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差异

数字化差异（通用7篇）

数字化差异 篇1

伴随IT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水平的持续提高, 数字出版由一项新兴的产业, 迅速迎来了它发展的高峰期。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当中,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同样都对大众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二者各自的产品特性、相互间的差异, 关系着整个未来出版业的发展趋向与选择途径, 也是当前出版界从业者需要认真思考面对的问题。因此, 本文就二者间的差异比较、优势发展趋向等问题略作探讨。

一、传统出版的历史渊源与优势特性

在编辑出版专业研究领域里, 为区别于新兴的以磁光介质、移动媒体 (手机) 、电子网络为传播载体和途径的数字出版方式, 人们普遍将以纸张为文献载体, 通过印刷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图书、报刊出版活动称之为传统出版。

传统出版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 有两项是与传统出版活动紧密相关的, 即造纸术和印刷术。这一方面可以显见在古代, 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首先开创和繁荣了纸质出版业;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大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对科技创新的直接影响力。自这两项技术诞生以来, 纸质出版物———书籍, 就成为历时最久, 影响最广的文化传播媒介。而且, 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传统出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内容资源到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积累、完善、丰富过程, 并承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用和影响。较之新兴的数字出版产业, 传统出版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特性。

1. 传统出版物具有良好的阅读和普及优势

在人类出版活动的历史上, 纸张因其便于书写、印刷、阅读的良好性能, 而成为长久的出版介质, 纸质出版物也凭借其相应的优势担当起传承、发展、积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古人传承经典的文化阅读到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各级课堂上, 纸质图书阅读行为的普及程度和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影响, 是远远高于数字出版产品的。而且, 较之数字出版产品读屏的阅读方式, 纸质图书阅读过程具有无障碍、无干扰、无消耗、无噪音, 对身体无辐射、相对保护视力的绝对优势。迄今为止, 纸质图书阅读依然是人们进行学习、思考等深度思维活动时所必须的最佳阅读方式选择。

2. 传统出版物作为文献载体留存时间长久、安全

一本纸质的图书, 只要没有经过人为的破坏或意外灾难, 在适当的环境下, 它可以被长久留存并使用, 可以成为容量可观的文化传承和记录的优选载体。而数字出版物则是以一种虚拟的状态存在, 它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电子设备才能重现内容。电子技术手段和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因此人们不可能长久地使用某一种技术手段或设备, 从而也就相应地给长久留存或使用同一种技术模式下的数字出版物设下了障碍和隐患。也许两年前买一张CD, 两年后电脑市场上已经没有了相应的CD阅读器;或者今天读者把需要的数字图书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上, 明天他的电脑中病毒, 就有可能导致数据坏损无法读取, 这些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所以, 数字出版物长久留存的安全性、使用性是要低于纸质图书的。

3. 传统出版社会公信、认可度高

传统出版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 早已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而且要接受国家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 由专业的技术人员从事相应的工作, 因此行业自律性强, 职业道德标准高, 从而可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同作者的合作形式稳定, 有法可依;同读者的关系, 有长期积淀下来的认知基础和相应的信誉度。因此, 纸质传统出版的社会公信力高, 社会认可度好。在我国现今各种科研、教学单位系统内的评价体系中, 科研成果纸质出版依然是不能为其他出版方式所能替代的刚性标准。

二、数字出版优势

在信息处理传播进入数字化和互联网应用日益普遍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出版产业中的新的生力军, 并迅速凸显出传统出版所无法具备的一些优势特性。

1. 生产周期短、成本低

较之传统出版方式的生产流程, 同样在完成出版产品内容的创作、编辑加工之后, 数字出版产品的后期复制过程要远远快于传统出版物印刷装订的生产过程, 效率优先。而且, 后期的复制过程当中只需一些固定的设备、人工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即可, 成本低廉, 无固定原料消耗。

2. 发行方式便捷、快速, 无仓储、物流成本

数字出版物大多依赖业已形成的互联网实现终端销售, 充分借力于信息高速公路远程传播的优势突破地域时空的限制, 可以随时随地为读者提供出版内容, 这是有固定实物形态的传统纸质出版物所无法做到的。数字出版产品内容相当于寄存在相应的网络服务平台上, 无须出版者再另辟销售渠道, 只要设定、选择好一种成熟的网上发行模式, 就不再另外产生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 这对于普遍拥有不良库存的传统出版发行方式, 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

3. 强大的检索功能, 便于读者购买并阅读

数字出版产品大多在互联网上发行, 读者可以通过网上的搜索引擎, 及时便利地在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数字出版物, 实现购买并阅读。这种凭借网络所提供给读者的即想即得的互动式的、充分满足读者个性化需要的应时性服务, 是传统出版销售渠道永远也无法做到的。虽然纸质图书也可以通过网上书店来购买, 但还是要经过一个配送的物流过程, 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相对于读者的急迫需求, 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相比较而言, 数字出版的确是开创了出版者与读者可以直接对话的新时代。

三、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介质的改变和因此而带来的生产方式、发行环节以及读者购买、阅读方式的变化。在现今的历史阶段, 二者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性优势, 共同组成当前多元化的出版产业。只有充分认识、挖掘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各自的特性优势及其差异性, 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平衡发展和互动结合。

1. 传统出版应重回经典文化取向

在读者可以进行多种选择和购买方式的新阅读时代, 读者的一些临时性的、简单的文化信息需求, 完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在线阅读方式来解决。相对于数字出版物, 价格高昂的纸质图书就不再具有销售优势或者销售可能。相反, 读者若是需要一本长时间仔细研磨, 甚至是留传后世的图书, 那是任何一种数字出版物都不如纸质图书具有阅读和留存优势的。鉴于市场需求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传统出版应及时迅速调整自己的出版规划, 重新塑造以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的出版价值取向, 高标准定位出版领域里的学术权威性和经典内容原创性, 是传统出版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2. 数据出版应侧重工具性、实用性、娱乐性的文化取向

近年来, 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证明, 以工具性、实用性为主的文献信息数字出版, 以娱乐性为主的手机读物、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是数字出版发展最快的品种, 赢利趋向稳定。这说明大众想依赖于网络这样一个信息高速流动的服务平台解决的, 依然是工具性、实用性、娱乐性的需求为多, 所以, 数字出版者应该更加明晰自己的发展方向, 使之与市场发展的需求相同步。

参考文献

[1]郝振省主编.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 (2008版) [M].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2]郝振省主编.2007～2008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3]郝振省主编.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M].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4]姚福申.中国编辑史 (修订本)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数字化差异 篇2

关键词：传统档案馆;数字档案馆;比较

传统档案馆的工作重点是接收、保管档案，以档案文献服务为主，以本馆所保存的档案为基础，向利用者提供各种档案文献服务。传统档案馆在对档案接收、整理、鉴定、保管、提供利用这一系列工作中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和流程。数字档案馆采用了新的技术来完成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与提供利用等工作任务。因此，数字档案馆的工作有着全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管理模式存在差异

