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通用12篇）

日本帝国主义 篇1

摘要：东方与西方艺术的相遇，是一个延续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研究课题。东西方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遭遇与融合，都为各自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近现代以来，西方艺术对包括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艺术的渗入以至巨大冲击，导致东方各国艺术都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转型的长期过程，同时对东方艺术的吸收与借鉴也促动了西方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激变，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然而历史的发生并不是一个简单过程。本期〖国际视野〗刊载的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回溯、再思近代东西方艺术的相遇，对我们深入认识历史和现实具有启迪意义，值得读者特别关注。

自1860年至1910年前后的大约五十年间,日本工艺美术品以其独特的造型手法与华丽的色彩对欧洲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1867年出现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的日本工艺美术品在欧洲掀起了空前的日本热,即“日本趣味”(法语:Japonaiserie),此后,这股热潮以席卷之势横扫欧洲大陆,影响甚至遍及北美和澳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欧洲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始将日本美术对西方的影响统称为“日本主义”(法语:Japonisme)。“日本趣味”主要指对日本器物的造型、色彩等视觉元素的关注和兴趣;“日本主义”则是透过异国趣味的表面形态,看到新的造型原则和材料技法,及其所蕴涵的独特的美学精神乃至世界观。

日本美术所体现出的单纯平展的色彩、细腻流畅的线条和简洁明朗的形象,与自古希腊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美术样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东方式的感性体验为反对学院派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现实样板,从整体上催生了西方的艺术趣味、审美特质和表现手法的变革,这是东方艺术第一次正面与西方艺术相遇并对其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始终对日本美术保持巨大热情的英国画家惠斯勒在1885年著名的《十点钟演讲》中,将日本美术与古希腊美术相提并论:“改写美术史的天才再也不会出现,美的历史已经完成一这便是巴特农神庙的希腊大理石雕刻,是富士山脚下的葛饰北斋以鸟类为饰的折扇”。[1]尽管这种联系不乏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却生动提示了西方艺术的理性精神与东方艺术的感性样式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直接推进了世界艺术的发展。

在欧美和日本,对“日本主义”已经研究有年,拥有一批专门学者,并取得了系统成果。1988年由巴黎奥赛美术馆和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等机构联手策划、在巴黎和东京举行的大型巡回展“日本主义展——19世纪日本对西洋美术的影响”,使“日本主义”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但是,对于这一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重要史实的研究,在中国美术界至今尚未真正展开。

宏观地看,日本美术对欧洲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7世纪至19世纪初,主要是通过荷兰将日本的陶瓷器、漆器等大量输出到欧洲,其时正值巴洛克与罗可可时代。与当时进入欧洲的中国工艺品一样,日本工艺品的装饰样式也被大量吸收到巴洛克与罗可可华丽的室内装饰中。但这种模仿还停留于表面阶段,欧洲的艺术家们并没有从本质上真正领会日本美术的精神所在;第二阶段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伴随着现代物质文明对人性以及环境的威胁,导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对自身的再认识与重建,外来文化成为他们修正自我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现代欧洲世界观的转型过程中,日本文化的本质精神开始成为新的艺术道路的参照系。[2]

一、从“日本趣味”到“日本主义”

作为远东岛国,日本最早为西方所知的时间应追溯到1543年葡萄牙人的航海船漂流到日本种子岛。1600年荷兰人开始对日贸易,是欧洲诸国中最早对日本展开贸易活动的国家,日本美术品也是以荷兰为最初的窗口开始了对欧洲的输出和传播。在最高潮的1652年至1683年的三十余年间,日本共向欧洲出口了约一百九十万件瓷器。[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日本人视为废纸的浮世绘版画在这股出口浪潮中,被作为包装物和填充物而随陶瓷器飘洋过海去到了西方。此外,饰有泥金纹样的漆器也是当时出口的热门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向欧洲展开日本漆器贸易,英文单词“Japan”(漆器)也由此成为“日本”的英文译名。

1854年,以佩里将军为首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彻底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进一步加速了日本美术品向海外的输出,佩里将军本人就将大量的日本美术品携带回美国。1859年赴日的英国总领事拉瑟弗德·沃尔考克爵士也收集了大量日本美术品带回国内。[4]随着外交人员不断带回各式各样的日本工艺美术品,在欧洲引发了收藏日本美术品的热潮,并出现了许多专程到日本直接收购的商人。

当时,世界范围的各类展览和博览会也对日本美术走向欧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法国驻日公使的游说下,江户幕府参加了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包括浮世绘版画、和服、镏金漆器、陶瓷器、铜器在内的1356箱展品在巴黎销售一空,后来应主办方要求又追加提供百余幅浮世绘版画出售,由此将大量的日本工艺美术品留在了法兰西。这次万国博览会成为“日本主义”席卷欧洲的发端。[5]

1870年代,有关日本美术的专业论著开始陆续出现。美国美术评论家吉姆斯·杰克逊·吉尔韦斯于1876年出版了《日本美术一瞥》,是第一本出自专家之手的论述日本艺术的著作,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法国文学家埃德蒙·德·龚古尔曾以极大热情收集18世纪法国与日本的美术品,他在1891年与1896年前后出版了《歌麿》、《北斋》两部著作,成为介绍日本艺术的主要人物;法国美术评论家路易·贡斯也是热衷于日本美术品的收藏家,他撰著的两卷本《日本美术》于1883年出版;1886年又出版了英国人威廉·安德森撰写的《日本的绘画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西方出版的有关日本美术的各种出版物超过了140部。这些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日本美术的认识和热爱。此外,随着日本对外开放的进程,1900年,在巴黎出版了由日本帝国博物馆编译的《日本艺术史》,系统、详尽以及涵盖内容之广泛是此前的任何出版物都无法比拟的。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出版艺术史类书籍,也是日本第一次向西方社会主动介绍自己的艺术。

法国学者吉妮维尔·拉甘布勒夫人通过对日本与西方艺术关系全面、深入的研究,将从“日本趣味”到“日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一、在折中主义的知识范畴内导入日本式的主题内容,与其他时代、其它国家的装饰性主题共存。二、对日本的异国情调中自然主义主题的兴趣与模仿,并逐步将其消化吸收。三、对日本美术简洁洗练的技法的模仿。四、对从日本美术中发现的原理与方法的研究与应用。[6]

事实上,日本美术自19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欧洲渐成气候,即使从传统学院派绘画中也可以看到某种日本趣味的痕迹。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安格尔(1780—1867)虽然追求以现实为基础的精确塑造,但“他对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某种特定的贡献……安格尔把古典的明晰和浪漫的美感结合了起来,使用的是一块既辉煌又雅致的调色板”。[7]所谓“浪漫的美感”,当时可以令人联想到尾形光琳和喜多川歌麿的风格。安格尔的学生阿摩利·迪瓦尔在“日本主义”最盛期的1878年发表的《安格尔的画室》一文中的记述时常被引用:“安格尔在60年前就赞美过据信是近来年轻新派发现的日本绘画,具体实例可见《里维埃尔夫人肖像》与《大宫女》。关于这些作品,当时有批评家指出其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和印度手抄本中被施以彩色装饰的素描”。[8]尽管无从考证安格尔当年赞美过的日本绘画,但他作于1814年的《大宫女》显然通过有意识地拉长人体躯干,强化轮廓线的流动感,近似平涂的笔触尽量消除阴影,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精致的细部刻画,营造出富有装饰性的东方趣味。

最早将日本美术介绍到法国的美术评论家埃内斯特·西诺(1833-1890)在他发表于1878年的长篇论文《巴黎的日本》中,详细描述了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以来日本美术品的收藏以及对法国艺术的影响:“尽管(日本美术的影响)是潜在的、更为隐形的,但这种作用确实存在。事实上,日本美术趣味在巴黎确实已经扎下了根,在爱好者与社交界的人们中传播,后来通过我国的画家,这种影响扩展到了工艺美术。……这种狂热如同在导火线上飞驰的火焰一般,迅速蔓延到所有的艺术工作室。所有的人都对构图的意外性、形态的巧妙性、色彩的丰富性、绘画效果的独创性以及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使用的手法的单纯性赞叹不已。”

法国美术品商人塞穆尔·宾(1838-1905)是当时急速蔓延的日本主义热潮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于1880年访问日本,到各地收集日本工艺美术品。他自1888年至1891年间,以法、英、德语出版了共36期题为《艺术的日本》杂志,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出版物。包括彩色印刷在内的大量图片以及专题论文,系统介绍了从浮世绘到陶瓷工艺、建筑以及歌舞伎等各种日本艺术样式。塞穆尔·宾于1895年将他经营的“东洋美术品店”改名为“新艺术沙龙”,这是在当时首次提出“新艺术”的概念,并由此成为后来“新艺术运动”的名称。

必须指出的是,欧洲人对日本是有选择的,换句话说,“日本主义”并不是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有意识的主动出击,而是以欧洲人的眼光判别好恶、在以他们的喜好购买收藏的工艺品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西方文化在疗治自身病痛的过程中寻找到的一剂来自东方的草药,以西方标准产生的“日本主义”由此决定了它的特殊性格。在研究这一现象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日本主义”只是在造型手法和观念上对西方美术提供了启示,并非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本质性颠覆。

二、“艺术的日本”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欧洲以表现方法的不同有“大艺术”与“小艺术”之分,即“纯艺术”与“应用艺术”。前者为绘画、雕刻、建筑等,后者则是装饰美术与工艺美术等。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绘画以及其它美术品,无论怎么说都是存在于生活空间中的物体。因存在于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便赋予美术品以某种意味,反之美术品也赋予生活空间以某种意味。美术品独立于其他事物而拥有其自身的意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实生活空间中是不可能。”[9]日本人日常生活用品所具有的艺术品性质显然使欧洲人面对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一位曾极力推崇印象派的法国美术批评家于1871年走访了东京平民区之后惊叹道:“在道路两边,随处售卖刀剑的装饰品与烟管、烟草袋、陶磁器等等,还有做工精致的工艺品商店。尽管这里有许多精巧的、艺术性很高的物品,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日用品罢了”。[10]这正是欧洲人对日本的日用品与艺术品之间没有界限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的惊讶。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艺术从来就不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另外一个世界,不存在所谓“纯美术”与“实用美术”的明显分界,最早进入欧洲的日本艺术品就是各类精美陶瓷器具和施以金银泥绘装饰的生活用品。日本的美术从来就不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为人们所欣赏,而是自然地与生活融合在一起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绘画也被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而与其他一般用品有着联系,日本人也因此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之中。正如塞穆尔·宾在《艺术的日本》创刊号中指出的那样:日本艺术家“确信自然是万物之根本,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例如一片草的叶子,在高深的艺术概念中显然无法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为什么是在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们必须领悟到日本艺术家在我们眼前所展示的作品中的重大意义和经验。基于这种影响,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应该逐步转变他们至今为止所持有的僵化、缺乏生气的固执理念,由此我们自己的产品也应该在构成日本美术所具有的全部魅力的真正生命气息的鼓动下,朝着有生气的方向发展”。[11]

1890年前后,“日本主义”在法国掀起第二个高潮。继印象派之后,日本美术的影响超越了绘画领域,扩展到设计、版画、建筑等各个方面。在对自然界的关注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工艺设计领域对花鸟鱼虫等单独动物个体的青睐。英国烧制的彩釉大盘中布满了日本的动植物纹样、饰有松枝和竹子图案的玻璃瓶、法国制造的日出海景的景泰蓝花瓶、绘有《北斋漫画》中老鼠形象的食器,还有以鱼滥观世音为原形的鲤鱼纹花瓶和布满浮雕植物的家具。经过后印象派、纳比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大范围“新艺术运动”的兴起。

以表现手法的不同划分优劣的“大艺术”与“小艺术”之说始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其实这种划分本身蕴含着某种价值认识上的差别。试图推翻这种价值体系、构筑平等艺术秩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推行的“工艺美术运动”兴起于1860年代,影响遍及欧洲各国,成为后来“新艺术运动”的先声。英国收藏家阿内斯特·哈德指出:“在我们的中世纪即使有再伟大的工匠,在艺术与技术之间、‘大艺术’与‘小艺术’之间依然被掘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日本不仅没有‘大艺术’与‘小艺术’的区别,也没有艺术与技术的区别。日本人将对艺术的感觉与必要性融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将艺术作为最贴身的日用品,将其用于刀)剑、印笼、女性化妆用品、砚盒、居住以及服装的装饰”。[12]1880年代之后,这种应用艺术被作为“日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被反复提及。与此同时,活跃在绘画领域的艺术家们也广泛参与新艺术运动,日本艺术开始显现出对欧洲的实质性影响。

