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如何与制度博弈

企业家如何与制度博弈（共4篇）

企业家如何与制度博弈 篇1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先进技术的要求逐步提升。知识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是“知识”, 而知识产权直接对知识进行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性权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竞争市场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因此,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维持其创新优势, 目的是通过知识产权先发优势,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领先机, 以期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近年来, 我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纲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等重要指导方针, 为建立全面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但是,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针对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薄弱, 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性权利, 能够为知识产权开发者带来合法的垄断性利润;而对原创性知识的模仿, 同样可以为侵权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 这种对私人利益的过度追逐使得侵权行为大量滋生, 因此, 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变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

二、理论综述

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肇始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知识产权概念, 但是在产权理论中阐述了上层建筑会影响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恰当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能够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国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大量的研究, 他们从方法论方面、关注的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Mansfield (1995) 和Sherwood (1997) 运用调查问卷法、Rapp-Rozek (1990) 和Ginarte-Park (1997) 运用立法评分法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研究, 为知识产权保护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一些学者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 Rick Harbaugh和Rahul Khemka (2010) 指出在经济与法律方面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的排他性权利导致拥有该种权利的所有者会为知识产品制定相应的垄断价格。

运用博弈论方法,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知识产权博弈进行了分析。汪丁丁 (1996) 指出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 是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博弈的前提, 特定的历史分析有助于增强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 因此特定历史中的产权安排必定不同于其它历史的产权安排。梁心新和徐慧 (2013) 则从国家层面研究了知识产权制度异化问题, 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积极姿态加入到国际知识体系构建, 参与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新规则。李敏, 张伟等学者则分别从侵权角度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建立相关博弈模型, 计算模型均衡点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模型假设

1.博弈的参与方为企业与知识产权监管部门, 在博弈过程中行为主体都符合理性人假定,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它在作决策时会依据自身情况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监管部门作为理性人, 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更加注重计算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大小, 追求的是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监管部门的行为目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侵权发生时可以使用强制手段, 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

2.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企业的策略为侵权与不侵权, 并且侵权的概率为pb, 不侵权的概率为1-pb, 监管部门的策略为监督与不监督, 并且不监督的概率为pg, 监督的概率为1-pg。

3.监管部门在实施知识产权监管过程中, 有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责任, 并是知识产权侵权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实施侵权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由政府承担。

(二) 博弈模型的参数设置

Rb:企业侵权而未被查处所获得收益

P:监管部门对知识产权侵权企业的惩罚

Cb:企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声誉下降

Sg:监管部门履行其监管职责所得到的良好的社会形象

C1:由于企业侵权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成本

C2:侵权发生而监管部门不努力时上一级政府对其的处罚

D:政府的监督成本

(三) 模型建立

依据上述假设, 构建博弈模型如表1:

三、博弈模型分析

在该博弈模型中, 企业与知识产权监管部门的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给定监管部门监管, 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侵权;给定企业不侵权,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博弈双方为混合策略, 企业与监管部门均在给定信息情况下分别以pb和pg的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行动, 每一个参与方的混合策略都是给定对方混合策略时的最优选择。

在策略组合1中, 监管部门不监管, 企业实施侵权时, 由于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企业实施侵权所得收益为Rb, 监管部门要承担企业侵权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成本及监管部门不努力时上一级政府对其的处罚, 此时监管部门作为一个理性人, 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有改变自己策略的激励;在策略组合2中, 当监管部门不监管, 企业不侵权时, 企业得益为0, 由于未出现侵权, 监管部门赢得社会声誉, 得益为S, 在这个策略组合中, 由于企业观察到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在策略组合3中, 监管部门不监管、企业实施侵权时, 企业得益为Rb-P-Cb, 当Rb〉P+Cb时, 也就是说监管部门的处罚P与企业侵权后声誉下降之和小于企业得益Rb时, 企业有实施侵权的激励, 此时监管部门得益为P-D-C1-C2;但是当Rb<P+Cb时, 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惩罚足够大, 同时披露企业侵权信息, 使其声誉下降, 企业会慢慢改变自己的策略;在策略组合4中, 监管部门实施监管, 企业不侵权时, 企业得益为0, 监管部门的利益为-D+Sg, 如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足够大, 监管部门就有改变自己策略的动机。基于以上分析, 此均衡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而是一个混合策略均衡。

