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空间(精选8篇)
纪念空间 篇1
米兰纪念公墓主要是通过墓园内的精美墓碑雕塑来渲染一种具有亲和力的纪念性墓园空间。同时, 设计者也在墓园的建筑材料及整个色调上营造了一个令人敬仰而又安静的纪念性场所。因此, 在墓园设计中有时也需要注重地景, 也就是场地的选择。有时, 自然地景在园林设计中起到直观重要的作用。
一、纪念性空间概念
当前对纪念性空间的理解是:“为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革命烈士而建置的空间。”纪念性空间也体现在纪念那些在一定时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感情的某个事物或事件, 人们为了见物思人或见物思物对其进行特定的浓缩, 借以表达人们对他们的感情。然而纪念性的东西并不都是具有悲伤和庄重的情感, 而恰恰相反, 有的纪念性空间带给人的却是一种幸福和美好的回忆, 甚至“有些是在现实中还没有存在的东西……人们在体会这些东西时自身对其怀有深刻感情而创造出一种带感情的事物, 借此来寄托感情。”[1]纪念性的空间可以分为公众性的纪念性空间和私密性的纪念性空间, 米兰纪念公墓属于公众性的纪念性空间。
二、米兰纪念公墓像一座城堡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2]从生到死这一永恒的演变过程涵盖了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空间是没有特质的, 而场所都是有性质和精神意义的, 换句话说场所则是具有差异性和具体化的空间。墓园正是作为生与死共存对话的特殊场所。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曾提出过“场所精神”这样的理论。所谓“场所精种”是早期罗马人的思想观念, 根据罗马人的信仰, 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 守护神灵这种灵魂赋予了人和场所生命, 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 同时也是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特性和本质。这就说明墓园也应该有其自身的“场所精神”, 那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缅怀故人的一种精神依托的场所。为了纪念我们爱的人, 因此墓园才有了其自身的场所精神。逝去的人是这一场所的承载对象, 而墓园则发挥了一种载体的功能。墓园的另一层含义是通往天堂的圣地, 因此墓园的存在也变成天堂圣地的标志物。墓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下, 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形式与功能。在现代西方社会里, 由墓地构成的墓园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园林。作为初始功能来说, 墓园是安葬逝者的场所, 而作为它的二次功能或者它的外延, 又具有一定的公园性质, 为人们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园林场所。意大利的米兰纪念名人墓园就是这样的园林典范。
米兰纪念公墓位于米兰市区的西北处, 面积有2 5万平方米。因为墓园规划整齐, 在这里漫步使人感到很轻松。位于中心的建筑物是火葬场, 由Maciachini所设计, 建造时间是从1860年到1897年。它是新中世纪风格, 并带有托斯卡纳和威尼斯风格。它建立在一条从Porta Volta延伸来的宽阔的林荫大道的尽头。这里的入口会把你带到“法梅迪奥”灵堂的中心部分。法梅迪奥灵堂里埋葬了一些著名的米兰人的遗体, 例如著名诗人曼佐尼, 还有被誉为“意大利革命的音乐大师”——朱塞佩威尔第。米兰纪念公墓是从1866年开始使用的, 而到现在已有成千上万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名人安葬于此。本来墓园是一个让人很毛骨悚然的地方, 然而, 当你在米兰纪念公墓的墓园中散步时, 这种恐惧感完全被墓园内强烈的艺术气息驱走, 整个墓园就像是一座完美的城堡。
走进米兰纪念公墓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城市一样, 进入防卫用的铁栏门便是墓园外围的一个小的广场, 正中央就是有名的“法梅迪奥”灵堂。从灵堂的外观上来看, 横向重灰色的砖线条纹装饰浅灰色的建筑立面, 给人心理上平稳、庄重的感觉。另外, “法梅迪奥”灵堂也是一座分割墓园内部与外部广场空间的建筑。你可以迈上几步台阶穿过“法梅迪奥”灵堂, 或者不走台阶直接穿过灵堂两边的侧门都可以进入墓园里。当你进入到墓园里面时, 给你的第一感觉便是墓园内的设计完全没有了那种使人紧张不安的感觉, 它创造出的是一种祥和、安逸的气氛。最具吸引力的便是墓园内的一尊尊雕塑, 艺术地诠释着一个个的人生, 让更多的后人来此解读回味, 从而丰富了墓园的文化内涵。用公园的概念来理解墓园, 把已故的亲人安放在这样一个风景优美、如诗如画的环境中, 也正是每一个晚辈所希望的。米兰纪念公墓用公园的手法来设计墓园, 而不是以传统意义上排排墓碑的形式, 这样不但为已故的亲人营造了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舒适环境, 也为祭奠的人创造了一个优美惬意的环境。
三、平面布局
整个墓园采用的是规则布局手法, 以矩形为主, 墓园整体形状成对称的形式。整个平面又像是哥特式教堂的立面图, 因此从平面图上便可形成一种向上的动态空间感。宽阔规整的道路铺满了碎石, 整个墓园就是一个规整的园林, 加上周边建筑的形式, 显得墓园格外肃穆与庄重。墓园的庄重与肃穆既是对逝者的尊重, 也是对生者的慰藉。这也算是营造墓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体现了对逝者人格尊严的尊重, 也体现了对生命的礼赞与珍视。米兰纪念公墓的设计, 主要体现在整齐的秩序感、错落有致的节奏感及韵律感。整齐主要是通过园内道路与墓区的规则式布局来体现的, 错落有致是通过墓园中的墓碑雕塑以及植物来表现的。
“法梅迪奥”灵堂前的半圆形小广场的延伸是整个墓园的主干道, 也是墓园的中轴线。中轴线上墓园的中心与“法梅迪奥”灵堂相对应的是中央火化场。整个墓园基本处于同一平面上, 但考虑到丰富空间的效果, 设计者还是用了高差处理, 沿着中心轴线向两边分散开来, 在墓园两边的边缘处的公墓地带都上升了几个台阶, 与中心主园区形成高差的对比。这样的高差处理使行走在墓园内的游人不会感觉空间的单调, 并且整个墓园视野开阔, 站在园内可以深深感受到大地和天空, 这样对消除人的恐惧感也有很大的帮助。
四、小景营造亲和力
美国建筑师凯文林奇曾声称:“一个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它的拥有者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墓园的拥有者固然是逝者, 而从墓园作为公园这一角度出发, 当你走在墓园中时, 其拥有者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你”。墓园固然需要一些庄重肃穆的氛围, 但不等于必须让人感到紧张与不安。在体现这一原则时, 米兰纪念公墓墓园设计并没有给人以不愉快的感觉, 相反还使人感到亲切与自然, 使人感觉阴阳两界并非遥远与对峙, 生者与逝者可以在这一场所进行交流。由此, 人们对死亡并不必感到恐惧, 反而对生命更加尊重与敬畏, 对生活更加珍惜与热爱。在米兰纪念公墓墓园中, 墓地的小环境常常由逝者亲人们自己动手来营造。他们可以在墓地边界的周围种植树木和花卉, 面积较小的也可摆放花卉。很多墓碑前都放置有烛台和陶瓷等小艺术品, 使得墓地的氛围生动而又温馨。
