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童救助

流浪儿童救助（共11篇）

流浪儿童救助 篇1

儿童,意味着希望,人类将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流浪,意味着迷失,它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儿童一旦陷入流浪的境地,其恶劣影响将远远超越个人发展的范畴,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乃至未来的繁荣与进步。防止儿童流浪,保护流浪儿童免受伤害是社会的责任,任何国家概莫能外。为应对流浪儿童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救助设施,但是不同国家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却不尽相同。比较中国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可以发现,文化宛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刻影响着此类建筑的发展。

一、发展起源的类同

中国与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有着相同的发展起源,都是从社会救助类建筑中逐渐分化独立出来的。最初,各国对流浪儿童采取了与其他无生活能力人们同等的救助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流浪儿童不同于其他弱势群体的需求逐渐受到关注,专门服务于流浪儿童的救助设施才得以出现。

作为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的起源,社会救助类建筑的空间载体最早基本都是宗教设施,其基本功能都是提供施舍。例如,在中国,北宋以前的佛寺等宗教机构承担了大部分的济贫助困工作,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向流民、贫民施舍食物(图1)。同样,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流浪者就从教堂和修道院领取生活资料,甚至被允许在那里过夜(图2)。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宗教组织对社会救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和对劝善思想的积极宣扬。我国自隋唐以后的佛教寺院,以及西方中世纪前后的教会都曾是社会上最有规模、有组织的民间慈善公益团体。尽管佛教与基督教在劝导人们行善问题上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是所传递的思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乐善好施是每个人肩负的责任,施舍是保佑个人与家族、今生与转世幸福的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宗教建筑设施凭借充足的空间资源、突出的地理位置和广泛的地域分布等优势,率先成为流浪人员的庇护场所。

二、发展过程的差异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之间的共性不断减少,而差异却逐渐显现,首先体现在二者功能定位的侧重上。中国重视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养育功能,而西方则重视教育功能。

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重养”特点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思想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民族,在关爱儿童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孔子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救助的最高理想。“养”,既有对儿童成长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又有原始人道主义对儿童的特别体恤和关爱(1)。在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重养”成为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突出特色,但同时也成为了最大的弊端。由于单纯重视救助对象的生存需要,忽视正确的规劝引导,因而助长了部分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滋长了养懒汉的现象,以至于救助设施被讥讽为“不养健儿,却养乞儿”。

西方济贫观念的转变,使其在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功能设定上形成了“重教”的特点。早期基督教教义鼓励人们无条件地施舍,但是这一观念在17世纪遭到激烈的批判,人们认识到“善功得救”观念下的济贫施善助长了懒惰。于是,在基督教传统济贫思想仍在发挥作用的同时,理性主义济贫观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主张社会有机体的每一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治理贫穷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在于改造人(2)。为此,西方原有的收养设施变为半收养半工场的设施,其中有些具有惩戒性质,如乞丐收容所和感化院。包括儿童在内的流浪者们被强行送去那里,“所有人都必须劳动,女人和小孩同男人隔离安置”,“拒绝工作就得任由师傅和收容所管理者处罚(3)。”这样的感化院和收容所俨然已经变为劳动改造的监狱。

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另一个显著区别,体现在空间封闭性的强弱变化上。历史上,中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是空间封闭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而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则正好相反。

我国在元朝以前一直对流浪人员实行自愿救济的政策,因而对用于收容救济的建筑空间没有特殊要求。救助空间设置与利用上的灵活随意,反映了主流社会对流浪行为的宽容。自元代起,我国明确建立了“收容遣送”政策和措施。从此,对流浪乞讨人员一方面给予救助,另一方面予以强制性遣返原籍的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正式形成(4)。强制性的救助政策要求救助设施必须有明确的空间界定并相对封闭,以此来保证对受助者实施有效的管理和规范(图3)。

在西方救助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封闭性也曾是救助空间的主要特点。尤其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始了“管制穷人的时代”,此时的济贫院、救济院已不仅仅是提供施舍的慈善场所,更是国家用以加强对社会秩序进行控制的工具,被收容的人们不允许随意出入(图4)。这种情况约持续了200年,直到17世纪才有所改变。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倡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重视弱者权益的意识被唤起。由此开始,救助空间的封闭特点逐渐被打破。

三、发展方向的借鉴

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中西方在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显著的差异。但是,“中国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趋同而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来源于人性和人权,这在新时代随着全球化和世界化法律趋同化浪潮的影响下愈发明显(5)”。可见,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间的差异不会永远存在,尊重流浪儿童的需要与权利指明了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的共同方向。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已经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发展趋势。

在功能组成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国救助建筑有“重养”的传统,西方国家救助建筑有“重教”的习惯。历史的教训和西学东渐让国人看到了“重养轻教”的弊端,也认识到教育是保护流浪儿童的良策。近代以后,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也形成了“重教”的风气,出现了“教养兼施”的救助设施,香山慈幼院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香山慈幼院由我国近代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创办,建于民国初年,位于现在的香山饭店和香山公园管理处所在的地方(图5,图6),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劳动技能教育,打破了传统保育机构“只养不教”的局面。慈幼院包括男女两校,以及庞大的农、工实习场所。实习农场有家畜饲养场、养蜂场、养蚕室、苗圃、农场等;实习工场有铁工场、木工场、陶瓷场、化工场、织布场、染织场、绣花场、制鞋场等。这在当时社会中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后来儿童救助设施的功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对流浪儿童实施特殊教育的意识已在救助建筑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和加强,知识传授和职业培训正成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必不可少的功能组成(图7)。

除教育功能之外,我国儿童救助设施的救治功能也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救治功能对于流浪儿童这样一个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仅仅是针对身体方面的救治,还远远不能化解流浪儿童所受的伤害。随着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心理治疗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救助流浪儿童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者也意识到心理健康对于流浪儿童的重要意义,并且开始把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作为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功能设置上的一个关键内容(图8,图9)。

此外,在类型组成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多样化发展趋势。我国自建国以后,对流浪儿童实行了以“回家”为目的的收容遣送制度,致使救助设施的类型比较单一。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救助形式更加多样,因而能够为儿童提供住宿安置的设施种类也较多,例如中途之家(图10)、团体之家、安全之家等。这些设施在服务对象、服务期限、服务功能等方面各有所长,它们相互之间不但能够形成互补,还可以分工协作,较好地适应流浪儿童的各种需要。我国在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之后,国内保护流浪儿童权利与发展的氛围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回归”取代了“回家”,成为流浪儿童救助的新目标。受其影响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类型组成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我国除了有综合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图11)之外,还出现了专门收留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流浪儿童的特殊学校,以及主要解决流浪儿童日常生活危机的全天候救助点等设施。

在布局关系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网络化发展趋势。流浪儿童活动随意性强、活动范围广、流动性大。救助建筑规划布局的不合理,常会造成救助的疏漏或不及时。通过增加救助设施数量、扩大救助范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以美国的安全之家为例,数量多、分布广是它的最大特点。在美国,凡是悬挂安全之家标志的建筑都属于为离家出走儿童和无家可归儿童提供保护的安全之家,它包括消防局、图书馆、快餐店、基督教青年会、青少年俱乐部、公共汽车站点、便利店和其他社区服务机构。这类安全之家遍布各地,它们使流浪儿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危急时获得帮助。在我国,随着救助制度的改变,原有点缀式的救助建筑布局和各自为战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救助的需要。因此,我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救助设施间的联系,加强救助网络的建设。按照这一思路,一些流浪儿童问题较突出的城市率先进行了尝试。比如,从2002年10月起,石家庄市辖的平山、亲城、元氏等8个县相继建起少保中心,与石家庄少保中心相互配合补充,形成了“二级救助网络(6)”。再如,成都市在救助机构的设置上,已经形成1个市中心、16个区(县)分中心和30个社区救助点相互衔接的三级网络体系(7)。目前,全国的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网络正在构建之中。

在环境营造上,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形成了家庭化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表明,流浪儿童的最大问题来自于其社会化过程的中断,而“家文化复制”有助于流浪儿童的再社会化。“家文化”分为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与物质产品三个层面。物质产品层面的“家文化”是指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的物质空间、依赖的物质基础与生产出的物质成果,是一种家庭成员周围的环境结构,起着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与提高家庭成员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功能(8)。西方国家在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环境的处理方面,特别注重对“家文化”的复制。具体来说,在建筑外部形象的塑造上,以追求亲切、平和的居住建筑风格为主,往往给人以“家”一般的心理感受;在内部空间的安排上,起居室通常被作为建筑空间构成的核心,室内环境也随之追求家庭生活气息的创造。随着中西方交流的加深,西方国家在救助建筑环境中复制“家文化”的做法,正逐渐影响着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环境建设。在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开始着手消除冷漠的机构感,转而致力于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

四、结语

纵观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的发展历史,有类同,有差异,还有借鉴。究其原因,文化在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演进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文化的共识,决定了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起源的类同;文化的分歧,造就了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间的显著差异;文化的契合,促进了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发展的殊途同归。这一演进规律说明,对于流浪儿童救助建筑而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尽管各自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但是发展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与保护流浪儿童的权利和需要,并促进其未来的发展。在这方面,中西方流浪儿童救助建筑中都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①参见:陆士桢.简论中国儿童福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1

②参见:尹璐.17世纪中、英两国济贫体系比较研究:[学位论文].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12～13

③参见:若兹·库贝洛著.流浪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6

④参见:陈微.当代中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22

⑤陈雄.宪法基本价值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378

⑥参见:林志聪.中国流浪儿童社会救助体制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石家庄少保中心的个案分析:[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5):13