传统档案馆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久保存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传统档案馆是以实体的建筑物形式存在的，因其管理对象为记录在纸张等载体上的以文字符号、图表、图像等形式存在的档案信息，这种档案信息的存在方式也被称为“实体”，所以，传统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模式是将馆藏档案以全宗或案卷为保管单位，围绕着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编研和提供利用等业务开展工作，体现集中统一的管理原则和思想。具体地说，传统档案馆的管理模式是遵循集中统一的管理原则，围绕档案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展开的档案管理模式。

数字档案馆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档案馆。它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所支持的数字档案信息系统，代表的是一种信息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构建，是超大规模的、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信息中心。数字档案馆的管理模式是一个开放式的硬件和软件的集成平台，通过对技术和产品的集成，把当前大量各种档案载体数字化。也就是说，“数字档案馆”是一个电子信息的仓储，能够存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方便的访问它，以获取这些信息，并且其信息存储和用户访问不受地域限制。所以，数字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模式与传统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模式是不同的。数字档案馆的管理模式是在集中统一管理原则指导下，对档案信息集中统一管理及开发利用，对电子文件本身则采取了分散管理的办法，只对档案信息进行“虚拟接收”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

数字档案馆采取了新的信息技术来完成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与提供利用等工作任务。尽管传统档案馆和数字档案馆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但数字档案馆必经是由传统档案馆发展而来的。传统档案馆是数字档案馆的基础、数字档案馆是传统档案馆的扩展、数字档案馆是现代化的新型档案馆。

二、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管理流程存在差异

传统管理流程的差异表现在：

第一，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信息来源及进馆方式不同。传统档案馆的档案信息来源主要是依靠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纸质文件材料，包括电子文件的纸质打印件，具体的进馆方式是采用传统的档案接收和移交办法。而数字档案馆的档案信息来源主要是根据用户的需要，对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动态搜寻和组织”，包括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大面积的跨空间的、跨行业的搜寻和组织。数字档案馆的档案进馆方式，目前有集中式与分散式两种。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数字档案档案馆可以采取分散保管、集中控制的文献组织方法，不再把档案实体收集进馆。

第二，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载体形式不同，传统档案馆的档案载体主要是纸张。几千年来，纸张一直是信息保存与传递的主要载体与媒介。而与之对应的数字档案馆档案载体形式则多种多样。数字档案馆的数字化信息主要存储在光盘、硬盘和软盘上。但新型载体存储起来的信息，往往是不能直接阅读的`，必须借助于机器和设备，并且极易受到外力的干扰和破坏等等。

第三，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馆运行状态和功能不同，传统档案馆的运行状态可以简单概括为是对纸质文件材料进行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及开发利用的工作，传统的档案馆则只能提供馆藏实体档案来提供人们利用。而数字档案馆运行的实质与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档案馆不同，它是根据用户的需求，构建一个虚拟的档案信息环境，这种以用户为中心而构建的虚拟的档案信息馆藏，可以打破传统档案馆的物理界限，是档案馆可以成为在网络上能够灵活方便地搜寻、选择和联结档案信息资源的动态信息系统。

第四，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服务方式不同。传统档案馆的服务方式基本上是以本地服务为主，服务工作的开展以档案馆为中心，服务地点局限于档案馆内，利用者必须到档案馆去，而档案馆的开放时间也是极为有限的。在其开放时间之外，无论你如何急需，一般来说都无法获得任何服务。数字档案馆以信息服务方式为主，以用户为中心。档案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将本馆的以及网络中的数据库有关的信息直接传送到用户家中或办公室里。只要通过网络上的个人电脑，就可以成为数字档案馆的服务对象，且能够查找该档案馆的馆藏及利用情况等所需要的信息。

第五，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形式不同。传统档案馆的整理工作，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整理手段而进行的，一般是将收集来的档案，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大体上可分为实体控制和智能控制两个大部分。数字档案馆的库藏档案主要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的，它符合电子文件的形成规律，使档案的管理过程简单化，大大降低了档案馆的负担。采用分散保管、集中控制的收集方法，使档案实体分散于各个立档单位之间。因此，其信息存放的物理位置实际上就体现了档案的全宗关系，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档案的相关背景信息。此外，传统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档案检索工作不同。传统档案馆的档案检索工作，主要是利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手工的检索工具而进行的。相对于传统档案馆而言，数字档案馆可以实现档案的全文智能化检索方式。传统档案馆的保护只要档案文件保存在耐久性的载体上，就达到了保护档案的目的。与之相对应的，数字档案馆的保护工作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确保电子文件的长期存取，也就是要注意软硬件环境的维护;二是保护电子文件数据的安全，防止电子文件的损毁、删除、修改等。

数字化差异 篇3

关键词：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产业链

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比较分析

所谓产业链是指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具有技术或经济关联性的一系列产业部门或企业。产业链是由社会分工引起的，在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与变化，其目的在于实现和创造产业价值。出版产业链是从出版到发行以及分销等各个环节的所有参与企业基于图书出版价值实现与增值目的所形成的整体。

传统的出版产业链主要由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印刷厂、物流公司、销售商等组成。其中，出版社或出版集团作为图书产品的生产者，负责从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拿到书号、图书选题策划、组织作者编写图书以及对图书进行审稿校对等一系列工作，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印刷企业主要负责将图书内容印刷成册，其中还涉及内容排版、录入以及图书外观设计等一系列活动。印刷成册的图书产品需通过物流公司进行仓储与运输。图书销售商则包括图书批发商和零售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少网上书店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力巨大的图书零售商，如当当、卓越等。通过各类销售商，图书最终从出版社流向大众，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品，并最终实现其经济或文化价值。

目前，数字出版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尚未形成清晰和成熟的产业链。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出版仍属于新鲜事物，其产业链形态也在不断地演化、发展。一些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已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以美国数字出版业为例，根据谭学余的考察，其数字产业链主要包括内容提供商、数字图书销售平台商、终端阅读器生产商、图书数字化服务商、技术提供商以及通信运营商等六类企业。①内容提供商就是传统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他们仍然是图书产品的提供者。数字图书销售平台商主要是各类图书产品的电子商务网站，如英格拉姆、亚马逊的Kindle电子书店，数字图书销售平台商通常也是图书数字化服务商。终端阅读器生产商主要为消费者提供电子书阅读工具。技术提供商主要为电子图书销售平台提供版权保护技术服务，以及为出版商和分销商提供数字证书认证服务等。通信运营商主要提供数据传输服务。目前，一些有实力的平台商及技术提供商（如亚马逊、谷歌）已经开始介入数字图书内容的创造、加工、整理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同时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服务，从而形成有效的全产业链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其他国家如中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多效仿与复制美国的产业链模式。

我们可以从企业链、价值链、供需链以及空间链等四个维度对一个产业链进行分析。从企业链来看，传统出版产业链中的印刷企业、物流企业、各类实体图书销售商（实体书店）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图书数字化服务商、通信运营商、数字图书销售平台商、技术提供商以及终端阅读器生产商等。因此，除内容提供商以及部分销售商（网上书店）相同外，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企业主体几乎完全不同。

