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译文（精选5篇）
王佐良译文 篇1
王佐良的译文《论读书》,声名极著,学翻译的学生叹为观止,奉为神作,教翻译的老师也高谈阔论,乐此不疲。其实,这篇译文的瑕疵并不少,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王佐良所用的“文言文”上。下面一段话,是从其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摘下来的:
那一次我考虑了一个技术问题:“培根在《随笔》中用了十分简约的文体,而且文章写在十六七世纪,字句都有古奥处,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来译呢?最后我决定用浅近文言,因为文言容易做到言简意赅。我是一个完全从‘洋学堂’出身的人,文言是后来自学的,不地道,幸亏稿子送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后,得到了朱海观同志的润色,才成了后来出版的那个样子。”(王佐良:1989)
王佐良的古诗文基础,其实说不上好。他曾译过一首诗歌,叫做《墓园挽歌》,从格律到文字,都有很多问题,笔者曾单独讨论过。这篇译文,是经过别人专门“润饰”过的,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是成语过多。不但成语过多,而且近似成语的四字短语也多。比如“高谈阔论”、“大而无当”、“寻章摘句”、“好学深思”、“吹毛求疵”、“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乃至“纵观统筹”、“全局策划”之类,真可谓俯拾即是。古诗词也好,文言文也好,都讲究炼字,要求字字皆出己意,字字不可移易,因此成语都是很少用的。即使是近世比较浅近的文言文,如清代张潮的语录体小品《小窗幽梦》,成语也用得很有节度。
其次是杂入了很多现代汉语的词汇、表达方式。专有名词如“蒸馏水”之类,可以不论。但是像下面这一段,完全就是大白话,只是去掉几个无关紧要的字词而已:“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比如最后一句,把“矣”字换成“了”字,再加个“就”字,变成“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就淡而无味了”,基本就是大白话了。其实,文言字词,有很多与现代白话十分接近,但是这么长的一段话,读起来还跟白话差不多,就有点过头了。
再就是文言句法不够娴熟。比如开头连用了几个虚词“也”字,这确实是文言句法,可是下文就很少见了,文言的味道,也跟着越来越薄。只在“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这一句中,才见到了个“矣”字。又比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这一句,“莫属”两个字,似乎也有点问题,汉语的习惯,一般只说“某物”非“某人”莫属,而“纵观统筹、全局策划”,说的是事,显然不是“某物”。如果我们改成“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能为也”,似乎就通了,而且添了个虚词,文气也顺了些。
总而言之,三个问题:一是成语用得太多,二是夹杂了不少白话,三是文言句法不够老练。虽然说是“浅近文言”,浅近是浅近了,文言却显然尚欠精纯。不过,一般的读者大多不愿深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而且由于译作确实太过“出彩”了,也不会去追究原文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93.
