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责任试析

2024-09-29

合同责任试析(精选7篇)

合同责任试析 篇1

摘要:文章从科研与科研管理的需要出发, 具体论述了科研行政合同的性质、定义、特征以及类型, 表明科研行政合同作为推动我国科研技术发展的有效手段,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科研行政合同,性质,类型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 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 高校的科研作用更加明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立项课题中约有65%的课题是高校科研人员获得的。在实践中, 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对申报科研项目的热情越来越高, 随着科研项目的增多, 潜在的各类纠纷也在增长。笔者认为, 如要保证科研项目的正常实施和顺利完成, 必须要通过订立科研行政合同来明确权利义务双方的关系。

一、科研行政合同的性质和定义

科研行政合同是行政因素和合同因素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在科研行政合同中, 行政主体保持其原有公权力身份而享用诸多行政特权, 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通过要约和承诺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议, 相对方能自主地参与行政, 这样的活动方式能更好地使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因此, 科研行政合同正被现代国家广泛采用, 成为各国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加强科研行政合同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对行政合同的类型化、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 对建立起中国的科研行政合同制度尤为重要, 且需了解科研行政合同的发展现状, 从而更好地完善科研行政合同。

对于科研行政合同的定义, 国内法学界尚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说法。1.科研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与其下属科研机构之间, 为实现某种技术经济责任制并完成一定的技术开发项目而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所签订的合同。”2.科研行政合同是“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 与法人、公民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方面签订的协议。”3.科研行政合同是“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与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就国家下达的重大科研项目签订的合同。”

综上所述, 笔者把其定义为:国家等科研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为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就国家重大、重点和一般的科研项目, 由科研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经费或者物质资助, 科研机构或者科研人员提供研究的科研成果而达成的旨在产生、变更、消灭科研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因此科研行政合同应该是国家为实现科教兴国的目标而对科研实行的一种管理, 是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在科研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二、科研行政合同的特征

(一) 科研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一种方式, 因此, 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科研行政合同是国家科研行政管理机关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签订, 是在行政主体实施科研行政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形成的, 是行政合同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合同。因此这种合同对其主体的要求就是其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科研管理部门的行政主体即国家或者省市政府、机关单位科研主管部门。

(二) 科研行政合同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达成一致

任何合同都必须基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 而且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 所以科研行政合同的签订也不例外。虽然行政主体享有优益权, 但是科研合同的签订依然要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 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 在科研行政合同订立的时候, 双方都有选择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其二, 双方必须就科研行政合同的具体内容意思表示一致。

(三) 科研行政合同是以实现公共科研管理目标, 实现国家科研行政目标为目的

科研行政的目的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科研目标, 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科研行政合同的内容必须直接涉及国家事务和社会的公共事务, 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就国家重大、重点和一般的科研项目进行科研攻关, 具有直接的行政目的性。

(四) 科研行政合同是用合同的形式确定权利义务, 履行合同时受合同内容的约束

科研行政合同的订立要求合同双方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科研行政合同是用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由科研行政管理机关发出要约, 行政相对人作出承诺, 科研行政合同才成立。科研行政管理机关必须在职权范围内订立科研行政合同, 行政相对人也要求有相应的履行能力。合同成立以后, 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受到合同内容的约束。

三、科研行政合同的类型

现代社会的经济在不断发展, 科研在不断更新, 所以要求科研行政合同的形式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要求科研合同的类型多样化, 这样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笔者对科研行政合同按性质和类别进行了四种分类:

第一种, 科研行政合同按照研究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科研行政合同和应用研究科研行政合同两大类。

基础研究是探索自然规律, 追求新发现、新发明, 创立新学说, 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00年联合召开的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国基础研究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的的探索性研究工作;以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科学自身发展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为目的的定向性研究工作;对基本科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系统地考察、采集、鉴定, 并进行评价和综合分析, 以探索基本规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 笔者认为基础研究科研行政合同其特点是以认识现象、发现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为目的, 解释现象的本质, 揭示物质运动的规律, 或者提出和验证各种设想、理论或定律。没有任何特定的应用或使用目的, 在进行研究时对其成果看不出、说不清有什么用处, 或虽肯定会有用途但并不确知达到应用目的的技术途径和方法。研究结果通常具有一般的或普遍的正确性, 成果常表现为一般的原则、理论或规律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研究期刊上发表或学术会议上交流。

应用研究则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实用目的或目标而获取新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是为了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 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因此, 应用研究科研行政合同其特点笔者认为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 是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 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其研究结果一般只影响科学技术的有限范围, 并具有专门的性质, 针对具体的领域、问题或情况, 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一般可以这样说, 所谓应用研究, 就是将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形式。

一般社会实践中, 基础研究科研行政合同占比较大, 应用研究科研行政合同相对占比稍少。“美国大学的R&D活动中有60—70%为基础研究, 日本大学的R&D活动有60%左右为基础研究, 其余是应用研究, 并且这种比例长期保持稳定。”

