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帮帮团

襄阳帮帮团（精选4篇）

襄阳帮帮团 篇1

媒体在慈善与公益事业中应该发挥怎样的社会责任?我想至少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传播慈善、媒体行善、媒体劝善。从做慈善活动到发展为一档关注慈善事业的广播节目, 利用广播媒体的优势, “襄阳帮帮团”基于这两种责任的结合, 走出一条媒体与慈善事业的创新。

一、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的现实意义

(一) 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是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济世为怀、扶持弱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以及积善行德, 是华夏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而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好的发展是我党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层面上所提出的重要任务, 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在实现社会稳定、和谐, 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制度与保障体系以及救助贫困群众等各个方面, 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①作为政府的喉舌, 媒体通过履行自身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责任, 能够促进慈善文化的传播, 使得慈善的社会价值得以弘扬与传承;可以帮助人民群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公益慈善事业, 切实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能动性;能够促进公益慈善资源沟通模式进行改革创新, 使得公益慈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能够促使企业、社会以及政府等各界力量形成合力, 促使公益慈善事业更为健康、有序地发展。②

(二) 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能够发扬中华民族慈善传统美德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仅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传承并发扬中华民族慈善传统美德的重要途径。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 能够将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充分利用起来, 使得全国各地的慈善机构能够更好地开发并应用慈善资源, 使得更多的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得到援助。③当前形势下, 慈善与公益事业并非简单的给予与施舍模式, 已经发展成一种全新的价值观。④在这个价值观建立与发展的进程中, 媒体本身担负着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因此价值观的传播必须要依靠媒体, 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能够发扬中华民族慈善传统美德。

(三) 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能够促使社会各界更为广泛地参与进来

公益慈善事业并不是个体的慈善行为, 其本身具有社会性事业的性质, 只有真正具有社会性的慈善行为, 才能够组成慈善事业的主题。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针对失业群体、孤老残幼、灾民群体以及贫困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困要求, 大众的慈善意识逐渐觉醒, 而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舆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撑力度也在不断增加, 公益慈善事业在我国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⑤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本身具有规模化、社会化以及经常化的特征, 通过媒体履行公益慈善事业责任, 能够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范围, 促使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二、媒体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责任分析

(一) 运用媒体传播慈善文化

运用媒体传播慈善文化, 就是利用媒体平台弘扬和倡导慈善公益事业。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都有各自的媒体宣传平台, 在宣传和弘扬慈善事业的工作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襄阳帮帮团”广播节目是依托襄阳之声 (FM104 AM1098) 这个传播载体而创办的一档纯公益广播节目,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6 点30 分直播, 内容以报道襄阳本地的慈善公益事业、好人好事为主, 同时兼顾发布“帮忙信息”。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不管是单位还是组织, 只要你为慈善和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就是我们宣传报道的对象。节目从2010年4月开播以来, 已经播出了“帮忙信息”两千多条, 所制作的专题节目涉及网络群体组织“襄阳义工群”、“襄阳慈善阳光班”、“社区助老服务组织”、“27 路党员文明公交线”等等, 在听众中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⑥目前, 依托节目, 媒体又开通了“襄阳帮帮团”的微博, 实现了网络信息和广播节目的互动交流。

2008 年“5·12 汶川大地震”, 襄阳新闻广播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启动了全天“关注汶川地震特别直播节目”, 除了报道灾情和救援情况, 通过电波还报道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让我们为之感动的事迹, 使全社会都对我们该不该行善、怎样行善、用自己的多少力量去行善, 做了很多思考, 这也是对国人的一次慈善公益事业最深刻的教育。许多市民在收听节目后打进热线电话、发送短信, 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并希望通过襄阳市红十字会和襄阳慈善总会进行捐助。

(二) 媒体自身直接参与慈善行动

媒体也可以直接去做一些慈善公益的事情。一直以来, 我们的新闻热线经常会接到一些听众打来请求帮助的电话, 他们是抱着对媒体的信任和希望寻求帮助的。媒体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社会弱者?2009年8月“襄阳帮帮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广播宣传, 400多名普通市民成为“帮帮团”成员, 他们集结在QQ号为59714402、64614713 的QQ群下。2009 年9 月, “帮帮团”举行了启动仪式, 之后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宣传无车日、在重阳节走进社区老人家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做公益宣传、帮助身患尿毒症的女孩募捐、春节期间走进老年福利院和孤残老人联欢、为西南干旱灾区捐款捐水并义卖、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等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富士康跳楼事件幸存者田玉, 被救起后积极面对生活, 社会的关爱成为她勇敢坚持下去的坚强后盾。2011 年4 月, “襄阳帮帮团”推出预订“爱心拖鞋”公益活动, 帮助田玉销售她和家人一针一线编织出的手工拖鞋。

(三) 通过媒体让慈善成为社会文化

让慈善成为社会文化, 而不仅仅是一种施舍的行为。媒体在做慈善的时候往往能力有限, 但是媒体可以劝善, 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襄阳的慈善阳光班助学活动、媒体每年组织的特困家庭大学生帮扶活动、为身患绝症的人们发起捐助等活动, 都是有着一大批爱心人士和企业在参与。正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召了他们走进慈善事业中, 并不断地发展壮大。

2010 年2 月1 日12 点, “襄阳之声”的新闻热线铃声突然响起, 一阵带着哭声的述说让全体记者编辑主持人为之揪心。原来是孕妇李女士羊水破裂, 到中心医院检查时发现:血小板只有5个单位值, 而正常人的血小板应该在101 至320 个单位。情况紧急, 刻不容缓, 记者立即通过口播形式和在“帮帮团”QQ群里, 将产妇李女士急需A型血血小板救命的消息进行了发布。“襄阳帮帮团”的团友首先进行了响应, 迅速赶往市中心血站紧急献血。一位在外打工刚回襄阳的女士在出租车上收听到了这一消息, 连家都没来得及回就直接赶到了医院。在众人的帮助下, 下午4点, 李女士手术所需的血小板全部备足……

