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精选12篇）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1

1 回顾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进程, 认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局限性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建于20世纪初清末宣统年间, 当时已制定了《所得税章程》。新中国成立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所以直至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 开征个税。其后, 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法做出了5次修正, 进步在于1993年10月对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次修正, 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1]; (3) 时下“灰色收入”绝非偶然事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带领课题组于2005～2006年完成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2000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收入调查后于京表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 “占了城乡居民收入总额8.3万亿元的一半还多”[2]。这一数字令人吃惊, 但更让我们忧患的是该收入仍在上升, 却至今游离于个税征税范围之外。

1.3 减除费用标准存在着调高时的滞后性、被动性和设计上的一刀切

个税制度改革先后两次提高了减除费用标准, 但却映射出其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1) 滞后性、被动性调高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 成为我国个税的税负偏高重要原因之一。征收个税的初衷在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其意味着高收入者多纳税, 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而且税收上升应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指数的提升, 但事实并未如此, ①1992年, 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只占就业者总数的1%, 而到2002年, 已经达到52%, 而800元的起征点不变, 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承担了大部分个税负担[3];②未及时调高减除费用标准, 造成税收不协调地增长。据统计, 至2007年, 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已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4]。 (2) 个税制度改革的另一个严重缺口便是减除费用标准在制度设计上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始终未将家庭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但事实上不同的纳税人供给着不同的家庭人口, 导致纳税人名义所得与实际可占用的所得的不同, 所以按照传统方式, 仅仅依据单个纳税人的名义所得和统一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进行应纳税额的计算必然形成和加剧纳税人税负不公平。

个税改革的局限性如此之多,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从现有政策的疏漏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上已有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

2 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改革的创新点

2.1 依据国情转变分项税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出发点

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对同一个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 按其所得的不同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 并对每一类所得按照单独的税率计算其纳税额的制度。这种模式计征简便, 征收成本低, 当纳税人收入单一且水平较低时宜于采用, 但当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收入逐步上升时, 分类所得税制就难以控制税源, 也难以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仍然采用分项征收制, 势必造成前文所提及的个人所得税负的不公平。因此, 逐步走出分项税制, 建立以年为单位计征个税的综合税制模式应成为我国个税政策改革的出发点。

2.2 完善个人所得税计征范围是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创新点

个人应纳税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第一个基本要素, 其完整性来自于一个国家按照税法确定的个人所得税征税项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分析前文所提及的个税计征税范围不完整, 原因在于: (1)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采用列举法确定征税项目, 造成没有列举的项目一般不能征税, 因此造成前文中炒股、炒房类的资本项目下的个人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如个人经济赔偿所得、个人外汇交易所得等未被列举的收入游离于个税计征项目之外。 (2) 现行税法对变相取得的个人收入计税的规定模糊, 未将个人投资者动用企业资金支付本人及家庭成员与生产无关的消费性支出以及购置汽车、房地产等大额财产性支出以及其他变相取得个人收入明确列入个税计征范围; (3) “灰色收入”的可税性一度成为税务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但是, 不论收入来源和取得收入的手段是否合法, “灰色收入”在结果上呈现出的是非法所得个人的收入。从事不良服务行业的人们, 只对自己的合法收入纳税, 实际上将他们个人收入的重点隐入了个税法所调节不到的角落[5]。鉴于上述诸多原因, 完善个税的计征范围必然成为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一个创新点。

2.3 建立合理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又一个创新点

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成本是个人所得税税基第2个基本要素。依笔者之见, 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应涵盖以下因素: (1) 该减除标准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6]。但当前制约因素诸多: (1) 按年度计算, 就要求将代扣代缴改为预扣预缴个税, 并由税务机关在年底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为此, 税务机关要达到的硬性条件便是实现地税务机关全国联网; (2) 在目前个人所得项目逐步增多的情况下, 仅靠税务机关一臂之力尚无法对纳税人收入信息进行全面核查, 为此, 从外部条件上讲, 需要强化税务机关与金融、证券、房地产交易等部门配合与沟通。所以, 个税向综合制改进不能急功近利, 应坚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原则, 解决好以下问题:

3.1.1 合理界定应纳入综合计征与分项计征的个人收入范围

对于该问题不同国家做法不同, 但一般归为两类: (1) 将收入按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性质来划分, 对前者实行综合计征, 对后者实行分类计征; (2) 将收入按经常所得和偶然所得的性质进行划分, 对前者实行综合计征, 对后者实行分类计征。

笔者倾向于后者, (1) 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 (承租) 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职业性炒股、炒房所得等具有经常性和连续性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 并重新制定统一适用的类似于工薪所得现用较轻累进税率, 但其中不可忽视的是, 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将个人投资者动用被投资企业资金支付本人及家庭成员与生产无关的消费性支出以及大额财产性支出, 以及其他变相取得的非付现性个人收入列入生产经营所得范围之内; (2) 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它偶然性所得, 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意义上的其他所得是指除了税法例举征税的10项所得以外, 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当前从实现个税政策的创新点出发, 其他收入还应包括当今在各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个人灰色收入。这样, 既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纳税人不同、所得项目不同、支付方式和时间所导致的税负不公平, 又能减少和杜绝纳税群体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变相逃税的可能性。

3.1.2 实现个税代扣代缴向家庭申报方式的转变

以家庭为单位计量和申报个税理论上公平合理, 但目前税务机关还做不到对纳税人的家庭信息进行逐一核实, 因此,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本着代扣代缴为主, 家庭申报为辅的申报方式, 同时革新计税方法, 朝着主要向高收入者和富裕家庭课税、对低收入人家庭免税或课以低税的方向迈进, 包括:

(1) 综合计征法下, 以家庭为单位重新界定个税减除费用标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以家庭为主体计征个税, 其税基①一个家庭减除为了取得收入的费用和生计费用之后的课税所得, 即应对能反映个人纳税能力的纯家庭所得部分课税;②应克服旧税制造成的税负增长远大于GDP增长, 使低收入居民成为个税重点纳税对象的前科, 反映出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③个税减除费用必须顾及由于CPI上升给居民个人实际所得的负影响。为此, 笔者愚见, 个税改革应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囊括上述诸要素在内的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公式, 按年计算该费用, 适用公式组如下:

公式1:家庭人均年应税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成员系数) , 其中:

家庭成员系数建议采纳以下设定:单身纳税人的系数为1, 一对无子女夫妇的系数为2, 有一个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家庭的系数为2.5, 从第2个未成年子女开始, 每增加一个子女, 家庭系数应再增加一个系数, 一般为0.5, 但该系数的设定要与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国策相结合, 要与我国民族、援边以及扶贫政策相协调。一般来说, 对于父辈以上两代及两代以上为独生子女的应调高, 相反应调低;对于少数民族、边疆以及被认定贫困县区的居民应适当调高。

公式2: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 (本年度人均年收入-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其中:

人均年收入= (GDP-折旧-企业间接税-企业的转移支付+政府补助) /人口数, 该指数由国家按年测定并公布;

公式3: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基期社会平均个税必要性减除费用× (1+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 × (1+CPI增长指数%) , 其中:

①基期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应国家每隔几年统计测定一次,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一般分为4个部分:ⅰ个人基本生活费用和本人教育费用扣除;ⅱ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费用扣除;ⅲ子女教育费用扣除;ⅳ特殊疾患扣除。

②CPI增长指数按照前后两年的由国家测定并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比计算;

公式4:家庭人均年应税所得=家庭人均年应税收入-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个别家庭人均减除费用, 其中:

个别家庭人均减除费用针对于个别家庭于本年度内意外非正常性支出而言, 但其扣除必须经过税务机关审批、认证并记录归档。

(1) 按计征方式的不同重新设定个人所得税率

建立以综合征收为主、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的个税税制, 在税率方面要解决以下问题:①现有税率体系造成税目繁多、多套税率并存现象;②工资薪金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最高税率为45%,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此, 个税改革应朝以下方向迈进:①与税制模式的改革相结合, 将列入综合计征范围的个人所得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分别征税, 将综合计征的个人所得使用统一税率。②在是采用比例税率, 还是采用累进税率或者二者并存等税率形式设计上, 综合计征应以达到适当调节个人收入、高收入者多纳税为目的, 选择超额累进税率。③税率高低标准要重点考虑我国财政收入的需要、居民税负承担能力以及本国税率要与其他国家税率水平相适应等制约因素, 使税率高低适度。因为目前各国中央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多在30%～40%之间, 如美国为38.1%, 英国、匈牙利、埃及、墨西哥为40%, 日本、泰国为37%, 韩国为36%, 印尼、阿根廷为35%, 印度为30%[7];所以, 重新设计个税税率结构, 应在提高个税必要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 建议维持现行低税率 (5%) 部分, 在中高档税率部分, 将45%向下调降至40%或35%, 从而构建一组由5%～35%或40%之间的累进税率。

(3) 实现个人所得税的分期预缴和年终清算汇缴

处理好平时预缴和年终汇算清缴的关系, 提高征收效率, 降低税务局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同时, 要处理好由于纳税人的纳税地点与所得来源地不一致而引起的地区之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问题[8]。为此, 必须采取3项重要的配套措施:①由于个人的收入来源于国内外的不同地点, 涉及到全国范围的税务管理和国际税务关系, 根据各国通常的做法, 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税务局系统征收管理;②国家税务局系统征收个税必须实现全国联网征收, 纳税人必须实名申报, 按月预缴个人所得税;③年终清算时税务机关应逐一完成如下工作:a.按年核实居民家庭成员年内的增减变更情况并确定其家庭成员系数;b.测算本年度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b.测算本年度CPI增长指数;d.年终汇算清缴时将居民本年度应纳税总额与分月累计预缴额作对比, 多退少补。

3.2 推进与个人所得税政策改进相关的社会制度的改革

3.2.1 规范居民纳税编码、建立家庭信息库管理, 实现居民纳税信息的网络化

(1) 为保证居民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上终身使用惟一的全国统一编码, 建议以公民身份证号为主导、将其与居民的户口证件号码、社会保障号码及信用卡号绑定, 建立全国通用的纳税索引体系; (2) 为了以家庭为单位准确确定个税减除费用标准, 个人纳税信息库必须引入并逐步完善家庭信息库, 为此, 需要大力加强民政部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及派出机构与税务部门的协调性, 将本年度内居民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情况的信息及时传输给税务机关, 使税务机关的年终汇算清缴有据可循。

3.2.2 责成金融机构实施居民财产收入显性化管理, 责成企业完善收入分配的监管制度

建立纳税人财产登记制度, 使个人全部收入汇集在个人税号之中。大量现金支付, 加大税源控制的难度。因此, 实现税务部门与金融部门、支付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协查机制, 应该使纳税人的存款帐户唯一, 促使纳税人的隐性收入显性化[9], 从法律上明确金融部门协税的义务与责任,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问题, 大大减少灰色收入逃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企业应向税务机关真实申报其费用开支以及收入分配情况, 完善相关领域的监管制度, 降低和杜绝企业投资者借用企业经营支出和实物分配的盾牌变相取得个人非现金收入、从垄断利润中获益的可能性。

3.2.3 建立和完善个人纳税信息系统, 达成社会诚信监督体系

从制约机制上讲, 除了法律、制度体系的刚性制约外, 另一种与之并存并且其制约作用甚至优胜于刚性制度的方式便是社会舆论和良性道德观的柔性制约。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应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实现全国联网征收个税、以及建立以个人身份证为媒体的实名申报制基础上, 将每个公民如实纳税以及一生中全部纳税额记录归档, (1) 作为其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的依据并赋予诚信纳税人必要的权利并给予奖励, 使其因诚信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荣誉, 为其以后的再就业、职务升迁、申请银行贷款及其他日常生活提供良好的证据, (2) 也使个人欠税或是被罚记录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威慑力。最终在诚信监督的基础上, 实现全社会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摘要：我国开征个税以来, 先后对个人所得税法做出了5次修正, 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一直延用分项计税法弊端诸多、计征范围不完善以及个税政策改革的滞后性、被动性等方面仍存在着局限性;依据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敦促分项计征及时向综合计征转化、完善个税计征范围和积极制定出具有连续性、能顾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跌涨以及家庭负担等诸多因素的合理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应是我国个税政策的制度创新点;随后本文以此创新点为向导探讨了实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渐进改革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局限性,创新点,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张源.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研究[J].系统工程, 2003, 21 (1)

[2].孙立忠.“灰色收入”都给普通居民“拿”去了?[N].中国青年报, 2007-06-13

[3].杨平.调查:接近9成人认为1500元个税起征点偏低[EB].央视国际, 2005-09-16

[4].童颖.个税征收指数化专家透露:“起征点将随CPI浮动”[N].东方早报, 2007-12-26

[5].叶晓红.“灰色收入”的可税性[J].财会研究, 2008, (12) :20~21

[6].周丽.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EB].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8-05-26

[7].刘静, 吴静.高收入者关心最高边际税率[J].青年时讯, 2005-06-10

[8].刘佐.个人所得税改革热点问题[EB].中华税网, 2007-11-24

[9].綦善德.个税自行申报研究[EB].中国税务网, 2008-11-12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2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研究和探索现代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稳定劳动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澄清对现代企业制度职工民主管理的模糊认识