埃内斯特·西诺将日本美术在表现手法上的特色概括为左右非对称性、样式化、色彩丰富等三个要点,他在《巴黎的日本》一文中就对日本美术构图的意外性、形态的巧妙性、色彩的丰富性赞叹不已。不同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绘画重视画面的垂直深度,日本绘画的特点在于重视平面性,这种表现手法的差异源于绘画的基本态度乃至价值观念。在西方,绘画主体的画家视点被作为绝对的条件,一切都服从于这个条件的支配;在日本,则强调服从于被描绘的客体,尽可能采用能够表现不同对象特征的不同视点,并使之共存于同一画面之中。[13]具体而言就是大胆突破画面的平衡、主要物体偏离画面的中心、只将焦点聚集在物体的一部分上;从人物形象到背景物体经常突破画面边缘而被切断,在可视的画面上只描绘对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画面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完整的结构,而是扩展到了画面之外的空间;以流畅的轮廓线构成的形体表现、没有阴影的鲜明丰富的色彩、尽可能省略多余物体的单纯化手法等。对于不谙透视法的日本美术来说,不是致力于挖掘画面的三维深度空间,而是不断探索画面的上下左右位置经营之道,由此形成了日本绘画的平面性与色彩华丽而丰富的主要特征。相对于西方绘画的“写实性”,日本美术体现出“装饰性”的特征。西诺所指出的日本美术具有的华丽色彩、非对称的意外构图以及样式化、单纯化等特征,无不源自这一“装饰性”特点。

19世纪中叶,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造型原则开始动摇的时期,马奈及其印象派画家们开始开拓新的绘画世界,从马奈对平面化的追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美术尤其是浮世绘版画的影响。莫奈的作品也体现出装饰性趣味的潜移默化,正如他在1909年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要知道我作品后面的源泉的话,作为其中之一,那就是希望能与过去的日本人建立联系。他们罕见的洗练趣味,对我来说有着永远的魅力。以投影表现存在、以部分表现整体的美学观与我的思考是一致的”。[14]德加对主要形体的大胆裁切、劳特累克流利的设计感、凡·高强烈而明亮的色彩、高更趋于装饰性的综合主义等,引发了西方绘画通往20世纪的一场革命。19世纪末热衷于日本美术的“纳比派”成员莫里斯·德尼给绘画本质下的一个著名定义:“无论是描绘人体还是其他的东西……,任何绘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被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起来的色彩覆盖的平面。”[15]显然可见在主导20世纪绘画发展方向的美学观后面,日本美术的造型观是强力的灵感之源。

三、日本美术中的自然主义

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之际,法国美术批评家阿德里昂维西在《艺术》杂志上撰文感叹:“日本主义!现代的魅惑。全面侵入甚至左右了我们的艺术、样式、趣味乃至理性,一切都陷入混乱的无秩序的狂热……”。[16]各类出版物对于当时的西方全面、完整地了解日本美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大、最为人所关注的是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日本人独特的自然观。

日本人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世界观,并由此孕育了崇尚自然的造型与色彩的美术样式,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美学支撑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就是神,生活如果没有神就没有自然,也就不能成为生活,也可以说就没有日本的历史”。[17]日本美术史学家龙拙庵在演讲录《日本美术的特征》中精辟指出:“日本美术和欧洲美术相对照,日本美术是精神至上的主观主义,西欧美术是客观主导的理想主义,日本美术较之欧洲美术有着更浓厚的象征性和抽象性”。日本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和自然既没有对立的意识也没有隔阂的疏离感,而是把自然当成情感倾诉的对象,并将自身的情感也以自然形态为隐喻来表现,认为自然是有生命感的。因此人们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大自然,同时人的自身情感也受到自然的影响。[18]总之,人和自然是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由自然演化而来的造型观也就具有了流动的、模仿植物曲线的有机形态。

通过对日本民族与大自然关系的考察,有学者将日本文化表述为“稻作文化”或“象征文化”,比较准确地道出了日本文化的特征。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对于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来说,不用说季节的变迁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接受自然的恩惠而生活的意识也很浓。特别是对身处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经常满怀深情地观察四季变化状况的人们来说,对自然产生亲切感是理所当然的”。[19]如果说东山魁夷在此回答了日本民族之所以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亲近感的社会历史缘由,那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则从人文心理的角度做了具体表述:“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高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在这样的风土与大自然中,孕育着日本人的精神和生活、艺术和宗教”。[20]日本人以“自然感悟”或称之为“自然思维”在大自然中孕育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日本原始神道的基本理念是“泛灵论”,即在与大自然长期亲和相处的过程中将每一自然物都视为“有灵之物”,日本民族崇尚并爱戴自然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以此为基本的,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将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并与之交流的思维特点。感悟自然不仅成为日本人精神内省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

“总起来说,在艺术创作的冲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对待自然的态度。将自然视为畏惧或不安的对象时,艺术创作就表现为要建立起某种超越自然秩序的合理主义,以此超越对自然的不安感。当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呈现为相互亲和、相互依赖的状态时,艺术形态则表现为写实的自然主义,当自身的感情真正融入艺术之中去自我享受时,生命的感觉则体现为一种幸福的情感”。[21]因此,可以认为前者的艺术与一神教的宗教是相通的,后者则与多神教的宗教相通。正如沃林格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艺术冲动的直接起因。从日本艺术中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畏惧或敬畏而是相互亲和。他们祖祖辈辈受惠于富饶的自然界,因此,“日本美术的内在动力是生命解放的幸福感以及由里及表的感情传达,生命感被压抑的无机意向不存在日本人的灵魂中”。[22]

东山魁夷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想到帕特农神庙屹立在阿克罗波利斯的丘陵上,以蔚蓝的天空为背景,大理石圆柱上闪烁着光辉;再看看伊势神宫,[23]静静地矗立在清澈的河流经过的幽深的森林中,简朴而清静,就不难明白西方和日本精神基础的不同。帕特农神庙的建筑模式,就像人的力量和意志的象征,显示了威容和庄严;而伊势神宫则是通过同周围的大自然相谐相应而显示出其美来,它是不能与幽深的森林、河流与山岭分割的。前者是在干燥的空气中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具有立体感,是以一种与大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后者则是白木造、芭茅葺屋顶的朴素祭神殿,坐落在森林葱郁的山麓下,由于靠近河流与森林,湿润的空气包围着它,神宫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24]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日本与西方自然观的不同。

翻开美术史,不难看出东西方绘画所呈现的明显差异特征,若探寻其哲学与美学的渊源,在于西方思想自古希腊时代起就产生了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作为主观世界的主体,其根本任务在于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并由此发展出了完整而深入的认识论。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就是道德”表达了西方人对世界本质以及通过何种途径来认识世界的典型态度;柏拉图将理性确定为人的心灵的最高层次,是认识真理的心理功能;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趋向于严格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考,赋予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哲学以更清晰明了的理性形式。西方思想体系中重理性、重逻辑分析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地位,但由于反对神学蒙昧主义的需要,使得理性和对理性的崇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既表现了西方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也反映了西方人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即把外部世界作为一种异己的对象,以理性加以解剖与分析,古典主义就是这一思维模式在造型艺术领域的体现。

因此,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为基石的欧洲古典主义美术的表现主体始终是人物,日本学者马渊明子指出,欧洲美术中自然主义的出现是以风景画为标志的,西方的自然主义风景画在其深层依然潜藏着强烈的基督教自然观,即自然是作为造物主的神赐给世界的一部分。风景画是作为神话故事的背景逐步发展起来的,迟迟没能成为单独的画种。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中,作为风景画基本要素的树木、山川、河流等在世界秩序的金字塔结构中只具有最低级的价值意义。而且风景通常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将单独的一座山峰、一棵树木乃至一朵花等作为画面的主题,而在日本美术史上则从未存在过这种题材的优劣之分。[25]东方山水画中的人物基本上是作为点景的道具而存在,山道旅人、深庵隐者、长河垂钓、旷野牧童,他们默默无闻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西方绘画中作为点景出现的人物开始于17世纪的荷兰绘画,而从19世纪法国的巴比松画派开始,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与东方绘画相同的点景人物。印象派以风景画家为主体绝不是偶然的,1898年在巴黎的《歌麿与广重》浮世绘版画展上,毕沙罗就感叹“歌川广重是伟大的印象派画家”。[26]阿尔时代的凡·高在浮世绘版画的影响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胆的构图、简洁的造型与明亮的色彩具有典型的日本美术样式,这有赖于凡·高对日本美术中的自然观的研究与理解。凡·高逐渐认识到,在没有基督教的日本,人是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研究日本美术之时,无疑会遇见智者与圣贤哲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在研究地球与月球的距离吗?不是。在研究俾斯麦[27]的政策吗?不是。他们只是在研究一片草的叶子。这片草的叶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使之能够描绘所有的植物、季节、辽阔田野的大风景、乃至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他们象花那样生存于自然之间。这些如此单纯的日本人所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28]

四、结语

“日本主义”对欧洲的影响大致结束于1910年至1920年之间。持续了约半个世纪的“日本主义”之所以走到尽头,原因之一在于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产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工业制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技进步导致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相形之下,主要依赖手工作业的装饰性工艺品由于其消费群体的限制,唯美趣味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日益成为欧洲国家的威胁,最终导致欧洲国家的排日运动。随着文艺复兴以来基于透视法建立起来的空间表现及其价值观的被颠覆,现代艺术观念及价值观建立之时,“日本主义”也完成了它在欧洲的使命。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主义”热潮的表面消退并不意味着日本美术影响的实际消失,后来的现代艺术运动所体现出的东方性格,清晰地表征了日本美术对于西方的意义是指向未来的。

在19世纪西方艺术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作为日本美术母体的中国传统美术无缘成为西方艺术变革的借鉴与样板?这是中国艺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到中国、日本和西方在美术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绘画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厚浸染,在“儒道互补”的文化长河中,庄子思想成为中国艺术的精神主体。以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为例,追求的是静心凝神、心与物游的“天人合一”境界,是将中国哲学所蕴涵的心理空间对象化的结果,嘱托纸笔的“山水”从来就不是自然意义上的“风景”,而是文人士大夫寄托个人理想情怀的精神乌托邦。北宋画论《林泉高致》中关于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说,完整阐述了中国绘画独特的时空结构手法,但这与重视视觉经验的西方焦点透视法有着本质区别。“山水起于玄,花鸟通乎禅。”[29]如此空灵超脱的精神景观,在崇尚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欧洲显然是无法引起共鸣的。尽管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等人在16世纪末曾先后通过油画和壁画的复制品,将写实性绘画的明暗技法与透视法带到中国,但由于当时“崇南贬北”的观念依然在中国画坛占主导性地位,因此色彩鲜艳、重视写实的西方技法未能在中国得到积极回应。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绘画语言的程式化进一步导致自身创造力的萎缩。以文人画为例,个人自由表现被限制在一定的图式框架中,成为特定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符号,文人画语言系统顽固地自我循环与延绵。此外,先于日本进入欧洲的中国青花瓷器在色彩丰富、工艺精致的日本瓷器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日本美术“确实表现出了一种更为丰富而精致的美。当时,欧洲艺术家们发现了这种艺术,他们看出了在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匠的技术基础上存在着可以说是远东的规范的东西,因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心。”[30]

日本美术史论学者源丰宗指出:“日本人较之中国人更加注重感觉,更加现实,也就是更重视人自身。在这方面虽然与欧洲人追求的官能性有所区别,但却有着共通的古典精神。”[31]因此,注重情趣的、感性的表现也成为贯穿日本美术的基本性格,结合装饰性形成了善于在平面上经营位置的造型手法,日本美术在整体上欠缺西方的厚度与中国的深度。但是,虽不善于表现物像的真实感,爽朗轻快的造型观却恰恰吻合其民族品性。正如被日本化了的宋元水墨画那样,代之以浑厚质量感的是表现轮廓的线描。日本绘画从本质上说也可以称为线的艺术,这是与平面表现相适应的。此外,自1549年西方传教士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西洋画便随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各地普及,阴影法、透视法等西方绘画技法已经为日本画家所接受,在浮世绘风景画中更是不难找到如焦点透视、明暗造型和色彩等诸多西画因素,因此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西洋化的浮世绘”。日本绘画所具有的形式结构因素以及对线条的把握与运用、平面化装饰性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能与西方美学理想产生共鸣,“西方绘画在具象的背后有抽象,而抽象形式之间又有理性结构秩序的支撑。古典主义在具象外观的画面中往往有一种庄严、崇高的理想美的气度,这正是与具象外观之下藏伏着的形式结构的秩序不可分的。”[32]

从根本上说,欧洲艺术是“人的艺术”,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造型艺术就以和谐、完美为最高理想。从健美的人体到辉煌的神庙建筑更是建立在精确的数字基础之上,数的思想是“古希腊思想中根植最深和最为持久的特征之一,不管在艺术还是在哲学方面都是如此。”[33]第一部古希腊艺术论文《法典》中就有“美产生自精微的数字”的表述。因此,古希腊艺术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达到了和谐平衡,成为欧洲艺术的规范。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科学原理进一步在造型艺术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和日本的造型艺术在“美”的标准上都是以追求视觉愉悦为理想准则的。尽管18世纪的罗可可艺术曾受到中国艺术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图案纹样和植物花草等视觉元素的搬用上,并非从根本上理解中国艺术的精神底蕴。因此,较之强调精神修炼的中国绘画,讲求具体视觉感受、重视工艺性和装饰性的日本美术显然与西方美术有着更多共同的价值理想,因此更容易被西方理解和接受。