2011 年7 月28 日, “襄阳帮帮团”面向社会发出号召, 启动“2011资助贫困大学生活动”, 为保康一中高三贫困学生蔡开煊募集大学学费, 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⑦截至9月开学, “帮帮团”为蔡开煊募集到学费3.15 万元, 解决了他五年的大学学费。

一件衣物送出一份温暖, 一颗爱心带来一份感动。由“襄阳之声”发起的“冬日送温暖”活动开始于2011 年, 活动一经发出便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襄阳之声”共募集到爱心棉衣1000 多件、全新童鞋150双、少儿书籍1500册以及体育用品100件, 这些爱心物资被送往南漳长坪镇中心小学和标湖小学的山区孩子手中。

2012 年, “襄阳之声”再度起航, 将爱心深入高寒山区, 将300多套崭新的棉衣送往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远景中心小学……五年来, “襄阳之声”共计募集冬衣、棉被等过冬物资近四千件, 图书文具近两千套, 足迹遍布南漳大山深处的五所小学, 将爱心和温暖送到近千名孩子的身上。

2015 年8 月, “襄阳之声”联合华洋堂百货共同发起“点亮贫困大学生微心愿”活动。网友“简白”随记者一同跋山涉水来到大山深处的孩子家中;市民马先生拿出一千元积蓄, 资助父母双亡的南漳女孩胡江慧;听众吴峰拿出自己的“苹果音乐播放器”, 要求我们把它转交给孝顺女孩贾淑琦手中......

还有太多太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 通过FM104 平台, 和“襄阳之声”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用善行点亮希望, 用爱心助力梦想。22 名准大学生怀揣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与爱心, 开启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传播慈善、媒体行善、媒体劝善, 媒体在慈善与公益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而且是非常直接的作用, 两者的结合又直观地体现了这种社会责任。“帮人就是帮自己, 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是“襄阳帮帮团”的口号, 如今“襄阳帮帮团”正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广播节目的影响力, 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来。“帮帮团”的活动声音通过调频FM104 (襄阳之声) 传递到千家万户。

三、结语

公益慈善事业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所感动的事业, 进行慈善文化的传播是每一个媒体人重要的使命与责任。慈善不能离开媒体, 整个社会慈善意识的提升、慈善文化的有效传播以及慈善事业的有序发展, 都必须要依靠媒体履行自身的责任、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不仅彰显了媒体自身的功能, 更彰显了媒体的社会良知及必须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处在当前这个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媒体应当充分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发展更多的“襄阳帮帮团”,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强大的温暖人心的力量。

摘要：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是由许许多多热心市民共同组成的大写的人:2011年12月获得“感动襄阳特别奖”;2010年8月获得“襄阳市首届慈善之星”称号;2010年2月3日、2011年12月5日《湖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襄阳帮帮团”的图文报道;2009年11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襄阳帮帮团”进行专访, 制作播出一期20多分钟的专题节目。

关键词：媒体,公益慈善事业,襄阳帮帮团,责任

注释

11刘敏俊.电视媒体介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角色定位与运作方式探析[J].视听纵横, 2009, 03:19-22.

22 宋道雷, 郝宇青.从传统公益研究到网络公益研究的变迁——中国公益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科学, 2014, 02:28-38.

33 孙楠.“微公益”问题探析——以吉林省“微公益”发展现状为例[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14, 03:25-27.

44 郑凡.塑造媒体公益品牌形象——以温州广电市民义工团实践探索为例[J].视听纵横, 2014, 02:41-42.

55 李玲芝, 张彤彤, 孔珊珊, 于路开, 常乾坤.关于公益广告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以长春市为例[J].成功 (教育) , 2013, 24:289-291.

66 李玮玮.地市级媒体创办《公益周刊》探索媒体角色转型——由单一报道者转为公益互动平台[J].才智, 2015, 24:317.

77 玉苗, 慈勤英.提升民族地区公益事业发展之路的探索——从滇港两地公益组织的合作发展说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04:134-138.

“泸视帮帮团”:努力在镜头之外 篇2

关键词：泸视帮帮团,受众心理,创新

1 民生帮扶节目“泸视帮帮团”的基本情况及成果展示

地市台赖以生存的民生新闻节目一直以草根、平民视角、短平快为特点,在传递信息同时,也给当地观众非常亲切的感觉。那么如何改革和创新电视民生新闻,使其更加适应现在电视媒体发展趋势?近年来,帮扶类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应运而生,它们或是帮助解决问题,或是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发展潜力巨大。

泸州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泸州现在时》在开播十周年之际,首次将帮扶类民生新闻以子栏目的形式固定下来,取名“泸视帮帮团”。从2014年11月19日开始,“泸视帮帮团”开始和观众见面。不同于之前帮扶类节目的是,“泸视帮帮团”主创团队既有资深的电视编导和活动策划人员,又有擅长纪录片手法和现场活动的专业摄像师,加上90后新生代媒体人加入,开通了“泸视帮帮团”微信号及微博号,实现了“帮帮团”信息及视频从电视到手机的接收覆盖和无障碍互动沟通,这一切决定了“帮帮团”仅仅开播两年不到,便已经被成功打造为年轻有朝气、专业有思想的品牌形象。

作为《泸州现在时》的固定子栏目,“泸视帮帮团”每周一至周六准时播出,每期时长3～6分钟。按照扶贫、济困、助学、圆梦的节目定位,日播节目主要以“有事您说话,有难大家帮”和“你的小小心愿,我们帮你实现”两个类别作为内容,为无助者奔走,代好心人行善,前者为弱势群众争取援助,后者为平凡人们实现心愿。以“帮忙”为报道的主要形式,“泸视帮帮团”在发布新闻事实本身的同时,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努力帮忙、推动事态良性发展,传递社会正能量。同时,“泸视帮帮团”还组织策划了“2015帮帮团进社区活动”,联合爱心商家、志愿者协会走进6个社区开展活动,播出节目15期,送出欢乐与好礼30多份。组织策划了“2015秋季探访助学活动”走进古蔺、合江、叙永最边远的十个家庭,为每家人送上红会家庭包、文具、书本、棉被及秋衣等价值上万元爱心物资。组织策划了“2016新春探访送年货活动”,跨越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共23个贫困家庭,播出节目近30期,送出价值12.7万元的爱心物资和7 000多元的爱心善款……现“泸视帮帮团”电视节目已播出近500期,微信好友多达320人,采访报道过的主人公上万人次,募集帮帮团公益金和爱心物资共计金额55余万元(不包括长期助学对象和免费接受义诊对象等实际或长久获得帮助的对象)。

