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脾解毒（精选5篇）
健脾解毒 篇1
大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其发病率通常占恶性肿瘤的第2、3位, 在中国, 近年来大肠癌的发病率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上海市的发病率升至第2位[1]。大肠癌多采用以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中医药在大肠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中虽没有大肠癌这一病名, 但类似的症状和体征的记载十分丰富, 散见于“肠覃”、“积聚”、“锁肛痔”、“脏毒”以及“肠风”等的描述中。本文从中医理论探析脾与大肠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阐述脾气亏虚、邪毒内聚是大肠癌的基本病机, 并从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角度探讨健脾解毒应贯穿于大肠癌治疗始终的观点。
1 从病机上看脾气亏虚、邪毒内聚与大肠癌的关系
中医认为脾、胃与肠有密切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过程的密切配合, 脾主运化, 胃主受纳, 小肠接受经胃腐熟及初步消化的饮食物后, 进一步消化、泌别清浊, 清者即精微物质, 上输于脾, 经脾气散精作用转输于全身, 以起营养作用, 水分则吸收后成为渗入膀胱的尿液。浊者为食物的糟粕, 下达于大肠, 大肠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传化糟粕, 与脾密切相关, 脾以升为健, 脾气升清不息, 水谷精微得以濡养全身, 糟粕方能得以下行。肠为腑, 传化物而不藏, 实而不能满, 肠腑以通为用依赖于脾气的推动运化和升清降浊。故《内经·素问》有言“大肠者, 传导之官, 变化出焉 ”。一旦脾胃受损, 则肠中易生积聚, 如《灵枢·五变》:“黄帝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 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 肉不坚而淖泽, 如此则肠胃恶, 恶则邪气留止, 积聚乃伤。脾胃之间, 寒温不次, 邪气稍至, 积留止, 大聚乃起。” 说明脾胃虚弱之人, 容易生恶气, 形成肠中积聚。《景岳全书·积聚篇》中提到:“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 多有积聚之病, 盖脾虚则中焦不运, 肾虚则下焦不化, 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强调了正气不足是癌症形成的重要原因, 而人体正气主要来源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 脾胃功能是否健旺, 直接影响到人体正气的强弱与疾病的产生。《丹溪心法》曰:“肠胃不虚, 邪气无从而入。”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和水液代谢, 脾健则气血充盈, 脾虚运化无力, 则水谷精微不化, 气血生化乏源, 正气损伤;加之脾虚生湿, 湿聚痰凝, 阻滞气机, 气滞血瘀, 邪毒内生, 日久血瘀痰凝毒聚肠中形成癌肿。可见脾气亏虚为大肠癌发病的根本原因、邪毒内聚是形成大肠癌的重要条件。
当代医家也对大肠癌的病机特点作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刘嘉湘[2]认为大肠癌的形成过程中, 脾气亏虚, 肾阴阳亏损是发病之根本, 由虚而致实, 又出现邪毒蕴结、气滞血瘀、痰浊凝聚等一系列病理变化。许环应[3]认为脾胃不足, 正气亏损, 乃大肠癌病因病机的根本。魏文浩[4]提出大肠癌的发病多因毒邪损伤肠络, 痰瘀凝聚肠道所致。孙建立[5]指出肿瘤的发生是由于正气不足, 脏腑功能失调, 气滞、血瘀、痰凝、毒聚而形成的, 表现为局部属实, 全身属虚的病症。随着病情进一步发展, 痰毒瘀结愈盛, 加之治疗时攻伐太过, 正气亏虚日甚, 促进肿瘤的复发和转移。邱佳信等[6]经多年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也证实脾虚邪实是大肠癌的主要病理基础。可见大肠癌的发病是一个复杂过程, 由正气虚损, 邪毒损伤肠络, 痰瘀毒聚肠道所致, 为本虚标实证。本虚主要表现为脾虚, 是大肠癌产生的主要基础;标实表现为气滞、湿热、瘀血等久积成毒, 是大肠癌产生的主要病理因素。或先有脾虚, 后生实邪, 或先有邪侵, 脾胃受戕, 脾虚贯穿于大肠癌发病的始终, 邪毒内聚则为发病的重要条件。
2 从临床表现上看脾气亏虚、邪毒内聚与大肠癌的关系
正如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元气之充足, 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 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 饮食自倍, 则脾胃之气即伤, 而元气亦不能充, 此诸病之所由也。”大肠癌起病于脾虚, 脾虚贯穿其发病的整个过程, 因此大肠癌常见临床症状诸如便血、腹痛、大便习惯改变及乏力、贫血等皆与脾虚的关系密切。
2.1 便血
便血是大肠癌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 或为鲜血或为黑便, 《灵枢·百病始生篇》云:“阳络伤则血外溢, 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 血内溢则后血。”阳络与阴络, 可理解为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循行在胃肠道之络。如果脾或胃之络损伤, 出血而流蓄于胃脘内者, 则为吐血或黑便, 若损伤了阴络, 即脾之血络, 不能摄血, 血从下出者为便血, 临床以脾气虚甚至脾阳虚证较多见。脾虚气陷, 脾不摄血, 气失统摄, 血无所归, 血离脉道, 或邪毒内蕴, 损伤肠络, 而有便血。
