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因素论文

流行因素论文（精选11篇）

流行因素论文 篇1

2007年泉州市麻疹发病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为了解泉州市麻疹流行特征, 预测流行趋势, 探讨加速控制麻疹策略, 现对2007年全市麻疹疫情分析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麻疹疫情和个案资料来源于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和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人口数据来源于市统计局。

1.2 方法

麻疹血清学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检测IgM抗体, 试剂为深圳海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病例诊断与分类标准按卫生部《全国麻疹监测方案》, 暴发定义为以村、居委会、学校或其他集体为单位, 在10天内发现2例以上麻疹疑似病例;或以乡镇、街道为单位10天内发现5例以上麻疹疑似病例时, 视为暴发疫情。数据分析使用Excel软件。

2 结果

2.1 疫情概况

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共报告麻疹病例971例, 年终排除199例, 实际发病772例, 报告发病率10.01/10万, 死亡1例, 死亡率0.013/10万。实验室确诊病例477例, 临床诊断282例, 有明显流行病学联系13例, 分别占总病例数的61.79%、36.53%、1.68%。本市户籍326人, 占42.22%, 发病率为4.85/10万;流动人口发病446例, 占57.78%, 发病率44.98/10万。

2.2 病例三间分布特点及免疫史情况

2.2.1 地区分布

11个县 (市、区) 均有病例报告, 其中晋江市报告399例, 占全市病例的51.68%, 南安市139例, 丰泽区54例, 鲤城区48例。发病率最高的是晋江市, 达25.23/10万, 发病率最低是永春县, 为0.19/10万。

2.2.2 时间分布

全年均有发病, 疫情从2006年12月开始抬头, 主要集中在5~8月, 占全年发病总数的49.22% (380例) , 7~8月份发病最高, 9月起发病逐渐回落, 10~12月疫情基本平稳。

2.2.3 人群分布

在772例患者中, 男性发病459例, 女性313例;最大发病年龄47岁, 最小仅3个月, 发病年龄集中在15岁以下年龄组及青壮年, 职业以散居儿童、幼托儿童 (两者共占64.59%) , 以及工人、民工、农民 (三者共占15.56%) 多见。8月龄以下发病总数的10.62% (82例) , 比2004年该年龄段发病年龄构成比的5.81%上升了82.79%, 8月龄~6岁儿童占57.64% (445例) , 7~14岁占9.20% (71例) , 15岁以上占22.54% (174例) 。8月龄~14岁组流动人口发病占该年龄组的63.18%。

2.2.4 免疫史

有免疫史的75人, 占病例总数的9.72%, 无免疫史440人, 免疫史不详257人, 两者共占90.28%, 8月龄~6岁组已免疫占14.61%, 未免疫占57.98%, 免疫史不详占27.41%。其中8~11月龄130例, 未免疫占62.31% (81/130) , 已免疫的24例, 中有13例在接种疫苗后10天内发病, 另有25例免疫史不详。7~14岁儿童已免疫占5.63% (4例) , 未免疫占40.85% (29例) , 免疫史不详占53.52% (38例) 。流动人口8月龄~6岁儿童已免疫占仅7.80% (22例) , 未免疫占62.41% (176例) , 免疫史不详占29.79% (84例) 。

2.3 暴发疫情特点

共报告暴发疫情15起, 其中晋江9起、南安2起、丰泽1起、德化1起、惠安1起、石狮1起, 14起经实验室确诊。报告病例224例, 占总病例数的26.92%。暴发最长一起持续6个月, 共108例病例, 发生于晋江陈埭镇。

2.4 流行的麻疹野病毒的特点

2007年共从4个县采集15例病例咽拭子和/或尿液标本, 2例麻疹病毒分离阳性 (分离率13.33%) , 均为女性, 分别是18岁和22岁, 分别来自石狮和晋江两地。麻疹病毒N基因羧基端450个核苷酸序列分析显示, 泉州2007年的2株分离株 (MV07-23和MV07-24) 与2002年分离株 (MV02-2) 均为H1基因型H1a基因亚型。MV07-23和MV07-24间核苷酸同源性为97.99%, MV02-2与MV07-23、MV07-24的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98.21%和97.99%。与H1各基因亚型代表株共同构建的遗传树图中显示, 3株泉州分离株分属于不同的分支下, 说明有多个传播链麻疹病毒在泉州市不同地区共同存在流行, 而非单一的传播链流行。 (图1)