另一方面,当时在中国尽管“洋务派”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但仅仅将注意力投向实用技术层面,依然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文明成果,甚至鼓吹“西学中源说”,依然陶醉于“天朝意识”和“中国中心论”难以自拔,直接阻碍了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而此时的日本正值开放国门初期,“文明开化”的风潮席卷列岛,以福泽谕吉[34]为代表的日本启蒙运动先驱大力推动引进西方近代人文思想,提出了“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口号,“脱亚入欧”成为许多名人志士的理想。因此,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实行了战略性转移,全面、迅速地将学习和吸收的目标转向西方。美术界也紧随其后,1876年意大利画家芬塔纳西受聘主持东京美术学校;1878年美国学者芬诺洛萨任东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887年东京美术学校雕塑科成立;1889年由留学法国的油画家浅井忠主持的西画团体“明治美术会”成立;1893年之后,以黑田清辉为代表的留欧画家几乎将印象派的外光画法同步带回日本,并在美术界广为普及。此外,日本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体制上也积极仿效西方,日本的价值观念日益被纳入西方体系,进一步增强了西方对日本美术的认同感。

中国和日本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两国间在许多领域都具有可比性。日本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善于“拿来”的民族,也以此造就了今天的日本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相继出现过“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等口号,集中体现了日本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待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日本美术也是在与外来样式和思潮相遇和碰撞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负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早就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35]这样的文化具有天生的文化接收、融合能力,能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异域文化,在自己的文化之树上结出本土化和全球化兼容并蓄的果子,这对我国当代美术的发展以及艺术哲学的建设具有现实的启示和帮助。“拿来主义”如何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本土精神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创造性的体现,这对致力于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中国艺术家们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从这些角度思考日本美术对西方的影响,对于我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自身定位、弘扬民族艺术将不无裨益。

日本帝国主义 篇2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到了垄断组织、资本输出问题，并且他认为垄断、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诚然，垄断资本输出确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虽然垄断、资本输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但是垄断、资本输出本身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性的繁荣和发展。既然资本输出有一定进步性，那么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关键字：帝国主义； 资本输出； 社会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这本书是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专著，全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意义、发展特点和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全书的语言容易理解，作者引用了很多史料和前人的评论性文字，对书中观点的阐述立体生动，通过全方面多角度的看待问题，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里观点。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特征是资本输出。”①资本输出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书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清楚的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在书中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书中，列宁特别批判了“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列宁指出这种思潮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次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主义是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努力争取到那些被资产阶级愚弄和压榨的小业主。

通完全书对帝国主义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必然规律和固有缺陷，全书主要分了十个章节阐述，下面谈谈我对其中的几个章节的感悟。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一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开始瓜分世界市场。帝国主义的精髓在于垄断，像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这样的垄断组织已经将国内市场瓜分完毕后，他们必然将目光放在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国外的市场是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输出加强同国外同盟的联系，通过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扩大势力范围，形成了国际卡特尔。

形成了国际垄断组织后，这样的大资本家往往占据了大量的资源，控制力相当可观，而世界资源这块蛋糕毕竟有限，在划分的时候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而且愈演愈烈。这就是“瓜分世界”的斗争，各个行业的垄断组织都将工厂开在了新的殖民地上，企图占据那里的贸易和市场。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国际卡特尔是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实现和平的方法，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这样的观点十分荒谬，其实是在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辩护。书中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在通过资本家同盟之间的瓜分世界过程，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也积蓄了一定的矛盾，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腐朽的，冷漠的，物质至上的。而成为其特征的“资本输出”自然也被视为腐朽的事物，但我们从资本输出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意义以及刺激经济落后的资本输入国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看，资本输出是否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桎楛，移植到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呢？

首先，资本输入对资本输出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过资本输出，输出国通常可以获得超过国内投资所得的高额利润和利息，这就加速了资本积累，增加了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德三国的国外投资共达一千七百五十亿至二千亿法郎，如果按最低利息率五厘计算，每年可带来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的收入。

第二，通过资本输出能够带动更多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可以成为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借贷资本的输出可以为输出国带来双重利益：一是贷款取得利息，二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获得更多利润。

第三，通过资本输出，输出国可以获得大量原料、燃料，从而为一国经济得以较迅速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证。

其次，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尤其是经济落后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资本的输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还可以带来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于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例如，巴西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工、电子和航空工业等，大部分是借助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数以千亿的外资输入内地，连同相关的观念、人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营销战略、技术、设备等，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鼓励外资投入出口部门，这有利于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商品出口量，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增②②王茂湘、巫宁耕、胡绍琼，《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资本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第94页

加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就业机会。

所以，实践证明，资本输出是国际经贸合作、国际商业活动及资本市场运作的一种正常方式，是资源优化配置走向国际化的体现。资本输出虽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应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应与经济掠夺画上等号。它应该成为为社会谋求才财富的一种手段，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流通的一种途径，只要这种运作和流通不妨碍资本输入国的利益。因此，只要条件允许，资本输出可以移植到中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从中国自身来看，进行资本输出，基于以下考虑：

一、中国迫切需要资本输出。今天，不少海外舆论推崇中国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面积虽居世界第三，却地大物不博，粮食、原有、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纸浆、橡胶以至高新技术、生产线等都要大量进口。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在调整完善时期，经济发展方式不尽合理，高消耗低产出还是普遍特点。因此，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绝对需要大力实施资本输出，通过国际和作，取得能源、原材料等国际资源的开发权，为我所用，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供应才能获得保障。

二、中国有条件进行资本输出。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如此富足的外汇储备是进行资本输出的最有利条件。所以中国决策层应把握机遇，将这些巨额资金加以整合和引导，适当份额用于资本输出。另外，由于中国外贸连年出现庞大盈余，美国有股势力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意图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实施资本输出，令国际收支过于平衡，也可剥夺这班人的施压借口。

三、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务输出、商品输出。作为资本输出目标国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开发，本身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地面基建、各种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储蓄设施、供电、供水、供燃料、公路、铁路、港口、机场、酒店、宿舍、办公楼、电讯邮政设施、金融服务、沿线城市建设、开发人员的衣食住行知、游玩等等的巨大投入配套，既可容纳大量劳动力，又需要大量商品物料、器材，可谓商机处处，前途无限。中国在资本输出的同时，正好安排众多的下岗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劳务输出制造大批就业机会，又可针对资源开发所在国的配套建设实行大规模商品输出，国内不少业已闲置的挖掘器材、采伐工具、加工生产线设备又可找到第二春，尤其振兴东北，困扰各地领导的劳力，机械设备过剩问题都可从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务输出、商品输出的战略中得到舒缓和转机。

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其目标应选择哪些地区？第一个大目标区是非洲。从某种程度上来③③ 中国行业研究网，2010年1月19日

说，中国已经对非洲进行着资本输出，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现状。中国对非投资中较为突出的案例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1398.HK: 行情)出资5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BKJ.J: 行情)20%的股份。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就已经建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为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作为一个新兴市场，非洲地区具备市场成本优势，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据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外部直接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回报率。

第二个大目标区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向北即靠近我国东北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解决能源、原材料供应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地区区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森林、各种矿藏、但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气侯严寒，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该区的开发对中国振兴东北特别有利。向南，中南半岛的柬埔寨、缅甸，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源大国。向西，独联体的中亚国家，主要资源卫视有、天然气。以资本输出开发这几个周边国家，既有利于这些国家以资源开发带动国家整体开发，也令中国这个国际制造业中心就近获得能源、原材料稳定供应，对于营造周边和平环境，加强友好睦邻关系，使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特别是振兴东北和开发中西部地区，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个大目标区是欧美发达国家。当然这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有能力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引向国外，并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

资本输出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流通无国界。所以资本流向必定要依据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以全球战略眼光审视，以最佳配置达到最高效率、最好效果、最大效益为依据。没有资本输出，中国就会减少一大笔财富。所以，资本输出是中国下一个阶段的里程碑！④

④ 《非洲，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新热土》，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5月31日

参考资料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2]王茂湘、巫宁耕、胡绍琼，《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当代资本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成都

[3]中国行业研究网，2010年1月19日

日本帝国主义 篇3

【关键词】日伪；奴化教育；学校；民族意识

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外交关系中比较敏感又紧张的两国关系，究其原因还要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造成的摧残与腐蚀，尤其是对沦陷区实行的奴化教育，即培养日寇对华殖民统治的顺民、汉奸，欺骗和麻醉中国人民，以至于最后奴化中国人民企图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反抗意识。研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奴化教育的实施内容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对于我国吸取血泪教训发展进步以及对于我国更好更全面的处理中日关系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教育的破坏

日本经过了以明治维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加紧对我国进行殖民统治，对文化教育领域的破坏更为严重。其中，初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焚毁校舍、桌椅致使学校停闭，捕杀教师，学生流离失所，无学可上。在日伪自己创办的学校里，他们也采用严酷的体罚制度甚至殴打、杀害等方式来折磨那些无辜的学生，残害未来栋梁，从而延误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正常进程。

中等教育的损失也很严重，大部分学校相继被迫停课，不少学校校舍设备毁于战火，学校要么搬迁，要么解散。高等教育也遭到了空前浩劫。校舍、各种教育设施都毁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部分教师学生也死于日军的残忍屠杀下。校址被占，学校处于一片狼藉之中，大部分专科、大学院校被迫内迁，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日军的手段残暴，损害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元气，但没能阻止我国人民积极发展教育的决心。

除此之外，像图书馆、博物馆、科学技术中心、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也都遭受了日军无情的践踏与摧毁。

2 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以华治华”政策，以其精神建国的手段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目标。1940年12月10日，在日本侵略军制定的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向儿童和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使其消灭自我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从而为侵略战争服务。

3 奴化教育的实施

首先，初等教育方面开办各类小学，以培养效忠日本帝国的忠实仆人。一般六、七岁儿童的就被强制入学，学习新民教科书课程。新民教科书有国语、常识、修身等，修身内容多为教儿童尊孔守旧、讲礼仪，实行愚民政策，灌输封建迷信思想。学校强迫学生读“日语”、唱“日本国歌”、、给学生灌输“亲日”、“崇日”的毒素。

其次，在中等教育方面，日伪肆意把过去的“三三制”中学改为五年，使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缩短，教育水平降低。在课程设置上，将修身和日语列为各校的必修课，并规定日语课的课时每周四至五课时，从而达到控制、奴役我国青少年思想的险恶用心。

最后，高等教育方面，主要对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首先在北平于1938年1月仿照伪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创办了“新民学院”，该学院毕业生一部分充任伪政权临时政府的官吏，一部分被派赴各地充当政治干部。日伪开办大学教育，是殖民教育方针政策实施的具体表现，培养汉奸官吏、御用技术专业人才，对于沦陷区殖民统治是不可缺少的。

4 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广大教师、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的抵制思想和行为贯穿于伪政权统治的始终。

早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保留了一批党员留守北平，这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残酷压制与摧残之下，利用种种方式手段，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一方面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在沦陷区开展各种各样的反奴化教育的斗争。许多沦陷区的学校师生，经常是用两套课本，当日寇汉奸不在场时，就教、读中文课本，学习中国文化。这些斗争促进了沦陷区人民的觉醒，局部淡化乃至消融了日伪奴化教育对中国人民的愚弄。

除教师外，在中小学，大批学生纷纷辍学或逃学，以免受敌伪的奴化教育。沦陷区的人民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和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他们多把子弟送入私塾或辗转到山区和大后方上学，或宁可失学，年纪稍大的青年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奔赴抗日根据地。

5 对奴化教育的认识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使民族的文化遭毁劫，民族的教育遭践踏，延缓了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争也激起了正义中国人的爱国情感，教育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抵制日伪的文化侵略，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教界人士的顽强不屈，他们有能力战胜侵略者的文化教育殖民主义，并创造出教育发展的奇迹。

在未来的教育研究与发展中，我们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人才，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提升综合国力，我国才能在世界之林中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1]吴洪成，张华.血与火的民族战争—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2]宋恩荣，余子侠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

贺美燃 （1992-），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现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作者单位

日本帝国主义 篇4

1“媒介帝国主义”的形成

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这是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他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发达国家以媒介技术为载体,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把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产品四处扩散。随着媒介技术不断更新发展,我们更加清晰地感觉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正在突破国家、地区、种族的界限,摧毁一切文化障碍,在十几年内迅速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控着文化输出霸权,将大量体现美国式的价值观念,生活和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商业文化等通过方便快捷的现代通信技术,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之下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迅速崛起,众多全球媒体巨无霸掌控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控制了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的流通及散布。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的信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传媒大公司垄断。