(一) 监管部门期望收益

依据博弈矩阵, 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为:

对上面效用函数求偏导, 即, 令其一阶导数为0, 可求得监管部门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二) 企业的期望收益

对上面效用函数求偏导, 即, 令其一阶导数为0, 可求得企业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求解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均衡, 就是求它们各自实现收益最大化时各自的策组合, 监管部门为 (p g, 1-p g) , 企业为 (p b, 1-p b) , 根据上面的求解得该博弈的均衡为:监管部门, 企业 () 。

由以上分析可知, 当监管部门实施监管与不监管时的期望值相等时, 监管部门实现了社会利润的最大化。如果, 监管部门将会选择“不监管”, 当, 监管部门将会选择“监管”, 而当时, 监管部门才会选择混合战略。

同样, 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时, 企业会实施侵权, 如果时, 企业将实施不侵权, 只有当, 企业才会选择混合战略。

从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企业实施侵权的概率与监管部门的处罚及监管成本有关, 当监管部门的处罚远大于其所支付的监督成本时, 企业实施侵权的概率趋向于0。当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较小, 与监管部门所支出的监管成本相等时, 企业实施侵权的概率将会变为1。那么, 为了抑制企业实施的侵权行为, 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 对于实施侵权的企业加重处罚。

影响监管部门监管侵权概率的因素比较多, 有企业实施侵权的收益、监管部门的处罚及企业声誉的损失, 由可变形为。

当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足够大, 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导致企业由于实施侵权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大时, 此时企业会停止实施侵权, 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会减少, 而当企业从实施侵权获得的收益大时, 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也会变大。

(三) 企业与监管部门混合策略的反应函数

该博弈的反应函数为企业与监管部门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每种可能的概率分布的最佳反应决策构成的函数[7], 下面采用图解法来求解该博弈的概率分布。

如图1所示, 根据博弈矩阵, 得出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得益为- (C1+C2) Pb+ (1-Pb) Sg, Pb的值在0—1之间, 当Pb为0时, 监管部门得益为Sg, 当Pb为1时, 监管部门利益为- (C1+C2) 。

在图1中, 横轴表示企业选择“侵权”策略的概率Pb, 纵轴表示对应于企业“侵权”的不同概率, 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 图中Sg与- (C1+C2) 连线与横轴的交战Pb*即为企业选择侵权的最佳概率水平。现在改变监管部门的收益, 假设由于监管部门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上级主管政府加重对知识产权侵权监管部门的处罚C2, 那么就意味着- (C1+C2) 加大到- (C1+C2′) , 此时如果企业侵权的概率不变, 那么监管部门不监管的期望得益变为负值, 监管部门就一定会选择监管。而当监管部门监管时, 企业就会减少侵权的概率, 其值由Pb*下降到Pb*′, 此时监管部门会恢复混合策略, 达到一个新的策略均衡。也就是说, 加重对监管部门的处罚在短期内的效果是使监管部门更尽职尽责, 但在长期中会使企业的侵权概率降低。

同样地, 我们来分析监管部门的概率分布。如图2所示, 根据博弈矩阵, 得出企业侵权时的Pg Rb+ (1-Pg) (Rb-P-Cb) , Pg的值在0—1之间, 当Pg为0时, 企业得益为 (Rb-P-Cb) , 当Pg为1时, 监管部门利益为Rb。

在图2中, 横轴表示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策略的概率Pg, 纵轴表示对应于监管部门“不监管”的不同概率, 企业选择“侵权”策略的期望收益, 图中Rb与Rb-P-Cb连线与横轴的交点Pg*即为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的最佳概率水平。现在改变企业的收益, 假设由于企业侵权, 监管部门加大对企业的处罚P, 那么就意味着Rb-P-Cb会下移至Rb-P′-Cb, 如果监管部门混合策略中的概率分布不变, 此时企业侵权的期望得益变为负值, 企业会停止侵权。但是从图中可知, 在长期中, 企业减少“侵权”会使监管部门的“不监管”的概率由Pg*提高至Pg*′, 此时企业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但是企业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是由图1决定的, 不受P值影响, 因此加重对企业侵权的处罚在长期中并不能抑制侵权, 只能抑制短期的侵权行为。在长期中, 加重处罚导致的结果会使监管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责的概率增加。

