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共9篇）

死刑复核 篇1

一、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现状及不足

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的这段时间, 出现了诸如赵作海案,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极大刺激社会公众原本就敏感的神经, 公众甚至对我国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鉴于此, 最高法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地方高院的死刑复核权。随着最高法将死刑核准权从地方高院手中收回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方面的改革的进行, 一些表层的制度构架似乎发生了变化, 但是深层次的体制设计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即延续千年的司法裁判行政化趋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具体来说, 就是最高法院现行的死刑核准程序仍旧是延续了司法裁判行政化的历史传统, 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化的复核方式。这种裁判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 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

死刑复核权在收回最高法之前的方案讨论中, 主流观点是希望控辩双方都可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由法官作为独立第三方进行审核, 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唯一被吸收的就是最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律师可以介入, 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向承办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 仅此而已, 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程序律师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操作, 最高法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一般无需听取检察官或者辩护人的意见, 更不需要在法庭上公开进行, 而直接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接待或者直接审阅案卷笔录。在对待被告人权利方面则采用秘密提审的方式, 而不是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即使在书面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死刑复核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方面问题, 最高法一般由法院自己去调查取证, 不会要求控辩双方再调查取证, 因为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而是将有关问题和疑点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以求得到终局的裁判意见。很显然, 这种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 缺乏完善可靠的质证过程,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死刑复核程序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利益。[1]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萌芽于两汉时期, 正式确立于北魏, 发展完备于唐。唐律除了设立专门司法机关复核外, 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制度, 最典型的是由中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会同复核的审判制度———三司推事制。三司推事制可以分为大三司使和小三司使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遇有死刑案件或者重大疑难案件时, 由皇帝召集三司委派大理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共同复核。[2]另一种形式是由三司委任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司官共同复核。[3]贞观三年, 唐朝统治者制定九卿议刑制。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下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 庶免冤滥。”[4]九卿会审在当时的法制体系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避免冤假错案的作用。

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 是唐朝统治者在礼法结合、慎重行刑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首创的三司推事制度虽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设立, 但对于我们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设计仍然存在借鉴意义。首先, 大三司推事和九卿会审制度的设计中, 规定死刑复核案件由三法司或者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严防官员得威擅势, 避免单个审判机关滥用权力, 草菅人命。会省制度发展愈加完备, 各司法机关的权力也就因互相牵制而不断削弱。我国自从07年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之后, 全国的死刑复核案件复核便全部收归最高法院单独行使, 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规定, 最高法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也没有健全的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 这样便使得最高法院完全独立行使复核权, 这显然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次, 唐朝死刑复核制度重视直接言词审理的原则, 在复核程序中往往要求亲自重新取得囚犯的口供, “小三司推事”就是言辞审理的典型。对交通不便的地方中央可以派司法官员直接到案件所属省份提审, 复核案情, 防止冤假错案。反观我国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一般不提审被告人, 而采用直接阅卷定案, 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往往会比侦查、审判程序要“高效”的多。虽然效率很高, 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按照这种程序操作将死刑复核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置于走形式走过场的尴尬境地。

我国古代死刑复核, 即使也存在书面审理, 但统治者往往更注重言词审理原则的运用, 即使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明德慎罚。从汉代的帝王亲自录囚, 到明清时期的会省制度, 司法复核机关往往亲自临狱, 当面审问案犯, 尽量避免错杀无罪者。即使朝代更替, 言词审理作为死刑复核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且被世代沿袭并逐步完善。在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人员在发现案卷有疑点时, 可以从古代法制中找寻方法, 针对押解案犯不便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派遣司法工作人员到案件所在地调查复核的方式, 或者可以采取设置巡回法庭的方式, 虽然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与被告人的生命相比而言, 把死刑复核程序落到实处, 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审阅案卷便可以一棰定生死的状态, 才更值得提倡。

三、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清朝的审判制度中, 秋审制度是最有特色的。秋审制度集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大成, 是明朝朝审和会审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是封建历代会审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体现。秋审是对各省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 秋审程序有三:首先是地方秋审程序。各省在前一年已早做准备, 一般规定5月中旬前必须上报;其次是刑部各司之秋审程序。各司“看详”后汇总造册;再次是秋审大典。秋审大典过后, 刑部领衔以全体官员名义向皇帝具题。朝审是对京师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朝审是将监候犯人押解至当场审录, 审录完结后呈报皇帝裁决。秋审中对于情实犯则按照秋审还是朝审分别的处理, 秋审情实不复奏, 皇帝勾决后立即执行;朝审情实则需三复奏, 以此来体现对京师案件的慎重。从本质上说秋审制度标榜慎重行刑, 加强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有利于平反冤案, 及时修正立法与统一执法。繁复严谨的复核程序加上治理官吏的重刑主义, 使得一般司法官员在日常决议断罪中不敢草菅人命。每年开展秋审对加强中央和地方司法的沟通, 及时修正立法与执法的统一。

秋审制度作为封建死刑复核制度的集大成者, 在以下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 死刑复核的过程必须受到有效监督。秋审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防止冤假错案, 但是秋审毕竟是以维护封建皇权为目的, 生杀大权必定是由皇帝掌握, 且秋审沿袭了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 因此清王朝的秋审制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监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体系, 在完善死刑复核制度过程中, 我们需要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工作, 否则会导致权力滥用, 司法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根除的局面。纵观当今世界, 各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 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 盲目学习“三权分立”下的权力制衡, 我们应该从立法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从体制设计上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和细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确保司法权正确行使, 防止独断专行, 枉法裁决。

其次, 我们可以借鉴秋审制度的审判机构设置, 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为防止地方机关擅权, 秋审繁复的程序、隆重的典礼使一般官吏在日常司法中不敢视人命如草芥, 进一步增加死刑案件的严肃性和透明度, 同时也加强地方司法机关和中央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交流, 确保死刑适用的准确无误。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 死刑复核程序相对来说是较为封闭的, 死刑复核权主要掌握着最高人民法院手中, 除了辩护律师有一定的参与权外, 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司法民主是我国立法司法所坚持的原则, 所以在死刑复核制度设计上应当让辩护律师, 最高检和被害人共同参与, 保障诉讼主体的参与权, 维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的言词权, 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作用。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 使其从封闭性走向开放式, 让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辩护律师再一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和辩论, [5]这样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同时, 开放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保证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察[J].法商研究, 2007 (4) .

[2]嵇璜, 刘墉.续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95.7.

[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3.59.

[4]刘昫.旧唐书·刑法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38.

[5]李燕华.清代秋审制度[D].山东大学, 2008.