2.2 腹泻或便秘
大肠癌患者常有大便习惯及性状的改变, 排便次数增多, 甚至腹泻伴有里急后重, 或者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 部分患者甚至以腹泻为首发症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清气在下, 则生飧泄”, “湿胜则濡泻”。大肠癌患者脾胃虚弱不能受纳水谷, 或邪毒内蕴, 致运化失职, 均导致不能运化精微, 反聚水成湿, 积谷为滞, 致脾胃升降失司, 清浊不分, 混杂而下, 遂成泄泻。如《景岳全书·泄泻》曰:“泄泻之本, 无不由于脾胃。”可见脾胃为泄泻之本, 脾主运化水液, 脾胃当中又以脾为主, 脾气若虚, 健运失职, 清气不升, 清浊不分, 自可成泻。本证的基本病机是脾虚湿盛, 邪毒内蕴, 大小肠传化失常, 升降失调, 清浊不分。
2.3 腹痛
部分患者以腹部隐痛为首发表现, 有的伴有不完全性肠梗阻。大肠癌患者多见脾胃已伤, 邪毒不散, 腑气通降不利, 气机阻滞, 而发生腹痛。
《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 膜原之下, 血不得散, 小络引急, 故痛……热气留于小肠, 肠中痛, 瘅热焦渴, 则坚干不得出, 故痛而闭不通矣。”可见腹痛的发生与脾胃和大小肠等脏腑有关, 久病则脾气更虚, 邪毒更甚, 损伤脾阳, 阴寒内生, 寒阻邪滞, 不通则痛而生腹痛。正如《诸病源候论·久腹痛》所说:“久腹痛者, 脏腑虚而有寒, 客于腹内, 连滞不歇, 发作有时。发则肠鸣而腹绞痛, 谓之寒中。”
2.4 乏力和贫血
两者都是大肠癌尤其是中晚期肠癌患者常见的症状。对于血的生成及血与五脏的关系早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详细的论述, 如《灵枢·决气篇》曰:“中焦受气取汁, 变化而赤, 是为血。”《医宗必读》亦曰:“一有此身, 必资谷气, 谷入于胃, 洒陈于六腑而气至, 和调于五脏而血生, 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 故曰后天之本在脾。”这些均说明只有脾的运化功能正常, 精气血的化生才有基础。肠癌患者脾气已亏虚, 癌毒亦耗伤气血, 加之放疗、化疗更伤正气, 导致脾胃更加受损, 不能受纳水谷, 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气血, 日久血虚造成贫血。
3 健脾解毒法治疗大肠癌的作用
脾气亏虚是大肠癌的主要病机之一, 随着疾病进展, 癌瘤邪毒更易耗伤人体正气, 进一步加重脾虚, 导致疾病预后不良。张从正的《积聚门·活法机要》提到:“壮人无积, 虚人则有之。脾胃怯弱气血两衰, 四时有感, 皆能成积……故治积, 当先养正则积自除。”《医学心悟》更提到:“虚人患积者, 必先补其虚, 理其脾, 增其饮食。然后用药攻其积, 斯为善治。”可见健脾益气在治疗积证中占重要地位。改善肠癌患者的脾虚状态, 使胃纳旺盛, 脾土得运, 气血生化之源不断, 正气能复, 才能抵抗邪毒留恋或再犯, 因此健脾益气是治疗大肠癌的基本方法。
程钟龄《医学心悟·积聚》曰:“治积聚者, 当按初、中、末之三法焉。邪气初客, 积聚未坚, 宜直消之, 而后和之。若积聚日久邪盛正虚, 法从中治, 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 便从末治, 即住攻击之药, 但和中养胃, 导达经脉, 俾荣卫流通, 而块自消矣。” 脾虚是大肠癌之本, 而邪毒是其标, 因此临床治疗中应根据人体正气和邪毒消长变化, 健脾益气的同时要注重解毒散结, 注意扶正祛邪的侧重, 整个过程均顾护脾胃之气, 培补正气。
健脾解毒中药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大肠癌的生长和转移, 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 同时还可部分逆转化疗耐药及减少化疗的毒副反应,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黄智芬等[7]将60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与对照组各30例, 治疗组在FOLFOX4方案化疗基础上加用健脾消积汤治疗, 治疗后治疗组体质量和KPS评分较治疗前显著增加, 生活质量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李猛[8]用健脾消癥法治疗晚期复治大肠癌64例, 发现含中药组患者自然杀伤细胞、CD4+/CD8+较治疗前明显增高, 并且应用中药患者骨髓抑制情况及消化道反应明显轻于单纯化疗组。黄荣海等[9]观察健脾解毒汤联合化疗对晚期大肠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加用健脾解毒汤的治疗组在总体健康、身体疼痛、活力、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健康变化、生理职能等维度积分高于对照组。刘静等[10]实验研究发现健脾复方联合5-氟尿嘧啶 (5-Fu) 治疗可降低大肠癌瘤质重、瘤体积和肿瘤转移数量, 并且与降低肝转移显著相关。蒋益兰等[11]建立裸鼠人大肠癌细胞肝转移模型, 将裸鼠随机分为模型组、西药组、中药组和假手术组, 治疗后中药组裸鼠肝转移癌结节低于模型对照组, 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明显低于模型组, 表明健脾消癌方能抵制大肠癌术后模型裸鼠的肝转移, 其作用可能与降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有关。基于大肠癌脾气亏虚、邪毒内聚的病机本质, 笔者在临床工作中确立以健脾解毒法为治疗大肠癌的主要方法, 应用肠胃清口服液治疗包括大肠癌在内的消化道肿瘤也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肠胃清口服液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范忠泽教授的经验方, 主要由生黄芪、生白术、八月札、野葡萄藤等药物组成, 标本两治, 虚实兼顾, 具有健脾解毒之功效。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肠胃清口服液能够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期, 其与化疗合用, 有增加化疗疗效及减少毒副反应的作用[12];实验研究证实肠胃清还能够通过逆转耐药增强奥沙利铂的抑瘤作用[13]。