⑦参见:陈劲松,全国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综述.长安,2006(3):28

⑧参见:张霁雪,陶宇.“家文化”复制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新取向.中国青年研究,2009(12):69

流浪儿童救助 篇2

“关爱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救助流浪儿童”工作总结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社会现象。据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这些儿童在生活、教育、安全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残疾儿童由于自身的残疾，也缺乏融入社会，融入学校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急需学校的支持和教育，在这方面，学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教育中，我校采取了多项措施，保证了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功能。

一、多措并举关爱留守儿童

每逢过年过节，学校都会为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送去慰问款物，使孩子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学校积极组织关爱活动，为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学校组织优势，协助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切实维护了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各项权益。

二、家教环节不容忽视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长的正确引导教育。如何与孩子进行心灵沟通、家长怎么看待考试分数„„为有效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成立了“家长学校”，通过组织参观、培训等，帮助家长了解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技巧，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

三、开辟“帮扶通道”，学校教职工对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帮扶，注重解决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心理问题，对他们进行心理访谈，用真心呵护爱心缺位，用细心牵手监管缺位，用耐心关注学习缺位，用热心弥补生活缺位，用真诚的话语重燃残疾儿童的生活希望，用谆谆的教导指引留守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四、引导优秀学生与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建立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关系，利用课余时间对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进行耐心细致的辅导，促进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学习成绩的提高；利用假期组织和带领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我校在关爱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有些问题需要亟待解决，在今后工作中，要不断提高学校关爱工作的实效，将工作落到实处。

潍坊外国语学校

流浪儿童救助 篇3

关键词：流浪儿童救助现状；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社会工作的介入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97-02

2012年11月16日清晨，贵州毕节市的一垃圾箱内，发现了5名流浪男童的尸体。据称，这5名男童是因为避寒而躲在垃圾箱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又不免让我们联想到流浪儿童问题的严峻性。虽然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一直呼吁要关注流浪儿童问题，但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流浪儿童、该怎么去关注这些流浪儿童？

一、流浪儿童问题现状

流浪儿童，也成为流浪未成年人，指18周岁以下，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在街头依靠乞讨、捡拾等方式维持生活的未成年人[1]。他们是儿童中的特殊群体，数量也不容小觑，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万人次。几年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一课题组的报告表明，全国流浪未成年人约100万[2]。为什么会出现流浪儿童事件，为什么有的流浪儿童被遣返回家时，还是会选择重复流浪？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困难。大量有关流浪儿童问题的研究表明，许多流浪儿童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多[2]，并且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往往没有选择继续读书，而是过早地融入到这个社会中。第二，家庭结构不完整。在一般家庭中生育子女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传统社会，生育子女与家庭和家族的延续连在一起，也与人们的养老期望紧密相关。同时，儿童少年社会化，对儿童少年的关怀和培养是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3]。如今，许多流浪儿童来自单亲家庭，这种情况给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害怕和别人提起自己的家庭[4]。第三，家庭教育方式不正确。有些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急切，对孩子采用了不正确的教育方式，一直秉承“打是亲，骂是爱”，打骂未成年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儿童身体或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以后，他们往往选择离家出走，流浪街头。第四，社会因素。目前，一些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地区，时常发生拐卖儿童的现象，犯罪分子也会利用未成年人做些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情，将他们变成贩毒、偷盗、乞丐的“活道具”[4]。

二、当前流浪儿童救助存在的问题

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应包括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一）相关社会政策不健全

1.法制体系不健全。我国有关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社会法律制定了许多，但针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法律却不多。2003年，国务院才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及《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用以取代长期存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但并未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做出特别规定。

2.执行政策的过程复杂。在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时，程序复杂：第一，发现流浪儿童；第二，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进行救助；第三，公安机关调查、甄别、采集信息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第四，通知家属或流出地接回；第五，查明家庭信息；第六，进入救助保护机构，建档、提供食宿、医疗[2]。经过这些程序后，流浪儿童才能重回自己的家，但是容易出现问题，如，延长了流浪儿童在救助中心滞留的时间等。

（二）救助流浪儿童的效果不佳

几年前，出自于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一课题报告表明，全国流浪未成年人约100万，但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中指出，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145个，床位0.5万张。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万人次。每年仍有大量的流浪儿童得不到很好的救助。

（三）流浪儿童重复流浪现象严重

大量的流浪儿童在救助中心得到仅是衣食住行和医疗方面等基本需求的保障，并未通过社会工作者或心理专家来解决这些流浪儿童在家庭方面、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很容易造成他们的再次流浪。

三、社会工作者对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的介入

（一）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的重要性

首先，流浪儿童救助问题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领域。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3]。更确切地说，社会工作是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并以科学助人技巧为手段，以达到助人的有效性。流浪儿童问题是目前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次，社会工作能够合理地解决流浪儿童问题。流浪儿童在遇到困难时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往往会选择流浪或再次流浪，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专业社会工作者是一种有效途径。

（二）社会工作对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的介入

社会工作介入是社会工作者依据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过程[5]。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可以直接帮助案主走出困境，也可以帮助案主协调周围有利的资源，成为资源的倡导者。根据以上流浪儿童救助存在的问题，社会工作可以从两方面对流浪儿童救助问题进行介入：一方面是对流浪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介入。

1.对流浪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直接介入

一般对流浪儿童家庭问题的介入要采用个案、小组工作等方法。针对流浪儿童因家庭原因而离家出走的问题，社会工作介入可以采取不同的介入模式。如当家庭结构不完整时，致使流浪儿童原本平衡的生活被打破，此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危机介入模式帮助流浪儿童找到新的平衡，达到稳定生活的状态；针对流浪儿童遭受不恰当的家庭教育，致使其离家出走的问题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个案的方法，促进案主及其家庭做出改变。

2.对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间接介入

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支持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方面的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家庭、社区、非政府组织（以红十字会为例）、社会工作者等等；一类是非物质方面的支持体系，主要包括流浪儿童救助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支持体系又可以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等三个层面[6]。具体来说，家庭属于微观层面，社区属于中观层面，政府、政策法规属于宏观层面，而不同层面介入所用的方法是不尽相同的。

第一，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工作要以流浪儿童的家庭教育为关键点，弥补家庭结构不完整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给流浪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社会工作者可以对家庭开展社会工作，减少流浪儿童再次流浪的可能性。针对监护人对流浪儿童教育方法不当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方法以及培训的方式对监护人传授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工作学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改善监护人的教育方式，降低流浪儿童的重复流浪。

第二，在中观层面上，社会工作可以联合社区，建立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开展关爱流浪儿童的活动。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社区工作实务模式促进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的解决，如社会工作者要掌握社区范围内流浪儿童人数，对流浪儿童救助的社区环境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计划，通过组织运行和成效评估等社会工作介入过程解决问题。

第三，在宏观层面上，社会工作主要通过非营利组织（以红十字会为例）介入流浪儿童救助问题来促进流浪儿童救助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非营利组织是依据社会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开展服务的，发挥非营利组织应有的功能来完成国家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事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总体上说，我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较为体系化、制度化；内部分工较为明确，设有直属机关纪委和党委，并承担相应的职责，有利于更好地为流浪儿童提供社会救助。帮扶困难群体、消除社会歧视、实现公平正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红十字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和追求，所以红十字组织会致力于救助流浪儿童、改善流浪儿童的生活状态。在这一过程当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舆论宣传来提高人们对流浪儿童救助问题的认识，通过呼吁非营利组织督促政府制定有利于流浪儿童新的社会政策或者通过总结社会政策的执行经验，提出修订建议，直接干预和修改原有不合理的法规政策，促进社会公平。

流浪儿童救助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解决流浪儿童救助问题不能单一地依靠社会工作者，更需要家庭、政府、非营利组织（以红十字会为例）等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形成系统性的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网络，从根源上杜绝流浪儿童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EB/OL].http：//fss.mca.gov.cn/article/jzgl/zcfg/200801/

20080100009762.shtml，2007-12-24.

[2]郭舒然，刘畅.如何让街角的身影不再无助[N].人民日报，2011-12-02.

[3]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王青娜，邓妍.从社会教育视角谈流浪儿童教育救助问题[J].北方文学，2012，（3）.

[5]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王章华，戴利朝.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7）.