死刑复核 篇2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是其在人民法院内部实行的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应该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特殊程序性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有关死刑案件的特别审慎的态度，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防止死刑滥用，从而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力的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由于法律条文粗疏，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仍不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

一、关于存在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势必造成了一些地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相重叠，合二为一，因为高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案件二审法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处死刑案件的二审裁定书上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实际上就是用二审程序吸收了死刑复核程序。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是互相独立的诉讼程序，它们既不能合并，也不能同时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只能在第二审程序终结之后才能够进行，并且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因此，上述做法的理由虽然是冠冕堂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依法授权，但这却是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的，同时也剥夺了不至于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最后一线希望，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且容易导致错杀，同时这两种程序合二为一也容易导致官官相护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1]。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某些法院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但是应当如何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呢？笔者认为，鉴于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所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自己行使，以保证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2]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独立于地方法院系统的死刑复核分庭，最高人民法院实行垂直领导且各分庭至少管辖两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另外，两级死刑复核庭的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拨付。这样，一方面可以彻底地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此外，这从理论上讲，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体现了国家慎用死刑的严肃态度；从实践上讲，则有利于纠正死刑判决的偏差与错误，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有效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对防止错杀，坚持少杀与慎杀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是否应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作为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死刑判决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提起抗诉，还可以在罪犯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并可以提出纠正建议。由此可见，死刑复核程序是当然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的。但是，笔者发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却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只有控诉方的。应该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既然有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合程序中起着法律监督的作用，那么辩护方更加应该参与到死刑复合程序中去，否则，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那么象征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平就会倾斜，不仅司法公正无从谈起，而且会使法律的威信在人们心中跌落，并逐渐冷却人们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应该说，这种现象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笔者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控辩双方都应该参加，体现司法的公正；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也应当兼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鉴于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虽然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但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此外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的现状，笔者建议，司法解释应当尽快明确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不公开地开庭审理，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必须委托律师进行辩护，同时允许人民检察院参加，兼听双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裁判；二、复核机关必须将最后的裁判结果与理由、控辩双方的意见必须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问题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均规定了诉讼期限，但惟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虽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有其特殊性，但是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作出任何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因为，期限的不确定性状态首先将直接有损于一部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既使判决立即执行的案件难以发挥死刑的威慑力，又影响了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人及时解除其濒于绝望的精神状态，甚至促成更严重的后果，如被告人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等。同时这也极不利于迅速、及时地复核死刑案件，从而导致对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案件数量增多，这一方面是给羁押场所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无罪，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确定导致羁押时间过长，从而使国家赔偿的数额增多，给国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设置一个期限的最高限。

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也仅仅在第202  条规定了复核组织，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也均未作出规定。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严重缺欠，并与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因而，笔者认为，为保证死刑复核程序的严肃性，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我们立法者应当对刑事诉讼法中死刑复核程序用正确与慎重的眼光、用端正的态度去认认真真地审视它，尽快地完善它，不要让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

[1]现实中就有许多案件，明明是错判，但是无论当事人怎么上诉、申诉，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维持原判或者是对原审的判决略作修改。并在当事人上诉、申诉的过程中，有来说软话的，有来威胁的，有来施加压力的……这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不过，也有例外，但却往往要经历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身心俱惫等过程。

死刑复核下放的27年长路 篇3

2006年1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公布,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过去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13条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27年后,死刑复核权终于彻底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1980年2月12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针对一个年份的决定竟然持续了几十年”。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和王作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前, 死刑复核权回收的最后法律障碍获得解决。当时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该法原第13条被删除。在原第13条中这样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27年来,由于死刑复核权下放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以及不断增多的争议,让死刑复核权的回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回首死刑复核权的下放(1980～1983),争议(1996～1997),回归(2004～2006)3个主要阶段,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

下放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对于法律界而言,恢复秩序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7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中,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就在“两法”通过到施行的半年内,发生了几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1979年9月9日下午3时左右，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的交通民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方法不当，引起群众围观。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5个半小时之内,这些人攻击多名民警,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内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法律界称之为 “控江路事件”。它和同期发生在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类似案件一起,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催化剂之一。

于是,在《刑事诉讼法》刚刚施行了43天之后,1980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决定,在当年部分下放死刑复核权。次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延长了下放的期限：“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除了简化程序,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扩展。1981年和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前者加重了处罚,后者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修改确定为死刑。资料显示,中央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效率很高。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载,在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严惩经济犯罪决定之前的两个月,政治局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邓小平在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

按照1981年6月的决定,死刑复核下放的期限为1983年年底。但在那一年,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严打——使部分死刑复核权被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

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后来撰写文章,回忆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决策严打的过程。刘复之回忆:我是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回公安部的。在这前后几个月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如2月中旬的“二王”案件,5月初卓长仁等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不少地方还发生流氓团伙在大白天劫持强奸女青年，公开侮辱妇女，拦路抢劫和结伙打砸抢等恶性案件。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映强烈。

7月19日上午9时,我遵约到了北戴河小平同志住处。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我们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一个半月之后的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前者第1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又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后者将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这两个决定,后来在法律界称之为“从重从快”决定。以从重从快决定为标志,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复核权彻底下放给了地方。

“这两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要求实行速判快杀”,高铭暄说,“但3天就决定一条人命,未免在程序上流于草率。”

当时,中央内部也有些争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将贯彻执行中的一些问题、不正常状态比喻为“扭秧歌”。讨论时,一位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提出,应在从重从快前加上“依法”二字,获得中央首肯。

后来,随着毒品犯罪的迅猛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1年6月6日、1993年8月18日、1993年8月19日和1997年6月23日，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高级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

在下放潮流中,并非全部死刑复核权都下放给了地方。经济犯罪的死刑复核权,除了盗窃罪,其他复核权直到今日也没有下放。

据刘复之回忆,从1983年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3年、分3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在这场“严打”斗争中,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数以10万计,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万7千余人。

200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接收本刊采访时表示:各高级法院在根据授权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期间，总体办案质量是好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问题的是极个别的案件，绝大多数判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

争议

在1996年前的16年间,不少法律界的人士对死刑复核权下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经济犯罪死刑和外籍人士死刑的核准权仍在中央,意味着官员的死刑核准更为慎重,外籍人士享受着超国民的待遇。

为期3年的第一轮严打结束之后,中央内部开始出现主张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的声音。

1996年3月17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刑事诉讼法》除了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同时,原先的刑诉法第23条被修改为只能上不能下的“单向条款”: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同时,1983年的从快决定被废止。