四、结论与制度改进

通过上述对博弈结果的分析可知, 现行的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会出现所谓的“激励悖论”, 这个悖论使得政府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侵权政策的制订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基于此, 政府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 重视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化配置。

(一) 制度保证, 政府监管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而非模仿与复制, 法律旨在使合作利益能够顺利实现, 减少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我国最早文献《尚书·吕刑篇》曾明确指出, 典狱非讫于威, 唯讫于富。意思为法律的本质不是为了威慑百姓, 而是为了百姓的富强。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 应该健全法律制度, 一方面应该加强对侵权企业的处罚力度, 即加大博弈中的P值, 增加其侵权成本, 让不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侵权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使其在短期内减少侵权行为。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 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抑制侵权行为, 但是在长期内却使监管部门不监管的概率增加。因此, 另一方面, 应该加重对监管部门不能够尽职尽责的惩处力度, 也就是加大博弈中的C2值, 使监管部门在短期内认真履行职责, 在长期中达到减少企业侵权概率的目的。

(二) 信息披露, 社会监督

在博弈过程中, 监管部门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当企业侵权时其社会形象受到影响, 即加大了博弈中的Cb值。当一次博弈完成后, 侵权的污点会被记录下来, 保存下去, 影响企业今后一系列的博弈结果, 使博弈环节加长, 增加企业侵权的机会成本。同时, 还应该加强社会舆论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 当监管部门尽职尽责时, 能够增强其社会公信力, 也就是加大博弈中的Sg值, 监管部门履行其监管职责所得到的良好的社会形象。相反地, 如果监管部门不作为时, 则要承担社会福利损失, 即博弈中的C1值。当信息披露及时, 社会监督力度大时, 会同时减少企业侵权与监管部门不监管的概率分布, 从而达到抑制侵权的目的。

摘要：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及很强的外部性, 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会严重损害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就需要政府制订相应的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制度, 抑制侵权行为。但是企业与监管部门在知识产权侵权的过程中, 作为理性人, 他们都追求各自利润的最大化, 它们之间是一种博弈过程, 在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 寻找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 克服现行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激励悖论”。

关键词：知识产权,博弈,侵权,外部性

参考文献

[1]Mansfild E.Intellectual protectio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R].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1995, 27

[2]Sherwood R M.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s and investment stimulation:the rating of systems in eighteen developing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ty, 1997, 37 (2) :261-370

[3]Rapp Richard, Rozek R P.Benefits and co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0 (75) :75-102

[4]Ginarte J C.Park W G.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 1997 (26) :283-301

[6]汪丁丁.产权博弈[J].经济研究, 1996 (10) :70-80

[7]梁心新, 徐慧.知识产权制度异化的国家博弈分析[J].知识产权, 2013 (9) :99-104

[8]李敏, 刘和东.知识产权开发与侵权的博弈分析[J].科技政策与管理, 2008 (7) :5-25;

[9]张伟, 孙燕玲.论知识产权侵权与反侵权的成本—收益博弈[J].科研管理, 2012, 33 (5) :86-94)

企业家如何与制度博弈 篇2

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根植于行为科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人力资本所有权理论、经济民主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运作状况在于相关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以下我们将阐述这些理论在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上的观点。

(1)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是在批判传统管理方式“泰勒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认为职工不是单纯的“经济人”,而是“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勇于承担责任并期望尊重和成功。强制性的控制、惩罚和威胁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好方法。企业管理者应使职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承担工作责任,并引导职工行为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管理方式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应从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研究,转移到对职工行为的研究上来;“独裁式”管理应以吸收职工参与决策的“民主”管理来取代。行为科学的管理思想和原则一般都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的企业正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工人参与管理方式。

(2)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职工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一,较高层次的职工参与企业治理意味着职工不但能够以职工董事或职工监事的身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发表意见,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所有权,这样职工对企业利益会更加关注。职工参与管理可减少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降低代理成本,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杨瑞龙,2005)。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企业的隐性保护,而无须担心过多的专用性资本投入会遭到企业的敲诈。共同治理模式使企业与职工、供应商、债权人等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关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3)人力资本所有权理论。人力资本所有权理论认为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职工,特别是知识型、技能型职工不但要求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拥有与股东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要求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人力资本的非抵押性和流动性决定了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激励而不能压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变化增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力,这也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职工,参与企业治理成为了可能(周其仁,1996)。现代公司法认为公司是由物资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知识的专门化、劳动分工的细化、金融债券市场的活跃更使得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职工相对稀缺,其经济价值的提升伴随的是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的上升。企业职工———人力资本拥有者和企业重要的相关利益者之一,参与企业治理,能有效的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效率,并由此建立人力资本介入型治理结构模型(梁雄军,2004)。