美国的影视产业量只有全世界的5%,但其市场份额却占了全球的92.4%,牢牢占据着其他国家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98年的统计,全世界各国的进口电视中有75%来自美国。在加拿大,美国的音乐占本国无线电播放音乐的70%,同时好莱坞电影占影院上映时间的95%。在全球跨国流通的全部书籍中,其中85%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值已经占据全世界文化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好莱坞电影、美国的电视剧等电视节目、游戏产品、书籍、影像制品等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

美国通过出口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消费观,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产生一定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炫富攀比、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在中国也存在着蔓延之势。如果一个国家的思想阵地被外来文化所占领,人民的价值观被扭曲,传统文化被同化,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在国际上毫无话语权,更存在着灭种的危险。文化的单向传播使世界上其他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濒临灭绝。

2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文化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构成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文化的强盛与繁荣不仅可以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推动科技的进步,还可以极大程度地激发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一个国家无形的安全屏障,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提高国家整体的安全度。当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入侵本国,其比重甚至高于本土文化时,会将本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西化”,极大削弱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当维系着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时,社会便会失去稳定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势必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甚至国家的整体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3“媒介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媒介帝国主义”所导致的信息垄断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形象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在现存的国际文化传播格局中,处于“信息鸿沟”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常常受到发达国家不公正的欺辱。由于全球的新闻信息传播为发达国家中的几个跨国传媒巨头所垄断,在媒介中充斥着扭曲发展中国家形象的报道,以此来达到宣扬利于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这些对发展中国家重大事件失事的报道严重损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形象。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的危害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多样化是文化最宝贵的性质之一,世界传播市场上声音的单一化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打击,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陈璐段京肃.电子殖民:全球化文化帝国的媒介殖民之道[A].甘肃社会科学.2013(3)

[2]邢昭.网络化语境中的帝国霸权[A].图书馆论坛.2004(24)

[3]陈力丹.“第四权力”[A].新闻传播.2003(3)

[4]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A].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

日本禅与军国主义 篇5

日本禅与军国主义

日本禅宗鲜明、彻底的护国主义特征使其移植了俗不可耐的攀炎附势的传统性格及动辄即成为政治与国家的御用物之御用本性.军国主义战争时代一来临,日本禅宗随即成为所谓“神国皇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而日本禅则由否定生死两元对立之念出发向否定善恶分辨之心等一切二元对立发展,最后发展至否定一切人伦之道德.修禅至此境则抵达禅之开悟境界,即“无分别之分别”,“无念无想”之境,也即悟道成佛之境.日本禅的这一特质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精神之需要,成为“皇军”之“军魂”的理论支柱之一.

作 者：罗时光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外语系,江苏,苏州,215009刊 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UZHOU年，卷(期)：20(2)分类号：B946.5关键词：日本禅 军国主义 无分别 无念无想 勇猛 狂死

军国主义之日本崛起 篇6

维新，崛起的前提与开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一一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两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

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了长州藩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武装倒幕的西南四藩根据地：长州，萨摩，土佐，肥前。1863年6月，幕府在舆情压力下宣布攘夷，随之发生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1868年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鸟羽一伏见之战中取得对幕府军的决定性胜利。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结束。

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明冶政府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措施，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后又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军警制度，创办军火工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和警察制度，它是立国之本；殖产兴业，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文明开化，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培养现代化人才。明治政府还于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的办法来输入外国技术是没有危险的，于是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都高薪聘请外籍人员。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当局就先后采用法国和德国的兵制建设陆军，采用英国的军制建设海军。1884年日军改革军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扩张能力的征兵体制，1890年改革完成，陆军拥有7个师团，现役兵5.3万人，后备军25.6万人，海军拥有军舰5.1万吨。19世纪90年代初，明治政府更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国力日渐充实，日本不断进行交涉，从1894年开始修改不平等条约，至1911年终全部废除。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1874年侵略台湾，1875年入侵朝鲜，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至此，日本已经确定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陆扩张政策。

甲午后成亚洲强权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明治初年一时甚嚣尘上的“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根据近年发现的日本档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建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6块。所以，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

日本于战前先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N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当1894年日本发动战争之际，国际环境对它是相对有利的。日本对俄国谎称它出兵朝鲜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至于英国，并不愿打破远东国际关系的原有格局，起初是不支持日本挑起战争的。于是日本对英国采取“打俄国牌”的外交策略。英国为了防俄的战略需要，决定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

中国于1895年战败后，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还订有《另约》，按此规定日军在威海卫的3年驻军费150万两，也由中国支付。其后，根据《辽南条约》，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库平银23150万两。日方还擅自提高库平银成色标准强迫中国接受，使中国多付给日本标准库平银1325万两。日本还要求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并按低价预定镑银比率，中国不得不用高价购进英镑，而按低价折算支付给日本，此“镑亏”又多付给日本1500万两。这样，中国实际付给日本的赔款是库平银25975万两。另战争中日军所掠夺的兵船、军械、军需等项折价达到库平银6008万两，再加上日本在战争中所获取的金银货币折合库平银2020万两，合计为8028N两。

这样，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实际达到库平银3398375"两，相当于清政府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是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5倍半。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暴发户，于是凭借这笔滚滚而至的天文数字巨款，大搞所谓“战后经

营”，进一步扩军备战，使整个国家机器军事化。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大陆的跳板。而经过“三国还辽”事件的刺激，并在最终夺取东北亚霸权的欲望驱使下，日本的对俄战备实际从1895年就开始了。

加入列强俱乐部

甲午战后，日本通过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这项计划到1900-1901年时基本完成，这标志着其已经做好对俄战争准备。日本确信，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之前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对日本最为有利。

国内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也尽力创造有利的对俄战争环境。英国历来把俄国看作同它争夺中国的对手。企图假手日本阻止俄国南下同它争夺长江流域。因此，英日于1902年1月30日签订英日同盟，矛头针对俄国。美国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几度想插足东北，都被俄国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东北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站在日本和英国一边。英美两国给予了日本大量经济援助，可以说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可能日俄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

不过法国仍然忠于俄法同盟。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彼得堡发表宣旨，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这是把法俄军事同盟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但是，法国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远东，以免削弱俄法同盟在欧洲对付德国的实力，因此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保留。德国继续执行其推动俄国东进的政策。它希望由于俄国占领东北而和日本甚至英国的矛盾激化，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

虽然俄国战略重心在欧洲，但其实力毕竟远在日本之上。日本统治集团看到，“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因此于1904年2月8日夜间对俄国不宣而战。日军在i905年1月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俄军主力。同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日本海军全歼从欧洲远道调来的波罗的海舰队。这时，俄国已丧失了远东的全部海军，这意味着即便陆战取胜也无法确保自身滨海省份的安全，更致命的是国内革命正走向高潮，因此沙皇希望尽快议和。日本在1年零3个月的战争中也大伤元气，历次会战虽获胜但伤亡惨重，前线官兵士气濒临崩溃，且随时面临已补充到位的优势俄军反攻。日本此时已耗军费17，3亿日元，其中近半数是借英美市场的高息外债。

英国、美国的态度也有变化。英国支持日本的目的，是借日本之手削弱俄国，同时镇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第一个目的已达到，日本再打下去，过分消耗，就不能被用来充当“印度警察”。这时欧洲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法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英国看到德国是自己真正的敌人，也想把削弱的俄国拉入英法协约。法国更希望日俄和谈，以便使俄国重返欧洲。美国的目的是想使日俄双方两败俱伤，为美国打入远东让路，现在这个目的也已达到。

在美国调停下，日俄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殊利益，并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保护和监督；俄国把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大连和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在日俄谈判前后，美日签订《塔夫托一桂太郎协议》，美国承认日本吞并朝鲜。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让自己正式跻身列强行列，其控制了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大大增强，并占据库页岛南部，对俄国在远东的重要港口海参崴形成实际威胁。

走火入魔的帝国

日俄战后，日本军部挟战胜之气焰，极力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范围。1906年10月，陆军首脑山县有朋不与内阁商量就向天皇上奏了带有国策性的《帝国国防方针》。这是军部撇开内阁，单独制定国策之开端，同时也打开了日后军部“独走”的潘多拉魔盒。

当俄国这个最大对手被排挤出去后，日本加大了对华扩张步伐，尤其着重巩固其在被视为生命线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1906年6月7日，天皇敕令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旋即任命儿玉源太郎主持筹建。如此大张旗鼓，正是因为建立满铁是日本对华扩张、在远东争霸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日俄战争还使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亚洲，随着日本对华扩张加剧，日美矛盾上升，日俄之间则共谋瓜分满蒙地区而趋向勾结。

1905年8月底，《朴次茅斯和约》即将签字，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前来日本，要求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在10月12日签订了草约。事后日本政府反悔，哈里曼刚回到旧金山，就接到日本通知“缓议”，1906年1月15日又正式通知取消此约。这件事成了日美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美国g以日为友；在此以后，双方矛盾渐趋不可调和，终至三十多年后刀兵相见。1906年3月，美英对日本封锁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书面警告。同年春，美国西部地区排斥日本移民。1907-1908年间，各国报纸甚至盛传日美将爆发战争。

在上述远东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日法两国于1907年6月10日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1911年7月13日，英日签订第三次军事同盟条约，但规定不适用于美国。这是最后一次英日同盟。不过这个同盟从日本对付其主要敌手美国来说，已无意义。但日本后来却用它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据，这是英国万万没有想到的。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很快攻占德属胶州租借地和加罗林群岛等德属太平洋殖民地。在战争中没付出什么代价的日本于1918年轻松捡到胜利果实，并在随后的巴黎和会上与美英法意平起平坐，日本的崛起，或者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在这一刻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表面来看，1905-1920年的日本，随着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在远东国际舞台上已逐渐处于中心地位。但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其从明治时期就已形成的特殊国内政治生态(军部独大与沙文主义盛行)滋生出“门罗主义”式的霸权欲望，让它在与周边和其他列强打交道时显得笨拙生涩。利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全力备战世界大战，美国仍奉行孤立与和平主义，无暇东顾的有利窗口，日本与西方列强互相利用，仍能有纵横捭阖的空间，并逐渐在亚太战略格局中占据优势，但随着欧战结束后美英大规模重返东亚，以及北方与日本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苏联出现，互相利用的价值已所剩无几。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下的“二十一条”要求，这种排他性和强制性的幕后交易在英美面前充分暴露了其沟壑难填的扩张野心。1918年8月，日军又在海参崴登陆，这次对俄国革命的干涉很快以被迫撤军收场，不仅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奠定了未来关系的基调，同时也让日本的财政与国际形象几乎破产。

1920年以后的日本，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看(两者又有互动)，可以说已经行驶在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失败轨道上，因为政府在任何一个对外问题上哪怕象征性的让步，都会被军队或疯狂的民众斥为卖国，政治家们要么羞愤倒台，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争论 篇7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 除了于物质属性的价值外, 借助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成的象征符号与文化领域密切关联着, 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1]

2008年5月, 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席卷全球, 不仅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更是在中国取得不错票房。一改往日通过五光十色的电影形象推销美国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的路数, 这次好莱坞电影充分挖掘和使用他国民族文化, 完美地吸收和借鉴并强势推广。对此, 笔者并不持乐观态度,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媒介帝国主义。

二、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 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 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 有时候甚至是被贿赂, 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应该, 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2]

有学者认为, 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西方国家借助传媒, 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 将自己的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媒介帝国主义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形式, 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指代文化帝国主义。在“媒介帝国主义”中, 媒介是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某种联系, 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新闻出版媒介、电视、电影、广播、影视音像产品。二是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这类的消费品。通过以上途径, 西方国家将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对于“媒介帝国主义”中的媒介文化是指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 其内核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

他们认为国际传播信息流通不平衡, 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活动受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宰制, 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媒介帝国主义产生。[3]对这些思想观点, 一些传播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 西方文化是否通过媒介强加给他国, 而强加的东西又是什么值得追问。事实上,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

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探讨, 表面看似反对文化帝国主义, 实际上却暗中支持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汤林森指出, 有三个相关议题值得人们关注:首先, 如何在政治经济这个较为宽泛的语境中把文化置于合适的位置。其次, 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应是否必然存在。再次, 在当代西方文化圈中, 媒介究竟充当何种角色, 而它在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中的位置又如何。[4]汤林森认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者认定跨国媒介是资本主义维持其世界体系之分配方式必不可少的组织,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商业媒介的急剧膨胀, 把消费至上观与美国方式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的人民, 威胁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他认为, 这是一种粗糙的功能主义的批评——从政治经济入手来分析文化过程, 无视文化的特殊性, 把文化看作资本主义整合世界的工具, 使之沦为政治经济的衍生物。这种批评取向回避了对文化本身的探讨, 无法昭示文化支配的要点所在。