现代企业是否还需要坚持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近年来在理论上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和似是而非的观点，否定或淡化现代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观点。我们研究认为：有职工参与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不仅不是落后的而是先进的;不仅不是过时的而是现代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坚持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1.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二十世纪初期，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开始把企业管理作为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至三十、四十年代，企业管理理论就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发展到更人性化的职工参与管理的阶段。到了70年代，吸收职工参与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在德国有职工代表制、劳资共决制及劳资双方共同组成的企业管理委员会制度。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集体合同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形式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是欧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管理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制度，这种企业管理制度至今仍然是其标榜“民主和人权”的时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管理制度并非我国独有，而是现代世界发达国家通用的管理模式之一。综观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模式，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能够更好地集中多数人的智慧、激发职工内在的工作热情。这样的民主管理制度，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发展规律之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的经济，民主是人类进步的潮流，企业管理也必然如此。

如果说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更注重的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意义，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企业科学管理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对于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实现最充分的民主，既是“社会主义”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之一。

2.现代企业中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

我国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理念基础之上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所谓公司形式的现代企业中，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客观基础是否还存在呢?我们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主客观基础依然存在。

在欧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管理学派和行为学派融合，从科技和人本理念出发，提出了有职工参与的企业民主管理理论并付诸实践，产生了诸如职工代表、职工恳谈会等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我国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和欧美国家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形成的理念虽有不同，但无论其形式还是作用都有相同之处，即增强职工的责任感、激发其劳动潜能和积极生产的欲望。在现代企业中，不拥有该企业资产的人也可以担任独立董事，参与决策企业重大事项;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层，也并非是因为其拥有本企业的资产而受聘。现代企业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科学管理的本质要求。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更加明显。

无论是从理论上言之，还是从国内外的实践言之，在现代企业中职工参与管理，从本质上并非是由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管理的本质规律的。

3.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决定职工须要参与企业管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出资人的企业，而不是职工的。真正关心企业的是出资人，所以，企业只能由出资人管理而不能由职工参与。

现代企业制度依据法律政策，出资人只是对其所出资金拥有所有权，企业则是具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股东即出资人并不拥有企业，公司就是企业法人。国际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企业是利益相关人的共同体;至少，企业是由三方组成即投资人、经理人和劳动者。投资人、经理人和劳动者共同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为实现其价值的平台。从现代企业所谓的公司之“资本所有关系”的理论否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其立论基础显然是子无虚有。

职工的利益是建立在企业发展基础上的，职工比投资人更关心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不善时，出资人首先想到的或是裁减人员减少开支或是转移投资保障回报;而职工选择的往往是宁可降低个人工资福利，与企业共渡难关。在现代社会，劳动依然是职工谋生的最基本的手段，没有企业的发展便没有职工的生活来源。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代，再就业何其难。由此可见，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职工都不得不首先关心企业的发展，“厂兴我荣、厂衰我辱”的口号正是职工心声的真实写照。职工利益与企业发展之间如此紧密的关系，决定其理所应当参加企业的管理，企业只有建立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才可能有长期且较大的发展。如果没有职工参与管理以监督企业的行为，就难免不出现企业负责人因缺乏监督而挥霍甚至是鲸吞资产的行为，至少难免出现决策失误或决策不能很好贯彻执行的现象。企业改制中的暗箱操作、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无不与弱化职工参与管理决策有关。

4.职工参与管理是企业科学决策和执行决策的保障

决策的终极目的是效益，一个快速而错误的决策，其结果必将是效益的损失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较之独断专行的个人或小集团的决策，其效率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这样的管理制度却能够使决策更科学稳妥且便于执行。职工参与管理实际上就是集思广益，使决策有更多的选择，众中取优。工作在生产运营第一线的职工，最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原料采购、生产过程到产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都了如指掌，因此，有职工参与的管理是企业科学决策的可靠保障。

职工是企业决策的具体执行者，没有职工对决策的理解就无从贯彻执行。职工参与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了解和理解决策的过程，从而为决策的高效执行提供了保障。职工参与管理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非但不是落后的，更是先进的管理制度，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理念，可以激发职工内心的工作热情。

(二)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认识

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职工民主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

第一，职工民主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的是产权民主，权责明确反映的是企业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民主，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是国家对企业管理的民主。依靠职工办企业是企业管理的内在要求。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应有之义。

职工民主管理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民本主义理念。公司是工业社会形成的比较成熟的大型企业组织形式，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设计，是一种民主制衡的管理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本主义”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尊重劳动者的权利是衡量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职工劳动权、民主管理权的价值观。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也是与国际接轨、适应经济全球化、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之一。

2.职工民主管理是由生产要素组合的本质决定的

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要素组合的本质决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构成了生产力的三个基本的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生动、最活跃的要素。在生产运营的过程中，劳动者亲自使用生产工具，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活的劳动。生产运营的终极目的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得以实现。所以，职工最有权利参与企业的管理。

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尊重劳动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贯彻落实尊重职工的劳动、知识和创造的最好形式。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我国，建立和完善有职工参与的企业管理制度，是集中职工智慧和力量，共谋企业发展和进步的最好形式。

3.职工的人权保障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劳动在当今社会仍然是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手段，职工的劳动权其实也是职工的人权。诸如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培训权、劳动保护权、安全卫生权、文化娱乐权、身体和心理健康权、保险福利权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与职工的人身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职工来说，企业的兴衰直接关乎的是其生存的保障和生活的质量。企业经营不善，职工的工资就很难得到保障，进而影响职工本人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企业效益不好，职工的福利甚至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也将被降低标准，这也直接关乎职工的劳动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障。职工民主管理可以从制度上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即实现其人权的保障。

由于技术和年龄等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职工不具备较强的流动能力。职工最迫切的渴求就是企业的兴旺发达，参与企业的管理保障企业的发展是职工人权的必然要求。在总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具体事项上的差异性，导致企业管理者在决策的时候可能对职工的权益考虑不尽全面。吸收职工参与决策就可以形成管理者与职工共同协商的格局，企业才真正可以成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职工的人权得以保障。

4.职工民主管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使职工参与管理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推进政治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职工民主管理是法律赋予职工的权利，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也是法律对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投资设立的股份制公司规定的义务。《劳动法》、《工会法》都赋予了职工参与国家经济事业和企业管理的权利。所有这些关乎职工民主管理和经济事业管理的法律权利，依法都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坚持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国家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保障。

一切社会问题的产生，其根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劳资矛盾。在市场经济国家甚至有这样的观点，即劳资关系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基石。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就是使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及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投资设立的股份制公司中，坚持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其它类型的企业有着示范的作用。现代企业的管理，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

二、坚持与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对策建议

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在企业改革实践中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某些国有企业虽然有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民主形式、民主渠道，但有的企业往往不运用、不实行，决定重大事项不召开职代会，不与职工群众商量。企业要破产，一部分职工需要下岗，这样一些直接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都不让职工了解情况和参与讨论，少数几个人一宣布就完事了，结果造成矛盾激化。这种做法就是对职工群众的民主管理权利的侵犯。现代企业建立和完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探索有效实现途径，还需要从制度上予以有效的保障。

(一)建议修改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制定统一的职工民主管理法

制定职工民主管理法规，是贯彻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具体举措，也是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的殷切期望。实践已经为制定统一的职工民主管理法规奠定了基础。

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对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做出了很多的规定和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尚不能形成一体。职工民主管理权利不仅分别体现在《劳动法》、《工会法》、《企业法》、《公司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各种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而且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发布的文件中也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文件中，有的有所重复，个别甚至有所矛盾;也有一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细化，可操作性不强;还有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市场经济实践和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创造的民主管理的新形式如厂务公开等，尚未上升为法律予以保障。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企业改革发展的形势的要求。

随着企业改革和政治民主建设的深入，职工民主管理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组织都有制定统一的职工民主管理法典的迫切要求。调研显示，职工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管理的新形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据不完全统计统计省级职工民主管理立法已有十几家，改革实践已经为制定统一的职工民主管理法奠定了基础。有鉴于此，建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基本法》。在职工民主管理《基本法》出台之前，可以由国务院首先制定统一的民主管理行政法或修改业已执行了二十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条例》。我们认为，制定统一的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法典或行政法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民本主义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步骤。

(二)明确职代会地位发挥职代会应有的作用

职代会客观上的确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就其主观而言是参与企业管理。

职代会通过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职工权益保障的，而并非为维权而维权。建议广泛宣传职代会的地位，充分发挥职代会应有的作用。首先，职代会是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职代会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职代会并非维护职工权益的专门性机构，更不是工会工作的一个部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职代会的职权也需要予以拓展。职代会应当在企业公积金、公益金、职业培训费的提取和使用方面，特别是在涉及劳动关系管理方面等事项如劳动纪律、奖惩制度等方面有更大的决定权。

完善制度还要制定和完善职工代表产生办法，严格限制企业管理层人员在职工代表中的比例。调查发现，有的企业职工代表中半数或超半数是企业各级的管理人员，甚至以提高效率减少开支为由，将职代会、中层干部会议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三合一。这样的职代会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的，不能真正代表职工的意志，职代会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为保障职代会的职权，建议加大对违反职代会制度和侵害职工民主权利责任追究的力度。

(三)规范职代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行使职权的关系，形成相互支持合作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新格局

“新三会老三会”的模糊认识，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着职工民主管理发展的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虽然对职代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职权有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由于是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中，再加之时间的差异，易于引起一些误解。()因此，应依法明确职代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职权，这对完善现代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代会是职工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职代会的审查同意权或者否决权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奖惩办法以及其他劳动关系管理的规章制度和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董事会的职权应当集中在涉及投资人利益及公司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如公司章程、投资计划等事项。经理的职权应当集中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监事会依法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行使职权进行监督。董事会、经理层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依法应当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对经理决策的审议讨论，支持经理更好地行使职权，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通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的活动实现对董事会、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的支持。由此，形成那么一种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支持合作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新格局。

结束语：

企业自主创新与科技政策的探析 篇3

关键词：晋江；科技创新；科技政策；建议

一、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国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自主创新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壮唯一路径，也关系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有政府各级单门的大力支持，那么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如何根据市场的发展态势以及国情和地情的实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科技政策，促进地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成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为此，前不久晋江市委常委扩大会原则通过《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结合晋江科技发展的实际和需求，从大力鼓励科技进步、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拓展产学研联合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措施，相信晋江企业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自主创新，定能实现“智造名城”的目标。

二、完善科技政策引导和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建议

政府是企业发展的强而有力的后盾，政府的科技政策与企业自主创新有着较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为更有效地引导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笔者从晋江的实际出发，对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出几点拙见。

1.采用多种税收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促进自主创新

税优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市政府积极地研究、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比如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在采购中政府部门更加重视对本土企业的支持，加大了对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特别是中小科技型企业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设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专项扶持资金，帮助区域产业链企业优先采用本土产品和技术。针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制定了减免服务外包企业有关税收费用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政府优先采用服务外包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为了更为有效地发挥出科技创新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加大了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奖励力度，对于企业创新类项目的实行等同返还或是减免企业所交税收。

2.完善市场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促进自主创新

人们的需求就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目标和市场，把市场的需求作为引导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的方向。在时代发展的大河中，人类需求的增加导致市场潜在需求不断扩大，而在科技日新月异、人们追求产品差异化的今天，企业的所创新产品不一定就是人们想要的，也许不是市场所需求的。所以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使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并且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如果企业的创新不是以人们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为导向，那么企业就无法实现以科技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反而会造成企业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制约企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要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企业的创新成果及其相关产品才能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同，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競争水平，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在这样动力的驱使下，企业将会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和强度，从而将科技创新带入一个良性的轨道。

3.完善科技金融体系，解决自主创新的资金难题

据统计，晋江市政府加大本级财政科技的投入，财政支出比例每年以0.2%-0.5%的增幅递增，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力度。优化配置政府与市场各方资源，积极营造资本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的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不同企业的发展特点，建立健全综合配套机制和融资体系，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资本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出科技金融政策的最大作用，帮助企业解决自主创新的资金难题。根据本地的实际制订落实科技型贷款政策，组织银行、金融专家、学者等开展研讨会，研究和制定企业自主创新项目的推荐程序与标准，放宽对发展前景良好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的贷款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项目的融资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这样既能使银行金融机构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又能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实现“双赢”。

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企业利益

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产品不被他人侵犯，使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步伐，而技术、知识的创新需要有确实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从根本上保护好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如技术专利、商标等，还可以有效制止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维护创新企业的利益，规范市场的秩序，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动力。因此，尽快建立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政府要不断加强创新专利的管理能力，从点到面，再由面到整体，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进而有效规范企业和市场的行为的秩序，促使企业按照知识产权法规开展科技创新，营造出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5.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部门都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这就使得个别部门利用职务的权力，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索要“好处费”，没有好处不予办事，既破坏了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也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政府要尽快转变观念，加快政府机构改革的进程，真正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全面转型，全力服务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要尽快建立与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加快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使企业能够获得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了解市场的需求，加快技术的研发速度，以及让企业通过这一平台公布自己的创新成果，并迅速转变为市场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极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市政府积极地为企业的自主创新研究与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科技政策，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倡导市场的公平和有序，激励晋江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努力为晋江经济的“二次腾飞”做出积极的贡献。（作者单位：晋江市科技馆）