2.5 流行因素分析

2.5.1 流动人口接种率情况

根据2007年3月份和10月份针对0~6岁流动儿童接种率调查显示:麻疹疫苗第一针接种率平均为78.90%, 第二针接种率平均为51.95%。

2.5.2 人群免疫水平

2006年11月泉州市开展了15岁以下人群麻疹免疫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麻疹抗体阳性率为82.50%, 抗体几何平均滴度为1 087.28, 保护率仅为62.20%。

2.5.3 医院院内感染情况

医院门诊输液室空气流动不畅, 很容易造成麻疹的传播扩散。通过对59例15岁以下麻疹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45.76% (27/59) 的麻疹病人发病前3周内 (最长潜伏期) 曾因其他病而去过医院就诊, 其中<8月龄病例有68.18% (15/22) 曾经在发病前3周内去过医院。

3 讨论

2007年泉州市麻疹的发病显著上升, 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发病以晋江市、鲤城区、丰泽区、南安市等流动人口聚集地为主, 全市63.80% (104/163) 乡镇 (街道) 有麻疹病例报告; 15岁以下儿童是本次麻疹发病的主要人群, 流动儿童占较大比例。 8月龄以下发病比例占发病总数的10.62%, 较2004年上升了将近一倍, 可能与母源抗体水平低下[1]以及该年龄组儿童到医院就诊频率较高等因素有关, 8~11月龄未免疫比例高达62.31%, 暴露出麻疹疫苗的及时接种存在不足, 推行按日、按周接种及麻疹疫苗优先接种提高接种及时率;疫情7、8月达高峰, 与全国3~5月高峰不同[2], 疫情呈现散发为主伴局部暴发的特征。通过分析认为, 泉州市2007年麻疹流行主要与人群免疫水平低、人口流动等因素有关:一是麻疹病人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占90.28%, 尤其是15岁以下年龄组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达88.29%, 并通过对15岁以下健康人群麻疹免疫水平调查也显示, 该年龄组麻疹抗体阳性率不足90%, 平均抗体滴度不高, 不能有效预防麻疹的发病;二是泉州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外来流人口增长迅速, 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流动人口居住地经常更换, 预防接种单位难于掌握辖区内流动儿童本底数, 流动儿童家长缺乏主动为子女寻求免疫服务意识, 流动人口的免疫接种率仍然低下甚至空白, 易导致易感者积累。另外, 人口流动使易感者感染接触机会增加, 也容易使感染者成为重要的传染源, 而加速麻疹流行。如何通过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村级防疫网底建设、进一步加强与教育、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等部门的配合, 掌握流动儿童本地, 消除流动人口中的免疫空白, 提高流动人口免疫接种率,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且已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

张建华[3]等研究表明, 浙江省麻疹野毒株在H基因及抗原性等方面已出现较明显的改变, 对现行麻疹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已造成一定影响。2002年杨秀惠等人研究注意到[4], 目前使用的麻疹疫苗免后血清在中和福建省野病毒时中和抗体滴度比中和疫苗株时低2倍以上。2002年和2007年泉州市3株麻疹野病毒分离株间, 均存在较大差异 (N基因羧基端450个核苷酸差异性均>1.7%) , 提示不同来源的病毒在一地区同时传播, 这可能与人口的流动性有关, 也与当地人群的免疫屏障有关, 对现行麻疹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了解泉州市2007年麻疹流行特征, 探讨流行因素。方法对2007年麻疹发病情况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2007年麻疹发病明显高于往年, 病例以散发为主伴局部暴发, 15岁以下年龄组高发, 流动人口占较大比例, 小于8月龄也占一定比例, 病例麻疹疫苗免疫接种率低下。结论人群免疫力低下是本次流行的主要因素, 人口流动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麻疹,流行特征,流行因素

参考文献

[1]李淑华.计划免疫后麻疹流行特征与预防策略研究.复旦大学[D], 2007.