不过，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图书数字化服务商类似于传统出版产业链中的印刷企业，他们负责将出版商提供的图书内容制作成可供销售的电子图书，也是为图书内容提供物质载体。数字图书销售平台与传统出版中的图书批发和零售商类似，不过他们销售的是电子图书而不是传统的纸质图书。通信运营商则类似于传统出版产业链中的物流公司，只不过通信运营商实现的是电子图书的即时传递。

从价值链来看，传统出版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价值丰度曲线与‘微笑曲线’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出版产业链上游的策划、出版环节以及下游控制着渠道的发行环节附加值高，属于出版产业链的高端，处于产业链中部的印刷环节附加值低，是出版产业链的低端”。②而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与图书内容密切相关的价值分成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微笑曲线”，即出版和销售环节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其他环节的附加值低。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出版产业链中，销售环节与其他环节往往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即销售商往往也是图书数字化服务商、技术服务商或终端阅读器生产商。由此来看，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价值“微笑曲线”有被“拉直”的趋势。

从空间链来看，传统和数字出版产业链本质上差别不大。传统出版产业链中，出版商如果要将承载阅读内容的纸质图书销售给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读者，就离不开遍布全球的书店和物流服务。而数字出版产业链中，出版商如果想将电子图书销售给任何一位潜在读者，就离不开通信运营商提供的遍布全球的通信网络服务，并取决于是否有销售平台商在相应地区开通业务。

通过传统和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对比可知，无论是传统还是数字出版产业链，内容提供商永远都是产业链核心产品的供应者或产业链核心价值的创造者。从理论上来说，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对传统出版产业链的冲击主要发生在非出版环节，如销售平台商对传统书店的冲击、通信运营商对传统物流企业的冲击、图书数字化服务商对传统印刷企业的冲击等。

其次，选择加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出版商对仅停留在传统出版产业链中的出版商能够构成竞争优势，因为数字出版可以更便捷地将出版商提供的内容销售给读者。但这还取决于出版商能否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实施有效控制或有充分话语权，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出版商被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制约，反而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

最后，在各出版领域中，目前数字出版产业链主要对传统的大众出版领域冲击较大，而对传统的教育出版产业链冲击有限，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数字出版也有其局限性，至少暂时还能为传统教育出版产业链留下一片发展空间。

二、传统出版社如何融入数字出版产业链

尽管数字出版并非没有局限性，但目前来看它确实代表着出版业的未来，是大势所趋。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产业链的冲击也已充分显现出来。因此，如何顺利融入数字出版产业链，在数字出版产业中充分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是当前中国传统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

其一，做精做强自身的核心业务——做好选题策划、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阅读内容。无论是传统出版时代还是数字出版时代，阅读内容始终是出版的基础，谁能提供读者喜爱的阅读内容，谁就拥有了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传统出版社在面临数字化冲击时，首要的任务还是挖掘有价值的阅读内容，使自己无论是在传统还是数字出版产业链中，都是产业链核心产品的供应商，始终处于核心环节，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努力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传统出版社现在正面临着被诸如销售平台商等数字出版产业链主体控制的危机，可暂时抛开竞争心态，积极结盟抱团发展，共同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和维护在数字出版时代的产业地位和利益。例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了数字传媒公司，并邀约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北京、吉林、河北、安徽、广东、湖北、陕西的出版集团发起共建中国数字出版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战略合作模式对一些中小型传统出版社更有意义，因为它们各自的资金、人才和其他实力都相对薄弱，难以独立实现转型升级。

其三，实施纸质内容和数字内容的双向转化战略。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产业链形成了巨大冲击，但数字出版也为传统企业提供了机遇。一方面，传统出版社可以将自身优秀的纸质出版物数字化，实现二次销售，在更广泛地传播这些优秀阅读内容的同时获取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传统出版社也可密切关注互联网上优秀的数字内容，特别是经过读者检验的数字内容加以纸质化，从而强化自身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其四，加强版权保护，特别是数字版权保护工作。对图书内容版权的保护，是出版社对自己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利益的保护。目前不少出版社对数字版权的保护还不是很熟悉，甚至还存在数字版权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传统出版社必须重视与加强数字版权的保护工作。

其五，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对传统出版社而言，数字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机遇，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培训或引进建立起一支能够应对或开展数字出版工作的人才队伍，为融入数字出版产业做好准备。

（陈岚岚，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图书策划室主任、编辑）

注释：

① 谭学余. 美国数字出版见闻[J]. 现代出版.2011（3）：56-59.

中美电影数字特技发展差异论析 篇4

一、《紧急迫降》中的初步尝试

中国电影数字技术的起步较晚, 到了1999年才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由张亚健执导的, 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紧急迫降》中, 共有长达9分18秒, 涵盖37个镜头的电影数字特技镜头, 其中至少有80%以上是实景拍摄和虚拟再现相结合或者完全虚拟的内容。这其中还有5分钟左右三维动画影像以及大量的模型与数字处理结合的影像, 通过这些技术处理创造了飞机空难时的危机效果。《紧急迫降》主要是应用电脑对实拍影像进行后期数字技术制作而成, 前后共用20多名艺术家、工程师参与了影片的数字特技制作, 历时3个多月才能够顺利完成。

下面列举其中一个镜头加以说明:

在多次尝试通过甩飞放下飞机起落架无效后, 机组人员决定涉险手动砸下起落架。镜头从起落架舱内机组人员艰难地爬到起落架旁开始, 镜头视角逐渐降低变为升高仰视并从敞开的起落架舱中拉出, 逐渐地远离机腹, 直到飞机在夜空中呈现远景。剧组主创人员希望通过无助和危险的交织, 烘托出机组人员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个长镜头, 在满足镜头的复杂运动的同时, 需要兼顾演员和机舱的真实比例, 通过传统特技来表现就相当困难了, 就需要数字制作技术给予支持。置景人员先在摄影棚内搭建了1:1的起落架舱模型景, 演员在上面做攀爬和砸起落架的表演, 模型景中的机身外部部分用绿幕覆盖, 以便于后期制作。另外, 拍摄前工作人员在绿幕上预先放置了专用的追踪点, 用于在制作时追踪出摄影机拍摄时的实际运用轨迹。一切就绪以后, 制作数字飞机用虚拟的模型代替“假想飞机”, 并使数字飞机线框模型的起落架舱部分同实景模型紧密相配, 然后经过渲染、合成等公义, 完成了最终的效果。

《紧急迫降》是国产电影在数字制作技术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尝试, 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录入胶片进行数字制作, 再到最后画面输出还原成胶片, 基本上涉及到了数字特技制作的各个方面。《紧急迫降》在电影业拓展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和票房价值, 它表明了中国电影作为工业系统在科技理念和工艺技术方面的突破, 是一个民族崇尚科学、展望未来的精神体现[6]。中国电影数字特技运用之初, 在视觉上给国人一些震撼, 无论从创作上还是制作上都给人以新鲜感, 但是客观的讲, 数字技术的运用还很不成熟, 还没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 数字手段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制作上, 还需要不断的发展才能自如运用于电影制作上来。

