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制度

死刑制度（共12篇）

死刑制度 篇1

死刑复核制度是死刑执行的前置程序, 是刑事司法中的一项特殊制度, 其本质是一种审判程序。我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慎刑”思想在司法程序中的体现, 考察我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探究其共同特点,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捍卫法制的尊严。

一、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文化考察

纵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 传统文化思想对历代法律制度、司法实践有着复杂与深刻的影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死刑复核制度, 其设立与适用体现着以下几方面的政治文化思想。

(一) 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思想起源于西周。明德, 即倡导敬德、尚德, 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与保证。慎罚, 即刑罚适中, 罚当其罪, 避免波及无辜。慎罚是明德的具体落实。明德慎罚思想强调“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主张以王道、仁政感化百姓, 以德礼预防犯罪。综合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发展历程、程序设立及处理方式不难看出, 该制度的每一次变革皆伴随着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 明德慎罚思想乃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直接思想渊源。

(二) 皇权至上思想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亦深受法家权势独制思想的影响。法家主张“万乘之主, 千乘之君, 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势也, 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1]。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于皇帝, 皇权至上、皇权稳固方可令行禁止、厉行法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皇帝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审判权。自秦以降, 死刑复核制度的最后一道程序基本都是由司法官员将死刑判决上呈皇帝做终局裁决。无论各级官吏如何裁断, “死刑复核的终局决定大权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2], 未决犯的生死可谓系于皇帝一人。

(三) 仁政思想

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荀子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为使君王千秋万载, 一统天下, 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 避免滥施极刑。受此影响, 死刑适用数量往往是评价国家是否安定、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指标。统治者为安定人心、美化统治, 便通过死刑复核制度的设立来减少死刑的执行。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主要内容

盛极一时的隋朝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迅速灭亡给唐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震撼,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隋末法纪败坏、死刑滥用是导致隋朝“百姓怨嗟, 天下大溃”的重要原因。贞观5年, 唐太宗下诏:“凡有死刑, 虽令即决, 皆须五复五奏。”该诏书随后被编入《唐令》。纵观唐律, 除皇帝掌握最终复核权外, 刑部、门下省、中书省等机构也拥有法定的死刑复核权。完善的死刑复核制度使唐前期的死刑执行人数较之前朝大为减少。“德主刑辅”、“慎用死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前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一) 刑部复核

有唐一代, 地方各州县与大理寺审理的死刑案件皆归刑部复核, 在各州执行的死刑案件必须上呈刑部, 经过三复奏后方能执行。刑部在复审死刑案件中, 如查出错案或疑案, 均得驳回或复审, 刑部亦有权亲自审理。及至玄宗时期, 门下省与中书省也获得了死刑复核权, 但刑部的复核权并未被剥夺, 其在法定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二) 尚书省复核

唐朝初年的尚书省主要管辖狱讼事务。天下各道、州、县的死罪与流罪都须经其复核。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和左右丞都具有司法监督权。具体来说, 尚书左右仆射负责“冤滞大事”, 而左右丞则负责零碎事务。尚书省通过勾、判形式复核死刑, 对死刑案件发挥行政复核职能, 这是唐代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一环。但中唐以降的尚书仆射地位渐低, 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三) 中书省复核

中书省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书省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中书舍人承担的。中书舍人与御史、给事中共同组成“三司”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唐玄宗时期, 中书省开始分享刑部的复核权。宪宗元和十三年, 皇帝敕令凡刑部与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必须呈报中书省裁量。中书省的司法复核是皇帝掌控国家司法权的手段之一, 因此唐代多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曾强化中书省在案件复核中的作用。

(四) 门下省复核

门下省的主要职官为给事中。给事中有权对刑部、大理寺及御史台经办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审核。若给事中认为诸法司对具体案件存在定罪不准、量刑不确等失当情形, 有权援引适当的法规或案例予以驳回并要求重审。谏议大夫也是门下省的重要职官, 直隶于门下省, 有权参与死刑复核, 甚至有反驳皇命之例。开元二十五年后, 门下省对死刑案件的复核权逐渐强化。

(五) 皇帝复核

皇帝拥有国家最高司法裁判权, 自然也包括死刑复核权。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录囚。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时期曾多次“亲录囚徒”。通过“录囚”制度使不少死刑犯得以宽免。二是复奏。贞观初年, 太宗因一时之愤处死交州都督卢祖尚与大理寺丞张蕴古, 后太宗追悔莫及, 乃下旨设立三复奏制度, 随后又改为五复奏, 并编入律令。由此, 皇帝得以牢牢掌握死刑的终审权。三是直诉。群臣吏民可通过上表、邀车驾、击登闻鼓、立肺石四种方式向皇帝直陈冤情。

三、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特点

(一) 制度设计具有开创性

唐代首创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死刑案件通过三法司、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牵制, 对避免司法官员滥用职权、枉法裁断, 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积极作用, 这也是“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慎刑恤狱”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代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其后的宋、元、明、清等王朝的死刑复核程序皆以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为蓝本并有所创新。

(二) 复核形式具有科学性

唐代死刑复核制度采取直接言词原则, 司法官员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需要重新提审犯人, 获得犯人对于案件的口供。在押囚犯若有冤情可以向负责提审的司法官员当面陈述,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人的人身权利, 防止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司法官员亦可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察言观色与逻辑推理判断囚犯陈述的真实性, 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与执行的科学性。此外, 唐代律法还规定中央可以派遣司法官员到交通不便的省份进行提审, 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 防止冤假错案, 这一规定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 制度适用存在例外

《唐六典》规定对于杀人、谋反等重罪无须向皇帝复奏便可直接执行, 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在立法内容与司法程序中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危害其统治地位、利益的行为定然不会考虑人权与法制的可贵, 而是坚持快捕、快审、快决, 唯恐因此细故而使天下之“贼”群起仿效、危害江山社稷。安史之乱后, 大唐帝国由盛转衰, 藩镇割据。各藩镇在其治下滥用刑杀, 处决犯人皆以军法为凭, 朝廷无从管辖, 死刑复核制度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此为后话。

四、对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反思

(一)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

唐代的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昭示:死刑复核必须有其它机关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在案件的一审、二审中充分行使监督权, 但死刑复核程序缺乏监督亦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最终化为泡影, 为确保程序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复核程序中的检察院监督环节, 即最高检可以向最高院提出意见, 最高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过最高检。在笔者看来, 检察机关的职权可以适度扩大, 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可以到案件管辖地与案件发生地进行调查、提审, 可以要求省级与市级检察院予以协助, 做好相关证据的补充工作。最高检也应慎重对待其向最高院提出意见的权力,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执行死刑”或“不执行死刑”。

(二) 明确慎用死刑的法律精神

唐代设立的“三复奏”及“五复奏”制度是慎用死刑精神的具体体现。纵观人类古今往来, 慎用死刑是文明发展与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 当前的刑事立法、司法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若案件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存在瑕疵的, 复核机关自然应当进行纠正;但即使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瑕疵的案件, 复核机关也应当慎重对待, 若确实有必要执行死刑, 方可予以执行。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 死刑一旦予以执行便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结果, 因此不可不慎。