(4)经济民主理论。又称“工业民主理论”,经济民主理论认为企业职工拥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企业与职工之间不是一次性的静态博弈,物质资本的单边治理模式偏离了现代经济民主的要求,只会引起不必要的劳资冲突,民主管理思想下的企业与职工之间是一种动态的长期博弈过程,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工作氛围(陆雄文,1997)。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生产工具的运用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技能水平、更多的自由处置权和更强的责任心,这也必然要求职工参与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

(5)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因为传统公司治理模式是经营管理者的单边治理,是以股东利益和管理者利益的最大化为导向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权利配置的机制(青木昌彦,1999)。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重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避免单纯的股东治理或单纯的职工治理,才能使企业劳动关系从冲突与对抗走向协调与合作。

2 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下的劳资博弈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泰勒式”管理方式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它只看到劳动者具有经济利益的追求,忽略了劳动者在劳权及其他较高层次方面的需要,认为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可以通过强制性的管理手段或采取效率工资的方式来化解。然而这种视劳动者为机器“附庸物”的“独裁式”管理方式,却导致了劳动者与管理方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劳动者参与管理既是企业有效激励劳动者的手段,又是解决劳动关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实行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好处对于理性的劳动关系双方来说是“公共知识”,但对于参与的广度、深度,参与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权利资源重新配置,参与管理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的分配等方面,企业劳动关系各方之间又会存在利益矛盾。从劳方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管理的形式获得更多关于企业方面的真实信息,以便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希望以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委员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形式更多参与企业决策,改变以往被动管理的局面,因此对劳方来说有“不参与、部分参与、广泛参与”三种策略可以选择;从管理方的角度来看,通过与劳动者分享管理权利,既能够更科学做出决策,又可以使管理决策顺利的执行,但过分的权利分享会影响到管理者的权威地位和决策效率,因此对管理方来说有“独裁、民主、放任”三种策略可供选择。

2.1 劳资静态博弈模型的假设

(1)劳方采取“部分参与”策略付出的负效用为e1,额外产出为△π1,采取“广泛参与”策略付出的负效用为e2,额外产出为△π2,且e1

(2)管理方采取“独裁”策略付出的管理成本为C,采取“民主”策略付出的管理成本为C1,采取“放任”策略付出的管理成本为0。

(3)另设γ1为劳方在部分参与策略下可能获得的利润分享比例,γ2为劳方在广泛参与策略下可能获得的利润分享比例。

2.2 管理方与劳方的静态博弈得益矩阵为

2.3 结论

由得益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在“独裁式”管理方式下,由于劳动者努力工作的额外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劳动者不会主动参与管理或参与管理流于形式。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劳方获得了参与机会,而参与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方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与劳动者的利益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对劳方而言,在管理方采取“民主”策略的前提下,若,则更愿意选择部分参与;对管理方而言,在劳方采取“部分参与”策略的前提下,若π+(1-γ1)△π1-C1>π+△π1-C1,则更愿意选择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因此最终的均衡策略取决于额外利益的大小与分享比例、管理成本的高低和参与的负效用大小。劳动关系双方的静态博弈中,管理方采取“放任”策略虽然无需付出过高的管理成本,但在长期来看随着劳动者组织力量的增强,在分享的比例上可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劳方存在关注短期利益的倾向,不注重资本积累与技术改进,必然会影响企业长期利润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

3 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完善

3.1 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形成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必然

“独裁式”或称“泰勒式”管理方法不适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一方面是“独裁式”管理模式的监督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忽略劳动者需求的管理方式会导致劳资双方利益的冲突。即使劳动者愿意选择参与,但由于参与权益得不到保证,使得参与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除了管理方与劳动者自身观念的转变以外,还需要从制度上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做相应的规范。劳动者参与管理是一种平等价值观念与和谐价值观念的体现,是调节劳动关系,消除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与思想隔阂的润滑剂,也是一种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