第二种, 科研行政合同按照研究内容的重要性可以划分为重大研究科研行政合同、重点研究科研行政合同、一般研究科研行政合同。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研行政合同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意义最为庞大, 为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资助研究经费最多, 可以达到每项80万元, 研究时效最长, 可以达3年或以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意义次之, 主要阐释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工作部署, 资助研究经费每项15-20万元, 研究时效一般为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主要研究国内外学科一般理论观点, 资助研究经费每项10万元, 研究时效一般为2年。

第三种, 科研行政合同按照科研课题研究有无经费可以划分为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立项不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

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即所研究的科研项目有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的经费资助;立项不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其所研究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但是不拨给经费, 需要研究者自行筹集经费完成科研课题。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课题的申请者众多, 难以取舍, 但科研主管部门的经费不足以支持全部申请的课题研究, 造成研究课题获得批准, 但没有研究经费的支持, 需要研究者自筹, 但是其也是属于科研行政合同的范畴, 权利义务同样存在。一般说来, 课题研究总是应该申请获得经费资助的, 但是因现在国内各高校都在积极争取承担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 众多科研人员不论是申报职称还是进行各类形式的评比活动都需要各级项目的支持, 评比的要求也是看项目层次的高低、数量的多寡, 因此造成研究人员对有的项目申报有没有获得经费的资助并不关注, 只要是有项目获得立项就行了, 有个名头就够了。笔者认为这是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之下的一种变通, 是在其他特殊待遇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立项不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 迎合了某个阶段的某种需要。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立项不资助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将会逐渐地消亡。

第四种, 科研行政合同按照课题选题方向可以划分为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自选项目科研行政合同。

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就是所研究科研课题是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给定研究方向和课题名称, 研究人员根据此方向和名称拟订研究内容填写申请书进行课题申报, 如申报成功的合同就是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自选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就是所研究科研课题是根据自己研究的领域和方向制订, 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与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给定研究方向和课题名称等无关联, 研究人员根据自己拟订的名称拟订研究内容填写申请书进行课题申报, 如被国家科研行政主管部门采纳获得批准则该合同就是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一般说来, 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应用比较广泛, 适用于国家科研发展战略的需要, 属于学术前沿、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对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自选项目科研行政合同相对研究范围狭小, 往往是在某种求知欲的驱动下根据自己的好奇心选择课题和研究领域, 是对招标项目科研行政合同的一个补充。但决不是说, 自选项目科研行政合同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新生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行生长的, 自选项目往往可以向着人类未知的领域探索, 并且出自于自己的爱好会全身心地投身进去, 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 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研行政合同作为管理国家事务, 推动我国科研技术发展的有效手段,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科研行政合同纳入到法律制度当中, 实现法律对科研行政合同的有效调治, 使其更规范、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这是我国法律制度层面面临的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能充分地保证科研行政合同的正确实施与履行, 才能确保我国的科研创新得以平稳、健康、长远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罗豪才, 梁书文, 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298.

[2]张树义.行政合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72.

[3]参见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cn/10000/10002/10005/2002/40618.htm.

[4]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统计手册的解释

[5]顾淑林, 郝致京.发展基础研究和科学事业的几个政策问题.科学学研究, 1988, (1) .

合同责任试析 篇2

无效主义

无效主义是指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合同自始归于无效的原则。《法国保险契约法》第 21 条第 1 项规定:"因要保人之故意隐匿或虚伪告知时,倘其行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之评价者,保险契约无效。"无效说认为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的成立要素,因此如果告知义务人违反了告知义务,保险合同应该自始无效。我们知道,合同无效是自始确定无效。从无效的后果来看,当事人于合同无效时,需恢复原状,使得各方均处于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对于一般的合同,如果存在财产给付和信赖利益损失的情况,双方应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保险合同特殊之处在于,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只是做出了承诺,而并不存在给付财产的情形。既然合同自始无效,保险人从开始就确定地没有遵守其承诺的必要。如此,保险人仅仅向投保人返还其交纳的保险金就足够了。对于恶意投保人,其要承担向保险人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责任。如为了订立合同而做的准备,支出的成本等等。但是无效主义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和利益,即使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违反了告知义务并没有对合同造成任何影响,而愿意保留合同也无济于事。无效主义不利于鼓励交易。

意思合致说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当事人对于合同成立有关所必要的危险程度及范围,必须有完全的意思合致,因此投保人应该就其所知道的一切重要事实告之,否则保险人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危险,即不能明确地认识其内容为何,有悖于意思合致的要求,从而保险合同实质上发生错误,如果因为合同订立之时不告知的保险事故发生而造成了损害,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所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危险程度及范围等,以意思表示完全一致为必要。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即是为了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既然当事人一方违反了告知义务,其结果就是合同双方对保险标有关状况的意思表示没有达成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合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合同上的效力。但是晚近以来,学说惯例和立法则认为,告知义务的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得据以为危险估计之决定,及以定其保险费及保险金额之多寡。"意思合致说遭到否定的同时合同无效说也随之成为无源之水。