(三) 适度增加合议庭组成人员数量

死刑复核程序是被告人生命的最后防线,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死刑复核程序相较于其它审判程序理应更加严格。从唐代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不难看出, 唐代负责审理与复核死刑案件的司法官员数量较多。除中央司法官员外, 皇帝还有权干预案件的审理并最终决定是否予以执行。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案件由3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而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合议庭也由3人组成, 第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3人或5人组成。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需要进行改进, 可以规定一般死刑案件应由3名或5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若遇案情复杂或在地区甚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则应当由7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四) 规定合理的复核期限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均有审限规定, 但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审限则未作出规定。通常, “慎杀”原则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持续较长时间, 但若死刑案件久拖不决, 亦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法谚所云:“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笔者认为, 由于死刑复核程序不同于其它诉讼程序, 具有特殊性, 加之我国舆情复杂, 法院受媒体、行政机关影响较大, 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同时设置最短审理期限和最长审理期限。最短审理期限可设为3个月, 若遇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征求最高检及辩护律师的基础上适当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3个月。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可以让最高人民法院有充分的时间调查案件的过程、证据, 保证复核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 减少死刑案件的积压。

五、结语

自2007年1月1日起, 我国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是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巨大进步, 体现了现行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可以说, 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精华。深入研究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内容与思想, 定能为今后我国刑事审判与执行程序的改革、发展,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提供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人主>.

[2]陈高峰.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考察与借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5) :218.

死刑制度 篇2

死刑是刑罚制度中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从古到今，“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5个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人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未来对死刑政策的抉择应该是通过立法、司法及程序上的控制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实行“少杀”政策，进一步严格控制死刑并最终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

一、世界各国死刑制度目前的发展状况

论死刑改革制度 篇3

关键词：死刑改革制度；刑法修正案；完善；建议

一、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现状

（一）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我国各种刑法规范中可判处死刑的具体犯罪达72种之多。在

1997年3月修订刑法典时，我国立法机关在死刑问题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并且有意识地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但是，现行刑法典的总则中严格控制死刑的整体思路与分则中存在的众多死刑罪名的立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在1997年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制定并颁布了8个刑法修正案。其中，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并且在刑法典第49条增加1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创造制度和法律条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他立法活动中也表明了对死刑制度立法改革的基本态度。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该批准活动意味着我国正式承认了该条约中关于引渡请求方不判处被引渡人死刑或者不执行死刑的量刑承诺。另外，中国与法国于

2007年3月20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引渡条约》同样也约定，任何与死刑有关的案件将不会适用该引渡条约。由此可见，中国在与引渡有关的死刑适用问题上采取较灵活的态度。

总之，国家立法机关在1997年10月1日现行刑法典实行之后所作的修正和补充，贯彻了“严格控制死刑、减少死刑适用”的政策，体现了我国在刑事立法中不扩张死刑罪名的立法态度，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

（二）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组织法）的决定》在2007年1月1日实施后，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中国死刑适用的标准更加统一，判处死刑的案件也得到了减少。因为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命权，适用死刑必须谨慎。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确保了死刑案件的质量。

此外，为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机关在死刑的适用标准上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和探索，力求统一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严格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对全部死刑罪名作出严格、全面的适用规定，这些仍需要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二、死刑制度的完善与建议

（一）规范死刑的适用情形。 刑法中关于适用死刑的条件，第四十八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司法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学习有关的刑罚规定，从宏观上把握总则中“罪行极其严重”、“罪大恶极”的死刑适用标准，坚持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相统一的原则，使死刑的适用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结果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相适应。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分析、理解并掌握分则中规定的“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抽象、概括的限定条件。这样可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执行刑罚的规定。对于不需要立即执行死刑的，要加大立法进程，多出台一些司法解释，更好的规范死刑制度。

（二）完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制度。在刑罚方法上进行改革，综合分析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冲突。例如，可以将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提高到30年或40年，可以针对无期徒刑设立新的刑罚档次，类似于在死刑下面设立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不准假释的无期徒刑，或者服役超过30年或40年的假释，同时进一步加强死刑的程序立法，确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落到实处，严格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应用，争取在符合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既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又符合非杀不可。否则就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有立功表现的可判为无期徒刑，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判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存在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但是在保留死刑制度的同时，必须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充分保障人民的生命权。目前，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步入了正轨，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也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随着刑事司法国际化的深入，从我国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来看，可以预见我国死刑制度会更加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刘仁文.《死刑限制及其路径》[J].《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对照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死刑制度 篇4

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的这段时间, 出现了诸如赵作海案, 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 极大刺激社会公众原本就敏感的神经, 公众甚至对我国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鉴于此, 最高法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地方高院的死刑复核权。随着最高法将死刑核准权从地方高院手中收回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方面的改革的进行, 一些表层的制度构架似乎发生了变化, 但是深层次的体制设计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即延续千年的司法裁判行政化趋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具体来说, 就是最高法院现行的死刑核准程序仍旧是延续了司法裁判行政化的历史传统, 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化的复核方式。这种裁判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秘密、书面和间接的阅卷工作, 对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判进行“复审”。

死刑复核权在收回最高法之前的方案讨论中, 主流观点是希望控辩双方都可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由法官作为独立第三方进行审核, 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唯一被吸收的就是最高法死刑复核期间律师可以介入, 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向承办法官表达自己的意见, 仅此而已, 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程序律师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操作, 最高法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一般无需听取检察官或者辩护人的意见, 更不需要在法庭上公开进行, 而直接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接待或者直接审阅案卷笔录。在对待被告人权利方面则采用秘密提审的方式, 而不是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即使在书面审查的过程中发现死刑复核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方面问题, 最高法一般由法院自己去调查取证, 不会要求控辩双方再调查取证, 因为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而是将有关问题和疑点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以求得到终局的裁判意见。很显然, 这种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 缺乏完善可靠的质证过程,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死刑复核程序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利益。[1]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萌芽于两汉时期, 正式确立于北魏, 发展完备于唐。唐律除了设立专门司法机关复核外, 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制度, 最典型的是由中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会同复核的审判制度———三司推事制。三司推事制可以分为大三司使和小三司使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遇有死刑案件或者重大疑难案件时, 由皇帝召集三司委派大理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共同复核。[2]另一种形式是由三司委任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司官共同复核。[3]贞观三年, 唐朝统治者制定九卿议刑制。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下大辟罪,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 庶免冤滥。”[4]九卿会审在当时的法制体系下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避免冤假错案的作用。

