着的尸身。”这里, 紫罗兰带上了忧思与回忆的愁绪。而花期之短、人生的无常也体现在诗歌之中。美国诗人弗瑞诺《野金银花》中便有如此诗句:“如不曾拥有, 也不会失去, 来时一无所有, 去时化作尘土;可叹生命苦短, 正如那柔弱的短暂花期。”雪莱的《无常》一诗中, “今天还微笑的花朵, 明天就会枯萎;我们愿留驻的一切, 诱一诱人就飞……但我们仍旧得活下去, 尽管失去了这些喜悦, 以及‘我们的’一切。”在这世界上, 一切欢乐都如花般短暂无常, 然而花儿鲜艳之时, 我们尚有梦可做!雪莱用花阐述了无常的欢乐之中亦有恒常。

法国诗人奈瓦尔 (Gerald De Nerval) 曾说“每一朵花都是向自然敞开的灵魂”。作为自然界天地灵秀所钟之物, 花的意象不断被古今中外的骚人墨客所引用。闻一多《忘掉她》一诗正是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互相影响和融合。美国意象派对中国古诗 (尤其是唐诗) 的借鉴和应用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花”这一意象在中外诗人作品中的运用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人情、风俗文化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花”之美、“花”之情、“花”之味, 都值得去细细体味。通过《忘掉她》中“花”的意象, 不仅能透视闻一多的新诗创作手法, 也能贯通中西文化及诗心、文心, 不断促进对中西诗歌的理解, 加深人类思维和文明发掘描摹的深度。

参考文献

[1].D'Amico Diane, Saintly Singer or Tanagra Figurine?Christina Rossetti Through the Eyes of Katharine Tynan and Sara Teasdale, 2.Victorian Poetry, Vol.32, No.3/4, Cen tennial of 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 (Autumn-Winter, 1994) , pp.387-407.

[3].《拜伦、雪莱、济慈抒情诗精选集》, 穆旦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年。

[4].陈训明, 《外国名花风俗传说》,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年。

[5].刘守兰, 《英美名诗解读》,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

[6].钱钟书, 《谈艺录》,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

[7].《诗歌总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8].屠岸,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百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年。

[9].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卷二)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10].杨匡汉、刘福春编, 《中国现代诗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5年。

闻一多对屈原阐释转变的原因探析 篇9

一、历史语境的转变

前期大致在1935至1942年间, 这时的闻一多是一位致力于“向内走”的学者, 他对政治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1935年, 闻一多在其《读骚杂记》中将历来关于屈原自尽动机的解释分为三说:一是“泄忿说”, 班固《离骚序》主之;二是“洁身说”, 《渔父》的作者主之;三是“忧国说”, 这是汉代以来“宗经辨骚”的传统看法。而闻一多认为, “三说之中, 泄忿最合事实, 洁身也不悖情理”, 唯“忧国则最不可信”。而之所以“忧国说流传最久, 势力最大”, 是“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 不论是“泄忿说”还是“洁身说”, 这一时期闻一多对屈原认识的着眼点, 仅仅是停留在高洁人格意义的分析上, 是一种具有形而上的道德人格评价。

后期大致在1943到1945年间, 主要以闻一多发表的《端节的历史教育》、《屈原问题》、《人民的诗人——屈原》为标志。40年代初期, 抗日战争的战火激起了人们对民族、对国家等现实层面价值的需求, 从而使屈原性格里的反叛精神和独立意识具有了现实意义, 但是引发关于屈原论争持续升温的则源于诗人节的设立。1940年6月10日恰逢端午节,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了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 会上有人提议将每年的端午节定为中国的诗人节。

1941年5月30日端午节第一届诗人节活动举行。参加者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 以及郭沫若、老舍、冰心、胡风、臧克家等53人, 活动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 同时以《诗人节缘起》为题撰写文章, 文章载于当日重庆的《新华日报》, 文章中提出决定要“效法屈原精神”[1]。

1944年6月25日, 成都诗人节茶会上, 金陵女大教授孙次舟称屈原是楚王的弄臣, 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屈原身份的争论。刘开扬、陈思苓撰文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孙则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辩》解释所谓的“弄臣说”是以“科学方法”推导来的。1944年底闻一多发表文章——《屈原问题》, 对孙次舟的观点予以。

围绕诗人节的学术争论, 还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屈原是否真实存在, 胡适等人对屈原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认为他“与黄帝、周公同类, 与希腊的荷马同类”。二是端午节是否为纪念屈原而设立[2]。这次论争虽然是20世纪20年代学术旧案的一种延续, 但却埋下了当时文人学者对政治与文化选择的伏笔。

二、政治态度的转变

1936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鲁迅追悼会上, 闻一多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分为“文人的态度”和“诗人的态度”。