参考文献：

[1]郭彩云，刘志强，王秋红.三方视角下企业自主创新科技政策实施问题及对策[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2]周赟董，新平，郑瑜.宁波市政府科技政策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2010，01.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4

从各地工业园区二次开发的实践来看, 不同的盘活模式均受到现有土地制度的限制, 土地制度的供给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土地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 供求冲突明显。在此背景下, 各城市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 用于解决工业园区存量土地盘活过程中的政策瓶颈。本文拟通过调研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土地二次开发的真实案例,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供给和需求理论, 分析工业园区二次开发制度供给冲突;同时梳理和探讨各城市工业园区二次开发政策创新实践, 找出制度发展趋势, 为提高我国工业园区二次开发制度创新提出建议。

1 从“蒂森克虏伯”案例看制度供求

“蒂森克虏伯”案例的土地盘活模式是典型的市场流转模式, 该模式通过土地二级市场来完成。在我国现行土地供给制度下, 土地二级市场的发展受到严格控制, 市场流转制度供求冲突明显。

1.1 制度需求与供给冲突

“蒂森克虏伯”土地盘活案例涉及三个利益主体:上海蒂森克虏伯公司、AVL公司和开发区管委会。

上海蒂森克虏伯公司为目前注册在金桥开发区内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由于年产量迅速增加, 公司有强烈的土地扩张需求, 但其所在的金桥北区内已没有符合要求的工业用地。AVL公司于2001年受让在金桥北区64号地块约2.7公顷土地, 由于投资进度等原因, 其受让土地尚有1/3处于闲置状态。由于AVL公司与蒂森克虏伯公司用地相邻, 两公司于2008年初协商一致, 蒂森克虏伯公司受让AVL的部分闲置土地。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6]31号) 文件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依此政策, 土地不能在企业间横向流转, 必须由政府进行收储, 以招拍挂的形式在土地市场公开出让。AVL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之间土地流转的需求无法实施。因此, 浦东新区出台了“浦东新区实施《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细则” (浦府[2005]60号) 为两家公司协议的实现提供了政策支持。该细则第7条指出, “属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转让后闲置的土地, 可以经原转让双方协商同意, 由原转让方回购土地使用权”。就金桥开发区而言, 由于其辖区内的土地是在成立之初, 国家将土地以作价入股形式给予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金桥股份公司) , 因此, 金桥股份即细则中所指“原转让方”。

最终AVL公司与浦东新区土地管理部门协商后, 对其已使用土地和剩余土地进行分割, 并由金桥股份公司回购剩余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最终再经金桥股份公司转让至蒂森克虏伯公司。此被转让地块的价格由AVL公司与蒂森克虏伯公司洽谈确定。本案例最终利用“闲置土地管理处置”的地区性法规通道避让了招拍挂的环节, 间接实现了“土地流转交易”。

在工业园区中存在很多类似“蒂森克虏伯案例”的情况, 园区内低效闲置土地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诉求, 而急需产业扩张发展的企业有获取新的土地使用权的需求。但土地分割转让“公开市场交易”的政策限制了土地的流转, 导致了园区内部分闲置工业用地无法及时转让, 严重阻碍了园区土地的集约利用。

1.2 城市制度供给创新实践

土地二级市场的充分发展可以有效的降低园区内闲置土地的交易成本, 相对公开市场的招拍挂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 因此各地政府作为制度“生产者”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 进行政策性创新用以指导工业园区二次开发中的土地流转。

南京市在《市政府关于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的意见》 (宁政发[2010]80号) 支持适当放宽存量工业用地转让条件:对因项目调整等原因确需转让工业用地的, 在取得开发区管委会书面同意后, 可不受土地出让合同约定转让条件的限制进行转让。该政策能有效的突破土地出让合同的限制, 促进土地盘活。浙江松阳《关于加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工业用地的建议》允许通过项目置换转让闲置用地。对闲置的存量土地, 分别进行督查会办, 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难以到位的, 重新组织招商, 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腾笼换鸟”的项目置换方式, 将存量变增量。通过项目置换的方式可以避开国家工业用地转让必须招拍挂的政策限制, 简化了土地盘活流程, 有效降低土地盘活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浙江松阳在工业区二次开发中还采用了“分割盘活”的创新方式, 对实际已经正式供地, 又确实无能力按合同约定时序进度投资, 而导致部分土地闲置的, 对闲置部分的土地进行协调, 确定给予必要补偿并对收回土地使用权加以盘活。该项政策是对国家工业用地分割转让禁令的大胆突破, 通过对闲置部分土地分割盘活, 可以在对企业已用地部分产业不影响的前提下, 对空置土地实现重新利用。

2 从“金桥阳光公寓”案例看制度供求

随着园区的发展, 部分建筑设施老化和陈旧现象突出, 且原本的建筑配套设施比例已不能满足现阶段需求。工业园区内有提升基础配套设施的需求。

2.1 制度需求与供给冲突分析

随着金桥开发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的不断发展, 园区内基础配套设施呈现严重不足的现象, 开发区内职工的住宿成为难题。园区内W16号地块原本为普通工业厂房, 用地面积10公顷, 土地利用强度低。因此, 上海金桥 (集团) 有限公司决定对W16号地块拆除重建为职工公寓。阳光公寓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0.5万平方米, 包含白领宿舍10万平方米、蓝领宿舍9.5万平方米及配套公建1万平方米。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 该项目不具有法律操作性。根据国家《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规定, 工业用地配套设施比例上限为7%。金桥开发区的配套商业比例已经达到上限而无法以配套服务区进行立项开发。因此, 要拆除W16号地块重建为职工公寓则需首先改变土地用途为居住。而《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9]101号) 明确规定:“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 一律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开市场交易的方式下土地受让人方向不明确, 且土地再获得成本高昂, 阻碍了金桥 (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确定主体对该地块拆除重建。

最终上海市2010年10月发布的《规划土地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若干意见》为该项目提供了政策通道。该政策规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工业区配套功能比例适当突破7%的上限控制, 因此金桥区以“产业配套服务区”在该地块立项开发, 全部物业由金桥集团公司持有, 只可租赁不可出售, 且项目内的配套商业也主要对阳光公寓内住户及区内企业开放。

阳光公寓项目通过地方政策产业配套服务的支持, 避让开“改变用途重新开发必须公开交易”的政策限制, 且未通过“房地产出售转让”盈利, 故没有严重冲突国家法律政策而得以实施。

2.2 城市制度供给创新实践

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能提升园区对外吸引力和竞争力, 针对工业园区内基础配套设施完善的需求, 如上海和杭州等城市进行了制度供给创新。

上海市2010年10月发布的《规划土地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若干意见》规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工业区配套功能比例适当突破7%的上限控制。

杭州市《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园区提升改造的实施意见 (试行) 》 (区委办[2012]63号) 规定园区在不改变用地性质的情况下, 商务、生活配套设施和企业自备住房两项用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单个企业或整个园区工业用地面积的7%, 确需超过的, 可适当突破, 但不得突破10%。

允许工业区配套功能比例在原上限上进行适当突破, 能促进园区基础配套设施的发展。建议国家对重点和新兴工业区采取规划支持, 提高园区内工业配套设施完备性。

3 从“金桥厂房拆除重建”案例看制度供求

金桥早期标准厂重建为研发办公用地是典型的土地拆除重建模式。该模式是指原土地上的建筑物全部拆除, 按新的规划用途和限制重新建造。

3.1 制度需求与供给冲突

金桥公司早期建设了大量标准厂房。因开发区转型发展和区域功能优化需要, 部分已建标准厂房的地块须重新开发, 调整为研发办公用地,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服务功能配套的载体。例如金桥开发区现有T3-5、T21、T223地块均为金桥开发公司所属工业用地, 其上为通用厂房。目前在规划中已将它们调整为商务办公 (C2C8) 用地, 其中T3-5地块拟开发建设金桥现代产业服务园二期 (地铁板块总部、研发基地) , T21、T22地块计划用于与三井公司合作开发的Lalaport商业中心项目。

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9]101号) 明确规定:“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 一律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且对于“分期建设的工业项目,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不得兴建职工住房”。“改变用途重新开发必须公开交易”的政策根本目的是防止作为国有资产的土地增值收益流失。但市场公开交易的程序繁琐, 且招拍挂出让导致土地重新获得的成本高昂, 开发区缺乏土地盘活动力。

园区开发商承担着政府赋予的推进开发区发展的特殊使命, 有盘活存量土地促进园区健康发展的需求, 而“改变用途重新开发必须公开交易”的政策下土地盘活成本高昂, 土地受让主体不明确, 开发公司无法作为定向主体进行拆除重建。政策供给冲突明显, 影响开发公司土地盘活的积极性, 阻碍工业园区土地盘活的进程。

3.2 城市制度供给创新

相对公开出让重新开发的方式, 企业自行开发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无疑实施的是一种更高效的土地盘活方式。制度“生产者”有强烈的利益动因进行新制度的供给, 自行重建类政策创新, 目前广州和深圳走在各城市前沿。

广州市鼓励自行改造重建,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旧厂房改造土地处置实施意见》规定对企业有意愿及能力自行改造, 且改造方向符合城乡规划、非商品住宅的, 可申请自行开发、纳入政府统一储备开发整理。企业自行负担所有费用, 并根据改变之后用途补交土地出让金。

深圳市《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211号)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允许工业区自行升级改造, 对拆除重建类的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按照改造后的不同用途设置不同补交地价标准。

自行拆除重建能绕开政府收回之后“招拍挂”出让的繁琐流程, 企业只要申报、审批、补缴出让金, 就可以直接自行改造。大大加快了工业用地盘活的步伐, 控制土地盘活成本, 且能有效地激励具有自行开发能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土地盘活, 改善土地低效利用的状况。

4 从“金桥厂房功能改变”案例看制度供求

“金桥厂房功能改变”案例中土地盘活模式是典型的功能改变模式。该模式下原土地使用权人不改变土地用途, 申请用地功能的改变。

4.1 制度需求与供给冲突

金桥开发区早年曾在其工业用地上建设过一批容积率较高 (达6、7层) 的通用厂房, 总建筑面积约4万多平方米。该厂房原用途为生产、加工。随着开发区的发展, 该房地产的区位及建筑结构优势显化, 继续应用于传统的生产加工用房已不符合最佳使用原则, 该部分工业用地有进行功能改变的迫切需求。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没有针对工业用地功能改变的法律条文。工业用地想要改变使用功能, 则需要首先改变土地证载用途。而根据我国现有法律, 土地改变用途为经营性用地需由政府收储, 以招拍挂的方式公开出让。工业园区土地有改变用地功能的需求, 但因上述政策原因导致改变土地使用功能成本高昂, 现代服务业或新兴产业难以入住工业房地产, 工业用地使用功能改变困难。

在国家政策制约的背景下, 金桥利用了《上海市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通道:“创意产业园区”可有一定比例商业配套的政策支持, 就上述厂房用地申请创意产业园区的称号, 将生产性厂房的功能转变为创意产业性质办公用房功能, 加速园区产业转型升级。

4.2 城市制度供给创新

鼓励园区土地改变使用功能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能使工业用地盘活政策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保持同步。各城市纷纷进行了新制度供给, 来推动园区产业升级。

《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对属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布局优化的土地, 规定原产权单位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保持不变, 政府可暂不对划拨土地的经营行为征收土地收益。

浙江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腾笼换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 (试行) 》 (浙政发[2012]49号) 鼓励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发展第三产业。对企业利用已有存量土地和原厂房兴办商务和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等服务业, 可保留其工业用途不变, 经相关部门批准使用后按规定缴纳国有土地收益金。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11号) 规定允许不改变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和使用期限情况下, 改变部分或全部建筑物使用功能。但严格限制了改变功能的程序。

用地功能改变的政策能鼓励企业利用低效闲置土地发展第三产业, 有助于园区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该项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政策瓶颈,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明确规定“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 因此在园区功能配套比例已经达到上限的情况下, 土地产权证载用途无法改变, 仍为工业用地性质, 商业企业就无法在工商局注册, 也不能进驻园区。该政策也就无法真正执行。因此功能改变类政策应该与工业园区功能配套类政策同行, 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5 从“漕河泾厂房扩建”案例看制度供求

“漕河泾厂房扩建”案例中土地盘活模式为典型的强度挖潜模式。该模式鼓励用地人提高容积率等或者增加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土地产出强度。我国大部分工业园区早期建设的厂房均为单层排状结构, 土地利用强度很低, 这些低容积率厂房用地均有强度挖潜的需求。

5.1 制度需求与供给冲突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平均工业用地容积率为1.14, 其中园区内康宁 (上海) 光纤有限公司容积率只达到了开发区平均容积率的26%,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也只达到了开发区平均水平的54%。同时该厂区建筑层数1~2层为主, 最高也不足5层, 从其产业性质来讲, 可以通过厂房改建加层或增加建筑密度的方式来进行容积率挖潜。