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 是唐朝统治者在礼法结合、慎重行刑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首创的三司推事制度虽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设立, 但对于我们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设计仍然存在借鉴意义。首先, 大三司推事和九卿会审制度的设计中, 规定死刑复核案件由三法司或者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严防官员得威擅势, 避免单个审判机关滥用权力, 草菅人命。会省制度发展愈加完备, 各司法机关的权力也就因互相牵制而不断削弱。我国自从07年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之后, 全国的死刑复核案件复核便全部收归最高法院单独行使, 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规定, 最高法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死刑复核的裁判过程, 也没有健全的与之相制衡的监督机制, 这样便使得最高法院完全独立行使复核权, 这显然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次, 唐朝死刑复核制度重视直接言词审理的原则, 在复核程序中往往要求亲自重新取得囚犯的口供, “小三司推事”就是言辞审理的典型。对交通不便的地方中央可以派司法官员直接到案件所属省份提审, 复核案情, 防止冤假错案。反观我国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一般不提审被告人, 而采用直接阅卷定案, 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往往会比侦查、审判程序要“高效”的多。虽然效率很高, 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按照这种程序操作将死刑复核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置于走形式走过场的尴尬境地。

我国古代死刑复核, 即使也存在书面审理, 但统治者往往更注重言词审理原则的运用, 即使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明德慎罚。从汉代的帝王亲自录囚, 到明清时期的会省制度, 司法复核机关往往亲自临狱, 当面审问案犯, 尽量避免错杀无罪者。即使朝代更替, 言词审理作为死刑复核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且被世代沿袭并逐步完善。在现行制度下, 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人员在发现案卷有疑点时, 可以从古代法制中找寻方法, 针对押解案犯不便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派遣司法工作人员到案件所在地调查复核的方式, 或者可以采取设置巡回法庭的方式, 虽然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与被告人的生命相比而言, 把死刑复核程序落到实处, 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审阅案卷便可以一棰定生死的状态, 才更值得提倡。

三、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借鉴

清朝的审判制度中, 秋审制度是最有特色的。秋审制度集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大成, 是明朝朝审和会审制度的延续与发展, 是封建历代会审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体现。秋审是对各省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 秋审程序有三:首先是地方秋审程序。各省在前一年已早做准备, 一般规定5月中旬前必须上报;其次是刑部各司之秋审程序。各司“看详”后汇总造册;再次是秋审大典。秋审大典过后, 刑部领衔以全体官员名义向皇帝具题。朝审是对京师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程序。朝审是将监候犯人押解至当场审录, 审录完结后呈报皇帝裁决。秋审中对于情实犯则按照秋审还是朝审分别的处理, 秋审情实不复奏, 皇帝勾决后立即执行;朝审情实则需三复奏, 以此来体现对京师案件的慎重。从本质上说秋审制度标榜慎重行刑, 加强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有利于平反冤案, 及时修正立法与统一执法。繁复严谨的复核程序加上治理官吏的重刑主义, 使得一般司法官员在日常决议断罪中不敢草菅人命。每年开展秋审对加强中央和地方司法的沟通, 及时修正立法与执法的统一。

秋审制度作为封建死刑复核制度的集大成者, 在以下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首先, 死刑复核的过程必须受到有效监督。秋审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防止冤假错案, 但是秋审毕竟是以维护封建皇权为目的, 生杀大权必定是由皇帝掌握, 且秋审沿袭了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 因此清王朝的秋审制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司法监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体系, 在完善死刑复核制度过程中, 我们需要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工作, 否则会导致权力滥用, 司法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根除的局面。纵观当今世界, 各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 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 盲目学习“三权分立”下的权力制衡, 我们应该从立法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同时, 更应该强调从体制设计上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和细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 确保司法权正确行使, 防止独断专行, 枉法裁决。

其次, 我们可以借鉴秋审制度的审判机构设置, 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为防止地方机关擅权, 秋审繁复的程序、隆重的典礼使一般官吏在日常司法中不敢视人命如草芥, 进一步增加死刑案件的严肃性和透明度, 同时也加强地方司法机关和中央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的交流, 确保死刑适用的准确无误。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 死刑复核程序相对来说是较为封闭的, 死刑复核权主要掌握着最高人民法院手中, 除了辩护律师有一定的参与权外, 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司法民主是我国立法司法所坚持的原则, 所以在死刑复核制度设计上应当让辩护律师, 最高检和被害人共同参与, 保障诉讼主体的参与权, 维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的言词权, 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作用。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 使其从封闭性走向开放式, 让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辩护律师再一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和辩论, [5]这样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同时, 开放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保证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的初步考察[J].法商研究, 2007 (4) .

[2]嵇璜, 刘墉.续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95.7.

[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3.59.

[4]刘昫.旧唐书·刑法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38.

死刑制度 篇5

2005年12月22日，由省法院提议，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在广东省法官学院召开了配合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由省法院陈华杰副院长主持，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委政法委、省人大也应邀派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7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就今年上半年做好我省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2006年上半年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通知的要求，并考虑到我省当前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受各方面条件制约，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会议讨论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二审正在办理的被告人被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案件，具有如下情况的，应开庭审理：一是被告人上诉否认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作无罪辩护的;二是被告人上诉提出新的检举揭发或者新的事实和证据，需要查证认定的;三是被告人上诉证明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矛盾的;四是被告人上诉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五是二审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开庭审理的。

二、关于公诉人、辩护人阅卷问题。根据刑诉法以及两高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之日起三日内通知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到法院查阅案卷，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考虑初始阶段开庭量大，受人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变通执行。

三、关于开庭时间确定问题。会议认为，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检察院自接到阅卷通知之日起七天内，阅卷完毕可以开庭审理的，法院按照正常程序确定开庭时间，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前通知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检察院在七天内尚未阅卷完毕而申请延长阅卷时间的，应当书面告知法院，法院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及有关羁押部门，并说明原因。检察院阅卷完毕后，法院应及时确定开庭时间，并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对阅卷期间作出必要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作适当回应。

四、关于二审庭审程序问题。考虑二审庭审与一审庭审不同，应有所区别和侧重点，为了充分发挥二审庭审功能，提高诉讼效率，会议决定，二审庭审在参照一审庭审有关程序，全面核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同时，应突出重点。对于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二审不再一一详细举证、质证、认证，只作必要的说明即可。法庭调查的重点应当针对上诉或抗诉理由，尤其是有异议的重要事实和证据，确保查清事实。会议还认为，各职能部门应当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以及相关工作作出明确的规定，以规范二审庭审工作，提高庭审效率和质量，确保案件质量。

五、关于检举揭发等有关事实、证据的查证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提出检举揭发、身份年龄、立功自首等事实和证据问题，而这些事实和证据问题的查证工作不但直接影响到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会议决定，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案件二审期间提出的检举揭发、身份年龄以及新的事实证据等问题，检察机关或者侦查机关应当在开庭前进行查证，以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在庭审期间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问题，需要补侦补查的，法院应当休庭并决定延期审理，待检察机关或侦查机关查证后，再另行确定开庭时间。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要对查证期间作出相应的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有适当回应。

六、关于指定辩护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必须依法予以保障。尤其是被告人被一审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二审案件，法院必须依法为其指定辩护人。会议决定，对于一审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后三日内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判决书副本送交省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指定辩护通知后三日内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并函告法院。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指定辩护律师应当在指定辩护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法院在宣告判决后，应当及时将裁判文书送达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指定辩护律师等诉讼参与人。