流浪儿童救助 篇4

(一) 流浪儿童的概念

流浪儿童指年龄小于18岁周岁, 离开家庭监护人流落社会24小时以上, 失去基本生存保障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 他们是儿童中特殊的一群, 数量却不容小视, 据民政部统计, 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万人次。几年前,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一课题组的报告表明, 全国流浪未成年人约100万。1

流浪乞讨人员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严重。二是流浪乞讨人员中违法犯罪行为突然性强, 难以打击。三是流浪乞讨人员对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 流浪的原因

1、经济方面

造成流浪儿童乞讨的主要原因是贫困。1999年王久安等2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尚有592个贫困县, 有近5 000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地区中, 很多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在农闲或者遇到自然灾害时, 有些家庭就带子女或者单独让子女外出务工。贫困人口的盲目外流, 无法获得稳定就业, 造成一些人衣食无着而流落街头。

2、社会控制方面

美国加州大学赫胥教授 (TravisHirschi) 1969年提出社会控制理论, 也被称为社会联系理论。法律、教育、宗教信仰、政策、道德、舆论等均被认为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会与社会建立强度大小不同的社会联系, 以防止个人产生偏差行为。社会联系包括四个要素:一是依附, 二是奉献, 三是参与, 四是信仰。这些联系存在于传统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 这四种社会联系要素的强度越高且越正向, 青少年越不会产生流浪等偏差行为 (孙莹, 2005) 。同时, 由于某种动力引起的儿童流浪也需要社会控制来加以解决。然而, 由于在与家长、学校甚至同辈群体的的交际交流过程中, 各要素联系的强度弱化, 比如父母外出打工、交流方式不当等, 导致控制的作用减弱, 进而造成思想上并未成熟的儿童缺乏归属感进而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

教育方面。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学校和家庭过于强调分数和升学率, 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优势的培养和发展, 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的优劣, 使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成为“边缘少年”3。童晓频等对广州市281个流浪儿童调查结果显示, 有39人是因为学习成绩差、受教师批评和家长打骂而出走的。这部分流浪儿童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厌恶上学, 在学校里可能是教师和其他同学歧视的对象, 在家里父母对他们非常失望甚至嫌弃, 于是他们选择了出外流浪, 他们想逃离学校, 逃离强迫他们上学的父母。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 学校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不大, 当他们辍学在家, 同时又对家乡贫困单调的生活不满时, 离家奔往大城市对他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4。

家庭及社会方面。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第一环境, 无论是家庭的和睦程度还是父母的教育方式都对孩子的性格、习惯等产生极大影响, 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可以帮助未成年人养成乐观、开朗的性格;反之, 消极的教育方式则会加重问成年人的叛逆心理, 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有调查结果显示, 有36.4%的流浪儿童认为家庭关系不和睦, 特别是那些长期遭受父母、继父母或养父母虐待的流浪儿童, 其心灵上的伤害和人格的扭曲尤为深重5家庭和父母都再难以让他们信任, 因此他们宁愿选择流浪来获得自由。还有些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或者父母双亡。

社会方面则表现为现在对于流浪儿童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 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根本就没有安置条件和方式。严海波等6调查发现, 徐州市在流浪儿童的救助上也面临着人力与物力资源紧缺的困境。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尤其对农村的未成年人来说, 当家庭遭遇巨大变故时, 生活上会失去亲人的依靠。加上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滞后, 无法为这一部分的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救助, 促使这些儿童处于无人看管、教育的状态。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选择离家出走, 而其本身年龄偏小, 又无一技之长, 最后沦为流浪。

同时, 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小, 阅历少, 对社会认识不足, 自我教育相当欠缺, 容易走极端,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便会一走了之, 这也是促成未成年人流浪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针对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 科技方面:

根据DNA技术, 在孩子出生时, 医院就为其采集基因, 并登记孩子父母相关信息, 保存档案, 归入全国联网的基因库, 以此可锁定流浪儿童寻亲目标, 切实减小寻亲难度。

(二) 经济方面:

进一步加快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贫困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帮助农村等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脱贫致富,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及城乡差距。

(三) 社会控制方面:

1、利用多种手段, 形成全社会帮助杜绝流浪儿童现象的观念。

法律宣传:以社区和村委会为单位, 组织法律工作者对百姓进行普法宣传, 强化亲权、监督权的条文规定, 提高百姓法律意识,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的义务意识。

教育方面:学校及家长要转变唯分数是重的片面、非客观的观念, 这就要求转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人才的考量标准除了分数还有实践、特长等等, 在全社会形成终生学习的风气, 而非只是完成学校、家长的任务。教师、家长要把握与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 理解他们, 在其行为、心理方面发生偏颇时要给予关爱和引导, 而不是指责、辱骂。同时, 应该告知儿童流浪的诸多危害,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做好思想上的预防工作。

道德方面:对于拐卖儿童的行为提倡知情者见义勇为, 积极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提倡拐卖行为可耻、收买流浪儿童亦可耻的社会风气。儿童自身也要逐渐形成对家庭、父母的责任感, 不能因为一时任性赌气而做出离家出走的荒诞行为。

2、建立健全流浪儿童政策体系。

首先, 在制定政策时, 政府要重视对儿童权利的明确规定。适当借鉴国外经验, 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 加大前期情况调研, 了解请楚目前我国流浪儿童的人数、情况重灾区、流浪原因、救助措施及救助效果等等, 形成成文的硬性规定, 做到有章可循并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 在执行政策时, 要严格按照制度规定不打折。具体的如民政部门、公安部门要摸清辖区内未成年人及流浪儿童情况, 主动通过与学校、社区、家长等的沟通和配合, 即时解决流浪儿童案件。

再次, 从选择政策手段的角度, 政府应加大防御力度。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流浪儿童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问题, 不能仅仅盯着现有的流浪群体, 更要关注其来龙去脉, 了解其形成的原因及具体来源, 并从源头上采取措施, 加大干预力度, 方可有效减少规模。同时, 针对现有流浪儿童群体, 不仅要提供政策性救助, 更要注意后续的干预, 以防其再次选择流浪7。

最后, 从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方面, 组成专门监督小组对各地的治理流浪儿童问题的政策实施情况, 对其效果进行考评, 对切实减少流浪儿童数量的地区进行表彰, 同时, 对于仍然存在大量流浪儿童的地区领导进行问责, 实行地区领导负责制。另外, 监督考评工作要持续进行, 防止流浪儿童问题回归原状甚至严重化。

三、结束语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关注流浪儿童, 也是我国文明程度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 因此我们应当关注流浪儿童, 并采取一切有利的措施保护流浪儿童, 保证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只要我们要摆正态度, 积极对待, 综合以上措施, 将科学技术的与社会的方式相结合, 相信流浪儿童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摘要：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然而, 在我国, 流浪儿童数量巨大, 据预测, 我国流浪儿童的数量有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无论是政策制度层面还是具体操作方面均存在漏洞, 因此, 本文就是从这两个方面主要以社会控制的视角予以论述的。

关键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社会控制

参考文献

[1]、《如何让街角的身影不再无助》, 2011年12月02日07:29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王久安, 张世峰, 张齐安.关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民政论坛, 1999 (4) :7-10.

[3]、陈晨.少年流浪问题探源.青年研究, 2004 (3) :31-39.

[4]、童晓频, 陈云嫦, 肖广英.广州市流浪儿童调查.社会工作研究, 1994 (2) :27-31.

[5]、张明锁.为什么流浪:关于郑州市流浪少年儿童的家访调查.青年研究, 2002 (12) :1-9.

[6]、严海波, 隋树霞, 徐成.关注中国城市流浪儿童-徐州市流浪儿童状况调查.青年研究, 2005 (2) :8-11.

流浪儿童教育现状及救助保护对策 篇5

流浪儿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流浪儿童” 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内涵略有不同，国际上广泛接受的概念是一种”把流浪儿童就其居住方式而区分开来”的定义，此定义把流浪儿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与家庭脱离关系，居住在街头包括无人居住的废弃房里没有任何负责的成人来保护、照顾、指引的儿童，称为完全流浪[1]。另一类是白天在街头从事莫种工作以帮助家庭维持生活，晚上回家同家人住的儿童，称为”不完全流浪儿童”。而流浪儿童教育及救助是保障流浪儿童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近年来，流浪儿童生活恶化以及流浪儿童对社会文明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流浪儿童社会群体的高度关注，救助保护流浪儿童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创新实践，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可以预防未成年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一、我国流浪儿童基本状况

据民政部信息网络反馈的情况分析、目前中国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如果考虑随父母外出务工、处于隐性流浪状态的街童（即那些白天主要时间生活在街头，晚上又回到父母身边的儿童），实际人数则远远超过了30万人，其中已进入救助网络，即实际经过救助保护中心帮助的流浪儿童中，男性占70%，约有10.5万人，女性占30%，约有4.5万人。来自农村的占83%，来自城镇的占17%，绝大部分流浪儿童是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从年龄分布上看，7岁以下的占10%，8—12岁的占23%，13—15岁的占63%，16—18岁的占4%。从离家次数上来看，初次流浪的占60%[2]，有两次以上流浪经历的占40%，由此可见，构成流浪儿童的主要是男性，以农村流出为主，以文盲、半文盲人群为主体，初次流浪人数相对较多，年龄主要集中在8—12岁和13—15岁二个区间。流浪儿童的主要流出地是湖南、四川、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广西、云南、新疆等省份，主要流入地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郑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和交通枢纽 1

城市。调查发现，不同省份的流浪儿童在流向上有较明显的区域性特性。如山东、河南、新疆的流浪儿童主要流向北京，安徽的主要流向上海，四川、湖南的主要流向广州、深圳，郑州的主要来自西北地区，长春、哈尔滨、贵阳等地以本省贫困地区的流浪儿童为主。

二、造成流浪儿童的原因

2.1经济原因

贫困是造成儿童流浪乞讨的主要原因。中国约有592个贫困县和4600万的贫困人口，赤贫人口数量约有2400万人。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变革引起的不同团体、集团、个体之间的社会利益的重分配，不可避免的给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乡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现象日趋明显，因天灾人祸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现象较以前增多。有些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再遇到自然灾害或农闲时节，携带子女或单独让子女外出务工，盲目外流，造成一些儿童衣食无着而流落街头。

2.2教育原因

教育方式失当和忽略心理病态儿童，造成城市非贫困儿童流浪现象严重。今天社会竞争意识和竞争现象越来越普遍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高度组织化的学校里，学生面临的学业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学校和家庭都不得不过于看重和强调分数和升学率，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优势发展，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衡量学生优略，有着明显偏颇。有些孩子因学习压力太大，一次考试出现失误，就可能引起情绪过于紧张，或是畏惧老师、家长的严厉责罚，或是恐摄于家庭暴力，他们离家出走的动机多数是为了逃避责罚，并且越逃心里越害怕，越害怕就逃得越远，很少有人主动想到与家庭联系。这种规避心态还迫使流浪儿童说谎或杜撰家庭背景，增加了救助工作难度。另有一类孩子在心理上存在偏差，与正常学生相比，在学习上表现为一定的接受困难，在交流上表现为一定的语言障碍，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一定的逆反或对抗，但他们并不存在智力困难问题，却往往被视为不好学上进的顽劣儿童，被离群索居或肉体惩罚次数明显多于其他循规蹈矩的孩子。越被忽视，他们就越怀疑在组织化的集体中存在的意义，越要用对抗甚至破坏的方式引起成年人的重视，显然达不到目的，反而会被进一步孤立。还有一些孩子则因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家庭（再多