根据2010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严格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擅自调整容积率行为。经依法批准调整容积率的, 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批准调整时的土地市场楼面地价核定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容积率的提高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在该政策指导下, 提高土地容积率的企业需要按市场楼面地价补交土地出让金, 导致进行强度挖潜的成本高昂, 投资风险增大, 阻碍了企业进行强度挖潜的积极性, 不利于土地盘活。

上海市2010年10月发布的《规划土地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若干意见》允许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筑密度根据功能需要提高至50%~60%, 容积率上限可至3.0。最终, 园区利用上述地方政策的支持, 统一规划建设了一批3~7层的标准厂房, 并与用地企业协商,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在原有厂房基础上进行加层和扩建, 提高厂房建筑容积率。

5.2 城市制度供给创新实践

企业自行强度挖潜不需要改变产权人和土地用途, 是一种集约节约用地的高效方式, 不少城市进行了新制度供给尝试, 通过实行财政补贴或是免收增量地价的方式鼓励企业提高用地强度。如南京市在《市政府关于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的意见》 (宁政发[2010]80号) 中规定:工业企业在符合城市规划且不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前提下, 利用自有土地重建、改建、扩建厂房, 涉及容积率提高的, 除生产研发用地外, 不需补交土地出让金。

浙江省、江苏太仓市等地通过增量地价减免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土地强度挖潜。浙江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2012]35号) 对工业企业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利用效率和容积率, 并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指标的, 不增收土地价款。太仓市《关于盘活闲置土地、推进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的实施意见》规定鼓励企业利用存量工业用地建设高标准厂房, 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对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 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通过财政补贴和免收增量地价的形式鼓励企业自行强度挖潜, 实质是一种激励措施, 能充分激发企业参与存量土地盘活的积极性。

6 工业区二次开发制度创新建议

6.1 案例分析启示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见, 国家工业园区二次开发制度供求冲突明显。按照国家现有法律, 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度是最大的政策瓶颈。在“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 一律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政策控制下, 工业用地改变功能、用途和拆除重建均需要先由政府收储, 再通过公开市场竞拍。整个流程复杂, 受让主体不明确。二次开发政府完全主导。土地重新获得成本高昂和不确定, 严重影响园区企业自行挖掘土地潜力, 通过市场机制完成产业升级, 参与盘活低效土地的积极性。

为此, 各城市制度“生产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出现了促成二次开发的各类成功案例, 表现在用地功能的转变需求、用地性质的转变需求、用地强度的提升需求、以及运用产权地块, 重新开发建设研发用地, 实现产业转型等一系列需求, 充分体现了市场对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

6.2 各城市政策启示

从国内各城市的政策创新实践看, 为了促进工业用地二次开发, 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发挥土地最大效能, 满足市场需求, 各城市分别在工业园区二次开发强度挖潜、工业用地功能改变、用途改变、土地分割流转、重建开发等二次开发模式上进行了政策试点和探索。此制度供给的途径为自下而上的需求导致的制度供给创新。

从国内各城市的政策创新激进性来看, 深圳和广州两地政策相对激进创新, 特别是该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重建开发, 这是对现有政策的大尺度突破。上海工业园区土地盘活政策相对谨慎保守, 主要针对高新技术园区符合产业导向的给予政策优惠。南京、太仓等其他众多城市积极尝试, 逐步推进工业园区土地盘活政策创新。

从国内各城市的政策创新方向来看, 主要体现两大特点:一是二次开发实施主体逐渐由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即政企合作, 企业为主、政府引导方式转变;二是二次开发的增值收益开始在政府、原土地使用权人和开发投资者之间分享。

6.3 顶层制度设计建议

纵观工业用地二次开发实践, 依照原工业地产建筑结构和权属变动及组合情况, 笔者认为, 工业园区土地盘活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 (1) 强度挖潜 (产权不变, 强度改变) ; (2) 功能改变 (结构不变, 产权不变, 功能改变) ; (3) 市场转让 (结构不变, 产权改变, 含房地产整体回购和部分土地分割转让) ; (4) 用途改变 (建筑结构不变, 土地性质转性为研发用地、商业用地等) ; (5) 土地重建 (产权改变, 结构改变、用途改变) ; (6) 市场转让——园区回购, 收益共享。下面分别对六种模式做出政策设计建议。

6.3.1 强度挖潜——产权不变, 强度改变

强度改变模式已有《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2008国发3号文) 给予了相应政策供给设计。即鼓励在符合园区控制性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导向的前提下, 由原产权人自行开发提高容积率。且规定容积率下, 免交土地出让金。

6.3.2 功能或用途改变——结构不变, 改性研发

对于符合工业园区控制性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同时现有项目面临产业升级需求的, 原工业用地使用权人在建筑物主体结构、产权人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向规划部门、土地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 功能改变:建筑功能申请为研发。房地产只能自用不可出租和出售。二是, 用途改变:产权证土地性质变更为研发用地。须按规定补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合同补充协议, 按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 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房地产可出租但不可出售。

6.3.3 市场转让——分割收回, 市场转让

对于工业园区内已出让地块, 其中存在部分空置、低效利用土地, 且原用地企业愿意搬迁或是腾出部分用地的, 只能由园区管委会或园区开发主体收回或分割收回, 再行转让。收回补偿方式可以双方协商, 或将按照土地重新出让获得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补偿和支持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以鼓励和引导企业将存量变增量。

6.3.4 用途改变——结构不变, 改性商业

对于符合工业园区控制性规划, 且产权人自行经营或出租经营用于园区商业配套服务的, 可适当突破国家规定的工业园区商业用地配套7%比例, 申请转型为商业用地, 并经由规土部门、卫生、消防、公安等相关部分审核通过, 须办理用地性质变更手续, 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需按商业用途市场价格与原工业用途市场价格差额补交土地出让金。此公共配套用地房地产可出租, 不可分割转让、出售。

6.3.5 土地重建——自行重建, 转性研发

对于符合园区控制性规划, 产业符合城市鼓励产业和园区产业导向与准入准则, 原产权人有自身产业升级要求的, 原产权人可以向规划土地等相关部门申请将工业用地调整为研发用地, 自行开发且经审批通过后, 原产权人按规定补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合同补充协议, 补缴出让金, 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此研发用地上房地产, 只能自行使用或出租, 不得分割销售。

6.3.6 市场转让——园区回购, 收益共享

工业用地原使用权人因为自身产业转移, 导致工业用地闲置或是低效利用, 原产权人有转让意愿的, 且该地块重新开发符合园区控制性规划的, 可由园区管委会或园区开发主体对工业地产实施优先回购, 改变用途, 并通过招拍挂方式实施地块的公开转让。出让收益可以与原土地使用权人一定比例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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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芳宋羽.城市存量土地利用变更制度缺失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城市问题.2011.3

[3] .何芳宋羽.上海创意地产发展的路径选择.时代建筑.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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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琦.让闲置土地显生机——福清市盘活存量土地、闲置厂房开展二次招商的实践.中国土地.2005.7

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的创新 篇5

一、观念创新

WTO规则其实就是法治经济规则。朱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关于“按照法制统一、非歧视、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执法公正与效率”的要求，为入世后财政部门的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财政企业管理工作的政策法规，要符合国际经济惯例，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因此，作为财政企业管理，首先要树立法治观念，转变传统的财政行政管理观念。一是要遵循法制统一原则。按照WTO协定的要求，中央政府负有保证WTO协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责任。因此，财政管理企业的政策法规不得违反WTO协定中我国所做出的承诺。二是要遵循非歧视原则。即要非歧视地进行市场活动，打破地方封锁和行业的垄断，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必须遵守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进口商品以及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与本国商品以及本国人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对国内其他地方的商品及服务与本地商品及服务一视同仁；根据我国所做出的承诺，要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者提供相应的待遇；对来自WTO不同成员的商品、服务、投资或者知识产权要同等对待。因此，财政管理企业的政策法规，要逐步取消对国有企业的各种倾斜政策和优惠政策。三是要遵循公开透明原则。WTO要求所有一切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必须公开，并且在公布和施行之间一般要有一段时间间隔。在制定和修改政策法规过程中，要发扬民主，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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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各方面包括被规范对象的意见。因此，财政管理企业的政策法规（包括资金安排政策）必须公开，要使每一个纳税人享有一个信息对称的竞争环境。四是要积极制定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宜我国基本国情的积极的财政管理企业政策法规。

二、理论创新

财政企业管理工作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国有产权管理为工作核心和法律依据、以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统一管理为原则来开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有产权管理的方式是实行“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管”。从前段的实际工作的情况看，在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问题上有一些认识误区和分歧。有的人认为，加强管理便会容易导致“一管就死”。但其实不然，其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行政干预与产权管理分开。因为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统一管理是指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的产权管理，而不是指过去的下达财务指标等方面的行政干预行为。企业的产权管理不规范是不能“搞活”企业的。有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越位”和“缺位”，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过多，使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形成了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巨额资产流失、宏观管理失控的局面。对此，必须强调指出，资产是财务的载体，财务是资产的实现价值，企业资产与财务统一管理，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必须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是由国有资产与财务的经济本质特征与经济运行规律决定的，是强化财政部门职能作用的体现，是其他任何部门不可替代的。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必须由财政部门集中统一管理，不能政出多门，不能继续形成宏观失控的分散的隐蔽的巨

大的资产流失局面。当前，无论企业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如何多样化，产权关系如何复杂化，都必须从国家投入到企业的资本及其营运抓起，抓住了国有企业产权的管理，就抓住了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统一管理的“牛鼻子”。因此，既然要进行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就必然要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管理，并在产权管理方面有理论创新。

三、制度创新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制度的好坏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当今世界上既有成功的市场经济，也有失败的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好的法治市场经济。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才能有效地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国有资产流失、权力资本腐败、经济关系混乱与失范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财产再分配不公、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问题。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必须破除旧的、过时的、不适应WTO规则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的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新制度，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规范的制度环境。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失控现象越演越烈。有的部门与企业随意制定与操作企业改制，造成政出多门现象；有的在改制中少评、漏评、不评国有资产，悬空对国家银行的债务、混水摸鱼；有的企业存在“掏空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现象，转移、私分、侵占和挥霍巨额国有资产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社会审计机构法制观念淡漠，唯利是图，与企业

串通一气，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审计环节形同虚设。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国家权益。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企业重组改组中，必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逃废银行债务”。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健全政府出资人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与制度（包括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国有企业财务年报审计等法规），强化财政部门作为政府出资人在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四、体制创新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和加入WTO的要求，财政应尽快退出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江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WTO研讨班上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减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朱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进一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素质和竞争力的根本举措。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坚持不懈地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应尽快改革竞争性等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按照国有资本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创新国有资产收益分配体制。一是除政府有特殊规定外，财政不再投资于竞争性项目，以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低效率和损失浪费问题。二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锁定国有资产经营领域。国有经济是特殊形式的经济，从长远看，它的定位应是安全性、垄断性、公益性和命脉性四个领域。因此，国有经济应逐步从一般性、竞争性、盈利性等应宜民营经济投资的领域退出来。不仅如此，按国际经济惯例，在前四个领域中，国有经济也不应全部覆盖，应做到能控股的决不独资，宜参股的决不控股。尤其在命脉性领域，适宜引入其他经济成份就引入其他经济成分。是该直接控制、间接控制还是一般性参与，都要根据效率和公平原则而定。三是大力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改组。一方面积极实行国有股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做好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要在规范企业改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企业兼并联合，通过整体划转、参股控股、租赁承包、委托经营、外资嫁接、股份合作制度等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开放性重组。四是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符合WTO规则和国际经济惯例，其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优化分配和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从体制上防止国有资产权益继续以分散的隐蔽的形式流失，优化宏观资源配置，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是当前财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承担起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的征管任务，将国有股减持等国有资本及其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各种国有资源收入一律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管理，发挥财政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五是优化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分配。将国有资产经营收入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科技创新、补充社保基金和经政府特别批准的新设国有企业投资等方面。

五、管理创新

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的管理，主要是采取包括对企业的决算进行审批的直接审批方式。1998年10月，财政部印发了《国有企业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办法》。近几年来，财政部门对企业国有资本与财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6

关键词：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成长；关系探讨

1 概述

企业制度创新是企业不断的获取利润或者效益而进行的在原有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向新的企业制度转变的过程，是对企业自身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制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点，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对企业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下不断的深化发展起来的，是计划经济体系不断的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特殊企业。国家政策、政府态度等外界条件都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要想促进民营企业不断的发展，要集中进行制度创新，突破发展障碍，促进企业成长。

2 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对于企业成长来说，创新不简单只的是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应该具有制度方面的创新。众多学者认为：企业建设过程中，一项有利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可推动技术发展，也是制度创新的保障和基础。企业成长关系问题直接反映了企业内部适宜的制度安排对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阐述如下。

2.1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即企业成长

企业制度伴随着企业的建立而产生和不断变革。企业的成长见证了企业规模的逐渐壮大，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整体结构的不断改变等，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包含着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较为成功的日美企业制度，也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的。其中，美国现代工商企业成长见证了企业主要靠借管理协调实现组织形式的变化；日本在“二战”结束以后，其依靠特色质素也发展迅速。日本的人事制度和企业制度不断改革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新动力。由此可以看出：一成不变的企业制度，难以促使企业的发展，企业需要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适应新形势。