既然刑诉法中再度明确了死刑复核权归属最高法,并且从快决定已被废止,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撰文表示,死刑复核权实际上已经被收归最高法。

一年半之后,事实证明陈卫东等学者的表述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下发《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维持了原来的死刑复核中央与地方分工的格局。此时,距离修订后新《刑法》、新《刑诉法》1997年10月1日的正式施行只剩下最后5天。

自那时起,关于死刑存废、死刑复核权回收的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学者意见不一”,刑法学专家高铭暄说,“但在死刑复核权回收问题上,学界意见高度一致。”

回收

回收的转机起始于十六大。

此前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虽然在报告中都提到了司法改革,但在十六大,这一提法被精进到了“司法体制改革”。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颇受鼓舞。

2003年5月8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小组成立,表明十六大的提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随后,到2004年年初,“两高”“两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都向中央递交了各自的体制改革报告。中央在一段时期后做出批复,排在第一位的改革就是死刑复核权的回收。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也在起草制定中,主张回收的意见是:回收于法理有据,不回收于法理无据。如果回收,对中国的法治形象、人权保护形象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以肖扬为首的最高法领导采纳了主张回收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反映给了中央。后来最高法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报告的提交与中央的一系列施政方针相吻合,“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推行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对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全面落实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的规定，也就提上了日程”。

在获得中央明确的肯定意见后,死刑复核回收被写进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至此,死刑复核回收已是箭在弦上。

在回收大局已定的局面下,以何种方式回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学界起初的意见是：设立大区法院。同时,大区法院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但是,“大区法院毕竟增加了一个级别,与近年来权力向上集中的趋势有所不同”。法律界的一位人士说。

调研过程中,肖扬将高铭暄请到办公室当面咨询。高明确回答:增设刑事审判庭的办法更为直接有效。

在前述最高法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最高法申请增加3个刑庭,加上原来的两个刑庭,共5个刑庭负责死刑复核。其中,有一个庭继续负责经济犯罪死刑的复核,其他4个刑庭分别分管其他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

针对10年前开始的争议中,涉及的最高法人员匮乏的局面,此番动用了两年的时间进行组织上的准备。首先,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其次,分两期培训了全国高、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和刑庭庭长600余人;第三,从各地分三批选调优秀刑事审判干部,从各高校新招录了一批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前,这些人已经陆续上岗。

2005年底,最高法下发通知,要求7月1日起，各地关于死刑二审案件必须全部开庭审理。而在这之前,80%的死刑二审案件没有开庭,广受诟病。“本来,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在事实上导致了死刑二审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程序上已经不够严密,如果案件再不开庭,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影响。”高铭暄说。

在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死刑复核下放的最后法理依据废止。至此,死刑复核回收进入到了最后的程序修订阶段。

最高法明确向本刊表示:死刑复核程序不是审判程序,而是救济程序。因此,复核死刑案件是对原审裁判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符合诉讼程序的书面审理，依法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原则上必须提讯被告人”，最高法副院长姜兴长语。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的,承办法官应当听取,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对下级人民法院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依据法律认真研究答复,并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死刑复核 篇4

一、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文化考察

纵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 传统文化思想对历代法律制度、司法实践有着复杂与深刻的影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死刑复核制度, 其设立与适用体现着以下几方面的政治文化思想。

(一) 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思想起源于西周。明德, 即倡导敬德、尚德, 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与保证。慎罚, 即刑罚适中, 罚当其罪, 避免波及无辜。慎罚是明德的具体落实。明德慎罚思想强调“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主张以王道、仁政感化百姓, 以德礼预防犯罪。综合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发展历程、程序设立及处理方式不难看出, 该制度的每一次变革皆伴随着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 明德慎罚思想乃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直接思想渊源。

(二) 皇权至上思想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亦深受法家权势独制思想的影响。法家主张“万乘之主, 千乘之君, 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势也, 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1]。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于皇帝, 皇权至上、皇权稳固方可令行禁止、厉行法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皇帝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审判权。自秦以降, 死刑复核制度的最后一道程序基本都是由司法官员将死刑判决上呈皇帝做终局裁决。无论各级官吏如何裁断, “死刑复核的终局决定大权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2], 未决犯的生死可谓系于皇帝一人。

(三) 仁政思想

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荀子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为使君王千秋万载, 一统天下, 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 避免滥施极刑。受此影响, 死刑适用数量往往是评价国家是否安定、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指标。统治者为安定人心、美化统治, 便通过死刑复核制度的设立来减少死刑的执行。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主要内容

盛极一时的隋朝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迅速灭亡给唐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震撼,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隋末法纪败坏、死刑滥用是导致隋朝“百姓怨嗟, 天下大溃”的重要原因。贞观5年, 唐太宗下诏:“凡有死刑, 虽令即决, 皆须五复五奏。”该诏书随后被编入《唐令》。纵观唐律, 除皇帝掌握最终复核权外, 刑部、门下省、中书省等机构也拥有法定的死刑复核权。完善的死刑复核制度使唐前期的死刑执行人数较之前朝大为减少。“德主刑辅”、“慎用死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前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一) 刑部复核

有唐一代, 地方各州县与大理寺审理的死刑案件皆归刑部复核, 在各州执行的死刑案件必须上呈刑部, 经过三复奏后方能执行。刑部在复审死刑案件中, 如查出错案或疑案, 均得驳回或复审, 刑部亦有权亲自审理。及至玄宗时期, 门下省与中书省也获得了死刑复核权, 但刑部的复核权并未被剥夺, 其在法定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二) 尚书省复核

唐朝初年的尚书省主要管辖狱讼事务。天下各道、州、县的死罪与流罪都须经其复核。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和左右丞都具有司法监督权。具体来说, 尚书左右仆射负责“冤滞大事”, 而左右丞则负责零碎事务。尚书省通过勾、判形式复核死刑, 对死刑案件发挥行政复核职能, 这是唐代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一环。但中唐以降的尚书仆射地位渐低, 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三) 中书省复核

中书省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书省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中书舍人承担的。中书舍人与御史、给事中共同组成“三司”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唐玄宗时期, 中书省开始分享刑部的复核权。宪宗元和十三年, 皇帝敕令凡刑部与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必须呈报中书省裁量。中书省的司法复核是皇帝掌控国家司法权的手段之一, 因此唐代多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曾强化中书省在案件复核中的作用。