七、关于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会议初步确定了“谁取证，谁落实”的原则。控辩双方对于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当于开庭五日前将有关证人、鉴定人的身份、住址、通讯处等情况提供给法院，法院在开庭三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有关证人、鉴定人，并告知控辩双方，原则上由控辩双方分别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事宜。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由法院直接通知出庭，必要时可请控辩双方或证人、鉴定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协助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有关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八、关于庭审所涉及的押解、安全警戒问题。鉴于我省实行分押制度，相当一部分死刑案件需要在关押地开庭审理，为了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二审开庭可以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押解被告人以及协助做好庭审安全警戒事宜，确保庭审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会议认为，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是严格执行刑诉法、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政法各家务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及时研究解决二审开庭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死刑案件质量。

参加会议人员：

省政法委：林仕权

省人大内司委：褚国祥、陈增荣

省法院：陈华杰、刘春龙、赵小莉、霍敏、陈超、罗少雄、王在魁、时磊、李忠铭、陈小飞、陈学勇、刘旭烜

省检察院：徐新励、董兆玲、杨志刚、彭章波、沈丙友、吴铭来、陈思聪、王霞

省公安厅：杨江华、黄培富、林秀明、黄雯钊

省司法厅：马军港、杨锡武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 篇6

关键词：死刑制度；人道主义；存废；建议

当今时代背景下，死刑已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死刑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衰弱，世界各国废除死刑已是大势所趋。当今，我国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死刑保留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向轻刑化发展以及对死刑的慎用态度，学术界对死刑的存废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息。

一、死刑制度的概述

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其中废止所有犯罪死刑的国家多达92个，废止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为10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为36个，即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已多达138个，截止2014年，世界上已有98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35个事实上废除死刑，7个基本废除死刑。目前，我国在刑法的规定和实践中仍然存在死刑这一处罚方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死刑适用国之一。但是，死刑的存废之争在界内一直此起彼伏，各个学者对此莫衷一是。

我国死刑的渊源追溯到古代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国的死刑源于原始社会的“食人”习惯，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死刑源于战争中的冲突和暴力行为，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认为死刑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死刑在不同时期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发挥着重要作用。死刑经历了从奴隶社會时期种类多、刑罚重、酷刑严苛到受封建社会中后期“德主刑辅”思想影响下呈现轻刑化的变化到清末明清时期受西方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影响，死刑制度也开始转向非残酷化发展，至此，我国死刑制度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多样性到统一性的变革和发展，并成为我国现在执行死刑的唯一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刑法典，对于死刑的规定仅见与几个单行法中，主要是对反革命罪的规定。1979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刑法典的形式对一切死刑罪名予以规定。这一时期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为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单行刑法保障社会秩序。自新刑法颁布实施后没有再增加死刑罪名，贯彻“慎杀、少杀”政策，顺应时代发展和根据社会防控的需要做出调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废除了13个死刑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删减了9个死刑罪名。

二、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议

死刑自出现以来，一直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最严厉和最重要的工具，从来没有人去质疑死刑应该存在这个“真理”。直到贝卡利亚于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第一次以系统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对死刑的依据与合法性的质疑，这本书发行以后就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死刑是否侵犯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死刑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等问题上。这一争论波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涉及到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以至哲学等学科领域。

1.对于死刑应当保留的理论支持

我国学者中支持死刑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认为死刑的保留符合民意的要求。苏力教授认为复仇是人的本性，中国人民信仰杀人者必偿命，这种朴素的正义感表达了对生命权的捍卫和对奸恶进行严惩的要求。立法者应该考虑民众的意志，而非以法学家居高临下的态度出发，认为民意是影响死刑立法改革进程的重要社会因素。

（2）认为死刑符合刑罚的目的。惩治极端的犯罪行为和广大公众安全性的需要。高铭暄教授就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很多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危害人身和公众生命安全的犯罪，只有死刑才能达以惩罚的目的，而且这样也能增加公众对于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信心，符合人们的期望。

（3）认为我国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我国目前仍有大量的暴力型犯罪，死刑的废除对于暴力性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会明显削弱，而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也难以起到安抚作用。

2.对于死刑应当废除的理论意见

随着世界各国死刑制度不断被废除，我国刑法学界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趋势废除死刑制度，并提出了他们的理论。

（1）违背人道主义，侵犯他人的生命价值。人道主义理论强调人的权利和人“活着”的重要性，即对人的生命尊重的最低标准是不能随意结束或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权益也不能剥夺其生命。

（2）死刑违反了我国的宪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明确地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说明我国宪法开始向国际社会的人权观点发展，体现了对人权越来越尊重的趋势，而犯罪者通过其他的刑罚方式已经能够有效控制其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因此，没有剥夺其生命权的必要，而死刑恰恰违反了宪法的这一原则。

（3）死刑违背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死刑是愚昧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野蛮管理方式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刑罚制度已经不能现适用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与社会的文明进程相背离，而且其他的刑罚方式完全可以惩罚犯罪者，如果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以一种更恶劣的方式来惩罚并不能达到教化和威慑的目的。

（4）废除死刑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曲久新教授认为死刑适用的误判、错判，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死刑错误适用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的。张文教授认为死刑的威慑力难以证实真伪，历史上没有运用死刑就能遏制犯罪的发生，而认为废除死刑是防止出现错杀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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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突出，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废除死刑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中删减死刑罪名的规定反应了我国对死刑适用的谨慎态度和为逐步废除死刑做的前提准备。

三、关于我国逐步废除死刑制度的建议

1.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我国死刑罪名中包括对很多对财产性犯罪以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职务类犯罪和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相关犯罪的适用，这些法律规定缺乏合理的依据。人的生命价值高于财产价值毋庸置疑，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当删减除暴力犯罪之外的死刑罪名。此外对于暴力犯罪中的部分死刑罪名，根据性质或者行为的共性可以合并死刑罪名以减少死刑罪名。这些死刑由于刑罚相对于其行为来说是较重的处罚，而且非暴力犯罪分子在控制、改造等方面都比较容易，他们还有可能再次从监（下转第16页）（上接第14页）狱出来，所以对这一类人制定的死刑罪名应当废除。将那些行为恶劣、社会影响最不好的人适应于死刑，减少死刑的数量。

2.人道主义理论的传播

笔者认为，国家和社会应该倡导和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一种理念的坚信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但几十年的上百年的潜移默化是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载体去冲破长久以来形成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心理。人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组织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存的权利，这也是对死去的受害人生命的尊重，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替换回被害人的生命，惩罚忏悔赎罪是对受害人的另一种尊重。

3.批准公约，减少死刑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要求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笔者认为，批准公约是我国废除死刑的重要手段，通过公约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少杀，到最后实现不杀。

4.完善我国刑罚制度

死刑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具有威慑力的功能，统治阶级利用民众对死刑的恐惧来预防犯罪，从而实现社会管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相关刑罚制度来取代死刑的威慑功能。例如，对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实行终身监禁制度，永远不得减刑、假释。

参考文献：

[1]馬克昌.《刑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陈兴良.《刑法哲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柯涛.《论死刑的存与废以及合理的发展方向》，2005.