子女家庭中更为明显）、甚至在学生群体中经常被忽略，成为“边缘儿童”，自尊心反复受挫，天长日久便会产生厌学情绪，自动脱离学校，流向社会。

2.3 家庭原因

调查统计研究结果表明，不完整家庭的孩子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缺陷，问题家庭的儿童问题较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给社会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活力，但一位追求高效率，忽视社会公平，使弱势人群及后继的弱势人群的处境每况愈下，社会保障机制无法覆盖的人群，生活状况较以前更糟糕了[3]。精神压力大、经济窘困导致家庭结构进一步松散，家庭的凝聚力和亲情的向心力日渐弱化，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数量日益增多，家庭破裂给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有些则是受家庭监护人（多数是继父母）虐待，被赶出家门。有些孩子因得不到家庭温暖而离家出走，流落社会。

流浪儿童主要靠捡垃圾、乞讨、做廉价小工、卖艺卖花等方式维持生活。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享受不到义务教育和计划免疫，食宿不讲卫生，愚昧、疾病和级饥饿侵害困扰着他们，对他们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影响很大[4]。在北方某市发生的阉割致残流浪儿童案，在南方某市发生的拐卖、强暴、欺凌卖花女案等，无不骇人听闻，触目惊心。几年后新闻媒体再访当事人，重提旧事，仍令人难以平静。在一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未做到位的地方，频频发生的成年人蓄意利用流浪儿童贩卖黄色光碟、倒卖假火车票或故意致残流浪儿童，将他们变为贩毒、头道、乞讨的“活道具”，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毒害最深，祸害犹烈。

三、流浪儿童救助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3.1救助机构职能认识不清、教育功能不足

2006年民政部联合19个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中，确立了流浪儿童的救助“预防是前提，救助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教育是重点，保护是根本”的指导思想[5]。但问题是，这个指导性意见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并非制度性的要求，因此目前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功能定位仍是临时性救助与管理，教育功能严重不足，69.2%％的机构仅有住宿床位,缺乏独立的生活空间和活

动场地，无法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教育培训等工作”。

3.2流浪儿童教育工作发展缓慢，未形成完整的机制

全国一百多个救助机构中，仅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救助机构开展了教育工作，大多数救助机构并未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现有的这些教育工作也是零星、不系统的，缺乏长远规划、制度性保障和政策支持。每个机构都只注意到教育的某些方面，各自摸索，缺乏交流，具有片面性。例如，“类家庭”式教育只是侧重了生活照顾和行为习惯的教育；与普通学校合作“送出去”的做法难以惠及大多数流浪儿童；而“请进来”的形式同样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教师精力有限、教学稳定性、教学方法的适合性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总之，成熟的流浪儿童教育机制远未形成。

3.3教育师资匮乏、内容随意性大

流浪儿童在学习能力、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与同龄儿童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目前，全国流浪儿童救助教育机构中基本没有适应流浪儿童特殊需要的专业教育工作者。现在的从教人员主要是救助机构管理人员兼任，缺乏教育教学专业训练，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不足，施教的内容简单且不系统，随意性大，对促进流浪儿童转变和成长、实现真正回归主流社会的作用有限[6]。

四、对策建议

4.1加大救助力度，增强救助社会化和网络化

针对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建议尽快通过立法营造社会慈善环境利用税收机制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福利事业、企业、私营业主向救助保护中心捐善款，不仅应得到社会荣誉，还应得减免税优惠，从法律上保护他们投人包括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在内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基金会、群团、宗教、国内外慈善机构关注和参与流浪儿童及其救助保护设施建设、物资捐赠、技术援助，应同样享有优惠政策和优惠扶持政策[7]。在时机成熟时,还应允许投资者参与“中心”管理，使救助保护事业逐渐由政府兴办、管理、走向以政府为主体，统一规划、政策引导，社会组织机构兴办、运作的高度社会化之路。将救助保护中心从社会救济范畴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把救助经费列人财政预算，政府部门通过评估救助保护机构实绩，宏观调控资源。在社会组织尚未大量介人救助工作

之前，先给中心以灵活的优惠扶持政策，使中心能够挖掘潜力，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开办小型免税实体，维持自身发展[7]。

4.2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充分发挥整体效益

妇儿工委、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要从各自职责出发，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加强部门协作和国际合作,支持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为救助保护中心扩大部门间、国际间的交流协作牵线搭桥。救助保护中心要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多渠道、多形式地吸收国际援助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救助水平和救助能力。

4.3健全和完善流浪儿童监护权转移、减少流浪儿童乞讨现象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群体，作为家庭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生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以充分担负起它在社区的责任，儿童应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爱抚和理解的气氛中成长”。为解决流浪儿童屡遣屡返和因没有办法寻找到家庭或监护人的问题，建议妇儿工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此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寻求合法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对不能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和关心儿童发展的监护人，从维护困境儿童生存、发展立场出发,通过法律程序将被家庭或监护人恶意遗弃儿童的监护权转移到政府举办的福利机构监护养育，福利机构根据儿童具体情况考虑助养、寄养和收养等抚养方式流浪儿童的最好归宿是家庭，从有利于孩子融人主流社会、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 ,无论是家庭寄养，还是福利院助养,要充分注意到儿童成长过程中不能脱离家庭形态这一重要环节，应尽量使孩子的成长环境保持“家庭”形态和功能。为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建议设立流浪儿童救助基金，专项用以资助指定寄养家庭和福利机构助养的流浪儿童的生活和教育费用[8]。

五、结语

我国流浪儿童数量增多、群体庞大，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及对城市形象的负面影响已为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流浪儿童正值成长年龄却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连基本生存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发展了．若得不到及时救助保护，他们只能更加弱势化、边缘化。流浪儿童是寄生在社会肌肤上的毒瘤，治理和救助流浪儿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建立切实有效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新模式还需要不断的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王彦斌.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M].北京:社会出版社,2003.[3]魏津生．中国流动人口研究[M]．北京：人民出出版社,2005.[4]李迎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城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篇6

关键词：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56-01

一、城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我国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流浪未成年人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如《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 》显示，2012 年中央财政安排了47.07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未成年人福利，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未成年人收养救助服务机构724个，拥有床位8.7万张，年末收养各类人员5.4万人。其中未成年人福利机构463个，比上年增加66个，床位7.7万张，比上年增长28.3%；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261个，床位1.0万张，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5.2万人。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救助保护中心为中心，以区县救助站为外延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网络。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属于短期庇护场所，针对流浪未成年人的不同状况，救助中心分四個层面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救助保护：其一，对因家庭忽略而出走的流浪未成年人；其二，由于家庭教育不当造成未成年人流浪的；其三，对被家庭遗弃，无法查找其家庭父母信息的流浪未成年人，；其四，对家庭恶意遗弃、经常虐待造成屡遣屡返的流浪未成年人。

二、城市流浪未成年人基本情况

根据我国政府的定义，流浪未成年人指的是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中的少年和未成年人。2006 年民政部等 17 部委 《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的： “流浪未成年人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街头，衣食无着，处境艰难，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他们容易被犯罪分子利诱和利用，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未成年人问题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走访了民政部社会福利司有关官员，并根据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以及几个典型城市流浪未成年人与流动人口的比例规律，推算出全国流浪儿未成年人约有100万，以男性居多，大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分布在大中型城市。

三、流浪未成年人类型

我国流浪未成年人依据其外出流浪的原因基本上是五种类型：一是本想外出打工，因为年龄小、被人拐骗等原因，最终走上流浪道路；二是因为家庭环境、教育原因等想彻底远离原生活环境，开始流浪生活；三是那些因暂时和偶然性因素离家出走，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他们是短暂的流浪未成年人群体；四是因非本人意愿影响，失去家庭温暖的未成年人；五是具有纯粹的流浪动机、以流浪为生并且常有偷盗行为的流浪未成年人。

四、流浪未成年人流浪原因

（一）社会环境原因。

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对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环境影响。一方面，为了生计，父母外出打工，留下了更多的留守未成年人，往往容易受外界诱惑，容易流浪。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贫困，物资的匮乏激发了他们的本能，那么流浪就成为这些孩子的可选出路之一。二是，制度环境。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很多地方的制度保障跟不上社会变化中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犯罪分子充分利用这些“便利”，很多出租地的留守未成年人都是因此而流浪的。

（二）家庭原因。

家庭是未成年人流浪的直接原因。有一些接受救助的未成年人父母根本就没有结过婚，也就是所谓的未婚生育，家里比较贫穷，靠打工维持生计。还有一些未成年人来自暴力家庭，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有一些未成年人是因为父母吸毒而缺乏监护而外出流浪的。一些农村地区流行早婚，二十岁左右就已经结婚，这些人群大多数心性不够成熟，婚姻家庭观念淡薄，家庭不稳定，离婚率偏高，甚至有一些未成年人的父母因为吸毒被判入狱，孩子无人监管或委托他人监管，这些未成年人多少因缺少家庭关爱而外出流浪。

（三）教育原因。

未成年人的教育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在学校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上，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学校中的结构性因素造成了他们在校的社会身份地位的等级制度和亚文化的发展。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的是应试教育体制，这种教育往往千篇一律，不能完全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差生”的标签、缺乏友谊、被排斥等，形成了他们的负面心理，致使部分孩子往往易于产生厌学心理，过重的心理压力导致孩子流浪；二是传统的家长式教育更注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是一种强权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往往会忽视了孩子的心声，将孩子异化。

（四）这些犯罪分子专门操纵利用。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从事偷抢活动，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们惯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拉拢。他们开始表现友好，在金钱上很慷慨，给予未成年人一些小恩小惠，并假装认该童为“干儿子”、“小弟”、“朋友”等。几天之后，就会暴露真面目，让该童出去偷抢。二是欺骗。如果收买拉拢不行，他们就会用花言巧语对孩童进行欺骗。一旦该童轻信，就上当受骗了。三是胁迫。如若前两者都失败了，他们就会对孩童进行严刑拷打。他们惯用的残暴手法是脱光衣服、烟头烫、拳打脚踢、皮鞭抽或装进麻袋里等。在中心受助未成年人中，多名未成年人有过被打的经历，有些未成年人甚至因此成为残疾。

参考文献：

[1]周俊.当代中国流浪儿童社会救助现状及路径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2.