由此可见, 与单纯西药及攻伐类中药相比, 以扶正祛邪为原则的健脾解毒法在大肠癌防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目前仍缺乏大样本、严格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报道, 单独应用中药的抗瘤作用低于常规化疗, 中药复方成分复杂, 作用机制仍有待研究, 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的同时, 可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从微观的分子、基因水平进一步探索脾虚的实质和健脾解毒的作用机理, 更有效指导临床治疗。
4 病案举隅
患者, 男, 68岁, 有肠息肉和慢性肠炎病史数年, 2009年6月因“肠梗阻”入院。肠镜发现距肛门约25 cm有一菜花样肿物生长, 病理提示乙状结肠腺癌, 癌胚抗原 (CEA) 110 ng/ml (参考值:<10 ng/ml) 、胰腺、肠癌相关抗原 (CA19-9) 90 U/ml (参考值:<37 U/ml) , 遂行乙状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病理:肿瘤大小5 cm×7 cm, 溃疡型腺癌, 中-低分化, 浸润至肌层, 上下切缘未见癌浸润, 淋巴结转移2+/12, 病理分期:P-T3N1M0 IIIB期。术后行FOLFOX4方案化疗2周期, 因胃肠道反应明显以及乏力、纳少持续不恢复, 停用化疗, 在家休息。2010年1月复查CEA和CA19-9均恢复正常水平, 但一直有乏力、便稀等症状。2010年6月CEA和CA19-9进行性升高, 来就诊时CEA 68 ng/ml, CA19-9 45 U/ml, 胸部、上腹部CT及盆腔MRI、骨ECT扫描及肠镜检查未找到明确复发病灶, 患者拒绝PET-CT检查。症见:乏力明显, 少气懒言, 食欲不振, 胃脘痞闷, 大便日行4~5次, 量少质稀, 舌质淡红, 边有齿痕, 苔薄白微腻, 脉细。辨证为脾气亏虚, 治拟健脾益气, 升清助运, 方用六君子汤加减, 炒党参15 g、黄芪30 g、茯苓15 g、炒白术15 g、薏苡仁30 g、淮山药15 g、陈皮6 g、半夏9 g、葛根12 g、升麻9 g、谷芽15 g、麦芽15 g。服用7天后大便次数减少至2~3次, 胃纳稍增, 二诊时原方去葛根、升麻, 加鸡内金, 又服用14剂后, 诸症明显减轻, 大便有时成形, 每日1~2次, 纳谷香, 乏力改善, 稍有腰酸, 原方加仙灵脾12 g、菟丝子12 g、半枝莲30 g、野葡萄藤30 g、红藤30 g、山慈菇12 g补肾、解毒散结。因CEA未明显下降, 2月后又行姑息化疗6周期, 化疗期间坚持服用健脾益气, 和胃降逆之品顾护脾胃, 配合西药对症处理, 化疗后消化道反应轻, 食欲恢复快, 治疗后患者肿瘤标志物逐步下降, 末次化疗2010年12月, 复查CEA、CA19-9均恢复正常, 体力恢复尚好, 同时坚持服用肠胃清口服液半年, 病情稳定, 生活质量改善。
按 大肠癌病因病机主要有饮食因素、起居不节、感受外邪、先天因素、情志因素等几个方面,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各医家的辨证很少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大都认同顾护脾胃在大肠癌整个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脾虚为大肠癌之本, 治疗大肠癌, 尤其是对于具有虚证表现的患者, 健脾益气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健脾益气法通过扶正固本在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方面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同时邪毒内蕴是其发病的重要条件, 因此扶正之外尚需注重解毒。该患者术前就有脾气亏虚之本, 手术之后, 脏腑受损, 脾胃更虚, 以乏力、食少、便稀为主要表现, 且舌质淡红, 边有齿痕, 脉细。此乃年近古稀, 素有泄泻之疾, 脾气虚, 生化不足, 气血两亏, 正虚邪恋。治疗宗“养正积自除”和“调脾胃, 实元气”, 故初诊以健运脾胃, 益气升清为主, 中气健运, 脾阳得升, 饮食易化, 元气方实。二诊时大便成形, 减去升阳止泻之剂, 更加鸡内金助胃运化。三诊时诸症明显减轻, 纳谷香, 乏力改善, 稍有腰酸, 考虑年近古稀, 肾元亏虚, 正虚邪恋, 暗耗正气, 故前方加仙灵脾12 g、菟丝子12 g补肾, 半枝莲30 g、野葡萄藤30 g、红藤30 g、山慈菇12 g解毒散结。正气恢复后, 应积极祛邪, 因此患者再次接受化疗, 且姑息化疗期间坚持健脾养胃, 顾护正气, 长期服用肠胃清口服液健脾解毒, 改善了临床症状, 减轻了化疗毒副反应, 每个阶段都体现出扶正和祛邪并重的原则。
健脾解毒 篇2
1 临床资料