2 节目受众心理分析确定节目走向及编导思路

分析观看“泸视帮帮团”节目的观众心理可知:第一,“帮帮团”每天讲述的都是泸州及周边发生的事情,同城基层的鲜活素材让人没有距离感;第二,“帮帮团”节目出发点及落脚点都在“希望”二字上,能够激发观众的向阳性,具有正能量传播的绝对实力;第三,“帮帮团”秉承记录为主要形式的宗旨,是另一种真人秀的呈现,且真得不造作不无病呻吟,让人有代入感;第四,“帮帮团”的讲述手法与信息类新闻不同,主人公情感爆发自然流露,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第五,“帮帮团”在如实体现社会百态、人间冷暖的同时,也为众多观众开启了“另一种人生”的视角,同理心被激发之余,也容易回归本心,得到启发。

而作为日益成熟的帮扶类民生节目,“泸视帮帮团”不仅拥有固定的节目呼号和活动口号,统一的橙色队服及严格的收发善款制度,而且还塑造了不同风格的外景记者和微信小编,在不断吸收中老年忠实粉丝的同时,也争取到广大年轻观众、微友的信任,线上线下热情互动、信息对称且公开透明,帮帮团记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而是成为了与广大观众同心同路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帮帮团”成为街头巷尾人人皆知的有爱团队,有时候记者和摄像师走在街上也会被身边市民认出并主动上前表达自己的感受,希望加入“帮帮团”志愿队伍,为爱心行动出一份力。

3 新形势下传统节目“创新做”的经验分享及案例分析

与同类节目相比,“泸视帮帮团”之所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能够深入人心,其创新的理念有极大的引导作用。传统节目创新做,这个“新”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依托电视媒体天然的接近性,大量使用专题手法做新闻

在快餐时代的今天,信息瞬息万变,大家都追求短平快、稳、狠、准的信息接收方式,而“泸视帮帮团”却反其道而行之,同样的时间,“帮帮团时间”却显得要慢一些,慢到你能看清求助者热泪盈眶的双眼,慢到你能听到他们欲言又止的心声,慢到你能突然被打动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久久无法回到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看似老办法,却是新主张。

我们主张放大事件最令人关注的细节和信息点,传递不需要解说词铺垫说明的镜头语言。这样的求助信息相对曾经“讲清楚困难,说明白原因”即可的简单求助信息来讲,更能牵动人心。在完成“小小心愿”的节目中,“帮帮团”抽丝剥茧式的讲述方法,能够令人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一位“心愿委托人”,他的心愿究竟对他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例如,去年夏季一次“小小心愿”的策划,主人公的愿望就是上舞台展示自己的拉丁舞。如此简单的愿望,为什么对他来说那么重要呢?因为主人公范大哥是一位眼疾患者,年近六旬独身一人,家庭条件也很一般,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他自学的拉丁舞,是他来说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于是,我们联系了旅行社全程免费食宿,让他带着他的梦想走出四川,到了重庆一处风景区参加四个地市州主办的坝坝舞大赛,而范大哥最终代表泸州参赛队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帮帮团记者运用专题手法,展现了范大哥从最开始的勤奋、质朴但不自信,到获得机会时的惊喜,到认真准备的全力以赴,直至舞台上精彩表演,获得大奖而意气风发,让我们同范大哥一起度过了这个快乐的时刻。而微信小编也及时在“泸视帮帮团”微信平台全程直播了范大哥参加比赛的整个过程,吸引不少微友关注,并获得广大微友的一致点赞。

3.2 新媒体互动频繁,形成全方位信息播放平台

“泸视帮帮团”微信号自开通以来,除了转发帮帮团视频信息外,还以见证者的立场传递更多镜头之外的信息和感受,这样可以与“帮帮团”节目形成互补,令网络上的图文充满温度,让人忍不住点击、细看、转发,并点赞。

在微信号里众多年轻粉丝对“帮帮团”怀有充分的信任感,他们会秒转“帮帮团”的微信信息,并发动更多朋友关注“帮帮团”微信,甚至主动出钱出力、出车出入,积极参与到节目的采访录制和爱心活动当中。可以说,“泸视帮帮团”既是一档帮扶类的节目,又不再局限于“帮帮团”记者这个主创团队,而是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代名词。

就拿“2015秋季助学探访活动”来说,前往叙永县水潦乡的志愿者卢师傅,本身就是患有矮小症的残疾人士,他通过自身努力建厂挣钱,现在又驾驶自己的商务车,为我们完成三天两夜的探访任务,回想起他弱小的身子却爬上车顶打包爱心物资的身影,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活动结束之后,卢师傅也成了我们的铁粉,如今卢师傅已经发动起身边的朋友,主动请缨要求参加“2016秋季助学探访活动”。

3.3 接收善款及转交出去的制度严格,以节目形式和微信截图形式完全公开

观众朋友既可以选择直接到办公室捐款,也可以选择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等方式献出爱心,相比直接给出求助者账户就不再过问来说,这样更容易掌握最新筹款情况,并确保善款都按照捐献者意愿用在需要的地方。同时,作为新媒体及时推送“帮帮团”求助者最新情况,也弥补了电视节目制作周期相对微信发布较长的缺点,有时效性,更有励志感。

例如,前不久一则28岁尿毒症患者方在平的求助信息一经播出,泸州网及帮帮团、微博、微信立刻转发。而就在第二天上班时,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泸州人看到了转发信息,立刻表示要资助方在平1万元。方在平在得到善款之后连声道谢,忍不住掩面痛哭,因为他已经没有下一笔前往医院做血液透析的钱了。这1万元就是他的救命钱,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微信上陆续收到给他的善款。