解约主义

解约主义是指保险人在他方违反告知义务后的一段时间内享有合同解除权。解约主义与无效主义的区别在于:在解约主义下,保险人享有选择权,或可以解除合同,或可以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而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大多数国家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采用此种立法例。我国新订《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解除权。从新订《保险法》第16条规定来看,虽然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都有权解除合同。不过在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情形下,解除合同的后果有着较大差异。

1、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除上,不论故意不实告知对合同解除前保险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保险人于此时并不需要证明不实告知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即被免除。在保险费的退还上,于投保人故意不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是他的一项法定权利。

2、投保人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除上,只有在不实告知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才可以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免除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在保险费的退还上,在投保人重大过失不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从这一规定来看,对故意不实告知的情形,法律似乎是通过免除保险人的举证责任,并授予保险人取得保险费的方式来惩罚故意不实告知的投保人。

3、年龄误告的特殊规定。

不论是新订《保险法》的第 32 条还是先前的《保险法》第 54 条,都对人身保险合同中,年龄的不实告知做了特殊规定。新订《保险法》第 32 条第 1 款第一句前半段将保险人的解除权仅仅限制在了"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的情况。后半段规定了"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一规定排除了故意与重大过失时免除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保险人仍然要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使是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保险人也应该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该条第 2 款规定了在"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平衡自己与投保方的利益:其一,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其二,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第 3 款规定了"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要将多收保费退还给投保人。但是从新订《保险法》第 38 条的规定来看,第 32 条关于在少交应付保险费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较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现性。

(作者单位:北京市国脉律师事务所)

试析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篇3

明确政府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责任的目的, 就是要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关注的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组织框架, 以进一步推动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

首先, 职业教育是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路径。从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看,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从工业化进程要求看, 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技术, 因此, 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从业能力, 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首要目标。从城镇化进程要求看,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因此, 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引导农民进城务工, 将无序流动变为有序流动, 提高进城农民工的素质, 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看, 促进城乡统筹、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 迫切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因此, 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又一重要工作。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扎根于区域经济这块土壤上的各类职业教育, 不仅已形成面向一、二、三产业的专业结构体系, 而且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促进了区域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 区域职业教育每年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军;二是加快了城乡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区域企业中的员工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

其次, 职业教育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民的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区域教育的发展首先是各类教育类型的均衡发展, 在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 普及高中教育将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 而发展职业教育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从宏观角度看, 与普通教育中精英人才外流的现象相比, 职业教育却通过自身努力, 为本地区培养出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人才, 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微观角度看, 普及高中教育, 提升高中升学率的空间在于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老百姓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大量来自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甚至是贫困家庭的子女, 通过接受职业教育, 提高了就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说, 只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才能办出真正意义上的优质教育和人民满意的教育。

再次, 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创富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是实现企业发展和员工致富的根本途径。就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员工素质的提升而言, 区域职业教育更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助推器:一是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 二是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企业急需后备劳动力补充。问题在于, 不少企业找不到数量充足、质量较高、企业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不仅能妥善解决这个矛盾, 而且也为城市贫困家庭和农村农民子弟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城市贫困家庭人员和企业下岗职工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有效地实现上岗、转岗和再就业。农民子女可以通过接受职业教育, 学有一技之长, 真正实现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身份转变, 并最终融入城市。实践证明,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不仅可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而且还可以为群众实现“乐业”和“安居”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滋养。因此,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完备, 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明确政府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任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 责任政府的建设已经成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行政目标之一。“责任政府”的理念要求政府在施政中要切实履行政府的相关责任。因此, 从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角度来审视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责任, 有利于从制度层面强化政府对责任的认识和担当。因为权力在政府、政策在政府、资源也在政府, 因此, 实现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 需要政府的强力施政。

从法律角度看, 《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职业教育法》总则中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 尤其要加大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力度。”《职业教育法》是保障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 也是我们依法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依据。

从法规的角度看,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细化了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着重解决的认识问题和发展举措。决定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要“广泛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宣传优秀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充分认识到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科学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统一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切实推动职业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从政府的行政效能来看, 中央以及省市各级政府都在以积极有为的行政措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建国60年, 国务院共召开了6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其中三次是在本世纪召开的。更为值得一提是, 2004年和2005年都是由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主动提出并连续召开, 这进一步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高度关注职业教育, 并把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摆到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 全国各地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也以召开会议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等形式积极行动起来, 大力推进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 以满足群众的三大需求, 即满足群众子女上职校的需求、满足群众自身学技术的需求、满足群众致富有项目的需求。

总体说来,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开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为区域职业教育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选择