[2]余文周, 税铁军, 李黎, 等.全国2004~2006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和预防控制措施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 2006, 12 (5) :227-341.

[3]张建华.浙江省麻疹病毒流行株的抗原性变异和H基因特性分析[D].浙江大学, 2003.

[4]杨秀惠, 洪荣涛, 周勇, 等.福建省2株麻疹病毒的分离与鉴定[J].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004, 10 (2) :11-13.

流行因素论文 篇2

一、民族戏曲曲艺因素

（一）吸收戏曲唱腔特点

由于京剧在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使得模仿借鉴京剧唱腔成为当今流行歌曲创作的一大特色。如陈升刘佳慧作词陈升作曲的《北京一夜》是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吸取了京剧唱腔的特点，用京味儿十足的青衣唱腔，唱出古韵又不失新奇，虽经多人翻唱但仍经久不衰。还有吕建中作词作曲的歌曲《三国恋》其中一句运用了京剧一小段女腔的平剧唱法抓到中国古典音乐的精髓，使得很多年轻人喜爱传唱。

例：

谱例1 王力宏作词作曲的《花田错》不仅歌曲名字来自于京剧《花田错》，其中一段更是巧妙融合了R&B与京剧唱腔让聆听者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使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识。其自由的甩腔自由旷远有着及其深邃的内涵，使这首歌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也是王力宏吸取戏曲因素的首次尝试，虽然歌曲中掺杂着浓重的西方音乐元素，但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魅力得到很好的呈现。

例：

谱例2 陶喆作词作曲《苏三说》源自京剧《苏三起解》，也是将京剧韵味和R&B融合其中一段直接取自《苏三起解》青衣唱腔。

例：

谱例3 除此之外周杰伦作曲《霍元甲》模仿京剧花旦女声唱腔。另一首《以父之名》中加入了京剧青衣的唱腔。内地的代表，阎肃作词姚明作曲的《说唱脸谱》也充分的吸收了京剧唱腔的特点，流行了很多年。除了借鉴引用京剧唱腔，其他传统戏曲唱腔也成为流行歌曲创作的源泉。如昆曲，粤剧，黄梅戏等。如后弦创作演唱的《西厢》《昆明湖》吸取昆曲的唱腔，他的大多作品都是抒情性强、细腻的昆曲风格。

（二）吸收戏曲旋律因素

陈涛作词冯晓泉作曲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宋小明作词伍嘉冀作曲的《中国功夫》这首作品都吸收京剧曲牌《将军令》的旋律特点。

例：

谱例4 刘德华的MV《继续谈情》中也加入了粤剧旋律元素，曲风悲怆雅致，歌词更唱出“泪似帘外雨点滴到天明”这句经典的粤曲唱词。吸收模仿昆曲旋律特点的歌曲如王力宏取材《牡丹亭》创作的《在梅边》将昆曲元素与嘻哈、RAP结合在一起，给人建立一种幽怨高雅的后现代音乐画面。后弦创作演唱的《西厢》《昆明湖》从题材到旋律都引用了昆曲的元素，风格委婉流畅，琅琅上口。王力宏作词作曲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也是采用了昆曲元素。

（三）用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戏曲作品

零点乐队专辑《风雷动》中被重新编曲收录的京剧《打虎上山》、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女对唱的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运用现代的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把戏剧流行化。

（四）吸收曲艺元素

这类作品或采用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如阎肃作词姚明作曲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融入了京韵大鼓的说唱艺术韵味我们可以从其标志性的过门可以看出。

例：

谱例5 同类作品如张晓松作词冯晓泉作曲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也是模仿京韵大鼓的神韵。还有近年来非常火爆的郑楠施人诚作词郑楠作曲SHE演唱的《中国话》更是将相声里的大段绕口令加入其中，使得歌曲有着浓重的中国风味。