再如两个月前一位患有白血病的16岁男孩李泽坤,在全家努力凑钱治病的时候,李泽坤突然血小板骤降入院,情况非常危险,帮帮团记者除了立刻联系泸州市中心血站,请他们紧急调配适合的血小板救急,马上在微信上发布了李泽坤的信息。短短一天,微信信息被转发上万次,通过微信红包和微信转账方式为小李募集的善款高达近万元。尽管最后没有能够救回李泽坤,但对于整个失独家庭来说,这份来自社会大爱的温暖至少能够支撑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3.4 注重在实施爱心行为过程中的心理引导和社会舆论导向

接着上文的例子说,当许多人都参与到了为白血病男孩李泽坤的紧急救助后,却依然无力回天,李泽坤撒手人寰。这样的结局不仅让人唏嘘,而且还有可能令心中的热流冷却,让人陷入失望和沮丧的情绪中。在这样的时候,“泸视帮帮团”请心理学者为社会爱心人士“疗伤”,给失独家庭“支招”,利用孩子未完的心愿鼓励父母重新振作,也引发大家一轮又一轮的订购热潮。手工牛轧糖是李泽坤生前学到的手艺,他希望能借此有笔收入,这份自强自立的精神本身就充满正能量,而这种精神和力量现在通过帮帮团节目团队的策划和推进,通过母亲的坚强和社会的温暖延续了下来。当然这并不是事情最好的结果,却也是在无力改变现实之下最好的发展方向。

再说求助者的选择,出现在“泸视帮帮团”求助平台上的主人公,并不是节目组来者不拒的采访对象。他们有的是遭遇不幸后想尽了办法也无可奈何才找到“帮帮团”,有的是情况紧急,需要多方面发布信息来救命才找到“帮帮团”,有的是拥有努力方向却因为面前的难关过不了,才上门求助于“帮帮团”,总的来说,“帮帮团”要帮助的是“值得帮助的人”。对于许多两手一摊只想别人帮助的人,帮帮团坚决说“不”。因为在我们看来,自重之人,才能获得尊重,自强之人,才值得社会拉你一把。爱心应该传递给懂得感恩和珍惜的人,因为好心人的善良也是需要呵护的。

4 节目的社会反响度和媒体公信力提升

在“泸视帮帮团”主创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节目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公信力大大提升,内容真实,团队可信,成为众多市民对“帮帮团”的一致评价。“信任”,对于现在的帮扶类电视节目来说,是最高的评价。

一位80后上班族廖华,自从开播起就坚持每个月从收入中捐出200～500元给帮帮团的求助者,过年期间更是拿出积攒下来的钱2400元交给帮帮团记者。至于捐给谁,廖华说“你们说了算,我相信你们。”而我们则将这笔钱连同上文提到的眼疾舞蹈爱好者范师傅捐出的200元,分成了4个500元,一个600元的红包,在“2016新春探访送年货活动”中,分别送给5个身患疾病的小朋友作为压岁钱,并将其及时公布。

一位开着汽车修理厂的70后老板潘章俊,自从跟帮帮团一起去古蔺参加助学探访活动之后,只要看到帮帮团的视频或微信信息需要志愿者,立刻无条件派出自己的车和员工作为志愿者为活动服务,不仅如此,他前前后后捐出几千元善款给探访对象,希望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一位立足本地做大做强的建材加工市场管理者严忠,在听说新春探访对象都是非常贫困的家庭时,主动包揽了所有粮油和猪肉的提供。为了让猪肉能够新鲜送到每一家,他还特意带着记者去和猪肉商贩交涉,明确每次的重量和质量,认真比较各款猪肉,特地嘱咐要给每块新鲜猪肉包红布,为探访家庭带去一个好彩头。

还有一位央视寻亲栏目《等着我》的志愿者“四川杨”(网名),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后,直接联系了我们。她说,从此以后只要是“帮帮团”接到关于寻亲的求助信息,都可以转给她跟进,因为他们有全国寻亲志愿者网络,能够运用专业手段寻找亲人……

这样因为信任而走到一起的志愿者在“帮帮团”开播至今举不胜举,而他们的热情也激励了所有“帮帮团”成员的工作激情。开播至今,“泸视帮帮团”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宣传部、民政局、残联和红会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取得四川金甲虫公司、四川小蜜蜂家政服务公司以及爱心医院等多家企业的大力配合,在赢得收视率和市民支持度的同时,也达到了政策解读、民意上报的节目职能。

在几分钟的节目时间外,帮帮团主创团队还要忙碌于电话协调和联系,策划组织的现场调度和及时的制作播出,帮帮团记者的专业和认真,令爱心人士的善良得到保护,让求助者的人格受到尊重,也获得了更多观众和粉丝的宽容。

5 启示:节目的操作难度和误区分析

开播至今,“泸视帮帮团”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节目操作也有不少难度,在此提出一些思考。

第一,我们如何在制作动情的求助信息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求助者的多次伤害?不少前来求助的市民或村民,在遭遇不幸之后也曾想尽办法,他们的心理是脆弱而绝望的,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不能说出多么凄凉的话来,我们要如何展现真实的情况,又不通过不断刺激提问的方式来令求助者痛苦呢?在我们总结的拍摄经验里,采访记者和摄像记者需要保持耐心和默契,提问的方式也必须循序渐进,问到细节的地方如果不清楚可以自己先组织语言表述,而不要让被采访者不断重复痛苦的回忆,还硬要对方说得流畅。如果出现突发的情绪失控,摄像记者可以全程记录,不逼近,不停拍,从节目需要来看这是无声胜有声的现场画面,从心理学来看,这是一种释放,不要打断他(她)。