3.2 制度化劳动者参与管理

明确劳动参与管理的权力范围,包括知情权、平等协商权、决策建议权、关切自身利益的否决权等。制度化劳动者参与管理主要表现在扩大参与管理面,鼓励全员参与管理,发挥企业工会在组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方面的优势,从法律上保证工会在这方面的权利。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渠道应该多样化、规范化,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企业劳动关系委员会,试点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等。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最能体现职工参与管理的效果,由于“劳资共决制”已经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得到了严格执行,这样劳资之间产生冲突的概率大幅度降低。在我国《劳动法》、《工会法》等对“劳动者参与管理”有所涉及,但并不具体,因此可以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使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化。依法组建基层工会组织,让劳动者组织起来,发挥民主管理权力才能切实维权。而工人董事、工人监事是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新形式,其中经工会成员民主选举的工会主席则成为工人董事或监事的代表。

3.3 创新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形式,使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健康稳定的运作

传统的劳动者参与管理是在企业方主导下的参与管理,参与的形式、参与的程度、参与的广度、参与前后权利的保障等方面都是由企业一方所决定的,劳动者没有实质的发言权,这种管理方主导下的参与管理,其效果是令人质疑的,因此必须创新参与管理方式,如实现劳动者参与管理与劳动分红、员工持股计划等相结合。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员工持股计划,从制度上保证了员工持股计划不会因管理方故意隐瞒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信息的行为而使劳动者的利益受损,因为作为小股东群体的劳动者可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实证研究(姚先国,郭东杰,2004)也表明共同治理下的员工持股计划更有利于参与管理的实现,因此这也将成为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创新的方向。赵丽江、张远凤(2007)认为厂务公开是劳动者民主参与的基础,公开的内容应包括企业改制与发展、企业领导班子监督与选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市场经济社会理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市场经济时代同样也是法治经济时代,民主管理的完全市场化是不可取的,劳资力量的不对称性只会不断拉大,培育民主的氛围,创新民主管理的形式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一定的导向和监督作用,甚至某方面的强制性安排。宏观上的政策调控作用比较重要,如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劳动监察实时通报机制、劳动争议法律援助机制等。

3.4 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机制建设

劳动者参与管理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与协作,这里涉及到广义的劳动关系主体如政府、工会、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政府主要提供法律保障和监督功能,实时进行有效干预。工会主要发挥着参与管理知识宣传、参与形式和内容、劳动者参与意识和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功能,进行有效的指导和介入。企业主要发挥着提供劳动者参与管理的良好环境,配合工会开展各项工作的功能。只有三方的通力合作才有劳动者参与管理的累累硕果,才有持续和谐的劳动关系氛围。

摘要：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是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的一种重要手段,现实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活动中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多样,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本文主要探讨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提出了完善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几点建议,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劳动者参与管理,劳资博弈,劳动关系运作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奎因·米尔斯.劳工关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78-87.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6-54.

企业物流外包与物流企业博弈探析 篇3

关键词：物流外包,核心业务,发展趋势

一、物流外包业务的发展现状

据了解,在华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90%选择物流外包。物流外包,是指企业将其内部物流业务委托给物流专业公司;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服务企业保持联系,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企业物流外包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核心业务的需要,需要得到更好的运输解决方案,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企业物流外包项目,主要有仓储保管、代为报关等。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应包括：物流过程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物流设计、室内配送、代为报关、原料质检和代结贷款等。

在世界范围内，物流外包是非常重要的商业行为，美国有49%的企业已经把物流业务外包出去，欧洲65%的企业也把物流外包。在中国的生产企业，全部外包给第三方的占18%，部分外包的占55%，可见外包越来越普遍。不同的企业，其物流外包的关注点不同，比如，汽车行业主要关注点是利用第三方物流减少库存水平;服装企业的主要关注点是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循环时间，通过第三方使得产品缩短上市时间，加快产品生命周期循环;消费电子的主要关注点是降低物流成本。由于残酷的价格竞争，边际利润正在萎缩，物流成本的降低就成为其获得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龙头企业通过第三方物流获得39%的物流成本节约。

