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流行地区论文

低流行地区论文（精选9篇）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1

结核病是HIV/AIDS常见的合并感染之一,估计约1/3 的HIV/AIDS患者感染结核病,且每年发病的风险为5%~10%,而普通人群一生的结核病发病风险为5%~10%[1]。HIV感染者比非感染者的结核病发生率危险度高20 至37 倍,约1/4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死于结核病。WHO推出了12 项结核病/ 艾滋病合作策略和措施[2],建议在HIV高疫情地区可以通过在结核病人筛查HIV来强化结核病病例的发现(ICF)。中国是结核病疫情的大国,2010 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3],中国大部分地区为结核病中高流行。近年来HIV/AID流行呈逐年上升但仍为低流行势态,是否有必要在结核病人中开展HIV感染筛查以加强HIV/AIDS发现仍需要开展卫生经济学评价论证。江西省地处中国中部地区,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江西省属于结核病高发地区,其经济水平、人口结构、结核病和艾滋病疫情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特征相似[4]。本研究拟通过在江西省开展结核病病人中HIV筛查策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了解在结核病高流行而HIV低流行地区开展结核病人中HIV筛查策略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调查收集2012和2013年4-7月抽样地区结核病患者感染HIV病毒感染情况。对照组(地区)同样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地理环境,人口构成,结核病、艾滋病疫情等相近的地区。对照组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4个县(区)为调查点。各调查点在调查期间管理的所有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包括调查期间新登记和在治的肺结核和肺外结核患者)是此次调查的对象,所有患者都要填写调查表,并抽血进行HIV抗体检测。各调查点的结核病患者HIV抗体检测率须达到95%以上。

1.2 研究方法

1.2.1筛查方法

符合条件的结核病患者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抽血进行HIV抗体检测。试验样品按照生物制品运送和保存的相关要求运送实验室,并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进行HIV抗体检测。对初筛阳性样品,进行免疫印迹(WB)确认试验,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的社会经济学和疾病状况。

1.2.2资料来源

成本计算:收集江西省、市、县级疾控中心和综合医疗机构、抗病毒治疗点的负责结核病和艾滋病治疗管理的机构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劳务费、公务费、业务费、药品材料及其他等。根据调查问卷中疾病经费负担计算出病人的诊疗费、医疗费、误工费和营养费等,并估算社会成本。年人均收入通过当地政府财政部门和《江西省统计年鉴2012》[5]获得。由于筛查工作有一定时间跨度,将筛检费用、医疗费用及效益贴现至2012年物价水平,根据江西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来确定贴现率,按照公式:

贴现率按5%计算[国际通用惯例]。A代表贴现后的货币数(人民币,元);t代表年数;C代表每年的原始货币,r代表贴现率。人口资料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2012》、人均期望寿命数据来源于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System,DSP),人均期望寿命采用寿命表进行估算[6]。

1.2.3卫生经济学评价

采用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三种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评价指标:成本效果比=实际总成本/发现的TB/HIV双重感染患者数;成本效益比=成本/(直接效益+间接效益);以及失能调整减寿年(DALY)。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双录入,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录入结果的一致性检验。成本计算和期望寿命估计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以上数据利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检验采用双侧检验,P值小于0.05认为检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调查结果

调查地区筛查期间共登记结核病患者1 303例,其中1 296例接受了HIV感染状况筛查,受检率为99.5%。接受筛查的结核病患者男性为904例,女性392例;平均年龄为49.3岁(12~95岁),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69.5%(901例),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68.3%(885例)。此次调查共筛查出阳性患者9例,筛查阳性率为0.69%。对照组4个县(区)调查期间共登记了1 232例结核病患者,被动监测到TB/HIV双重感染患者4例,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率为0.32%。采用x2矫正公式检测,显示对照组和筛查组TB/HIV双重感染阳性率检测无统计学意义(x2=1.001,P>0.05)。

2.2 成本-效果分析

2.2.1调查地区成本

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筛查成本包括机构成本、诊疗成本和间接成本。机构成本包括人员工资、公共费用开支、实验室耗材、资料收集等费用,共计277 152元,机构成本为213.8元/例,见表1。

注:调查分别于2012 年和2013 年开展持续8 个月,其时间权重取0.67,公共分摊费用= 年度公共费用* 时间权重。工作时间权重系数=每月TB/HIV相关工作天数* 调查持续月份/ 年度工作日.取每年工作日为264 天

诊疗成本包括抗结核病治疗和抗病毒治疗两部分,9 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开展抗结核治疗费用为7 290 元,第一年抗病毒治疗成本为177 390 元,第一年平均每例抗病毒治疗费用为19 710 元,见表2。

TB/HIV双重感染患者经过治疗后期望寿命是9.06 年,如果未经发现其感染TB/HIV后期望寿命为3.21 年[7],抗病毒治疗费用(折现后)累计为1 321 556元,TB/HIV双重感染患者筛查治疗费用合计为1 605998 元,TB/HIV双重感染患者筛查治疗费用每例为178 444.2 元。

2.2.2对照组TB/HIV双重感染成本

(1)对照组共发现4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其机构成本为14 000元,抗结核治疗费用为3 240元,第一年抗病毒治疗为108 980元,第一年平均抗病毒治疗费用为27 245元/例。结合期望寿命,抗病毒治疗费(折现后)累计为310 593元,TB/HIV双重感染治疗费用为327 833元。1例TB/HIV双重感染的费用为81 958.25元,见表3。(2)如果筛查组没有进行筛检,根据对照组诊疗1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费用为81 958.25元,共需要737 624.25元。调查地区筛查累计花费1 605 998元,比开展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筛查会多花费868 373.75元,每例多花费96 486元可以延长TB/HIV双重感染患者的生存年限平均6年以上。

注:10%的TB/HIV患者可能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2.3成本-效益分析

(1)间接成本考虑到筛检、治疗和陪护导致误工带来的收入损失,根据江西省2012年人均年收入为21 150元,(折现后)间接成本为480 739.5元。见表4。

注:误工总天数= 单位年误工天数×误工年度系数,治疗和陪护的系数为TB/HIV双重感染患者治疗后的期望寿命为9.06 年

(2)直接效益参照对照组的治疗成本,诊断、治疗1 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成本是81 958.25 元,9 例患者诊疗需花费737624.25 元,即直接效益为737624.25元。TB/HIV双重感染患者治疗后平均生存年限是9.06 年,2010 年江西省男性期望寿命是70.57 岁,女性是75 岁,9 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减寿年为155年,预计减少的间接收入损失为3 278 250 元,预计减少人均GDP为4 471 958 元,总效益为元(间接效益+直接效益)。直接成本为1 605 998 元,间接成本为480 739.5 元总成本如上述为2 086 737.5 元,成本效益比=2 086 737.5:4 015 874.25=1:1.92,成本高于效益,在结核病人中开展HIV筛查并治疗管理是经济有效的。见表5。

2.4成本-效用分析

本研究以每发现并治疗1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结核感染所减少的DALY作为效用指标,以发现并治疗1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结核感染的平均成本作为成本指标。采用WHO疾病负担计算相关公式进行计算,对照地区每1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损失21.6个DALY,调查地区每1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损失为17个DALY,开展TB/HIV双重感染筛查比未开展筛查地区发现并治疗每1例双感患者可减少4.6个DALY。调查地区相对于对照地区每挽救1例DALY需要多投入18 999元。见表6。

2.5敏感性分析

分析价格变动影响贴现率对本研究造成的影响,假设贴现率为10%。直接成本为1 407321元,间接成本为396 562.5元,效益为3 957 402元,成本:效益=1:2.19。改变贴现率产出效益仍然大于成本,表明筛查是可行的,分析结果也较稳定。