王佐良译文 篇2
王佐良先生极富文学史意识。这也是他不同于他的同辈学者如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赵萝蕤等先生的地方。他不仅重视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洞幽烛微式的分析,更关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思潮的流动、变迁。这种文学史的整体意识不仅实践在他的几种英国文学史当中,而且也贯穿在这部研究英国散文的发展脉络的专著中:从英国散文的发生开始,追寻各个阶段、时期散文的文体、风格、主题的变化与联系,沿时间的流向勾勒出英国散文发展的主干和枝叶、主流和支流、经典作家与普通作家、重要作品与精彩文笔。这里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显然是建立在对英国散文乃至整个英国文学体系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之上。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来说,首要的是视野开阔,要善于判断、择取。《流变》正是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突出每一个时期的重要散文现象及其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突出主导风格和时代主题的承传和变化,如对平易散文传统(从摩尔、德莱顿、班扬、笛福、斯威福特、科贝特,到萧伯纳、奥维尔)的描述和分析,就是把深入发现与宏观整合结合起来,从而描出英国散文发展的生动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佐良先生看来,通常所谓的文学性散文固然是散文史研究的范围,其他的文学品类如小说、学术著作、文学评论、政论、新闻通讯、书信、日记等等非韵文的作品也可以统统视作散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即表明他的这一标准。在其他场合如在他主编的《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一书的序言中他也说到:“文章凡不是用韵文写的,我都一律看作散文。”这一观念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散文观——散文被视作与韵文相对的概念——的影响。它的好处在于,能够以相当宽泛的标准,使得许多文学品类乃至其他文化学术领域的文字作品都能得到审美的考察和文学的估衡,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散文的发展状貌,如历史学家Gibbon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政治家丘吉尔的传记……都进入了他的散文史的撰述视野。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传统来看,讲究词章几乎是一切学者的共同特点,因此非文学的写作也往往具有文学的品质,这种创作特点只有在一个宽泛的散文观中才能得到反映和揭示。当然,一旦这种观念运作在这样具体的散文史研究之中,便出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那就是非散文文字作品只有在语言方面得到关注和分析,其他的如内容、思想等只有回到各自的体系之中,因此总的显现出与对纯散文作品研究和表述不很统一的特点。
王佐良先生纵论英国古今散文的流变时,不仅表现出对文学史材料的相当稔熟,而且具有一般学者难以具备的对作家写作心法的独到体贴。在论及十九世纪的罗斯金(John Ruskin)的散文时说:“他本是一个写美文的能手,用文字犹如画师用颜色,描绘过山景,云景,街景,特别是建筑,不仅端出一幅幅画图,而且文章讲究节奏,追求音乐效果。但就在这个时期,他也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心,不是只见景物,而是总想到人的情况。”这里没有推理,没有假设,只是将他所看得透彻的作家心境、习惯、观念描述出来。这样作家的创作个性、思想倾向都显露无遗。这种体贴工夫看似轻微,实则是学者长期修炼而获得的才情的体现。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先生就是一个有名的校园诗人作家,这使他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更为灵敏,对作家创作心境、思维方式的洞察更为精微。王先生显然很注意发挥这种专长,所以在这部著作中,有两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散文作品,由语言分析风格,由欣赏达至判断,以及辨源析流的关联探究的研究范式;一是对精彩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段、句子或篇章的大量译介。一般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但不会像王佐良先生这样大量地采用。“散文史与名篇选读的结合”,可以说是王先生的文学史撰述的一个普遍特点。王先生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要印证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让读者通过对这些典型句段篇的阅读,细察语言及语言之外的东西,具体体贴作家心法。
王佐良译文 篇3
一、王佐良《论读书》的译文特点
Of Studies原文语言属于早期现代英语,原文使用典雅的拉丁文、正式用语和大词;句式结构上采用不太复杂的简单句和并列句,还有无人称句子和被动语态,使其论述更客观可信;语言上庄重严谨、文笔简练、警句叠出、和说理深刻;文体风格上正式、古雅,类比和对称结构让文章富有节奏感。原文总字数为503字,共19句。王佐良OfStudies的译文把握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和文体特征,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文言词和文言结构,仅用612个字就再现了原文的风韵。
1.语言结构再现。
例1: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is in privateness and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is in the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译文: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王佐良的译文将原文介词in分别译成“最见于……之时”,“最见于……之中”和“最见于……之际”,句式上不仅整齐划一,形成排比,而且富有变化,避免了简单的重复。译文中既有文言词语,又有四字格,既有排比结构,又长短句结构,使译文的风格和原文的风格达到一致,译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强。
2.展现平衡之美,实现文体再现。
例2: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too much for ornament,is affection; to make judgement whollyby their rules,is the humour of a scholar.