二、物流外包业务发展的趋势

1. 我国自营物流与物流外包市场现状

近几年，理论界纷纷提倡生产制造企业应将物流业务剥离出来，通过外包第三方物流的形式来实现其主业优势，于是物流外包一时成为企业物流发展的主旋律。然而，企业物流外包市场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仓储协会第三次全国物流供求状况调查显示，使用第三方物流的企业仅占22%，并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我国内地，物流业务80%是工商企业物流，综合第三方物流的仅占2%。时下，我国国内已有相当一部分有实力的规模企业，如美的、海尔、TCL等，不惜巨资在国内建立了自己的物流体系，以此打造企业的物流平台，企业物流自营已成为外包趋势下的新动态。同时，零售业巨头也大规模的自建物流，2006年6月永乐的青浦物流配送基地已正式开工，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主体仓库面积达6.5万平方米的物流基地于2007年初正式投入使用，可储存家电商品4.5亿件。2006年5月，苏宁增发7.8亿股票募集资金，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30个左右物流基地。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把自建物流体系作为自己的基本战略。北京市连锁企业热衷于自营物流配送，截至2004年2月底，全市146家连锁经营企业中只有20家企业依靠第三方物流配送，所占比率为13.7%。

企业自营物流还是交给第三方。显然，第三方物流正逐渐成为现代物流管理的主流模式。那么，企业究竟为什么还要再投巨资自建物流呢?

2. 自营物流存在市场

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尚处初期阶段。由于客观原因，企业自建物流系统仍有较大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生产企业中73%的企业拥有汽车车队，73%的企业拥有仓库，平均仓储面积3120平方米，物流装卸机具自有率60%以上，3%的企业拥有铁路专用线，并有大批熟悉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物流管理与作业人员。如果不加以整合利用，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形成较高的资产退出障碍。特别在我国3PL环境不具备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系统自营物流的模式，通过企业改制与业务流程再造盘活原有物流资源，带动资金流转，为企业在“第三利润”领域开辟了新的利润空间。专家认为，企业自营物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物流作业外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企业为维持外包物流服务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相应的监察、协调、集成等管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最大的风险是企业无法完全掌握物流服务商完整、真实的资料，由于外包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的机会主义，可能会引发物流商违规博弈的风险，导致执行外包合约的交易费用上升。而物流系统自营，物流作业处在企业整个业务监控体系之下，协调、监控成本相对大大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容易得到控制。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报告，在我国目前开展的有限的3PL物流服务中，就有23%的生产企业和7%的商业企业对第三方物流的服务不满意，由此可见，我国物流产业的素质、能力尚处于低水平营运状态，难以代替制造企业实现其顾客满意的价值，为提高顾客满意度、忠诚度，提高企业品牌价值，企业自建物流系统可自主控制营销活动。一方面，企业亲自服务到家，可拉近顾客的距离，使顾客了解企业、熟悉产品，提高企业在顾客群体中的亲和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掌握最新的顾客信息和市场信息，从而根据顾客需求和市场发展动向调整战略方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物流企业自身发展的方向

首先,企业有能力承担起自身的物流业务，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水平不高，与企业的要求有差距，造成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业务衔接困难;其次，物流服务外包的成本过高，超过其承受能力;最后，对第三方物流企业不信任。这些都是造成国内有些企业不愿将物流业务外包出去的原因。

根据规模经济原理，物流规模越大，物流集约化程度越高，物流营运越经济。因此，企业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即企业自身物流拥有一定规模时，自营才能发挥其系统管理的功效。否则，其降低物流系统总成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规模效益自然成为自营物流的瓶颈。特别在消费者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今天，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制造企业的大量生产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差异化营销与柔性生产已成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其结果是企业必须采取多品种、少批量、多批次的物流策略，如果企业欲贯彻其以服务改善为目的的物流管理宗旨，则其物流作业的分散度将会进一步扩大，分散的物流作业就会冲减系统管理的效益。因此，结合物流作业外包的规模优势与物流系统自营的管理价值，将部分非核心的物流作业功能外包，而整个物流系统企业自我营运的“作业功能外包+系统管理自营”的混合物流模式，应该是企业今后物流发展的主营模式。

企业的物流模式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物流资源和专业技术所起到的杠杆作用，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企业在进行物流决策时，无论是选择第三方物流的物流外包业务，还是自营物流，都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资源条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慎重作出选择。

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过分地重视业务技能而忽略了市场的调查与培育，也是我国物流业务外包比例较低的原因。与此同时，物流外包市场充斥着不和谐，以至于企业外包的比例、意愿以及满意度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使物流外包市场掀起的热潮与差强人意的实际效果冰火两重天。调查显示，有38%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不清楚客户对他们提供的物流服务是否满意。另外，第三方物流企业在核心技术如概念、管理、信息等方面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比较落后，物流人才也极度匮乏，这些都是第三方物流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1]倪玲霖.物流外包博弈分析与风险规避策略研究[J].物流技术,2007,(11):78-80.