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来说是企业制度的竞争，制度竞争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不断的创新，企业制度的重点是组织制度创新、技术制度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不断的加强企业制度的改革，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使得企业制度更符合时代要求，要促进企业的生产力发展和当前的经济基础适应，切实建立相应的制度增加企业的制度竞争力。

2.2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有助于企业成长

企业成长是经过复杂变化的过程，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构。完善的制度体系对于这些因素在企业中作用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的趋势则会造成企业各要素无法协调发展，影响其效能的发挥。

2.2.1 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方面。民营企业产权制度主要是企业资源的相关配置和企业利益及权利的分配制度，其具有明确权利界限、调整分配结构、强化激励机制、改善资源配置等。产权制度的创新主要是将企业原有的利益进行结构调整，将其具有制度化，使得各个利益的主体利益和权益都得到充分发挥，从未达到企业最大效益。主要是企业产权清晰可以使得控制权得到有力分配，各个利益主体的剩余索取权利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抑制，达到企业降低成本，从而得到企业发展的目的。除此之外，产权多元化能够广泛的吸收任何对企业成长具有利益的资金，实现企业各个要素之间的优化，使得各要素获得奖励，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

2.2.2 民营企业在组织制度创新方面。组织形式主要是由独资、合伙组织制度转变，这是企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民营企业具有财力有限，企业主不稳定现象，企业成长缺乏资金的支持。因此，为了解决因产权过于集中导致企业不稳定的问题，要不断的促进资金运作效率提高，这就需要进行组织形式创新，这也是民营企业实现成长的必要选择。

2.2.3 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方面。管理制度在民营企业主要是具有经营的管理过程，需要追寻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例如人力资源中的竞聘制度、激励制度等，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财务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对于企业成长意义十分重大，企业成长中要对企业家、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财务的相关情况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保障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促进这些因素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2.2.4 民营企业在企业管理柔性方面。企业柔性管理对于企业持久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实现柔性管理，强化企业内部资源的投入，实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生产营销方式，采用非强制性的手段或者措施，提升企业潜在的说服力和综合实力。企业的柔性管理，是主要以人为核心的一种人性化管理，在研究人的心理变化特征的基础上，将组织意识变为自身的行动。企业的柔性管理能够提高企业信息的传递效率，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消除各岗位之间的障碍，以系统的思想指导企业发展，实行综合管理，从而促进企业柔性增强，促使企业成长。

3 结语

民营企业需要不断的进行自身的创造性学习，才能够不断的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下，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知识，形成民营企业特有的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一般是非国有的企业即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作为民营经济活动发展的主要载体，其不断紧跟时代创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创新企业制度，才能促进企业成长。阐述民营企业创新制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从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柔性管理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简要概述，从而希望能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改革制度，促进企业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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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传谌，庄慧彬.提高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以企业文化为视角[J].东北亚论坛，2007（03）：86.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7

1. 1 基层的就业政策落实不到位

目前, 我国现有劳动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已经无法适应当代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突出体现在基层的就业政策落实不到位。比如, 许多非公有企业、中小企业的用工制度极不规范, 不管在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方面, 或者在社会保障方面, 其待遇都得不到保证, 就业人员的正当权益也得不到合法保护, 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毕业生和务工者到中小企业就业的积极性。

1. 2 社会对于中小企业缺乏信任

一般来说, 社会对于中小企业缺乏信任, 以至于影响了大部分人进入中小企业工作的意愿。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保障性差、管理机制不健全等, 这是影响中小企业就业的主要因素, 比如, 许多人认为中小企业的工作不但辛苦, 且收入微薄, 即付出与报酬不成正比。当然, 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 每个人都希望起点工资要高点, 而这恰恰减小了他们进入中小企业就业的机会。此外, 作为社会公众, 缺乏对中小企业就业的正确评价和鼓励, 公众常常认为大学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高, 一定要找高工资的事业单位, 甚至还要轻松、工作稳定, 似乎进入中小企业的就是低水平学生, 这种偏见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到中小企业的就业率。

1. 3 传统观念影响中小企业就业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许多毕业生和家长偏向于“一次就业定终身”、“到行政事业单位就业”、“非城市不去, 待遇不高不去”等落后观念, 缺乏正确认识, 以至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岗位报名比例达到了1∶100, 主要原因在于当今大学生拒绝到中小企业工作, 大部分学生注重未来发展和自身能力的提高, 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不大, 这也是影响他们进行中小企业就业的因素之一。

2 当前中小企业的就业政策研究

2. 1 引导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

需要不断完善各项政策, 并将之落实到位, 最大限度地疏通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渠道,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毕业生的工作和生活, 维护其合法权益。具体地讲, 可以完善相应的人才流动措施, 改革户籍及人事档案管理制度; 依法监督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除此以外, 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应当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 不断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文件。

2. 2 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合理地引导并做好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 不断转变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比如, 从大一开始, 就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这样有利于牢固树立学生的成才观和就业观, 且要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需求, 使这些学生充分认识到去中小企业工作的优势, 既是挑战, 又是机遇, 甚至可以大有作为。

2. 3 加强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

为了鼓励毕业生去中小企业就业, 需要加强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 尽量向学生介绍一些中小企业工作的实际情况, 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首先, 高校负责人员可以邀请不同的中小企业管理人员, 在本校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样有利于让学生加深理解中小企业; 其次, 邀请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校友, 使其回到母校与现有大学生进行沟通, 交流经验; 此外, 中小企业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 这样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小企业的工作氛围, 以便起到鼓励其到中小企业就业的作用。当然, 在消除社会偏见的漫长过程中, 不但要有舆论支持, 而且要有家长支持, 这样能从根本上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 使学生自愿进入中小企业。

2. 4 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高校, 一定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不断推进“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 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使高校校园能够和谐发展, 加大毕业生在中小企业的就业力度。也就是说, 需要将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培训模式等内容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挂钩, 对于不同的高校而言, 需要从实际出发, 根据自身优势和学校特点, 科学地培养人才, 比如, 高职类院校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这样有利于为基层培养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3 中小企业就业机制的创新措施

3. 1 增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中小企业就业机制, 需要增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地讲, 需要以政府为主体, 不断降低注册门槛, 减免初期税费等等, 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设立成本。由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这就要求中小企业根据不同产业集群体的基本特点和存在问题, 加强政策引导, 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以便形成社会化服务网络。因此, 积极采取企业自建、政府资助的基本方案, 创办公共技术平台, 最终要解决中小企业所遇到的技术难题, 这样才有利于完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建设。当然, 这种技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畅中小企业的信息渠道, 使企业领导人及时地掌握行业动态, 帮助并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3. 2 建立中小企业信保体系

创新中小企业就业机制, 需要建立中小企业信保体系。比如, 中小企业要建立信用档案, 不断扩展市场化商业担保和企业互助担保机构的业务, 增强其服务功能, 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项目, 只要符合条件, 就应当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和贷款担保; 促使金融部门改进服务, 以便增加信贷投入; 与金融机构进行有效合作, 从而创建集政、银、企为一体的合作平台, 努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这样有助于为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开辟融资通道。

3. 3 提升中小企业综合实力

创新中小企业就业机制, 需要提升中小企业综合实力。具体地讲, 可以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拓展其成长空间, 主要围绕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等, 形成专业水平高、配套能力强、产品特色鲜明的中小企业; 在农产品深加工、水产养殖、现代服务等方面, 可以培植一类成本低、就业面大的中小企业。同时, 在数量上, 需要不断扩张; 在质量上, 需要不断提升; 在结构上, 需要不断优化; 在综合实力方面, 需要不断增强, 这样才有利于中小企业就业。

3. 4 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

创新中小企业就业机制, 需要建立健全职业培训制度。一般情况下, 需要实施中小企业的职工技能培训工程, 鼓励职业培训,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作为政府, 需要大力投资, 进行财政补贴, 中小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职工培训经费, 即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出资下, 对中小企业进行各类专业技术的培训活动, 这样有利于支持不同种类的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进行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培训工作, 从而不定期培训中小企业的现有人才。同时, 还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地行合作, 共同培训技术骨干, 通常可以采取脱产培训、半脱产培训、岗位培训等方式, 从而为中小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3. 5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创新中小企业就业机制, 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由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包容性大, 除了提供正式工的就业机制以外, 还要提供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较大等多种用工形式。因此, 政府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切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科学合理地制定用工制度管理、工资标准、社保等事项, 最大程度上将每个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从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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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8

中小企业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中小企业政策不仅取决于解决中小企业问题本身的需要, 也同时受制于各时期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 尤其是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对中小企业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 (见图1) 。

尽管中小企业政策的目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各时期产业政策所左右, 但中小企业政策本身系针对特定对象所制定, 其欲解决的许多问题亦为中小企业所特有,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中小企业及其创新的特点。日本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7%, 其从业人数占雇用总人数的70%, 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基础。日本以汽车、机电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发达, 其骨干毫无疑问是大企业, 但支撑这些大企业的却是其集团系列下数量众多的外包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与大企业 (母企业) 间形成系列化协作关系, 成为其广泛而大量的零部件供应行业 (supporting industry) , 是日本中小企业的特征。这种独特的协作关系, 一方面有利于中小企业在大企业扶持下开展持续的技术改良和产品创新, 使“母企业”的最终产品保持高品质和高技术水准,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小企业自主开发高新技术和开拓新业务、新市场的能力。1990年以后, 由于日本大企业纷纷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依靠创新自主开发市场, 以摆脱对大企业的依赖与从属地位。中小企业的创新并不仅仅体现于通过研究开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创新, 而更多地体现在日常活动中找寻商业机会、生产工艺的改善、经营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灵机一动”的创意与日积月累的磨炼当中。与大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经营规模的微小亦反映在其创新特点上。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一是经营者发挥着全方位的领导作用, 上至“大政方针”, 下至在第一线“出点子”;二是将日常生活中“灵机一动”的创意商品化;三是较善于开拓大企业所不屑或不能的“缝隙”市场。但中小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中亦存在显著弱点, 即所谓的人才、资金和市场3M (manpower, money, marketing) 问题。

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特点。日本是中小企业政策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其中小企业政策的历史可上溯至明治时期 (公元1868年—公元1911年) 。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的大企业体制得以确立, 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则日益陷入慢性的经营困境之中。为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政府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 如培育出口主导型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在全国各地设立工业试验所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指导、通过中小企业的组织化提升其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以合作信用制度为基础的金融对策等。二战后, 日本于1948年设立中小企业厅, 中小企业政策由此得到强化与丰富。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桥本久义教授曾多年在经济产业省从事中小企业技术政策管理工作, 期间骑摩托车约访问过2 600个中小企业的生产现场。据其研究, 日本是世界中小企业政策最充实的国家之一, 政府的中小企业政策对于帮助中小企业挑战新技术、成功度过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独树一帜的中小企业政策主要有3个特点。

第一, 以1956年设立的“全国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为代表的、健全的各类中小企业团体。这类团体种类众多, 诸如同业者团体、商工会议所、商工会、某县技术振兴会、法人会、某银行用户会、某企业合作协会等等, 数不胜数。日本的中小企业之所以平均技术水平高、热心于技术开发与信息化建设、共同应对国际竞争, 其健全的组织支持功不可没, 特别是全国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会的主要任务是支援中小企业建立自己的团体, 对于连独自的办公室费用都负担不起的小规模团体, 中央会还可代理其办公室职能, 并且指派属下的“组织专家”帮助这些小规模团体运行, 根据需要甚至会劝说有实力的企业加入其中。可以说, 日本几十年前就开创了建立组织业务“外包”的先河。

第二, 以都道府县设立的“工业技术中心”为代表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价格昂贵的技术试验设备的设施与制度。日本从明治时期的1877年即开始由地方政府设立试验研究所, 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及产品检测, 开展地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研究开发等。纵观世界, 我国为中小企业建立试验研究设施者虽较常见, 但像日本这样由地方政府为中小企业设立专门的试验研究机构者却闻所未闻。

第三, 实施《工业再配置法》 (1972年制定、2006年废止) 。为促进三大城市圈的企业向地方转移, 将国土分为“迁出促进地区”“中立地区”和“引进促进地区”, 对于从国家鼓励迁出地区搬迁至引进促进地区的企业, 政府根据其建设占地面积给予补贴。这一政策作为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构想”的一环得以推进, 为振兴地方、实现国土均衡发展, 也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小企业政策与创新政策。1) 中小企业政策的分类与历史变迁。迄今为止, 日本政府推出的涉及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种类繁多, 其数目据称上千, 要掌握其全貌极其困难, 即使是中小企业厅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小企业施策总览》也只能罗列出其中的300项。因此, 必须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分析, 才能理清中小企业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方向, 从中分离出与创新相关的政策措施, 把握创新政策在中小企业政策中的定位。

中小企业政策的分类并无定论, 我国学者多从法律、组织、财政、金融、技术、人才等角度对日本的中小企业及其创新政策进行分析, 日本最权威的中小企业厅对中小企业政策的分类亦会根据各时期产业政策重点而进行调整。日本专修大学黑濑直宏教授提出的根据政策目标与内容进行的分类, 并据此进行的基本结构分析方法 (见表1、表2) 较为有利于把握中小企业政策的历史脉络, 了解与分析日本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