译文: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只用了3个简单的文言词汇“易、则、乃”就形成排比,前面两个半句字数相同,展现出平衡感;从文体上,译文使用正式书面语,古朴、文雅的文言词汇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原文典雅古香的特点。
二、王佐良的文学翻译观
1.传承中国传统翻译观。王佐良对中国传统译论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重视可读性观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等等。王佐良先生Of Studies的译文在总体风格上与原文非常相近,让原作的风格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再现。这篇译文已成为了翻译界证明“风格是可译的”一个极佳的例证。王佐良认为译文要“一切照原作”,即:忠实原文和符合原文的写作风格。
2.文体翻译观。王佐良先生早在其著作《英语文体学引论》指出文体的概念,强调译文的文体适应,提出“不同的文体要有不同的译法”。面对不同的原文,译者需要对原文理解透彻,强调译文要体现社会场合的适应,指出译文也要考虑译文读者和译文的用途。从Of Studies的译文可以看出,王先生很好地把握了原文的整体风格,在译文中再现风格美,可以说他不仅仅实现对原作表面文字意义的忠实,还对文章结构、美学特征、表述策略等在内的整体风格都有非常好的把握并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3.文化翻译观。王佐良曾写了一篇名为《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的论文。他认为:翻译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他还指出,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还要对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也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从语源角度看,英汉属于不同语系,差别很大,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应尽量体现原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王佐良译文 篇4
1 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对于一篇作品来说,作者是其创作主体,读者是其审美主体,而译者则既是审美主体又是一定意义上的创作主体。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只关注了作者和读者的情感、意志等主观感受,而忽略了译者的地位。甚至有人把译者视为翻译的机器,所做的是机械的符号转换工作,不需要掺入任何的个人主观理解。实际上,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达到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即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地位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慢慢地多了起来。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含义,一些翻译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阐述。其中,查明建和田雨对译者主体性含义的阐述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作等方面”。
2 译者主体性在《西风颂》译本中的体现
雪莱是英国19世纪诗坛上的一颗巨星,也是我国读者熟悉而喜爱的英国诗人之一,他于1819年创作了不朽诗篇《西风颂》,在这首诗中,象征意义非常明显,西风象征着革命的力量,它以磅礴的气势扫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给人们以希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塑造了西风的形象,诗中比喻奇特,形象鲜明。为了再现原诗中西风的鲜明形象,在翻译该诗时,王佐良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以其中一些诗句为例:
1)“O wild West Wind,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对于这行诗里的“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我们可以直译为“你秋之实体的气息”。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翻译读起来既无味又难以理解。并且,这一翻译缺乏画面感,读者很难把这句诗与西风联系起来。因此,从直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翻译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而王佐良的翻译是“你把秋气猛吹”,这成功地传达了秋风横扫树叶的气势,符合该诗表达的主题。
2)“Yellow,and black,and pale,and hectic red”
王佐良将这句诗翻译成“赶走那黄绿红黑紫的一群”,在这一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将颜色词故意打乱了,并且增加了“绿”和“紫”两种颜色。而这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正好符合中国读者对于颜色词的搭配习惯,也很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从适应目标语读者来说,这种翻译是成功的。
3)“The winged seeds,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对于这行诗中的“The winged seeds”,直译则可能译为“展翅飞翔的种子”。如果这样直译,读者不禁要问:种子怎么能飞呢?显然,直译在这行诗中不能让译入语读者对该诗句有一个清晰的理解。王佐良则充分地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将其翻译成“你让种子长翅腾空”。这一翻译不仅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而且用你(西风)作为主语,突出了该诗所要表达的主题——西风。