正因为职业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 是提升群众素质的重要途径, 所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发展, 抓职业教育就是促社会和谐。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是“全能型政府”而是“责任政府”, 因此, 地方政府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选择只能通过政策投入、财政供给、舆论引导等方面履行责任。

政策投入:地方政府应强化中央政府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本地条例、细则的制定。首先, 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地方政府, 政策制定反映了地方政府一定的执政理念和思路。从政权组织框架来看, 我国构建的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权组织形式;而我国实行的却是“中央、省、市、县”四级管理, 显然, 除中央外, 省以下都应归结为地方政府。但从分级管理负责的行政效能出发, 因为市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只对市区而不对其行政所有的辖区负责, 而乡镇级政府又没有独立的财政, 所以, 地方政府中只有省和县级政府对其辖区负全责, 因而对关系到辖区民生大计中的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政策制定的责任, 只能由地方政府中的省市政府担当。从行政辖区的范围看, 省级辖区较县级范围太大, 职业教育不易较好地贴近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而政策落实的最主要层面和主要对象就只能在县级。其次, 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地方政府。就政策制定的层面而言, 中央政府关于发展职业教育政策, 主要侧重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性和基本性政策, 如以法律形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以行政法规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其他具有全局性的政策法规。由于中央层面的职业教育政策都是基础性、原则性、方向性的政策, 因此需要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 以便推进职业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当前, 关键问题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最需要用钱的是地方, 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 从而导致许多配套性的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难以及时出台, 已出台的政策难以贯彻和落实。所以, 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个担当就是政策投入, 要强化中央政府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以及本地条例、细则的制定和执行。

财政供给:地方政府应强化职业教育发展保障经费的供给。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财政分配通过财政收支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作为公益事业的教育理应成为财政供给的重要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在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 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 充实教学设备, 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积极实施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 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提供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经费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发展保障经费的供给, 同时要设立职业教育专项发展经费和鼓励性奖励经费。但据《权威发布: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9日第2版) , 除西藏外全国仍有16个省区的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 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经费不能足额及时提供, 则职业教育置于教育体系中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 地方政府应强化职业教育发展保障经费的供给, 同时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支持措施, 适度倾斜, 优先保障, 以全力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

舆论引导:地方政府应强化职业教育发展软环境的建设。职业教育发展除了硬件建设外, 软环境亟待改善。作为一种后起的教育类型, 由于教育分流方向的缘故, 使职业教育被打上了弱势教育的烙印。社会公众会因其生源对象都是些升学失败者从而产生对职业教育认识上的偏差, 这种偏差的泛化必然会削弱职业教育的美誉度, 进而使职业教育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发生扭曲。此外, 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也使得学生及家长易滋生鄙视职业教育的态度。针对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隐性障碍, 舆论引导应成为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又一重要责任。为此, 地方政府应从三个方面来强化行政推动:一是加强对社会文化和教育价值取向的引导教育, 培育利于职教发展的人文环境;二是改变学生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态度, 构建有利于职教发展的心态环境;三是发挥教育舆论和教育政策的引导拉动作用, 创建有利于职教发展的社会环境。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职业教育的强势宣传, 大造舆论氛围, 引导学生及家长更多地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的意义, 从而引领学生的选择方向, 确保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有职业学校可读, 努力使职业学校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人才供给基地。

摘要:就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明确政府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任, 并从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角度提出了地方政府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地方政府,职业教育,责任

参考文献

[1]刘兰明.职业教育应从边缘到中心[N].中国青年报, 2008-10-06.

[2]徐健.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隐性障碍及其规避[J].职教论坛, 2006, (1) .

试析电子合同有效性研究 篇4

关键词:电子合同;有效性;法律问题

在我国《合同法》中,将合同定义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对合同的形式也规定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电子合同也应纳入合同法的规则范围。但是,电子合同多个方面都与传统书面合同存在很大区别,电子合同的当事人履行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不可避免会因电子合同区别于书面合同的特点而发生纠纷,鉴于以上争议,电子合同效力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既是解决纠纷的最佳办法,也是保护合同当事人主体权益的最优方式。

一、电子合同的定义

电子合同,一般来说既是指电子商务合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明确了数据电文的定义,即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规定的“电子方式”“合同”为:指当事人采用电学、数字、磁、光或相关手段技术根据本法订立的协议产生的全部法律义务;我国《电子签名法》则规定: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

综上,我们可以将电子合同定义为:电子合同双方或多方当事人通过网络技术手段以电子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二、电子合同有效性认定

1.未成年人签订电子合同的效力认定

基于互联网的特点,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未成年人签订交易合同的行为,对合同的有效性,建议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认定:

第一,对未成年人签订的纯获利益的电子合同,不应当因为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有限而予以否定。此类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签订的由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电子合同,应从保护未成年人、鼓励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认定为有效合同。