(四) 门下省复核

门下省的主要职官为给事中。给事中有权对刑部、大理寺及御史台经办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审核。若给事中认为诸法司对具体案件存在定罪不准、量刑不确等失当情形, 有权援引适当的法规或案例予以驳回并要求重审。谏议大夫也是门下省的重要职官, 直隶于门下省, 有权参与死刑复核, 甚至有反驳皇命之例。开元二十五年后, 门下省对死刑案件的复核权逐渐强化。

(五) 皇帝复核

皇帝拥有国家最高司法裁判权, 自然也包括死刑复核权。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录囚。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时期曾多次“亲录囚徒”。通过“录囚”制度使不少死刑犯得以宽免。二是复奏。贞观初年, 太宗因一时之愤处死交州都督卢祖尚与大理寺丞张蕴古, 后太宗追悔莫及, 乃下旨设立三复奏制度, 随后又改为五复奏, 并编入律令。由此, 皇帝得以牢牢掌握死刑的终审权。三是直诉。群臣吏民可通过上表、邀车驾、击登闻鼓、立肺石四种方式向皇帝直陈冤情。

三、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特点

(一) 制度设计具有开创性

唐代首创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死刑案件通过三法司、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牵制, 对避免司法官员滥用职权、枉法裁断, 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积极作用, 这也是“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慎刑恤狱”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代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其后的宋、元、明、清等王朝的死刑复核程序皆以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为蓝本并有所创新。

(二) 复核形式具有科学性

唐代死刑复核制度采取直接言词原则, 司法官员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需要重新提审犯人, 获得犯人对于案件的口供。在押囚犯若有冤情可以向负责提审的司法官员当面陈述,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人的人身权利, 防止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司法官员亦可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察言观色与逻辑推理判断囚犯陈述的真实性, 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与执行的科学性。此外, 唐代律法还规定中央可以派遣司法官员到交通不便的省份进行提审, 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 防止冤假错案, 这一规定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 制度适用存在例外

《唐六典》规定对于杀人、谋反等重罪无须向皇帝复奏便可直接执行, 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在立法内容与司法程序中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危害其统治地位、利益的行为定然不会考虑人权与法制的可贵, 而是坚持快捕、快审、快决, 唯恐因此细故而使天下之“贼”群起仿效、危害江山社稷。安史之乱后, 大唐帝国由盛转衰, 藩镇割据。各藩镇在其治下滥用刑杀, 处决犯人皆以军法为凭, 朝廷无从管辖, 死刑复核制度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此为后话。

四、对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反思

(一)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

唐代的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昭示:死刑复核必须有其它机关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在案件的一审、二审中充分行使监督权, 但死刑复核程序缺乏监督亦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最终化为泡影, 为确保程序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复核程序中的检察院监督环节, 即最高检可以向最高院提出意见, 最高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过最高检。在笔者看来, 检察机关的职权可以适度扩大, 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可以到案件管辖地与案件发生地进行调查、提审, 可以要求省级与市级检察院予以协助, 做好相关证据的补充工作。最高检也应慎重对待其向最高院提出意见的权力,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执行死刑”或“不执行死刑”。

(二) 明确慎用死刑的法律精神

唐代设立的“三复奏”及“五复奏”制度是慎用死刑精神的具体体现。纵观人类古今往来, 慎用死刑是文明发展与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 当前的刑事立法、司法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若案件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存在瑕疵的, 复核机关自然应当进行纠正;但即使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瑕疵的案件, 复核机关也应当慎重对待, 若确实有必要执行死刑, 方可予以执行。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 死刑一旦予以执行便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结果, 因此不可不慎。

(三) 适度增加合议庭组成人员数量

死刑复核程序是被告人生命的最后防线,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死刑复核程序相较于其它审判程序理应更加严格。从唐代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不难看出, 唐代负责审理与复核死刑案件的司法官员数量较多。除中央司法官员外, 皇帝还有权干预案件的审理并最终决定是否予以执行。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案件由3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而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合议庭也由3人组成, 第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3人或5人组成。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需要进行改进, 可以规定一般死刑案件应由3名或5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若遇案情复杂或在地区甚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则应当由7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四) 规定合理的复核期限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均有审限规定, 但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审限则未作出规定。通常, “慎杀”原则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持续较长时间, 但若死刑案件久拖不决, 亦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法谚所云:“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笔者认为, 由于死刑复核程序不同于其它诉讼程序, 具有特殊性, 加之我国舆情复杂, 法院受媒体、行政机关影响较大, 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同时设置最短审理期限和最长审理期限。最短审理期限可设为3个月, 若遇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征求最高检及辩护律师的基础上适当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3个月。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可以让最高人民法院有充分的时间调查案件的过程、证据, 保证复核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 减少死刑案件的积压。

五、结语

自2007年1月1日起, 我国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是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巨大进步, 体现了现行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可以说, 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精华。深入研究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内容与思想, 定能为今后我国刑事审判与执行程序的改革、发展,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提供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人主>.

死刑复核 篇5

案件名称：钱桂红抢劫死刑复核案 一审法院：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复核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审判长：董保军 审判员：程永生 代理审判员：彭凌 书记员：刘念 裁判时间：2014.03.31 【有无律师】无

【关键词】抢劫杀人 碎尸分尸 死刑

【裁判要点】被告人钱桂红有预谋的抢劫杀人，事后并碎尸分尸，应当核准死刑。

【版权声明】摘自孙中伟著《最高法院死刑案例解读》（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中伟刑事辩护研究院努力提供最全面、最有深度的死刑案例解读的数据库、大数据，提供已出版的《死刑改判操作指引》、《死刑改判在最高法院》的大数据、数据库。我们既直接提供最专业的律师服务，律帅中伟精律师联盟也为当事人推荐各城市各专业的优秀联盟律师（联系我们：***）。

【裁判文书】

被告人钱桂红，男，汉族，1974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2012年10月11日被逮捕。现在押。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钱桂红犯抢劫罪一案，于2013年8月6日以（2013）浙嘉刑初字第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钱桂红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钱桂红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2013年11月27日以（2013）浙刑二终字第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依法讯问了被 告人。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确认：被告人钱桂红因欠债而预谋抢劫。2012年9月27日19时许，钱桂红以有一批次品羊毛衫欲处理和看货为由，打电话将被害人郑某某（殁年43岁）骗至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镇××村×××10号自己家中。待郑某某进屋后，钱桂红用事先准备的铅丝圈勒住郑某某颈部，致郑某某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钱桂红劫取郑某某现金1170余元、“OPPO”牌直板手机1部（价值180元），莫拉克牌两轮电动车1辆（价值1966元），又用菜刀、锯子等将郑某某尸体肢解并藏匿于二楼房间内。当晚，郑某某亲属报案后，公安人员在钱桂红家中发现了被肢解的郑某某的尸体，并将钱桂红抓获。