第二,如何在节目中体现自身工作但不会喧宾夺主?要清楚知道,媒体平台是有限的,“帮帮团”所做的努力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真正实施行善的主体才能使求助者得到最实际的帮助。所以即使在镜头之外,我们做了多少的努力,在节目中都不应该刻意去渲染,帮帮团记者陪伴着求助者去接受帮助,在镜头中间有所体现就已足够。“我在现场”这样的镜头语言,不仅可以给观众朋友带去信任感,也令陪伴着的求助者感受到温暖。当然,如果其中有许多必须交代的细节,不然就会出现节目信息缺失和画面脱节,那通过外景记者来口述,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三,作为媒体人,其身份本身就带有公众性,全程记录的优点在于真实,其缺点也在于太过真实。帮帮团记者在陪同求助者了解政府部门相关救助政策的时候,应该避免特殊对待的节目效果。别人都在排队,你带着人就直奔前台去咨询,这是有失社会公德的行为;申请后需要足够的工作日才能获得的救助,你想要更快拿到,这是破坏正常工作程序的行为……除非事先沟通清楚,并按照程序进行合理化处理,要不然即使是记者也不能例外。

襄阳帮帮团 篇3

关键词：《第一帮帮团》,三级电视台,联播体系

十三年前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在全国首推的全天候新闻频道引起业界关注,2012年综合频道改版推出的《第一帮帮团》节目又来了个华丽转身,这一接地气的“大家帮大家,我们有一套”互动式服务型节目推出三年来,传播效果显著。 节目从电视人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状态转变成为服务观众,与观众即时互动的解决问题平台。打破以往“电视—受众”的媒体B2C模式,形成吸引“大家”来帮助“大家”的“受众—电视—受众”之媒体C2C模式,这一平台的品牌效应已经显现。笔者认为,县、市电视台可借助这一品牌优势,联手打造省、市、县三级“帮帮团”栏目,形成福建电视媒体人的共同品牌。

一、新媒体语境下县、市级电视台的生存现状

新媒体从诞生之日就沐浴着市场经济的浸礼,而传统媒体则一直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生存,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注定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技术传播对象追求 - 目标更是明确而犀利。

近年来依托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各种新媒体如雨后春笋, 对电视传统媒体提出新的挑战。据国际电讯联盟统计,截止2014年12月,全球互联网用户30亿户,手机用户数70亿, 较去年底提升了1.1%。我国网民设备中,手机用户12.86亿部,福建百人手机超过100部,全国手机普及率达94.5%,手机阅读将成为获取信息普遍模式。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终端, 又将传统电视节目的消费由客厅带到了上班路上,旅行途中,各种视频内容借助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终端,在更多的场景被消费,传统电视媒体的消费主体地位被彻底改变,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趋势。

受新媒体冲击最严重的纸质媒体将迎来倒闭潮,2014, 上海报业《新闻晚报》宣布停业,有人预测它将开启国内纸媒倒闭的大门。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普?迈耶称至2044年,全球纸质媒体将全部关闭。随着多米诺牌倒下并不仅仅是纸媒, 电视传媒已经感受到新媒体的压力。海峡对岸的台湾,2014年8月有线电视普及率首次跌破6成,而广告份额方面无线台占有率已经下滑至6.4%,相比之下,网络广告则增长到23%,这给台湾电视业敲响了警钟。2014年,大陆传媒广告份额前五名者分别为百度、阿里巴巴、央视、湖南卫视、上海文广,一、二把交椅全部为网络传媒占领(数据来源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央媒新媒体转型论坛)。

随着文化产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县、市级电视台正渐渐地脱离财政支付供养的行列,而网台分离后电视台失去以网养台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又不断分割着广告蛋糕,近年来电视媒体的广告收入逐年下滑,县、 市级电视台经营困难,南平广播电视台网台分离后,收入从原来每年3000万降到1000万,锐减三分之二。电视台既要担负宣传报道的媒体职能,又是自负盈亏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业态边界混淆不清制约着媒体的创收能力。

县、市电视台普遍呈现守着传媒资源过穷日子的尴尬状态,长期体制内的行政化运行机制抑制媒体人的创作激情, 经济效益低下节目创新突破乏力,在市场运作节目营销方面更是难以与新媒体抗衡。县、市级电视台的民生新闻栏目近年来因同质节目太多有用性太弱,同类节目的反复播出导致受众收视疲劳,节目呈现低效传播状态。以民生栏目改版为突破口寻求与市场接轨之路成为县、市电视台当务之急。福建广播影视集团综合频道的《第一帮帮团》节目挖掘传统媒体的原创优势,以节目的服务性和有用性进行民生新闻创新实践,县、市电视台的发展需求呼唤着节目改版,《第一帮帮团》为县、市电视台提供了节目改版的模块和契合点。

二、《第一帮帮团》的节目定位

移动互联传播技术将媒体带入个人传播为主的新媒介时代,传播渠道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互联网互动传播方式改变了电视受众信息单向接受模式,而新媒体传播的快捷性、参与性是传统媒体难以做到的。传播形态变化带来的冲击波动摇着电视民生栏目的地位和定位,自从江苏电视台2002年开播《南京零距离》民生新闻栏目后,各地纷纷开办民生新闻栏目并成为创收品牌节目。笔者主编的南平广播电视台《今晚九点半》栏目曾获得较好的收视率,但在新媒介时代,《今晚九点半》栏目同样面临生存危机,同样面临着不进则退的节目改版压力。

目前地方民生栏目基本是每天制作播放一档新闻,新闻的时效性和对事件连续关注度不足,无法做到与受众的即时互动交流,受众的话语权难以满足,受众转而从互联网获取新闻并参与意见表述,导致民生新闻的收视下滑和新闻源的萎缩。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交织,民众的维权意识增强和利益诉求多样性为《第一帮帮团》节目提供了广阔的题材空间。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正进入攻坚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无疑要触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打破原来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房屋拆迁、 遗产纠纷、合同纠纷、邻里纠纷、消费投诉、种种利益诉求难以避免,一些纠纷即使通过司法途径也难以得到解决。百姓于是想通过媒体的舆论力量来取得道义上的支持,进而引起社会关注加大行政处置力度,此时出现的《第一帮帮团》节目可说是雪中送炭。