[4]张小虎.《废除死刑的理论预期与保留死刑的现实必然—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J].《社会科学研究》，2007（1）.

[5]朱苏力.《法制日报》，2011年9月13.

[6]廖理金.《由死刑的价值看死刑的存废》[J].《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1期.

[7]付晓雅.《死刑存废论评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1年第12期.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篇7

1、调整死刑政策。

这是推进限制死刑的基本前提, 死刑政策只有向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的方向发展, 限制死刑的努力才会有成效, 而我国要改变目前的死刑政策, 必须要有国家决策层领导的介入, 根据我国以往的经验, 执政党对立法的建议能够在立法变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决策者如果能在死刑立法中采取果断措施, 则可分步推进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

2、正确引导民意。

普通人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废除死刑, 中外皆如此, 有人在网上就中国能否废除死刑做过调查, 据统计, 其中约有75.8%的人主张坚决保留死刑并留贴子称:“废除死刑, 国将不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在中国民众心里已根深蒂固。就世界范围看, 民意虽不是死刑废除的决定性的因素, 但它却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日本便把公众的支持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因此, 要科学地对待民意。但我们在考虑民意的同时, 也要了解民意的特点即民意存在认识上的非理性, 基于此, 笔者认为学者和执政者有责任也有义务, 引导民意逐步向文明、理性过渡, 切实理解民意, 而不是完全被民意“牵着鼻子走”。

3、死刑的立法限制。

死刑的立法限制, 主要指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具体应从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削减适用死刑的罪名、废除绝对死刑方面入手, 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首先, 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近年来, 我国立法者逐渐注重从立法上限制和减少死刑。如在死刑适用范围的对象上, 1997年新刑法废除了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笔者认为,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 并结合我国目前的人均寿命等具体情况, 我国刑法还应增加对犯罪时已满70周岁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

其次, 削减适用死刑的罪名。1997年新刑法规定我国死刑罪名的数量为68个, 而这些罪名并不都具有公正性。因为绝大部分规定死刑的罪名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都低于人的生命价值, 如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犯罪。就经济犯罪而言, 经济犯罪主要表现在单纯的谋利性犯罪, 其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经济利益和市场秩序的侵害, 这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相比有一定的区别。同时经济犯罪的行为人本身具有的可改造性比较大, 可以通过完善各种社会管理机制、监督机制, 堵塞漏洞、清除腐败来治理经济犯罪。世界各国对经济犯罪也很少、甚至不用死刑, 因此我国应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就非暴力犯罪而言, 由于其暴力程度相对较低, 且从整体上讲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因此也应该废除适用死刑。据统计,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包括经济犯罪在内的非暴力犯罪罪名占全部死刑犯罪罪名的69%”。由此推算, 如果我国能取消刑法中非暴力犯罪 (经济犯罪) 死刑的规定, 我国每年死刑的执行数量将减少一半。

再次, 废除绝对死刑。我国在法定刑的设置方面, 还确立了某些犯罪的绝对死刑即唯一死刑的法定刑。例如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对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之死刑, 均是“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另外还有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拐卖妇女、儿童罪, 绑架妇女、儿童罪, 绑架勒索罪规定的死刑, 以及1992年《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劫持航空器罪的死刑规定。在绝对死刑法定刑的规定下, 只要犯罪符合法定的量刑情节, 司法人员就只能对犯罪人适用死刑, 毫无自由裁量的余地, 因而实际上扩展了死刑的适用面。鉴于此, 为了能够有效地限制死刑, 笔者主张在立法方面应废除绝对死刑这一立法方式, 并以具有选择性的刑罚条款来取代。

4、完善死刑的程序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程序上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 剥夺了被告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权利。其二,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 剥夺了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审理的权利。设立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后, 高级人民法院成为死刑案件的终审法院, 死刑案件的二审与死刑复核合二为一,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失去一次案件复核的机会。完善死刑的程序还应当给予判处死刑的人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权利, 包括在宪法上增加大赦制度。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 1982年宪法只规定了特赦。借鉴国外经验, 对于死刑案件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死刑判处后规定适当的期间, 以便被判处死刑的人能在这一期间继续寻求救济手段, 同时, 也便于发现错误和来得及纠正错误。

参考文献

[1].邱兴隆:《死刑断想——从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谈起》, 《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1.邱兴隆:《死刑断想——从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谈起》, 《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

[2].魏玉峰:《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死刑存废》, 《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2.魏玉峰:《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死刑存废》, 《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篇8

根据1980年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遇大会的报告和其他资料, 资本主义国家中, 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1个, 相对废除死刑 (即废除普通型犯罪死刑而保留有关军事犯罪死刑) 有18个国家, 而保留死刑的资本主义国家共有119个;截止到2000年10月, 在世界上全部19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6个对全部犯罪废除死刑, 10个相对废除死刑, 37个实际上废除死刑, 保留死刑的有71个。实然, 随着近些年来法制化理念的普及和对人权观念的重视,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以剥夺人之生存权利的刑罚方法正在日益接受挑战, 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做法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二、关于死刑的价值分析

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 死刑的存在是以一定的社会作用为基础的, 而我们在死刑问题讨论中的存废之争也正是以死刑的价值为基点的, 因此, 对死刑的现实选择应建立在死刑的价值分析之上。就目前理论研究成果来看, 对死刑的价值认识主要是以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的公正性、效益性和人道性三大价值标准, 即死刑是否公正, 是否可收到预防犯罪之功效与是否人道。

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 杀人罪也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 生命与生命在价值上是对等的。因此上死刑与杀人罪具有一种等价关系, 这也使得死刑作为一种刑罚而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 死刑都是具有公正性的。死刑作为最原始的刑罚方法, 它的产生本身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 在原始的同态复仇的背后潜在着一种本能的朴素的公正观念, 这也是刑罚公正性的原始形态;此外, 剥夺生命的杀人罪普遍存在, 而与杀人罪等价的刑罚方法, 也仅有死刑这一种刑罚。比较而言,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因具有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具有正当性, 求生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 犯罪的人在将要犯罪的同时, 必然对作为犯罪结果的死刑产生畏惧心理, 并为避免丧失生命而不敢犯罪, 故而死刑有着一种一般预防的功能, 同时对于死刑而言, 它所具有剥夺罪犯再犯罪能力的彻底性, 是其他任何刑罚方法都无可比拟的, 仅就个别预防的角度而言, 这就赋予了死刑其他刑罚方法不可代替的功用。另外, 死刑是否是一种人道性的刑罚?实际上我们正是以死刑的适用来保证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的。也正因为刑罚人道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社会成员人道, 所以死刑是为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侵害所必需的, 是人道的。死刑完全符合了这些价值的要求, 因此上保留死刑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 随着死刑的负面作用的逐渐显露而影响巨大, 我们却不能认为死刑是可以长久存在的, 这不仅是由对死刑的世界性现状得出的大势所趋之结果, 而且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 死刑的废除也仅仅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三、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在学术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 死刑废止, 是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 但它也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