上述事实，有第一审、第二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从被告人钱桂红住处发现的被害人郑某某的尸块，现场提取的装有郑某某身份证、银行卡、现金的钱包和郑某某的血迹、郑某某的莫拉克牌两轮电动车、钱桂红的残缺血掌纹、作案用的铅丝圈、剪刀及沾有郑某某血迹的菜刀、锯子、胶带，从证人钱某甲处提取的钱桂红交还的郑某某被抢的手机，证人钱某甲、王某、钱某乙、钱某丙、钱某丁、钱某戊、李某某、杨某某等的证言，尸体鉴定意见、DNA鉴定意见、手印鉴定意见、价格鉴定意见、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手机通话清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钱桂红亦供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钱桂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钱桂红预谋抢劫，将被害人郑某某骗至自己家中杀死后劫取钱财并分尸，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刑二终字第98号维持第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钱桂红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本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律师解读】

一、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在抢劫过程 2 中杀死被害人，符合刑法规定的抢劫罪判处死刑的情形

被告人钱桂红因欠债而预谋抢劫。被告人以有一批次品羊毛衫欲处理和看货为由，将被害人郑某某骗至自己家中，用预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铅丝圈勒住郑某某颈部，致郑某某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劫取被害人相关财物据为己有。被告人钱桂红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人死亡的情形，对其按照刑法的规定判处死刑是恰当的。

二、被告人抢劫杀人后，残忍的进行了分尸行为，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钱桂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郑某某并劫取财物，随后又用菜刀、锯子等作案工具残忍地将郑某某尸体进行肢解并藏匿于自己家的二楼房间内。被告人抢劫并杀害被害人的行为已严重触犯刑法关于抢劫罪的相关规定，符合判处死刑的情形。而被告人在杀死被害人后，为隐藏其罪行，又残忍地分尸并藏匿尸体，由此可见，被告人钱桂红主观恶性极大、人身危险性严重、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并造成了严重的犯罪后果，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应依照刑法从严惩处。

等待女儿吴英死刑复核的93天 篇6

“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吴永正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

4月20日下午短短几小时里，他接了三十几通电话。电话轰炸使吴永正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激动。5年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更让他难以平静——等待死刑复核的93天里，这位始终在为女儿命运四处奔走的父亲见证了一场从吴英“死与非死”、“罪与非罪”到民营经济改革的争论。

“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自从5年前吴英被捕，坏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2012年1月18日，吴永正等来了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那一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这让吴永正一下又成为媒体焦点——法槌刚落，就有4家网站联系到吴永正，要为其开通微博。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则接着一个个记者打来的电话。那天夜里，这位律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

这篇文章被人们不断转发，网络上顿时掀起了一片声援吴英的浪潮。吴永正看着微博，一夜无眠。

第二天，他用“吴英的父亲”这个微博用户名发了一条微博，“我是位农民，文化水平低，不太会打字，让家人帮我代发，在这感谢这么多关注和支持我女儿吴英的朋友，再过三天就是春节，回想起庭上宣判时我女儿频频回头用无声的口型叫着爸爸，望着女儿消瘦的身子，我不禁老泪纵横。”

1月25日，大年初三，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大律师张思之，给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今年大年初八，吴永正到北京协助律师办理相关手续。他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区附近一个叫“法官之家”的招待所，每天只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吃上一盘炒饭。

他开始不停地见记者。据他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三百家媒体，“故事说了几百遍。

他把一份份复印的吴英案材料堆在房間里，来了记者就送上一份，几年下来，光复印费就花了6万块。

那时，吴永正对各路记者都很有耐心，来者不拒。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拯救女儿的机会。某时尚杂志来采访，问他“吴英是不是你女儿中最漂亮的”、“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发为什么由长变短”。他笑着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作用吗?”

多边的复杂博弈

在吴永正为了女儿四处奔走时，随着舆论发酵和众多群体神经被撩动，吴英案逐渐进入高层视野，案件背后开始呈现多边复杂博奕迹象。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1月6日在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总结经验明确方向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金融业的市场化前景，以及“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由于此时恰是吴英案争议白热化之时，此文一度被认为是高层对金融风险所作出的明确表态。

2月14日，最高法罕见地就某一案件表态一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就吴英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信号浮想联翩，但吴英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张雁峰却并未感到兴奋。他觉得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永正坐不住了，3月6日，他又到了北京。他仍然没法在看守所见到女儿，尽管死刑判决早已作出。

那一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向媒体开放。媒体的焦点始终指向吴英案。人大代表们被追问的问题不外乎：吴英该不判死刑?吴英案带来哪些启示?民间金融会改革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不得不表态：“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其实，吴英案早已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带上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就曾表示：“吴英案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紧迫性”，“判死刑是没道理的。”

并不满足的人们，开始期待最高层的声音。

3月14日的温家宝记者发布会上，当得到提问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志涛问：“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肖志涛早就知道温总理在很多场合已经回答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不管他给出怎样的回答，目的都达到了”。

果然，肖志涛感觉，“总理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温家宝的回答是：“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尽管总理始终并未谈及他“个人”对于吴英是否应该被判死刑的看法，但当时电视机前的一些法律界学者仍然感到：“吴英不会死了”。

“煎熬还在继续”

一周后，吴永正又一次前往北京。这是二审宣判后，他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前两次，他只拎了两塑料袋的材料，而这次，他干脆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除了关于女儿打官司的材料，还有几本跟吴英案有关的杂志。

吴永正对记者的耐心在逐渐下降，网瘾却越来越重。没事时，他就躲在屋里上网。春林借了一台电脑给吴永正，教他用五笔打“吴英案进展”5个字。吴永正每天就用这5个字在网上搜索到凌晨三四点，看到一点信息都会告诉周围的朋友。

春林试着转移吴永正的注意，尽量避开案情，聊其他话题，吴就变得挺有幽默感，但一回到案子上，他又立刻绝望了。“你安慰他，他说你骗他。”

3月18日，某微博认证用户发出一条微博：“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此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内，转发干余条。吴永正对这样的消息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已经不想猜了。”

直到确认这条消息属实之后，吴永正才在微博写道，“看到我女儿吴英死刑未核准并发回重审的消息了，总算松口气，但是紧绷的弦依然无法松，因为不知道最终的结果，煎熬还在继续!再次抱拳感谢大家!”接着是11个叹号。