3 讨论

此次调查在确诊的结核病人中开展,共计调查1303 例肺结核病人,其中1 296 例接受了筛查,受检率为99.5%。受检率高于当初设计的95%的筛查率,调查符合当初设计的要求。本研究从调查地区共计筛查出9 例TB/HIV患者,调查组结核病中HIV感染率为0.69%,调查地区包含了2 个卫计委重点县区和2个非重点县区。据Gao等的研究,meta分析回顾中国大陆的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状况的相关研究,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率是0.9%(0.6%-1.4%)[10]和本次研究的0.69%结果相近,HIV流行严重的地区(广西、四川和河南)显示1 032 例结核病患者中HIV感染率在3.3%[11]广西结核病人中HIV感染率为0.5%(12/2 300)[12],中国2012 年结核病人中HIV检出率为0.86%,而非重点县区检出率为0.39%,而对照组的检出率为0.32%和全国非重点县区检出率相近,调查组和总检出率相近。但是此次调查显示调查地区和非调查地区结核病人HIV检出率无差别。

结核病是HIV感染者可治愈疾病,及早发现患者感染结核病并及时治疗能延长寿命。(包括患者的早期发现用药,治愈的情况等)HIV感染者年龄,早死的风险比较大,研究表明TB/HIV双重感染患者在治疗的前12 周的死亡率达10.6%[13],加强TB/HIV双重感染患者的发现对延长患者寿命是必要的。原卫生部下发了《全国结核菌/ 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要求在HIV高、中流行县(区)主动动员所有新登记的TB病人检测HIV抗体检测。并将这项指标纳入到《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本研究采用卫生经济学评价的成本- 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 效用分析三种基本方法评价HIV低流行地区结核病人中HIV筛查效果、效益和效用。本研究考虑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每例TB/HIV双重感染患者多投入96 486 元,可以延长患者平均生存年限6年以上。本研究成本为2 086 737.5元,效益为4 015 874.25元,成本效益为比1:1.92,成本低于效益,在卫生经济学的成本、效益上面是可行的,在敏感性分析显示成本效益比为1:2.19。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比较调查地区和对照地区成本和产生的健康效益进行比较,评估结核病人中HIV筛查的效益情况。成本效用分析显示调查地区相对对照地区治疗1 例双感患者可减少4.6 个DALY,相对对照地区每挽救1 例DALY需要多投入18 999 元。另一方面,筛查项目产生的效率和当地HIV流行率相关[14]调查地区投入成本169 353.6元/DALY,约2 7315美元,相对对照地区每例要多投入18 999 元,约3 064 美元,对重点人群即HIV流行率高的人群开展筛查,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提高患者免疫力,延长患者的有效生命时间。

综上所述,在艾滋病低流行地区开展HIV筛查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命,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可以考虑在艾滋病重点县区的基础上进行扩大筛查。但经济发展和卫生服务投入的地区差异性,TB/HIV双重感染的控制面临着经费短缺、机构建设不足等问题,所有新登记的结核病患者中开展HIV筛查仍然存在一定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可以考虑对有HIV相关高危行为及青壮年开展HIV感染筛查。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2

【关键词】麻风病；流行；控制；策略

【中途分类号】R75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2）10-0597-01

由于麻风是一种潜伏期长，而且目前又无一级预防措施的慢性传染病，因此麻风病达到基本消灭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麻风病仍将在低状态下流行。三明市于1993年达到以县级为单位基本消灭麻风的目标，至今已过去近20年，本文结合我市达标后的做法，就低流行状态下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

1 麻风防治现状

1.1 麻风基本消灭后领导重视程度下降，三级防治网络不健全：由于偏面宣传和认识“达标”，认为达标地区的麻风已不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有些地区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麻防工作不再重视，防治经费明显减少，麻防工作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有时流于形式走过场。三级防治网运行困难，任务落实不到位，防治人员也转向从事有经济收人的工作，有些地方基层防治网名存实亡。

1.2 麻防经费不足、麻防人员待遇偏低：虽然近年有了中央转移支付麻风防治专项经费，但地方配套经费明显不足，供需失衡的矛盾仍较为突出，现有病人的跟踪随访、可疑线索的发现、治愈病人及家属的随访、防治人员的技术培训、诊治设备等很难落实到位。麻防工作是带社会福利性质的工作，在当前群众对麻风依然存在歧视的今天，麻防人员无论是社会待遇还是经济待遇都远低于从事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基层防治人员主动性积极性不高。

1.3 麻风发病率、患病率无明显下降：三明市基本消灭麻风病后20年来，每年发现新病例3—6例，由于新发病人数与每年治愈数相近，麻风患病率无明显下降，这一情况与我省情况相似，和全国情况也相似[1]。

1.4 防治工作难度加大，新发现病人更加困难：由于新发病人的减少和高度分散以及麻风有很长的潜伏期，常无法查到传染源，新发现病人难度增加，大量的流动人口也给新发现麻风带来困难，目前新发现病人主要以皮肤科门诊被动发现为主。许多现有病人确诊为麻风病后，为避开社会歧视，往往搬迁变换住址，此外，现在麻风病的治疗药品是按本地区麻风病人数分配的，部分现症麻风病人外出打工，在当地很难拿到药品，外出人员药品和规则治療难以保证。

1.5 外来传染源输入增加：如今人口流动频繁，其中不乏麻风病人，有的是自己不知道，也有的是被确诊的病人在当地无法生活而外出打工，如尤溪县在连续13年没有新病人后发现外来输入病例，近年来每年都有外来输入病例被发现。

1.6 防治技术力量下降：以前我市有一支敬业奉献、技术精湛的专职防治队伍，近年他们已陆续退休，新接手的同志防治积极性不高，加上待遇偏低，麻风防治队伍人才断档、业务不精的问题较为突出，全国情况也有相似情况。市、县专业防治人员中有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综合性医院医生、基层医务人员、防保人员普遍缺乏麻风病防治知识，造成麻风病误诊误治，这也是制约我市麻风防治的重要因素。

2 麻风低流行状态下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2.1 理顺麻防机构，实现麻防工作一体化：我国深入开展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原有的垂直麻风防治体系有很大的变化，多数已经整合到了疾控中心，也有的仍然独立，地市级麻防机构担负着本地区麻防工作管理和技术指导的任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麻风病仍将相当长时期存在的情况下，新病人的发现、治疗及治愈者的社会心理康复等技术性工作都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地市级麻防专职机构很有必要继续存在。防治工作要逐步实现一体化，应在县疾控中心保持一定数量的专职医生，负责当地麻风病的宣传培训、诊疗监测转诊等工作，麻风病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属丙类传染病，县级医疗机构应将麻风和其它传染病一样列人管理和监测，每年由卫生局组织考评一次，并与防病经费挂钩，麻风应作为一种普通的慢性传染病纳人社区防病工作中。1993 年我市以县为单位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后，坚持了“四个不变”，所有县无论有无现症病人，疾控中心都保留一名专职麻防医生，负责麻风的宣传培训、监测和康复指导工作，乡村麻防工作结合到社区防病工作之中。

2.2 不拘形式方法，早期发现和治疗病人：麻风的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止传染和畸残的关键，为早发现病人我国采用了“五查”等方法，过去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流行的降低，麻风新病例的减少，“五查”已不完全适用，分析我市达标后的发现病人主要方式为皮肤科门诊发现及可疑线索报告等。

2.2.1加强皮肤科建设，真正发挥窗口作用。随着人们卫生知识的提高，皮肤病病人主动求医增多，皮肤科门诊成为发现麻风病人的重要途径，由于现在麻风病已成为少见病例，多数皮肤科医生没有见过，也往往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因此要加强对皮肤医生的麻风专业知识培训，使他们在日常门诊中注意发现麻风的早期线索，真正发挥皮肤科门诊的发挥窗口作用。