入选病例均经B超、CT或MRI等影象学检查, 结合甲胎蛋白 (AFP) 测定, 符合原发性肝癌的诊断[1], 其中15例得到病理学检查确诊 (肝穿刺活检11例, 术后病理确诊复发4例, 腹水中找到癌细胞2例) 。根据国际抗癌联盟 (UICC) 肝癌TNM分期, 所有病例均属于Ⅱ~Ⅳ期, 最大瘤体11cm×13cm, 最小瘤体3cm×4cm, 卡氏评分在60分以上, 预期生存期超过2个月。入选病例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 (健脾解毒汤配合介入) 31例, 其中男21例, 女10例;年龄39~73岁;癌灶最大的横径小于10cm的26例, 大于10cm的5例;单个病灶11例, 多发病灶20例;门静脉癌栓7例, 腹水5例;Ⅱ期9例、Ⅲ期13例、IV期9例。对照组 (单纯介入治疗) 33例, 其中男22例, 女11例;年龄41~71岁;癌灶最大的横径小于10cm的29例, 大于10cm的4例;单个病灶14例, 多发病灶19例;门静脉癌栓7例, 腹水6例;Ⅱ期9例、Ⅲ期16例, IV期8例。以上2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单纯多次介入治疗, Seldinger法常规经皮股动脉穿刺后, 在DSA操作下将4F肝动脉导管插至肝固有动脉, DSA造影后进一步确定肿瘤靶血管, 随之将导管送至肿瘤供血动脉后进行化疗及栓塞。采用HFP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 即从动脉导管内注射化疗药物5-氟脲嘧啶1g、羟基喜树碱30mg、顺铂60mg或奥沙利铂100mg, 灌注结束后应用40%碘化油10ml进行肿瘤供血动脉近端栓塞。介入次数2~6次不等, 间歇3~4周后进行第2次相同方案的治疗。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健脾解毒汤治疗。基本方:太子参、炒白术、茯苓、山药、薏苡仁、枸杞子、赤芍、白芍、三叶青、红豆杉、白花蛇舌草、藤梨根、猫爪草、八月扎、鸡内金、谷麦芽。加减:阴虚明显加沙参、石斛、鳖甲;肝区疼痛加全蝎、元胡;恶心呕吐加陈皮、姜半夏、竹茹;黄疸加茵陈、焦山栀;腹水加大腹皮、猪苓、车前子。每日1剂, 常规水煎服。要求持续服药2个月以上, 间歇停药不超过3天。
2.3 观察指标
(1) 近期疗效。 (2) 生存质量评定:根据卡氏评分 (KPS) 标准, 治疗后KPS评分比治疗前增加>10分为提高;评分增加或减少≤10分为稳定;评分减少>10分为下降。 (3) 生存期。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3 治疗结果
3.1 近期疗效标准
按WHO制定的实体瘤近期疗效评定标准判定。完全缓解 (CR) :可见瘤体完全消失并持续4周以上;部分缓解 (PR) :肿瘤缩小50%以上, 维持时间不少于4周以上;稳定 (SD) :肿瘤缩小不到50%或增大不超过25%, 无新病灶出现, 并持续4周以上;恶化 (PD) :肿瘤增大25%以上或出现新病灶。有效率为 (CR+PR) /n×100%。
3.2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见表1。
3.3 两组生存质量情况
见表2。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4 两组生存期 (生存率) 比较 见表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4 体会
众所周知, 手术是目前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方法, 但70%以上的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 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2]。近年来采用肝动脉导管肿瘤局部灌注高浓度化疗药物, 并同时进行肿瘤供血动脉栓塞 (TACE) 的介入治疗, 已成为西医治疗中晚期肝癌的首选方法, 其优势在于近期疗效明显[3]。但多次介入治疗往往损伤肝功能, 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并不能明显地延长生存期。而当今普遍把改善生存质量与延长生存期作为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评定指标[4]。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在改善症状, 提高生存质量, 延长生存期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因此, 本文旨在力求中西医优势互补, 寻求一种治疗中晚期肝癌的最佳方案。
笔者认为,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以局部病变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其发病机制主要在于正气亏损、脾胃虚弱, 湿热瘀毒蕴积肝脏所致。其中脾虚在肝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介入治疗所用的化疗药物之毒性又能进一步损伤脾胃, “健脾解毒汤”正是对此而设。方中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薏苡仁益气健脾, 重在扶正以祛邪。多项研究表明, 健脾扶正中药对机体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可改善宿主内环境的稳定性, 对治疗中晚期肝癌确有良效。枸杞子、赤白芍养血柔肝;三叶青、红豆杉、白花蛇舌草、藤梨根、猫爪草清热解毒抑癌;八月扎、鸡内金、谷麦芽疏肝和胃扶后天。全方通过健运脾胃而使正气充, 肝气旺, 可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和抗癌本能, 辅以清热解毒之品可以抑制、杀伤肿瘤细胞, 达到提高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随症加减, 辨证施治是中医药治疗中晚期肝癌取得良效的关键, 必须重视。本文结果表明, 健脾解毒汤配合介入与单纯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相比较, 虽然近期疗效相当,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但在改善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方面, 2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 健脾解毒汤配合介入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介入治疗。从而提示, 健脾解毒汤配合介入是治疗中晚期肝癌行之有效的方法,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2版,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1:9.