第二,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通过设置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帐号、填入出生年月日、填入与银行账号或身份证号绑定的手机验证码等技术手段,防范未成年人的交易行为。通过采用以上技术障碍手段,如果未成年人仍能完成合同签订或独立交易成功,则说明未成年人从事实上满足了《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约当事人应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因此,对于此类由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法律应该视其为有效合同。

第三,对于未成年人签订的金额特别巨大、合同标的物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无显著关联的电子合同,如购买名人字画、珠宝玉器等,则可以认定该电子合同无效。

同时,对合同成立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应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继,而不能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监护责任。未成年人如果违反电子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相对人利益受损、未成年存在过错、未成年人的过错与相对人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未成年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且未成年人在电子合同中的行为如果符合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存在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订立的电子合同,脱离了传统的书面介质的方式,使得传统交易中用于识别当事人身份的签名或盖章方式很难适应电子合同的需要。而验证服务商在从事服务过程中,面临着诸如数字记录丢失、信息审查不严致使证书含虚假陈述等风险,对此,建议做如下认定:

第一,对于有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的合同,只要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是出于善意进行的合同签订,不存在恶意和严重过失,就应当承认该电子合同有效。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交易量呈飞跃上升趋势,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化、无边界性等特点成为电子合同签订量不断攀升最直接的原因。如果因为电子签名存在瑕疵就认定合同无效,这对维持网络交易秩序和国家发展互联网金融带来消极的影响。在我国《合同法》中,对自始无效的合同界定为: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因此,当存在瑕疵的电子签名的电子合同并非为以上三类绝对无效情形时,我们一般应当认定为合同有效。

第二,按照《电子签名法》中规定,如果认定验证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有瑕疵的电子签名签订的电子合同有效,依据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认证服务,电子签名人或者电子签名依赖方因从事民事活动而遭受损失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若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电子签名系统中,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认证服务是一个技术性和风险性很高的服务。一方面,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高技术的电子签名产品,需要依靠签字人自己提供的信息对签字人进行认证,对于签字人提供信息的可靠性,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因为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去一一验证签字人信息可靠性的;另一方面,签字人利用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电子签名所签订的合同的标的额会远远高于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从签字人那里得到的签字证书的对价。如果一旦由于电子签名的缺陷而使得签字人或合同另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要求电子服务提供者承担全部损失,显然是不公平的。

3.非人为因素导致内容错误的电子合同效力认定

第一,在实际认定中,应当以一般人的适当注意判断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如果按照普通人的辨识能力,认为合同内容是恰当的,没有明显的错误,并且承诺当事人是善意的,就应当认定电子合同有效。

第二,如果因为系统或程序的错误,造成电子合同所订立的商品的售价明显过度低于其价值,比如一辆全新汽车的交易价格为一元,或者商品的售價明显过度高于其价值,比如一个普通的包包的价格为一万元,相对人应明显知道合同内容存在问题,但是又无法确定当事人真正意思表示的,该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无效,在此情况下签订的电子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电子合同。

参考文献:

合同责任试析 篇5

一、企业负面信息披露情况

从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不同行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负面事件的披露存在较大差别。化工行业更容易出现负面事件(如泄漏,事故,环境损害),负面事件发生时也更容易被追踪报道,因此相关企业一直不断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所以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披露负面事件的行为更加主动。而金融服务企业披露的负面事件就相对较少。

绝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更多地披露了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等正面信息,而对于运营中存在的问题等负面信息的披露不足。甚至一些重大的负面信息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在报告中却忽视披露。

此外,对重大负面事件的影响,拟采取的改进措施和已经取得的成效等也披露不足。例如,在2012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安徽古井贡酒针对部分酒用食用酒精勾兑事件,在其发布的2012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并未做出任何相关说明。湘酒鬼针对白酒塑化剂超标事件,在其发布的年报中只用两段文字描述公司的应对措施,如“公司生产经营中每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改,对有可能导致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感染、迁移的工具、包装材料、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更换,以彻底消除源头。整改工作已于2012年11月底全部完成。”而对事件产生的后果和原因避而不谈。

相比之下,光明乳业披露负面信息的态度比较端正,公司在36页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针对牛奶酸败事件用了整整两页来披露食品安全事件,包括:公司的态度和回应、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质量过程控制、生产过程控制、冷链管理和产品召回机制实行的措施。

二、企业负面信息披露策略

分析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负面信息披露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种策略。

1. 边缘化策略。

即企业通过采取不相关或不重要导向的叙述手段来淡化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在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通常使用判断性短语和形容词如“无重大的”、“影响甚微”、“轻微”和“忽略不计”等。例如中国远洋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中国远洋立项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项目,对2008~2009年因BDI指数暴跌产生的亏损实施风险管理应急处置,采取风险规避的策略,清理FFA业务并逐步交割在2011年退出,该项业务整个生命周期基本盈亏平衡,略有不足但并未对企业后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边缘化策略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对负面事件的陈述语言以及对事件影响的自我评估。企业避免客观清晰地描述负面事件,便主动评价事件的消极面,以减少其负面影响,防范第三方进行评估。尽管消极方面被淡化,但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否认事件本身,只是干扰了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判断标准。自我评估行为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发生的,并没有相应的统一标准来规范,对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判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 抽象化策略。