五、墓碑雕塑
进入墓园的人总会被墓园内的石材雕塑所吸引。在米兰纪念墓园内陈列着各种风格的雕塑, 每一件雕塑都是如此的精美, 以至于每一件雕塑都是一件很完美的艺术品, 墓园的设计者也正是想用雕塑的形式来阐述每一位逝者一生的故事。一般的公墓大多都由整齐排列的墓碑组成, 而米兰纪念公墓则是用一座座雕塑来代替直线条的墓碑, 也正是因为有了雕塑的艺术气息弥漫在整个墓园中, 整个墓园才会显得如此的有亲和力。我们可以将美国洛杉矶纪念公墓和米兰纪念公墓做一比较。虽然, 美国洛杉矶公墓种满了绿绿的草坪, 但是也无法削减其中浓厚的紧张气息以及单调的空间感。相反, 米兰纪念公墓里虽然没有大面积地种植草坪, 但却丝毫没有让人紧张不安的气氛。
六、反法西斯纪念碑
世界反法西斯纪念碑位于墓园入口的半圆形小广场上。它的象征意义符号来源于古希腊十字架, 整个设计采用钢管与大理石结合, 用钢管架起一个立方体, 立方体的六个面分别做成十字架形状。两块大理石分别悬挂在钢架两脚相互对立, 且大理石是一黑一白两种颜色, 分别代表了黑暗与光明, 白色在上黑色在下, 这样的用意充分体现了纪念碑的主题。立方体下面的十字架用了反光很强烈的不锈钢材料, 可以像镜子般反射光线。两两对立的两个面的十字架相连通, 将联通后的十字架钢管中央镶入磨砂玻璃, 形成一个磨砂的玻璃方盒子, 盒子内设置了一盏小烛台, 夜晚烛台点亮时微微的暖光透出磨砂玻璃代表了光明和希望。反法西斯纪念碑用抽象的设计手法打造了一个现代感和造型感都很强的艺术品, 硬朗的钢架和玻璃材料正反应出人们对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强烈愿望和决心。
七、植物
“在原始的宗教心灵中, 树即宇宙, 由于树使得宇宙能再生, 同时总括了宇宙……”[3]米兰纪念公墓这一花园式墓园在植物栽植上也很有讲究。墓园内选择的植物既有表现丰富物种的功能, 又符合造景上的需要, 市民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体验, 比如观赏树木、闻闻花草、赞美果实、触摸绿叶等。同时植物还起到了划分空间、丰富空间层次的作用。墓园内运用了对植、行植、带植、丛植和孤植等种植方式。道路两边的树木便是运用了列行种植的方式, 起到了界定空间的作用, 两列树之间是供行人游走的道路, 树木两旁则是墓地。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被精心修剪过的植物, 例如被修剪成各种形状的冬青和侧柏, 规整有序地罗列在墓园之中, 营造了墓园的庄重肃穆的气氛, 同时也给人清新的感受, 从而也就消除了游人身处墓园的紧张心情。这也充分展示了人工对植物修剪的技艺之美。然而那些单独可以形成庞大形状且具有美感的参天大树, 则单独种植在墓地之中, 从而形成独立为林的壮丽景观。
八、结语
米兰纪念公墓主要是通过墓园内的精美墓碑雕塑来渲染一种具有亲和力的纪念性墓园空间。同时, 设计者也在墓园的建筑材料及整个色调上营造了一个令人敬仰而又安静的纪念性场所。用埃利亚德的话来说, 正是岩石、植物和水, 这些主要的自然物体使得场所变得有意义或是神圣。因此, 在墓园设计中有时也需要注重地景, 也就是场地的选择。有时, 自然地景可以在园林设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以上提到的三大元素运用得体, 就将创造出有归属感、认可感的场所。
参考文献
[1]黎慧华, 周建华, 徐卫林.浅谈纪念性空间的创造.见:山西建筑。2007 (11)
[3][挪]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24页
[1][挪]诺伯格舒尔茨.存在空间建筑.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2][意]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黄士钧译.刘先觉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美]约翰·O.西蒙兹/巴里·W, 斯塔克.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朱强, 俞孔坚, 王志芳, 孙鹏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4][英]勃罗德彭特.符号·象征与建筑.乐民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5][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 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纪念空间 篇2
2. 你有整个世界,而我将一切抛弃追随你,尽管我明白,我只不过是你眼里无人的空白。
3. 等我足够强大时候,一定成为你最耀眼的太阳,只为你一人散发光芒与温暖。
4. 陪伴是什么大概就是你能够懂得我是这样的人了还愿意站在我身边
5. 若你成了睡美人,吻醒你的人不一定是我,但守护陪伴着你的人一定是我
6. 我们用各自的时间陪伴了彼此,这种陪伴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计算和考验。<文艺风象>
7. 能不能陪我走完一个十年,无论以怎样的身份……
8. 你说的,我不记得了。我说的,你也忘了,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9. 如果,年华不曾走远,我不愿拥着一池冷寒,以孤独的背影在风霜相催的承载下落寞告别,一路走远。
10. “当你见证了你喜欢的明星从跌倒到爬起,你见证了他平凡的一面和光耀的一面当你看着他从幼稚变得成熟,从退缩到勇敢你再也放不下对他的喜欢了——郭敬明”
11. 最初遇见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当我们兜兜转转,磕磕碰碰走完一段路时,才会知晓谁是陪你走过来也有可能陪你一起走下去的人。
12. 对我来说,什么“岁月静好”,什么“君生我未生”都太过玄幻而且充满距离感,我所认为最美好的,莫过于我在陪的,在陪我
13. 陪伴远比甜言蜜语来的实在……
14. 哥哥一共唱了其新歌《我》两次,他向观众说:“你们要留意这首歌的歌词,因为那是我的心声!其实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从来不理外间不三不四的传闻。我想你们都不会理的!Who Care!只是那些偷拍我的人偷偷摸摸,我整天都想被人拍Close Up!”这段话明显是呼吁传媒不要偷拍他与唐生,要拍就光明正大的拍。由于观众反应相当热烈,故令哥哥十分感动,在台上不停表示好开心。 ——张国荣香港演唱会
15. 完show后哥哥即穿起浴袍会见传媒,但却没有接受访问,离开时只笑向传媒说:“行啦!你们看见了什么就写什么啦!” ——张国荣香港演唱会
16. 情深投入时,张国荣不时望向唐唐唱《为你钟情》及《I Honestly Love You》,又骂记者:“我觉得用中文说我爱你,太肉麻,所以我只可以说I love you,我是一个专业歌手,我唱歌是唱给所有听众听,不会只对著一个人唱!那些记者真是太差,我如果要唱给一个人听,我anytime都可以唱给他听,睡觉前唱给他听,睡醒后唱给他听,用不著开个唱时,只唱给他一个人听,写这些报道的记者,应该shut up!”