前期, 诗人气质构成了闻一多人格价值精神的主要方面。正是这种“自命清高”的“诗人态度”, 使闻一多能够以超然的、冷静的目光看待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他极力主张文化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并有意识地将“诗人”置于“文人”之上, 他注重追求学术自身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 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这就形成了闻一多对屈原的早期阐释。

1944年, 闻一多发表文章《屈原问题》, 驳斥孙次舟的“文学弄臣”之说, 这时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在《屈原问题》一文中, 他把作家、作品的产生放在了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 他既不同于封建时代学者把屈原看成是“忠君爱国”的典型, 也不同于“五四”进步学者强调屈原是变革时期站在时代前列的爱国诗人。闻一多认为身份的卑贱并不等同于人格的卑贱, 屈原是在战国时期复杂混乱的局面中, “从封建贵族阶级, 早被打落下来, 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 他是“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 他的“被谗, 失宠和流落, 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 也看见了人的尊严”, 而“屈原的功绩, 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 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 那就是说, 恢复了《诗经》时代艺术的健康性, 而减免了它的朴质性”[3]。

由此可以看出, 闻一多认为屈原既是奴隶, 也是文艺家。闻一多对屈原评价和阐释的态度, 已经从人本身的形而上价值观层面, 转变到了现实的民族战争层面意义上来。闻一多曾说:“在思想上, 存在着两个屈原, 一个是‘竭忠尽智, 以事其君’的具有强烈集体主义精神的屈原, 一个是‘尽才扬己, 怨忍沉江’的个人主义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 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 在后一方面, 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参加者’”[4]。从这样的阐释中可以看出, 闻一多把屈原身上所反映出的身份与行为之间的矛盾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解释, 从而使这种矛盾获得了更为充分、更加深刻的价值, 使屈原的个人故事变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一种宏大叙事。因此, 闻一多笔下的屈原形象不仅承载着个人争取自由的政治内涵, 还承载整个人类争取解放的政治理想。

三、文化心理的转变

早期的学者底蕴和诗人气质、中西方文化交融形成的教养、对人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认同、价值理性层面意义上的人生境界以及“理想加浪漫”的斗争方式等等, 构成了早期闻一多的文化心理。这一时期闻一多致力于“向内转”, 他将追寻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 特别是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闻一多秉持的“诗人态度”, 促成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人文批判态度和文化启蒙价值。

闻一多的政治态度由“诗人的态度”向“文人的态度”转变, 反映在文化心理上则是由“学者”转向了“斗士”。在闻一多“向内转”研究国学十年后, 他在给减克家的信中解释了自己当初做的决定:“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 我有了把握, 看清了我们这民族, 这文化的病症, 我敢于开药方了”[5]。闻一多在转变成民主运动战士后的各种学术性文章, 大多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些文章中彰显了强烈的民族斗争精神。在1942至1943年间, 正值闻一多的文化心理由“学者”向“斗士”转变, 使他很自然地将纯粹学术性的屈原研究转变为政治性的屈原评价和阐释。

闻一多在对屈原个性中的反叛性和独立性研究时, 特别强调了“人的尊严”, 他以一种突破传统群体性的束缚, 以形而上的目光审视人自身的价值, 从而触及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 即:如何解释文化环境和人的个性在传统社会体制中所产生的悲剧命运?闻一多以一个叛逆者的眼光, 将这个命题从人的个性发展角度提了出来, 从而在传统语境中讨论自由、理性、人性等一般性人类价值命题。

朱自清认为闻一多由“学者”转向“斗士”的转折点是闻一多在1944年“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诚然, 这一观点很有道理, 这一时期的闻一多无论在政治心态还是文化心态上都发生了急剧改变。闻一多在此时对屈原大为推崇, 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6]。闻一多对屈原的礼赞, 其意义不仅在于“意识形态”转变, 不仅是“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 确切地获得人民意识, 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7], 而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巨大改变, 转变为从破坏到建设、从批评到改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闻一多对屈原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在开药方。

从闻一多对屈原阐释的转变中,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苦苦寻求出路, 希望释放内心焦虑的心路历程。闻一多尝试用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来改造屈原, 建构出了一个新的屈原形象, 先秦时代忧国忧君的屈原被改造成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从闻一多对屈原评价的不同态度中反应出他对知识分子道路的不断探索, 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后, 闻一多认定追求自由民主才是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可以说, 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思考和阐释无不充满了个体人格与国家意志间的矛盾。闻一多对屈原阐释的转变取决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之下, 政治态度、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转变, 他将历史语境与文化人格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带来了对屈原阐释的变化。闻一多对屈原评价的态度改变, 无疑是20世纪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 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关注。

参考文献

[1]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l期.

[2]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1期.

[3]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 1982第1卷, 256页.

[4]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 1982第1卷.258页.