[2]王晋颖.成都市非政府组织参与流浪儿童救助的模式研究.[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10.

[3]刘日飞.城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研究——以广州市为调查对象.[D].广东：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4]毕伟.国内流浪儿童状况研究综述.[A].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6）：53-59.

[5]冯元，鹏华民.近十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及对策研究.[A].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29-34.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7

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现状

1、制度方面

首先,《办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的性质——临时性。一般救助站会提供十天的救助,该条一方面可以为更多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杜绝了部分人员好吃懒做滞留于救助站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也无法长期保障一些长期无收入来源、有缺陷人员、无能力进行劳动的人们的生活。

其次,由原先的强制收容遣返转变为如今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原则,更加体现了对于人意愿的尊重,作为弱势群体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选择越发得到救助站的重视。在《办法》中还对受助人群做了界定,一定程度上更加清晰提供了界限,却也带来了救助对象甄别难、求助者中很多并非真正是生活无着人员,给救助站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再次,由《办法》可见,临时性、遣送办法等规定都导致救助过程事实上极其简单。“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都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让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该项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从本质上达到原有的政策目的,流浪人员可能在接受救助后返回流浪乞讨人群中;亦有部分人员如患有残疾、精神失常、遭遇拐卖等,可能无法正确提供其完整信息,无法顺利接回流出地。遣送办法上的漏洞给实践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救助可能很难真正改变现今状况,机械式的流浪者与救助站的交互活动亦无法达到最终效果。

2、流浪乞讨人员方面

流浪乞讨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他们学历普遍较低、来自于不完整家庭、有明显偏差行为表现、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有越轨行为,其存在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负面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很少向救助站求助,更加愿意露宿街头。“据统计,很多救助管理站的床位闲置率达80% 以上,自愿接受救助的也不足15%,而占85% 的乞讨人员拒绝救助”。一方面制度“临时性”无法满足他们长期需求,另一方面,多数流浪乞讨人员已将其视为其维持生计的一种生活来源,不愿受救助浪费时间,更不愿遣送至流入地,其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亟需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对于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例如青少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者等,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能力进入救助站,即使进入救助站也无法解决其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贫困、无能力的窘境。部分未成年流浪者是通过非法途径拐卖行乞,遭受管理他们的流浪者的控制、虐待,因为年纪偏小,对于自己的详细信息可能无法提供;一些老年人、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者也因为其自身缺陷限制,无法依靠自身能力生活。由此可见,救助站事实上无法真正满足流浪乞讨人员的需求,原本的遣送办法在实施上实际上也很难实施,另外,在增加了自愿原则后,多数人可能会离开救助站而其问题并未解决,重新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活。

3、救助站方面

首先,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并不强。专业社会工作正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传入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于1987年得到恢复。然而社会对于该专业的认识却很粗浅,该专业的作用并未被充分认识到。专业人士的数量稀少,香港在1000人就有一人是社会工作者,大陆从事社会工作人员仅10万,该比例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尽管如今许多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生却可能因就业导向而放弃原专业的就业。种种原因导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数量少,专业性弱。

其次,救助站所能提供的救助层次较低,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救助站依照《办法》的规定,进行简单的救助,“接受——救助——离开”救助层次无法真正解决救助者的问题,导致受助者返回原处,继续着原本的生活。在我看来,流浪乞讨者在救助过程中并不仅需要物质救助,更需要精神救济,而程序却趋向忽略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二、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建议及展望

首先,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大力宣传政策以促进其实施。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于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规定。适度扩大救助对象范围,适当放宽救助期限,使得更多人能达到所规定的条件得到救助,用充分的时间尽量解决受助对象的问题;对于特殊人群的保护制定相关法规进行特殊保护与引导,注意各项政策、条例等与《办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对于特殊弱势群体的忽略。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政策指导,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大力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有效对弱势群体进行保障,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从根源上切断贫困人员的流浪念头。

其次,在救助过程中对受助者不再仅提供物质救助,而是物质与精神救助并举,且以精神救助为主。改变原本例行公事,不多过问受助者情况,对受助者进行心理疏导,进行更为人性化的服务,改变受助者原本的错误观念,引导受助者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另外,为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进行简单的培训,鼓励其通过劳动获取收入来源以维持生计。

再次,加大对于救助的投入,多方筹集救助资金,不断完善救助服务。各种救助服务都需要财力支撑,扩大资金筹集方式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更充足的资金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救助服务;另外,建议将救助服务网络信息化,即将受助者于各个地区的信息集合成一个网络系统,鼓励各地区间合作,以便于信息的快速交互,提高救助效率,进而达到最终效果的优化。

最后,加强救助站与高校的对接工作,保证社区工作者的数量以及职业化、专业化。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拥有较专业的学生资源,建立对接关系,将惠及救助站与高校学生。为救助站补充了工作人员,为更多受助者提供救助服务,同时也给高校学生提供了学习的经历,为今后的就业提供了宝贵财富。

三、结语

城市的街景是她的一张名片,众多的流浪行乞人员将给城市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城市流浪行乞人员虽然曾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颁布了相关行政法规,但是其仍存在一定缺陷。救助站的工作面临着众多挑战,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对于维护城市稳定与优化城市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应磊.社会工作者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研究——以“程序指引”的救济理论为视角[J].学术研讨,2012(3).

[2]王世卿,徐从德.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域的实务探索[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19).

[3]王金祥,等著.谈谈实践救助管理制度中的突出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流浪儿童救助 篇8

一、当前阶段流浪乞讨群体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规定, 在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把在某市无固定居所, 无合法经济来源, 无正当职业的外来人界定为流浪者, 把以沿街乞讨的方式获取钱财物的人员界定为乞讨者。 (1) 由于社会观念的转变, 社会对乞讨者变得过于宽容, 流浪乞讨已不再是最低贱的行为, 文明社会呼吁尊重流浪乞讨者, 而流浪乞讨者自身也不再自卑, 甚至出现了乞讨者以高收入炫耀于人的社会异化现象。此外, 群体职业化也益发突出。不知何时起, 流浪乞讨变成了一种致富手段, 职业乞丐越来越多, 由于其具有迷惑性也让政府的管理与救助遭遇重重阻碍。而乞讨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后, 一些黑恶势力开始插手乞讨行业, 或者是乞丐里的精明强壮者不在满足于单打独斗的微薄收入, 而是想法设法的扩大收入, 于是他们开始组织和控制这些人员, 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使他们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 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危害颇大,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与救助制度所遭遇的困境

国务院于2003年6月20日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称《救助管理办法》) , 此办法在同年8月1日正式实施并生效。同时实行了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同一时间被废止, 这意味着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时代的到来。《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我国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 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人文主义精神, 也是对人权的保证, 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 《救助管理方法》在新兴的社会现象面前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 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的治理手段才是当前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总的说来, 当前中国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一) 流浪乞讨人员对救助制度错误的认识

流浪乞讨群体基于其年龄、受教育程度及生活环境等自身缺陷, 多文化素养低、自我保护反应过度、求助意识不强, 他们对于政府的救助多抱着抵触及质疑心理, 觉得政府的救助就是把他们遣送回原籍, 甚至是限制他们的行为范围或者阻断他们的发财之路。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已经适应并喜欢上了流浪乞讨这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基于长久养成的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错误心理, 还是基于他们自创的求取更多钱财的致富手段, 结果就是他们抵制政府的救助, 刻意躲避着政府救助行为。

(二) 社会其他成员的容忍和宽容行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新时期的文明进步思想教导人们要学会尊重他人、懂得怜悯弱者, 也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 对于社会的不正当现象只是袖手旁观。于是, 面对乞讨者更多的人会出于礼节性的尊重或者同情心施舍几何;面对被恶势力控制的流浪乞讨儿童, 会叹息着撇下几块钱扬长而去;面对新颖的骗财行为, 如求取路费回家, 不加思索、轻易的相信。而上述种种类似的宽容和容忍行为正是流浪乞讨现象生生不息的培养基。

(三) 救助制度与安置制度的脱节

《救助办法》开宗明义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但这种救助制度是临时性的, 不具有安置功能, 该制度设计的初衷也只是临时救急, 当与其他安置制度脱节时, 该制度的效用只能算是半途而废。当受到救助的人返回家乡仍然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着落时, 自然还会再返回城市继续流浪乞讨。