二、《泰坦尼克号》中逼真的视觉效果

在电脑技术还没有成熟的年代, 传统特技已经大量应用于电影的制作当中。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数字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 在现代影片中, 要实现逼真的视觉效果就需要传统特技与数字特技完美的结合, 发挥各自的长处。现在电影人在制作影片时, 一般近景都采用模型实拍, 而远处镜头则采用数字影像制作, 最后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再经过数字合成, 这样就能够达到天衣无缝的完美视听效果。

数字化特技作为一个集成工具, 在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细节方面, 从动画角色、特技制作到数字内容的管理和剪辑, 都给了制片人有力的技术支持。1997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泰坦尼克号》就展示了先进的数字化特技应用在电影制作中比较成熟的水平。《泰坦尼克号》是在由美国导演卡梅隆摄制完成的一部电影巨作。为了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 好莱坞数字技术工作室使用乐200多个专业的技术工作站, 每天不间断地运行24小时, 用了两个月才完成这一工程。在《泰坦尼克号》制作中, 采用了500多个CG镜头, 制作了近1000个数字人, 渲染出了华丽、宏大的场面。同时, 传统特技也仍然在大量的使用, 影片中船上的近景都是在全尺寸的甲板模型上用真人实景拍摄。电影人们在墨西哥湾的一个小镇上, 建造了一个3.4万平方米的巨型蓄水池, 又建造了近四分之三的船模型 (1:10) , 片中出现了250多个泰坦尼克号的船体的画面中, 200个左右都是实景模型, 50多个是数字技术制作的画面, 但是在观众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 观众们看到的始终都是一艘完美的巨型豪华油轮。关于轮船在大西洋上行驶的画面当然不能是真实的, 当泰坦尼克号徐徐离开南开普敦港口驶向茫茫的大西洋时, 站在船头的Jack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喊着“我是世界之王”, 这时的镜头是制作者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开发了一套模拟海洋效果的三维动画软件, 用摄像机的镜头3/4越过了他的头部上方拉向了整条船, 这时所展示的泰坦尼克号的巨大的身躯以及船上所有的乘客等景物就都是用电脑合成的, 于是“泰坦尼克号”就行驶在了一片由三维软件制作出来的数字海洋上, 乘风破浪, 使20世纪初象征人类技术和文明水平最高的“梦之船”扬帆出海的真实场景。但是我们在观赏影片的同时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特技的存在, 整个画面华丽而真实, 这部影片被称为是电影史上模拟仿真上最成功的一部。

从以上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电影数字特技技术在应用之初, 还只是在由国家投资的主旋律影片中初露头角, 虽然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了一些震撼, 但是无论从创作思路上还是在技术制作上都还显得有些稚嫩,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数字技术并没有作为一种商业性的元素进入到电影市场中来。而在与《紧急迫降》主题相似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中, 数字特技所发挥的作用却大步相同。《泰坦尼克号》的魅力是多元的, 爱情、人文精神及高科技手段反映灾难题材是其成功的三大因素, 彼此相互交融, 不可分割。它既沿袭了那个年代盛行于好莱坞的类型化电影传统, 又采用了现代主义电影所崇尚的主观镜头、电脑画面、内心独白等表现样式。特别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成熟应用来突出影片的主题更是给影片增添了非凡的美丽, 如此纷繁灿烂的艺术主题给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观众都留下了宽阔的审美空间。

我们应该从比较中外电影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应用着手, 找寻产生差距的原因之所在, 通过比较、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整理我们自己的发展思路, 推进我国电影数字特技技术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黄学龙.论数字技术对电影艺术的影响[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2]董丽娟.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电影的改变[J].当代电影, 2005 (9) :133-135

[3]黄学龙.论数字技术对电影艺术的影响[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汉英数字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篇5

数字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 它具有特别的民族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由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 汉英之间数字的表达往往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 而这种文化差异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翻译方法的多样性。在语言世界里, 数字的功能是表义。由于受民族心理、宗教信仰、语言崇拜等文化差异的影响, 汉英语数字泛化的内涵和外延, 虽有共同的规律, 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1]。本文对汉英数字的各种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比较, 并对其翻译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汉英数字习语的文化差异比较

数字习语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数字习语反映出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特点。汉英数字习语体现两个民族丰富多彩的同时, 也反映了两者之间多方面的文化差异。

1. 风俗习惯的差异。

汉英两种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往往造成汉英数字习语的不同用法。风俗习惯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们不是个人因素的产物, 而是社会群体共同创造的。在中国, 车牌号越小, 车主人的官衔就越大, 这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车牌号码的“异化”。西方社会也有类似情况, 英语中的“Four Hundred”意指“上层、名流”。此因1892年William Astor夫人的舞会客人减至四百人而成为“上流人士”的代名词。另外, 由于four与fair谐音, 西方有的民族对“四”极为崇拜, 他们认为“四”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 是创造的源泉, 是万物之钥匙。因此, 有four star (极好的) , a four leaf clover (幸运) 。然而, 中国人对数字“四”特别忌讳, 因为它与不吉利的“死 (death) ”谐音。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带“4”的即使降价也少有人问津。相比之下, “6”和“8”却深受中国人喜爱, 因为“6”表示“顺畅”, 与“溜”谐音, 因此就有“一溜之顺”的说法;“8”与“发”谐音而取得了“发达”、“发财”之义。由此可以看出, 在东西文化观念中, 人们对于神化的数字各有所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数字观。

2. 典故的差异。

汉英文化源远流长, 有很多数字习语的特定用法是由典故所造成的。这类出自历史事件、文学作品、神话传说等的典故,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例如, 数字“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常采用数字“七”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归纳历史人文景物、社会团体、宗教仪式等。如基督教认为, 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间万物 (Seven days in Creation) , “七”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带有“seven”的数字习语如:Keep a thing seven years and you will find a use for it. (东西保存时间长, 终会派上好用场) ;Seven hours’sleep will make a clown forget his design (睡七小时的觉, 小丑把花样都忘掉) ;A man may lose more in an hour than he can get in seven (得之艰难失之易) ;to be in the seventh heaven (极其快乐) ;to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n things (发誓) 等等。在《圣经》中, “七”是个神圣的数字。如《创世纪》中说, 上帝创造世界用了六天, 第七天休息, 被定为“圣日”。《启示录》中说上帝“右手拿着七星”、“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因而, 英语民族的美德、善事、罪恶都要凑足“七”件。如:seven virtues七大美德;seven deadly sins七宗罪;the seven gifts of the spirits七大精神财富;the seven corporal works of mercy七大肉体善事;the seven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七大精神善事;the seven sacraments七大圣礼。在使用“七”这个数字时, 与英语文化不同的是, 中国人常把“七”与“八”一起组成, 如:七手八脚、七嘴八舌、乱七八糟、七上八下、七零八落等。在中国, 人们对“九”特别看重。《素文》中说“天地之数, 始于一, 终于九”;“凡数指其极者, 皆得称之为‘九’。”因此, 九为数之极。