但是, 萨义德学者在其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东方学》中指出,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支配与霸权关系。在西方的强势面前, 东方根本没有表述自己的权力, 西方学者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 从而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目的。虽然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但政治权力依旧主导着世界话语。[5]汤林森突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层面, 却掩盖了其政治层面。媒介帝国主义是文化与政治的综合产物, 它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与实践, 更重要的, 它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行为。汤林森所认为的“媒介本身是中性的”,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 而绝非决定性的文化经验。

有人指责美国的迪士尼卡通风行全球, 成为美帝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好莱坞的电影夺走了他国观众, 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而在汤林森看来, 这些现象都不足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媒介是否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要看阅读帝国主义文本的反应, 有些帝国主义文本固然遭到他国人民的批判或拒绝, 但有些受到欢迎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认为媒介文本一定会造成文化帝国主义的人完全低估了读者的解析力与免疫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往往会对同一个文本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 不可能轻易地被文本所操纵。[6]也就是说, “主动读者”不是被动地媒介所支配, 他们在接受媒介的同时, 既批判了西方的价值观, 也强化了本族、本人的价值观。

同汤林森持观点一致的以色列学者凯兹和英国学者斯坦多认为, 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 但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依赖有轻重之别。推之到传播领域, 只研究外在世界系统是不够的, 还必须探讨每个国家的内在因素。[7]在《第三世界的广播:期许与表现》里,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依赖在程度或种类上都有巨大差别, 受到内在动力 (媒介结构, 社会政治制度, 文化传播, 经济结构) 和外在因素 (中心国家所强加的影响) 的交互作用, 国际传播对输入国有正负面的影响, 但内在力量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有它的自主性, 第三世界并非束手无策, 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来抵制外来文化入侵, 如政府规定外来节目的最高比例, 或者缩短外来节目播出时间;另外, 在引进外来节目时也可做选择。他们的结论还反驳了跨国传播使世界文化趋同的观点, 并反对一味排斥外国媒介的策略。凯兹等的观点, 反映了研究者们对媒介帝国主义实际影响过程中内外因素作用的不同看法。

而西方学者托马斯·麦克菲尔曾这样说:“重商殖民主义寻求廉价劳工, 他们的手脚和身体被榨取用以开发原料和制造品。而电子殖民主义寻求的是心灵, 它的目的是透过眼睛、耳朵来影响那些消费了进口媒介节目的人的态度、欲望和信念, 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消费意愿和购买形式。观众在无意中学会了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导致了某种心智状态。电子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变换你心智中的意象, 在于使各种类型的媒介进口产品对你产生长时期的影响”。[8]这样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地驳斥了汤林森的观点, 认为媒介帝国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控制国内外大众媒体的结构和内容, 强制性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消费行为、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

三、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出路

媒介帝国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优势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运用已掌握的强大媒介宣传, 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 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简言之, 媒介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一个国家人民的灵魂, 然后把这个国家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其结果导致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支配、附属和依赖的全球关系。媒介帝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 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

也许, 还可以用这样描述, 媒介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东方学描述。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 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 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 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 都试图对于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 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 “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入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中。

后殖民批判主义强烈谴责此种媒介帝国主义行径, 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性和自主性, 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 应努力向民族传统文化回归, 从民族深厚的文化滋养里去寻找生存的可能, 也许正是对抗媒介帝国主义的可能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黄旦.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和构想[J].

[2]蓝爱国.好莱坞主义:影像民间及其工业化[M].

[3]刘兆琼.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对话[J].

[4]尹鸿, 萧志伟.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J].

[5]张其学.媒介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当代形态[J].

[6]陈力丹.全球化及媒体文化的同质化问题[J].

[7]尹鸿.后殖民性与中国电影[J].

[8]贺建平.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霸权[J].

[9]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特征 篇8

自王政复古至明治宪法颁布, 是国家主义由传统的保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信仰逐渐成长为国家至上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过程, 即隐性的心理趋势依次完成思想化、意识形态化、体制化的过程。从保守心理至极端思想、意识形态及体制, 是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也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维新,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 其变革的程度不可谓不深, 变革的范围不可谓不广, 但举其要旨, 无不贯穿着国家主义精神: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之权威的神圣性, 由此确立和巩固国家本位主义。对外则追求恢复与扩张日本的国权, 建设强权国家。从明治初年开始, 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向西方收复国权和向东方扩张“国权”, 尤其是在处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时, 径直采取武力威胁或武力入侵的极端方式, 其对外关系的动机、手段、目标亦呈极端性。而此时的日本, 尚处“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初, 国力未强, 却已野心勃勃。如此或可预知, 待其国力渐趋强盛, 则其意志无可束缚, 目标无可限量, “与世界万国对峙”将是其国家主义的终极目标。明治维新初期, 日本对外政策即表现出与其国势不相称的国家意志, 据此可以推测其国家主义具有潜在的极端势能。

对国权的极端崇拜, 在自由民权运动、立宪运动及修改条约运动中表现得较为充分, 从当政的维新派官僚, 到在野的自由民权运动者, 虽然在政体的选择上存在着对立, 但在维护国家主义的极端性上却是一致的, 天皇是各政治派别与各社会阶层共戴的国主, 是国家的化身, 天皇制的国体是不容质疑的。所不同的是, 前者是要维护天皇制下官僚专制政治体制, 后者则欲建立天皇制下的军事专政体制, 二者的共同实质是“以官僚支配为中心的「国家至上主义」”, 在天皇至上和国家至上这一点上, 二者殊途同归, 且皆因专制的取向而同属极端国家主义的意识。在对外关系方面, 以士族、豪农豪商及农民为主体的自由民权派, 对修改条约所关涉的国权问题更为敏感, 为捍卫国权所采取的手段更显极端。如1889年, 时任外相、支持修改条约的大隈重信被极端分子炸伤事件, 即为一例。大隈重信是在前外相井上馨于1887年因修约不利、迫于国内压力而辞职后, 应首相伊藤博文之邀入阁继任外相的。大隈的使命仍是推动修改条约, 尽管他也极力在修改条约的方案中挽回国权, 但仍招致朝野不满, 遭遇不测。远山茂树在其《日本近现代史》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在大隈外相的修约方案中, 大纲是踏袭井上案的, 但任用外国人法官只限于最高法院, 取消了编纂法典要预先取得外国承认的规定, 此外, 改变了井上的列国会议方式, 采取同各国分别交涉的方式。于是取得了德国和美国的同意, 但1889年4月, 这个内容在《伦敦泰晤士报》上一经登出, 旧自由党员又掀起了反对运动。不过大同团结运动已经分裂, 运动的主导权掌握在鸟尾 (小弥太) 、谷 (干城) 、陆羯南等国家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手里了。在阁内也有人认为采用外国人法官是违反宪法的意见, 10月, 大隈被右翼的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 黑田内阁实行总辞职, 修约交涉又告中断。”

据此而言, 在野的保守势力, 此时已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导力量, 其国家主义意识更显保守, “捍卫”国权的手段更显极端。如此可判, 极端国家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泛化于国民意识中, 其国家信仰、君国本位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具有类似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性。极端的选择必然有极端的动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朝野在内外政治取向上渐趋渐显的极端性, 无非是其极端主义国家崇拜由隐至显的渐次体现, 而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演化至极端形态与类型后, 其极端主义属性才真正得以充分体现, 并分别表现为近代后期日本国内政治的绝对主义实践的扩大与深化、对外政策的极端主义实践的大规模展开。

二、绝对主义精神

近代后期日本国家主义的极端性, 集中体现于其建设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所谓近代日本绝对主义国家, 是指作为国家主权者的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权威。天皇的世俗权力是至上的、无限的, 不可分割, 不可转移。天皇的精神权威则源于日本传统宗教的“神国论”, 基于日本民族与国家起源的“神话性”与天皇地位的“神圣性”。日本自谓“神国”, 且称天皇具有“神格”, 是创造日本国的天神之后裔, 可谓代天治国, 因此自然就赋有至上的精神权威, 成为统率日本民族精神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举凡国家权力, 无非是物质权力并精神权力, 无非是对内权力与对外权力, 前者指权力内涵, 后者指权力的范围。近代日本所追求建立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 不但赋予天皇国内政治与宗教的极权, 而且欲将天皇的权威施于域外, 成就“日本中心”的“神国”地位。这在本质上已使近代国家主权学说的实践走向绝对化, 即对内将君主——国家的权力至上化和无限化, 对外则赋予天皇国家以“君临天下”的使命。在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教义中, 被天皇人格化了的日本国家, 不仅获得了对内最高性, 而且追求着对外至上性, 国家内在的权力与尊荣及国家外向的民族性权威与利益诉求皆被绝对化。这便是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绝对主义的取向。

近代日本绝对主义国家的建设, 始于王政复古的“神政绝对主义”。神政绝对主义, 即神权政治的绝对主义, 它被日本的政治史家称为“祭政一致”, 其实质是政教合一。在中世纪的欧洲, 政教合一曾是神权政治赖以建立的根据, 而在近代日本, 政教合一则成为天皇集权的世俗统治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基础。前者是以世俗权力支持教权, 后者则是以教权佐助世俗权力, 但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皆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集于同一主权者, 而且分别表现为神权专制与世俗专制。因此, 诸如此类的专制、集权、独裁等国家权力的一元化体制, 是政治绝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 也是国家崇拜绝对化的主要体现。

日本政治史家将神政绝对主义之后的阶段称为“启蒙绝对主义”。该阶段日本发展的主题是“富国强兵”, 富国是手段, 强兵则是目的, 日本急欲走向强大, 实际上倾向于建设军事强国, 至于“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都是为富国强兵服务的。因此, 在所谓的“启蒙绝对主义”时期, 日本已经启动了军国主义战略, 为军事强国的速成, 在国内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包括兵制改革、军事统帅体制改革、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等。在对外政策上, 一方面谋求在军事上防御与借鉴西方国家, 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在东北亚的黩武尝试, 以此砥砺军队的忠君爱国精神, 培养扩张意识, 并且对外展示其国家意志的极端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内固皇权, 外逞国威。富国强兵是天皇内在绝对权威的基石, 也是“皇国”外张国权、加入拓殖行列的后盾。富国强兵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是天皇政权对国人的强力动员、组织与督导, 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国人利国辅国的物质与精神力量, 倾国之力建设富强的军国。这一过程充分展示天皇专制国家的绝对权力和绝对统治方式, 以及日本国家的外向张力与野心, 彰显了其极端国家主义本质的绝对性及表达方式、所追求目标的绝对性。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渐趋势盛, 民权论者要求制定宪法、设立议会, 以此扩大民权和要求政治自由, 限制政府内的“有司专制”, 即试图以立宪政体取代官僚专制。明治政府中当权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因应时势, 提出“形成国民”的构想。这一构想体现了较为隐蔽的绝对主义取向, 其用意是通过对政治体制的适当改进, 从而形成民众对国家直接隶属与服从的政治伦理关系, 清除民众自愿服务于国家、效忠于国家和献身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特权的障碍, 在国家与民众之间, 构筑纯粹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并强调作为整体的国家对个体民众的至上性与绝对性价值, 从而将作为国家主义之体现的整体主义导向绝对化。这便是“形成国民”的实质。继木户与大久之后, 伊藤博文为首的制宪官僚, 在与自由民权运动对峙的同时, 始终把持着制宪的主动权和实施宪政的主导权。伊藤博文在对宪法草案的解释中, 阐明了其“臣民”观念的伦理内涵。伊藤的“臣民”与木户的“国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以“君”代“国”的置换, 从而肯定了君国一体、君即国家的绝对主义国家观。君臣伦理较之国民伦理, 效忠关系更具体更单一, 因而也强化了君权的绝对性。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第二代维新官僚, 坚持保守主义的宪政理念, 致使从西方引进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宪政体被掏空了躯壳, 成为维护君权绝对性的屏蔽与伪装, 实际上是以国家根本大法来确立和保障天皇专制的政体, 是变相地加强专制主义皇权。“通过颁布宪法、采用立宪制, 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本质改变了吗?制定宪法的人们反复强调, 通过采用立宪制, 国体丝毫没有改变。天皇的统治权来自皇祖天照大神的神圣, 制定宪法‘均不外乎绍述皇祖皇宗贻于后裔的统治的洪范’, 这是向宫中贤所奉纳的‘文告’中说的。伊藤在演说中说明了起草宪法的宗旨, 他说欧洲的立宪制度的基础是宗教, 但我国的宗教不能起这样的作用, 唯独皇室可以代替它。因此, ‘在此草案中, 以君权为基础, 深望勿加损坏, 而不依据欧洲的主权分立的精神’。”“天皇在大典上说:‘朕以祖宗所授之大权, 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 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明确宣布, 日本宪法是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所制定。这个宪法, ‘以君权为机轴, 务求对此无所损毁。’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条。第一章为‘天皇’。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第一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天皇‘总揽统治权’ (第四条) ‘天皇批准法律并以其命令公布执行’ (第四条) ‘天皇召集帝国议会, 并可命令其开会、闭会、休会及众议院之解散。’ (第七条) 天皇‘在帝国议会闭会期间, ……可发敕令代替法律……’ (第八条) ‘天皇统帅陆海军’ (第十一条) ……如此等等, 举凡一切立法、军事、财政、外交大权皆集中于天皇。司法权亦‘以天皇之名, 依照法律行之’。”因此, 明治宪法堪称为一部绝对主义色彩浓重的保守宪法, 明治宪政也便成为体现绝对主义精神的保守宪政。极端国家主义以宪政的形式得以体制化, 国家至上的伦理身分与地位愈加绝对化。