[2]杨洁文, 刘云霞.原发性肝癌的中医药治疗进展.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05, 19 (6) :501.
[3]刘鲁明, 宋明志.于尔辛肝癌经验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195.
健脾解毒 篇3
资料与方法
2011年11月-2015年12月收治无手术适应证Ⅲ、Ⅳ期老年NSCLC患者, 其中门诊患者18例, 住院患者20例, 门诊患者采用纯中药汤剂治疗, 住院患者以西医化疗治疗为主。所有患者中, 男22例, 女16例, 年龄50~75岁, 平均 (65±10) 岁, 病程1~30个月, 平均 (15.2±15) 个月。
纳入标准:符合《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诊断标准, 按NTM分期, 属于Ⅲa、Ⅲb、Ⅴ期NSCLC患者, 年龄60~80岁;患者愿意接受中医或者西医方案治疗;依从性好。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及周围神经病变者;②有精神病、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
治疗方法:①中医治疗方案:健脾补肾、化痰解毒方:太子参30 g, 茯苓20 g, 炒白术30 g, 熟地20 g, 山药20g, 山萸肉20 g, 茯苓20 g, 泽泻10 g, 丹皮10 g, 法半夏10 g, 陈皮10 g, 茯苓30 g, 全蝎3 g, 蜈蚣2条, 半枝莲30 g, 大枣10 g, 炙甘草10 g。每天1剂水煎, 分2次服, 1个疗程3个月, 中医治疗组至少进行1个疗程中药方案。②西医治疗方案:化疗选用含铂方案 (NP、GP、TP方案) , 每21 d重复, 共4个周期。NP方案:NVB 25 mg/m2, 静脉注射d1, d8, DDP 20 mg/m2, 静脉滴注d1~5;GP方案:GEM 1 g/m2, 静脉滴注d1, d8;DDP 20 mg/m2, 静脉滴注d1~5;TP方案:Taxol 135 mg/m2, 静脉滴注d1, DDP 20 mg/m2, 静脉滴注d1~5。每21 d重复, 共4个周期。
观察指标:以生存期、疾病进展时间为主要观察指标。
统计学方法:采用Graph Pad Prism4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两个总体率 (或构成比) 之间比较, 用χ2检验或确切概率法;生存分析用Kaplan-Meier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 计算各组生存期, 中位生存期、平均疾病进展时间、中位疾病进展时间等。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在38例患者中, 共有4例患者因各种原因发生脱落, 最终完成研究患者34例, 中医组17例, 西医组17例。
两组生存期比较:34例患者治疗后生存期比较, 两组生存期以中医组最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两组生存率比较:34例患者半年及1年生存率比较, 两组生存率均以中医组最高,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疾病进展时间比较:两组平均疾病进展时间和中位疾病进展时间以中医组最长,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讨论
肺主气, 司呼吸, 与大肠相表里。《黄帝内经》谓:“诸气者, 皆属于肺。”肺癌的发生、进展是各种内外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过程。《医宗必读》言:“积之成也, 正气不足, 而后邪气踞之。”假如正气内虚或者先天禀赋不足, 则肺气亏虚, 病邪乘虚而入, “肺为水之上源”, 水液内停, 痰湿互结而成肺积;脾为生痰之源, “为后天之本”, 脾不健运可致湿邪内生, 聚而成痰, 肺为贮痰之器, 肺之宣降失调, 痰浊聚而成肿块或痰浊日久酿而成毒。另外, 肾为先天之本, 为水之下源, 肾虚则水湿上犯于肺, 聚而成痰。总之, 肺癌因正虚损, 诸邪内侵, 致肺气失宣, 津聚为痰, 同时与脾肾密切相关。临床上, 我们自拟健脾补肾化痰解毒汤治疗肺癌多年, 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中, 我们以K-M法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中医组较西医组中位生存期分别延长了160 d, 1年生存受益增加了15.91%, 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在疾病进展时间方面, 两组的中位进展时间分别为150 d、122 d, 中医组较西医组中位进展时间延长了28 d, 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前述研究结论相一致[1,2,3]。
本研究结果提示健脾补肾, 化痰解毒的中医药疗法对于老年肺癌患者具有明显优势, 安全、有效, 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笑民, 郁仁存, 王禹堂, 等.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气虚血癖证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4, 14 (12) :724.