许多西方人认为“13 (thirteen) ”不吉利, 特别是当此日是星期五时, 人们更是小心谨慎。在西方, 许多饭店没有十三层或十三号房间, 停车场也找不到“13”号停车位。数字“十三”成为西方人的头号大忌, 据说这与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有关。《圣经》中说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时, 由于13人中有一个叛徒的出卖, 而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外, 也有一个传说, 恶魔old Nick邀十二位女巫赴宴, 却来了十三位。结果, 其中的一位被杀。13个女巫的会议演变成了英语“a devil’s dozen”即表示十三, 其中“devil”一词, 原意是魔鬼。还有的人认为“十三”与史实有关———在15世纪, 英格兰出售面包是论“打 (dozen) ” (一打十二个) 的。那时面包经常不够分量, 因此, 官方立下法规:凡出售不够分量面包的面包师要受重罚。面包师为了避免受罚, 每打面包再增加一个, 故有a baker’s dozen之说。

二、数字习语的翻译原则

为了使译文在内容上忠实、在语句上流畅、在风格上贴切, 数字的翻译需要遵循三大原则:民族性原则、通俗性原则和形象性原则[1]。

1. 民族性原则。

例如中文表达法“三番五次”、“三言两语”、“九牛二虎之力”、“九死一生”里的数字“三”、“九”是表示许多, 而非具体数字。如中文诗歌常出现的“千”、“万”, 它们具有发音简洁的特点, 而且还因为它们也有数目最大的含义, 因此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帝被称为“万岁”, 公主被称为“千岁”。此类数字也就不再是具体的, 简单的数了, 而是打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烙印,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2. 通俗性原则。

汉英语言中含有模糊数字的表达是人们长期使用且有定式的语句, 言简意赅, 通俗易懂, 翻译时不能强求数字的字对等, 而应该以习惯为原则, 注意用词通俗, 我们在翻译时尽能地采用归化原则, 找出最适合的与之相对应的习惯表达法。比如:接二连三 (one after another) ;乱七八糟 (at sixes and sevens) ;万无一失 (perfectly safe) ;五光十色 (multicoloured) ;颠三倒四 (disorderly) 言简表义, 用词通俗, 便于英语读者理解。

3. 形象性原则。

汉语里有许多由数字习语构成的生动形象的成语和习惯说法, 诸如“四面八方”、“七手八脚”、“七嘴八舌”、“千军万马”、“万水千山”等, 这些数字具有内涵丰富的形象意义, 使表达更为生动和鲜明, 翻译时应该超越数字的实指语义而悉心捕捉数字与其他词汇结合所产生的形象寓意, 比如: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1]。用“boy”形象地反映出原句的确切含义, 因汉语里的“和尚”与译文中的“boy”在该句中意义对等。

三、数字习语的翻译方法

数字习语的用法比较灵活, 英语和汉语在数字习语的表达形式上不尽相同, 为了避免在翻译中扭曲这些数字本来的修辞意义, 最好采用不等值法进行翻译。英汉语中对模糊数字的使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互译时需要改动数字, 以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2]。

1. 直译法。

由于汉英民族对数字习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的理解大体相同, 翻译时完全可以保留原语数字直译。将英语数字习语直译成汉语数字习语, 如:A cat has nine lives (猫有九条命) ;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一针及时省九针) 。同样, 可以将汉语数字习语直译成英语数字习语, 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Go fishing for three days and dry the nets for two) ;男男女女都七嘴八舌的说出他们的惦记和盼念。With seven mouths and eight tongues, all were talking together, each trying to tell his worry and anxiety (选自《实用汉英成语习语词典》) , 把成语“七嘴八舌”直译为“with seven mouths and eight tongues”给人一种“新鲜可喜”、耳目一新之感。

2. 直译加注法。

单纯地采用字面翻译, 显然是不够的, 必要的时候在给出字面意义后再加以补充说明, 这样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就拿大家所熟悉的表达法“三只手”来说, 若译成“three—hands”, 读者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翻译成“three—hands.The third hand may be used to stem”就更加准确, 通俗易懂。

3. 意译法。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 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冲突不宜采用直译时, 就要适当变通, 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表面意思和形式。这类数字大多属于修辞作用的虚词, 并无实际数量的意思, 转译其内在含义比较合适。如:三思而后行 (Look before you leap) ;九死一生 (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 ;the seventh son of a seventh son (显要的后代) ;to look nine ways (斜着眼看人) ;a nine days wonder (轰动一时便被忘却的事、昙花一现) 等等。

4. 借用法。

汉英两种语言的一些同义数字习语内容和形式相符, 并且采用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或比喻, 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喻意。在这种情况下, 可采取借用法, 即借用同义数字习语进行翻译。比如:It is 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半斤八两) ;The days of our years are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人生七十古来稀) ;乱七八糟 (be at sixes and sevens) ;一朝被蛇咬, 三年怕井绳 (The burnt child dreads the fire) [3]。

5. 半译法。

数字有时全部译出来不妥, 但一个也不译又欠佳, 这时要采用部分翻译的方法, 即半译法。比如: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 (One’s heart is like a well in which seven buckets are drawn up and eight dropped down) 。“十五个吊桶”不译, 是因为“七上八下”的和正好是十五, 只译“七上八下”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句子的内在含义。这样就能使译文简洁、精炼。又如:四分五裂 (fall apart) ;四通八达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十拿九稳 (practically certain) 等等这类数字“词组中的后一部分只是前一部分的补充和强调, 以达到平衡和对称的效果。翻译时往往只取一部分意义, 不必将两部分意义都译出来, 以免累赘。”[4]

结束语

汉英数字习语是汉英两个民族语言中生动、精练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基于汉英民族多方面的文化差异, 我们在汉英数字习语的翻译过程中, 不仅要确切地传达原文的含义, 更要体现原语强烈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又是较为复杂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加深对汉英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 比较分析两个民族文化异同。目前, 关于汉英数字习语的翻译的理论还不多, 因此, 本文所真正期待的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127-141.

[2]郭建民.数词的模糊语义与翻译[G]//杜承南, 文军.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649-652.

[3]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247-248.

数字化差异 篇6

关键词：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中心,差异

在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档案信息化建设既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做好档案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实现信息的社会化共享,对档案工作自身而言,也能进一步彰显其社会意义。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档案信息化中关系密切的两个事物,很多地区已运用相关技术开始进行实际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关系却一直是一个问题,尽管部分学者已对其进行探讨,却没有产生实质影响,两者关系仍然模糊不清,实际建设也受到影响,因此明确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关系十分重要,这涉及两者建设方向的问题。在确立关系的过程中,找出差异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看到两者的不同之处,才能准确定性,合理定位。

一、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概念差异

理论是对特定生活领域相关观察的特定解释,其借助概念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本单位[1]45。因此,概念的把握对研究事物至关重要,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它们的概念上。