4)“Wild spirit,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王佐良将这行诗翻译为“狂野的精灵!你吹遍大地山河”,这句诗翻译的精彩妙之处是对“moving everywhere”的翻译,如果我们将其翻译为“到处移动”,诗的美感和韵味便荡然无存,还会显得语句生硬。王佐良将“moving”翻译成“吹遍”,这一翻译更加自然,因为主语是风,“风”与“吹”是自然的主谓搭配。王佐良将“everywhere”翻译成“大地山河”,这也正好符合中国读者脑海中的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的景象,很好地切合了译入语文化。
5)“Thou for whose path the Atlantic’s level powers
Cleave themselves into chasms”
王佐良将这句诗译为“你的来临叫大西洋也惊骇,它忙把海水劈成两半,为你开道”。为了使诗句意思连贯、易懂,王佐良在翻译时充分地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加上了“你的来临叫大西洋也惊骇”,这跟后半句“它忙把海水劈成两半,为你开道”在逻辑关系上达成了一致,更重要的是突出了该诗的主题——西风之磅礴气势。
3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3.1 翻译目的
在不同的翻译目的指引下,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而影响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西风颂》的翻译中,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是以译入语读者为目的的。在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一书中,他特别提到要“为读者着想”。并对译文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可靠,二是可读。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其语言是高度凝练化的,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西风颂》这首诗也是如此。如果对这首诗采用直译法,不做任何的修饰,这可能达到了可靠的要求,但不一定可读,不具有可读性的译作也就没有达到“为读者着想”的翻译目的。因此,在翻译这首诗时,王佐良积极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可靠性的基础,为一些句子增添了主语和谓语,使句子更连贯,增加了可读性,达到了一定的翻译目的。
3.2 采用文体
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篇作品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文体进行翻译。由于所采用的文体不一样,这也会影响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例如,有人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因为诗歌翻译中韵律的再现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有人主张以散文译诗;而有些人仍然坚持“以诗译诗”。选择“以散文译诗”的译者与坚持“以诗译诗”的译者在发挥译者主体性方面必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以散文译诗可以洋洋洒洒,形散而神不散,而以诗译诗则要求再现诗的形式、韵律。因此,翻译中采用何种文体直接影响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王佐良对《西风颂》的翻译就是以诗译诗,并且采用了白话文进行翻译,语言通俗易懂,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欣赏。
4 结束语
王佐良在《西风颂》的翻译中积极地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原文的局限,赋予了诗歌特有的美感和韵味。由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样的一篇作品,不同的译者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画卷,这与译者本身的翻译目的、采用文体、审美意识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会直接地影响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摘要：王佐良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的译作《西风颂》为人们所称道,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各方面的研究,但对该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还较少。该文将以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西风颂》为例,分析该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指出一些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王佐良,西风颂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论诗的翻译[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2]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3]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4]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王佐良译文 篇5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诗歌,影响
在现、当代英美文学及翻译领域,王佐良的名字并不令人陌生。他借鉴现代西方译论,结合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实际,思考、总结出一系列翻译主张,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翻译潮流。王佐良的译著范围广泛,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这些倾注了他多年翻译热情和辛勤汗水的译著几乎都成为中国译坛的精品之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王佐良的诗歌翻译是他翻译事业的重心,也丰富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与实践。
一、留学英伦,心系祖国