该策略的意图是使某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具有行业普遍性,以此来淡化事件对特定企业造成的不良印象,在报告中通常会涉及“本行业”、“许多公司”等模糊词汇。例如中国远洋2012年年度报告陈述:“2012年宏观经济下滑、市场发展不均衡的形势依然没有改变。这使包括中远在内的航运及相关企业的经营业绩波动、发展不平衡。”“2012年在运价低迷和油价上升的双重夹击下,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中国14家航运上市公司2012年全部亏损,2012年的航运业综合整体亏损过百亿大关。国际、国内许多船厂倒闭和破产,航运业的整体身陷寒冬。”抽象化策略还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暗示某一问题并非单一公司独自存在,而是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3. 事实化策略。

与边缘化策略相对,事实化策略简洁明了地指出了负面事件的存在,不附带任何自我评估或者解释。例如中石油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2012年,公司催化裂化装置再生烟气脱硫综合效率达到76%,二氧化硫减排近3 000吨。”“产品溢漏数量达0.30%每吨出货。”“我们的合规热线登记了29份报告。其中27份报告通过电子邮件收到(14份匿名),两份通过电话(1份匿名)收到。”企业直接量化负面事件的行为,虽然可以被视为客观公正的披露方式,但是由于多数报告读者并非专业人士,企业没有提供基准(如行业标准和参考),个别特殊企业的行业基准甚至无法获得,读者无法评估数字背后的负面影响,在阅读时可能忽视其重要性。

4. 理性化策略。

Leeuwen(2007)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化策略:工具理性化和理论理性化。针对公众质疑的问题,工具理性化强调通过主体本身带来的利益或者效益来维护其合理性。例如卡特彼勒2011年年度报告陈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是由于2011年预计需求、产量和销量的增加所导致。”“云计算量的增加导致更多的能量消耗。”

理论理性化强调理论上的“事实本应如此”,即事件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正常的”,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例如“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拥有多样化的业务组合,拜耳集团承受许多法律风险,尤其是在该地区的产品责任”。(拜耳,2011)理论理性化行为引导利益相关者对其负面事件产生合理化感知,但事件本身往往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5. 权威化策略。

该策略往往引用权威机构的观点来解释其负面行为的合法化,权威机构可以是法规本身或学术研究的代表者,也可以是自然人(如公司的CEO)或者执法机关、监管机构等。例如莱茵集团2012年年度报告陈述:“对冷凝河水的加热会对河流产生不良影响,但是监管当局已出台相关限制措施,公司遵守相关措施,所以对河水的影响甚微。”

与边缘化策略不同的是,采取权威化策略的企业本身并不判断事件的消极影响与否,而是借助权威机构来辩护其事件合法性。当企业参照的权威机构是同行竞争者或者领头者时,从公正的角度来看,业界同行及其制定的条例并不是客观的第三方,但是可以作为一条评判事件负面性的参考线索。当引用一个或者多个第三方的正式观点时,企业直接指向事实,而事件的合法性就取决于参考的权威机构的合法性。

6. 补救化策略。

即企业试图采取(或已采取)措施来解决负面事件、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以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例如有些重大事件影响较为广泛,企业已无法采取其他策略来降低损失,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公布补救措施能够挽回一定的公众形象,使企业损失最小化。补救化策略分为模糊补救化策略和明确补救化策略。

模糊补救化策略只是含糊其辞地进行概括描述。例如:中国南车2011年年度报告并没有自检在事故中应该负有的责任,也没有披露对未来整改计划,而是笼统地表态,要“深刻吸取‘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教训,认真落实国务院、铁道部一系列指示精神,全力抓好高铁安全大检查工作,坚持把确保产品质量和行车安全摆在最根本、最核心的位置,牢固树立产品质量第一的意识,致力为我国铁路和城规交通提供性能优良、安全可靠的装备产品。”

明确补救化策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具体的行动方案、及时的处理状况和预期的行为后果。例如中国远洋2012年年度报告陈述:“2012年以来,中国远洋共开展监督检查及效能监察68项,检查单位267家/次,查出各类问题244个,提出整改建议266条,促进完善制度7项,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5 608.3万元。”

三、结语

在上述六种策略中,一些策略并未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来披露公司的负面信息,公司也并未采取实质行动来消除负面影响,因此这些策略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补救化策略表明公司针对负面事件采取了具体行动或预防措施,这一行为传递给利益相关者的信号是公司积极披露负面事件并认真处理,而不是消极回避。

企业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时,应该勇敢地面对社会舆论,积极与公众沟通,改进不足。对负面事件进行系统回应,列出跨年度负面比较的数据,分析造成负面信息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机制,方便利益相关者监督,同时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探索,实现报表平衡性的持续改善。