“王政复古”、“富国强兵”、“形成国民”, 概括了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不断强化其绝对主义特征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演示了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及体制化的基本进程, 更代表了日本绝对主义国家意志在明治维新过程中的渐进物化、实践化和本位化。

三、国粹主义心理

国粹主义在近代日本的表现, 是文化自恋与自负。幕末内忧外患的国家与民族危机, 使日本的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忧患与偏执混杂的心理, 这种心理孵化了尊王攘夷思想, 并一度主导了尊王倒幕的王政复古运动。尊王攘夷显然是排外而自崇的文化心态, 其在政治层面上对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向往, 逆反地表现为文化心态的保守。没落的幕藩体制既不能实现国家统一, 又无奈于国家主权的沦丧, 倒幕派遂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寄托于恢复天皇制的王政复古, 天皇重新成为国家的旗帜与象征。围绕着王政复古的政治文化建设与梳理工程是仓促的、功利的, 因而也是狭隘与保守的, 久已被虚置的天皇制国体及在儒佛夹缝中求生的国学, 一时成为日本国粹的核心, 令困窘中的日本人聊以自慰、引以为荣。国家主义的种子播入绝对主义的文化土壤, 注定要生成极端主义的属性, 走上曲折的民族政治文化心路历程。

王政复古否定了武家政治, 结束了幕藩体制, 在形式上恢复了古代的天皇制国家形态, 大政复归于天皇。这种天皇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体制被岩仓具视称为“建国之体”, 即“国体”。岩仓认为, 国体是“万世一系之天子在上, 皇系、神系、蕃系诸臣在下, 君臣之道、上下之分既定, 则万古不易”。倒幕运动的思想先驱吉田松阴的“同”、“独”之论极力推崇日本的国体, 他将“国体”与“天下公共之道”加以区别, 认为“天下公共之道”表现为“同”, 亦称之为“道”;而“国体”则是“一国之体”, 表现为“独”。吉田认为日本的国体有“皇朝、君臣之义, 较万国卓越”。在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世界观中, 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 是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如此自负的优越感, 体现了其政治文化心理中的国粹主义情结。而被这种情结所渗透的国家主义, 自然要流露出保守的文化自负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在心理上支持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极端倾向。

国粹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独尊“国学”。国学本是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揉合, 其学说渊源是日本的古典文献, 学说体系的核心是神道论。“国学”的命名是为了使日本固有文化区别于外来文化 (如儒学、佛学、兰学等) , 因其核心为神道论, 故“国学”往往等同于神道论。国学 (神道论) 之所以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 根本在于它是一种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的集合体, 它以神话的形式将日本民族及日本国家的起源神秘化, 并赋予天皇以神格, 从而将日本民族、日本国家及天皇专制的绝对主义政治形态神圣化。所以, 国学是神国论、皇国论、绝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渊薮, 具有极端的保守性与排他性。正因为如此, 当明治政府1868年宣布以神道为国教并发布神佛分离令后, 国学者和神官乘机发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排佛毁释”运动, 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是固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围剿, 它是以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权力斗争的极端形式出现的, “国教”徒们对佛教施以野蛮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破坏, 试图彻底根除民众的佛教信仰, 将国人的精神生活统摄于“国教”之下。此间, 明治政府的态度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排佛毁释”运动日趋激烈之际, “朝廷”也只是象征性地发出了警告, 却没有强制性制止, 俨然是一种漠视与默许的姿态, 这在实际上是对宗教极端运动予以肯定的心理暗示和精神纵容, 也反映了保守国家主义的国粹主义价值偏执。宣布神道为国教及发布神佛分离令, 是明治政府的国家意志与国家行为, 是其建设绝对主义国家而确立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文化举措, 它直接赋予国家主义以国粹主义的精神品质与外在特征, 使其国家主义的政治自负镀上了文化爱国主义的精神自负色彩。民间的“排佛毁释”运动也具有基础意义, 虽然是由国学者与神官们策动的, 但运动的基础与主体却是广大神道教信众, 虽然神道在此前远不及佛教的影响力, 且国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亦逊于儒学;但明治政府宣立国教的政令, 犹如号角一般唤醒了日本民众潜意识中对固有文化的自恋与自负, 国粹主义与排外主义同时抬头, “排佛毁释”不过是国粹主义的宣言和排外主义的示威, 其后, 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与主宰了日本固有政治文化中所有保守、自负、极端主义与绝对主义的价值观与伦理观, 成为统一世俗政治与精神世界的核心信仰体系。该信仰体系的心理基础即为浸淫于国学世界观的国粹主义, 故尔, 国粹主义也成为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政治文化的心理特征。

四、军国主义实践

在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和绝对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国家形态下, 极易滋生内向专制、外向黩武的军国主义。在世界近代史的视野中, 典型的军国主义产生于德意志统一之前的普鲁士, 发展于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至1873年, 岩仓具视率领的日本使节团遍访欧美主要国家, 初履异域, 使节团痛感日本的落后, 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几近沮丧之时, 使节团来到德国。对德国的考察, 令岩仓使节团坚信日本的希望将系于德国式发展道路, 即:将既有的封建性与扩张的军事性相融合, 走富国而强兵、强兵而强国的道路。这条道路无限延展的中轴线是强军主义, 而其“富国——强兵——强国”的逻辑暗示却为扩张主义。这种德国式的发展道路正是近代日本极力推崇并积极实践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相比,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其国情与民族心态有相似之处, 即:急于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与富强, 但却困于内外危机交迫, 难以在短期内遂成其强国的目标, 急功近利的民族心态促使其摒弃了和平发展的必要民族主义, 而选择了保守的进而极端的国家主义, 军国主义成为日本推行其极端国家主义的工具, 同时也赋予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以暴戾气质和黩武主义的精神特征。

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内向极端整体主义与外向极端民族主义, 集中体现于军国主义的双重性, 即对内专制、独裁, 对外扩张、侵略。作为军国主义的对内取向, 专制与独裁表现于天皇中心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态之下军事独立与军事优先的国家体制。可以说, 王政复古后的明治维新, 自始至终都是在建设和巩固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军事专制国家。近代日本天皇制政体具备了绝对主义的所有特征, 天皇的权力至高无上, 统摄一切, 不可分割、不可转让, 不受任何限制。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是绝对主义的总括, 作为统治权基本内涵的世俗政治权力, 细化为军事、立法、行政、司法、外交等具体权力而为天皇所直接掌握。在天皇统治权的具体构成中, 军事统帅权的地位尤为突出, 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这不仅确立了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军事独裁, 也确立了军部独立和优越于其他权力机关的特权地位, 这种特权地位使军部因直接对天皇负责而逐渐获得次生的独裁地位, 进而形成战时的军阀寡头专制。军阀寡头专制是所谓“统帅权独立”的体现, 因而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天皇统帅权的体现和实现。天皇的最高军事独裁与军阀的寡头专制共同构成近代日本国家的军事专制政体, 即“战前日本以天皇为代表的寡头军事专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政治中的军事专制倾向并不明显, 而此间的官僚专制色彩却较为浓重。但是, 这决不意味着军国主义的静止和萎缩, 相反, 正是在官僚专制鼎盛期间, 明治政府大力推动“殖产兴业”, 为“富国强兵”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尤其是近代军事工业体系的建立, 更为日本以军事立国、以军事强国的军国主义国策注入了推力。正是以此为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势重, 并推动其国家主义在自负中迅速走向极端。

作为军国主义的对外取向, 扩张意识代表性地体现于士族军国主义与官僚军国主义。士族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乡隆盛, 他是士族利益的代言人, 也正是为维护士族的利益, 他成为王政复古后官僚专制政府的对立派。西乡的政治理想是要在日本建立士族军事专制, 这种士族式军国主义, 旨在于恢复士族的封建特权, 使士族集团重新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柱。士族军国主义反对藩阀的官僚独裁却忠于天皇的军事独裁, 它意欲取代官僚的行政专制而建立士族的军事专制, 试图以士族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为导向, 巩固天皇绝对主义国家, 并将日本国家主义引向极端保守主义。因此, 士族军国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为极端国家主义所驱使, 为其实践、为其服务。士族军国主义的典型表现是1873年的“征韩论”与“征韩派”。“征韩派”的核心是西乡隆盛, 西乡力主征韩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在官僚政治下地位日益没落的士族寻找生路;二是通过对外用兵恢复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试图藉此建立士族军事独裁政体。与“征韩派”对立的是“内治优先派”, 其代表人物是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内治”派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征韩, 只是认为当时征韩为时尚早, 应先修内政, 积蓄力量, 等待合适时机。因此, “内治”派的政治信念在本质上同属军国主义。士族军国主义与官僚军国主义在极端国家主义的内外取向上是一致的, 即皆维护天皇专制的“国体”, 都主张走对外军事扩张路线。二者的分歧在于, 在天皇最高独裁之下, 要么建立士族独裁, 要么维持官僚独裁。总之, 征韩论争的两派并不存在根本国策上的分歧, 只不过在统一的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方向之下区别为急缓两派。它反映了日本各政治派别在以军国主义实践极端国家主义这一根本国策上的一致性, 表明近代日本政治在绝对主义和极端主义取向与属性上的整合性、统一性。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记述反映了征韩论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概貌与实质:“征韩论是明治元年以来天皇政府最重要的国策。这个国策刚要实行时, 它的首倡者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从国外回来, 认为派西乡前往朝鲜——其实是日韩开战, 为期尚早, 一致反对, 主张首先着手内治。可是第二年以大久保为中心, 却侵略起台湾了。”“征韩是明治政府很久以来的悬案。正如西乡隆盛寄给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信中所说的:‘朝鲜一事, 在国政革新之初就已着手, 迄今已五、六年矣。然而, 最初并非寻求亲睦, 想必方略已定。’这就是说, 明治政府根本不是对朝鲜寻求和平的友好, 而是抱着军事和政治野心。恰巧在1873年, 明治六年七月, 朝鲜方面使用了可以曲解为‘骄夸侮慢’的词句,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便抓住了‘过去隐忍等待的’这一天 (西乡致三条书, 1873年8月3日) 。”进入二十世纪, 军国主义在思想与实践上急速膨胀, 将极端国家主义推向极至, 并最终演变为法西斯主义。此时的日本国家体制已完全军国化, 即天皇专制之下的军阀独裁。军国主义体制是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化与制度化的体现, 也是极端国家主义内外取向的极限。

摘要：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既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体系, 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政治实践与国家体制, 其政治文化心理浸淫于自崇的国粹主义, 其实践形态则为乖戾的军国主义。

关键词：日本,国家主义,特征

参考文献

[1][日]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M].東京:未來社, 1992.

[2][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M].邹有恒.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3][日]林屋辰三郎.史料大系-日本の歷史 (第七卷) [M].大阪書籍株式会社, 1985.