[5]闻一多.《致减克家》 (1943年I1月25日) .《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第12卷, 380页.

[6]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 1982第1卷, 261页.

人力资源眼中的大学生 篇10

对于这些毕业生的去向, 也有相关专家做过调查统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李春玲研究员, 在2013年追踪调查了1678位应届毕业生, 调查数据显示, 至9月底, 找到工作的是56%;还在找工作的是12%;17%已经上了研究生;10%没有找工作, 在复习, 准备考研;1%选择了创业;4%属于其他情况, 包括准备出国、正在考证参加培训等等。总的来说, 本科毕业生中大约有2/3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 另外1/3是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

面对庞大的毕业生基数, 大学毕业生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不仅是人数上的竞争压力,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及岗位能力要求的提高, 还面临着自身技能方面和工作经验方面的压力。

大学生求职呈现新特点

就业的压力, 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求职的趋势和现状。根据近几年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经验, 总结出大学生求职的3项特点。

大学生求职, 针对不同专业、地域等因素, 求职结果差别较大。在学科专业方面, 随着高新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计算机、电子、自动化等相关专业需求较大, 而食品、农林、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需求相对较小。在地域方面, 北上广深、东部沿海等区域对高级人才需求量较大, 相比中西部地区则较小。除此之外, 企业性质、所属行业, 甚至对员工性别的特别偏好等因素也在影响着求职状况。

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毕业生的岗位技能和综合能力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目前毕业生多, 社会岗位有限的现状导致毕业生成为弱势群体, 形成了“买方市场”, 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越发高, 重点体现在学历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综合素质要求三方面。以我所在公司近几年的发展趋势, 对研究生的需求越来越大, 且倾向于招聘有一定工作经验, 能够快速胜任岗位工作, 发展潜力较大的员工, 这几点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有很大的挑战, 对毕业生就业形成了很大冲击。

毕业生的求职观念有所转变, 从“天之骄子”的象牙塔上走下来, 主动推销自己。在参加招聘会的时候, 很多毕业生都会主动向前询问, 介绍自己优势, 寻求一切可能的应聘机会, 同时在与毕业生的交谈中发现, 他们求职关注的重点从待遇、福利、环境等硬指标逐渐倾向于行业前景、公司发展、平台机遇、职业发展通道等软指标, 甚至会为得到一个有发展的职位而主动放弃高薪, 愿意从基层岗位开始做起。

“招工难”和“用工荒”, 症结在哪里?

即使毕业生基数庞大, 但是企业还是常常感叹招聘难。这个难并非是没有备选的应聘人员, 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求职就象相亲, 但企业主和求职者往往难有相见恨晚的“恋爱感觉”。当有一个岗位空缺, 招聘经理会约10多人, 甚至20人来面试, 但面试过后却很难“触电”。究其原因, 重点在于毕业生无法与岗位要求相匹配。

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 企业需要的是素质全面、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加入, 带动企业的发展, 而这些却是应届毕业生所不具备的。要想与这些人竞争, 则需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众多应届毕业生中也不乏这样的人才, 但需要在求职过程中增加与企业互动, 增强企业对求职者的了解。

企业人才选拔凸显新变化

从我就职的企业来看, 成立将近10年的时间, 人才选拔也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企业创建初期的5年, 人才选拔的标准在于具备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同时拥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这样的人才组成灵活、高效的执行团队, 奠定了公司发展的基石。

随着企业发展的第二个5年, 业务的成熟对人员的要求越发严格, 不仅要满足岗位工作的要求, 还会在新近员工中选拔突出人才作为骨干力量进行培养。在此阶段, 企业的人才引进规划有2条通路:

其一为引进外脑, 在第二个5年的前3年中, 充分吸收外部优秀人才和经验, 带动公司快速实现管理规范化。最为明显的是企业在此期间引进了市场、财务、人力资源、品牌等模块的职业经理人, 迅速构建了完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

其二为人才储备阶段。在最近的2年中, 企业充分认识到中层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将被动招聘变为主动招聘, 面向校园招聘了一批管理培训生, 在企业的重点岗位中进行轮岗学习, 真正沉淀下来的将会成长为企业未来的中层骨干力量。对于管理培训生的招聘标准, 制定了3个核心要求:名校研究生为主、有一定工作经验 (可为实习、兼职等经验) 、无经验者需有较综合的能力素质和发展潜力。

企业的人才发展战略与路径恰好体现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单纯的一线执行转变为执行与素质的双重要求、从引进外脑到自主培养。

学生入职后能力还需提升

企业在招聘过程中, 对应届生的要求有两类:硬性指标、软性指标。

在硬性指标方面, 主要体现的就是学生的学校背景及专业成绩。学生所在的学校, 决定了学生能力发挥的平台以及接触信息视野的不同;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 代表了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这些都为学生进入社会进行岗位实操奠定了基础, 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这也是企业在招聘时会更加青睐有名校背景、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的原因。