2.2.2 广泛麻防知识的培训和健康教育：首先要对综合性医院的皮肤科、内科、妇科、神经科等医生和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为让他们能更主动参加，在培训时可以结合其它内容如性病知识等，使他们掌握麻风病基础知识，熟悉麻风的早期症状，在日常门诊中能及时发现麻风可疑线索，并报告专业医生确诊。由于经费所限，我市花了五年时间，分批对对全市所有县、乡、村医进行了一次全员培训，为提供麻风可疑线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其次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开展健康教育，消除人们对麻风的偏见，使病人消除顾虑，主动就医。

2.2.3 坚持高质量的线索调查：目前县、乡、村三级防治网基本健全，如能很好利用，省时省力，线索调查可以覆盖所有人群，但要做到高质量不容易，贵在取得他们的支持，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确诊者给予相当的奖励。

2.2.4 病人家属及密切接触者检查也是值得坚持。

2.2.5 麻风病普查已不适用：由于发病率已很低，加上现在人口流动大，病源地普查很难达到95 ％以上的受检率，且费时费力已无必要，可采取皮肤病巡回医疗或重点人群抽查的方法。

2.3 采取灵活措施，早期规则治疗病人：只有早期规则治疗病人才能有效控制传染和防止畸残，联合化疗已为我国普遍接受和施行，但对于流动人口很难做到每月送药监服，在病人能保证自觉服药的情况下或收取一定的保证压金后，可适当多给些药量，如一次给予3 个月的药，同时告诉病人遇有麻风反应等情况及时就诊。放宽和改革麻风病药品供应方法，预备一定人数的机动人员药品，让打工等流动人员，能在当地领到麻风药品；麻风的康复与联合化疗同步进行，教育病人如何自我护理，逐步将麻风康复纳人社区康复之中，让已治愈的畸残者加人残联，像其他残疾人一样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待遇。

麻风病防治是跨世纪的事业，在新形势下麻防工作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值得广大麻防工作思考和探索，麻风病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3

关键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流行病学,儿童,青少年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AHS) 是儿童青少年的常见病、多发病。文献报道20%~25%的儿童存在各种类型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相关症状, 其中鼾症是最主要的症状之一[1]。良好的睡眠能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等, 对儿童健康的意义比成人更为重要。此次调查拟通过问卷调查东莞地区6~18岁儿童青少年睡眠呼吸状况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相关症状的发病情况及其关因素, 为儿童青少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相关症状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年6-12月在东莞市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光明中学、光明小学、东莞中学、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等4所中小学, 最终调查17 254名学龄儿童青少年, 其中男10 024人, 女7230人, 年龄6~18岁, 均为健康儿童青少年, 近1个月无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无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

1.2 调查方法

流行病学问卷借鉴Tucson Children’s Assessment of Sleep Apnea (Tu CASA) 调查表, 根据中国国情对其进行相应改动:去除是否诊断为哮喘;是否在看电视、做作业或骑车时睡着;晚上几点睡觉;早晨几点起床;最近的一次考试成绩等项目。增加白天是否多动;睡眠时是否有四肢乱动或睡姿异常 (喜欢趴着睡) ;注意力是否不能集中。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采取1人1卷的问卷形式, 对家长询问进行问卷填写。

1.3 调查内容

收集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测量颈围、颈长, 计算身高体重指数 (BMI) 和颈围/颈长。打鼾分为每周5次 (含5次) 以下和每周5次以上。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是否有喉头哽咽、张口呼吸、睡眠多汗、睡梦中肢体抽动、磨牙、梦呓、夜间遗尿、醒觉、夜间清醒、入睡过早、易惊醒、尖叫哭喊、日间嗜睡、父亲打鼾、母亲打鼾。

1.4 质量控制

在进行现场调查前由项目负责人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统一调查方法, 掌握调查中的各项内容标准和人际交流技巧。主要采取现场集中问卷的方法, 对于家长不确定的项目准予观察一定时间后再予填写。建立逐层核查制度, 调查员每日自查, 学校项目负责人对问卷进行抽查, 本课题项目负责人再对5%的问卷进行核查, 进行预试验和一致性检验。通过逐层检验共收集回来有效调查表17 254份, 回收率为86.27%, 其他调查表因各种原因被认为是无效问卷。

1.5 统计学处理

调查所有资料进行复核后, 由专人统一录入。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计量资料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以P<0.01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鼾症发病率

17 254名儿童青少年中发生鼾症4132例, 发病率为23.95%。其中每周5次 (含5次) 以内3443例, 占83.33%;每周5次以上691例, 占16.67%。

2.2 一般资料

根据是否打鼾, 将17 254名儿童青少年分为打鼾组 (n=4142) 和非打鼾组 (n=13 122)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BMI、颈围、颈长、颈围/颈长比值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 。见表1。

2.3两组调查项目比较

两组患者“易惊醒”和“日间嗜睡”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其余调查项目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 。见表2。

例 (%)

2.4 相关性分析

“易惊醒”和“日间嗜睡”无统计学差异 (P>0.01) , 其余调查项目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1) , 见表3。

3 讨论

儿童和青少年OSAHS是以上呼吸道长时间部分阻塞和/或间歇性完全阻塞为特征的睡眠呼吸疾病, 影响正常睡眠换气和睡眠结构。与成人OSAHS的临床表现和危害类似[2,3,4], 儿童和青少年OSAHS的临床表现为睡眠相关性呼吸困难、打鼾、呼吸暂停、出汗、睡眠不安、睡姿异常、尿床、反复上呼吸道感染、行为异常、学习困难、认知功能障碍和发育迟缓。虽然其确切机制仍不清楚, 但目前认为可能是由于睡眠时呼吸功增加, 引起能量消耗增加及长期睡眠不足引起的生长激素不足[5,6,7]。此外OSAHS儿童青少年由于缺氧造成快动眼睡眠和深度慢波睡眠减少, 间歇性缺氧可能对下丘脑及内分泌的其他调节机制有直接作用, 继而影响GH的分泌, 导致儿童青少年发育迟缓[8]。长期慢性缺氧还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引起智力低下、认知障碍、社会活动受限、行为及情绪异常[9,10,11]。

本研究所做的调查是针对东莞地区学龄儿童的OSAHS相关症状。各种调查表调查内容有相同之处, 但各有侧重[12,13]。温州采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儿童医院睡眠中心临床问卷;南京采用国家儿童睡眠状况流行性调查项目统一问卷:无锡参考国际睡眠障碍分类, 以《全国18城市3~12岁儿童睡眠状况调查表》为基础制定。笔者本次调查更侧重于OSAHS症状, 所以采用Tu CASA调查表, 并在其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改, 使其更能突出笔者调查的重点。

鼾症是OSAHS主要的症状之一。本研究中17 254名儿童青少年中发生鼾症4132例, 发病率为23.95%。其中每周5次 (含5次) 以内3443例, 占83.33%;每周5次以上691例, 占16.67%。本研究结果提示, 本市OSAHS相关症状发病率较高, 高于谢娟娟等[14]报道的7.8%。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4

[关键词] 生猪高热病；高致病性蓝耳；防控措施

一、地区生猪高热病的发生情况

1.临床表现

病猪高热稽留，体温一般为40～42℃，精神极度沉郁，倒卧，嗜睡；厌食，甚至绝食。病猪全身发红或发紫，尤其以下颔、腋下、耳根部为甚，大便干燥，后期拉稀；呼吸急促，喘气，流鼻涕、咳嗽、眼分泌物增多；大部分猪有泪斑，出现结膜炎症状；部分病猪出现流产、死胎等繁殖障碍为特征。不同日龄、不同品种的猪均可感染发病，而且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猪群发病率50%～100%，而死亡率20%～100%，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剖检都表现不同程度肺炎病变，其中弥漫性间质性肺炎为主；淋巴结肿大，特别是肺门淋巴结、纵膈淋巴结和腹股沟淋巴结；脾脏肿大，质脆；肝、肾等也有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