《第一帮帮团》的节目定位:公益、第一、帮忙、服务,一个实现大家帮大家的大型第一电视互动平台。以2014年10月30号《第一帮帮团》节目为例,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共播出帮忙类节目11条,其中寻求法律援助的有4条,财产纠纷的有5条,邻里纠纷的有2条,大部分都是因为拆迁引起的房产利益纠纷。这些内容都看似家长里短,但在百姓生活中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事,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节目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并且切实帮助百姓解决了问题。节目从深层次揭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利益冲突,反映出某些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从采访的困难曲折可以看到记者是在真诚地帮忙,在事实影像呈现中行使着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可以让诉求者得到心理慰藉和道德评判,有时观众要求的就是媒体的舆论支持,因此这类节目并不非要得到现场解决,转变思路将拓展媒体做节目的空间。

做百姓和政府沟通的桥梁、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是《第一帮帮团》的主要表达方式。《第一帮帮团》通过与福建省司法机关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政府行政力增强调解纠纷能力,拓展了节目内涵,增强了互动性和服务性。今年开展的金牌调解员海选活动,调动社会力量帮助诉求对象解决问题,借助专业人士之口减少记者在采访民间利益纠纷时, 因被推委无法完成调解任务的困难,由于节目加入超脱事件纠纷的局外人物,使之更具客观性与公正性。如2015年1月13日的《第一帮帮团》节目,出现一位开朗活泼竞选金牌调解员的大妈,调解员的中性角色呈现,让记者回归到客观记录如实讲述新闻事实的职业定位上来。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第一帮帮团》的个性拓展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强调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更加注重媒体传播依法治国思想,更加需要媒体聚集正能量做好中国梦的宣传,在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攻坚之时,电视台新闻报道与新兴传媒相比更加具有权威性、原创性、真实性的优势,传统媒体优势如能融合新媒体的优势可以实现效益倍增。

福建新闻频道《第一帮帮团》通过融合新媒体的互联互动优势扩大影响力。《第一帮帮团》与东南网《直通屏山》宣布从2014年10月12日起开展合作。《第一帮帮团》借力东南网开设《直通屏山福建省委领导留言板》;两家省级媒体品牌栏目正式对外发布“合作宣言”。直通屏山栏目是省领导关注的网络栏目,双方合作可以增进百姓投诉问题的解决力度。 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第一帮帮团》合作宣传片,在永辉超市 (上市超市)全省108家门店共千余台电视屏幕进行展播,节目在官民之间搭建桥梁通达民意。

《第一帮帮团》运用新媒体个性化传播特点,在新浪福建网站开设了爱心帮帮团网页、节目主持人邹荃微博、身边事栏目,在老百姓遇到法律困扰以及生活纠纷的时候,点击进入就能得到媒体的关注和帮助。运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对网上留言、评论和求助信息实现实时互动,成功吸引大量受众参与话题讨论,频繁互动形成了节目传播的蝴蝶效应。栏目对网上搜集到的问题,以“帮忙”形式介入解决矛盾,成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倾吐心声,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

在融合之中坚持节目个性,悬念设置和顺序说事成为 《第一帮帮团》个性化叙事方式。当记者结束新闻采访活动, 实际上对事件的结果早已经知晓,但是在写作与编辑时却没有按照新闻重要性元素排序,先写结果再写过程,而是沿着事件发展的时间脉络抽丝剥茧,故事悬念重重,让人欲罢不能。例如在1月13号一起村民山林界限的区划纠纷中,采用寻找当事人、双方矛盾交锋、寻找村委出面调解无果、林业部门介入解决,最后在多方权力部门合力下促成双方认可山界划分,纠纷双方握手言和。此类纠纷的报道结构和叙事方式在《第一帮帮团》报道中普遍运用,有时尽管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但记者的付出和媒体的努力已经印入观众脑海,重复记忆增进受众对节目品牌认可度。

坚持内容为王,拥有节目原创性和独家传播已经成为电视媒体抗争新媒体挑战的共识。2012年11月,“央视新闻”开通了官方微博,当年用户数便达到500万。2014年末,央视用户数是一亿零七百万;当年的世界杯转播,央视放弃了6亿多的节目转让费而坚持节目独播;湖南卫视停止向网络出让原创综艺节目,将自创品牌综艺节目放在芒果TV独播、并宣称投入10亿打造湖南卫视移动互联网平台,独播战略也是传统媒体在应对移动互联时代的自保之策。《第一帮帮团》 坚持节目原创性和独播性提高了民生新闻的传播效率,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诉求、白话般的叙事方式在县、市级电视台同样可以复制。

《第一帮帮团》节目重新树立的传播观念是用户观念,它融合汲取移动互联传播媒体从真诚地服务用户到拥有忠诚用户,这种转变靠的不是新闻资源的哺喂优势,而是独家获得的接触用户的能力。《第一帮帮团》节目所取得的互动传播效果,县、市电视台如能借势联动联播可以形成叠加效应,寻找到一条应对移动互联网堵截的突围之路。

四、由《第一帮帮团》引发的三级联播体系构想

时下传统媒体感到焦虑的是年轻受众渐行渐远,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竞争中处于下风,业者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自划鸿沟。其实谁没有确定哪些传播手段是哪类媒体所独有,媒体是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手段的,从来没有规定过文字只属于报纸,声音只属于广播,视频只属于电视。一种新兴的媒体也不应该把另一种新兴的媒介方式看做媒体本身。媒体人在自我认知的时候要去除媒介焦虑,增添媒体自信。要善于借力新媒体优势,洞察受众需求,打造服务政府和群众最需要的信息传播平台,这样才能引起社会关注和群众信赖。

《第一帮帮团》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从2013年到2015年,南平广播电视台分别在延平区、建瓯市、顺昌县举办四场受众调查座谈会,受众代表要求,要提升现在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和有用性,可以借鉴福建台《第一帮帮团》的节目模式, 报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帮忙节目,各县市台也可提供丰富的新闻资源和节目成品,在帮助受众的同时也提升媒体的权威性。