首先, 死刑的废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死刑并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的。相反, 死刑作为人类从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 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没落的。可以肯定地说, 无论在哪个国家, 死刑都是从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 它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 死刑误判难纠。一旦被误判, 受刑人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另外, 死刑具有不可补偿性。死刑以恶报恶的报应性使民众在心理上得到慰藉, 但却不能为罪犯所侵害的利益给予任何的补偿、修复, 只不过是在社会上产生双重损害而已。

四、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及相关思考

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 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则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

从防止错杀、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的文明与进步以及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等诸方面看, 尽量减少死刑的立法, 应当成为我国现行刑法完善死刑制度的一个主导动向;事实上, 死刑并非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 更不是最佳、最必要的手段。正视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立 (下转第81页) (上接第121页) 法过于宽泛的局面, 尽可能地限制和减少死刑罪名及其适用数量, 不仅符合当今世界限制死刑适用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废止死刑的先进刑罚思想和发展趋势。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删除了在司法实践中不常用的13个死刑罪名也正体现了这一趋势。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 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遏止犯罪, 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死刑威慑力的减弱甚至公正性的丧失。

从具体的完善上, 我们可以从增加死刑规定的可操作性、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完善死缓制度几个方面入手:法律作用的体现在于实际的执行, 只有可以有效地执行的法律才是成功的法律。死刑的规定同样也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增强其可操作性, 以利有效执行。从我国情况看, 废除死刑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 应通过总则与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消除障碍, 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同时, 死缓制度是贯彻“少杀”行之有效的政策, 使判处死缓的罪犯得到改造, 化消极因素成为积极因素,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正确认识死缓制度。但不可否认, 在实践中也为舞弊提供了一个缺口。众所周知, 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虽同属死刑的一种情况, 但事实上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被人为地任意操纵, 赋予了法官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任意裁量。死缓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通过严格的程序去从制度上堵塞这一漏洞。

五、结语

浅析死刑制度的存与废 篇9

历经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争论, 死刑的限制与废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认可, 废除死刑的呼声可谓日渐高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强调了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为死刑的限制与废除奠定了法理基础。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 首次在国际公约中对适用死刑明确加以限制。20世纪80年代, 《<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六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先后问世, 废除死刑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成为国际法规范。上述国际性法律文件不仅为限制或废除死刑确立了国际法依据, 使成员国在限制或废除死刑问题上承担法律义务, 也为限制或废除死刑的运动建立了国际保障机制。据大赦国际的最新统计, 截止2005年10月, 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1个国家与地区废除了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 仅保留军事犯罪或战争时犯罪的死刑;仅有75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对一般犯罪还规定死刑。日益增多的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其废除死刑后正常或基本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行实践, 无疑也给死刑废止理论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佐证。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与人道与否的标志, 因为死刑的存废要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犯罪现实状况等因素来决定;但严格控制和合理减少死刑的立法与司法, 无疑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二、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死刑在刑法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不是废除死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党就提出了“保留死刑, 少杀慎杀”的思想, 并将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一贯政策。长期以来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 这一政策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也反映了我党对死刑的性质和作用的理性认识。它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设置方面与适用方面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 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国际上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作出的回应, 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指责。因此, 1997年《刑法》便在国内及国际新形势压力下, 开始对死刑做出调整。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 , 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 我国的死刑罪名减至55个。修订后的《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围方面,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犯罪主体方面,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 (八) 中规定, 在刑法第49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说明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中国最高法院行使。这是23年来, 中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改革。这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的体现。总的来说, 我国死刑制度属于保留死刑, 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三、现阶段中国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死刑的废除无疑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各国国情不同决定了死刑的废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就我国现状而言, 废除死刑的诸多条件尚不成熟,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死刑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 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 废除死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条件不具备。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 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 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比较低, 而“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 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 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 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反观国外废除死刑的国家, 大多属于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由此可见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死刑存废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精神文明程度来说, 在一个精神文明较低的社会, 报应观念愈强烈, 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越强。我国经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 未曾接受过近代西方那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洗礼, 因而权利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 加之人口多、经济落后, 人的生命价值未被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极为深厚, 杀人偿命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 这一思想至今在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因而死刑存在目前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全然不顾这一现实而强行废除死刑, 不会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同, 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有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 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不高, 公民素质也不高, 大部分民众还不认同废除死刑思想。

(二) 严峻的治安形势不允许。

我国目前仍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 多年来, 凶杀、伤害、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 严重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这类案件一般是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犯罪, 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事实上, “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 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 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 (边沁) 这一基本规则。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 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 否则法律便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 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因此, 目前在中国, 死刑应当被保留。

四、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虽然在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废除死刑的条件不具备, 但并不意味我们只能消极等待, 而不能有任何作为。从长远看, 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这是历史规律。在当前刑法理论界, 一些学者似乎非常忌讳谈死刑废止的问题, 这种态度应当改变。死刑废除注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 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而一步一步地朝着目标迈进。除了物质生活条件外, 观念问题将是中国废除死刑的最大障碍, 而学者们正可以启迪、引导舆论方面有所作为, 这也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应当在积极倡导人权、法治观念基础上, 逐步淡化广大民众的报应观念, 尤其要促成刑事立法者及司法者树立理性的死刑观, 破除对于死刑观念的更新前提下。应抓住时机, 积极推动刑事立法的改革, 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减刑法中的死刑罪名, 最终达到完全废除死刑这一宏伟目标, 只要全社会为之不懈的努力, 相信这一目标尽管长远, 但并非遥遥无期的。死刑的最终废止, 是历史的大趋势, 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38

[2].阴建峰.刑法的迷思与匡正[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169

[3].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139

我国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探索 篇10

( 一) 基本介绍

死刑是剥夺生命的刑罚, 具有严厉性和不可复制性, 这决定了其适用必须非常慎重。基于法制建设和人权制度的发展, 死刑的适用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当代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中国因为现实与历史的原因, 依然保留了死刑制度, 但是中国也在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死刑制度, 以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

( 二) 中国在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

中国在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主要包括死刑复核制度与死刑停止执行程序。死刑复核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核所遵循的一种特殊审判程序。我国有权进行死刑复核的只有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并且死刑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还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 被告人不上诉的, 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 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停止执行程序是指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 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停止执行, 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①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②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可能需要改判的; ③罪犯正在怀孕。

( 三) 司法实践上的死刑救济制度

近年来一大批冤假错案在中国出现, 其中包括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在全国影响力巨大的案件, 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信仰,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其中, 年轻的聂树斌与呼格吉勒图更是因为死刑的错误适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而这些也只是死刑的错误适用的极少数代表而已, 还有大量的黑数没有被报道或者被发现。死刑在这些案件中的错误适用不仅反映出了我国在司法审判上的重大不足, 更体现出了我国在程序法上死刑救济制度的缺失。这些案件中, 死刑的复核都通过了, 却未能发现在事实认定或者程序适用上的问题, 死刑复核制度实际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而在河北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合并执行死刑作出二审判决之后的两天, 聂树斌就被执行了枪决; 与之类似, 呼格吉勒图在被判处死刑后第5 天就被执行了死刑。基本上,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只要死刑复核通过, 就必定被执行死刑, 死刑停止执行程序适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现行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 一) 死刑复核制度的缺陷