17. 朝暮岁辰伴,凡年酒换柴。——就酱<重生之何以非凡>
纪念性空间设计中的表现形式探析 篇3
纪念性空间不同于普通城市公共空间,其更注重纪念主体的表达,有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纪念,也有对某一人物的纪念,甚至可以是对一座新兴城市的纪念,但无论纪念主体如何改变,在具体的设计表现手法上,不同的空间类型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观的改变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还原式表现
还原即是重现,是指利用现代模型材料真实的重塑重大事件发生场地的地形、地貌,或是纪念主体物的模型还原。这类表现手法较为直接,其最大的特点是注重感官上的还原体验,以具体景物的真实再现作为具象的表达途径,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历史原状,让人们更直观、生动、准确的了解所纪念的主体。目前国内许多以战争作为纪念内容的场地,大多数采用了还原式表现手法,具体形式上有通过对战争场景的还原,对特定历史时期建筑、服饰以及生产工具等的还原,以期达到带领参观者穿越历史、感受历史的效果。
符号式表现
纪念性空间的主题性非常突出,有纪念著名历史人物的,也有纪念重大事件的,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需要在场地中塑造一个形象,让人们通过某一形象来唤起情感上的共鸣,这个形象就来源于纪念主体本身,如美国林肯纪念堂中的林肯雕像,我国南京中山纪念堂里孙中山的雕像等,这些雕像都通过非常具象的表现形式突出了纪念主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具象表现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要求,设计师开始寻求更加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如美国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在近千份的设计方案中,最终一份具有颠覆性的向地下延伸的三角形方案脱颖而出,主创人员解释为“大地的伤痕”,所以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替代了传统的纪念碑形式,简洁的符号符合现代主义的设计特点,向下延伸的创意拉近了民众心理上与逝者间的距离,这种现代符号式表现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现代纪念空间的设计之中。
借用式表现
从古至今,在纪念性场地的设计中,人们试图将纪念意识注入到某一载体之中,于是,雕塑、纪念碑等构筑物便成为了纪念本身的物化载体,这一载体不受体量、大小的限制,甚至可以是一座建筑,都被直接用以表达人们的纪念意识,如河南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就是采用塔作为纪念事件的载体,在我国,塔是传统佛教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用以安放高僧的遗骨,也或者是景区中登高远眺的地标性建筑,而在二七纪念塔的设计中,创作者直接借用古塔的形式,并加以再创作,成为了借用手法的一个典型案例。还有,我国唐代的太子李治,为纪念生母而修建了著名的“大慈恩寺”,以一座寺庙作为纪念的场地,所以,直接借用现有时代的建筑形式,也是纪念性空间设计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
隐喻式表现
隐喻式是相对表达较为委婉的一种手法,设计师注重设计作品与人们心理上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善于运用含蓄的手法打动参观者,如空间的私与敞、布局的疏与密、线条的整与乱、色彩的冷与暖、光影的明与暗、材料的硬与软,肌理的滑与糙等等都是设计师需要把握的内容,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来达到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立与人们心灵上的沟通。如唐山大地震纪念碑,设计采用一面面重复的、冰冷的矩形石材构建主体轮廓,每面墙上均刻满了遇难者名单,从巨大的石碑前走过,特别突显人们在自然面前的渺小,灰色的色调也表达了人们对那场灾害的哀思;美国越战纪念碑在材料选择上选用了黑色的镜面石材,人们站在碑前,看着碑体上自身的投影,似乎是逝去的亲人就站在自己面前,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这种隐喻式的设计形式也是人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
保留式表现
保留式就是对事件发生现场不做任何人工参与,可以称为一种零介入模式,完全保留了事发那一瞬间的现场原貌,这一类型表现手法通常被用在纪念重大历史灾害性事件之中。如日本分布众多的地震纪念馆中,很多永久性的保留灾害发生时大地裂开或房屋倒塌的一处真实场地,这种设计方式是为了让人们零距离感受到灾害的严重性和破坏性;美国911恐怖袭击过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决定不复建原有建筑,而是在原址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深坑”形纪念场地,基本上保留了灾难发生后的场地轮廓,这种对原址的保留式处理方法在纪念性空间设计形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叙述式表现
在空间设计中运用叙述的手法对纪念性场地进行设计的也比较常见。叙述通常是以碑刻文字的形式对纪念性事物进行记载,如沈阳918纪念馆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座石砌的日历,上面的日期停留在1931年9月18日这天,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入口的墙体上,用非常醒目的字体深深刻下了30,0000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数字,让人们仅仅通过这一数字就能感受到那段地狱般的时期。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文字也是纪念性空间设计手法中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
(作者单位: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作者简介:赵 静(1986-),女,辽宁鞍山人,硕士,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纪念性空间的不同建构逻辑 篇4
柏林国家美术新馆与金贝尔美术馆出自两位众所周知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大师之手———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康。密斯倡导自由流动的“通用空间”和预制装配式的建造方式,善于玻璃和钢的运用,并且有结构的精确表达和细节的处理。而“建筑哲人”路易斯·康则倡导精神性空间的表达,建构、材料与精神性空间近乎完美的呈现了一种逻辑的整体性。二者相比,密斯偏“理”而康则更重“情”,并且这种区别在建构的表达中也有很清晰的体现。柏林国家美术新馆和金贝尔美术馆作为这两位大师的晚年成熟作品,由于其类似的功能定位和纪念性主题,为我们横向比较二者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机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纪念性建筑中建构特征的发展倾向。
2 建筑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柏林国家美术新馆还是金贝尔美术馆,在平面布局上都呈现了一种空间上的均质性和对称性,体现了一种类似古典主义纪念性空间的形态。二者同样被设计为上下两层———基座与主体两个部分(主入口都被设置在基座之上)。在平面和空间上的类同,为解释其设计思想以及建构特征提供了可比性。