摘要: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但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仅仅披露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信息,而对于负面信息披露不足。本文在研究大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披露社会责任负面信息的六种常用策略,并提出了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负面信息,信息披露,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1] .殷格非.2012: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元年.WTO经济导刊,2012;7

试析建筑管理中合同的重要性 篇6

1 建筑管理中合同的概念

在建筑管理企业中, 涉及多项合同的签订。建筑管理合同多为建筑施工过程中, 建筑双方依据施工计划, 利用有效资料及数据信息, 将劳动制度转变为可进行实际操作的合同。这种合同也作为具有法律作用的说明文件, 保障双方的权益, 将责任进行有效划分。另外, 建筑管理合同也是施工的依据文件, 工作人员根据合同对相关工作进行开展, 管理人员依据合同进行工程结算并为施工人员付款。因此, 建筑管理合同是建筑施工及后期运行中的重要法律依据, 其有效管理对建筑行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建筑管理中合同的重要性

2.1 为建筑管理提供依据

在建筑管理完成的过程中, 工程施工是建筑最重要的控制阶段, 工作人员要要按照施工的预算, 在施工合同的作用下在施工阶段控制好资金的投入。建筑管理合同对施工管理的控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员的组织, 要对建筑的施工人员进行管理并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 科学合理的控制施工中的编制流程。二是约束项目中所使用的资金, 对工程中相关的程序的工程量加以统筹规划, 并要合理的建设成本的支出, 在工程竣工时进行审核。三是对技术实施的控制, 对经济条件变更以及环境因素引起的问题进行审核与公正。因此, 建筑管理过程中合同的制定能够作为建筑管理提供有效的依据, 为建筑管理工作带来保障。

2.2 为工程建设与完工检验提供保障

在工程建设中, 相关人员应根据相应的合同说明, 完成对工程的建设。必须要从建筑结构、施工技术以及建筑工艺等方面, 严格执行合同规范, 进行相关建设。在工程完工之后, 对整个工程项目的施工资料加以记录和整理, 并要收集竣工验收的资料, 将其整理归档, 根据工程造价对资料进行编制, 根据合同条款进行人身核对, 审核竣工的工程段, 并对工程项目给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建筑管理合同在整个工程进行的过程中, 起到了监督检验的作用, 完善了施工进程和工程的检验工作。

2.3 规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在合同操作的过程中, 为不同的人制定了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如招标人的义务是明确施工中的工期, 对工程款的结算等。承包人的义务则是按相关合同的规定, 完成对工程的建设, 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完成招标人对工程改进的要求, 达到预期施工状态, 合理规划施工进度, 按时完成工程建设等。在整个建筑管理中, 合同涉及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其中最主要的是规划权利与义务, 使签订合同的双方能够按照合同的相关要求, 理解自己的定位, 完成工程的建设。

2.4 合理规划土地使用

在完成建筑施工规划后, 施工单位会对以前的建筑物进行拆除, 这会全部铲除施工周围的土地, 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因此, 在建筑合同中明确规定施工建设, 对施工地点进行明确的选择, 以此降低对原有建筑的破坏, 减少土地的浪费, 从而实现了建筑合同对土地的节约。

3 加强建筑管理合同的有效措施

3.1 加强人员培训

建筑管理合同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措施, 因此要十分重视合同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 能够使管理工作的程序得到保障。建筑单位在进行合同管理人员的招聘时, 不仅要考察期其专业知识, 还要对其综合素质进行评价, 保障用人的科学性。在面试中, 要聘请专门人士对竞聘者进行提问和筛选, 减少漏洞的发生。对于一些文凭高但实际应用能力较差的人, 单位要谨慎考虑。有些工作者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实际操作技术的掌握, 在工作中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此企业在筛选人才时, 不要过于注重高学历, 还要注重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实际操作中, 要注重经验的积累, 加强工作人员的相关培训, 为其灌输新的知识与技术。让其在掌握现有技术的基础上, 能够完成相关知识的深入了解, 并结合自身的优势, 将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运用到工作当中, 使其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完成企业与个人的双赢。

3.2 加强合同的监督管理

加强建筑管理合同的监督, 首先要加强施工的管理, 工程建筑的管理是施工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在施工开始之前, 要尽量做好施工的准备工作, 将施工中所涉及的工序和进行合理的安排。在工程开始前可能会出现一些妨碍工程进行的事件, 工作人员要针对这些事件制定合理的解决方式, 避免其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合同的监督中, 首先工作人员要对合同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对合同中的标准和注意事项充分掌握, 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要尽快去合适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不要让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到后期的施工建设,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施工合同的监理中, 要建立专门的管理小组或部门, 对工作人员进行明确的分工, 并让其相互制约, 一切从遵循合同要求的角度出发, 严格按照规矩办事, 以维持合同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3.3 注重合同的履行