1.数字档案馆。学界对数字档案馆尚未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有关专家学者对数字档案馆属概念的界定就有如下几种:⑴空间环境说。在冯惠玲和张辑哲教授编写的《档案学概论》中,认为数字档案馆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档案馆形态,将数字档案馆的实质界定为一个有序的信息空间和资源共享的信息环境。⑵信息系统说。肖秋会、杨青认为,数字档案馆是一种以实体档案馆为基础,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建设的网络档案信息系统[2]。⑶虚拟机构说。赵屹、陈晓辉认为,数字档案馆是以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为主体,通过网络对电子文件等数字化档案信息实现管理与服务的虚拟档案机构[3]。⑷信息中心说。方燕认为,数字档案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所支持的数字档案信息系统,是档案信息组织模式,代表的是一种信息环境和基础设施构建,是超大规模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信息中心[4]。⑸信息仓库说。傅荣校认为,数字档案馆是一个电子化信息的仓库,能够存储大量各种形式的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访问它,以获得这些信息,并且其信息存储和用户访问不受地域限制[5]。尽管对数字档案馆的概念叙述有好多种,但综合各种观点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数字档案馆与传统档案馆并不相同,它必须要依托网络平台,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档案机构的信息资源进行联结并提供利用。

2.电子文件中心。电子文件中心的概念具有多样性,主要也是因为对其属概念的不同理解,但与数字档案馆不同的是,对电子文件中心属概念的区分,将直接影响到它的本质含义。于英香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电子文件中心的概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她认为,电子文件中心可分解的概念有三个,“电子文件”、“文件中心”和“中心”,将这三个概念组合起来就会有两种结构,一种是电子文件的文件中心,另一种是电子文件的中心[6]。两者都以电子文件为对象,但前者的属概念为文件中心,后者的属概念为中心,文件中心是中间性、过渡性的传统文件保管机构,而中心是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理解为服务性机构。因此,对于电子文件中心,可以把它理解为电子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机构,这种机构由传统文件中心发展而来,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电子文件的专门管理机构,实现电子文件的在线收集、保管和存取。除了从语义学角度区分外,也有学者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区分,如张照余教授将电子文件中心分为半现行电子文件中心和现行电子文件中心,前者对应过渡阶段的电子文件,后者则倾向于对正在使用的电子文件的管理[7]。以上两种角度对其概念的理解,却带来相同的对应关系,最终表述了同一层面的意思,“电子文件的文件中心”与“半现行电子文件中心”含义相同,而“电子文件的中心”与“现行电子文件中心”的含义也相同。笔者经过总结与分析,认为电子文件中心可以这样理解:电子文件中心是附属于档案馆的作为长久保存和提供利用电子文件的基地,而不是过渡性保管机构,它是一个“收管存用”的功能综合体,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一部分。

3.概念对比分析。从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首先,从两者的属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涉及的范围较大,它不仅包括对数字资源的建设,还包括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开发以及标准法规建设等等,数字档案馆需要构建的是一整个档案馆系统,并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它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高级形式,需要长期发展探讨。电子文件中心虽涉及技术层面的建设,但没有数字档案馆的高要求与高标准,它更倾向于文件的收集、保管与利用,建设力度较小。其次,从两者概念解释中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的管理对象是经过归档鉴定后的电子档案,所保管的档案资源价值较高,保管时间较长,开发利用意义较大。但电子文件中心的管理对象是广义范围的电子文件,主要为政务活动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电子文件,并且不是所有电子文件都有成为档案的可能,还需进一步鉴定审查,因此,档案与文件的区别也导致二者概念的差别。

二、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发展历程差异

探讨事物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能从宏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解释,历史不同,本质内容也不会相同,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两者差异能使理解变得更为深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们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从它们的发展历程入手,理清思路,可以看到二者的差异。

1.数字档案馆发展历程。档案信息化建设是我国档案事业步入21 世纪之时提出的首要发展任务,作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档案馆项目被提上议程,深圳市档案馆率先提出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构想,并于2000 年5 月构建了全国第一家数字档案馆,迈出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步。同时,青岛市也开始积极规划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并于2003 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正式投入运行的数字档案馆。在深圳、青岛两市的带动下,杭州、天津开发区、江苏省电力公司等档案馆也相继加入到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队列中,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由此展开。但建设之初的数字档案馆仅仅是对档案工作的计算机辅助管理,建设内容局限在馆藏档案数字化以及档案网站的设计中。经过几年的试点探索,我国于2006 年出台了档案事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其中将数字档案馆建设首次纳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进程之中,并且提出了更多的建设内容,比如数字档案与社会化服务工程、建立电子档案接收机制以及完善各类数据库建设等等。但这一期间的数字档案馆建设与最终目标的达成还是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为此,我国档案局于2010 年发布了《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明确了建设目标和具体内容,为今后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框架与步骤。近几年来,我国信息化进展十分迅速,云计算、大数据等各项技术层出不穷,数字档案馆建设处于崭新的环境之中,新的发展形势对数字档案馆提出了各种挑战,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将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2.电子文件中心发展历程。与数字档案馆类似,电子文件中心也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4 年12 月,常州市电子文件中心在市档案局正式挂牌并开通运行,成为我国首家市级电子文件中心。常州市电子文件中心主要收集市政府部门在电子政务平台上形成的各类电子文件,确保各单位形成的电子文件随时形成、随时收集、随时发布利用。2005 年12 月,安徽启动省级电子文件中心建设项目,与常州电子文件中心不同的是,安徽省电子文件中心旨在探求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与利用,而不仅仅是现行政府文件的发布与利用。2007 年4 月,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我国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进入高潮,各地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都有了一定的进展。近几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强“透明政府”的建设,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信息公开成为档案部门建设的重点内容,而电子文件中心也迎合了这一趋势,档案部门将其纳入公共档案馆的建设内容之中,使之成为档案馆的一部分,并为电子政务而服务。

3.发展历程对比分析。首先,两者形成的出发点不同。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虽然都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数字档案馆产生的时间较早,其产生的用途是为档案工作服务,虽然初级阶段的数字档案馆功能单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它的针对性较强,不管是馆藏档案的数字化,还是档案网站的建设,都是围绕档案资源而开展,尽可能实现存取档案的数字化;而电子文件中心却与之不同,它最初是建立在电子政务环境下的一个应用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相互衔接,起初电子文件中心的出发点在于处理政府工作中电子文件的传输、保存、发布与查询,它针对的是政府工作的现行文件,而不是馆藏档案资源,电子文件中心更像是现行文件的利用中心,并不具备电子文件的长久保存功能。

其次,两者建设现状不同。由于数字档案馆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法律条件还有所欠缺,我国很少有地方已建设成相对完善的数字档案馆,并且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独立性较强,其建设仅在档案系统内开展,很少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因此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速度较为缓慢,各地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不平衡;我国电子文件中心受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较大,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而是挂靠于政府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多方合作开发,现已成为政府与档案部门之间的过渡性机构,对政府部门形成的电子文件及时接收保管,并提供利用。我国电子文件中心正在探寻电子文件的长期保管模式,由于目前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长久性,电子文件中心更像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前期模式,是数字档案馆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对数字档案馆功能的重要补充。

三、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趋势差异

目前我国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各地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发展进度不一,采取的标准不同,又如由于两者角色不分,造成功能的相互重复多余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未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都会有各自的建设趋势,随着环境与时间的变化,二者的差异也会愈加明显。

1.功能定位不同。一方面,未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功能定位不同。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定位问题,很多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都是解决电子文件的管理问题,故两者应取其一;也有学者立足于现状,认为电子文件中心只是数字档案馆的前期阶段,最终是被数字档案馆吞并。针对不同的观点,展望未来的发展,笔者认为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是二者目标和定位不一定相同,倾向性也有所差异。