[2]王笑民, 郁仁存, 王禹堂, 等.益气活血散结法配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7, 17 (2) :86-87.
健脾解毒 篇4
l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80例患者均为我院妇科门诊患者, 所有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3]、《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4]中关于免疫性习惯性流产的诊断标准, 并经基础妇科检查、盆腔B超、实验室检查等确诊。将80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40例, 研究组年龄23~35岁, 平均年龄 (28.95±5.31) 岁;流产次数2~5次, 平均 (3.61±1.42) 次, EWAb呈阳性或弱阳性33例, ACA呈阳性或弱阳性35例;对照组年龄22~35岁, 平均年龄 (28.47±5.35) 岁;流产次数2-5次, 平均 (3.58±1.50) 次, EWAb呈阳性或弱阳性32例, ACA呈阳性或弱阳性34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组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嘱其减轻精神负担, 保持乐观心态, 并嘱其进脂肪含量低、营养成分高的食物, 禁食生冷、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对照组给予醋酸泼尼松片, 每日10mg口服, 每晚服用;研究组给予补肾健脾活血解毒方, (组方为熟地黄、杜仲、山茱萸、枸杞子、鹿角胶、人参、山药、茯苓、甘草、益母草、丹参、桃仁、莪术、泽兰、连翘等) , 每日1剂, 分早晚2次温服, 月经期停药, 连续服用3个月。
1.3 疗效判定标准[5]
显效:患者EMAb, ACA全部转阴, 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有效:患者EMAb, ACA至少有1项或超过l项转阴, 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无效:患者EMAb, ACA抗体无一项转阴, 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显效21例, 有效15例, 总有效率90%, 对照组显效6例, 有效16例, 总有效率55.0%,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 见表1。
3 讨论
中医认为, 本症有虚有实。虚证是肾虚、气血虚弱、脾土不足, 胞胎不得孕育而流产;实证为母体血热、肾虚或外伤而导致内分泌不足、气血循环不佳、肾虚冲任失和而胎元不固而导致流产。
西医治疗免疫性习惯性流产常常是使用激素及阿司匹林, 如泼尼松加小剂量阿司匹林等, 但是该法可以导致延期妊娠、糖尿病、子痫或胎膜早破等并发症, 对胎儿有确定的不利影响, 并且有研究指出, 西医药物治疗即使患者EMAb, ACA抗体转阴后, 妊娠率仍然不理想[6]。而祖国中医对免疫性习惯性流产有着较深的研究, 对于该症患者来说, 如果仅给予患者抑制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来抑制抗体的产生但却忽视纠正免疫紊乱状态, 就会出现停药后再次出现EMAb, ACA阳性而致再次流产的情况, 中医认为治疗滑胎必须以补肾固冲任为主, 通过对人体免疫功能多环节、多靶点的积极影响, 能够对免疫习惯性流产的多种免疫因素发挥较好的免疫调节作用。补肾健脾活血解毒方具有较好的填精益髓、补肾养血的功效, 方中补气健脾之药配合活血化瘀解毒之药, 诸药合用, 使先天之肾气与后天之脾气相互调摄, 能够共同调整肌体免疫失衡状态, 消除并抑制EMAb, ACA抗体的产生, 并且无明显副作用。本文采用补肾健脾活血解毒方治疗免疫性习惯性流产, 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且2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 , 说明补肾健脾活血解毒方能有效促进EMAb, ACA转阴, 恢复正常生殖功能。
总之, 应用补肾健脾活血治疗免疫性习惯性流产既符合中医虚则补之的原则, 又避免了虚不受补的治疗难点, 能够促进患者EMAb, ACA转阴, 达到治疗目的, 该药双向调节作用和较小的不良反应具备独特的疗效,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党建丽.自拟安胎汤加味治疗免疫性习惯性流产30例临床[J].观察内蒙古中医药, 2011, 30 (12) :56.
[2]汤月萍.免疫异常增高型复发性自然流产的中医病因病机及治疗初探[J].四川中医, 2007, 25 (1) :22.
[3]乐杰.妇产科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5]程聚玲, 马淑红.补肾健脾活血解毒法治疗免疫性习惯性流产53例临床研究[J].河北中医药学报, 2010, 25 (3) :15.
健脾解毒 篇5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2014年10月—2015年10月本院监护室的重症呼吸衰竭患者47例,均符合VAP的诊断标准及中医证候标准[3,4]。其中男32例,女15例;年龄23~92(62.3±24.5)岁;入住ICU时间3~73 d;人工气道建立方式为经口气管插管26例,气管切开21例;机械通气时间3~58 d;发生VAP距离插管上机时间:1 W以内5例,2~3 W17例,3~4 W29例,4 W以上7例;原发疾病有脑血管意外10例、脑膜炎5例、肺毁损9例、胸膜全肺手术5例、气管内膜结核气管手术后2例,因咯血急诊行肺叶切除术4例、气管内支架植入者3例、COPD 9例;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为(20.2±6.0)分;Ⅰ型呼吸衰竭10例,Ⅱ型呼吸衰竭37例。