1980年以前, 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重点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等, 以扶持与大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企业群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日元急剧升值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 国家的产业政策向提升产业结构和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 中小企业政策亦开始向竞争型政策倾斜, 希望中小企业承担起创造新产业、维持国家经济活力的历史重任。1985年以后, 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部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 如《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 (简称技术法) 、《特定中小企业者事业转换对策等临时措施法》 (简称新事业转换法) 、《不同领域中小企业者的知识融合、促进新领域开拓的临时措施法》 (简称融合化法) 等。

2) 向创新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明确提出“创新”理念的中小企业政策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5年, 上述技术法和融合化法被统合为《促进中小企业创造性事业活动临时措施法》 (简称创造法) , 以强化对中小企业的创业和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1998年出台《新事业创造促进法》 (简称新事业法) 、1999年出台《中小企业经营革新支援法》 (简称革新法) , 全面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新事业开拓和经营革新活动。这3部法律被称为中小企业支援3法。

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所引发的全球化创新竞争, 帮助日本走出经济低迷、中小企业开业率持续低于倒闭率的困境, 日本政府1999年修订了《中小企业基本法》。新基本法对中小企业及其政策定位进行了重大调整, 删除了原法中“消除对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制约”文字, 表明中小企业政策的基本立场已从弱者救助型社会政策转向支援自立自主创新的竞争促进型政策。新《中小企业基本法》的方针:一是促进经营革新、创业、创造性的事业活动;二是通过确保经营资源 (设备、技术、知识等) 、交易公正等强化经营基础;三是支持稳定经营与事业转换等, 敏捷应对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四是保障资金供给、充实自有资本等。

根据新《中小企业基本法》, 对中小企业相关的一系列法律进行修订。2005年, 上述中小企业支援3法被统合为《中小企业新事业活动促进法》, 在梳理、整合原来的“创业支援”“经营革新支援”和“完善开展新事业活动的基本条件”三项措施的基础上, 新增了“开拓不同领域合作新事业”措施。

制造业是日本举足轻重的支柱产业, 为应对由于产业外移所造成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等伴随产业结构调整而引起的制造业衰退趋势, 强化企业制造技术的传承, 日本于1999年出台《制造基盘技术振兴基本法》。2006年制定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制造基盘技术高度化法》, 以强化中小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鼓励不同领域、不同业种的中小企业通力合作、积极开发地方产业资源, 2007年出台了《中小企业地方资源利用促进法》, 2008年又推出了《农商工等协作促进法》。同年修订《地方产业聚集及活化法》, 将农林水产业相关企业也列入适用对象。

为强化对中小企业的经营指导等“软性”服务, 2000年将原《中小企业指导法》全面修订为《中小企业支援法》, 支持各地设立中小企业支援中心, 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指导等服务。此外, 还改革公司制度, 以促进创业和中小企业间合作。为此, 于2005年制定《有限责任事业组合合同法》, 2006年修订《公司法》, 为民间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日本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措施及特点

表3列举了日本近年实施的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措施及其概要。从内容上看, 这些措施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

1) 支持中小企业开拓新业务活动, 鼓励其进行二次创业和经营革新。其主要措施:一是依据《中小企业地方资源利用促进法》和《农商工等协作促进法》所推出的“中小企业地方资源利用项目”和“农商工等协作促进支援项目”, 以及为此设立的相应支援基金;二是在经济产业省自2001年以来推进的“产业集群计划”框架下实施“地方创新催生研究开发项目”“地方创新催生共同体形成项目”等, 支持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三是依据《中小企业新事业活动促进法》所开展的“新协作支援项目”, 支持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发合作、开拓新事业, 为此设立新协作支援地方战略会议、对项目纵观补助金、融资、信用担保、债务担保和投资等支持。

2) 鼓励创业和设立风险企业。为应对中小企业开业率持续低于倒闭率的严峻形势, 促进创业和解决就业问题, 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通过举办“创业塾”等培训班, 对拥有具体创业计划者进行创业指导和经营指导;二是建立创业家孵化器帮助中小企业创业;三是提供金融和财务方面的支持, 如由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设立风险基金和中小企业基金, 实行无担保、无利息的新创业融资制度等;四是对具有创造新事业潜力的风险企业, 实行扩充天使税制、减扣个人风险投资者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五是通过举办风险展、销路开拓指导等活动帮助风险企业开拓市场等。

3) 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革新。一是依据《中小企业制造基盘技术高度化法》, 制定“战略性基盘技术高度化支援计划”, 对符合条件者提供低利息融资、专利费减免等综合性支持, 提升中小企业制造基盘技术 (铸造、锻造、切削加工、镀金等) , 鼓励中小企业开展高风险的研究和工艺创新等活动。二是依据《中小企业新事业活动促进法》制定“中小企业技术革新计划 (日本版SBIR) ”, 在国家或独立行政法人的研究开发预算中安排“特定补助金” (2008年度约400亿日元) , 对开发新技术的中小企业提供特定补助金资助、专利费减免、债务担保、投资等优惠;对中小企业建立上下游企业交流网络、人才培育、技术传承等给予资助等。三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 以各区域的各类创新支援机构为核心, 形成为企业的创业及事业经营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区域创新平台。四是促进研究成果转化, 如通过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NEDO) 和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 等独立行政法人以资助、委托开发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合作, 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在各大学等设立技术成果转让机构 (TLO) , 积极向中小企业转让研究成果等。

4)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等新形势对策。一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支援, 包括知识产权普及和人才培训、咨询, 促进知识产权的利用与流通等。二是对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支援, 包括IT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系统建设等。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包括品牌培育、提供海外拓展资金、利用日本贸易振兴会、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等海外分支机构开展相关咨询、业务中介等服务。

在政策工具的应用方面, 日本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体系亦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法律体系健全, 形成了中小企业基本法 (“母法”) 及与之配套的、针对具体问题的个别法相结合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系列化法律体系。二是多种政策手段并用, “软”“硬”兼施。一方面, 运用税收、金融、财政、信用担保、建立公立试验研究机构等经济与设施类“硬”手段为中小企业创新创造完善的基本环境与条件, 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 完善各地的中小企业支援中心等建设, 采取提供信息、经营咨询、技术指导、人才培训和研讨会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指导等“软性”服务。三是注意与产业政策相结合, 发挥协同作用。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及区域创新政策等相结合, 通过在政府科技预算中安排面向“特定补助金”, 制定“中小企业技术革新计划”等专门资助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的项目计划, 实施“产业集群计划”等区域创新计划, 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四是强调产学研结合, 促进合作网络的构建。通过鼓励中小企业与大学等研究机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等开展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开发, 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

如前所述, 随着1999年《中小企业基本法》的修订, 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重心从以“近代化”“消除差距”为核心的培育振兴政策转向以“创业化”“完善竞争条件”为核心的支援中小企业创业与新事业的创新政策。其出发点是期待现代中小企业发挥“市场竞争的苗床”“创新的旗手”“创造就业的主力”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其大的背景是进入199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崛起, 出现了微软等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全球霸主的风险企业, 而日本经济却陷入长期低迷, 急需打破由于大企业一统天下造成产业结构转换缓慢的不利局面, 试图通过促进创新重建国家竞争力。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促进中小企业创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迄今为止其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其长期效果仍然有待观察。据统计数据表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开业率持续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倒闭率上升并超过开业率的趋势并未扭转;1990年以来, 日本的风险投资额并未增加多少, 与美欧相比不仅数量少, 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来自大学的创业企业数量虽有很大增加, 但绝对数量仍较少, 能够成长壮大者更是寥寥无几。可见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 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课题。

首先, 政策本身的问题。其政策理念、目标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落差。现行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 其理念是“市场机制的尊重与构建”;目标是“帮助中小企业自主进行经营革新和创业等价值扩大与创造的活动”, 为此提供相应的环境与条件;支持的对象主体是具有创新和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然而, 具备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毕竟只是极小部分, 创新能力强只是部分中小企业的特殊性。而在与大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是中小企业的普遍性问题, 无论是既有企业还是刚创业的企业, 亦或是风险企业。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必须兼顾中小企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在重视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性、重点支持其创新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更加广大的、与大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的支持。

其次, 政策支持力度问题。由于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自2003年以来, 中小企业对策相关预算基本没有增加, 一直维持在1 700亿日元左右, 在政府财政总预算的比例仅为0.37% (2008年度) 。同时, 由于中小企业对策预算的投入方向受经济景气影响很大, 在经济不景气时, 投入重点不得不集中于对中小企业的救济方面。如新《中小企业基本法》出台之初的2001年即遭遇中小企业景况更加恶化之寒流, 政府不得不紧急出动财政支援, 建立金融安全保障网络, 本应强化的对中小企业经营和创业的支援成为泡影。投入不足必然影响其政策的有效性, 故如何确保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必要财政投入已成为重要课题。

再次, 新的社会创新系统尚未真正形成。20世纪60年代以前, 以中小制造业为中心, 日本的创业活动非常繁多。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生产所需的电机化生产设备投资越来越庞大, 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持续恶化。中小企业还面临业已形成的“战后大企业体制”的束缚和大企业对其进入市场的阻碍等种种压力, 难以自主开发新产品、新市场, 即使在政府创新政策支持下成功开发出技术与产品, 也难以打破大企业的市场封锁, 只能在大企业无法或不屑一顾的缝隙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恶劣的环境使人们的创业欲望降低, 创业机会减少, 原来的创业系统遭到破坏。而政府推行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基本上还是与明治维新时期一脉相承的“中央主导、移植外国系统”的政策, 如源自大学的风险企业、产业集群等即是美国硅谷的翻版。尽管经产省成功实现了其2001年6月推出的“2005年3月前设立大学风险企业1 000家”的目标, 但这些企业存活率低, 发展壮大者更寥若星辰。可见, 从欧美引进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短期内“水土不服”问题仍难以解决, 要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文化、体制、机制等新的创新环境, 构建新的创新系统尚需时日。

日本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几点启示

1) 提高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必要性与急迫性的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广大中小企业既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又是我国创新的生力军。但是,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既面临着融资难、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缺乏、企业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能力弱、整体素质低等老问题, 同时又面临土地、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及2009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等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压力, 提高广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经营革新能力是助其走出困境、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是关系我国和谐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2) 高强度的政策扶持体系必不可少。尽管我国在中小企业立法、财政政策和创新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总体上看, 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 有必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相关的政策体系建设。这方面, 日本独具特色的基本法与个别法相配套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官民结合的组织管理系统与协调、实施网络, “软”“硬”兼施、多种政策手段并用、多层次支持, 以及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及区域创新政策等相结合、发挥协同作用等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3) 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应长远规划、立足现实、突出重点。从长远看, 应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高度进行规划, 把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纳入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去, 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文化、体制、机制等创新环境, 构建社会创新系统。从当前看, 首先要创造条件, 解决涉及中小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急迫问题, 如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加强宏观管理体制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体系和科技创新、经营革新、信息化等支撑与服务体系建设等。近期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重点, 应放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加快区域创新和扶持创新能力及成长性强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上, 以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9

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纵观当今世界的发达经济体 ( 如美国、德国、日本等) ,大都拥有一批创新活跃、技术领先的国际知名企业。在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明确提出: “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因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

公共资助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政策工具,在激励、引导、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相关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实践表明,由于创新成果的正外部性特征导致企业创新投入的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因此,技术创新如果单纯依靠企业投入将出现企业创新动力缺失、投入不足的局面。这就需要政府从神秘的“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调控者”,以适度的公共资助手段加以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带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希望通过把握中国 ( 尤其是北京地区) 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所面临的公共资助现状、结构与需求,研究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共资助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联合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组织开展的“中德企业技术创新与转移状况调查”为我们上述研究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数据资料。在此次调查中,两家机构分别面向北京地区和德国境内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实际回收有效问卷共计439份 ( 其中, 北京地区173份, 德国境内266份) 。本报告将以此次调查结果为基础,对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公共资助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2 企业公共资助获得状况分析与思考

2. 1 主要调查结果

据相关统计数据, “十一五”期间北京地区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公共资助资金所占比例的均值水平为7% 左右,其中,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公共资助比例一度达到了10% 以上[2]( 如图1) ,有力地激励了北京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相对于德国同行而言,中国 ( 北京地区) 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转移活动中的公共资助获得率较高。为了适度消除样本结构差异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只选取两国创新型企业子样本 ( 指在调查中声称自己在过去3年内有具备国际或国内领先技术水平的新产品问世的企业) 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具体来看,在中国 ( 北京地区) 创新型企业子样本中,约有72% 的企业曾经在研发创新活动中获得过公共资金支持,约有24% 的企业曾经在研发合作与技术转移活动中获得公共资金支持;而在德国,企业在上述方面的公共资助获得率分别为52% 和24% 。不仅如此,调查结果同时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在资助创新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与转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德国地方政府。

2. 2 基于调查结果的政策思考

样本结构差异固然不可避免地对上述调查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中德两国企业在公共资助获得率方面存在的差异反映了两国公共资助体系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基本立场有所不同。