例：

谱例6

二、地域化的民风民歌因素

在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音乐作品的创作根源来自于民间歌曲，当今流行歌曲的创作采用这种方式也不足为奇了。如早些年的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李文峻作词李黎夫作词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和广征词徐沛东曲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具有我国西北地区民间风格的代表作品。如《黄土高坡》这段旋律节奏自由悠长，曲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较大。

例：

谱例7 崔建的《一无所有》具有陕北风格。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具有明显的鲜族风格，张千一的《青藏高原》音调悠长，音域宽广，节奏自由，具有典型的藏族民歌旋律特点。；

例：

谱例8 容中尔甲创作演唱《高原红》、郑钧的《回到拉萨》也都是引入了藏族音乐元素都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的典范。高枫创作演唱的《大中国》里面融入了东北秧歌的因素，郑钧创作演唱的《灰姑娘》的旋律及具傣族民风，于文华、尹相杰合作演唱的带有乡村民谣色彩的《纤夫的爱》直接取材于湖南民歌。腾格尔创作演唱的《天堂》加入蒙古风味。台湾高山族歌手张惠妹演唱的《姐妹》旋律引入高山族民歌因素不仅采用高亢的高山族和声和语言，曲调也引用高山族民歌这些都是民族风格运用成功的范例，值得学习和参考。

例：

谱例9 直接用现代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如斯琴格日乐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牧歌》等就是直接翻唱傣族和蒙古族民歌。刀郎的音乐大都是用现代的节奏和个性化的粗犷唱腔翻唱民歌如《怀念战友》《萨拉姆毛主席》、《草原之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优秀歌曲《敖包相会》、《驼铃》等歌曲。电视剧《闯关东》片尾曲王敏、张宏森作词，刘欢作曲《家园》中宋祖英演唱的是东北民歌《摇篮曲》节选。刘若英演唱的《天下无贼》主题曲：《知道不知道》是完全选用广西民歌《知道不知道》的旋律只是换了歌词。

三、民族乐器或民族器乐曲因素

其实民族乐器的加入早已有之，在黎锦晖的《何日君再来》和贺绿汀的《四季歌》里都加入梆子和二胡为歌曲增添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二十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多采用这种配器方法。八十年代影视歌曲《沧海一声笑》的主旋律更是是中国古曲、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结合, 笛子、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都融入了其中。

例：

谱例10 卞留念在电视剧《太极宗师》主题曲《英雄谁属》中加入大段唢呐演奏。朝鲜族的阿里郎组合, 将朝鲜族音乐融入了R&B 及RAP 等现代流行因素;张学友在演唱《秋意浓》时, 运用了二胡把一首具有日本曲风的歌曲演绎出了中国风格。周杰伦的歌中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一直恒常而固定，中国元素是他在各种音乐元素中最长出现的如《双截棍》使用了二胡，《龙拳》使用了陕西大鼓，《东风破》里面有一琵琶弹奏的主题旋律在歌曲中反复的出现, 《千里之外》中的编钟，琵琶，梆子、二胡，《菊花台》中从：

谱例11 这段旋律开始伴奏都是琵琶和古筝演奏为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民族风味;胡彦斌的《超时空爱情》中扬琴的开场，二胡的缓缓淡入，营造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唐氛围。再有谢霆锋作词作曲演唱的《黄种人》前面一段笛子更是把中国风味表现的淋漓尽致。谭盾为影片《卧虎藏龙》所作插曲中还加入了锣声，为《夜宴》所创作的《我用所有报答爱》、《越人歌》、《欲》等音乐,先后加入古筝，古琴等民族乐器使这些音乐都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古曲风格。

纵观当今的流行歌曲中国传统乐器的加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最常用的包括：巴乌、板胡、编磬、笛子、洞箫、二胡、高胡、革胡、古琴、古筝、葫芦丝、京胡、箜篌、柳琴、芦笙、马头琴、梆子、排箫、琵琶、、三弦、笙、唢呐、陶笛、箫、埙、扬琴、中胡、各种鼓„„等等，以上提及的歌曲几乎都采用了加入中国传统乐器这一创作形式。引用模仿改进民族器乐曲的流行歌曲如邰正宵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高潮段完是引用我国五十年代的琵琶创作曲《彝族舞曲》的主题，稍加改动。香港黄霑作词《男儿当自强》其曲调直接改编自四川扬琴曲《将军令》，吴克群的《将军令》虽然和古曲《将军令》联系不大但其前奏是民乐合奏《将军令》。