数字档案馆代表了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高级形式与长远目标,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内容多,涉及范围广,主要有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应用系统与服务平台建设、档案网站建设、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8]。目前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由于水平的局限,仅仅是对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各类数据库,以及对价值较高的电子文件提供保存与利用的场所,目前数字档案馆解决的是“已存档案的数字化”问题。而电子文件中心则是应对电子文件大量生成的现状,再加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和公共档案馆的建设,电子文件中心成为当代“五位一体”档案馆的建设内容之一,它解决的是“增量档案的数字化”问题。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都依托于实体档案馆,并且两者不会相互取代,数字档案馆未来的定位会更加倾向于管理档案馆已存在的数字档案,这部分档案包括传统档案的复制件和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未来数字档案馆不仅是单个档案管理机构,更能实现档案资源的跨库检索与利用;而电子文件中心未来的定位会更加倾向于管理现行和半现行的电子文件,尤其是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这一趋势,电子文件中心能成为实体档案馆与电子政务系统的桥梁,不仅提供政府文件的保存与利用,更能将具有永久或长期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向档案馆归档。因此,未来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不一定相互合并或是两者取其一,信息化带来的变化非常大,传统档案馆为适应新的环境,会融合更多信息化元素,未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差异能给公共档案馆的建设带来契机。

2.服务范围不同。另一方面,未来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中心的服务范围不同。目前,我国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在功能上都不完善,数字档案馆侧重于面向社会服务,前端管理薄弱;电子文件中心侧重于为政府服务,长久保管功能薄弱。在未来的建设趋势中,数字档案馆在档案数字化和网站建设的基础上,将更加重视馆藏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建设数字档案馆联盟,使用户能在更广阔的平台中检索利用到已有的资源,就档案资源自身而言,数字档案馆能保护数字档案遗产,维护社会记忆,就服务对象而言,数字档案馆使社会大众能更好地利用档案。如果说数字档案馆的服务范围是整个社会大众的话,电子文件中心的服务范围更为庞大。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下,未来电子文件中心不仅能使公众随时查询政府信息成为可能,而且在服务大众的基础上,电子文件中心也能给政府办公带来便利,政府现行公文能进行及时收集整理,属于公开范围的文件也能及时提供利用,电子文件中心提高了政府办公的效率,并且有利于“透明政府”的建设。因此,电子文件中心的服务范围除了社会大众外,还包括政府机构部门,它是承接社会与政府的窗口,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给我国的档案事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使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立足当前数字档案馆和电子文件中心的发展,可以看到未来二者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建设趋势,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反映出许多有待改进的空间,同时也看到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无限潜力。

参考文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华夏出版社,2013.

[2]肖秋会,杨青.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馆、电子文件中心辨析[J].档案学研究,2009(2).

[3]赵屹,陈晓辉.对“数字档案馆”的简单认识[J].档案学通讯,2003(5).

[4]方燕.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与开发[J].档案学通讯,2001(5).

[5]傅荣校.关于数字档案馆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1(5).

[6]于英香,张其林.莫使乱花迷人眼[J].浙江档案,2009(1).

[7]张照余.电子文件中心引论[J].档案学研究,2005(4).

数字化差异 篇7

正如卡尔·普利布兰姆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所言:“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关系之所以受到阻碍, 不仅是由于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 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 是由于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换言之, 持不同母语的语言者在交流沟通时会受到其自身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的影响, 而思维方式又受到本土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一种转换,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调整。“人类共同的思维能力和思维规律使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群对相同的事物可取得共同的认识。人类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 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 各民族的语言虽然不同, 但都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规律指称事物、叙事述理、表情达意等” (包慧南2001) 。简言之,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 这是翻译进行的基础, 但在语言上又有差异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尊重原语, 同时又得采用符合译入语民族思维方式的表达, 如此方能较好地完成翻译任务。英汉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也正是由于在多方因素下影响的思维方式不一所致, 比如汉语文化崇尚“天人合一”, 而英语民族却主张“人定胜天”, 种种差异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

唐诗,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 极富韵味, 兼具韵律美、意象美、意境美, 但以往翻译研究者多注重诗歌本身的音、形、义等, 对其中的数字词涉及相对较少。数字的魅力在于它的虚实性, 或者说有无性 (有时可省略不计) 。数字的模糊性也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须考虑民族性格、历史典故等因素, 而不能像翻译普通文学词那样仅考虑上下文。鉴于此, 本文拟从对比汉英思维方式角度, 对唐诗名篇中出现的10以内数字的认识差异出发, 充分认识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 结合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选择合适的汉译英翻译技巧, 从而更好地用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确保译文的忠实度及流畅性, 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 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形合思维与意合思维之“数”的虚实

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汉语语法中的表现形式是:以意统形, 强调意义的连贯, 但不在意形式标记, 句法特征为意合, 语法特征为隐形。而英语国家人们多生活在海洋环境中, 人们相信天人相分, 万物对立, 追求个体独特性, 因而英语词序比较自由, 构词灵活, 句法特征是形合, 语法特征是显性。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思维方式表达译文, 以达到取得更好的受众接受效果的目的。比如岑参的《逢入京使》中“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 原文似乎并未出现数词, 但用增补法译为“Tell them three words‘He is safe’.” (Witter Bynner&Kiang Kang-hu译, 郭著章等2010:94-95) 。这是充分考虑了英语国家重视逻辑推理, 讲求词义具体的佳作。汉语擅用概括词, 追求模糊语义, 这使得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如若把握不好字词在诗篇中的意义, 就很容易产生错误解读, 进而误译。但“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学的数字世界, 它的功能是计算, 是实数;而在人类心灵的数字世界中, 它的功能是表义。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 (王秉钦1998) 。译者在翻译时, 首先应了解数字在文本中的意义, 是实指还是虚指, 然后依义而译。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的“九江”并不是指九条江, 而是地名 (今江西省九江市) , 可音译为“Jiu Jiang”。音译法适用于地名、人名的翻译。再如“二月春风似剪刀”译为“The early spring wind is as sharp as scissor balde” (郭著章、江安, 等2010:12) 。原文的“二月”实际上是作形容词“寒意料峭的”解, 修饰“春风”。所以译者在处理时, 不是作时间名词译, 而且考虑英语国家季节与中国的差异性, 并不具体说几月, 而以“early spring”代替, 容易让受众感同身受。考虑到诗歌本身的特殊性, 有时可以通过加、减词的办法营造出原文的效果。比如岑参的《山房春事》中“梁园日暮乱飞鸦, 极目萧条两三家”, 译者 (许渊冲) 就译为了:

“About the garden flies at dusk many a crow,

But only two or three drear houses stand in view.” (郭著章、江安, 等2010:97-98)