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25例和对照组22例,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原发疾病、APACHEⅡ评分、人工气道建立方式、机械通气时间、营养支持方式等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VAP诊断标准
参照美国国家感染监测系统(NNIS)的VAP诊断标准[3]:机械通气48 h以上,且胸部X线显示肺部出现新的或进展性浸润病灶,无法以其他原因解释,同时具备以下表现中的两个项目:1)发热,体温≥37.5℃或较机械通气前体温升高1℃以上;2)外周血白细胞≥10×109/L或≤4.0×109/L;3)出现脓性气道分泌物或分泌物较前增多;0病原学证实。
1.3 中医证候标准[4]
属痰热郁肺证,证见咳喘气促,或喉中有痰声,痰多质黏厚或稠黄,咯吐不爽,或有热腥味,或吐血痰,胸胁胀满,咳时引痛,面赤,多有身热,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1.4 排除标准
1)机械通气前或48 h内已发生肺部感染者;2)机械通气少于48 h者;3)肺部肿瘤;4)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感染;5)细胞毒药物引起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减少;6)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7)因死亡、出院、转出ICU、家属要求退出等不能完成研究者。
2 方法
2.1 治疗方法
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选用相对窄谱的敏感抗菌药物控制感染,根据医疗改进中心的建议,所有患者均给予呼吸机干预策略,主要包括4项措施,即抬高床头30~45度、镇静休假、消化道溃疡的预防、深静脉栓塞的预防,做好一切预防细菌定植及误吸的措施[5]。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予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鼻饲,方药组成:黄芪30 g、黄芩15 g、黄连10 g、党参15 g、川贝母8 g、鱼腥草15 g、连翘15 g、枳实12g、厚朴15 g、莱菔子15 g、白术10 g、大黄10 g,水煎,日1剂,分2~3次鼻饲,疗程14 d。
2.2 疗效标准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2年试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6],将本研究临床疗效分为临床控制、显效、有效、无效4个等级。总有效=临床控制+显效+有效。
2.3 观察指标及测定
2.3.1 中医证候积分
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根据痰热郁肺证的主证指标进行评分[7](痰量:无、少、多、极多;痰液性质:无、较稠微黄、稠黄、稠黄带血;发热(℃):正常、37.3~38.0、38.1~39.0、>39.0;呼吸频率(次/min)正常、25~34、35~40、>40;意识:清醒、嗜睡或昏迷、浅昏迷、深昏迷,分别给予0、2、4、6分,满分30分)。
2.3.2 肺部感染评分(CPIS)
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肺部感染评分变化,CPIS标准参照Luna等[8]评分方法。
2.3.3 外周血白细胞(WBC)计数测定
采用CCK试剂盒。
2.3.4 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的测定
CRP采用乳胶凝集比浊法;PCT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试剂盒均来源于浙江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5 T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T淋巴细胞亚群需专人检测,采用碱性磷酸酶抗碱性磷酸酶法,所用试剂为武汉生物物品研究生产的武汉系列人淋巴细胞亚群单克隆抗体CD3+、CD4+、CD8+,测定2组患者治疗前后CD3+、CD4+、CD8+细胞数量。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数据用(±s)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2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控制12例、显效10例、有效7例、无效0例,总有效率100%;对照组临床控制5例、显效8例、有效3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72.7%。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2 2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CPIS的比较
结果见表2。
3.3 2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WBC及血清CRP、PCT的比较
结果见表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3 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T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观察组外周血CD3+、CD4+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明显增高,且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4 讨论