2.发病率与死亡率

2006年底开始爆发该病，仅2个月的时间，全市生猪发病93515头，发病率24.98%，死亡生猪20971头，病死率22.43%。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严重打击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并一度引起了恐慌，市民不敢吃猪肉，统计2006年全年发病11963头，发病率10.2%，死亡数2107头，病死率16.9%。2007年局部个别猪场发生，特别是原来没发生过的小规模猪场，有零星死亡，发病头924，发病率0.15%，死亡数107头，病死率11.6%。2008年发病头2924，发病率0.8%，死亡数807头，病死率27.6%。2009年发病头15078，发病率11.7%，死亡数3426头，病死率22.7%。2010年较为平稳，没出现疫情。

二、近年地区生猪“高热病”发病特点分析

2006年后的疫情呈现新的特点：（1）表现季节性，但不拘泥于季节，爆发于夏天炎热，气温较高的时间，但疫情并没有与往年一样在秋冬气温下降时熄灭，仍向北蔓延，似乎不受气温的影响；（2）疫病流行的区域性明显，从江西开始，逐渐向周边省市蔓延，进而扩散到其他各地；传播快，区域（如村庄或养猪密集区）内猪场一般10d左右全群发病，表现明显的流行性和传播性；（3）传播面广，发病率、死亡率极高，在中小型猪场的发病率高达50％～90％，死亡率达20％～50％，有的甚至达到80％，母猪死亡率和淘汰率达到15％～30％，许多猪场因此倒闭；（4）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大量使用抗生素及疫苗紧急接种反倒加重病情，死亡率更高；从整个疫病的流行情况分析，这次的高热病具有明显的爆发流行性和传播性。

图1 2006年至2009年发病数与病死数分析对比图

2006年至2009年间，本地区生猪“高热病”疫情呈现一个“谷”的波形，2006年大面积爆发，之后的两年趋于平稳，个别零星发生，而2009年又发生大面积流行。2006年与2009年的两次爆发，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流行面广，但深入分析调查，与2006年相比，2009年中大型规模养殖基本平稳，散户与小规模猪场发病严重，母猪损失严重。

疫情呈现“谷”的波形，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2006年疫情发生后，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力量查根源，快速制定有效的“高热病”防治技术方案，并在很短时间内集中科研力量，研制出高致病性蓝耳灭活苗。我市兽医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广泛宣传认清疫情，安民心不恐慌；确实指导疫病防治，遵循“早，快，严，小”方针，严格采取隔离消毒、无害化处理措施；追根溯源，查清疫情的发病情况；进一步强化免疫、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多措并举，上下齐心，2007年初有效控制疫情；另一方面，疫病的“谷”型发生，遵循流行病学规律，疫情发生后，大量的易感动物死亡，幸存动物也形成了坚实的抗体，疫病大流行的条件就消失了。而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生猪饲养周期到来，新的易感动物大量出现；加之，在这段时间里，病原也在适应新的环境，不时的变异；加上个别养殖户的麻痹大意，最终导致了新的流行。

三、防控生猪“高热病”的主要对策

1.采取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

猪“高热病”由于病情复杂而严重，高死亡，治疗难度大，该病的防控工作中一定要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在本病发生的高危季节和高危地区要封闭切实加强装猪台、人员出入口、污水排出口、物料出入口等容易传入疫病地点的管理。生产区和生活区严格有效隔离，猪场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防护、消毒后方可进入生产区；做好猪场废物、污水处理和杀虫、灭鼠等工作。切实做好圈舍的清洁与消毒工作，消毒药可以选择对病毒效果较好且刺激性较小的消毒剂复合醛类消毒剂。做好免疫注射，重点要做好猪瘟、猪伪狂犬、巴氏杆菌疫苗、链球菌Ⅱ型、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等疫苗的免疫注射工作[1]。

2.合理实施蓝耳病疫苗免疫接种

疫苗免疫是刺激机体产生较高水平的特异性免疫，以抵御病原的攻击。蓝耳病阴性场，没有“敌人”，在确实做好生物安全工作的情况下，可不免疫，前提是一定要严格做好生物安全工作，并密切关注可能的感染。蓝耳病阳性场，生产基本稳定时，如果抗体水平较高，在蓝耳病风险较小时，可暂时不安排免疫，但要密切关注、定期检测；如果抗体水平低且较一致，蓝耳病感染风险较高，最好尽快安排免疫；抗体水平高低不齐，蓝耳病风险较高，应安排免疫，必要时要加强免疫[2-3]。

3.针对继发感染合理使用抗生素

疫病发生后，不可盲目，大剂量的使用抗生素，必需对继发感染的细菌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必要时应做药敏试验，不能乱用抗生素。在每个猪群的继发感染的细菌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照搬别人的方案。如有肺脏病变及其轻微、无明显肉眼可见变化或仅表现轻度水肿，则表明无明显继发感染；纤维素渗出，出血严重，肺大叶肉变严重，肺大叶化脓性变化严重，间质性肺炎严重的则表明有明显肺部继发感染可则要以应用抗生素治疗肺部继发感染为主[4]。伴关节炎的病例则表明继发全身细菌性感染则要选用血药分布广的抗生素。

4.科学合理控制发病猪病情

疫病发生后，针对发病猪只，不要一味的用药治疗，要理性的区别对待，要把握原则。症状严重及明显神经症状的猪只，不仅难以治愈，愈后不良，并且排毒，造成环境中病原密度加大，危险加重，没有治疗价值，应作安乐死后，无害化处理。症状较严重猪只应从群体猪剔除，采取集中治疗，一方面减少对健康猪的接触传染，另一面有利于用药，饲养管理。治疗原则为保证水盐代谢平衡补充维生素、糖与蛋白质，保证基本生存需求，尽量饮水和拌料给药，避免注射给药引起应激反应加重病情或增加死亡[5-6]。

“高热病”的防控要从生物防控、营养饲料、饲养管理、免疫接种、群发病的诊断治疗等多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切实做好这些工作同时要注重饲养人员的防疫意识、操作技能，以及工作的态度，责任心等，也就是对猪场疾病防控水平和饲养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只要做好了管理，疫病防治才有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健雄.华东某地区发生猪无名高热综合征的控制措施 [J].今日畜牧兽医，2006，（10）：25～27

[2]邵国青，金星方，陈建民等.南方夏季猪高热性疾病调查与回顾[J]. 养猪，2007，（1）：21～22

[3]文利新.湘赣豫猪蓝耳病为主的呼吸道混合感染[J]. 中国兽药杂志，2008，44（3）：81～82

[4]郭方正. 猪“高热病”的流行与预防[J].湖北畜牧兽医，2007，（1）：15

[5]匡宝晓.当前猪无名高热的防治措施 [J].中国畜牧杂志，2006，42（18）：60～62

[6]朱连德.南方“猪高热病”的原因分析与控制策略 [J] .猪业科学，2006（9）：24～29

南通地区大豆花叶病流行规律研究 篇5

由于多年来大豆花叶病的严重发生, 导致以台湾75为代表的一批优质、高产感病品种难以立足, 严重影响了农民收益和加工效益。为此, 近2年就大豆花叶病在南通地区的流行规律进行初步研究, 以期探寻大豆花叶病的无公害综合防治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种子带毒与大豆花叶病病害流行的关系

1.1.1 供试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为感病品种台湾75, 选择该品种健康种子和带病种子各300粒, 病种为上年该品种重病植株留种。

1.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防蚜大棚内进行。病种与健种各种植10行, 每行10穴, 行株50 cm, 株距20 cm, 各设3次重复。出苗至三复叶期, 连续观察目测确定病苗数[1], 计算病株率。