[2]易燕萍,史金虎.物流业务外包的优势和风险分析[J].2007,(8):56-58.

[3]纪红任.物流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45-150.

[4]丁俊发.中国物流[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89-95.

企业家如何与制度博弈 篇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于田纳西·威廉姆斯而言, 无疑是其创作的黄金期。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几部扛鼎之作, 均完成于该时期, 其中包括《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两部荣膺普利策戏剧奖的百老汇经典。虽然在百老汇上威廉姆斯功成名就, 但由于战后初期的美国正值以反共、反同性恋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麦卡锡主义盛行, 这些作品电影改编版处于非常微妙境地。一方面, 在相对保守的好莱坞, 威廉姆斯作品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 其作品的潜在商业价值, 又驱使部分制片人愿意为之冒险。所以, 威廉姆斯哪些戏剧的电影改编得以上映, 又以怎样改编程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就是这几股力量博弈结果。而电影版的《欲望号街车》名利双收, 彻底颠覆了好莱坞对待当代比较敏感的文学经典改编的态度, 同时也强有力地挑战了当时的电影审查制度。

二、战后初期代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Daniel Lord神父于1930年制定《制片法案》 (Production Code) , 禁止公映影片涉及离婚、通奸、女权主义、同性恋等敏感主题。虽然部分制片人对该法案颇有微词, 但还是严格执行, 内化为无形的自我约束机制。1934年, Joseph Breen任该制片 法管理办 公室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主管, 由他裁定影片是否符合规定, 并审批上映许可。虽然没有该机构背书并不意味无法上映, 但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被许可的影片无法发行和排片。

不过与人们刻板印象不同, Breen和他的审查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刻板道德主义, 一切涉及法案敏感带作品并非一律封杀。事实上, 制片法管理办公室的终极目的是, 帮助制片人免于因涉及争议主题而冒犯公众, 最终造成投资损失。也正因如此, 一些稍“越界”同时符合时下大众品味影片依然能得到上映许可。同理, 就因为这一余地, 威廉姆斯争议性极大的戏剧, 能搬上好莱坞大荧幕。

另一股制约公众文学艺术创作的力量是天主教会旗下的良风团 (Legion of Decency) 。该协会与制片法管理办公室在众多层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但也有三点不同。首先, 良风团的目的是为捍卫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信仰, 而非确保上映影片道德正确性。其次, 它不具有影片上映审批权, 对影视作品“审查”更多的是事后舆情上的压力。最后, 良风团思想更为保守, 在近乎原教旨主义纲领下, 它对敏感题材作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三、五十年代好莱坞的市场趋势

对于刚刚从欧洲战场归来的美国大兵, 或是历经战争阴霾的普通大众, 好莱坞所制作30年代的“家庭娱乐”类型的影片既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 又无法赢得市场。残酷的现实经历, 让饱受战争折磨的观影者厌倦荧幕上的风花雪月, 莺歌燕舞。人们渴望看到多元题材, 故事迥异并贴合现实的影片。威廉姆斯的作品恰好契合这种市场渴求。

与同时代的Bob Dylan等左派艺术家不同, 威廉姆斯并不刻意主张全新社会秩序。他的政治意见表达为如实描摹战后十年美国社会动荡和巨变, 再用略带伤感笔触, 将人生的尴尬、窘境、痛苦搬上舞台。到了五十年代后期, 威廉姆斯在争议声中, 成为与海明威齐名的美国最知名的作家。而以市场为生命线的好莱坞, 洞悉到威廉姆斯作品的某些气质, 正是能为他们赢回影院观众的最后的稻草, 于是他的几部重要戏剧的电影改编的立项便箭在弦上, 即使无论投资方还是威廉姆斯本人, 都还需要面对来自制片法管理办公室和的良风团的重重障碍。