硬性指标容易达成, 但软性指标则见仁见智。软性指标方面, 企业重点会考察在校期间各类实践所锻炼出来的个人素养。校园经历锻炼的个人能力能够让学生在进入企业后快速适应环境、转变角色。在我的个人经验中, 做好企业工作需要学生具备系统性思维能力、方案撰写能力、优秀的办公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等。这些指标会在毕业生入职2个月后凸显它的作用, 这些才是真正区分人才的核心指标。

因此,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及求职过来人, 建议毕业生能够在校期间重点提升如下:

多参加或者带头组织校园活动、科研活动或调研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锻炼系统性思维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方案撰写能力以及统筹协调能力;业余时间学习常用办公软件操作, 提升办公素养;长假期间多参加企业实习, 搭建理论与实际连接的桥梁, 在技能上、心态上成长得更为职业化。

如何解决人才供需方面的矛盾和断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不断加强, 尽可能减少人才供需的矛盾。

从宏观层面讲, 目前教育部制定的有13大学科门类, 各个学科门类都有其发展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个高校也在调整自身的专业设置, 出现了很多新兴的专业, 如投资与理财、楼宇智能化与工程技术、房地产经营与评估等。这些新兴的专业顺应时代潮流, 解决了企业对新兴岗位的人才需求问题。

对于缓解普适性的人才供需的问题上, 主要涉及到的主体为学校、企业和个人。学校可以通过设置就业指导和校企联合的途径,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企业层面也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提供更多的就业或培训机会。对于毕业生自身来讲, 可以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 减少与企业岗位要求的差距, 增强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

求职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毕业后开始求职, 意味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第一份工作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要非常的慎重。

整个求职过程包括确定职业定位、投递简历、参加面试、入职工作这几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毕业生首先要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在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过程中, 面试过很多毕业生, 在沟通的过程中问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岗位、具备哪些优势的时候, 很多人的回答是“本专业不好就业, 因此想换个方向, 具体的岗位不确定, 都在尝试”。对于这样的情况, 作为HR的我通常会pass掉这个应聘者, 因为如果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有找好, 在未来工作中定然会出现迷茫和不稳定, 对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明确职业定位, 就是对自己负责。

投递简历贵精不贵多。海投的方式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如果有明确的定位, 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设计简历, 有针对性地选择公司投递。如果对某个企业情有独钟或充满向往, 身边还有熟悉的人在内部工作的话, 那么走内部推荐的流程会更快的让HR看到你的资料, 也就增加了面试的几率。

面试过程中要体现专业度。闻名不如见面, 简历包装再好, 不如面试更具说服力, 因此要在短短的面试过程中充分展示出你的专业度和岗位胜任能力。建议在面试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如准时到场不迟到、着装庄重、不卑不亢自然表达、对自己关注的问题如薪酬福利、职业发展通道等信息要详细询问、离场时注意礼貌等等。一场成功的面试是你与招聘方彼此愉悦的过程。

成功求职最后一步, 接到offer办理入职。在这里有个细节问题, 如果接到了不止一家企业的入职offer, 在自己选择了某家企业后, 要对其他企业进行回复, 告知自己已经找到了满意工作。这样既体现了求职者的职业化, 还会减少企业因等待结果产生的损失。

都说我们的职业生涯是从第一份工作开始的, 但是我认为, 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大学开始的。因为在大学中, 呈现在眼前的有各种各样取之不尽的资源, 比如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各种活动、科研、社会实践的机会等等。

作为一名毕业多年的职场人士, 常常希望能够再次回到校园, 更加充分地利用那4年宝贵的时光, 大量阅读、尝试各种活动和挑战、掌握更多的技能, 这样当我再次步入社会时, 就不会是一个迷茫、青涩的菜鸟, 而是成熟稳重、信心十足的职场新人。

大学无比珍贵, 未来更值期待, 社会是个更大的舞台, 我在这里等待你们!

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 企业需要的是素质全面、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的加入, 带动企业的发展, 而这些却是应届毕业生所不具备的。

闻一多的“诗教工程” 篇11

这首唱遍祖国大江南北、唱遍海内外华人心中之歌的歌词就是出自爱国诗人闻一多之手。

毛泽东曾大力提倡写“闻一多颂”，邓小平拍板出版《闻一多全集》，江泽民为“闻一多纪念馆”题名……他那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曾激励过多少人；他那著名的《七子之歌》，在他百年之后，仍响彻海内外……作为武大校友与民盟后学，笔者在加入民盟前后，曾拜谒了“闻一多纪念馆”，采访其亲属与相关人士。闻先生身体力行地实施“诗化”家风一下子涌向了我的笔端。