笔者曾经主编过南平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帮你忙》栏目, 因求助新闻媒体的百姓诉求很难解决,栏目权威无法建立,观众渐行渐远,栏目最终无疾而终。笔者认为要想借助福建广电集团的《第一帮帮团》品牌影响力,做大电视新闻节目品牌产品,办法之一就是三级电视台联办品牌节目,用统一的《第一帮帮团》栏目呼号,各县、市用地名加帮帮团呼号如“南平帮帮团”,使用一个统一时段,用最少的记忆符号能让观众记住栏目的播出时段节目定位,重复记忆可让受众形成强化概念。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综合频道《第一帮帮团》目前大部份节目局限在省城。如果事件发生地的节目由所在地电视台承担,在栏目中精选安排各地帮帮团联播节目。脱离开事件发生地专家采访可以更加客观地叙事说理,对新闻事件的深度发掘有拥有更多的报道空间,可以增强节目的渗透性广泛性,节目的制作成本也可下降,如果能有一个小时的《第一帮帮团》各地联播新闻栏目,可以有效降低节目购买成本,缩短采访周期,提高节目时效,提供广告时段。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综合频道“帮帮团”节目可发挥领头作用,建立统一的新闻制作模块、统一的栏目推广系统、资讯接转处理系统、通联用稿信息系统、新闻图像传输系统、领导专家访谈系统、行政力与法律援助系统,将《第一帮帮团》栏目优势转化为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共同资源优势。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并实现三网互联互通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进程。《第一帮帮团》可借助福建广电集团的人才、技术、传播优势,加大力度开发电子屏、手机版、微博、微信等终端载体的手机客户端,融合多媒体信息采集平台建设,推动传统编辑部改革试点创新,改造、升级新闻采编生产流程,探索构建适应融合发展的新采编体系,让百姓的诉求得到更加快捷的处置和反馈,形成省、市、县三级电视台互联互动的网络电视数据服务网。

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构建“帮帮团”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联播体系,正是建设新型媒体集团的启程之航, 它将以改革创新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建立顺应融合发展潮流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以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

构建“帮帮团”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联播体系,是媒体以实际行动实践新闻“三贴近”的要求,它在各级政府与群众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促进政府改变工作作风、解决群众热点难点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冲突。有效提升电视主流媒体传播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为电视台的自我发展注入活力。

五、结语

襄阳帮帮团 篇4

一、关注公共利益打破碎片僵局

传媒业具有双重属性。中国的提法是：“传媒业既具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西方学者的提法是：“媒体组织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它们能够影响舆论、政府决策”。这说明：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实行何种传媒体制，对传媒业具有公共性的认识是一致的。[2]

许多民生栏目将“维权”的概念，定义为一个个热线电话打来的百姓遇到的具体的不平事、不公事，例如房屋漏水、邻里之间空调矛盾、装修扰民等等，这类选题不但造成节目碎片化严重，还浪费了宝贵的媒体资源。事实上，“维权”不仅仅是“一对一”的帮助，更应当关注大型民生，群体利益。作为民生新闻的大众媒体，站在政府与社会的中间位置，运用自身的力量和权利推动政府治理，和扩大公众参与是其守护公共利益的根本选择。[3]

《第一帮帮团》“维权时间”版块，在操作过程中就定下几类选题不介入，即普通的“停水停电停气”不介入，借款不还不介入，私人恩怨矛盾不介入，过于久远的维权事例不介入等。这类热线不作为新闻选题，并非不关心民生，而是这类选题往往有比较明确的解决办法或一时较难断定是非曲直。媒体力量代表一定的公权力，以维权的名义介入私人矛盾，由于了解不深，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往往会激化矛盾，因此即使是个案，也应选择具有新闻价值、新闻热点，能够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选题。“维权时间”先后在相关节点，推出过系列维权报道《3.15揭开行业黑幕》、《关注孩子们的上学路》、《我的暂住证去哪了》、《关注办证难》、《奇葩证明谁来打》、《谁偷走了我的个人信息》、《内河整治为何难》等。这类公众利益维权选题在操作过程中，看似在解决一个人或一群人问题的个案，实质上却反映出社会普遍利益，以及职能部门在某一方面的落后和不作为，观众在看节目的过程中，并非是看“解决他人问题”，而是感受到媒体对某一社会话题、问题的重视和努力。特别是每年的3·15系列报道，维权时间以内幕爆料为切入点，通过暗访取证的方式，先后制作出“整形美容行业乱象”、“P2P投资理财陷阱”、“收藏品投资黑幕”、“起底以租代购真相”、“电脑城装机内幕”等系列节目，曝光某一行业的黑幕乱象，不仅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达到舆论监督的效果。因此，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能够有效降低维权节目琐碎、杂乱的问题。

二、表达媒体观点注重深入调查

媒体观点，也称作媒体话语权。优秀民生维权节目的选题一般都略微复杂，加之涉及法律法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造成节目有失公允，严重的甚至会卷入纠纷或法律诉讼中。因此，维权节目要避免“采访单边”，即节目必须要有双方的意见表达。但由此许多维权节目在操作中，形成了另一种现象：记者为了“公平”，电视上展现了双方的矛盾和各自观点后就结束。这种节目做法虽然“安全”，却丧失了媒体最重要的话语权，播出效果变的不痛不痒。

笔者认为，维权节目应当有意识地培养记者具有调查的精神和辩证的思考，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发表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笔下所无的意见。如《人民日报》近年就提出：“有矛盾才有关注，有关注才有影响，有影响才有话语权。”从而在节目中展现媒体观点，体现媒体力量。