[4][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第二卷) [M].周启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5]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日本帝国主义 篇9

一、历史进程:利剑的铸造

19世纪美国从早期殖民时期开始, 国内产业贸易保护问题就是美国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党人之争时期。

独立后美国的“危机时期”, 积弊丛生。尤其在关税问题上, 州与州立场的不一为外国列强留下了可乘之机。英国制成品想潮水般地运销美国, “商业已衰败到了极点” (汉密尔顿语) 。美国向何处去?逐渐形成了以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路线和杰斐逊的自由贸易路线, 实际上开始了美国19世纪美国保护主义的历程。1789年美国第一个关税法, 确定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并对30种以上货物征收特别关税, 其平均税率没有超过8.5%。虽然在1791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美国工业化的宪章) , 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但是国会没有通过该法案, 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

1807年“切萨皮克号”的炮声惊醒美国, 恰恰是自由贸易的旗手的杰斐逊, 由于错误的逻辑开启了保护主义魔盒, 于1807年通过了《禁运法案》。对该法案的评价莫衷一是。杰斐逊承认:“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麦迪逊明确指出:“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加速发展, 从而在一些基本制造业产品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1812年-1815, 美英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总之, 两次英美战争对美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大量商业资本转换为产业资本, 奠定美国工业化基础。因此美国赶超战略争论是以汉密尔顿“工业立国”主张的胜利而告终。

2、北部和南部的地区之争时期。

禁运和1812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 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 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 直至十九世纪末, 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1828年的关税法成为南北战争前最极端的保护关税法, 平均税率为44%, 有税商品平均税率为48% (可憎税率) 。1836年妥协关税法之后, 高关税开始下降。1842年有所回升, 但1846年重新开始下降, 直到1860年。

这一阶段关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税率上下波动、起伏较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斗争激烈。如为了反对高关税, 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2]在一次次的较量中, 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的自由贸易者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两大派别。总的来说, 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但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最终导致南北战争, 在导致南北战争的两个主要问题中, 南方实际上在关税战线上比在奴隶制战线上更害怕。

3、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争时期。

南北战争结束后, 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 许多国家走上了关税保护的道路, 也推动着美国实行高关税政策。美国此前的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之争已变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纲领之争。1861年, 莫里尔关税法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保护。在随后的南北战争中, 为筹措经费, 美国政府又提高了关税, 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内战后, 高关税的形式仍被保留下来。1890年, 国会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使进口关税达到内战后最高点, 并居世界各国之首, 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 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 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此后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丁利关税法和安德伍德关税法虽然有所变动, 但仍将关税率维持在40%多的高水平。

这一阶段美国的高关税保护政策, 同国内的自由贸易政策配套, 大大推进了其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由北向南、向西推进;在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同时, 工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二、思想渊源:产业帝国的设计者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 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自由放任学说思想发源地。于是大家认可一种说法: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超级强国是得益于它的自由贸易政策[3]。然而英国起步时期, 从都铎王朝限制羊毛出口到伊丽莎白一世完全禁止毛织品进口再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航海法》、《谷物法》、《羊毛法案》等奉行的都是保护主义, 斯密也认为, 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航海条例》是“英格兰所有商业管制中最聪明的举措”。美国建国初期的比较优势恰恰是农业, 工业谈不上优势而是劣势并被斯密和萨伊判断为“一个像波兰的国家”, 意思是注定要依赖农业[4]。而美国人很幸运, 他们基于“常识”和“对国家需要的直觉判断”坚决抵制了斯密的说法, 认为要按英国人曾经所为来建立严密的经济体系。

早期美国学派的关税保护思想主要是汉密尔顿的一些思想。“如果说华盛顿的性格巩固了新政府, 那么使新政府得以顺利地行使职能的, 就是汉密尔顿的天才”[5]。他在美国一切处于未定和可塑状态时, 以现实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影响了美国的未来。汉密尔顿经过严格的社会调查以后, 认为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美国。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只会使美国的产业被限制在农业范畴, 而使制造业受到极大损失, 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认为保护关税, 尽管是绝对着眼于岁入, 却显现出有利于国家的制造商的景象。汉密尔顿认为, 为使年轻的美国经济独立, 要重视发展制造业, 而发展“幼稚”的制造业的利器就是保护关税政策 (它认为保护是一个武器, 不是一种原则) 。同时汉密尔顿认为, 制造业关税保护还能解决由于英国的限制政策而导致的农产品外销困难的问题。

美国学派在关税上的思想家还有雷孟德和凯里。雷孟德在《政治经济学要义》 (1823) 中继承了汉密尔顿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决定经济作用的理论, 断言国家所实行的高额关税和公债制度, 是促进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凯里在其早期著作中也带有自由贸易论的色彩, 而后期却竭力把“阶级利益调和论”与“保护关税论”结合起来。凯里把保护关税看成一种永久性的政策;要求把高额关税推广到采掘工业, 甚至农业;他还断言废除高额关税会引起工业的集中化, 从而引起大资本的专制。

三、政策效应:产业帝国的形成

在高昂的运输费用时代,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本身就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 加上美国早期几乎是在高关税的“铜墙铁壁”之中发展起来的, 对美国的赶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 19世纪美国保护关税论标志着从重商主义分离出来的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学说的两大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这成为了李斯特“生产力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来源, 也成为了经济学“另类教规”的重要思想渊源。“在美国学派的影响下, 李斯特从民族利益出发, 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一套为经济落后国家服务的、以幼稚产业为保护对象和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学说, 至今对发展中国家仍产生着巨大影响。”[6]

其次, 19世纪美国保护关税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的正当要求和愿望, 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美国通过贸易保护摆脱了殖民的命运, 没有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相反, 保护关税在财政关税时期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在赶超时期, 高额关税对美国成为“制造业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为了“美国体系”的核心内容。可见, 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繁荣富强的支柱, 也成为了二战后日韩效仿的对象。

再次, 美国学派早期思想家成为了“美国制造业帝国的设计师”。如汉密尔顿《制造业报告》“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份预言书”[7], 确定了美国的建国方针和路线即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 汉密尔顿的政策取得了立即的和令人惊叹的成功。他不仅为未来的后代拟定了一些计划, 还为他自己的时代建造了一座安宁宫。以1790年为起点, 继续了四分之一世纪, 美国开始了一个扩张和繁荣发展的非凡时期, 这是美国的第一个或许是最大的非凡发展时期。”[8]

四、启示

发达国家并非天生就经济发达, “14世纪爱德华三世、18世纪罗伯特沃波尔、弗兰德里克、汉密尔顿, 到19世纪美国、德国或瑞典的政策制定者们最后一直到20世纪东亚和法国伙伴, 看上去有一些共同的原理指引着这些成功的发展战略家”。[9]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追赶”其他国家时都采用幼稚工业保护和其他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1、治国理念调整:

按美国人做的去做。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 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当年美国认为英国“衣被天下群生”的自由贸易政策一切趋向都将有利于英国, 而今天他们却把那些“好政策”强行推销给发展中国家, 隐藏美国 (乃至所有发达国家) 赶超的经济政策史, 隐瞒自己曾经的历史, 不是“对传统无知的结果”, 一是不愿说, 二是不能说, 背后都是国家利益使然, 即用所谓的比较优势让发展中国家永远被奴役。“抽掉梯子”的目的是不让发展中国家沿着“梯子”爬上来。实践中, 美国依然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本次金融危机以来对中国50多次反倾销就是明证。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就是陷入了主流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富国陷阱”。有鉴于此, 想要跳出陷阱就得“要按美国人做的去做, 不要按美国人说的去做”。

2、发展战略转变:

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 提出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这一战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释放了市场的能量。然而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越来越带有依附性、缺乏目的性。历史反复证明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 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与保卫 (李斯特) 。难以扩大内需,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培育好国内市场。为此, 首先要利用非关税以及关税等各种手段支持民族产业并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 为扩大内需提供产业和收入提高的基础;其次对内要拆除竞争性政府的条块壁垒, 让国内充分地自由竞争, 因为国内自由竞争才是提高国内技术能力和国民纳税能力的根本。以上两点其实就是19世纪美国学派和政策的核心。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关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论断, 在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情势发生了变化, 即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贸易条件也在恶化, 即“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只是“劈柴挑水”的活。所以对于我国没有可随意加入的“游行花车”, 目前对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要进行精心选择, 同时寻找新的“技术窗口”, 否则就会是“冲向底端的竞争”。

摘要：贸易自由化推动者的英国和美国, 在赶超时期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敢做敢为的。不幸的是, 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 主流经济学已经将其成功地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删除。本文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回顾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思想及其对我国当前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关税思想,关税政策,演化经济学,启示

参考文献

[1]、[3]、[4]、[5]、[9].张夏准.富国陷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01, 2, 7, 201) .

[6]贾根良.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9) .

[2]韩德强.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纵横, 1999, (8) .

[7]塞缪尔,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367)

日本帝国主义 篇10

日本人自古就在“稻作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和”的精神, 他们十分注重集体的作用, 有着很强的集体主义观念。日本社会里处处充满了集体主义, 几乎一做事就是团体行动。在个人与团体的配合上, 日本人显得很默契, 也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即使个人能力并不十分突出, 甚至不能独挡一面, 但只要能与团体很好地配合, 也往往能受到领导的重视, 甚至会被委以重任。日本是一个很重视配合的国家, 这种观念也根植于日本人的脑海里, 成为他们为人处事的一大准则。

日本的外交史上虽然也有明确指责他国的记录, 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求同存异”, 在国家目标和外交战略上缺乏鲜明的形象, 日本外交也因此被称为“和气道外交”。在语言的应用上亦是如此, 对于很多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来说, 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 日语中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我”, 大人对自己的孩子讲话时通常会使用“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这样的直接称呼, 学校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讲话时通常会使用“先生”, 初次见面的场合, 进行自我介绍时通常会说“我是××公司的×××”, “我是××大学的×××”等这样的方式。

二、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正是因为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 而这种强烈的集团意识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奇迹般的繁荣, 导致很多时候这种“集体主义”观点被绝对化, 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 就是日本人没有主见, 严重缺乏“自我意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人并不缺乏“自我意识”, 特别是在语言的表达上, 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语中描写感觉, 愿望, 感情等心理状态的场合经常会使用一些被称为“心理术语”动词和形容词。而描写心理状态的主语通常只限于说话者自己, 即“自我”, 描写说话者以外的心理状况的时候, 则要使用“ている”“そうだ”等间接表达的方式。如以下四句话:

A私は寒い。B母は寒い。C母は寒がっている。D母は寒そうだ。

以上ACD都是比较合理的表达方式, A句意为“我很冷。”直接表达说话者的感觉, 可以直接使用表达感觉的术语, 而C句和D句的主语为“我母亲”, 也就是第三人称, 这时不能直接使用“心理术语”, 而使用“ている”“そうだ”这种间接表达的方式。B句想要表达“母亲很冷”, 这个意思, 但是用了不能表达第三人称感情色彩的“心理术语”, 是一句很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另外还有一些表达愿望或者是观点的“心理术语”, 如以下几个句子。

E私は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い。F母は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い。

G母は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がっている。H母は病気だと思う。

I母は病気だと思っている。

以上E句意为“我想喝咖啡”, 直接表达说话者自己的愿望, 可以直接使用“心理术语”, -是一句很合理的表达方式, 而F句想要表达“母亲想喝咖啡”这个意思, 但是主语不是第一人称, 不能直接使用“心理术语”, 所以是一句很不合理的表达方式。而这句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G句这种间接表达的方式。H句意为“我认为母亲生病了”, 直接使用“思う”来表达说话者的观点, I句意为“母亲认为自己生病了”。用间接表达的“ている”的方式表示说话者以外的第三人称的观点, 都是很合理的句子。

像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日语中随处可见, 其实这不单单是语言应用中如何选择主语这样的问题。而是“我”能否直接知道, 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的心理状况这样的语言之外一般意识的问题。但是如果看汉语或者别的语言的小说, 会发现很多例如“他很生气”, “他很伤心”, “他觉得…”等等的句子, 虽然主语都是第三人称, 却依然可以直接使用表达感情色彩的术语。从这个方面来看, 日本人注重“自我意识”, 即在语言的应用中, 避免“我”之外的第三者使用直接描写心理状态的“心理术语”, 应该说是日语的一大特色了。

三、“自我意识”的绝对性

日本人集体观念很强, 但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是相对的, 与此相对, 日本人在很多语言的应用上都强调“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是绝对的, 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绝对的自我在语言学习的早期就出现了, 而相对的自我意识的获得, 则是在语言学习的后期才被重视的。让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童, 去揣测别人的心理, 然后应用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 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他在学语言的初级阶段, 注重和学到的往往是“我想要…”, “我认为…”这样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表达方式。第二, 根据听话者是“内”或者是“外”, 来选择不同的语言, 也不是日语所有方言共同的特点。现在日本人使用的共同语, 是古代京都的贵族根据郑重语和礼貌语创造出来的语言, 而日本的公司职员在正式步入工作岗位之前都要进行礼貌语的培训, 那种缺乏“自我意识”的礼貌语也是作为规定俗成的术语被学习和运用的。第三,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日本社会, 也不得不培养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否成功立足, 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学校都开始注重孩子与众不同的“个性”。因为这才是他们将来的生存之本。

结束语

我以为, 在与他国国民交往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他国特有的特质和优势;另一方面, 对于他们的不足和缺陷, 我们既要认清, 又要在不伤害自己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加以宽容、理解, 正所谓“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 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 使之在世界民族之林大放异彩。

摘要：谈起日本人, 普遍的观点都认为“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 注重“和”的精神, 缺乏“自我意识”是他们的十分显著的特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从许多方面来看, 日本人并不缺乏“自我意识”, 相反, 他们是一个十分注重“自我意识”的民族。而这种“自我意识”, 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和”的精神,集体主义,自我意识,心理术语

参考文献

[1]加藤周一, 日本人, 創言社, 2002年6月第1版。

日本：向“天皇国家主义”倾斜 篇11

构建应对中国的“网络”

在试图牵制中国方面，小泉政府认识上的一致性比任何一届政府都高，该政府采取了积极而强硬的对华政策。

虽然小泉曾多次表态说，中国不是“威胁”，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小泉言论的真正含意却是“中国还不够资格成为日本的‘威胁’”，换言之，中国还只是一个人口大国。小泉内心深处的“中国观”乃是对中国的“战略藐视”。

且看事实：小泉在他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主持写成的《２１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军事力量从中长期看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南亚和大洋洲伸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还要加强“同加、澳协调”，以此达到制衡中国实力之目的。