“诗化”民族

诗言志。闻先生就是通过三楚铸诗魂、五洲吟神韵来表达自己魂系中华的思想。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不堪忍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列强在祖国为非作歹，总是以诗歌为号角来唤醒海内外中国人投身到热爱祖国的洪流中，同时，也更加日夜想回到母亲的怀抱。1923年，闻先生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记载了他的肺腑之音：“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1925年1月11日，他在写给梁实秋先生的信中也深情地说道：“我想拟作一组连续的诗歌，描写国人在此邦遭受歧视的故事。”到了3月，他竟一蹴而就，完成了轰动一个世纪的《七子之歌》初稿。

《七子之歌》既是闻先生炽热的爱国情怀的喷射、赤诚的报国之志的呐喊，也是他博学古今才华的展现。他之所以以《七子之歌》作为题目是有寓意的，是因为《诗经·凯风》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不幸与七个孩子失散了，孩子们在社会颠沛流离，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日夜盼望着回到母亲的怀抱。于是，他本着“钻研‘昨天’，也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的初衷，迅速联想到被西方列强强租或割让的我国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正好是七个地方，她们不正是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吗？而“七子团圆”一直是民间流传的美丽故事。于是，他连夜以拟人的手法，以《七子之歌》命题，一气呵成这首传世之作。让“七子”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让民众从漠然中警醒。

1925年6月，他毅然提前回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给祖国。他又相继写成了《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歌》等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一时间成为唤醒人们的战斗号角。为了让他的作品尽快发表，他在家乡看望了双亲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经他积极奔走，《七子之歌》终于在7月4日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上首次发表。

他在自序中，既引经据典，又阐述了创作《七子之歌》的前前后后。他说：“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甚于《凯风》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名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以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se-Lorraine（曾被德国割占）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他在跋中则着重强调了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兀兀穷年”、“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并非是为了功名利禄，也非空谈谓学、虚静自守，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忾气，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曾几何时，在欢庆澳门“九九归一”之际，再次吟唱《七子之歌》，仍在人们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此歌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世纪神韵。

“诗化”家庭

闻一多先生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代宗师，他对《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以及整个唐诗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诗歌美三部曲”即诗歌必须是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在实施“诗化工程”的过程中，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古代诗歌融会贯通，还从自己家庭做起，经常教育子女熟读四书五经。他在美国留学时，时常提醒他父亲要着重对孩子进行“诗化”教育，让孩子自幼从中得到熏陶，尤其是当初湖北老家教育落后，他父亲又是一位不懂数理化的清末秀才。他给父亲写信说：“男意目前既不能学算术，则专心致力于中文，亦是一策。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四书五经不可。……男意鹤、雕亦当效仿。曾见坊间有白话文注解本，可购来参考，以助彼等之了解。即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但能背诵经文，将来亦可终身受益。”

他唯恐父亲因疼孙心切或儿子顽皮不听话，他又专门给长子立鹤、次子立雕去了一信，再三叮咛：“前天写信给祖父，请教你们读四书，不知已落实否。在这未上学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我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孩子强一点。”

不仅如此，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亲自担任教员对家庭成员进行“诗化”教育。在他赴美留学前是如此，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暇则课弟、妹、细君（闻夫人）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回国后，尽管时局动荡，辗转迁徙，在北京、在青岛、在武汉、在云南也是这样。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清华实行教授每四年休假一年的制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在战时的1939年夏，正好轮到先生休假，他原本打算在昆明校园内作为期一年的研究，并抽空对孩子们进行“诗化”教育。哪知，敌机丧心病狂的狂轰乱炸，不仅使他坐卧不安，而且还在一次敌人空袭中受了重伤。全家只好随先生搬到离昆明四十公里外的晋宁县，让他一边养伤，一边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忍着伤口的疼痛，在孩子的寒暑假和星期天实施他的“诗化家庭”工程。

当时的晋宁县没有电灯，他唯恐晚上光线不好损害了孩子的眼睛，就将“诗化”安排在白天进行。他讲课的特点是既引经据典，又联系现实，深入浅出，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常常令孩子们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在他选讲的诗词中，他尤其重视唐诗，诸如《卖碳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恨歌》、《琶琶行》、《春江花月夜》等就是他授课的重点。

正是闻先生的“诗化”熏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子女们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鉴赏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间的真善美，启发了他们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恶势力的憎恨。他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闻先生讲课是半靠在床头上，逐字逐句，层层剥脱。每当讲到精彩动人之处，眉飞色舞，时而激昂兴奋，犹高山流水；时而低沉婉转，如细雨润物。就连他自己也融入到诗歌的情节之中，孩子们也自然随着他的讲解迭宕起伏。就拿他以旗帜鲜明的爱憎立场讲解《卖碳翁》时，他一边讲衙役的狠毒，老妇“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惨；一边联系到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奸虏烧杀抢，使千百万中国人民遭受了比“老妇”和“卖碳翁”更悲惨的现实。顿时，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冲到前线去，与那些欺压“卖碳翁”的“衙役”、蹂蔺我同胞的鬼子兵拚个你死我活。