(四) 救助站的异化发展

一种情况是救助站的弱化:《救助办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就是强调对受助者的服务职能, 而原有的强制措施和服从义务都被弱化, 甚至转化为受助者的权利。救助站被限定了各种权利和义务, 突出了服务的职能, 而弱化了管理的职能。由于管理职能弱化, 一部分强制权利的取消, 救助站也面临着棘手的处境:一部分不符合救助条件或者救助已完成的民众不愿意离开救助站, 从而出现了“赖站”“跑站”的现象。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 救助站的救助方式出现了扭曲, 救助站虐待、侮辱受助人员的新闻也被多次曝光, 这也导致了其他流浪乞讨者对救助站的恐惧厌恶心理。

三、完善中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构思

(一) 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 必须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这四个条件才有资格成为受救助者。既然“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是造成一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形成的原因, 那么就应当从根源上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对策便是废除苛刻繁琐的农村五保制度, 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体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已经实现在大部分城市和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目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围太小, 保障水平低。

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低保的受益群体范围。我国现行的低保制度的受益群体为“三无人员”, 即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低保户。而这样模糊的规定致使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游离在该制度之外, 比如当前社会普遍的“事实孤儿” (2) 群体。这类群体他们有法律上和生物学上的父母, 但父母基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抚养他们, 他们常年和祖父辈生活在一起, 而祖父辈多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这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多是不满足低保的标准, 但他们确实亟需帮助。还有另一种群体, 社会上称之为“蚁族”, 他们多居住在城镇最简陋的地方, 衣着褴褛, 不依靠乞讨而是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需要, 他们的孩子由于户口或是经济原因多辍学跟着父母一起拾荒。社会上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比比皆是, 不胜枚举, 法律不是救苦救难的上帝, 但是越是堕落的地方越需要法律, 我们的法律对社会苍白阴暗面还是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因此, 无论城乡, 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群, 只要生活陷入困难都应被考虑到低保的救助范围之内。2、低保的运作程序。本文主张, 简化行政程序, 确立专门部门专项管理, 地方政府可以决定由其民政部门通过走访调查来登记城乡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体, 或者由需要帮助的人主动申请, 再依据登记在册人员的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行政救助。因为人口的流动性等实际生活变动, 建议这种调查每年进行一次。3、低保资金的来源与管理。关于资金的来源, 当地政府应设立“专门账户”, 筹集该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宣传工作吸纳社会捐款, 最主要的还是纳入政府年度预算决算开支之中, 具体的筹集方法留待政府具体探讨。而关于该部门资金的监管问题, 应实行完全的行政公开, 具体收支由相关部门制作成文件放置于民众可接触的地方, 如放置于行政大厅、市图书馆, 或展示于专门的网站。

(二) 明确流浪乞讨群体管理救助的实施细则

我国对流浪乞讨者救助的场所多是救助站, 但救助站却存在着两级异化现象, 一种是扮演“过于宽容的慈善家”, 滋生了“跑站”、“赖站”等恶意求助现象, 另一种则是扮演“冷漠的施舍者”, 侵犯了求助群体的尊严与人身利益。现实呼吁流浪乞讨群体管理救助实施细则的规范, 对求助主体的救助方式、救助范围都应明确规范, 以便实际操作。既要关注求助者的物质需要, 也要重视求助者的精神需求, 实施救助要尊重被救助者的意愿不能强行救助, 还要尊重被救助者的人格。

(三) 调动社会力量、多方联动

政府承担对流浪乞讨群体的救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政府的力量相对于整个社会方方面来说还是过于薄弱, 我国应借鉴国外实践,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因此, 在全面开展流浪乞丐的救助工作之前, 参酌西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救助思路, 延伸流浪乞丐救助管理团队, 深化救助管理团队建设的内涵, 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个别群积极参与救援工作,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 实行公力救济与民间慈善相组合。另一方面, 建立城市救援小组, 组织志愿救援队、社区工作者等救援专业队伍。对于救援工作所需要的高素质专业人员, 可以考虑高等教育资源, 建立救援机构与高校的良性互动关系。目前, 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专业, 也意味着学校在这几个领域有足够的教师和一定规模的大学生, 这对于救助站专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是一个宝贵的资源。 (3)

(四) 治标又治本, 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安置、就业问题。由于这一群体的成员年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态度不同, 在考虑这一解决方案时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年老多病、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应该考虑将其送进养老院, 对于养老院, 可以由当地政府支付该项费用或者在该区设置专门的养老院以专门接收该类群体。对于该群体中的青壮年成员, 对其进行登记在册, 利用社区掌握的资源以及当地制造业工厂提供的就业信息, 深度发掘适合他们的工作, 可以考虑一些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技术含量低、工资较低的工作, 如物业公司、家政服务等。如果青壮年流浪乞讨者拒绝救助部门提供的工作可以对其提供其他类型的工作, 如果其多次拒绝工作就要考虑其是否有职业乞讨者的可能。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后发现其确有职业乞讨的行为, 交由有关部门对其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罚。对于流浪乞讨群体中的未成年人, 政府民政部门经过审慎调查, 判断其是否为不法组织赚取暴利的工具, 如果是则须全力将其解救出来, 并将其护送回监护人身边, 没有监护人的送至孤儿院并妥善安排好被解救孩子的入学受教育问题, 此外这种情况下还需严惩不法组织者, 将其送交公安等有权机关。如若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没有被不法组织所控制, 则只需解决好这些孩子的安置问题即可。

参考文献

[1]马嘉鹤.浅析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J].西江月, 2003 (9) .

[2]于明潇.英国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政策[J].社会, 2004.

[3]汤秀娟.广州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调查[J].中国社会保障, 2007 (4) .

流浪儿童救助 篇9

关键词：流浪救助,精神障碍患者,临床特征,干预对策

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影响下, 大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现将我院2008年6月至2012年6月收治的250例流浪救助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统计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2008年6月至2012年6月我院收治的250例流浪救助精神障碍患者, 男性168例、女性82例;年龄为16～60岁, 平均年龄 (40±2.2) 岁, 住院时间6～40个月, 平均 (23±3.6) 个月。

1.2 临床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采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量表采用BPRS (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和NOSIE (住院患者护士观察评定量表) 。

1.3 方法

患者入院时进行观察评定, 包括现状精神病检查、住院患者护士观察评定量表、副反应量表等, 并检查大生化、血尿常规、腹部B超、眼动测定、胸部正侧位片、心电图、脑电图;工作人员每天对患者进行相应治疗, 根据不同的精神疾病, 服用不同抗精神病药物和心理治疗[1];治疗人员每天引导患者进行正常的生活和活动, 多和患者交流、沟通;加强社会交往技能训练、日常生活技能训练等;组织患者参加工娱疗活动, 如听音乐、做广播操、读报, 学习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 如洗衣服、擦桌子、拖地、帮助运送东西等。每周定期进行治疗效果评定, 并详细记录。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t检验, P<0.05说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入院时检查结果

患者在入院初期的检查结果为:BPRS (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22～61分, 平均38.78分;NOSIE (住院患者护士观察评定量表) 132～178分, 平均149.67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21例 (48.4%) , 精神发育迟滞39例 (15.6%) , 癫痫性精神障碍32例 (12.8%) ,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25例 (10%) , 心境障碍23例 (9.2%) , 癔症10例 (4%) ;其中合并躯体病有122例, 皮肤病35例, 骨折8例, 冻伤12例, 传染性疾病10例, 营养不良36例, 其他内科病11例, 妇科病10例。

2.2 治疗结果

患者在医院的治疗时间为6～40个月, 平均为10.94个月, 恢复缓慢, 效果一般, 治疗后的NOSIE (住院患者护士观察评定量表) 明显提高 (具体见表1) , 社会能力、个人整洁和情绪等情况均有改善, 但是, 治疗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良反应[2], 如:肝功能异常、心电图异常等, 需要严格注意用药;部分患者在治愈后精神好转, 有些已经想到自己的名字、年龄、住址等基本情况, 有大约30%患者被家人领回, 有大约30%的患者病情稳定后被救助工作人员送回家中, 仍有大约40%的患者需要长期住院, 病情恢复缓慢。

3 讨论

精神病患者在外流浪不仅给社会秩序和治安带来严重伤害, 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更严重的损伤, 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及时送到医院救助治疗, 对患者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流浪时间越长, 病情越难以控制[3]。

流浪精神障碍患者长期无人照料, 居无定所, 流落街头, 入院时一般病情比较严重, 常表现出行为紊乱、情绪不稳、冲动、毁物或者伤人、不能进行有效交流等症状, 在治疗的过程中, 有时会非常抗拒治疗。而且, 由于长期居无定所, 饮食不规范等, 他们的体质通常较弱, 或者伴有各种躯体疾病。因此, 在治疗时一定要根据患者的体质进行体格检查和必要的辅助检查, 明确诊断, 合理用药, 减少因用药不当诱发的其他躯体疾病;研究中发现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中肝功能受损、心电图及脑电图异常等情况的概率非常高, 因此, 治疗时要严格用药, 并注意观察患者用药后的情况, 一旦发生不良状况应及时处理[4]。

由于流浪精神障碍患者病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长时间的脱离正常人群, 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 致使他们社会功能和生活能力逐渐减退, 甚至产生精神衰退和精神残疾, 因此对患者进行及时的药理治疗、心理治疗护理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日常生活技能及社会交往技能训练, 尽最大可能逐渐提高或恢复患者的基本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 比如, 开展行为矫正治疗, 合理组织患者参加工娱疗活动, 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 增加患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定期进行健康教育, 教会患者掌握自己病情和药物的使用, 为回归社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潘利, 姜玉英, 梅经彬.男性流浪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 2009, 5 (5) :461-463.