王佐良是浙江上虞县人,生于1916年。他早在幼年时代就随全家从浙江迁往湖北,定居于武汉。他从位于汉口的宁波小学毕业后进入武昌文华中学就读。武昌文华中学是一所传统的基督教会学校,学校从教学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英美圣公会的组织安排下进行的。在这所西方教育色彩浓厚的学校,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只有国文课,即便是体育课、音乐课都是用英语讲授[1]87。王佐良正是在文华中学建立并夯实了自己的英语基础,也由此产生了对英美文学和翻译的浓厚兴趣。然而,正当他即将从文华中学毕业、步入大学殿堂、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大展拳脚之际,一直不惜花费重金供其读书的父亲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从小就十分懂事的王佐良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并帮衬生计,找了一份会计工作养家糊口。直到19岁时,王佐良仍然对大学课堂心生向往,眼见家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决定奋力一搏去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1935年,学业基础扎实、求学欲望极高的王佐良成功考上了清华大学,专攻外国语言文学。
1937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多所高等院校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向云南昆明迁移,并组成西南联大,基本维持了日常的教学秩序。王佐良从北平的清华园来到条件艰苦的云南,深感读书的不易,也更加珍惜战乱年代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刻苦钻研。临近毕业时,王佐良的学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1947年,王佐良晋升为讲师,并获得了公派赴英留学的资格,进入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在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王佐良师从威尔逊教授。此人是英国文艺复兴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和发言权。在威尔逊门下,王佐良继续发扬勤奋刻苦精神, 广泛涉猎英国现代文学、英国古典文学,且颇有研究心得,深受威尔逊喜爱。在威尔逊的认可下,王佐良提前一年就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一令海外华人华侨振奋的消息传到英伦,立即点燃了王佐良的赤诚爱国心。他不惜放弃英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返回祖国。
王佐良曾向他的学生们说:“当年,海外中国留学生中想回国的比比皆是,他们都急切地要用自己所学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我如果想留在英国继续工作生活是很容易的事,相关条件也非常好,但我从踏入英国的土地那天起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国家长期呆下去,因为作为一名中国人,报效祖国既是天经地义的本分,又是一件让人向往、自豪的事。”[2]124王佐良在回国后,先是接受了一段短期的政治学习,随即被分配至北京外国语学校执教。 北京外国语学校即是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王佐良在北外一直从教至人生的最后一刻,为这所大学奉献了一生的力量。期间,他在外语、翻译领域创办了多部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刊物,如 《外国文学》、《西方语文》等,担任过北外副院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总之,学贯中西的王佐良学术精湛、著作等身,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一点,在翻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热爱翻译,译论精要
王佐良是英美文学翻译大家,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文学翻译领域取得的成绩基于他多年对翻译工作的热爱和刻苦钻研。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和北京市翻译协会副会长。王佐良对待文学翻译有自己的态度,他从不将翻译当作一项刻板的工作任务,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曾说过,我十分喜欢翻译工作,每次完成一篇与英美文学相关的论文时都会产生一种写论文不如做翻译的感觉。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某一位外国文学家的作品不如将其作品翻译成中文,让读者亲身感受英美文学的独特魅力。王佐良知识渊博,他对中外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王佐良的翻译工作锦上添花,使他在翻译实践工作中游刃有余。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工作,翻译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他的 《一个业余翻译者的回顾》文中曾写道,自己一生中究竟翻译过多少部外文作品已经无法记清,只记得它们大致分为汉译英和英译汉两大类。可见,王佐良对翻译工作的执着和坚持不懈、刻苦钻研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多年来,王佐良除了翻译大量西方名著外,对翻译理论也颇有研究[3]168。他在翻译时坚持思考,善于总结翻译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将这些宝贵经验形成完整的理论发表成文。在王佐良的《文学与文学之间:翻译的繁荣》、《论诗歌翻译》、《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关于文学翻译》、《中国的翻译标准》、《严复的用心》、《新时期的翻译观》、《译诗与写诗之间》、《词义、问题、翻译》等作品中,都阐述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翻译经验以及翻译理论。他强调翻译工作的好坏与读者息息相关。读者才是翻译工作做得好坏的最终决定者。他曾指出,译者在翻译时,往往纠结于某一个词语或句子该如何翻译,在反复纠结间逐渐丧失对翻译工作的兴趣。事实上,读者并不一定注重译者纠结的这些小细节,反而,读者觉得十分重要的部分又往往会被译者疏忽。因此,王佐良说,前辈们总结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个现代翻译工作者不能仅仅停滞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要善于思考和总结。要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理念,对翻译理论有新的见解,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