时隔两年后，日本又伙同美国坚持将“来自中国、朝鲜的威胁”等内容写进新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中。接着，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双双向美国表示把确保“亚太安全”作为日美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并共同努力“阻止中国对台湾动武”。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获得日本内阁批准的《２００５年防卫白皮书》强调，要警惕中国的核武器、导弹和海空军力量的现代化发展。为提高对东海的监视侦察能力，日本计划在今后七年斥资３５００亿日元（约合３０亿美元）更新舰队。届时，日本舰队可在中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东海油气田及附近海域２４小时进行巡弋。

防卫重心向台海区域转移

前不久，美日又联合演练了“航母保卫战”、预警机空中警戒及驱逐舰两翼协防行动。演练逼近中国东大门，目的是“令中国有所顾忌”。日本还将航空总司令部转移到设有美军司令部的横田基地。日本自卫队在美军支持下，目前正在建立六道防线遏制中国。东海是第一道屏障；台海是第二道防线；从琉球的先岛群岛沿着台湾附近海域向南到菲律宾海域以及冲之鸟礁（日本称“冲之鸟岛”），形成第三、四道防线，以防中国深入太平洋腹地；第五、六道防线便是控制马六甲地区，以扼制中国与外界交往，同时封锁中国的“海上能源生命线”。这些举措，清楚地勾画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由“近海防御”变成“远洋防御”。海上自卫队实力经过扩充后，也将变成除美国之外最强大的海上霸主。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与日本无关。可是，日本鹰派政客如今仍然鼓噪“台湾是日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日本防卫厅实际上已调整兵力部署，防卫重心向靠近台湾地区的西南诸岛转移。

为什么日本对台湾问题如此敏感？为什么日本视台湾为“日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为什么日本要坚持染指台湾的方针？这里有着从日本的所谓“国益”出发绝对不能放弃台湾的缘由。从历史看：日本在台湾５１年的殖民政策，第一步是变台湾为日本的经济附庸；第二步是使台湾经济走上军事工业化道路。从现实看：“周边事态”、“ＴＭＤ”及李登辉访日等，都与“台独”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现政权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久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现任参议院议长、前观光交通大臣扇千景曾直言不讳地说，台湾对日本而言利害攸关。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东海油气田等均位于其周边海域。另外，日本约有７０％的油轮、船只路经马六甲区域及台湾海峡。

笔者在东京时曾看过一家电视台主持的由日本右翼急先锋石原慎太郎与一名美国学者进行“政治对谈”的节目。石原慎太郎毫不掩饰地说，在台湾附近海域美日潜艇每天２４小时不停地监视着中国大陆甚至西北内地中国导弹部队的行踪。新年伊始，日本陆海空三军自卫队退役将领在“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主办的一次纪念会上宣称：“与中国的东海争议并非资源问题，而是主权和战略问题”、“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犯台，日本也不会袖手不管”。并强调：“台湾要更新装备以维护制空权和制海权；必须固守金门、马祖和澎湖。”防卫厅高官最近又公开宣称：为强化西南地区防卫，自卫队拟在２００８年前将冲绳那霸空军基地的Ｆ－４“鬼怪”式战机换成更为先进的Ｆ－１５“鹰”式战机。

修改历史、修改宪法

近年来，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思潮日益膨胀，国家的战略决策正向着“天皇国家主义”倾斜。现在的日本社会不断发生复旧、倒退现象，一步步回落到“战前帝国有利于战争的政策法规”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积极鼓吹“修宪”，从修改“教育基本法”入手，使国民彻底与“战后日本诀别”，并且强调“战前历史、传统和责任的概念”。中曾根称：“只要没有完成‘修宪’，就没有为自卫队‘正名’”。

出于对中日间可能会出现“经凉”现象的担忧，一些日本经贸界人士向小泉进言，希望其今后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就此，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训斥道：不能只为了经商的赢利而否定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会丧失国家的“根本”。安倍还坚称：“重要的是，不仅是下一届政府首脑，还有再下一届政府首脑都要继承小泉首相（参拜）的意志。”

按安倍晋三的话说，即使小泉首相停止了参拜，也不敢保证中方会改变对日态度，因为中日间还存在其他诸多问题。安倍的逻辑是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后，中国还会在其他悬案上得寸进尺。这些鹰派政客的蛮干和猖獗，在客观上大大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气焰。一些右翼媒体和宗教社团如今依然认为那场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自存自卫的战争”。一言以蔽之，他们根本没有忠于史实的“判断基准”；既无“道义上的负疚感”，也毫无对于“结果的责任心”。日本右翼执政者这样做，一方面，是为推卸由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严重责任；另一方面，是没有把中日关系置于正确的轨道上。

新近发表的《战后６０年国会决议案》，更是比十年前村山富市首相就历史问题的讲话主旨大步后退。该案不再提及“侵略行为”、“殖民统治”，反倒把日本描绘成战争受害者，强调自己是惟一的核武器受害国。日本政坛及右翼媒体还提出将在今后的行动中以此“决议案”为范本，凡涉及中日关系及历史认识问题时，均要遵循这一新的“集体纲领的约束”。这是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新动向。

日本右翼政客的这些做法与明治时代鼓吹侵略扩张政策的福泽谕吉如出一辙。福泽谕吉是明治时代“天皇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视中国人为“乞食流民”，污辱朝鲜人“无异于牛马猪犬”。然而１９８８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币值最高）纸币却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１６年后的２００４年，日本重新印制发行纸币，一千元、五千元均更换了人物头像，惟独一万元日币上的头像依旧是福泽谕吉。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商品的媒介，是为发展和巩固社会生产服务的，亿万人民通过它建立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生产关系。日本现政权及右翼政要对福泽的顶礼膜拜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右翼背后的强大支柱

笔者认为，对日本的右翼势力不容低估和误判，更不能视之为“一小撮”。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是由一些特种派系构成的十分复杂的强势群体。它是能够左右日本政坛、控制舆论，以至调用军力及执掌实权的一股政治力量。它包括执政的自民党、皇室家族及亲信、跨国财团、“黑社会”、右翼媒体及宗教社团等六种势力。据日本《选择》月刊报道，目前，日本较大的右翼团体或组织约有９００个，人数约达１０万人之众，有９００多个右翼反华网站。

日本的跨国财团?穴军、产复合体?雪不仅是右翼势力的“财神爷”，而且其自身仰仗着深刻的政治背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组成右翼阵营，如“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这些军工企业的要员与一些自民党元老及军方高层人士过从甚密，并聘请了一批自卫队退役的将领为公司的“董事”、“顾问”等。他们以敦促自卫队向海外派兵为突破口，加速向军事强国目标迈进。

日本现政权的一些阁僚与大型财团、自民党与各大经济团体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自民党的特殊活动经费几乎全部来自“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和“经济同友会”等四大经济团体。上述团体经常联合发表共同声明，反映日本经财界的意见和要求，在日本政治、经济领域产生很大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 篇12

大正末年通过了“普通选举法”以及镇压社会主义的“治安维持法”, 从那时起, 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决变得堡垒分明。

1928年 (昭和3年) 6月, 政府再次强化治安维持法, 将要求改革国家体制和并更似有财产制的社会主义者处以极刑。同时, 各府县决定设立特别高等警察科 (特高) 。1934年 (昭和九年) 陆军省新闻班发行小册子《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 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国防的国家, 排除自由主义。同年文部省设立思想局, 1936年又成立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 隔年出版《国家的本义》, 企图宣扬国家主义。1932年文部省成立日本精神研究所, 由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员担任要职。

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 都是在加强日本独裁统治, 向人们宣扬国家主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 以国民精神或日本精神之名高唱国家主义, 排斥西方左派思想的著作相继问世。尤其是出现了一批法西斯主义日本人论大肆宣扬皇室中心的国粹思想, 并大赞大和魂和武士道。

二、法西斯主义日本人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1、鼓吹皇室中心论

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人论, 将日本皇室“神化”, 认为所有日本国民是天皇的臣民, 主张“君民一体”, 服侍天皇是职责所在, 国民应该对皇室效忠。被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大师的哲学家藤泽亲雄, 在《日本式思维的问题点》中表明日本精神的本源是皇道, 天皇是“现人神”。日本人有奉祀这种现人神天皇、君民一家的日本精神。伦理学家小野正康在《日本学与思维:日本精神史序说》中认为必须通过日本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来实践德育教育, 才能处理当时的危机或非常时期的状况。被公认为日本主义领袖的国家主义者的大川周明, 在《日本的言行》中指出, 皇祖皇宗乃“天即是神”、“神就是最高理想的”体现, “万世一系”、“君民一体”是日本精神的核心。

鼓吹皇室中心论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人论将天皇神化, 为天皇效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口实, 也是在战争时期鼓励士气与国民的旗帜。

2、日本人优秀说

在昭和时期的日本独裁的政治背景下, 高唱国家主义的学者们, 首先也肯定了日本人的优秀。最早提出日本人优秀说的是汉方医师中山忠直, 他在《日本人的伟大研究》一书中强烈批判西方崇拜, 昭和是新日本文明的确立时期, 认为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人在外交才能、武力发挥、指导能力等方面丝毫不输欧洲人。其主张结合物质至上的欧洲文明及精神文明至上的亚洲文明, 进而创造新的文明。之后他又在《我日本学》中再次阐述日本民族优秀说的观点。

日本人优秀说主张日本民族优秀, 不逊于欧洲, 远甚于亚洲其他民族, 这就应该由日本这个优秀的民族统一、领导亚洲其他民族, 即日本所提出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的口号, 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亚洲侵略的口号。

3、鼓吹日本主义

法西斯日本论以日本精神为主题, 鼓吹日本主义。作家中河与一在《日本的性格》论及, 日本人的性格同时包含西洋与东洋的成分, 日本人把欧洲文明巧妙植入日本文化。日本人为了达到永恒境界而愿意牺牲现实。社会学家岩崎卯一在讨论《爱国主义与阶级》的关系, 认为“祖国”或“皇国”是国民道义感投射的对象。苍天百三也指出只有发挥国家道德、自由、真理共存的国家爱国主义才是自觉地、爱国的。这些日本论一再宣扬日本主义, 要求日本国民要以无比的爱国心向皇室效忠为目的。将日本主义向世界扩散, 以致统领世界成为了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口号。

4、盛赞大和魂和武士道

许多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人论经常提及大和魂和武士道, 一直强调这是自古以来日本人的性格特质, 是日本人优秀说的主要依据, 更是日本国民性中最为肯定的层面。

武士道是幕府时期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 但在明治维新之后确立了四民平等的原则, 武士道精神似乎有消退的趋势, 但明治政府强调富国强兵和扩大军事力量, 仍有必要强化武士道精神, 对武士道予以重新评价。明治之后, 只限于军队对天皇一元化的效忠。对此, 产生了对武士道论和大和魂论的新的诠释, 这些论点又与军国主义和日本精神主义相结合。

大场喜嘉治在《新日本主义》一书中指出, 所谓日本魂是一种体现建国精神、充满忠君爱国的心理, 不仅与国运发挥有关, 也是融合所有人类精神指标, 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魂魄。“新日本主义”是扩张旧日本主义、统领全人类的原则。还有日本人论者指出, 大和魂是献身天皇之心。

武士道古典名著——新渡户稻造所写《武士道》, 主张武士道就是武士遵守的道德原则, 一般平民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大和魂成为日本帝国民族精神的表现。涩川敬应从宗教观点谈武士道, 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一书中认为日本人的生死观有三个特点, 一是禅宗和武士道的从容性就是高洁从容地赴死;二、逆用性, 随时以赴死心情充实人生的态度;三、不死性, 假想死后的世界进而努力求生。

这些日本论以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为基础, 展现日本国民性的某一面, 战争时期的这些作品多以提高战争士气、效忠天皇为目的, 具有鼓吹军国主义的强烈企图。

三、结语

昭和时期的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人论, 不断鼓吹日本人优秀说、皇室中心主义、日本主义、盛赞大和魂和武士道, 这加快了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步伐, 同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侵略的借口和依据。甚至有些日本人论强调日本是大家族的社会, 并主张四海一家的日本主义, 合理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可以说这些法西斯主义日本人论鼓吹军国主义, 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

对于这样一个无比重视国民性和日本人论的国家来说, 每一个时期的日本人论都反映了所处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也是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象征之一。

摘要：昭和时期在日本政府严酷镇压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 日本也开始渐渐迈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文学领域, 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人论著作大量涌现, 鼓吹日本人优秀说、日本主义、皇室中心论、盛赞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这不仅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步伐, 也成为其后侵略战争的借口以及战争时期鼓励士气的利器。可以说法西斯日本人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

关键词：法西斯日本人论,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主义

参考文献

[1][日]南博, 著.日本人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日]筑岛谦三, 著.日本论中的日本人[M].汪平, 黄博,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戴季陶, 著.日本论日本人[M].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日]丸山真男, 著.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心理[M].未来社,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