如“维权时间”连续播出的节目《工伤还是自残？》中，工人在印刷过程中发生事故，手掌被截肢，工人要求工作单位以工伤认定启动赔偿，但劳动部门却接到用人单位的报警，称是工人自残导致，不属于工伤。在采访中，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都有证据，工人讲述了事件的全部内容，并出具医疗鉴定；而用人单位则表示印刷机器有安全装置，能够防止事故发生，当事人肯定拿掉了安全装置，属于故意自残。应该说，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双方观点碰撞。媒体并非第三方鉴定机构，也并非公安，也不掌握核心如监控之类的证据，如何既帮助这位不幸被截肢的工人，同时在事件未清晰前，不冤枉用人单位，是需要媒体有自己的立场和思辨。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媒体立场这样表述：“依照用人单位的观点，当事人是为了几十万元的赔偿金，不惜自断手掌并导致终身残疾。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但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并进而发问，如果在单位中的任何伤情，用人单位均以自残一说来搪塞，工人权益如何保障？通过媒体观点推论，引发观众思考，最终，节目引发公安部门关注，劳动部门委托公安重新启动调查，推动事件进展。

此外，要表达媒体观点，是需要记者深入调查事件背后的事件。在节目《收房遭遇“货不对板”》中，面对购房者的质疑，开发商逐条给出了回应。表面上开发商已经无懈可击，但记者深入调查并采访规划部门、消防部门，最终得出确切结论，开发商在售房的时候尚未取得验收合格，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记者对事件整体的把控和了解，不仅增强了节目的质量，也会为最后的评论留下足够的空间和发挥。

三、加入专业力量展现维权素养

维权节目中，推动事件进展的形象，一般是记者。如今，大部分民生新闻栏目都注重推出名记者、名主持，如“帮女郎”、“石头哥”、“范大姐”、“大民讨说法”、“文涛有话说”等等。但如今随着维权题材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维权节目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邻里矛盾和消费纠纷，合同、法律、政策的各类解读，使得记者帮助维权存在天然的局限性。许多节目中，由于记者本身的专业欠缺，使得部分维权“除了去找对方，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为此，“维权时间”版块特别与福建省律师协会建立合作与联系，一些诸如劳动合约、合同陷阱、诱导诈骗等选题，记者与律师一起到现场，一起听当事人采访，确定问题症结后，由律师出面，帮助当事人一方维权，即使不能当场维权成功，律师也能在与对方的沟通、交流中，阐述出法律观点，不仅增强了现场感，也间接起到了普法作用。如在《鞋厂搬迁员工质疑被“软裁员”》节目中，一群女工向帮帮团投诉，工厂每天要求她们上班点名，却又没有订单制作，无所事事又不主动解约。记者前往采访，对方振振有词表示有依据规定发放最低工资。这种变相的“软裁员”，是否真的只能忍气吞声？维权律师来到现场后，经过询问和与负责人沟通，律师当即指出工厂方发放最低工资，未向主管部门报备，程序并不合规，并且明确，只要合乎程序，无论是自行解约还是主动辞职，员工都能得到相应的补偿。整期节目在律师专业的知识下，赢得了当事人的高度信任，节目不仅推动事件的进展，而且起到了普法效果，维权不是“闹腾”和“谈判”，而是通过法律武器，展现出应有的自信和力量。

四、重视正面采访做好沟通桥梁

随着民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如今的维权题材中，涉及政府部门的选题比重越来越大，如何在把握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对政府部门的个别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批评，是维权节目新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民生类新闻中有一种走向就是，制作单位将民生新闻的以民为本思想推向极端，完全站在普通民众的一方或者一部分民众的一方，没有做好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或者普通民众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的角色，最终导致采访失去了客观性和真实性；[4]另外，相关采访对象有意识地设置采访障碍，刻意隐瞒关键事实，都会导致信息偏差，这些在关于民生问题的舆论监督采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民生新闻由于其短平快的特性，使得许多记者在拍摄时并未留给部门足够的反应时间接受采访，而部门相关人员传统性的“躲媒体”的做法，频繁导致部门出现在镜头前的形象，呈现“碎片化”和“非正常拍摄化”的状态。事实上，许多事件的解决，恰恰最依赖职能部门的努力，媒体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曝光”，不仅会加重个别部门“懒政”的作风，而且会导致媒体与部门的关系紧张甚至抵触，最终伤害到媒体自身和普通民众。

“维权时间”在操作过程中，定下了“帮忙不添乱”、“理直气要和”的维权理念，并将部门的正面回应采访，列入到记者的节目质量评定体系之中。许多百姓亟待解决的事件，事实上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公布部门的正面回应和提供的材料，不仅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真相，而且可以传递正面的信息，有助于社会减压和民众诉求。媒体的力量和思辨，可以通过记者的现场提问、后期的解说传递出来，一样可以达到独立思考的效果。如播出的节目《厦门第一大盘烂尾之后》、《三明泰宁4000万房款调查》等节目，正是记者沟通，努力让部门的正面回应及时出现在电视媒体之中，群众看到了职能部门的努力和方案，使得矛盾得以很快平息，事件得以解决。为百姓办事和替政府分忧两者并不矛盾，它们是和谐统一的、相辅相成的。[5]

五、善用记者出镜把握温度尺度

维权帮忙类节目中，善用记者出镜，不仅能体现现场帮忙的存在感，而且记者可以有效总结、过渡现场收集的材料和证据，一些不便于电视表现的内容，可以使用记者出镜的方式进行表达，包括一些部门受理事件后婉拒采访，记者的出镜不仅可以有效披露信息，同时记者的转述可以有效过滤当事人的一些情绪性的采访，更加客观地描述事实本身，可以软化群众与部门之间的情绪，使得节目更有温度，有助于节目的传播。

民生维权新闻注重贴近性和时效性，赢得了美誉度和收视率。但频繁报道街头市井浅显、琐碎的事件性新闻，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无论是新闻记者自己还是普通的电视观众都容易失去热情和新鲜感。民生维权节目发展如果在以上内容中多下功夫，才能有助于保持栏目初创时的锐气和朝气，有助于栏目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1]孙晓婷,罗忆.电视民生新闻如何走出误区[J].东南传播,2010(11).

2[2]李良荣.公共利益是中国传媒业立足之本[J].新闻记者,2007(8).

3[3]武琳.大众传媒在公共利益实现中的功用[J].青年记者,2010(9).

4[4]民生类电视新闻的采访技巧[EB/O L].http://www.xzbu.com/1/view-1764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