1962年密斯获得了柏林新美术馆的设计委托,设计要求包括一个长久陈列绘画藏品的大型展览空间,还有一个临时展厅。密斯的设计方案延续了其一贯的纯粹几何空间设计思想,并延续了对玻璃和钢的使用———一个漂浮屋顶下的方玻璃盒子(见图1)。建筑由一个玻璃大厅和由八根柱子承托而起的镶嵌房顶组成,玻璃幕墙则退后布置,不但让柱子跳脱出来还保持了出挑屋面的浮游之势(见图2)。通过几何形体的严格划分,他对空间的控制传达至每一细部,从而确立了一种理想化的理性秩序。一个四四方方的、拥有四个正立面的建筑体现了一种多向性的吸引力,不但赋予建筑更多的焦点特征,还使其成为众人视线的中心。主要美术品多数陈列在地下层中,应用人工采光,下层的封闭与上层的轻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座建筑将空间概念重新诠释为一种十字形支撑的空间构架,具有古典主义纪念性空间的精神。
纪念性空间可以被呈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纯粹几何形,也可以用重复的“空间元”为基础来构建秩序,就如同古典柱廊和连拱所呈现的空间特质。金贝尔美术馆的平面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设计思路。整个美术馆由长方形空间元构成,形成基本轴对称的连续而重复的空间秩序(见图3)。每个长方形空间元上都架有由四个混凝土支柱承托的长筒形圆拱,形成基本的结构元。在这样的基本秩序中,主楼梯和三个庭院遵循平面的轴对称逻辑秩序,使原本可能过于重复的内部空间变得丰富。在立面上,连续重复的拱成为整个建筑的最主要特征。在西面最后一个拱券则打破了原有的实墙,成为建筑西端的外廊,强调了入口并与其他部分形成了明显的虚实对比(见图4)。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采取拱券形式,是由于康对于自然光的独到见解———“自然光使我们可以接触到永恒,是惟一能成就建筑艺术的光”。于是,康在每一个筒形拱下面都设置了一个金属的光反射装置,光从拱顶的开口进入,反射到弧形的屋顶上,再漫反射到画作上,使得建筑内部呈现出曼妙而充满变化的空间效果。这一构造形式成为了美术馆设计上的经典。
比较二者不难看出,在表达纪念性空间上,密斯与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一个是纯粹而集中的大空间,一个是严谨排列而成的重复性空间;一个以钢和玻璃为主而另一个以混凝土与石材为主;一个采用人工光源而一个采用自然光。同样是纪念性的展览建筑,这些在建构逻辑上截然不同的差别导致了建构风格的迥异。
3 建构的基本特征
每个优秀的建筑都有符合自身环境、空间特征的建构逻辑,我们无法比较孰优孰劣。但柏林美术新馆和金贝尔美术馆都体现了一种结构理性主义的特征,体现出结构的真实性和清晰性。同时,建构本身在传达古典性、纪念性精神的时候,在建构艺匠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柏林新美术馆最大的特点是厚重并往四周延展的屋顶,八个十字形钢柱避开建筑角部位置支撑起屋顶,体现前所未有的轻盈感。平面受控于严谨的十字正交网络。十字形钢柱曾经在著名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中出现过,镀铬表面材料的十字柱被认为有暗示古典柱式凹槽的意图。不过,德国馆中的十字柱与屋顶的交接方式是直接相接,没有节点的处理。而柏林美术新馆的十字柱则是两个工字钢相交后的产物,自上而下略有收分,而暗喻柱式凹槽的意图也更加明显,最为不同的是与屋顶的交接方式变成了铰接式的柱头,多少也有点暗喻古典柱头的意思,并且确保了屋面的漂浮感。悬挑的屋顶下形成了神庙柱廊意向的灰空间,并且也使玻璃不因反光过强而变得厚重,形成了具有轻盈感的表皮。
到了室内,屋顶构架用油漆涂成深灰色,几乎接近于黑。屋顶下由轧钢桁条组成的多层次网格系统,通过光的反射,一种神秘而高深莫测的观感悄然而至。人们在这个密斯的终极作品中,除了目睹了一种高度完整的建构设计外,还可以体验到广阔空间中漂浮的中性板片形式带来的神秘和崇高。
金贝尔美术馆的重复单元也体现着一种神庙式的典雅。为了突出拱顶单元的“自主性”,康没有让相邻筒形拱共享立柱,而是在每对拱顶交接的地方各自使用两个柱子,将它们彼此脱开,形成一道2 m宽的间隙,恰好给设备层留下空间。在平面和立面上就形成了“ABABABA”的韵律变化。这些间隙同时会产生一种空间转换的感觉,而拱廊似的立面和空间体验也暗喻古典的纪念性情结。
康在建构的处理上基本遵循砌体填充结构与构架结构两部分的思想。在混凝土结构和起填充作用的钙华板之间,有意识的营造了一种对比的效果。比如说侧墙便在整个底层高度使用了钢筋混凝土。上有灌铅的螺栓孔,窗板的设置也相当考究且表现的朴素清晰。而架设在顶层的拱壳,同样在端头和立柱上使用了暴露的混凝土,它们不但拥有连续的基础,还在立柱与拱顶之间增设了简化的柱头。但对于拱顶及其间隙的空间跨度来说,则使用钙化板进行了填充,这是一种适用于主要楼层空间且明显不乏实用性的贵重材料,它使顶层表达出了一定程度的开敞,并同底部的牢固稳健形成了反差。钙化板所沿用的砌筑方式,还反映出石砌体传统的一面和其作为墙体而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与此同时底层所采纳的混凝土整浇方式,却取得了同窗板安装程序相一致的,更为机械化的处理效果。在外置的门廊中,拱顶更成为独立元素呈现出来,使得结构的表述更加清晰。于是,基座、拱顶、承重柱和填充墙就形成明晰的相互区别的建构特征。
金贝尔美术馆中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双向反射的采光装置,除了塑造展示光环境的作用外,也使得整个屋顶变得更加轻盈和通透。光线散射的拱顶拥有自身独特的天际线,就像人工打造之下的神圣拱顶的新型变体。
金贝尔美术馆中的细部设计也有着令人难忘的品质,主楼梯的扶手更是其中精彩一笔,它将一端连续的不锈钢卷成曲面,不但同人手相匹配,还通过末端展示了自身的制作方式及其材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比较与分析
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是表达一种纪念性的主题,两位大师在这两个建筑中体现出一些类似的建构手法:基本上都借鉴、简化和改进了经典的纪念建筑建构形式,柏林美术新馆是古典梁柱式的再现,而金贝尔更像是拱廊和顶部采光的古典神庙的现代诠释,两个建筑都呈现了建构的“非物质性”;在建构的细部,似乎也体现出这一点,柏林美术新馆的十字柱与铰接柱头,金贝尔的拱顶和“柱头”;无论是柏林美术新馆的钢框架结构和玻璃围护结构,还是金贝尔美术馆的混凝土构架拱券和钙化板填充墙,这两个建筑都呈现建构的清晰性和逻辑性。
对于屋顶建构的处理二者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柏林美术新馆呈现的是密斯的一种“黑美学”,呈现一种反光下神秘的漂浮感。而金贝尔则是将天光的漫反射让建筑变得透明而灵动。无论是现代的玻璃、钢和混凝土,还是传统的砌筑结构,这两个建筑都将这些材料有选择和逻辑的组织、建构起来,与建筑空间一起,很好的表达了纪念性建筑的隽永氛围。
参考文献
[1]李大夏.路易斯.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肯尼迪.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城市纪念空间的等级性与伙伴关系 篇5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纪念空间是一种重要类型和组成部分。以古都北京为例,北京城市纪念空间不仅数量众多,遍布城市各处,而且许多具有重要影响,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李大钊故居、中山堂、梁启超墓、文天祥祠、徐悲鸿纪念馆、五四大街等。根据目前已经出版的众多专著、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的网络等媒介资料统计,当前北京明确可考的城市纪念空间总计超过1 350处。这些纪念空间有的是在城市历史演化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纪念性,有的是为了特定的纪念目的新建或改建而成。
由于城市纪念空间是获得城市与社会认同从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纪念场所,因此往往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思想意志,呈现出不同强度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强弱不同反映在空间上,使城市纪念空间表现出鲜明的等级性。同时,纪念行为自身的规律又使纪念空间具有一定程度的聚集趋势,表现出一定的伙伴关系。城市纪念空间的这种等级性与伙伴关系在古都北京体现得尤为显著。
1 等级性
由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身份,使得等级性成为城市纪念空间的一种突出特征。自元代以后,北京城市纪念空间就以其重要影响力与代表性而全国知名。北京城市纪念空间的等级性主要表现为众多在全国具有统治力的国族纪念场所以及众多纪念空间的代表性地位。