“诗教”行动

闻先生受过中西文化教育，在对待子女的德育问题上，既注重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又借鉴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份，尤其是他以“诗化”精神言传身教，开我国家庭教育的一代新风。

他认为为人父、为人母，就应当承担起以德为本的社会责任。他曾在给闻家驷的家书中写道：“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等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诸侄暑假归家时驷弟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显语言告之。在品德行为方面，家长尤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他既是这样要求他的驷弟，也是这样要求其子女的。当然，他在实践方式上也由一个典型的家长式教育向现代民主协商式教育过渡的过程。

那是1938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烧到武汉的外围，武汉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闻夫人不得不爬山涉水带着一群子女逃难来到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闻先生身边。闻先生见在大乱之年，不幸中的万幸是全家能在昆明团圆，心里当然高兴。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放下行李便马不停蹄地领着孩子们到昆明实验小学报了名。可是，由于孩子生性好玩，又逢战乱，没有受正规学校的教育，以至于养成了不做作业等坏习惯，从而触犯了闻先生德育为本的大忌。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常常循循善诱。闻先生一般不打孩子，但在国难当头之时，闻先生心情一直忧郁寡欢，有时在情急之下，竟拿出当年老秀才父亲教育他的家长式作风来管教孩子。

有一次，刚刚十岁的老二闻立雕放学回来不做作业，只顾贪玩。一开始，闻一多轻言细语地问老二是何原因，老二尽管顽皮，但因慑于父亲的威严，唯恐挨板子，就撒谎说老师没有布置作业。他根据自己身为教育家的直觉和从孩子的眼神里作出判断，孩子在对他撒谎，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顿时，他不禁火冒三丈，厉声喝道：“你这小小年纪，好的没学到，坏习惯倒一见如故，竟学会骗起大人来！”

老二则鸭子死了嘴巴硬，与他顶起牛来：“我说没骗人就没骗人，不信你去问问先生！”

“你撒谎还不脸红，竟敢顶嘴！”闻先生见他仍不认错，顿时，一肚子是气，觉得该是家法侍候的时候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脱下布鞋照着孩子的屁股就打。

顽皮的老二见父亲一只脚不着地，时而钻到桌子底下，时而躲在圆椅后面，与父亲巧妙周旋，后来又跑到母亲背后，让母亲挡驾。经过一阵左躲右闪，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劝解下他才休兵。不过，老二遭到了父母一顿严厉的训斥，非要老二认错，保证今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不可。

这位民主斗士也有在孩子面前认错的时候，别人常戏称他真的成为孔夫子的叛徒了。事情发生在1945年1月，闻先生一家搬到昆明翠湖之滨的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工宿舍，全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内，稍有吵闹闻先生就无法办公。大人和大孩子都十分体量先生，尽可能地到后院做事或温习功课。可是，他年幼的小女儿，似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常常耍性子“大闹天宫”。有一次，她稍有不如意，就扯起喉咙大哭不止，谁也制止不了，把闻先生的思绪全打乱了。在情急之下，他想用他那严父的威严来制服她，便迅速过去朝着屁股连打带吓地打了她一下，哪知，这一下不仅未制止，反而就象捅了马蜂窝一样，她的哭声愈来愈大。一时间父亲打，女儿哭，母亲劝，赵妈拦，搞在家里乱成一团，直至赵妈把女儿抱出去才休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后院里隔岸观火的二儿子也乘机向父亲发难，他以一个民主卫士的口气没大没小地对闻先生说：“你自己是搞民主运动的，天天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就不讲民主呢？竟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大打出手！……”三儿子立鹏、长女闻铭生怕父亲动怒，也在一旁好言相劝。顿时，搞得闻先生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他沉思片刻后，认为自己今天确实错了，父亲的责任就是要言传身教，应该培养孩子知错就改的习惯。于是，他毅然走到二儿面前，神情严肃地说：“我错了，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所以我也用这种办法来对待你们。希望你们记住，将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们自己的孩子……”顿时，孩子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不仅闻先生遵守了不打孩子的诺言，而且闻家还以此作为家教的遗训。

“诗化”遗风

闻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对孩子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是在学校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视死如归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或是在扶贫帮困上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大家知道，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沉痛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愤怒地申讨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天下午，国民党就派特务在他的寓所对其下了毒手，一代宗师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四十七岁的人生路程。当特务闯到闻先生家中向他开枪时，其长子闻立鹤见状毅然挺身而出，为掩护父亲连中了五弹倒在血泊中，他这种见义勇为的果敢行为一时间传为佳话。而在闻家受难期间另一位代行子女之责的学生阿庄，则是在闻先生的影响下的千百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之一。