1.“复核权”与“核准权”

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 被告人不上诉的, 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 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 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从此三条来看, 死刑复核有两个程序, 即复核程序与核准程序, 并且“核准权”应高于“复核权”。“核准权”是真正能够使死刑判决生效的权力, 而非“复核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只在强调核准权归属的意义上区分了“复核”与“核准”, 在规定相关程序和裁判形式时, 却统一使用了“复核”的表述。死刑复核权的核心是核准权而非复核权, 这使死刑复核制度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中, 只在二百三十八条、二百四十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时应该注意的程序问题, 对死刑核准的程序问题却只字未提, 但死刑核准的程序规定本应更加详细的规定, 这种规定不免让人觉得有本末倒置之感。《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应当讯问被告人, 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却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应不应该询问被告人,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由此可见, “复核权”与“核准权”的关系十分混乱, 相关的程序要求也不完善, 在实际适用中必然产生诸多障碍。

2. 缺乏对抗机制、难以查明事实

任何法律制度要发挥作用, 必要要有约束和制衡。在我国的各级司法审判中, 控辩双方平等,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保证了法律的正确适用。而在我国的死刑复核制度中, 在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或者死刑核准的时候, 检察机关没有介入, 这就使法院的死刑复核权得以放任。死刑的复核不对外公开, 这更加放大了死刑复核缺乏监督的弊端。没有权力的制约之后, 势必造成权力的滥用, 这也是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 从我国的审判体系出发, 初审的主要任务毫无疑问应该偏重于解决事实问题, 上级法院也应充分尊重初审法院对事实的判定。死刑复核程序同样对初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加以确信, 这种确信主要是因为复核法院距离案发时间长、距离远并且不了解案件发生的主要背景, 因此不具有任何事实调查方面的优势, 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劣势。因此, 这种天然的不足迫使死刑复核采取“书面审”而不是“事实审”。虽然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阶段要求询问被告人, 听取律师意见, 但是采纳的可能性非常之低。但是, 我们应当看到, 这种确信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多变, 基层公务人员基本素质的参差不齐, 以及办理、审理众多案件的压力, 初审所确立的事实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疏漏甚至是错误。一旦这种疏漏或者错误在初审法院得到确认, 那么基于我国审判体系对于初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信任, 这些疏漏或错误会一直到达死刑复核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死刑复核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及我国的死刑错误适用案件大多是基于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因。

( 二) 死刑停止执行程序的缺陷

死刑停止执行程序的最大缺陷在于时间太短, 以及可操作性不足。首先, 死刑停止执行程序是在死刑判决生效之后, 执行之前这个阶段存在的。而刑事诉讼法规定, 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 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而在实际中, 可能只是在接到命令后的一到两天就会执行死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可能改判的法律因素, 可能性很小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要停止执行死刑, 有三种情形: 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可能需要改判的; 罪犯正在怀孕。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形, “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前面已经讲到,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是“书面审”而非“事实审”, 那么同样的, 下级人民法院如果发现判决错误的也只可能是在程序上的错误, 但是这个部分的内容正是死刑复核的主要内容, 在死刑复核已经通过的情形之下, 这种情形基本不会出现。第二种情形, “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可能需要改判的”, 基于死刑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 如果确实有上述的情形, 罪犯为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会提前告知司法机关, 因此这种情形也基本很难出现。第三种情形, “罪犯正在怀孕”, 一般来说, 如果罪犯在执行前正在怀孕, 那么她在被复核时最高人民法院会更改判决而不是交付执行, 这种情形更加不会出现。同时, 死刑停止执行程序的发现机关是下级人民法院, 因其司法人员在专业性和权威性上是不及最高人民法院的, 因此其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是信赖的, 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去发现判决缺漏。

三、借鉴经验, 提出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在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的缺失, 借鉴域外法律在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的经验, 提出完善我国程序法上的死刑救济制度的建议。对比分析域外法律与我国现行制度, 美国的“死囚区” ( Death row) 制度值得中国借鉴。“死囚区制度, 是指法院的死刑判决均不会被立即执行, 所有被判决死刑的罪犯都必须在监狱中不定期地等待执行。在美国, 被宣判死刑的罪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都毫无例外地被羁押在专门的监禁场所, 等待死刑的执行。”为完善我国的死刑救济制度, 避免、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在借鉴美国的死囚区制度的基础之上, 我国应该建立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死刑执行犹豫制度, 是指在死刑复核之后, 即死刑判决生效之后, 建立一个确定的死刑执行犹豫期。在此犹豫期内, 不执行已生效的死刑判决, 而是由与之配套的犹豫机构全面审查可能出现的影响死刑判决的事由, 不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事实上。对于一些死刑犯及其近亲属持有异议的关键性的事实, 应该在此犹豫期内加以查证, 即实行“事实审”。同时, 该犹豫机构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社会人士组成, 增强监督与权力的制约、平衡, 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保护死刑犯的利益, 因为毕竟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关于死刑执行犹豫制度的具体机构及其人员设置, 犹豫期具体时间, 以及其他的相关制度设计, 目前还在研究之中, 望各位老师及同学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02) .

[2]夏勇.’死囚等待’——美国不立即执行死刑制度及其启[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02) .

[3]康均心.死刑制度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命运[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07 (05) .

论新形势下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 篇11

关键词：死刑制度；死刑改革；意义；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29-02

一、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背景分析

通过立法与司法实践限制死刑并逐步减少死刑判决已经成为国内法律界的普遍共识，我国死刑制度亟须因应法治和社会发展作相应的调整。废止死刑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签订的各类国际公约对死刑适用严格限制的要求，也向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的死刑制度改革就是在这种国内动因暨国际背景综合影响、作用下进行的。

（一）国内背景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与权利意识也不断提升。虽然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犯罪现象仍然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和特定时期甚至比较严峻，但是，总的来说，当今中国社会形势稳定，经济发展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刑事案件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乐观，绝大部分民众的安全感较强。因此，人民群众对夸大死刑适用范围的要求并不强烈，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同态复仇，“杀人偿命”之类的报应观念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废除死刑制度也是广大民众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此外，民众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死刑的适用问题，诸如早期的“亡者归来”的赵作海冤案、佘祥林案，近期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等引起公众及舆论的轩然大波，也把潜藏已久的刑法适用问题再度推向人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对于死刑的认识和理解不断趋于理性，对死刑适用的科学性、适当性、合法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具备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如何实现“少杀、慎杀”的死刑制度改革更符合我国的现状。

（二）国外背景

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2/3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针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5个，针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8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35个（即过去10年内未执行一例死刑并表示今后也不再执行死刑），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多达138个。联合国诸多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为限制或者废止死刑确立了国际法依据，根据上述公约的相关规定，其相应的成员国在限制或者废止死刑方面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这些都表明，限制、减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大势所趋。尽管我们不能以死刑的存废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的标准，但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文明建设，推动人权事业的进步我们应该努力严格限制并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