1.1 国族纪念
北京许多纪念空间是属于国族性质的纪念场所,这些国族纪念空间或在国内独一无二,或在全国同类纪念空间中处于最高等级,不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认同性与影响力,而且在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全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心中的神圣场所。
北京国族纪念空间的兴建从建都起至今未有间断:孔庙、太庙、历代帝王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纪念场所,是元明清三代国内最具影响也是等级最高的纪念空间,初步确立了北京城市纪念空间在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地位;建国后,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的建成,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北京的城市象征;20世纪80年代,北京建成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2000年,北京建成了新千年中华民族纪念的中华世纪坛。一系列国族纪念空间通过国家主导、全民参与的方式,营造出表达国族精神、强化国族身份、创造集体记忆的物质实体和视觉形象。作为民族国家中纪念空间的顶级形态,北京的国族纪念空间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驰名作品,也成为不同时期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城市物体实体的代表(见表1)。
1.2 代表地位
从历史上看,北京纪念空间中有很多场所同统治阶层之间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内具有代表性地位。
北京历史上不少纪念建筑都带有“敕建”字样,说明兴建之初的政治背景。如元代北京建城之初就兴建孔庙作为皇室宗庙,明代以后又在城内大量敕建关帝庙,与孔庙共同构成“文武二圣”的纪念场所。 很多忠烈祠堂也是由中央敕建,如明成化二年(1466)宪宗皇帝特诏兴建于谦祠,清光绪年间为战死沙场的武将僧格林沁立专祠等。在西山地段的众多皇室陵墓,也是北京城市纪念空间的国族中心性的代表。
今天,北京很多纪念空间仍然具有国族性甚至世界性的重要地位,不少被作为中国的标志和对外的窗口,成为接待国内外纪念与参观游人的重要场所。
2 伙伴关系
北京城市中的许多纪念空间往往还相互联系结合,构成纪念功能上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有的是主动生成的产物,有的是在共同纪念目的下的无意识结果。这种伙伴关系主要表现为相似纪念主题的聚集关系和相同纪念主题的重复关系两种。
2.1 相似聚集
这是具有相似纪念内容与主题的纪念空间在城市中聚集分布的一种现象。通过这种聚集形成的伙伴关系,各个纪念空间凝结为具有多重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无论是空间整体还是伙伴空间个体的纪念功能、城市地位与影响力都得到显著的增强。
相似聚集的最典型代表是天安门广场周边由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太庙、中山公园共同形成的城市纪念空间群体。它们彼此之间的空间形态与纪念主题不尽相同,但同作为国族纪念空间又具有很多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促使它们相互聚集,形成了北京城市纪念空间的顶级形态,它们共同围合的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交接的区域也成为城市的核心。
相似聚集的其他个案还有永定河畔的卢沟桥遗址、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雕塑园等共同形成的以卢沟桥事变为主题的纪念空间聚集群体,五四大街与周边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纪念墙、五四广场、五四纪念碑共同形成的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主题的纪念空间聚集群体,长辛店以“二七”革命与工人大罢工为主题的纪念空间聚集群体、宣武区的名伶故居聚集群体等。这些纪念群体都成为北京城市中最重要的纪念功能空间和区域,群体中的每个伙伴个体都因为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体的功能增强同时也是对伙伴功能的提升,单个伙伴空间所具有的纪念功能和承载的历史信息是孤立的、断裂的,依靠伙伴关系聚集起来使空间赋予了崭新的、完整的历史信息,纪念功能的增强远远大于空间的简单叠加。
2.2 相同重复
在北京城市空间中,还有很多具有相同纪念主题与空间类型的纪念空间,它们虽然分布在城市不同位置,但由于相同的纪念内容与空间形态,带给人们一种重复的空间体验。这种相同重复的伙伴关系,正是这一类城市纪念空间提升空间影响力、增强纪念功能的手段。
例如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北京共有七处。从每一处单独的纪念碑个体来看,空间规模与城市影响力都不大,但是相同的主题与形态使它们通过伙伴关系共同形成有机的整体,相互之间既是重复又是互补,通过反复重复的空间体验与刺激,增强了人们对于空间个体的认识,使三·一八烈士纪念碑成为北京仅次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纪念碑空间。同时纪念碑个体通过伙伴关系讲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历史事件,加强了人们对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记忆。
类似的相同重复还经常在名人故居中发现。北京城中有很多名人保留有两三处以上的故居,例如鲁迅在北京就有过四处故居,老舍有两处故居,毛主席故居有三处。这些故居分布在城市各处,但都具有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通过相互重复加强城市影响力,互相促进补充,共同讲述着一个完整的故事。
3 结语
等级性使城市纪念空间在纵向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划分出具有不同影响力与认知度的纪念空间场所,而伙伴关系是城市纪念空间在横向层次上的一种聚集与联合,是纪念空间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组成伙伴关系的纪念空间之间往往受到等级制约,呈现出等级相似性。当然,作为城市集体记忆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纪念空间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社会认同与社会选择的结果,等级性与伙伴关系的形成也来源于此。它们一种体现出社会对不同纪念主题的重视程度,一种反映出人们对相似主题的持续关注,深层次上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层面在城市空间投影后的不同反应。
摘要: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城市纪念空间的相关概念,深入分析了北京纪念空间以国族纪念和代表地位为主的等级性质以及表现为相似聚集和相同重复的伙伴关系,具体介绍了相关案例及其空间特征,以指导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工作。
关键词:城市,纪念空间,等级性,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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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巍,朱文一.北京的名人祠庙[J].建筑创作,2008(2):157-162.
[3]高巍,朱文一.纪念馆园在北京[J].北京规划建设,2008(1):109-113.
[4]高巍,朱文一.北京名人墓[J].建筑创作,2007(10):198-203.
[5]高巍,朱文一.名人故居与北京城[J].建筑创作,2007(8):166-171.