1.2 不同播期春大豆的发病情况

1.2.1 供试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为感病品种台湾75。

1.2.2 试验方法。

试验设5个处理, 即播期分别为4月17日、4月24日、5月4日、5月13日, 以4月10日为对照。小区面积为12 m2, 3次重复, 随机排列。

1.3 不同品种大豆花叶病发生情况

1.3.1 供试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为长江流域鲜食大豆春播品种, 分别为:豆冠K09-1、台湾292、通豆4号、通豆3号、浙H0346、通酥1号、台湾75、早冠K09-2、浙H0427、小寒王、南农307、交大05-133、台湾75。

1.3.2 试验方法。

试验设12个处理, 即每个品种为1个处理, 以台湾75为对照。随机区组排列, 重复3次, 于4月7日播种。小区播种面积为11.2 m2, 行距40 cm, 株距8 cm。每个品种各重复调查50株, 记录病株率及症状, 并计算病情指数[2]。

1.4 蚜虫发生量与大豆花叶病发病情况的关系

1.4.1 供试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为通酥1号、台湾292、交大05-133。

1.4.2 试验方法。

用自制的黄色粘虫板在大豆田间诱蚜, 记录蚜虫种类和数量, 并跟踪记录大豆田花叶病发病情况。定期调查豆株的有翅蚜量[3]及花叶病发病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子带毒与大豆花叶病病害流行的关系

大豆花叶病毒病的初侵染来源主要为种子带毒, 种子带毒率的高低决定了大豆苗期病毒病的发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在罩网防虫的条件下, 播种台湾75重病田的带毒种子与播种健康种子大豆苗期病株率明显不同, 前者病株率接近40%, 而后者仅为0.8%。

2.2 不同播期春大豆的发病情况

由图1可见, 从4月10日至5月13日春大豆播种得越早, 其病株率与病情指数越小, 这主要是由于该地蚜虫的主迁飞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 4月上中旬播种的整个幼苗期可有效避开蚜虫迁飞高峰, 从而减少发病几率。因此, 春播大豆播种期应适当提前, 夏播大豆播种期适当推迟, 可以减轻苗期病害发生。

2.3 不同品种大豆花叶病发生情况

由表1可见, 12个春播品种对大豆花叶病毒的抗性均不强, 平均病株率都达30%以上, 最高的达86.67%。病情指数比较高, 其中当地品种小寒王抗性较好, 平均病情指数为18.33, 最高的为南农307, 病情指数达72.50, 比对照品种台湾75的平均病情指数高4.3%。

2.4 蚜虫发生量与大豆花叶病发病情况的关系

通过黄板诱蚜可见, 当地大豆田间的主要蚜虫种类为大豆蚜及麦蚜和少量棉蚜, 不过其中大豆蚜为大豆花叶病毒的主要传毒介体。通过定点调查及粘虫板观测蚜虫数量与大豆花叶病发病的病情指数, 结果表明, 蚜虫发生量与病情指数成正比 (图2) , 线性相关方程为:Y=2.590 1X+4.14 (R2=0.727 7) 。试验结果表明, 大豆花叶病的发病期与蚜虫迁飞峰的时间基本吻合, 但到后期大豆发病率趋于平稳 (图3) 。

3 结论与讨论

3.1 适宜播期

大豆的适宜播种期是4月17—25日, 这与闫吉治[3]的研究结果相符。根据试验观察, 这个时期播种的大豆, 保苗率达80%以上, 而且幼苗生长整齐健壮, 生长发育良好, 后期花多荚多, 适期成熟, 品质好、产量高。如果播种过早, 如4月10日或更早, 由于气温低, 出苗慢, 出苗后又容易受霜冻、低温等不利因素而损苗, 且苗期长、苗小对病虫害的抗逆性较弱。同样, 播期过晚, 营养生长期缩短, 后期生殖生长不足, 则影响产量, 且由于生育日数缩短, 不利于糖类转化, 导致大豆含油率降低, 严重影响大豆品质。

3.2 抗病品种

不同的大豆品种对大豆病毒病抗性程度的不同与病害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4,5]。台湾75鲜食大豆, 适口性好, 产量高、商品性佳。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南通以后, 深受加工企业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也是外商指定的出口鲜食大豆品种。但是该品种高感病毒病, 田间病毒病易流行, 难以控制, 往往造成农户失收, 近20年来一直难以大面积推广;小寒王是当地的农家种, 虽然品质不如台湾75, 但长期种植, 适应性较强, 属于耐病品种, 目前仍是当地的主导品种。

近年来, 由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相继育成的通豆3号、通豆4号、通豆5号和通豆6号新品种, 其都是中抗品种, 对南通的生态环境比较适应, 目前正在加快其推广过程。由于我国高抗花叶病毒病的品种资源较少, 并且从事抗病毒病育种的起步较晚;在生产上真正高抗花叶病毒病的品种较少, 高抗病毒病的鲜食大豆品种更少[6,7,8,9,10]。目前, 我国对大豆花叶病毒病抗性比较强的品种主要有:中豆32、徐豆14、湘春豆25、引豆9701、七星一号、早生翠鸟等。

3.3 病虫害防治

鉴于南通乃至江苏目前大豆生产的茬口布局、制种技术以及生产管理水平, 控制大豆病毒病的流行及危害应遵循“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根据大豆病毒病的发生特点及流行规律, 采取农业防治为主, 结合药剂防治传毒媒介蚜虫的综合措施。

参考文献

[1]尚佑芬, 罗瑞梧.影响大豆花叶病毒种子传毒有关因素的研究[J].山东农业科学, 1989 (5) :34-36.

[2]廖林, 王金陵, 高凤兰, 等.大豆花叶病 (SMV) 症状与大豆品种、病毒毒株及环境条件关系的研究[J].大豆科学, 1990, 9 (2) :149-156.

[3]闫吉治.灰色关联分析在大豆播期研究中的应用[J].河西学院学报, 2002 (5) :71-74.

[4]郭井泉, 张明厚.种子带毒率及有翅蚜降落量对SMV流行的影响[J].植物保护学报, 1991, 18 (1) :29-32.

[5]蔡兴岛.大豆花叶病毒及抗性研究[J].知识经济, 2010 (16) :133.

[6]季志强, 盖颜欣, 杨青林, 等.承德地区大豆花叶病毒病的发生规律与防治[J].种子科技, 2010 (28) :5.

[7]李秀华, 谷瑞平.大豆花叶病毒病的防治方法[J].中国农业信息, 2009 (11) :26-27.

[8]董志敏, 刘佳, 衣志刚.大豆抗花叶病毒病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 (35) :17538-17539.

[9]宁晓敏, 邱士玉.大豆花叶病毒病的防治措施[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 2008 (5) :42.