最高法虽然驳回了吴英的死刑判决，但复核后依然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争论也并未因此停止。4月20日，“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北京大学的研究员薛兆丰就在微博上写道：“我对吴英案的3个观点：(1)反对极刑：(2)赞成给予民间融资更大自由；(3)认为吴英行为属于俗称‘庞氏骗局’的诈骗行为。”

薛兆丰反对将吴英当作“民间金融的代言人”，他认为：“在最高法复审期间，一些学者不仅辩护而且歌颂其行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惩罚反而鼓励吴英式的经营行为，那将是对诚实商人的羞辱，也是对正当民间融资的扼杀。”

矛头所向的另一边，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决定在案件重审阶段，仍坚持为吴英进行无罪辩护；而吴永正也同样坚信女儿无罪。对这位已经奔波5年的老人来说，在经历了等待“死刑复核”的漫长93天后，“煎熬还在继续”。(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死刑复核 篇7

关键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原则,制度

一、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概述

(一)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 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依法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表现方式。对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 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是这样规定的:“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从该条规定可以明确, 行使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其他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材料或者提出复核监督意见,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设立死刑复核检察厅作为行使死刑复核监督权的专门机构。1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对象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 监督方式是提出意见和通报结果, 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行使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一是宪法依据。《宪法》第129条、第135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两个条文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为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的确立提供法律依据。二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条、第240条第2款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两个条款是以一般法的形式为设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 通过这一规定, 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

(二) 确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的必要性

在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之前, 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应当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即是否应当设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这一问题, 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反对者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具有行使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职权, 只是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因此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无明确法律依据。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本身就是一种监督程序, 是对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案件进行复核, 也就是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监督, 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因此, 检察机关没有必要再一次介入到此程序中进行重复审查监督, 这样一来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而且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笔者赞同支持者的观点, 认为确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具有必要性, 意义重大。首先,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是坚持权力制约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按照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应该相互制约, 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 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走向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2因此,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可以对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起到监督制约作用, 监督法官公正司法, 不致滥用审判权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其次,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贯彻“减少死刑、防止错杀”死刑政策的重要表现。确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 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和减少死刑作用, 同时对法院复核死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 从而达到对审判活动的全程监督, 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人权之目的。

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中检察机关应当坚持的原则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作为监控国家权力 (审判权) 对生命权剥夺与否的最后一道关口, 对于保障犯罪人最根本的人权———生命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正确履行好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从制度上保证死刑裁判的慎重和公正, 因此, 检察机关在行使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 需要坚持公正、及时、全面审查、保障人权和减少死刑等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 履行好一个“把关者”的职责。

(一) 公正原则

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价值追求和与生俱来的内在品格, 是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源泉所在。3死刑复核活动是一项涉及基本人权特别是被告人的生命权等重要内容的专业活动, 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内容, 其诉讼结果将涉及到对被告人生命和财产的剥夺与否, 事关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人们对其公正的期望和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因此, 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必须坚持公正原则。

公正, 即公平、正义。公正的内涵十分丰富, 它涵盖了伦理、宗教、法律乃至哲学上的内容, 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公正原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 与“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一样, 很难对其进行全面性的概括, 我们只能通过列举一系列最低保障条款的形式来进行描述以及指导操作。检察机关在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 如何保证公正司法,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得到法律的同等对待。任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是最根本的公正标准, 即使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也必须获得法律的同等对待权利, 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时候, 不应当有偏私。2.保障被告人的陈述权, 积极听取意见。按照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 对当事人作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他的意见。也就是讲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3.回避。“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这也是最基本的正义,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与案件有关的人或者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人不得作为审判者或者其他可能对案件裁判有影响的决定者。4.实体与程序并重, 保障程序正义。程序公正是为了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5.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死刑案件作为最严厉的刑事案件, 获得一个法律业务水平较高的律师为其辩护和提供法律咨询, 对于死刑案件被告人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 原意是指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会计信息除了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可靠性外, 还应当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不及时的信息将使其有用性大打折扣, 甚至毫无价值。因此会计核算中必须做到及时记账、算账、报账。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其真实性、可靠性同等重要。如果将及时性原则引用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 所谓及时性原则, 是指现代刑事诉讼应当以正当、迅速解决刑事案件为目的, 不仅要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 而且要求高效、及时地执行刑事程序, 使案件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以实现诉讼的高效化。

法谚云:“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司法裁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司法裁判的结论必须是公正的, 而司法裁判的程序性也必须是公正的。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 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及时做出司法裁判并将这个裁判告知当事人。过迟做出裁判, 或者过迟告知当事人都是不公正的, 因此也是非正义的。正义本身就包含时效性, 迟到的正义对于渴求正义的人来说甚至是无意义的。4死刑案件5有其特殊性, 即不可恢复性。对于已经被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来说, 时间就代表生命。检察机关在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时, 应当注重提高效率, 及时介入到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案件程序中, 及时审查案件情况并提出检察意见。省级人民检察院对于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对被告人的死刑判决或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执行的死刑判决, 认为不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 应当立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省级检察院意见的, 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期间,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检察意见。

(三) 全面审查原则

全面审查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目的是由不同主体在不同审级中从不同角度对案件情况予以反复审查, 以纠正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 保证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实现案件的正确处理。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22条延续了全面审查原则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 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 一并处理。”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二审人民法院既要对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进行审查, 又要对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进行审查。既要从实体上审查一审判决的正确性, 又要从程序上审查一审法院审判活动的合法性。

全面审查原则应用到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程序中, 则是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过程中, 可以通过审阅案卷、讯问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等方式进行全面审查, 既要从实体上对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认定的事实是否准确、证据是否确凿以及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等方面进行全面监督审查, 也要从程序上对死刑复核活动进行监督, 对于法院在复核中存在的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以及办案过程中存在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检察意见。

(四)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 《宪法》第2章第3款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保障人权原则。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原则中也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中, 都必须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坚持统筹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6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纳入到刑事诉讼法中, 既是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贯彻, 同时,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和检察机关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都是在这次新修订刑诉法过程中增加进去的内容, 可以说,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的确立正是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立法文义上也有前后呼应之意。因此, 检察机关在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 必须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

我国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这表明我国人权保障开始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宣告:“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生命权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保障人权首先就要求对生命权给予最为严格的保护。对死刑案件而言, 必须确保剥夺生命权的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体现了国家对死刑适用的进一步严格化和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检察机关介入这一程序, 它的核心意义并非仅在于国家健全其权利保障体系的宣示性作用, 更在于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的切实尊重,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过程实施监督就是在监控国家权力对生命权剥夺与否的最后一道关口, 体现着对人的生命权的最终关怀。7