纪念空间 篇6
“历史上的纪念性建筑, 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其建筑艺术表现和表现手段是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1]。在这种传统观念下设计出的纪念性空间, 大多是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 有着严整的空间序列, 巨大的尺度和体量。但它们是和参观者相对立的, 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纪念性情感需求。
到了现代, 传统的纪念性空间形式和纪念观念已经画上了句号。人们开始寻找人性化的纪念性空间, 逐渐从单一的模式走向多元化。此时的纪念性空间无论在纪念观念、纪念对象上, 还是在空间形式、设计手法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一、纪念主题多元化
纪念目的的变化造成了纪念对象和纪念主题的多元化。传统的纪念性空间是以表现宗教的神秘、宣扬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歌颂封建君主的丰功伟绩等为目的。而现代纪念主题更加丰富, 不仅纪念伟人, 也有纪念普通人、文化遗迹, 甚至动物的。如艾滋病人纪念碑、文化遗址纪念园等。此外, 还有纪念事件的, 如香港回归纪念碑、奥林匹克纪念园等。现代纪念主题少了以往必须出现的神秘性与严肃性, 不以正面形象为唯一性。
现代的纪念性空间不再像从前那样, 只是为了彰显神灵、君王的力量和功绩, 更是为了普通人纪念情感需求——回忆与传承历史。例如, 葡萄牙里斯本的地质纪念碑向人们展示了当地2100万年的地质变迁历史。这个纪念碑的主体就是一块有2100万年历史的岩石和一面支撑它的混凝土墙。在墙面靠近土坡并能从街道看见的位置上, 雕刻着这样一句话:“20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在这句话下面则镌刻着关于沉积在那里、已演变为化石的海床的详细的教育性文字。在混凝土墙的背面, 沿着平台放置了一块瓷砖板, 上面印有放大了4000倍的出现在地质土层上的苔藓虫群图像。它似乎将隔离开的地质土层开启了一条缝隙, 向人们展示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二、设计手法多样化
传统的纪念性空间主题大致相似, 往往是为帝王歌功颂德, 表现其丰功伟绩。纪念性内涵的表达方式也相对比较单一, 设计手法也比较程式化, 往往是沿用纪念碑、纪念柱、凯旋门等历史形式。而这种简单地沿用历史形式的程式化的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需求。
现代主义出现后, 纪念性建筑空间不再盲目地歌颂崇高和伟大, 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理性反思的特征。人们将视线转向了纪念性空间与所处的场所特征, 并与当地社会环境的有效结合, 注重与周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结合, 注重文脉和地域性, 使观众心理上产生场所感和认同感。因此, 不同的建筑师也根据自己对纪念性主题内涵的理解, 创造出赋予个性特色, 能表达丰富纪念性情感的独特形式。
我们对比一下柏林欧洲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和波士顿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 就可以看出两个同样表现犹太人苦难历史的纪念碑, 依据建筑师个人的理解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构思, 富于个性的表现。
柏林欧洲犹太死难者纪念碑 (图1) 的设计者是来自美国的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这座纪念碑是由2711块灰色的长方形水泥柱组成的。2711个水泥柱以不同的角度微微倾斜。在水泥柱之间, 是窄窄的小路, 只能容一人通过, 其间地面高低不平, 行走起来颇为困难。参观者必须在这片极易迷路的水泥“丛林”中找寻出路, 并从中体会到当年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行走在集中营里的感受——失落、恐惧和无助。
同样表现犹太人历史的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图2) 却是另外一种设计手法。纪念碑由六个玻璃空心塔组成, 塔壁上刻有集中营囚徒代号和幸存者的语录。1993年4月18日 (大屠杀纪念日) , 人们在纪念碑下埋入永久封箱, 内中保存由新英格兰地区民众提供大屠杀中的死者名单。
三、空间设计人性化
传统的纪念性空间是与参观者对立的, 是高高在上的。设计者往往用高大、垂直的纪念物表现至高无上的权利, 用巨大的尺度让人产生敬畏。而现代纪念性空间更注重观众与纪念性空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注重观众的心理体验。纪念性空间的设计开始从单一的高大的纪念物的设计转向了对纪念性空间、纪念性场所的塑造, 注重观众的心理体验, 营造感人的纪念性气氛。
罗斯福总统纪念园 (图3) 的设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参观者与纪念性空间实体的对话与交流。纪念物没有强加给观众任何东西, 参观者可以随意选择游览路径, 人们是在闲庭信步般的参观中慢慢地用心灵去体验和感知罗斯福总统的事迹和品格,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精神风貌。罗斯福总统纪念园的设计采用了一种非常自然活泼的纪念性公园设计形式。它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纪念性空间体验, 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纪念性空间设计。设计师哈普林在设计时曾说:“我们希望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纪念园:它给人的环境空间感受主要是依靠参观者与参观对象的对话与交流, 而不是依靠纯粹的视觉艺术效果;它是生动活泼的、鼓励参与并适合所有年龄层次的人。”
柏林欧洲犹太死难者纪念碑 (图1) 的设计者彼得·艾森曼说:“我们并不是纪录, 而是要创造给每个参观者的活动提供很多可能性的场所。在这里参观者可以冥想, 可以吃午餐, 也可以散步。这不是一个给定主体的公园。这个公园是一个提供真实的体验和感受的地方, 不是要去理解, 而是要去感受这种体验”[2]。
现代纪念性空间往往为欣赏者提供更多的思辨机会, 更注重参观者的理性批判与思考, 这是对接受者发展了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文化艺术素养以及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应答。
四、空间功能复合化
现代纪念性空间的塑造正取代纯粹纪念物的设计, 并成为表现纪念性主题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纪念性空间的世俗性大大加强, 空间功能的复合化、设计手法的多样化给纪念性空间带来了活力。“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写道:‘古老的纪念建筑在世上作为一种固有的形式已经过时了’。20世纪以来认为纪念建筑应当赋予新的形式和新的目的和新的意义。纪念建筑 (Monument) 和纪念性建筑 (Monumental) 不再被认为是死者的房子, 而是一种更加广泛的含义, 体现一种活着的纪念物, 以纪念人和事, 不只是纪念用地, 而且是公共活动的用地。”[3]
例如, 罗斯福总统纪念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在表达纪念性的同时, 也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亲切而轻松的游赏和休息环境, 体现了一个民主的形象, 并把纪念的罗斯福总统的形象定格为一个人, 一个总统,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
现代的纪念性空间在表达纪念性的同时, 已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游憩性的功能, 和市民的游憩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戴安娜王妃纪念园 (图4)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纪念园通过一条项链式的喷泉水系来表现戴安娜王妃的优雅和亲切。不同的水流形态、不同的水速、不同的水声, 都反映了戴安娜生命中多样的个性[4]。”它用简洁的白色花岗岩水渠来表示王妃的性格, 通过性格来纪念、怀念戴安娜王妃。同罗斯福纪念园一样, 戴安娜王妃纪念园中没有一个高大统领性的物体, 设计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白色的水渠中流淌着的水与绿色的草地, 仿佛暗示着王妃一有活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气氛安静轻松而积极向上。设计在表达纪念性的同时, 为游人提供了一处亲切而放松的游憩地, 与戴安娜王妃平易近人的为人相吻合, 又是一处摆脱传统纪念手法的佳作。
五、结语
纪念性空间是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纽带。在这里, 人们与历史对话, 追思过去, 思索未来。