浙江地区手足口病流行病学调查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检测对象

江西省儿童医院临床诊断为手足口病并伴有发热收治住院的125例患儿。

1.2 调查内容

一般情况:患儿的流行病学接触史、实验室检验结果、临床表现、危险因素等情况;实验室情况:对临床表现、临床检验项目结果,不明白的及时与有关医院和医疗机构联系,从病历中提取。所有调查表要有专人负责,每天录入相关数据库。

1.3 仪器及试剂

7300real-time PCR仪(美国ABI公司),手足口荧光检测试剂盒(达安基因)。

1.4 检测方法

采集住院患儿的咽拭子放入病毒保存液中,提取RNA,按试剂说明书配制25μL的反应体系,进行RT-PCR扩增,扩增程序为:40℃25min,1个循环;94℃3min,1个循环;93℃15s→55℃45s,40个循环。循环结束后判定结果,检测样本无典型S扩增曲线或Ct值>35,则判样本为阴性;检测样本呈典型S扩增曲线或Ct值≤35,则判样本为阳性。

1.5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指标为发病数、发病率、构成比等情况,P<0.05代表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125例患儿中,2010年1-212个月份均有病例报告,主要分布在5-7月份,也就是传统的夏季,3个月共报告65例,占全年疫情总数的52.0%。具体来说,手足口病疫情是从4月上旬开始迅速上升,5月份达最高峰,从6月份开始缓慢下降,在11月份又出现了1个小高峰。其中男性80例,女性45例,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为1.78∶1,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小儿年龄最小的1d,最大的6岁,平均2.1岁;以3岁以下小儿为主,共发病120例,占总病例的96.0%,各年龄别发病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实验性流行病学分析

125例临床诊断病例中有11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达80.0%%。阳性标本中病原基因分型以EV71为主,有95例,占86.4%。而不同年龄段的EV71阳性标本所占比例见表1。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全球性传染病,世界大部分地区均有此病流行的报道,2010年的发病还造成很多地区的恐慌。在流行方式上,接触传播是造成手足口病流行的主要方式,包括间接接触和直接接触[4]。环境污染是导致手足口病流行的另一方式,其内涵主要指恶劣的自然环境能够促进小儿的感染与接触途径。

人群对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或者病原菌普遍易感,感染后可获得特异性免疫,非常抗药,同时不同种类和型别的病毒感染后诱导的特异性导致同一免疫或者不同缺乏交叉保护力,因此,人群可反复感染而发病[5]。

我国由于地处温带季节环节,手足口病四季均可发病,散发有显著的夏季高峰;各年龄段均可受累,但小儿的比例非常显著地高于青少年和成年人,浙江地区的发病规律符合此观点。儿童高发的原因可能与成人多呈健康带毒状态与已免疫能力强有关[6]。

病例的病程平均为6d,可引起手、足、脸、口腔等部位的疱疹,少数患儿可引起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等并发症[7]。

在感染病毒上,手足口病是多种肠道病毒(EV)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人类肠道病毒归属于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A组、柯萨奇病毒B组和新型肠道病毒。EV71是引起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主要原因[8],尸体解剖及动物实验的组织病理学研究的证据表明EV71具有嗜神经性,临床易并发无菌性脑膜炎[9]。我们的研究发现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为EV71,有95例,占86.4%。但是有15例EV未分型,由于没有分离培养、测序,不能进行基因分型,这例病例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易感人群人对肠道病毒普遍易感,受感后可获得免疫力,手足口病患者主要为学龄前儿童,尤以≤3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本文检测结果显示手足口病好发于3岁以下男孩,与之报道结果相符。

为此我们在预防与治疗对策上,应首先加强监测,做好手足口病疫情报告,及时发现小儿环节,各级医疗机构与医院发现手足口患者增多或肠道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时,要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报告,做到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其次是研发能有效控制手足口病EV71流行的疫苗,如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等,但是要注意疫苗的不良反应,以达到最大限度控制手足口病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流行的问题。三是设立手足口病定点医院或者机构,发现患者或疑似患者立即予以隔离治疗,同一间病房内不应收治其他非肠道病毒感染的患儿。预防。

总之,浙江地区手足口病的发生有明确的季节与年龄特征,EV71的检测可以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手足口病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要加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S].2008.

[2]钱翠香.小儿手足口病50例临床分析.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8,4(15):36-37.

[3]朱启镕,李秀珠,等.2009年上海儿童手足口病中肠道病病例中肠道病毒71型和柯萨奇A组16型的调查[J].中华儿科杂志,2010,43(2):648-652.

[4]邢文亚.重症手足口病合并脑炎27例临床分析[J].现代诊断与分析,2009,20(6):84-86.

[5]Mcminn P,Lindsay K,Perera D,et al.Phylogentic analysis of ente-rovirous 71 strains islated during linked epidemics in Malaysia Singapore,and western Australia[J].J Virol,2010,75(16):7732-7738.

[6]周正伍,李凡.医学微生物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74-275.

[7]Shinohara M,Uchida K,Shimada s,et al.Characterization of ente-rovirus type 71 isolated in Saitama Prefecture in 2009[J].Kanse-nshogaYu Zasshj,2010,75(6):490-494.

[8]朱俊萍,徐子刚,陈辉,等.2007年北京地区儿童手足口病病原的初步筛查[J].病毒学报,2009,25(1):23-28.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7

广西桂中地区是炭疽流行的重疫区, 常发生较为严重的人畜感染发病、死亡现象。为了全面详细地掌握全地区1950～2000年51年来炭疽流行情况, 了解其发病规律, 制订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控制炭疽疫情, 降低家畜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减少畜牧业经济损失, 保护人体健康。我们组织和发动地、县、乡三级兽医人员, 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疫情资料, 以及开展询访、座谈、现场调查等多种形式的调查活动和实验室检查, 历时一年时间, 比较详细地纪录了本地区51年来炭疽疫情基本情况。现将有关资料进行综述。

1疫情基本情况及流行特点

1.1疫区 (点) 覆盖面大

全地区10个县 (市) 均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炭疽疫情, 炭疽疫点县为100%。有74个乡镇发生过疫情, 占本地区乡镇的53.6%。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平原乡镇。

1.2疫情危害严重

人畜间感染, 病例多, 病死率高, 据统计, 51年间牲畜发病总数1080头 (匹、只) , 病死牲畜总数737头 (匹、只) , 病死率68.24%;感染人数679人, 病死人数52人。有5个以上乡镇发生疫情、25头以上牲畜发病、有5人以上被感染的重大疫情年份有15年, 占年份的31.91%。其中, 1958年牲畜发病89头, 死亡70头;有58人被感染, 病死1人;1990年牲畜发病64头, 死亡32头;有46人被感染发病;1992年只南泗乡就有16人被感染发病。

1.3疫情连续不断、具有周期性

51年间, 有47个年头发生疫情, 占年份的92.1%。疫区 (点) 分布面的年度分布似乎有一定的规律性:每10年或者11年出现一个周期:1950～1960、1960～1970、1970～1981、1981～1992, 每个周期内疫区 (点) 分布面近乎呈正态分布。疫区 (点) 地理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呈较典型的河流分布, 以融江、柳江、红水河、黔江为核心纽带, 以及与这些江河相连接的支流如洛青江、贝江等构成的流行带, 最明显的是长安、和睦、黄茆、迁江等疫情反复的22个老疫区 (点) 均分布在这4条江河两岸。高山区域很少发生疫情, 如金秀县、融水县的山区乡镇。

1.4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受自然条件如气候、气温、湿度等影响, 在多雨和洪水泛滥的时间发生疫情的可能性增多、疫区 (点) 面较大。在51年间累计181起疫情中, 有150起疫情出现有5～9月份多洪涝季节, 占82.87%。

1.5流行过程

表现为散发形式为主, 有部分表现为地方流行性。一般只在某个乡镇的某个或者2～3个乡镇的几个沿江河及其支流的村屯发生疫情。51年间, 平均每年有2～3个县份、3～4个乡镇的少数几个村屯有疫情。其中:1976年发病面最大, 涉及了10个乡镇, 但只占全地区乡镇总数的7.37%, 发病牲畜55头;而1950、1966、1998年等有12个年份只有一个乡镇有疫情, 占乡镇总数的0.74%。