[2]熊剑, 陈钰.303例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携带情况调查[J].中国民康医学, 2009, 5 (6) :502-503.

[3]林纯玲, 汤妙瑜.流浪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 2010, 17 (30) :174-175.

流浪儿童救助 篇10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8月1日, 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基本原则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由强制性收容遣送到关爱型救助管理的重大制度变革。《办法》实施的十余年来, 国家不断细化政策措施, 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救助服务网络, 积极创新主动救助、部门联动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方法, 及时、有效地保障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存权益,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 《办法》在彰显其人文关怀和政治文明、法制建设的进步性之下, 其强调社会救助而弱化社会管理的制度缺陷在政策运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并日益成为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难点问题。因而, 如何完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救助管理运行体系, 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水平,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 本研究以山西省太原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现状和实践为研究对象, 深入考察其在救助管理工作中取得的成效, 分析其面临的困境, 进而提出符合太原实际的救助管理可行性实现路径, 以为太原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与救助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1 太原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基本情况

1.1 机构设置

太原市救助管理站为太原市具体实施救助管理工作的责任单位。现有在编工作人员66人, 床位300张。内设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后勤保障科、医务所、安全保卫科、管理一科、管理二科、管理三科、咨询接待科、少儿管理科等10个科室。其前身为太原市收容遣送站, 时由太原市民政局和太原市公安局共同管理。2003年, 随着国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出台, 原有的收容遣送站调整规范为救助管理站, 其职能也由强制性收容遣送转变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教育、护送和安置。公安机关不再参与救助管理站的管理, 而由太原市民政局具体负责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工作, 并对救助管理站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作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临时救助管理的工作机构, 太原市救助管理站担负着全市十个县 (市、区) 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教育、矫治、护送任务和全国对山西省流浪乞讨人员的接收、护送、中转任务。自2003年8月1日改制至2013年底, 太原市救助管理站通过生活救助、医疗救治、教育矫治、返乡安置等方式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6.3万余人次, 其中包括流浪未成年人5500余人次。2014年, 太原市救助管理站被民政部授予“国家一级救助管理机构 (站) ”称号。

太原市还在各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设立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点) ,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延伸到了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 初步形成了以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 区民政局为依托, 街道和社区的民政办为基础, 巡回救助为补充的四级救助管理体系。

1.2 相关政策

2003年, 国务院和民政部分别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明确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并就流浪乞讨人员街面救助、主动救助、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救治、特殊困难救助对象跨省返乡、机构编制、经费保障以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从2003年至2014年, 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用以指导和规范各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和管理工作。按照中央的文件指示精神, 山西省和太原市相继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 市民政、公安、交通、城管、教育、人社、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太原市救助管理工作协调领导组, 并定期召开救助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协调解决全市救助管理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形成了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管理的工作机制, 有效推进了全市救助管理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1.3 救助现状

一是采取划分区域, 条块结合的方式, 建立了以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 以县 (市、区) 级救助站 (点) 为基础, 乡镇 (街道) 临时救助点为补充, 村 (社区) 救助咨询引导点为依托的四级救助网络。

二是积极探索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发现机制。在全市主要街道设立了“救助咨询点”, 公布了救助管理站热线求助电话, 在城区重要地段 (如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等繁华地段) 设立大型救助引导牌, 并通过编印、散发宣传手册、群发短信等方式, 向市民告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原则、救助条件、热线电话、救助站地理位置等内容, 方便求助人员求助, 做到重要公共场所有引导牌、街上有巡回救助流动车、社区有救助咨询点, 为市民参与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搭建了平台;太原市环卫局和民政局还联合发出《关于协助救助流浪乞讨露宿街头人员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环卫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 在不影响工作的同时, 了解情况, 劝导其接受救助。

三是与公安部门配合, 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儿童行乞、利用伤残儿童行乞、组织儿童进行团体行乞的行为, 对于公安部门解救的从事违法犯罪的流浪儿童, 本着“先解救、后救助”的原则, 全力配合做好接收、管理和护送工作。

四是积极开展志愿者“一助一”、“多助一”、等爱心活动, 鼓励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参与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劝导、服务、教育、救助等工作;太原救助管理站还与太原科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作为科大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实践基地, 参与救助站的街头救助行动和站内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服务辅导工作。

2 救助管理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1 受助对象甄别困难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 无亲友投靠, 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即受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而这一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相当的难度。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背景是否符合上述几项条件, 救助站主要是以受助人提供的口头资料作为判断依据, 而其口头资料的真伪无从辨别, 情况难以核实。即使受助人提供了个人身份等情况, 仍须户籍所在地等相关机构的协助调查核实。而此审查过程耗时冗长繁琐,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财力, 求助人真实身份等信息的核实认定短期内仍然无法落到实处。身份甄别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救助功能的部分失灵, 流浪乞讨人员故意隐瞒真实身份的、属地不协助查明身份的、自己本身无法说明身份的情况在救助站比比皆是, 现实中更滋生了一批以专门骗取救助站救济的“跑站”群体, 而救助站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去审核他们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救助对象的错位使政策在运行中偏离了既定目标, 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救助管理工作的效率。

2.2 职业乞讨群体成为救助管理的盲区

基于《管理办法》自愿救助的原则, 只有在被救助人主动要求的前提下, 救助站才能履行其职责, 因而对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核实若掌握不好分寸, 就会造成对求助对象的“侵犯”。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拒绝接受救助的通常是那些以谋利为生的职业乞讨者, 而这一群体在太原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比例已高达80%左右。在这些职业乞讨者中, 强讨恶要、寻衅滋事, 骗乞、经营乞丐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不劳而获的职业乞讨行为也不利于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而在现行的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制度和政策中, 并未对此类人群的救助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 救助管理站往往只能劝服教育, 公安、城管部门也不再像收容遣送时期那样承担重要责任, 而只是配合民政部门开展救助管理工作, 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只能行使告知和劝说救助的义务。尽管《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对受助人员的违法行为, 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受助人员违规违纪情节严重的, 或者发现受助人员有犯罪嫌疑的, 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对违法行为如何界定、如何制止, 情节严重的标准等等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执法规定, 致使执法、管理人员因缺乏足够的制度依据而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这给民政、公安、城管部门的管理和执法造成相当的困难, 也使得职业乞讨群体的行为失去了有效的约束,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乞丐的团体化、职业化、犯罪化倾向, 给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综合治理及公共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

2.3 特殊救助对象安置困难

太原市作为山西省流浪乞讨人员的主要流入地, 每年救助大量需要医疗救治、临时寄养、机构安置的流浪精神病人、智障人员和无生活自理能力的重症患者、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受助人员。这些没有自主返乡能力的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其他行动不便者等特殊困难救助对象, 由于流出地政府或其监护人迟迟不予接回, 导致其长期滞留在救助管理站内, 不能及时得到返乡安置, 从而影响了救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4 救助管理制度缺少与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

救助管理制度是一项临时性的救助制度,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困难只可暂时发挥作用。依据《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一、十二条规定:“受助人员在接受救助之后因当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然而在救助工作实践中, 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在进入救助站接受衣物及生活救助, 或经过治疗后被送回家乡不久, 又重操旧业, 反复性极强。究其深层次原因, 则在于我国城乡间没有建立起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救助管理政策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及儿童救助与保护制度等相关配套政策的衔接不足, 致使救助对象返回流入地后因在维持基本生活等方面缺少制度性安排与保障而屡救屡返, 再次流浪。这种现象在流浪未成年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依据我们跟踪回访的情况表明, 部分流浪未成年人返乡遭排斥、进校受歧视、回家少关爱, 致使再次外出流浪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来自山西阳泉市的一位流浪儿童李某, 两年中已在太原市救助管理站受助4次。此外, 这些受助人员在有过城市流浪经历后, 普遍希望在城市就业生活, 但由于文化水平低、学习掌握新技能难度大等原因, 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顺利就业, 因而也很难真正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无后续性制度的衔接, 救助管理制度就呈现出明显的孤立性和无助性, 也严重削弱了救助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

2.5 救助管理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国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明确要求救助管理机构应开展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教育矫治、心理辅导、技能培训等工作, 特别是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救助保护机构相应配备大量专业人才。从救助管理站现有人员素质看,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目前太原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一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民政系统照顾子女就业时进来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工, 另一部分主要是复转军人, 在知识结构、专业理念、工作方法上与国家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老龄化和低学历化的问题极为严重。加之救助管理工作的繁复和站内有限的经费开支, 使得机构工作人员接受专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之又少, 而系统接受社会工作、特殊教育、心理干预等方面专业教育的人才更为缺乏, 这无疑制约了救助管理工作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进步。

3 政策建议

3.1 建立统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信息数据库, 以增强救助甄别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对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的准确甄别是有效开展救助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 而流浪乞讨人员的地域流动性又增加了救助站甄别求助人员的难度。为此, 应创建覆盖太原11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点) 的统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信息数据库, 并对受助人员的身份信息、确切流出地、在全国各地的受助纪录、享受社会保障情况等逐一录入, 做到救助信息共存共享, 以此及时掌握、跟踪救助对象的基本信息, 有效遏制不良人员的恶意骗取救助, 同时实现与民政系统的救助保护信息系统、公安机关的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信息库三大信息系统的统筹与联网, 对来历不明或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的嫌疑人应通过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对其面部、指纹等标志信息进行强制采集并建立数字档案, 从而加强流浪乞讨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预测与防控, 进一步增强救助甄别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3.2 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并重, 有效规范职业乞讨行为