四、艺术坚持、市场与审查制度的博弈

《欲望号街车》作为威廉姆斯第一部搬上大荧幕作品, 经历了审查制和市场, 还有剧作家本人艺术坚持的多番角力, 最终成为冷战初期, 敏感作品进入美国大众视域的典型案例。而该片之于美国社会革命性影响, 也恰体现在改编过程中遭遇来自制片法管理办公室的压力, 和上映之后源自良风团等保守势力的责难。

在众多投资方担心《欲望号街车》无法获得上映许可之时, Charles K. Feldman愿意为了市场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他希望电影剧本采用更传统的叙事方式, 且结局应该皆大欢喜。在采纳了制片法管理办公室意见后, 他要求电影剧本改编女主人公Blanche基本形象, 如:她不过是内心柔弱, 沉迷于幻想, 且热衷干涉妹妹家事的可怜女性。而爱情最终的失败, 已是她应有的惩罚。同时还要求删除原著关于她糜烂的过往, 对年青男性的情欲, 还有被Stanley强暴等诸多《制片法案》名文禁止的桥段。

Feldman于是投入大量资金, 邀请威廉姆斯操刀电影版剧本, 话剧导演Elia Kazan继续担任电影版导演, 还签约马龙白兰度和费雯丽分饰男女主角。但事与愿违, 威廉姆斯和导演完全坚持原著, 否定Feldman各种改变方案, 将作品关于人性贪婪、婚姻的背叛、不伦的性爱等禁忌均保留。在之后双方一系列对抗中, 作家的艺术坚持、挟持资本赢得了对审查制度暂时的胜利。该片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著精髓的前提下获得上映许可, 并如期在北美成功上映。

而裁决这场博弈胜负, 以及决定未来此类纠纷走向的则是市场和口碑。《欲望号街车》以425万美金的票房, 位列年度票房第五。在次年的颁奖季, 该片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十二项奥斯卡提名, 并最终拿下包括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四项荣誉, 可谓名利双收。不仅如此, 此片最大成功之处, 恰是Feldman强烈要求删改, 而威廉姆斯和导演竭力保留的那些具有争议性内容。北美观影人不仅没有反感这部颠覆传统道德观的作品, 反而为之欢呼, 这正是他们渴求看到的有别于30年代家庭娱乐的电影作品。

然而, 《欲望号街车》的成功并不意味着, 所有激进的文学作品可以顺利成章地改编成电影, 更不意味着电影审查制度失去对电影创作的约束。紧随而来的电影版《骄娃春情》 (Baby Doll) 显然超出社会保守势力底线。威廉姆斯、导演Elia Kazan和制片方都高估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力。所以当该片巨幅广告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公告版时, 其性感挑逗的形象引起了良风团极大不满。红衣主教Francis Spellman斥责其为淫秽电影, 并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 要求该片不得出现在公众视野。也正由于这场运动, 《骄娃春情》虽得以上映, 但票房惨淡。

《欲望号街车》和《骄娃春情》都是艺术坚持、市场和审查制度多种因素对抗结果。而各自的成功与失败让制片人意识到战后观影人群口味的多样性, 价值取向更为开明和包容, 但未开化到真正的自由主义。对于以Joseph Breen为首的审查部门而言, 他们需要审查的不是影视作品中的道德观是否正确, 而是判定当下观众的接受品味。对于好莱坞创作人而言, 影视作品应该区别为小众文艺片和大众商业片。而对于整个美国电影工业而言, 电影制作审查制度, 需要由更符合电影规律的分级制度替代。

摘要：冷战初期美国电影审查制度, 对该时期在大荧幕上映的作品有着明确又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按明文规定, 田纳西·威廉姆斯的作品由于其“背离”当时主流价值观, 不可能得到好莱坞制片人投资, 更谈不上在电影工业中的成功。而事实正好相反。本文重新审视当时的《制片法案》、制片法管理办公室、良风团等阻碍威廉姆斯作品以原貌呈现在荧幕上的因素, 结合分析五十年代美国观影人的审美趋势, 论证最后在影院上映的作品其实是艺术家的坚持, 审查制度的制约, 还有市场主导力等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威廉姆斯,电影审查制度,《制片法案》

参考文献

[1]Black, Gregory D..The Catholic Crusade against the Movies, 1940-197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Roudane, Matthew C.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