(五) 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原则

死刑作为一个最严厉的刑种, 是随着国家和法的产生所产生的,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 形成了今天的比较完备的死刑制度。保留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 反对多杀、错杀, 是党和国家对待死刑一贯的基本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 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 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81948年1月, 他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必须坚持少杀, 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 脱离群众, 陷于孤立。”9新中国成立后, 这些思想逐渐演变成为我国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并发展成为现在的“少杀、慎杀和防止错杀”、“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等死刑政策。

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正确贯彻了慎用死刑的原则, 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和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文明的不断发展, 刑事制裁中的轻刑化思想渐被人们接受。我国保留死刑是从现实国情出发, 根本目的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政治稳定,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 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也是死刑本身的要求。从2007年死刑复核权的回收, 到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的确立, 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 更好的保障人权。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 应当坚持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原则, 严格死刑的适用条件, 最终达到保障人权和限制死刑的目的。

三、结语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仍然属于一个新生事物。目前立法、司法机关并没有出台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相关解释或实施细则, 监督的方式、程序、效力等还无明确规定, 这项职权的充分行使还有一定难度。2012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委员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对行使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的职能部门、提出检察意见的情形和时间、省级检察院报告制度、当事人申诉、审查方式等作出规定, 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 检察机关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必将得到具体的落实。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公正、及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 坚决贯彻限制和减少死刑政策, 对死刑复核活动进行全面审查监督, 从制度上保证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的社会和法律价值的实现。

注释

11 死刑复核检察厅的前身是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 作为一个临时性内设机构负责死刑复核监督具体工作。

22 杨海峰:《以权利制约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载《科学社会主义》, 2012年第3期, 第53-54页。

33 童建明、孙谦:《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第45页。

44 廖曜中:《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载《出版参考:新阅读》2006年第12期, 第45-46页。

55 本文所称的死刑案件特指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不包括死缓案件。

66 李肇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7个具体规定中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载http://www.court.gov.cn/xwzx/yw/201203/t20120307 _172551.htm, 于2014年6月7日访问。

77 韩虹:《论死刑复核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 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9期, 第97页。

8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725页。

死刑复核 篇8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律师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

一、我国目前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

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死刑复核并不是审判程序, 而是一种内部行政审批程序。控辩双方基本无法介入, 法官以阅卷的形式审查案件, 在必要时提审被告人, 这种程序几乎是封闭的, 不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这种非审判性的诉讼程序使得律师的辩护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无法得到保障。

(一) 律师没有知情权

《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实证报告》显示:“律师无从知道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最高人民法院, 也无从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的哪位法官是该案承办法官。”如果律师通过信函或电话咨询的方式, 询问谁是承办法官, 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不允许对外透露”。

(二) 律师的会见权受限制

由于我们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未做到“人随案走”,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被告人往往还羁押在基层看守所中。如果律师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会见申请, 通常会因没有法律规定被驳回, 而如果律师能“搞定”被告人的在押单位, 就有机会见到被告人。

(三) 律师的调查取证难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律师一般都是从被告人家属处得知案件证据, 如果律师自己有能力调查取证, 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对其取证行为进行干涉, 但是律师如果能力不够, 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最高院也会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

(四) 律师阅卷难

如果代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律师是该被告人在先前程序中委托的律师, 那么律师对于案件的来龙去脉还算是比较了解, 如果该律师是刚刚接手案件, 那么想在最高人民法院调取案卷进行查阅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 律师提出辩护意见难

“按照正常的程序, 代理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想要见到承办法官来发表辩护意见, 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提出申请, 然后等待其通知。但是, 信访接待室每个人每个月职能登记约见一次, 在实践中, 律师经常遇到相关法官赴外地办案而无法接待的尴尬局面。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每周只有四天上班, 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 律师们只好排在长长的人群中耐心等待, 面见法官之路艰辛而漫长。由于正常程序通道不畅, 代理律师不得不“另辟蹊径”, 通过所谓的内部关系来联系承办法官。这无形中为司法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增大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1]律师即使有幸当面向承办法官表达意见, 通常也都是一种非正式的谈话, 甚至有时还会被电话谈话替代。[2]

二、死刑复核程序律师参与率低的原因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殊性”

最高人民法院现行的死刑核准程序不过属于多年来一直实行的行政化裁判方式的延续而已。这种裁判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 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即使听取检察官、辩护律师的意见, 也不会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 而往往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接待方式或者干脆采取审阅其书面意见的方式;即使在核准死刑裁判之前会见被告人, 也不会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 而只会采取秘密提审的方式;即使发现死刑案件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疑问, 也不会责令控辩双方在调查取证后当庭提交法院, 而是由法官进行单方面地“调查取证”, 并自行决定证据的取舍,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会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而是将有关问题和疑点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以求得到终局的裁判意见。[3]

(二) 缺失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的法律规定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公布的《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死刑复核诉讼活动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提到“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律师可否参加诉讼活动的问题, 法律没有规定, 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这样一个电话答复成为了长期阻碍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挥作用的绊脚石。虽然《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死刑案件复核期间, 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听取意见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并制作笔录附录。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 应当附卷。实践中, 司法机关似乎更喜欢以《电话答复》作为其办案依据。

(三)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辩护成本过高

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不仅仅要承担巨大的法律风险, 而且其收入也远不如非诉律师、经济案件律师。高风险和低收入成为了律师远离刑事案件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犯罪分子是人民的敌人, 帮助犯罪分子的人也是人民的敌人”思想, 刑事辩护律师在工作时会遇到很大阻力, 在生活中也会遭遇很多误解。

三、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有的地位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4]鉴于我国目前刑事案件中律师的作用由于种种阻碍无法完全发挥的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仅查阅诉讼程序中产生的种种书面材料往往不能够充分接触到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裁定并不能真正起到纠正错误的作用。虽然我国目前还不能进行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造, 但辩护律师了解审理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会见被告人、阅卷、调查取证并发表有效的辩护意见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应当在立法中得到体现。

四、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曙光

2012年3月14日, 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四章对于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了专章规定, 其中第24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应当讯问被告人,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 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被告人能否得到律师的帮助, 对于法官能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重要的影响, 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必须询问被告人。由于被告人往往不具备为自己辩护的能力, 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关时又经常会因为紧张而无法正常表达意愿, 因此这一诉讼阶段的被告人同样需要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否则强大的国家机关和弱势的被告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会显得过于悬殊, 这种对峙产生的法律结果显然是缺乏公正性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如果辩护律师提出了要求, 法官就必须听取辩护意见, 这一规定意味着, 在将来的死刑复核程序中, 律师应当有合法的渠道得知审案法官的基本信息, 否则律师将失去提出辩护意见的对象;同时, 应当存在特定的途径使得律师发表的辩护意可以无障碍地传递给法官, 确保法官能够接触到辩护意见并在裁定过程中对辩护意见进行审核。