进入20世纪以来, 社会的变革和纪念观念的转变促使纪念性空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众多西方设计师开始反对脱离普通人精神需要的那些高大的、唯美的古典纪念形式, 而努力探求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纪念形式。但是, 在当今这样一个追求民主自由, 崇尚人性化设计的时代, 纪念性空间设计在做到其基本的传承历史、保存记忆的职责之后, 最重要的是应该注重纪念性空间中的主体——参观者。设计要从参观者的心理出发, 注重普通参观者的心理感受,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
参考文献
[1][3]齐康.纪念的凝思[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93页、109页
[2]纪铮.彼得·埃森曼访谈——欧洲犹太死难者纪念碑设计[J].世界建筑, 2005 (10) :111页
纪念空间 篇7
1. 城市意义的空间场所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写道,“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清晰的城市印象不仅可以给人们安全感,还可以增强人们在城市体验中的深度和强度。”而战争纪念建筑作为历史纪念性建筑的一种,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形象所体现的场所精神, 正是给人们最重要的感情庇护和体验深度。人们对城市的记忆部分源于特殊纪念性建筑。因此纪念建筑意象所营造出的空间场所是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表情和城市印象。正如齐康先生所说,“现在的纪念性建筑已不再被认为是死者的房子,而是一种更加广泛的含义,体现一种活着的纪念物,来纪念人和事;不止是纪念用地,而且是公共活动的用地。”
1.1项目背景
辽宁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程,旨在纪念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当时在全国展开的抗美援朝运动。该馆始建于1958年,现用地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山上街7号,总占地面积18.4725万平方米。其面向丹东市区,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城市的制高点之一(图3)。用地东侧为贯通城市东西的主干道之一山上街,并与联通高速公路的城市快速干道临近。北侧与表厂路连通。 南侧为花园东路。交通相对便捷。与中朝边界鸭绿江靠近,便于纪念环境氛围的营造。(图4)
1.2用地条件分析
地形地貌:纪念馆位于老鸹岭上,视野开阔, 站在纪念碑东侧即可眺望鸭绿江。用地内绿色葱郁, 地形变化丰富,景观条件优越。同时,山地高差变化大,适宜建设纪念馆的用地相对局促,给整体规划设计带来挑战。(图5)
空间格局:目前用地东部有纪念塔、全景画馆、 指挥所旧址、老纪念馆等建筑,其中前面三栋建筑需要保留。加上此区域地形高差变化较大,使空间相对紧凑。西侧用地地势相对开阔、平坦。目前为国防教育园区用地和一片湖水、绿化用地。
道路交通:由于地形高差变化大,项目内道路曲折且体系不够完整和流畅,尤其停车空间极度缺乏。
1.3城市空间营造
新建纪念馆选址在原馆用地范围并向西拓展。新馆以其控制性尺度、标志性形象成为项目中心,同时与纪念塔、全景画馆围合形成尺度适宜的纪念广场,组成轴线空间序列完整的纪念馆建筑群(图6)。在形象处理上,建筑形体简洁,厚重且具雕塑感,沉稳大气而具有标志性。建筑与用地环境有机契合,体块的艺术化处理使建筑主体似悬浮于大地之上,厚重而不笨拙。建筑东立面向鸭绿江方向开敞、倾斜,在这儿的通高空间中可眺望两岸。简洁有力的建筑形态让人产生联想,似起航的舰船,似昂扬行进的装甲车。外墙面石材构成抽象变换的肌理,在阳光照射下似平静的鸭绿江水波光粼粼。建筑以外在的性格形象置于城市制高点上,形成城市新的坐标。
2.纪念意义的空间操作
“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老子的《道德经》中的这一段话, 最早提到了建筑空间的概念。空间是一个容器, 它是一个实体。人们对空间的感受是借助实体而得到的, 人们常用围合和分隔的方法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空间,空间的封闭和开敞是相对的, 不同几何形式的空间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纪念建筑应利用其本身的空间逻辑和空间形式与历史事件呼应,与参观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图7、图8)
2.1空间意象
“纪念”是人们建造纪念性建筑最原始的目的, 因此纪念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历史的再现是战争纪念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现的场景能让参观者产生身在其中的幻觉,更能真切地体会到历史时刻所带来的变化。
抗美援朝纪念馆汲取抗美援朝战役中的“典型意象”,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抽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元素,如鸭绿江水、无敌坑道、山地战场等(图9), 通过艺术化处理手法,超越单纯视觉形式的操作, 营造出事件纪念特征鲜明、触及观众精神情感、传达深层信息与价值的新时代纪念馆建筑及其内部空间形象。在展陈上充分利用声光电、多媒体及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手段;同时,建筑室内公共大厅空间、 交通空间、休息空间,乃至室外及屋顶空间等,都成为开放式展陈场所,强化观众与展品及其空间环境的互动性。
2.2中庭
与传统纪念性建筑不同,当代纪念性建筑不再仅仅满足于视觉的震撼与展陈设计,而同时追求建筑及其空间环境意象本身所蕴含的意义,进而引发观众情感的共鸣、价值的思考以及精神的升华!作为纪念馆建筑的室内公共空间的中庭设计,力图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极具代表性的“无敌坑道”及其山地环境中寻找灵感,通过抽象化建筑语言和艺术化处理手法的运用,使室内空间具有情境再现与感染力、启发性(图10)。既凸显战争的艰险、曲折, 同时又昭示了光明与希望;既表达出当年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更启发人们热爱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无论从内部空间形态及其序列的塑造,还是内外空间的渗透(面向鸭绿江方向开敞的东侧通高空间,室内纪念空间与屋顶观景平台的连通等)等处理上,均得到表现与强化。与此同时,室内展陈及其他功能性空间,则尽力做到方正和规则,便于展陈及其他功能的高效运转。
2.3序列
纪念建筑的序列化空间组织是建筑流线上多个空间的组合,多个空间以明确的“界面”( 门或堂等)来分隔和联系, 从而形成一系列空间的层次和秩序。 浏览者在浏览线路上可以感受到建筑的起承转合和空间形态,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并加强印象。
本案参观流线的设置立足于既合理便捷、避免交叉混乱,又与建筑内部的空间氛围意境相呼应为基础。游客经面向纪念广场的主入口进入纪念馆, 到达大厅后左转进入庄严肃穆的序厅。参观完后从右侧宽敞的自动扶梯/ 直跑楼梯上到四层,开始依次参观各个主题展馆。其顺序为:四层的抗美援朝战争馆→五层的抗美援朝运动馆→五层的中国(应该是中朝人民吧?)人民友谊馆→五层的志愿军英雄馆→四层的志愿军空军馆→三层的馆史陈列馆和尾厅(图11)。从尾厅出来既可以经时空隧道返回入口大厅,也可以从南侧次出入口走到室外纪念广场。
临时展厅的流线相对独立,既可以通过纪念馆主入口前厅两侧的自动扶梯或者大楼梯向下直接到达,也可以从纪念广场东北角的室外大台阶下行, 从位于建筑东侧50米标高地面的次要出入口进入。 参观完临时展厅后,可以经临时展厅西侧前厅、连廊(消防通道)进入全景画馆继续参观。
除了展陈内容明确、连续的参观流线组织外, 馆内还设置了多处或动或静的多功能休息、互动空间。开敞的交流场所、沉静幽暗的冥想独处空间, 大台阶上可与展品互动的趣味空间,以及东侧可眺望鸭绿江两岸风光的挑高休息区等,使观众融入到各种空间情境中。游客在参观期间,穿梭于矩形展厅与异形通高中庭,心理感受随着建筑空间产生开合、扬抑的变化,空间的封闭和开敞以及不同几何形式空间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图12)。
2 | 新纪念馆入口立面图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8 | 剖面图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13 | 光线分析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2.4空间与光
光线能够赋予一个建筑灵魂,而在纪念建筑中光的运用更是能够使得纪念气氛得到很好的渲染。 光的控制与运用在纪念性建筑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纪念建筑应在交通空间充分利用自然光这一实体要素,结合建筑空间形式与建筑叙事节奏安排采光空间,引导参观者的情绪。当人们身处某个纪念性空间环境时,就不自觉地要接受来自空间环境各要素的信息,此时身体的空间性会引导人自觉地去感知下一个空间,在纪念性空间的感知活动过程中, 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身体的感知和精神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合理的布局光线的明暗、位置、形状会加强参观者对建筑意图以及历史事件的理解。