有学者曾说过,王佐良的一整套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六点: : 其一,几乎所有优秀的译著都是将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的产物, , 在翻译工作中运用辩证法十分重要,该直译时不要使用意译,该意译时不能刻板地直译,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二,译者在翻译时要具有选择性,不能将所有外文作品不分优劣毫无选择地翻译过来,那样容易导致劣译。译者应尽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原著, , 或是与自身语言风格习惯相接近的外文作品进行翻译,哪怕译者用一生时间只翻译出了一部作品并使之成为经典,那也是巨大成就;其三,译者不应只做学舌鹦鹉,应该是一个有自己独到见解和独立思想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其四,翻译要尊重原著,将原著的语气、文体、俗雅等特征翻译出来;其五,诗歌翻译难度较大,尽管篇幅不大,但将诗歌的韵味、意境翻译得恰到好处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其六,翻译的文字语言要灵活多样、生动有趣才能够吸引读者。在王佐良的一整套翻译理论中,很难发现晦涩难懂的高深莫测的理论文字,他用平实无华的语言阐述了翻译理论的精髓,让人更容易接受和领会,对现实翻译工作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王佐良在《论新开端: 文学与翻译研究集》、《翻译:思考与试笔》、《论诗的翻译》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他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简言之,王佐良的译诗理论、文体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理论及译者观都反映出了王佐良在翻译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可见,他为我国翻译理论事业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诗人译诗,相辅相成
王佐良的诗歌翻译在其翻译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选择了拜伦、蒲柏、希尼、乔叟等将近七十多位欧美诗人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涵盖多种诗体和题材[4]78。王佐良每次翻译诗歌时都会比翻译其他文体更加殚精竭虑,目的就是为了让翻译趋近完美。在众多欧美诗人中,彭斯是王佐良较为欣赏的一位,对其作品的翻译也相对较多。彭斯的诗歌偏向于运用新鲜淳朴的语言,展现了丰富的语言感染力,恰好与王佐良的诗歌创作风格非常相近。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贡献主要集中在《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彭斯选集》、《彭斯诗选四十首》、《彭斯诗选六十一首》等。此外,在王佐良的众多随笔和文学论著中也散见有他的译诗作品,例如1997年出版的《王佐良文集》 就收录了大量诗歌翻译作品。
王佐良的译诗理论与他译诗实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颇有新意与见地的王佐良译诗理论主要体现在《论诗的翻译》、《英美人如何译外国诗》、《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等著述中。王佐良认为,与翻译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翻译诗歌更考验译者的语言与文化功底,应尽量选择与译者风格、情感相近的作品进行翻译。由于两种语言创作的诗歌在形式上必然有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变通,只要能保持诗歌的意境、比喻及形象,就不必过于追求语言形式上的一致。王佐良诗歌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将其他语言的诗歌翻译好,而诗人译诗反过来又有助于诗人的诗歌创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王佐良说:“有些没有诗歌创作基础的译者或许也能表现出天才级的翻译才华,但却不可能兼顾所有的外国诗歌,盖因语言与诗艺的适应涉及了太多的文化与社会因素。”而王佐良本人就是一位才华横溢、诗作等身的大诗人,他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跨越了诸多文化与社会因素障碍,可以自如地进行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
王佐良非常清楚,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是可以相互促进和转化的,他也十分乐见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对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王佐良的这一意识除了来自于自己的思索之外,还与穆旦、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代表人物的影响有关。王佐良与他们私交甚密,他发现,他们虽然以创作诗歌为主业,但都不约而同地不时选择一些外国诗歌进行翻译。他们翻译诗歌的目的并非要向国内译介外国作品,而是为了给自己的诗歌创作挖掘灵感。王佐良说:“在我看来,戴望舒就曾几次三番改变过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其中固然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因素是他通过译诗而体会到了更丰富的诗歌艺术体验,并从中得到了多重启示。”在谈到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时,王佐良还说道:“诗歌翻译无论如何都需要译者的诗歌才华,但翻译诗歌并不会侵蚀诗歌创作,而是对其的滋润。只有能翻译出《唐璜》 的译者才能创作出《冬》中优美的诗句。”[5]43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国散文新编[M].三联出版社,1994.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王佐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4]王佐良.论诗的翻译[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