二、死刑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死刑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人为本”在刑事制度上的基本体现。因此，无论是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是从保障死刑案件当事人基本人权和合法诉讼权利的角度，死刑制度改革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有利于统一死刑适用标准

从对应的权利位阶来看，死刑适用是剥夺生命权的刑罚，因而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死刑适用统一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司法者对死刑制度的适用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各地对死刑案件适用法律的实体标准和证据标准在掌握上难免产生不一致。因此，我国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并针对证据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死刑案件适用法律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利于保障死刑案件当事人的权利

死刑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当前我国正在推动的死刑制度改革也充分体现了保障死刑案件当事人人权和诉讼权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审理死刑案件的监督作用，促进对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死刑复核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为死刑的实际适用设立一道最后的屏障，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防止死刑被滥用或错用。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能够对下级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形成一种切实有效的监督。对于死刑案件被告人而言，也是在其生死攸关之时，仍有最后一道保护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是有利于避免死刑案件取证中的不法行为，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进一步规范死刑案件的证据排查和非法证据排除，确切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促进。

从实践上来说，自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以来，全国范围内死刑的适用标准得到统一，死刑案件的审批质量也有极大地提高，判处死刑的数量大幅减少，刑事裁判和执行过程中的人权保障进一步加强。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国家整体形象

人权保护在我国死刑制度中的体现 篇12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 指导着死刑制度从宏观构建到具体实施的全过程。在法律制定方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刑法罪名设置更加科学, 刑罚结构更为合理, 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死刑罪名, 合理分配死刑罪名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降低死刑的适用的比例, 让死刑的执行更为人道。在法律适用方面,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遇到立法缺陷时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充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 严格死刑的适用程序, 从而实现罪刑的均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死刑制度上的贯彻与保护人权的精神相一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以往“严打”政策的反思。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我国曾开展了数次严打运动, 以图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这种运动式打击犯罪的模式虽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的震慑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但治标不治本, 且以高压态势对待社会矛盾, 用严刑震慑潜在犯罪会对人权保护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轻罪被重刑处理乃至被处以死刑都是“严打”可能带来的恶果。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将定罪量刑纳入科学常态化的轨迹, 避免了“严打”政策可能对人权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二) “保留死刑, 严格控制死刑”死刑政策之审视

我国的死刑政策自建国至今经历了多次转向, 随着“严打”政策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取代, 我国的死刑政策从扩张回归限制, “保留死刑, 严格控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得以重新确立。

“保留死刑, 严格控制死刑”的死刑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侧面, 是保护人权的精神在死刑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样, 现行死刑政策既是对死刑扩张政策的转向, 同时也蕴含着保护人权的价值选择。一方面, 我国死刑政策自79年始经历了由轻缓到扩张再到轻缓的两次转向, 最后一次转向意味着开启了控制死刑的进程;另一方面, 我国死刑政策向轻缓的转向恰恰体现了对人权保护的重视, 在现行死刑政策的指导下, 无论是死刑制度的宏观构建还是死刑案件的个案处理都应以更好地实现人权保护为目标。

二、刑法的人权保护在死刑立法上的体现

(一) 现行刑事法律的审视

就死刑的罪名而言, 受死刑政策的影响, 我国刑法中死刑罪名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近年来呈不断减少的趋势。79年刑法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 是我国死刑罪名最少的刑法典。但为了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 79年刑法典颁布之后, 大量的单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 使得死刑罪名不断增加, 在此基础上97年刑法典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死刑政策发生改变, 限制死刑已成为共识, 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八) 》开始着手削减死刑罪名, 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 从此我国刑法还剩下55个死刑罪名。

就死刑的执行而言, 我国刑法创造性的规定了立即执行及缓期执行两种死刑执行方式, 这就为犯罪人留有余地, 尽可能的不杀、少杀, 大大降低了立即执行死刑的可能性, 不仅有保留了犯罪人的生命, 也有利于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 《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的审视

2014年11月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 并将其公布, 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中, 一方面, 进一步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等9个罪的死刑。另一方面, 拟提高死刑执行的门槛, 草案拟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关于死刑缓期执行转化为立即执行的规定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 情节恶劣的,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若草案得以通过, 我国的死刑罪名将减至46个,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犯罪将不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不仅在《刑法修正案 (八) 》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 而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废除了一类犯罪的死刑, 这是死刑制度改革中的重大的突破, 正如学者指出“生命权和财产权相比, 显然生命权的价值远远大于财产权, 即是造成的财产损失特别严重, 也不能和生命权划等号”, 这一突破使死刑的适用结构更为科学、合理, 从而更好地保护了生命权,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死刑的威慑力。如果说《刑法修正案 (八) 》标志着“中国终于踏上了废除死刑的道路”, 《刑法修正案 (九) 》则意味着在废除死刑的道路上, 中国又迈出了一大步。

三、刑法的人权保护在死刑司法实践上的体现

(一) 主要司法解释的审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的单独解释并不多, 主要有三个。其他关于死刑的司法解释多以条文形式规定于具体罪名的解释之中, 该类解释有些专章规定本类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些则详细解释本类犯罪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 比如对“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等进行解释。

在立法工作中, 始终存在立法抽象性与司法具体性以及立法稳定性与社会易变性两大矛盾, 这就为司法解释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我国关于死刑的立法较为简单, 如无司法解释进行有效的补充则会导致司法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 容易造成死刑的滥用、误用。关于死刑的司法解释细化了刑法中关于死刑的规定, 弥补了法律中漏洞, 为司法工作人员更准确的把握死刑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规制司法工作人员的司法裁量权, 减少其主观任意性, 避免了死刑不正当的适用, 从而有效的促进了人权的实现。

(二) 酌定量刑情节运用状况的审视

酌定量刑情节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巨大, 关于死刑的酌定量刑情节更是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我国刑法大部分死刑罪名的量刑幅度内多包含死刑和无期徒刑, 这就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运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尤其是从宽量刑情节, 现已经成为“目前实践中限制死刑适用的最活跃因素”。据统计, “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的案件中, 因考虑酌定从宽情节改判的占57.2%以上”。

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公布的7批31个指导性案例中, 涉及死刑的两个指导案例都是因酌定量刑情节被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 其中, 第4号指导案例改判理由的关键词有“因婚恋纠纷引发”、“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平时表现较好”, 第12号指导案例改判理由的关键词有“因民间矛盾引发”、归案时“没有反抗行为”、“始终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等。两个指导案例中能够影响死刑案件从宽处理的酌定量刑情节非常多且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两个指导案例中, 的被害人家属均“不予谅解”, 第12号案例犯罪人本身还是累犯。但考虑到其犯罪情节和事后表现, 两个案件最终还是改判了死缓。可见, 最高院希望各级审判机关在判处死刑时应更加谨慎, 充分考虑到各种量刑情节, 贯彻“控制死刑, 减少死刑”的精神, 落实法律中规定的权利, 尽可能减少死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赵秉志主编.刑法解释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