抗美援朝纪念馆充分尊重了自然光线,利用中庭和交通空间合理插入自然光,在浏览线路上,形成了“明- 暗- 明- 暗”的光感节奏(图13), 呼应了中庭空间的“宽- 窄- 宽- 窄”的空间尺度与形式。空间格局与自然光浑然一体的纪念环境空间,展现出当时抗美援朝战况曲折复杂、战役环境恶劣,以及战士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鲜明的地域感和历史感。中庭各处的雕塑墙配合人工光线, 作为纪念馆建筑的补充和点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空间环境中塑造出具有穿越时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纪念空间 篇8
1.1 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的概念
同济大学刘滨谊教授在《纪念性景观与旅游规划设计》一书中提出了纪念性景观的涵义:“它包括用于标志某一事物或者为了使后人记住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 能够引发人类群体联想和回忆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 以及具有历史价值或者文化遗迹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1]。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是纪念性景观中一种特殊的类型, 也是纪念性景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指那些为纪念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 对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民族具有生死存亡重大影响的, 改变历史格局的, 对人类发展进程有决定作用的战争所建造的纪念性景观。
1.2 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的功能
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是人类为了寄托哀思同时祈祷和平所建造的一种特殊的纪念性景观形式, 它通过特有的建筑语言向人们记述了一个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因为其纪念主题的特殊性而不同于一般的纪念性景观以及一般的建筑物, 设计师们独具匠心的设计手法使许许多多的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因此成为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及艺术设计上的经典作品, 留给世人深刻的印象。
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环境的塑造是为了创造一种能够符合参观者对该纪念性景观主体感受的环境氛围, 使人们的纪念情感得以抒发以达到纪念的目的。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的环境塑造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 从总体到局部的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运用心理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分析、整理, 揭示各种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发展规律。纪念性景观环境由多种要素构成, 比如空间环境、物理环境、规定情境等。每种环境对人的情感表达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在进行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环境塑造研究时需要分别分析、归纳其中的规律。
纪念性景观是否能够正确的传达给人们相应主题的情感就取决于它的环境塑造是否符合纪念的主题, 设计者应该遵循纪念性景观环境塑造的原则, 组织与联系每个相对独立的节点之间的承接关系, 同时又符合整体氛围的情感主调, 选择适合的环境塑造要素去营造相应的环境氛围, 而环境的塑造并不是将单一的构成要素简单地罗列整合, 而是要运用符合整体环境氛围的有利要素去塑造环境。
2 纪念性景观空间环境塑造原则与方法
2.1 纪念性景观环境塑造原则
纪念性景观环境塑造原则有:1) 尊重历史原则;2) 整体性原则;3) 以人为本原则;4) 启发教育价值原则;5) 审美价值原则;6) 资源利用原则。
2.2 纪念性景观环境塑造方法
2.2.1 空间序列的组织
空间序列的两个必要条件是连续性和时间性, 人们在空间环境中的心理感受需要由不同阶段串联起来, 注重主题情节线索的连续性, 同时具有情感上起、承、转、合的联系, 即空间的导向性;在关键性节点空间设置重要的能够突出纪念主题的景观, 使人们的心理感受达到纪念的高潮, 再通过过渡环节进入下一个纪念情绪高潮, 即视觉的中心。
2.2.2 平面形式的设计
空间的形状基本取决于它的平面形式, 根据心理学的相关原理, 平面形式的视觉冲击会映射到人的心理, 影响人的心理变化。将具体的形象抽象为平面形式进行基本的构图是由平面形式的特征所决定的, 平面形式具有直观性、概括性和方向性, 这些特征决定了在前期设计中利用平面形式进行构图, 更加有利于设计意图的表达与构思的准确性。
2.2.3 空间尺度的定位
纪念性景观空间尺度的大小往往是相对于人的心理感受来定位的, 适合的空间尺度能够达到理想的环境塑造效果。大尺度的空间开阔、空旷, 人们置身其中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小尺度的空间局促、私密, 会使人们感受到紧张、恐惧的环境氛围, 产生压抑感。
2.2.4 空间开敞程度的设计
纪念性景观的空间开敞程度决定了参观者的心理感受, 开敞的空间视野开阔, 人们的心理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变得轻松、积极;半开敞的空间适合营造特殊主体的纪念性景观, 参观者由半开敞的空间走向开敞的空间, 感受到希望和光明的到来;封闭式的空间环境给人紧张、压抑、悲愤的心理感受, 对纪念性景观环境的营造有特殊的作用。
3 案例分析
3.1 赵一曼纪念广场景观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曼街的赵一曼纪念广场, 总体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纪念氛围浓厚, 作为主体景观的赵一曼碑设在方形的基地中心, 四周对称设置阶梯, 沿着纪念碑中轴线设置了一系列的主题雕塑, 形成了完整的空间序列组织, 突出了赵一曼碑的主体地位, 塑造出严肃、凝重的环境氛围, 对称的轴线更显庄严 (见图1) 。系列雕塑中的其中一个主题雕塑刻有赵一曼烈士的遗书, 带给参观者很大的心灵震撼, 使之与赵一曼碑一同成为整个纪念广场的重要视觉中心 (见图2) 。
3.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
由于遗址区面积较大, 区内实验室遗址分布散落, 目前没有在遗址间形成良好的过渡性景观环境设计, 使参观者身在其中却无法形成景观和心理感受的连续性, 没有形成有效地空间导向性。多数实验楼只剩下部分残迹, 目前仅划定了保护界限, 进行简单介绍, 并没有烘托环境氛围, 参观者难以形成对其更加深层次的感受和体会。遗址范围内设有一条废弃铁路专用线, 直接导致位于铁路线东侧的部分遗址保护的不完整, 影响了空间序列的组织, 不利于纪念性主题的连续性展开 (见图3, 图4) 。
首先, 应在现有的整体参观流线的基础上, 沿线布置具有标识性的重要景观节点, 例如雕塑、纪念碑、纪念广场等, 引发人们的思考, 为组织良好的空间序列提供视觉中心。其次, 进行保护性开发, 在保持原貌的同时力求在其周边设置重要的文字或者图片信息, 以唤起参观者对其当年场景的想象, 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再次, 对遗址区范围内的铁路线进行保护性开发, 在保留它的同时将其塑造成独特的景观节点, 划定有效地保护范围, 整治周边环境, 设立必要标识, 与其东侧的动力班锅炉房遗址与铁路线产生必要的联系, 进而与本部大楼区的中心位置产生一定的联系。
4 结语
依据上述对赵一曼纪念广场和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的案例分析, 可得出空间环境优化策略, 这对哈尔滨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空间环境优化有着积极意义, 对此类景观的更新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摘要:阐释了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的概念功能, 空间环境塑造与情感表达的关系, 论述了塑造原则与方法, 并通过对两个案例的相关元素进行分析, 得出了景观空间环境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战争题材,纪念性景观,空间环境,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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