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担忧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表明了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 但其中仍然缺少律师辩护权的各种明确规定。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也有过与新《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类似的规定, 但正是因为缺乏对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 实践过程中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最终的裁定结果更多的显现出一种无奈。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关于死刑辩护的相关问题上稍有涉及, 但是辩护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 其行使方式和实现途径以法律明示规定为前提, 否则, 抽象的权利不仅无法明确其内容、范围和行使方式, 也会因义务主体的模糊导致权利保障的障碍。[5]

律师如何知悉死刑复核案件的办案人员?在办案时究竟有没有知情权、会见权、阅卷权?对于这些权利的行使有哪些限制?新《刑事诉讼法》对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进行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能不能真正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挥作用, 仍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真正希望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可以发挥其应有的辩护作用, 那么在司法解释中就必须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出具体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必须“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 这里法官仅仅通过阅卷或者会见律师做到“听”辩护意见还远远不够, 重要的是法官对于辩护意见究竟“取”了多少?如果法院只是走程序接收了律师的辩护意见, 但是在裁定案件的过程中完全不考虑律师的意见, 法律对于这种行为又该如何制约?笔者认为, 法院最终的裁定书中必须对合议庭是否采纳律师的意见以及原因进行说明。只有这样, 法官才能证明自己的“自由心证”过程是结合了案件事实和律师意见的,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裁决才是真正公正无误的。也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真正发挥保护被告人权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明.死刑复核律师遭遇程序困境[J].瞭望东方周刊, 2009-11-10.

[2]高咏.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律师[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8) .

[3]陈瑞华.通过行政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查[J].法商研究, 2007 (4) .

[4]谢柯.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现状与未来[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2011.

死刑复核 篇9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后，死刑复核程序受到高度关注，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构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在死刑复核程序上，新刑诉有了很大进步，体现在增加了律师在该程序中的权利，检察院的参与监督权等方面，但是仍存在缺陷，本文主要从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角度加以检视和讨论。

一、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缺陷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念是相契合的，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刑事诉讼法》这一进步为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司法活动中要改变过于注重惩罚犯罪而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的现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指导。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体现了遵循国际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要求，正义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不但要追求实体正义更要注重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保障，只有程序和实体都实现正义才能够实现法益价值。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也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辩护权缺乏保障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可知，新刑诉增加了律师的辩护权，但是对辩护律师如何行使权力缺少具体规定，没有对律师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以及律师如何提出意见等内容做出规定，这使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缺乏保障，限制了律师的作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体现，但是该规定仅适用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以及一、二审程序，而未规定可以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很多无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被告人，使的现实中很多被告人的死刑救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这一情况，立法要完善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和具体救济制度。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有助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实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于保证死刑适用的公平性有很大作用。

笔者认为，新刑诉对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的增加，使该程序开始呈现诉讼化，但是对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做具体的规定，这就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实现，所以有必要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构建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制度就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帮助被告人实现死刑救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死刑被告人的权利救济，维护其在死刑犯复核程序中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新刑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追求。

2.启动方式行政化，审理方式过于单一

在启动方式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是自动启动的，即判处死刑的案件自动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不需要被告人的申请。可见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无法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并且这种启动模式极易导致案件久而未决，办案效率大大降低，被告人很难得到救济，很难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在审理方式上，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官不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只是通过阅卷审核，对一审、二审中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问题进行阅卷，如果发现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问题，只由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法官调取核实证据，而不让控辩双方举证质证，仅凭法官调取的证据认定事实，做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发回重审的裁定。

3.检察机关监督存在问题

在死刑复核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意见，复核结果也要通知最高检知晓，这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参与死刑复核程序，享有参与权和知晓权，但是对最高检如何具体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还不明确。首先“可以”二字使得该项监督权变得可有可无，什么情况下可以或者不可以参与，怎么参与，如何提出意见以及可以提出何种意见都没有解释。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通知检察院以及期限问题都没有相关规定，这样即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形式上具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但是缺少具体实施的程序规定。

综上，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得到完善，但是上述现状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在复核死刑案件时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无法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以期能实现死刑的公平正义价值。

二、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再改革的努力方向

1.保障辩护人的权利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享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但是对死刑复核期间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若辩护律師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就很难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在死刑复核阶段应该至少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的权利。这是因为，其一，在实践中律师很难得到案件的全部案卷，这就使得律师很难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掌握案件在事实和法律方面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无法真正帮助被告人争取权利。其二，要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辩护律师就应该享有调查取证权，就要限制最高院的庭外调查取证权，以致来实现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只有切实保障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才能使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实现，才能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

2.启动方式多元化，完善复核方式

结合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方式的单一性，有必要改革该程序的启动方式，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报告人的权利和利益。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移送死刑案件，不考虑被告人的意愿以及控辩双方争议的内容，死刑案件自动提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对此有学者认为应给与死刑案件被告人死刑复核程序的申请权，可以采取职权性与权力性相结合的启动方式。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启动，不符合司法的被动性，所以听证程序的启动应以控辩双方的选择为标准。笔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不能单单由法院主动启动，应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对于死刑案件的复核方式我国采用的是书面审里的方式，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主张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审判方式，也就是通过立法设定一个标准，将移送复核的死刑案件分为“可书面审理”和“必须开庭审理”两类，提高死刑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参与，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对于保障死刑案件的公正是大有裨益的。

3.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

新刑诉对最高检察院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无疑为最高检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检察院在一审和二审中充分发挥了控诉和监督职能，在对死刑案件复核中检察院更应当介入，监督最高院审查（下转第64页）（上接第62页）复核死刑，充分发挥检察院的监督职能。这样有利于监督和制约法院的审判活动，纠正程序中的错误，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实现。要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就必须完善该项权利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如何提出意见，能提出什么意见等问题，法律都要做出规定，这样才能保证该项权利不是一纸空文。

综上，死刑复核程序关乎被告人的生命，只有对上述缺陷的完善才能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实现实体和程序的正义，保障被告人的死刑救济权利。这也是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完善构建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刘世友.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应享有律师辩护权[J].法制与社会，2012，（2）.

[2]彭程.完善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点思考——以《刑事诉讼法》（修正）为背景[J].泰山学院学报，2013，（3）.

[3]陈卫东.刑事诉讼程序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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