1.6感染发病的动物种类

有牛、猪、马、犬, 其中牛感染发病921头, 占动物发病总数的83.73%;猪155头, 占14.09%;犬19只, 占1.73%;马5匹, 占0.45%。

1.7感染过程表现类型

牛、马多呈急性败血型, 有少部分牛出现最急性病例。犬多表现为胃肠炎及咽炎。猪主要见于咽型、肠型炭疽。

1.8老疫区 (点) 不断反复

据统计, 有大巷、永乐、迁江、黄茆等14个疫区 (点) 发生5次以上疫情;其中某个疫点连续6年发生疫情, 累计发生10次疫情, 有4个县为疫情多发区。

2传播途经

主要经消化道感染, 其次是通过皮肤感染发病。炭疽杆菌随着病畜的排泄物或其尸体而污染土壤, 形成芽胞后长期保存在土壤中。芽胞在土壤中随着水流方向逐渐转移扩大和向积水的沼泽地积累, 由于洪水冲淹, 芽胞被冲起, 或土壤深层的芽胞被冲刷到表面, 附着在牧草上, 牛马食入带有芽胞草料或饮水而感染发病。健康猪吃入被污染的饮水、病死于炭疽的牲畜产品等引起发病。犬吞食病死畜尸体及脏器而使疫情蔓延。人的炭疽主要是由于宰杀病、死牲畜, 或吃进病畜肉品所致。

3原因分析和防治对策

有20个乡镇连续2年以上发生疫情并都有人员感染发病, 甚至死亡的现象。群众由于对炭疽的认识不足, 宰杀病死牲畜和吃了这些没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的肉食而引起发病, 并且将疫情扩散, 污染水源和土壤, 给消毒灭源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 要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群众对炭疽危害严重性的认识, 使群众能掌握炭疽防治的基本知识和防治传染病法规知识, 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

有一些疫情大发现是因卫生部门追踪病源后兽医部门才察觉有动物疫情, 错过了扑灭疫情的最有利时机, 说明我们兽医部门对疫情的监控和管理严重滞后。了解疫情动态、掌握疫情, 是控制、扑灭疫情的首要条件。因此, 抓好疫情管理工作, 加强网络队伍建设, 建立和完善疫情报告网络及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发生炭疽疫情时要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 采取隔离、不放血扑销毁、消毒、紧急预防注射、限制易感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等措施, 把疫情控制、扑灭。炭疽病、死畜及其产品动物检疫国家标准 (GB16548-1996) 处理。此后, 要定期对污染环境进行监测。

部分乡镇疫情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出入境不报检, 检疫技术力量薄弱, 特别是对猪和牛的检疫, 监督工作松懈。从历史上几年较好地控制了疫情扩散面来看, 可以从此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加强检疫和监督工作是预防疫病发生, 及时发现疫情, 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以及防止疫病传入、传出的有力措施, 特别是产地检疫工作, 达到以检促防的目的。产地检疫按国家标准GB/T16569-1996执行。

疫区 (点) 不断向周边村屯的沿江河村屯扩散, 分布面广, 且疫情反复不断, 特别是重点疫区 (点) 突出, 说明环境中有大量有活力的炭疽芽胞存在, 一些场所成为了本病常在的疫源地。其重要原因是对污染的场所、用具、工具等消毒不彻底, 对病害肉尸、其产品和排泄物、污染的饲料和垫草等处理不当, 主要表现为疫情发生后, 灭源工作跟不上、消毒工作抓不紧不细等。消毒灭源、净化环境是一项重要的防治措施, 只有加强, 不能有半点松懈。这也是多年来防治工作的教训和经验。其中要把几十年来对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排泄物、污染的饲料和垫草等深埋处理的方法改为彻底焚毁处理, 避免造成土壤污染, 留下隐患。被污染的土地、草皮消毒后必须将10cm厚的表层土全铲除, 并在远离水源及河流的地方深埋。所有消毒必须在发生炭疽后6h内完成。

老疫区 (点) 疫情反复不断, 特别是重点疫区 (点) 尤为突出, 进一步说明这些疫区 (点) 的土壤中蓄留有大量有活力的炭疽芽胞, 一些场所已成为本病的常在疫源地。因此要加大对环境污染状况检测力度, 把病源消灭在源头。对当年有疫情发生的乡镇, 从疫情处理完成后的1个月开始进行, 每个季度采样检测一次。对近年多发但当年没有疫情的疫区 (点) , 每年上、下半年各采样检测1次。根据检测结果指导消毒和防疫, 对带毒的环境重新消毒, 消毒后1个月再采样检测, 直至环境检测结果为阴性。消毒药可用20%的漂白粉、10%火碱溶液、5%甲醛溶液或0.1%汞溶液。

强化疫苗接种工作, 全面提高疫区和受威胁区家畜的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 这是防治炭疽的基础。在调查中发现, 疫情几十年几乎连绵不断, 危害严重, 有29.4%的疫区 (点) 连续2年以上发生疫情, 有22.06%的疫区 (点) 隔年出现疫情。究其原因, 最重要一个方面是基础免疫抓不牢, 免疫密度和质量不高, 不少乡镇难以开展免疫注射, 有的当年免疫后次年的免疫就放松了。14个老疫区 (点) 的疫情不断反复也说明了这点。因此, 每年定期对疫区或受威胁区的易感动物作预防接种是非常重要又迫切的。疫区和受威胁的家畜免疫密度要求达到95%以上。免疫可用无毒炭疽芽胞 (山羊不宜使用) 和第Ⅱ号炭疽芽胞苗, 前者:1岁以上大动物皮下注射1ml, 1岁以下大动物皮下注射0.5ml;后者:各种动物均皮下注射1ml, 山羊皮内注射0.2ml。两者注射后14d产生免疫力, 免疫期1年。

经费投入不足或短缺, 无法进行疫情和污染环境的监测, 致使炭疽杆菌及其炭疽芽胞得不到彻底根除, 留下隐患。这也是疫情反复、不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多渠道争取, 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逐年加大防治经费投入力度, 确保综合防治工作全面铺开。

加强汛期的炭疽防治工作。从调查结果看出, 由于该病多发于气候温暖、雨量较多的季节, 特别是大雨以后, 所以加强这期间的示范工作非常重要。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8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样品来源宁夏3个地区14个规模猪场, 养殖规模在100~1000头之间, 免疫PRRSV疫苗的场户有7个, 未免疫PRRSV疫苗的规模场为7个。共采集样品数为700份。受调查猪场的猪临床表现均健康。

1.1.2检测试剂High pure viral RNA Kit为Roche公司生产;PRRSV RT-PCR检测试剂盒和高致病性PRRSV RT-PCR检测试剂盒由北京新晟安生物有限公司生产;PRRSV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由IDEXX公司生产。

1.2方法

1.2.1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在9个规模猪场进行问卷调查、现场调查, 采集样品进行病原检测, 研究猪PRRS的流行状况。

1.2.2 PRRS抗原水平检测按照法国LSI公司生产的PRRSV ELISA Antigen Test Kit说明书操作和判定结果。

1.2.3 RT-PCR检测取血清200μL备检。按照PRRSV RT-PCR检测试剂盒和高致病性PRRSVRT-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2结果

2.1流行病学调查情况

调查的14个规模猪场中, 3 km范围内存在其它养殖场或屠宰场的有11个猪场;生活区和生产区没有完全分开的有4个猪场;全年未遵从全进全出饲养流程的有8个猪场;消毒和人员、车辆出入管理不严格的有4个猪场;引种未检疫的有4个猪场;随意处置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有4个猪场;不开展疫病监测的有4个猪场, 洁净道和污道未分开的有4个猪场;不开展PRRSV疫苗免疫的有7个猪场。

2.2 PRRSV抗原检测结果

受检的700份血清中, 未免疫PRRSV疫苗的猪场有7个, 个体抗原阳性率为24.86% (87/350) , 群体抗原阳性率为57.14 (4/7) ;按照程序化免疫PRRSV疫苗的猪场有7个, 个体抗原阳性率为15.14% (53/350) , 群体抗原阳性率为42.86 (3/7) 。见表1。