合同在经过有效的管理和审核之后, 一经签订便具有了法律效益, 保障了签订合同双方的权益。如果合同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出现违规操作, 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合同的拟定是用以限制合同双方的行为, 如果缺少了约束双方的标准, 就可能出现一方为了利益采取不正当的方式, 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 在合同拟定的阶段, 要注重合同的合理性, 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 为合同的制定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 保证合同中各项目的有效性, 完善合同内容。在签订合同时, 要明确合同中的内容, 对自己不理解的内容及时查阅询问, 保证合同在签订的过程中不存在不合理的方式。在合同履行的阶段, 合同双方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明确自己的义务, 做好相应的工作, 合同管理人员要对合同进行监督, 保护好合同的权威性, 针对违反合同的行为加以治理, 加强合同履行中的有效监督, 保障合同顺利进行。

结束语

建筑管理中合同的拟定是建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在建筑管理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合同的实施能够保障签订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 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 因此必须对其采取高度的重视。在合同的拟定中, 保障其合理性, 在合同实施的过程中, 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有效。保证合同的完整有效, 让建筑管理合同能为工程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切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凌.试析建筑管理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探究[J].人力资源管理, 2014 (03) .

[2]陈子华.建筑管理中合同的重要性分析[J].中华民居 (下旬刊) , 2014 (05) .

[3]梁永宽.项目管理中的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D].中山大学, 2008.

[4]陈磊.油建公司项目合同管理问题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 2013.

试析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 篇7

关键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保险;消费者权利

一、产品责任保险概述

所谓产品责任保险,是指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的产品造成产品使用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责任保险。由其定义可见,产品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具有复合性质的制度,其中产品侵权受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而保险赔付问题则要由保险法律制度解决。

产品责任保险的功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产品责任保险通过将产品责任风险由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从而使生产者与销售者得以避免巨额理赔造成的冲击。第二,及时补偿产品责任事故受害者的损失,避免了因企业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使受害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第三,产品责任保险以合同义务约束被保险人遵守相关法律、保障产品质量,具有质量监督功能。

二、产品责任保险的主要特点

(1)保险标的无形:产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法律责任,为无形标的。

(2)采取“索赔发生制”:即只要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如果属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3)独立处理理赔:保险公司对索赔处理具有绝对控制权。

(4)与“公众责任险”的差异:事故须发生在被保险人制造或销售场所以外,且产品所有权已转移至用户或销售者。

三、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最初限于外贸领域,1985年首次在内地开始推广。近年来,产品责任保险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推进缓慢,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具体详述如下:

1.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规定分散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只可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第六十六条关于责任保险的规定进行规制,立法上显得较为薄弱。而且产品责任保险以产品责任作为保险标的,而我国却缺乏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之中,法律制度体系较为杂乱且存在一定冲突,给实践中法律的理解与适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三种排除产品质量责任的情形,而《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那么在产品责任中是否存在免责情形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疑惑。因此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对产品质量保险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第三人利益保护有待完善

产品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即产品责任事故中的受害者,包括消费者、使用者以及其他受害者。为了保障第三人所受损失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国外往往采取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做法。例如《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发生保有者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以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额。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规定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但规定保险金可已经被保险人同意后向第三人直接给付。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借鉴了上述制度,该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可以说是附条件地赋予了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即只有当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方可行使。然而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怠于请求,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这无疑给了保险人解释的空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了阻碍。因此如何科学地界定“怠于请求”,是研究者与立法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四、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1.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法》

如前文所述,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需要以产品责任制度的完备为基础。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之中,缺乏统一的体系。从国外的立法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一般采取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系统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基本原则、基本概念与基本规则。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侧重于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与行政处罚,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而《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细节尚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以解决目前法律体系杂乱的问题。

2.建立强制性产品责任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产品责任保险发展缓慢而产品侵权频繁发生,应当建立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但我国目前小企业小作坊数量庞大,强制其参与产品责任保险,不仅增加了其成本,而且由于其市场占有分散,效率十分低下。我国台湾地区于2008年6月修订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定种类规模的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初级农产品、日用品等行业中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推行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对其他行业则采取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自愿参与的模式,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提高效率,实现产品责任保险的社会价值。

3.完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制度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赋予了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其原因可能在于避免第三人滥用请求权,但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阻碍。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形式赋予第三人全面的直接请求权,同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第三人滥用请求权。在第三人权利行使方面,应当增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原因在于产品责任事故成因具有专业性,且第三人位于保险法律关系之外,很多信息需要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协助才能获得,缺乏这些协助第三人很难获得充足的证据支持。在防止第三人权利滥用方面,可以在《保险法》中规定保险人基于合同事由的抗辩权利,但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除外。如此可以达到第三人利益与保险人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张淑娟.完善中国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J].商品与质量:房地产研究,2014,(7):98.

[2]孙宏涛.我国产品责任保险市场完善之分析[J].上海保险,2013,(6):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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