在德国,政府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一直保持着相对审慎的态度,以免影响市场秩序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有研究文献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核技术和空间研究等领域的部分研究项目被分配给企业实施,德国企业的研发活动才第一次直接获得公共资助[3]。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小企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其被纳入到公共资助的对象中来。然而,由于有批评者担心“直接研究资助方式已成为超越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且不断扩张力量的符号”,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间接资助方式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就成为德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指导原则。正如德国联邦政府所一再强调主张的,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应仅扮演倡导者和推动者,而对实际应开展研究领域的确定权应留给那些能够基于自身盈利考虑以确定其研发活动适当性的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主旨就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式加强创新能力、呼吁企业的内在动力,研发项目资助经费的分配也逐渐演变为以企业递交申请为条件的竞争性过程,同时政府通过对具体申请条件设定约束以引导强化创新网络的发展。当前,尽管出于弥补“市场失灵”效应的考虑,德国公共研发支出中有相当比例的资金流向了私营企业,但总体来看, “市场为主、调控为辅”的资源配置理念是德国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时所持有的基本立场,而德国联邦政府的支持重点仍以国家实验室、部级实验室和大型公共研究机构为主,联邦各州则主要负责为高等院校提供资金支持。

在中国,随着传统科技体制弊端带来的诸多问题逐渐凸显 ( 例如: 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等等) ,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就成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各级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议程。这一点随着近几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显得尤为突出。以国家层面为例,在标志着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浪潮来临的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相应的,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激励引导企业强化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北京地区,这些政策举措包括: 引导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改进科技计划项目 ( 尤其是应用开发类项目) 的组织实施方式、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 ( 资) 金,等等。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期望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以解决传统科技体制弊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政策背景为企业申请和获得公共资助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综上来看,中国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更为积极主动的,尽管这是出于快速克服我国传统科技体制弊端的需要,但不能忽视的是,过于积极主动的政府干预也可能会带来一定问题,尤其是在沿用传统科技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因为企业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研究活动,只有当其真正来源于市场需求的时候所形成的创新成果才是有价值的; 而过多的政府干预有可能会影响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突出表现为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企业为了获取公共资助而申请实施实际没有太大应用前景的研发项目,这显然有悖于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初衷,公共资助的实际效果也将因此大打折扣。因此,中国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应当适当吸取德国政府的经验,更加明确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相应地在资助项目的具体管理模式上加以调整改变。

3 企业公共资助结构状况分析与思考

3. 1 主要调查结果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重点选取获得技术创新公共资助的企业子样本进行了一定的结构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在德国,获得技术创新公共资助的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中,员工人数小于100人的企业在德国企业子样本中的占比高达60% 以上,年销售额小于500万欧元的企业在德国企业子样本中的占比也达到了30% 左右; 而在中国 ( 北京地区) ,获得技术创新公共资助的企业子样本中不仅包括了占较大比重的中小企业,同时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大中型企业,其中,员工人数在250 ~ 499人之间的大中型企业在中国企业子样本中的占比超过了25% ,年销售额在500 ~ 1 000万欧元之间的大中型企业在中国企业子样本中的占比在40% 以上。因此,中德两国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资助体系存在一定结构差异。

3. 2 基于调查结果的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上述结构差异反映了中德两国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取向不同,德国政府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而中国 ( 北京地区)的公共资助则是面向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并重。

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一结论,我们对中德两国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计划项目构成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所得结论与上述基本一致。具体来看,“高科技战略 ( HTS) ”是德国目前最为重要的科技创新政策,汇集了德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研究创新政策举措。该战略中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科技计划项目如表1所示[4]。从中可见,这些计划项目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动以及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公共研究组织之间的创新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在中国,以北京地区的科技计划项目构成为例,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大中型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另一方面也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来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除此之外,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也是不同科技计划项目的重要支持方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支持具有一定发展规模和行业影响力的大中型企业承担相关科技计划项目,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德国的情形。

因此,中国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时表现出了典型的“扶优扶强” ( pick the Winner)政策取向[5]。有专家指出,这种政策取向在发展中国家最为常见,其背后隐藏的是想要实现快速发展的“迈大步”思维。具体到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中国政府显然希望通过扶持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快速带动国内企业的整体发展。

然而,当前国内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令人担忧。相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大中型企业 ( 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在获取政府投资、市场垄断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其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意识,自身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有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为0. 93% ,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则普遍在2% 以上,其中日本达到了3. 57%[6]。截至2010年,我国依然有72%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平均每3家企业仅拥有1家研发机构。就德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有文献指出,德国约31% 的国内产业研发能力 ( 以研发雇员衡量) 集中在西门子、戴姆勒 - 奔驰、拜耳、赫斯特、大众和巴斯夫等7大巨头企业。其中,西门子自己就占据了电子技术产业研发37% 的份额; 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占到化学产业研发的46% ; 大众和戴姆勒- 奔驰占据了汽车交通产业研发的53% 。这些大型企业本身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技术研发,并在德国境内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建立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基于上述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公共资助体系在促进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收效并不理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需要转变“扶优扶强”的政策取向,尤其是在公共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以“扶优扶强”作为基本标准来选择资助对象将有可能造成真正有创新需要的中小企业无法得到有效的激励和支持,从而挫伤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与活力。因此,借鉴德国经验,我国公共资助体系或许应当将创新表现活跃的中小企业作为未来的支持重点。相应的,对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和支持,政府可以更多地以公共资助以外的其他政策手段加以实现。

4 企业公共资助需求状况分析与思考

4. 1 主要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的相关数据表明,相对于德国同行而言,中国 ( 北京地区) 企业在技术创新与转移活动中的公共资助需求更为强烈。具体来看,在被问及当前研发合作与技术转移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时,在北京创新型企业子样本中,约有65% 的企业表示缺乏公共资金支持,有近40% 的企业表示自身资金压力过大,这也是困扰北京地区创新型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与技术转移活动最为突出的两大障碍; 而在德国创新型企业子样本中,提到上述两方面困难的企业比例均为15% 左右,而且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困难来看,资金压力并不是德国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与技术转移活动的最主要障碍。相应的,在被问及未来开展技术创新与转移活动的政策需求时,北京地区企业对于政府给予公共资金支持的需求度也要远远高于其德国同行。具体来看,有近80% 的北京地区企业表示需要政府加强对其技术创新和转移活动的公共资助,而希望政府对其不同类型技术转移活动加强资金支持的德国企业都不超过30% 。

4. 2 基于调查结果的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中德两国企业公共资助需求状况的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意识状况的不同。具体而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意识尚未建立,而这正是我国公共资助体系需要着重加以引导培育的方向。

我们看到,尽管德国企业对于政府资金支持具有一定需求,但它们并不认为这是政府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时所应承担的首要任务,相反,德国企业具有良好的技术创新传统,产业界自身的研发投入比例很高。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末,德国的化工、制药、电器、机械、汽车等多个产业领域的技术水平就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而长期以来,企业注重产业技术创新的传统一直得到了继承和保持。有资料显示,早在1989年,德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 87% ,比法国 ( 0. 96% ) 、英国 ( 1. 15% ) 、意大利 ( 0. 50% )或美国 ( 1. 43% ) 的水平都高,而且,其中97% 左右的研发投资仍由企业界自身来执行。

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的研发机构与生产单位长期分离,导致企业 ( 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才逐渐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单位向着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现代企业慢慢转变,但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在政府意志引导下进行的,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意识尚未完全形成。仅从企业研发投入来看,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 94% ;2010年该比例增至1% ,但仍远低于德国企业1989年的研发经费支出水平。中关村作为北京地区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区,其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2009年中关村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均在2% 以上,整体上高于北京地区百强企业 ( 如表2) ,但仍未达到国际公认的创新型企业所应有的研发投入水平。因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奥斯陆手册》的标准,企业R&D投入强度超过4% 才表示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1% ~ 4% 之间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只处于中等水平。

注: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中关村管委会

综合上述比较,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资金投入方面的处境: 一方面,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投入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企业普遍反映自身资金压力过大,需要政府加强资金扶持。这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更清楚地表明,针对中国企业更为强烈的公共资助需求,单纯地加大公共资助力度并非最好的回应方式,甚至可能因此造成政策寻租空间加大,即企业将本应由自身投入的创新成本转嫁给政府,直接利用公共资助替代自身研发投入;或者将已经取得成果的研究项目重复、多头申报,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资助。而要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我国公共资助体系需要在资助方式上进行更多的学习借鉴和设计思考,例如更多地采用间接资助方式,以在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促使其加大自身研发投入。

5 完善公共资助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各部分的分析与思考,我们就完善公共资助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 1) 转变传统管理模式,促进市场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大力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针对资助项目管理模式进行更多地调整设计,以充分体现和尊重市场需求。例如,改变以往编制发布项目指南的工作模式,转而由企业结合实际需求确定技术研发方向; 在资助项目的立项评审环节提高产业界代表和潜在用户群体在评审专家中的人员占比;对于资助成果的验收评价不过分关注论文、专利等传统型考量标准,而更多地采用与产品、市场、转化应用相关的考量指标等。

( 2) 明确资助重点方向,强化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小企业作为资源获取方面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加强对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扶持。例如,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资助力度,支持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 ( 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工程任务和国家标准制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深化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减免、创新型产品 ( 服务) 政府采购等方式激励引导大中型企业强化技术创新能力。

( 3) 采用多样化资助方式引导企业树立创新主体意识。政府可以通过综合应用多样化的资助方式促使企业在获得公共资助的同时配套投入相应资源,从而减少可能存在的寻租空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意识的建立形成。例如,强化落实企业在承担公共资助项目时的经费配套要求; 实行企业研发投入后补贴政策; 建立类似于德国复兴银行 (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的公营银行,为符合政府支持条件的企业提供信贷和担保等。

摘要：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公共资助作为一种常见的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效应带来的缺陷,在激励、引导、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联合组织开展的“中德企业技术创新与转移状况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中国(尤其是北京地区)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所面临的公共资助现状、结构与需求,指出现有公共资助体系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并就完善公共资助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10

关键词：涉农企业,中小企业,金融支持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 涉农中小企业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出现了扶植一个企业、富裕一方农民的景象。这些企业一头连接市场, 一头连接众多农户, 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 对涉农微小企业金融支持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共同努力, 积极探索支持涉农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服务模式。

一、基本情况

汾阳市位于山西省晋中盆地西缘, 西倚吕梁山, 东濒汾河水,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是驰名中外的汾酒、汾州核桃、汾州香小米之故乡。市境总面积1179平方公里, 总人口42万人, 其中, 农业人口32万人, 占总人口的近80%。

2014年, 全市完成GDP收入91.3亿元, 公共财政收入7.38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30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10863元, 市域经济实力进入全省20强。截至2014年12月底, 全市各项存款余额达成172.71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达成56.8亿万元。

近年来, 在金融支持涉农企业发展中, 汾阳人行积极探索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先后推出“四轮驱动”、“三社联动”和引进私募基金三种模式, 取得了明显效果。

二、金融支持涉农企业发展的创新模式

(一) “四轮驱动”模式与作法

实施背景:金穗惠农卡是中国农业银行面向全体农户发行的综合性银行卡产品, 惠农卡具有存取现金、转账结算等基本金融功能, 在此基础上, 惠农卡还具备作为农户小额贷款的发放载体、财政补贴的直拨通道等创新功能。2010年初, 农行汾阳市支行被农总行确定为全国惠农卡首批153个重点推进县之一, 为推动该项金融新产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惠农功能, 人行汾阳支行积极争取市委、政府支持, 主导建立以“征信系统+新型信贷产品+公司+农户”“四轮驱动”模式。

运作流程 (举例介绍) :人民银行通过征信系统向农行推荐优质企业--山西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农户”型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并推动市农行与山宝食用菌公司、种植户三方达成合作意向, 主要操作流程:农行依据该公司提供的蘑菇种植户的贷款申请, 并结合个人征信系统监测与审查农户资信状况, 对符合授信条件的农户, 通过农户申领的惠农卡向其发放小额贷款;公司为种植户在农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并负责为种植户提供菌苗、大棚、技术服务等, 贷款到期时, 由公司从种植户销售款中扣收通过惠农卡还贷。

实施效果:这一模式实现了“人行征信系统、新型农村信贷产品--惠农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户”四位一体、互为依托和补充, 这一模式不仅有利于促进金融新业务推广, 而且极大地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 同时有利于推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政府满意多方共赢的实现。截至2014年底, 汾阳农行累计共发放惠农卡94402张, 先后与6户农业产业化企业达成“四轮驱动”合作意向, 通过惠农卡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100余户, 金额6000余万元。

(二) “三社联动”模式与作法

实施背景:2010年以来,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金融支农政策, 汾阳人行积极引导汾阳联社选定“三农”经济较为发达的肖家庄镇试点推行“三社联动”模式, 所谓“三社”即肖家庄镇信用社、当地农资企业--肖家庄供销社和专业合作社, 通过“三社”间互为支持的联动发展模式, 积极探索符合地域特色的金融惠农新途径。