对职业乞讨群体的救助管理不仅应强调社会救助的柔性手段, 同时也应完善社会管理的刚性职能, 做到“刚柔相济”, 以规范、合理、高效的解决城市流浪乞讨现象, 维护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有序。一是要对职业乞讨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和细化, 以使相关部门在处理非法乞讨行为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对于职业乞讨中的有伤风化、欺诈性、冒犯性、扰乱社会秩序以及可能造成明显危险等不良行为, 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明确制止、劝离、强制带离、强制学习等行政强制措施并加以约束管理, 同时赋予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在执法上的相应职能和手段, 通过法律措施为执法者提供制度支持, 建立起民政、公安、城管等有关职能部门分工配合, 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二是要对职业乞讨者合理分类, 实行差别化救助管理。对于侵扰他人、扰乱秩序的乞讨者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强制性管理;对于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者或未成年人进行乞讨谋利的违法犯罪人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身体健全、具备劳动能力的职业乞讨者, 政府则不仅仅是为其提供临时性的物质救助, 而应将重点放在引导流浪乞讨人员学习技能,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和职业培训, 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各级政府可将其纳入就业扶持政策范围, 为流浪乞讨人员开发劳动岗位, 引导他们走上诚实劳动的道路;对未成年的流浪乞讨者, 应参照《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教育转化、关爱帮扶、回归安置等强制性救助;对于职业乞讨群体中身患重疾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则应当实施医疗救助、社会福利等保护性救助, 避免其沦落街头。

3.3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救助管理水平与能力

加强救助管理机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救助管理能力与水平的基础。应逐步推行救助机构人员上岗培训制度, 并借助高校、民间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 定期对救助管理机构人员进行社会工作知识、专业伦理道德、专业沟通技巧与方法等方面的系统培训, 以提升其专业化素养;同时, 积极引进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卫生等具备与救助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的人才队伍, 以为求助对象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判断、计划、干预和评估。通过沟通、抚慰、教育等专业手法, 帮助受助人员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自尊、自强、自立的价值观, 增强救助对象摆脱流浪乞讨困境, 重新融入社会的自信心和生活能力。

3.4 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救助体系

成功的社会救助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专业化救助体系, 这也是新时期社会救助发挥兜底作用的重要途径。

采取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 委托具有资质的非政府机构诸如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组织对流浪乞讨人员开展专业救助服务。可考虑将街面救助发现、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流浪残疾人救护等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通过发布救助服务项目的形式, 选择有承接资格和能力的社会组织通过竞争形式参与救助管理, 并建立评估制度, 对社会力量的资质和服务质量进行定期严格评估。对救助效果和社会影响好的社会组织、服务机构和项目要优先、重点扶持, 对不适宜继续开展救助服务的社会组织、服务机构和项目, 则要及时进行警示、终止和公布。

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及慈善机构参与社会救助, 扩大社会救助路径。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救助服务方面的特长和优势,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倾斜, 引入更多社会专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

比如, 可通过设立孵化基地、提供服务场所、简化登记程序等方式支持成立以服务流浪乞讨人员为宗旨的社会组织, 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社会融入、行为矫治、心理疏导、能力提升、教育培训、寄养托养等专业性救助服务, 以此延伸救助链条, 提升社会救助效果。

3.5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与救助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仅仅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中一项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 而流浪乞讨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 则是必须尽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与救助管理制度实现有效的衔接。通过这一平台, 发现需要救助帮扶的对象, 并将其转介到各项常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养老保障等制度, 扩大贫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 使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援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的各个环节紧密结合, 以有效提升救助管理水平, 最终达到扶持贫弱, 匡扶正义的目的。

4 救助管理站的建立及面临的困难

到2014年为止, 太原市已建立起1700多个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点, 覆盖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 以保证流浪乞讨人员在城乡任何地段都能及时得到救助, 实现无缝隙的城乡覆盖。

从2014年1~6月份太原市11个县 (市、区)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情况分析, 在989名滞留在站的流浪乞讨人员中, 有449名为精神病人、智障人员和危重病人, 比例高达45.4%, 见表1。

救助站的建立, 虽然使很多流浪乞讨人员得到救助, 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由于健康情况、智力水平等原因, 上述人员中绝大多数无法查找到监护人和常住人口所在地, 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为家庭有意抛向社会。而太原有限的福利机构资源也加大了这部分人员的安置难度。这些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不符合福利机构接收条件而长期滞留在站内。这些滞留人员不仅挤占有限的临时救助经费和床位, 还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予以照料。部分智障人员更随意破坏公共设施, 甚至殴打救助站工作人员, 加剧了日常管理的难度。而临时救助资金的不足和医疗救助体系的不健全, 使得救助管理站对这类人员的救助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救助工作也不能顺利进行。因此, 我们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5 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此, 救助管理必须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主题, 以完善救助管理制度为主线, 以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为重点, 加快建立法规政策完善、工作机制健全、部门配合有力、地区协作顺畅、管理服务规范的救助管理体制机制, 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生存权益。

资料来源:太原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

摘要：完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应以“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为原则, 坚持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并重,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实现与救助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 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水平,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Z].2003, 6.

[2]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Z].2003, 7.

[3]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Z].2014, 5.

[4]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并政办发[2004]100号) .

[5]李迎生, 吕朝华.矫枉过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证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 2007 (5) .

[6]苏学愚.试行救助服务的政府购买, 推进救助管理社会化[J].湘潮, 2009 (9) .

[7]夏雪, 杨舒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践社会学分析[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5) .

流浪儿童救助 篇11

关键词：资金支持；医疗补助；部门合作；知识普及

新余市地处江西省赣西片区，市区通高铁、动车，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近年来，随着光伏和钢铁产业的发展，经济逐年向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外来流动人口也不断增加，流动人口中流浪精神病人在新余市城乡逐年增多。流浪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特殊性，严重影响了新余市城乡的社会安定和市容市貌，给政府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一、新余市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救助存在困境

1.流浪精神病人数不断增加，救助无止境

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增加，新余市本地农村集镇人员和新余市周边地区萍乡、宜春、高安、樟树、吉安等地进入新余市务工的流动人口直线增加，形形色色的流动人口中也包含了流浪人群。国外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流浪人员中1/3～1/2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

2.流浪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不利于新余市社会安定

经了解，流浪精神病人大部分都是重性精神病人，由于疾病本身的影响，有伤人、毁物、自杀、自伤等四种行为，今年来各地“武疯子”的报道不少见。新余城乡流浪的精神病人，抢劫路边行人和街边小摊小贩，甚至把路人当成其被害妄想的对象进行殴打、辱骂，还发生自伤、杀人等肇事肇祸事件；对城乡的基础设施进行打、砸、烧破坏，特别是到了冬天，流浪精神病人在寒冷的驱使下，拆除路边垃圾桶、指示牌、路灯等设施烧火取暖，埋下火災的安全隐患；在农村恐吓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烧毁村委会、拔除田间农作物等。新余市公安局报警中心每天都可以接到群众报警电话。

3.流浪精神病人救助救治难度大，精神病医院和救助站进退两难

笔者在新余市民政局了解到流浪精神病人由于长期在外流浪，风餐露宿，身上都有一种或多种其他的疾病，如：营养缺乏、皮肤病、消化道溃疡、骨折、皮外伤、烫伤、老年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不排除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影响公共卫生，甚至部分女病人被救助的时候发现怀有身孕，给救助工作增加了难度。救助过程中一部分病情较轻，安置在救助站，重病人则收住到精神病医院。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家属缺乏相应的有效约束，有的流浪精神病人的家属找到了，不来接走，有的接出去还是放纵自流，最后又回到医院。

4.救助经费的缺口巨大，救助受阻

资金是困扰救助工作最大的问题，流浪精神病人的吃喝拉撒和治病用药都要钱，普通精神病人一个月入院费用在五千元上下，国家和政府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拨付的资金杯水车薪。

二、解决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救助的对策

在救助流浪精神病人的工作上，问题一直源源不断，但是，有问题不可怕，需要社会、政府和家庭一起来积极努力，寻求合理的办法帮助流浪精神病人。

1.发动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流浪精神病人没有自知力，是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由于疾病的影响，被家人抛弃，在流浪过程中身心备受煎熬，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注他们。

2.加大医疗补助，充分应用国家政策，增加流浪病人救治的

空间

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救助流浪精神病人最主要的方法是让他们获得及时救治，按时吃药防复发。目前国家刚刚出台对精神病人免费救治的政策，各省市政府、医院要充分领会国家法律和相关会议精神，坚决执行。

3.各部门联动，密切合作

由于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不是单纯的救治行为，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救助行为，它涉及民政、公安、卫生、财政等部门的通力协作。

4.做好精神病人的建档工作和精神病知识的普及和预防

面对医院和救助中心滞留了无主流浪病人，相关部门如能在全国范围内为精神病病人建立个人档案，有条件的尽量采集指纹和血样，以便流浪精神病人能准确及时找到家属，得到家庭帮助和照顾。

流浪精神病人长期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需要全社会不遗余力，前赴后继努力，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性关怀和经济救助，不放弃任何一个流浪精神病人，避免他们流浪街头，疾病缠身。政府和全社会一起，设置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筹集救助基金，培养专业人员，开辟更多救助场所，畅通救助渠道，奖励举报和主动运送流浪精神病人到救助站的群众，真正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法律、经济、制度、医疗支持。

参考文献：

[1]沈渔邨.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晓霞，谢志红，皮肖冰.性病门诊女性患者HSV-2抗体检测研究[J].中国医师杂志，2005（6）：847-848.

[3]刘翠春.宁波市流浪精神病人的收治现状和思考[J].江西医药，2008（3）：231-232.

[4]胡晓华，刘修军，桂格莉，等.武汉市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情况的调查[J].医学社会，2007（9）：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