阿庄原是泰国华侨，因日寇入侵东南亚，他与流离失所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极其困难。但他不向困难低头，小小年纪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他的学习费用，而且学习总是名列前茅。闻家父子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而且闻立雕在他的影响下，学习上有了很大进步，他们两人因此成为刎颈之交。

抗战胜利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联大决定分批回迁北京和天津。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尤其是闻家拖儿带女七八口人就更不用说了，闻先生与其它教授一样打算破釜沉舟，卖掉所有值钱的家当乘飞机回京。可是，当时物价飞涨，全家的飞机票在当时对闻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一点破家当值不了几个钱。所以，闻先生就决定先让闻立雕和闻立鹏先走，自己和其它家人的机票钱只有靠他挂牌为人雕刻印章所得来捉蚂蚁凑兵，留到后期再走。

闻立雕临行前，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非要父亲带阿庄一同前往北京。要说当时闻先生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完全可以拒绝儿子的要求。但他一想到阿庄孤身一人没有个照应，也就咬咬牙，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他就夜以继日地雕章刻字，共雕刻了四百余方图章，搞得眼睛都布满了血丝，右手吃饭拿筷子常常出现颤抖。阿庄听后深为感动，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报达先生的一片恩情。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闻先生临行前突然遭特务杀害，闻立鹤又身负重伤，闻夫人因受刺激心脏病复发，立雕和立鹏又先期返京，剩下来就是年愈花甲的保姆赵妈和闻先生年幼的两个女儿。阿庄二话没说，便毅然担当起儿子的责任，一边料理先生后事，一边照顾病人，前后整整忙了三个月，直到闻夫人病好和闻立鹤伤愈。

后来，当闻夫人提出要阿庄一同前往北京时，阿庄坚决不肯增加夫人的困难，就留在云南参加武装斗争和反霸减租减息工作。不幸的是在一次地主叛乱中，他壮烈牺牲。当闻家在京闻此噩耗，不禁举家悲哀，遥祭忠魂。

学生眼中的闻一多 篇12

一、青春年华心系国运, 困难重重再觅新机

早在20世纪初期,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 他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及与之相伴随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 却依然蒙受着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欺辱, 也遭受着国内反动军阀的压榨, 民众仍然深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苦不堪言。众多爱国青少年对此无比激愤, 也无比焦虑, 闻一多即是其中之一[1]。当他1912年为求真理、求知识而从家乡湖北北上来到清华大学读书时, 他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学业有成之后正值五四运动爆发,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闻一多的思绪推到了极度亢奋的高潮, 让他感到五四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切都无比新鲜和明媚, 像自己这样的爱国热血青年只需努力就一定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希望。他不仅在清华校园里积极宣传爱国进步思想, 而且还活跃在校外许多爱国进步宣传活动中。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这一时期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获得了极大鼓舞, 也让他更加深入地思考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2]28。

然而, 尽管五四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但由于反动势力顽固、进步势力相对薄弱, 很多事关国家前途的问题和民族发展的任务仅仅是被提到了台面上, 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因此运动在席卷全国之后很快便转入了低潮。当然, 很多问题积重难返, 难以在短期内根本解决, 这也为闻一多等爱国进步青年打开了继续寻找新机遇与新天地的大门[3]。

二、海外受辱不忘自强不息, 服务祖国不丢忧患意识

1922年7月, 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留学, 第二年春天, 赴美留学的清华大学学子数十人组成了一个通信团体, 相互加强沟通与联系, 闻一多即在其列。1923年秋天, 这个通信团体成立了旨在改革清华校政、交流国内时局看法的大江学会。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壮大与探索, 大江学会更名为大江会, 明确将组织宗旨定为“用积极协作之法、忠实诚恳之心、自强不息之精神来改造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大江会以国家主义为信奉理论的政治色彩。而闻一多也正是在大江会的平台上发展和完善了他的国家主义思想[4]。

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的闻一多品学兼优, 获得了学院的诸多奖励, 原本可以按照学院的规定赴意大利或法国继续深造, 但他却被剥夺了赴欧深造的权利。闻一多的画作深得教授他的老师赏识, 却在每一次送展时都未能获奖。毕业典礼上, 美国白人学生也都不愿意和黄皮肤的闻一多同台领取毕业证书。所有这些种族歧视行为令闻一多都感到强烈愤慨, 在一封家书中他愤然写道:巍巍中华有五千年美术、文学、礼俗、政教之传统积淀, 除了没有制造出用于杀人掠夺的机器之外, 我们的文明成果比西方不知多多少, 现在竟被西方人蹂躏、藐视,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美留学的青年志士若还不知为国家之振兴而发奋, 那真是与呆蠢的木头无异[5]。可见美国的种族歧视极大强化了闻一多振兴国家的决心和他的民族自豪感。其实早在赴美之前, 闻一多就对自私自利的文明形态嗤之以鼻, 并认为正是这样的文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赴美留学后, 他又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上美国民主自由的本质, 因此他也对西方的国家强权保持着越来越强烈的警惕之心, 同时也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国家唯有强化民族精神才能反抗西方侵略、振兴国家民族[6]。