译者还是将数字如实译出, 但考虑到原文烘托的气氛是一片萧条荒芜的凄清之感, 译文巧妙地加上only一词, 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了那种破败冷落感, 但译文还是少了点底蕴感。原诗中的“梁园”是指西汉景帝时, 梁孝王所建园林。时至唐代, 此处几乎已成废墟, 是历史的遗迹。本诗是一首吊古诗, 诗人借此是想说明今古兴亡, 盛衰无常的感慨。但译者只是用garden一词, 很明显是没有挖掘出其中的情感意义, 但这也正是诗歌的“不可译性”, 在此不多谈。译文也考虑到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合与意合的差异, 有意识地增添词语以表达原文中没有明写却暗含的意义。译者须对原文进行拆离、重组等, 来应对英语丰富的连接词所捆绑的信息, 这时译者要考虑到汉语是多用短句形式表达语义的, 化整为零、化繁为简是必要的。

二、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数”的内涵

形象思维, 指人们在头脑中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 在思维的过程中必须借助具体的形象。而所谓的抽象思维, 即逻辑思维, “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 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 追求一种纯粹的单一元素。这表现在西方语言样态上就是以丰满的形态外露, 因而表现在语言分析上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形式化描写” (申小龙1998:235)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方式的一大表现体现在汉字的象形性。例如“美” (像人头上戴着羽毛跳舞的样子) 、“眉” (目上方的毛) (陈宏薇、李亚丹, 等2010:22) 。汉民族喜欢以物表感, 以物言志, 用具体形象的词去描述、比喻抽象事物。比如“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三春”, 从字面意义看, 是指春季的三个月, 但实际是指父母对孩子的伟大之爱, 儿女无以为报。因而此处若直译就会是:

“Who will contend that either can repay

The gentle brightness of the Third Month of Spring.” (Amy Lowell译, 郭著章等2010:277)

这样的译文无疑是没有理解诗意, 正确译法应为:

“Such kindness as young grass receives

From the warm sun can’t be repaid.” (许渊冲译, 郭著章、江安, 等2010:276)

许译略去了汉语的具体数字, 直接点明诗义, 而且用到了比喻修辞, 将母爱比作暖阳, 儿女比作小草, 达到了诗文原本所求的效果, 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几乎无差, 可谓是妙译生花。这种方法就是意译法。意译法适用于无需将具体数字翻译出来, 而只需要译出其隐含意义即可。若是其他文本, 同样如此。即直接译出文本的真实信息, 而非字面意义。这种方法常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比如杜牧《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其中“二乔”指东汉末年乔公的两个容貌美丽的女儿, 分别是大乔和小乔, 孙策、周瑜攻取皖城后, 孙策娶大乔, 周瑜娶小乔。曹操也青睐二乔。后曹操击败袁绍营建邺都, 修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这里就涉及到数字含典故的翻译了。考虑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若是直接译为two Qiao会让受众摸不着头脑。许渊冲先生作如下翻译:“If the easterly wind didn’t help Marshal Zhou set fire on the enermy.The two Qiao of beautiful sisters Qiao would be captured in the palace of Cao.” (许渊冲2004:112) 。这运用了补偿法, 补缺出原文隐含的文化元素。这种方法常用于含典故或内涵词句中。

汉语形象化的另一表现方式是量词的多样性, 多变灵活, 生动形象。在同数词“一”的各种搭配中可见一斑。如“一树早梅白玉条”:All its branches in cold air looking like white jade (郭著章译, 郭著章、江安, 等2010:78-79) , “清歌一曲月如霜”:She sings sweetly to make the moon as cool as frost. (郭著章译, 郭著章、江安, 等2010:74-75) , “孤帆一片日边来”: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许渊冲译, 郭著章等2010:63-64) , 而英译文往往只会重现原文的指称意义, 舍弃汉语量词的形象性。译者做这样的舍弃也是为了照顾译文受众的思维习惯, 便于文本的传播, 提高英译文本的接受程度。再者, 汉语是多用动词的语种, 而英语是名词占优势的语言, 在一个句子中只会出现一个谓语动词, 有些长句会含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动作, 这时为了表达清楚, 英语往往会采用抽象名词来表达动作概念, 因而英语常活跃使用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等。比如王昌龄《采莲曲》中“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译者 (郭著章) 译为:

Green look lotus leaves and the pickers’thin silk skirts,

Pink are flowers and girls’faces, looking’t each other. (郭著章、江安, 等2010:29-30)

虽然诗歌有其特殊性, 但基本的翻译方法还是奏效的。译者并没有去翻译“裁”, 而是直接译出原文的基本意思, 不去考虑汉语的形象性, 也没有考虑诗歌的韵律, 用上文提到的转换法, 将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的名词、形容词。同样也达到了向译者受众传递信息的目的。

三、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存在着强烈的主客体统一意识, 倾向于从自我出发去叙述和表达, 因而汉语多用人称主语来陈述客观事物。英语强调主客、物我两分, 句子常以抽象名词、物体等作主语。在翻译时就表现为主动与被动、静态与动态的调整。但汉语是一种组织比较松散的语言, 并不像英语那样严格要求句子成分, 只要能在语境中句意清楚, 就会省略主语或其他成分。在诗歌中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许渊冲先生译为:

“Among the flowers from a pot of wine

I drink alone beneath the bright moonshine.

I raise my cup to invite the Moon who blends.

Her light with my Shadow and we’re three friends.” (王平2014:203-204)

原文都是有隐含人称的, 译者考虑到汉英思维的差异性, 不做无灵句处理, 而是明示主语。同样, 数字“一”“三”也都是具体译出, 如“一壶酒”译为a pot of wine, “三人”译为three friends。考虑到韵律性, 数字在诗歌中要尽力尝试译出其诗意, 考虑韵律性, 而非完全不可译, 更有甚者, 不译。应依情况而定。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一句, 就可有多种译法:

“The capital and palace are guarded by the land of three Qin in kingdoms*,

In the distance the Five Ferries**are screened by wind and mist.” (杨宪益2001:12)

诗中的“城阙”指唐朝都城长安, “三秦”指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 “五津”则指四川泯江的五个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和江南津。译者 (杨宪益夫妇) 充分把握住了原诗要表达的情景, 同时考虑到“三秦”“五津”并不为受众所熟悉, 又用注释的方法对其作出说明:*In the central part of present-day Shaanxi Province.**Including to Sichuan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five big ferries along the Minjiang River in the west of region.注释法是一种结合直译法或意译法的基础上, 对个别字词进行补充说明的译法, 这样可以进一步保证译文的还原性, 更忠实于原文意义。译者在做汉英翻译时要学会加注说明, 做到根据原文习惯来理解又充分照顾译语的表达习惯。

数字的特殊性有时会影响到译文的模糊性和精确性, 界限并不那么严格, 而且汉英民族对模糊数字和精确数字的语义大体相似, 所以有时译者可以不用那么泾渭分明地区分数的隐身, 而是依照语义和文本中数的语用功能去处理。比如白居易《琵琶行》中“转轴拨弦三两声”一句, 可以直接译为精确数字:“She tuned the pegs and tested twice or thrice each string” (许渊冲译, 郭著章、江安, 等2010:35) ;也可作模糊处理, 遵照汉语的行文习惯, 以概数译之:She tunes and plucks the strings a few times (杨宪益译, 郭著章、江安, 等2010:36) 。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