运作流程:信用社--供销社—农户服务主线。即提供冬储化肥定向贷款, 每年四季度信用社逆势以优惠利率向供销社发放足量农资储备贷款, 供销社与全国30多家化肥生产企业长期保持的良好产销合作关系, 以批发价大量调运储备化肥。第二年春季再以优惠价格向农户与农资店提供化肥。二是信用社--专业合作社--农户服务主线。人民银行引导信用社依据国家相关惠农政策规定为专业合作社提供周转资金, 专业合作社采用“专业社+签约农户+生产基地”的生产模式, 签约农民依据合同要求进行种植, 专业合作社为农户种植提供技术培训及资金补贴, 并对收获的农作物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收购集中销售。

实施效果:“三社联动”模式的试点成功, 使得涉农企业与农户均收获了合作共赢的成果, 以肖家庄供销社为例, 近两年来, 该社逐步形成了以肖家庄为中心, 辐射晋、陕、冀、蒙三省一区8个县100个乡镇的农资销售连锁店, 年销售各类农资5万余吨, 销售总额达7000多万元。

(三) 引进私募基金模式与作法

实施背景: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 更好地多样化投融资需求”精神, 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企业融资途径, 推动直接融资新产品在辖区的推广工作, 汾阳人行将宣传和推动企业直接融资确定为一项创新工作重点推进。

运作流程:为切实开展直接融资产品的宣传工作, 汾阳人行组织人力物力配合太原中支、吕梁中支编撰出《直接融资产品宣传培训手册》, 该书已被指定为全省人民银行直接融资产品宣传工具书编印推出, 同时, 先后深入山西山宝信用茵生物有限公司、汾州裕源土特产有限公司等多家辖内优势涉农中小企业, 积极向其宣传和推介私募投资基金、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新型直接融资产品, 并得到相关企业的积极响应, 目前山西山宝信用茵生物有限公司已与华夏风险投资基金等两家私募风险基金完成6000万元投资合作。

实施效果:吕梁市辖内首家成功引进私募投资基金, 在有效解决企业运营资金需要的同时, 填补了这一直接融资新产品在辖区的发展空白, 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三、当前制约金融支持涉农中小企业的障碍与难题

(一) 信贷产品创新不足, 中小企业彰显贷款抵押难

目前, 多数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仅限于房屋或土地等不动产, 开展动产抵押的机构很少。即使开办了不动产抵押, 多数银行也从严控制抵押率, 房屋抵押率控制在60%—70%, 土地抵押率控制在30—50%。照此测算, 多数中小涉农企业抵押品不足值。《物权法》实施以来, 对物权抵押担保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 规定应收账款、原材料、产成品等各类动产均可以设置抵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 应收账款质押、存货抵押等贷款新品种在我市还没有开办。由于缺乏符合小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 涉农经营企业贷款难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 担保机构发展缓慢, 中小企业凸现贷款抵押担保难

以汾阳市为例, 目前全市仅有一家由市财政出资组建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 其注册资本仅1300万元, 由于受担保机构规模小、注册资本低、担保管理方式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 合作的银行机构数量不多, 使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育缓慢, 从而使担保公司发展与众多涉农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需求相距甚远。

(三) 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不规范, 银行判断企业资信难

当前, 多数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健全、不规范, 农产品经营企业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有的企业设立多套账, 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不开正规发票, 个别的企业没有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由于企业财务资料真假难辨, 银行对企业家底不清、企业经营重大变化不了解, 盈亏真实性不明, 对借款人偿债能力不掌握, 难以对企业资信状况做出准确判断, 致使银行不敢贷款。

四、加强涉农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一) 中小企业需加强自身经营管理与财务制度建设

涉农微小企业要积极完善内部管理, 提高生产技术, 依法合规经营, 加强与金融部门沟通联系, 让金融机构了解自身真实情况和需求;涉农微小企业要努力规范财务和会计核算, 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 按期归还贷款, 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

(二) 政府部门加大政策支持与税收优惠

国务院目前已出台了多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切实为企业发展减负:一是降低享受纳税优惠小微企业门槛。对涉农小微企业最直接的减负方式是直接降低税率, 减少成本, 刺激企业发展。如三年免征小微企业印花税、对小微企业实行差异化降低税率征收等。二是免交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微小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方式一般是核定征收。固定的税收成本给收入不稳定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免除微小企业这部分税收, 能够最大地鼓励企业发展。

(三) 地方政府应偿试建立小微企业创业贷款基金

创业贷款担保应该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地方政府可以将中央和省下拨的小微企业资金归总到财政部门, 地方财政配套等额的资金建立企业创业基金, 由劳动保障部门管理, 劳动保障部门以其中部分资金成立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担保公司, 为中小企业创业贷款提供担保。

(四) 积极探索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11

关键词：石油企业；文化建设；管理制度；创新；措施

石油企业文化是石油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推动企业发展的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是企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一种软实力，是企业潜在的生机与灵魂。随着“文化强企”呼声的渐高，强化石油企业文化建设，推动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成为当下石油工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石油企业必须透析文化建设对企业的功能作用，并知晓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为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创新开辟蹊径。

一、石油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功能作用

企业文化建设是石油企业的生命之本，其对于石油企业发展具有以下功能作用：一是导向功能。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思想价值观起到导向功能，它能引导企业经营管理沿着正确的发展轨道进行，并对企业员工的个人思想和价值起到导向规范作用，促进员工个人发展。二是约束功能。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员工的思想和起到约束功能，使员工摆脱社会恶俗趣味影响，提升自控能力。三是凝聚与激励功能。良好的企业文化能提升企业向心力与凝聚力，同时也能鼓舞与激励员工摒除万难，直达成功，为企业发展再创佳绩。四是品牌功能。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企业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形成品牌效应，提升石油企业市场竞争力。

二、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意识相对淡薄

在当下石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员工思想较以前有了一些变化，如爱岗敬业意识不再强烈，懒散意识慢慢滋生等。从企业方面来讲，主要是因为石油企业管理部门没有正确处理好生产经营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文化建设意识相对淡薄。毋庸置疑，由于企业重视度不够，文化建设工作人员未能完全发挥效用，例如宣传工作效率有待提升，工作实施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改善。

（二）文化建设内容与方式稍有落后

文化建设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文化建设能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化创新。但就目前来看，石油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着文化建设内容与方式稍有落后的问题。从内容上来，教育内容在与时俱进方面有所欠缺，如很多内容难免枯燥，实用性逐渐削弱，故应基于当下石油企业员工的发展需求进行革新。从方式上来看，文化建设工作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建设，但就目前来看，略显落后，新意不足，员工的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被完全调动起来。

（三）文化建设中人才与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在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中，人才缺乏、制度不完善逐渐成为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强有力的人才建设队伍作支撑，而目前很多是由企业文化建设人才不能满足文化建设，素质有待加强。其次，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推动文化建设发展，如管理制度、工作制度、激励制度等等，这些制度能对领导者与员工起到一定的约束与激励作用，同时这也是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和谐、良好企业文化的绝佳途径，各石油企业要在此方面下功夫，真正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三、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创新措施

（一）以石油企业文化建设推动管理制度创新

石油企业的管理制度主要是由企业组织、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岗位职责、企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内容组成，而企业管理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充分发挥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企业文化特色一定程度上在企业管理中反映出来，优良的企业文化能有效促使管理制度的与时俱进、优化更新。企业要首先要强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加大资金与人才支撑。其次，企业要与时俱进，更新文化建设内容。注重内容的时代性与实用性。最后，运用多样化的建设方式激发员工兴趣，如多媒体信息技术方式。

（二）创新石油企业管理制度强化文化建设

毋庸置疑，在石油企业日常管理过程中市场弥漫着文化气息，而在企业管理制度的运用与实施过程中，企业文化理念也逐步提升。因此，借助石油企业管理制度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很有必要。首先，管理者在管理制度实施与创新中，应注重引导员工进行顺利正确的价值观，还要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发挥榜样作用推进文化建设。其次，石油企业应强化岗位培训制度。促进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友好沟通，在此过程不仅为员工个体发展提供契机，同时也使企业文化深入人心。最后，设立激励制度。鼓励员工积极配合管理，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三）将文化建设渗透于企业日常管理中去

石油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创新具有密切联系，石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将文化建设渗透于企业日常管理中去，并使其扎根于管理制度中。诚然，强化石油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规范企业管理、推行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而石油企业内部管理与交流过程时刻渗透企业文化理念与企业经营理念。在新形势下，石油企业可开展一些企业日常生活、日常管理相关的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建设。如可通过开展多姿文体活动、建设绿色石油小区等实现该目标。

综上所述，石油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品牌功能等多种功能作用，石油企业领导者应充分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透析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以文化建设推动管理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促进文化发展、将文化建设渗透企业日常管理中等途径实现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的结合，使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借鉴，共同提升，推动石油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茜淋. 石油企业文化发展创新研究[D].西南石油大学，2015.

[2]王建博. 石油工程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创新探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8：46.

政策制度与企业家创新 篇12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便建立了一个新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曾多次对国企进行了很多次的改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这些改革均是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改革, 进行了上收下放的分权。这就使得部分企业陷入了怪圈, 即一收就死, 死了就放, 放了就乱, 乱了又收。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企业改革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对国家和企业两者关系的调整及规划, 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对现代企业的制度进行创新这三个阶段。

二、国企制度变迁的发展进程

根据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历史进程, 我们可以将国企制度的演进路径分为三条:

1. 关系的改革, 即国与企的改革到企业内部的改革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思想仍然是封建小农,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非常的片面和肤浅, 单纯的认为只有在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才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但是,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主张是通过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控制国家经济的目的, 但是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很明显突出这些特点。所以有公有制是天然合理、优越的理论, 而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也一直是以怎么样对国企的权利以及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 而不是怎样促进国有企业生产力迅速得到提高。

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前的主要是对企业的外围进行改革, 很多改革都是在国企的经营出现问题之后, 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因此, 改革时采取的措施比如放权让利、租赁制、以及利改税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2. 制度的改革, 从分配制度到产权制度

我国最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式是放权让利。这一改革的逻辑假设为在经济运行中, 利益的分配机制是动力, 将一部分的利润留给企业, 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企业以及企业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将企业的经营权由企业的经营者来掌握, 这样可以真正的将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实践中的放权让利根本无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产生触动, 企业只是单纯的听从行政部门而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相关使用, 经营的自主权几乎形同虚设。

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能够真正的改变其产权现状, 实现生产关系变革。在绝大多数股份公司中, 两权分离都能决定其分配关系, 公司股东是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 其报酬以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职工和经理时企业财产使用权的所有者, 其报酬也就是工资。现代的企业制度中, 所有的资本都将价值的所有权与增值的支配权相分相离, 所以, 了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 促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良好分离, 公司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3. 改革的深入, 从“治标”到“治本”

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史, 可以清楚地发现, 改革存在从“解症状”到“解根本”的逻辑转化, 也就是从“治标”逐渐转为为“治本”的过程。

国有企业中最突出问题是投入与产出比较差、企业经营者积极性不高。在进行企业投资时, 投资的多与少, 盈与亏都与决策者不相干, 企业内部的职工多干少干、干好干坏都是拿同样的工资。因此, 政府部门逐渐采取了放权让利的经营模式, 将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利益关联起来。但是, 许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 往往在完成国家拟定计划或者财政上缴等任务时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甚至一味的要求政府为了推动生产增长而增加投入, 而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企业效益上来。

三、制度的创新设计

从上文所述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进程来看, 改革进行创新首先就是解决企业内部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全面进行制度创新, 以期实现中国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 产权制度中在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实现过程中, 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效益损失。这就使得许多公司即使对国有产权主体地位进行了明确, 但是因为市场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治理机制不达标, 依然会使企业管理水平无法得到实质上的增进。从广义上分析, 产权关系的改革仍然能作为政企关系改革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企业效益最终依然要依赖企业的治理路径得以实现。而虽然产权关系能够达到合理化, 但若企业治理与企业管理不能适应产权关系, 对于产权激励作用会是重大的损失, 最终导致预期效益难以正常实现。

借鉴国有企业的效益改进逻辑流程, 我们得到了如下对国有企业根本问题的系统框架, 即产权制度—企业治理—企业管理—市场机制, 也就是常说的R-G-M-M制度框架。

产权安排决定着企业治理机制, 而企业治理机制又决定着谁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 因此国有产权说明国家对于企业拥有着有限的权威, 这种权威被限定一定的范围之内。明确了产权安排以后, 在相关法律保护下, 董事会在进行重要决策时可以根据所有权份额大小来进行确定。可以说, 产权制度为国有企业中政府的定位明确了方向。

企业的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 一套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培养出好的企业经营者, 这就体现在对于经营者的招聘、控制与激励上。但是长期以来, 因为社会上对于“政企分开”存在一定误区, 将其错误的理解为政企的职责分开, 这就造成了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经常将那些原本属于企业所有者的重大决策权, 全部交由企业经营人员, 由此造成公司在治理中存在内部与主体的错位现象。一份合格的企业治理机制首先要规范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责任与权力, 有效的激励并约束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

四、小结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知道, 我国的企业改革的核心即改革的逻辑始发点是提升国企事物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实现其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因此,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对于产权制度的创新、健全治理机制、创新管理制度、完善市场机制等来实现相关企业制度全面的创新,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方面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高尚全, 杨启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