重症患者由于慢性消耗、免疫机能低下、营养状况差等因素,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减低,致使VAP的发生率增高。如果强行胃肠内营养,则极易发生胃潴留、胃食管反流、误吸等并发症,不但达不到营养的目的,相反会增加患者VAP的发生率。
中医学认为VAP属于风温肺热病,素体脾气虚弱,运化失常,痰湿内停,复感风热病邪,自口鼻侵入而致;风温为疾病的主要病因,肺为主要病变部位,热为主要病机,即痰热瘀毒互阻,致肺脏宣发肃降功能失常[9],气机失调,属本虚标实之证。治当清肺解毒、理气化痰治其标、健脾扶正顾其本。
本研究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服自制的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疗效满意。方中大黄清热解毒、通腹泄浊、荡涤三焦壅塞之气,大黄的主要成分为大黄素、大黄酸、芦荟和鞣酸等,具有急下存阴、祛除瘀毒、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黏膜、促进内毒素排出、减少细菌及毒素移位及抗炎抑菌作用,并可通过抑制NF—k B活性、减少炎症细胞因子释放而达到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黄芪、党参、白术健脾补肺益气、燥湿利水而不伤正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三者均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作用[10];枳实和厚朴具有行气泄满、止痛消胀、荡涤肠胃等功效;莱菔子消食除胀,降气化痰,通利腑气,助大黄通腑下泄;方中黄芩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抗菌抗病毒范围较广,对多种革兰阳性菌、阴性菌及急、慢性炎症反应均有抑制作用,黄芩各种成分均能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通过多种环节影响花生四烯酸代谢,从而减轻炎性介质扩张血管、增加血管壁通透性及白细胞的趋化作用,具有不同程度的抗免疫反应作用[11];黄连清热泻火解毒;连翘、鱼腥草清热解毒,有较强的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与黄连、黄芩配伍则抑菌作用更强[12,13]。诸药合用清肺解毒、理气健脾、通腑泄热,恰合本病之病机。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免疫功能异常在危重症患者发生严重感染机制及影响预后中有重要关系,外周血T淋巴细胞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状态较好的指标,已知CD4+和CD8+T淋巴细胞在免疫调节和免疫自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机体防御反应,危重症患者发生严重感染时,体内免疫功能及免疫平衡被破坏,导致病情加重,是危重症患者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显示健脾益肾、扶助正气的中药可以提高CD4+和CD8+T淋巴细胞计数,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促进免疫球蛋白的生成,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14,15]。
综上所述,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治疗VAP疗效显著,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中医证候积分,降低WBC、PCT及CRP水平,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改善VAP患者的预后,为救治VAP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新方剂,对救治VAP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摘要：目的:观察中药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联合西药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47例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2组均给予呼吸机干预策略。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予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鼻饲14 d。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肺部感染评分变化及T淋巴细胞亚群、WBC、血清降钙素原、超敏C-反应蛋白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100%,对照组总有效率72.7%。2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2组患者治疗后WBC、CRP、PCT、中医证候积分及CPIS较治疗前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外周血CD+3、CD+4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明显增高,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肺健脾理气解毒汤联合西药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临床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