2.3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2.3.1总体情况受检的700份血清中, 未免疫PRRSV疫苗的猪场有7个, 个体病毒核酸阳性率为6.00% (21/350) , 群体病毒核酸阳性率为14.29% (1/7) ;按照程序化免疫PRRSV疫苗的猪场有7个, 个体病毒核酸阳性率为2.57% (9/350) , 群体病毒核酸阳性率为14.29% (1/7) 。见表2。

2.3.2变异情况对14个猪场中采集的700份样品均用PRRSV RT-PCR检测试剂盒和高致病性PRRSV RT-PCR检测试剂盒检测, 发现, 30份阳性样品中, 有5份样品属于变异株, 都来自免疫猪场, 但临床受检猪表观均健康。

3讨论

随着畜牧业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 防疫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 部分规模猪场防疫意识淡化, 从建厂选址、场内布局、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 一旦发生区域性重大疫病流行, 诸如此类的规模场将难以自保。

尽管免疫是防制PRRS的主要措施, 但实际生产中PRRS弱毒疫苗免疫的安全问题和灭活疫苗效能具有不确定性[6]。弱毒疫苗是否存在毒力返强和散毒的可能性一直受到养殖场的质疑, 担心接种疫苗后留下后遗症, 而灭活疫苗控制效果又达不到确切性。从调查来看, 免疫后临床表观健康的猪部分存在PRRSV的隐性感染, 免疫PRRSV弱毒苗也不能完全预防PRRSV变异毒株的感染, 弱毒苗对猪群的保护作用不是100%, 这与临床免疫弱毒苗猪场出现PRRSV发病相吻合。因此, 猪场对PRRSV疫苗的使用、以及使用的疫苗生物安全性应当进行科学评估[7,8]。

感染活猪的流动是猪群疫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疫源长距离的传播主要是引种引起, 从活猪交易市场或从经纪人处购买的仔猪最易发病[6,8]。同时, 人员流动传播疫病的途径亦不容忽视。

加强疫苗免疫水平检测, 避免免疫失败造成疫病扩散和传播, 确保机体产生的抗体水平能够有效保护抵御野毒侵袭;加强防疫措施, 做好疫病净化, 严格执行引种猪检疫、隔离制度, 坚持全进全出, 加强环境卫生控制和消毒工作, 都是是养好猪的前提。

参考文献

[1]Wensvoort G.Lelystad virus and the porcine epidemic abortion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J].Vet Res, 1993, 24:117-124.

[2]Albina E.Epidemiology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PRRS) :an overview[J].Vet Microbiol, 1997, 55:309-316.

[3]Effaber K K.Reproductive failure of unknown etiology[J].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wine Practitioness News Lert, 1989, 1:1-9.

[4]郭宝清, 陈章水, 刘文兴, 等.从疑似PRRS流产胎儿分离PRRSV的研究[J].中国畜禽传染病, 1996, 18 (2) :1-4.

[5]李定凤, 李知新, 闫小芹, 等.宁夏部分养猪小区病毒病流行现状调查及分析[J].中国畜牧兽医, 2010, 37 (5) :203-205.

[6]仇华吉, 童光志.PRRS免疫防制面临的困惑与未来[J].中国兽医学报, 2000, 20 (1) :99-103.

[7]乔宏兴, 王川庆, 方先珍, 等.猪的3种繁殖障碍疾病的血清学调查[J].中国兽医杂志, 2004, 40 (6) :32-33.

低流行地区论文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疫情资料来源于历年柳州市传染病网络监测系统数据和报表,以及全国麻风病信息管理系统(LEPMIS)。人口资料来源于柳州市统计部门。

1.2方法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疾病三间分布与《现代麻风病学》[2]中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1990—2015年柳州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共报告麻风病新发病例66例,无死亡病例。平均发病率为0.07/10万,患病率为0.29/10万。对于确诊后的病例给予全程免费的联合化疗(multidrug therapy,MDT)。畸残分级、分型和规则治疗情况:新发现病例畸残比为16.67%(11/66),单皮损比为12.12%(8/66)。接受MDT率为98.48%(65/66),规则治疗率为100%(65/65),中断治疗率为4.55%(3/66),1人拒绝治疗,完成治疗率为87.87%(58/66)。接受细菌学检查率为100.00%(66/66)。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时间分布

除1991年没有发病以外,各年度均有散在发生。发病无明显的季节性和短期波动特征。见表1。

2.2.2地区分布

市辖9个县区均有病例报告。其中鹿寨县14例,柳江县12例,柳城县11例,三江县9例,融水县5例,融安县4例,柳南区4例,柳北区1例,鱼峰区6例。

2.2.3 人群分布

2.2.3. 1 年龄

将患者以<15、15~19、20~29、30~39、40~49、50~59、≥60岁分为7个年龄组。发病数最高为40~49组,36例(54.55%);其次为50~59岁组,20例(30.30%);≥60岁组,10例(15.15%)。平均发病年龄为49岁。无儿童病例。

2.2.3.2性别分布

男性52例,女性14例,性别比为3.71∶1。

2.2.3.3民族分布

汉族40例,占60.61%;壮族26例,占39.39%。

2.2.3.4职业分布

以农民为主,55例(83.33%),其次为工人及其他11例(16.67%)。

2.3 临床特征

2.3.1 临床分型

66例新发病例中,多菌型(MB)62例(93.94%),皮肤查菌均阳性,阳性率100.00%;少菌型(PB)4例(6.06%)。

2.3.2 传染来源

传染来源以家外为主,43例(65.15%);其次为不明传染源,19例(28.79%);家内传染4例(6.06%)。

2.3.3 病期(延迟期)

66例新发病例中,病期在2年以内的有38例(57.58%)。病期在2年以上的有28例(42.42%)。其中Ⅱ级畸残11例,发生率为39.29%(11/28);Ⅱ级畸残比16.67%(11/66)。见表2。

2.3.4 发现方式

医疗机构皮肤科门诊被动发现57例(86.36%),由公共卫生机构与社区卫生机构联合开展的(接触者检查、疫点调查、团体检查、线索调查、普查)主动发现9例(13.64%)。

3 讨论

1990—2015年柳州市的麻风病患病率控制在1.0/10万以下,继续保持低流行水平。病例集中分布在鹿寨县、柳江县、柳城县和三江县的农村地区,占全市新发病人总数的71.21%;呈散发状态,以家外传染为主。流动人口病例主要来自其他高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性别分布男多于女,可能是由于男性工作流动性大、接触面广的原因[3]。年龄分布以40~50岁为主,与陈烨锦等[4]对低流行区发病年龄高峰通常上移至40岁以上的报道一致。新发麻风畸残率为16.67%,略低于安徽省的18.8%[5],但高于福建省龙岩市的11.24%[6]。表明该市在过去的25年中存在病例发现不及时而导致相关的诊断、治疗时间相对延迟的现象。因此,麻风病的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是预防畸残的关键[7]。

病例的发现以医疗机构皮肤科门诊被动发现为主,与温州市、南昌市和普宁市的调查[8,9,10]一致。说明医疗机构在发现麻风病患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床分型以多菌型的瘤型麻风(MB)为主。李伟[11]等建议在麻风病低流行状态下适度开展疫源地调查,有助于发现家庭聚集性病例。

柳州市早在2003年已将麻风病防治列入了公共卫生体系,部署了县、乡、村3级防治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2]。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防治的成果,该市于2011年由11个政府部门联合下发了《柳州市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强化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为麻风病的防治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组织保证[13]。与此同时,该规划强调了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机构相结合,通过开展重点区域的健康教育和培训,提高了公众对麻风的认识和基层医务人员的诊治水平。该模式重点要求综合性医疗机构尽可能多地提供麻风病防治服务[14],值得为其他地区做参考和借鉴[15]。

今后,该市将把一体化体系建设放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的优先位置[16]。以政府主导为轴,以《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实施工作指南(2012年版)》[17]为翼,科学指导防控,切实保障本地区人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