闻一多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国家主义, 是在中西方历史文化比较之上、强化国家认同的国家主义。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放在这一时期国家独立需求与民族解放需求的背景下有充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国家在军阀混战与西方侵略中处境危急, 闻一多以及大江会的众多成员在坚持民主自由和维护人权的呼吁中既反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 又反对国际主义对世界大同的空谈。闻一多曾说,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细胞与身体, 身体的健全并不一定需要每个细胞健全, 但如果有细胞发生病变形成瘿瘤之疾, 身体就很可能被彻底拖垮。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 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应在合理限度之内, 不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存在[7]。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源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危亡, 同时也有对由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民主自由转向极端个人主义的隐忧。此外, 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例如曾担任过闻一多老师的蔡元培就以美育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结合解释了西方友爱、自由与民主等观念, 使闻一多以公民道德之心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理念深深根植。

三、大江会扛政改救国大义, 作文学表国家主义理想

前文言及的大江会, 其骨干成员在学成归国之后大多走上从政之路, 有的甚至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担任要职。回国后的闻一多也一度政治热情高涨, 他一方面代表大江会积极参加在北京的国家主义联合会活动, 一方面又不断催促尚未回国的大江会骨干成员梁实秋回国与之一起投身大江会在国内的发展壮大。在写给熊复西、梁实秋等人的信件中, 闻一多曾说:我们的《大江》刊物在北京颇受欢迎, 销售量与日俱增, 其中的拙作都如此吸引国人, 我等应赶紧抓住时机扩大大江会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8]。此时的闻一多满腹浪漫主义激情与国家主义信念, 他的轻信与狂热让他显露出在政治上的些许幼稚。他反对国民党所谓的民族主义, 同时也不满共产党提出的共产主义, 只有爱国冲动和政治热情的他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

这或许与他一生坚持独立的学者人格与厌恶政党政治有关。因此, 回国后的闻一多大多时候是在提倡国家主义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而他的政治热情与爱国情怀也主要是借由诗歌等文学形式来表达的。在闻一多的诗歌中, 中国是一个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完美而理想的国度。由此可以看出, 闻一多只有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沉浸下去才能激发他浪漫、热情的国家主义理想, 国共的政党冲突在他看来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太多益处[9]。

四、探索国家主义内涵, 终成民主主义斗士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 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振兴华夏大地、彰显国家精神成为日益紧迫的现实任务。身处战略大后方西南联大的闻一多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急关头不团结民众、齐心协力一致抗战, 却以民族国家为幌子中饱私囊、歌舞升平, 因而重新认真思考他一贯坚持的国家主义思想。尽管他仍然坚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基本观点, 但开始从现实出发, 重新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特别是注意将一国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相互区分, 以阶级分析法探索国家主义的新内涵。

1944年, 闻一多发表了《复古的空气》、《什么是儒家》、《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文章, 成为他国家主义思想新变化的标志。此时, 他开始在思想上、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接受共产党的存在并接近共产党组织, 他还饶有兴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 很快便以阶级分析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国家时局[10]。他还从文化和政治思想层面予以国家主义全新的定位, 从而使他的国家主义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爱国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成为维护国家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内战的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斗士。

1946年7月15日下午, 闻一多在参加完李公朴的追悼大会后被昆明的国民党特务枪杀。他牺牲的时候只有47岁。尽管如此, 他短暂而辉煌的人生正如一颗璀璨的流星, 在历史的天空中轰轰烈烈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闻一多的一生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最后到民主斗士的转变, 在其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阶段都有国家主义思想的进步与完善相伴随。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民主、自由与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参考文献

[1]杨大远.闻一多国家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D].中央民族大学, 2011.

[2]张恩和, 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J].清华大学学报, 2003 (2) .

[3]孙德高.再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J].贵州社会科学, 2005 (3) .

[4]王向阳.文化国家主义的诉求[J].名作欣赏, 2007 (4) .

[5]潘皓.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J].江西社会科学, 2002 (3) .

[6]刘川鄂.一个“文化国家主义者”的自卫[C].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1999.

[7]孙德高, 陈国恩.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C].闻一多研究集刊, 2004.

[8]唐鸿棣.闻一多的“中华文化国家主义”[C].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1999.

[9]何报琉.也谈闻一多的“国家主义”问题[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8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