四、歌词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因素

直接用古诗词作歌词，如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即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安雯唱的《月满西楼》出自李清照的《一剪梅》、徐小凤唱的《别亦难》源自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等等。借用古诗词的典故或内容，用现代人更易接受的通俗语言加以演绎，如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就是张继《枫桥夜泊》的现代版。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引用李白诗《宣城谢眺楼饯别校叔云》中的诗句与意境。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流行歌曲如黄雳为历史题材的武侠片《笑傲江湖》写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邓伟雄为《射雕英雄传》写的主题歌《铁血丹心》等。岳飞的《满江红》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名，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白雪的《声声慢》，AGA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的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一些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了。姜育恒《梅花三弄》里唱到“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句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邱词》

近年来，方文山作词如《东风破》、《七里香》、《发如雪》、《千里之外》、《菊花台》，《青花瓷》在歌词创方面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古与回归。用古典诗词的形式融入现代人更易接受的通俗语言。从古代经典小说文本寻找题材的如林俊杰的《江南》、《曹操》、后弦的《西厢》，从古代戏曲文本寻找题材的如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喆的《苏三说》歌词中大量引用戏曲文本。羽泉创作演唱的《辛弃疾》歌词分别引用辛弃疾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永遇乐·京口北顾亭怀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等歌词使这首歌有浓重的历史沧桑感。

五、传统的调式调性因素 当今的大多数有中国特点的流行歌曲多是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如罗大佑《海上花》是五声调式旋律。江珊演唱的《梦里水乡》中加入笛子和古筝使得中国味十足，但真正使这首歌具有东方神韵的恐怕还是采用了民族五声调式的小调。刁寒的《花好月圆》、《梦中的蝴蝶》也都是采用五声调式写出来的。王力宏《大城小爱》和《一首简单的歌》《心中的日月》里面都采用了五声音阶。上面提到的陶喆的《Susan说》在歌曲的前半部分是纯正的陶式RNB调子，在后半部分就是《苏三起解》了，当中的衔接是如此的完美，原因就在于歌曲的前半部分也都是用五声调式写成的。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旋律明亮跳跃，清脆甜美,节奏紧凑明快,轻灵自由,充分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热情,真挚和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受到人们喜爱而它的旋律也是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曲作者小柯就选择了中国“五声调式”的舒缓优美的旋律，使整个歌曲充满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容祖儿演唱的《小小》也是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小调风格。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曲《希望》虽是韩国制造，但唱红中国大江南北，这首歌也是一首典型的五声调式歌曲。

六、传统宗教因素

这类流行歌曲不多见如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就是加入藏族传统的宗教教义。高晓松作词，歌手萨顶顶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万物生》以梵文念白辗转出柔韧的宗教神秘，由高晓松填写的中文歌词简洁却意境悠远。星云大师填词，音乐大师曹俊鸿制作专辑《人间因缘》是佛教音乐和流行歌曲的完美结合。窦唯的音乐创作与歌词创作流露出老子清净无为的境界，在《偏爱》、《艳阳天》、《幻听》专辑中大量的不合语法虚无的文字堆彻，配合电子密幻乐表现大道无形虚无飘渺的宗教关怀。

七、其它各种中国传统因素

流行歌曲的创作者，表演者成长在特定的中国音乐文化中，很难摆脱一些传统的音乐元素如舞台背景，舞蹈，服装道具等。近年来在流行歌手演唱会中我们常见到歌手的传统造型如任贤齐的青衣造型，李宇春的花旦造型，以及周杰伦的猴装，SHE的旗袍造型等等。

流行歌曲加入中国传统元素，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必然，在将来的流行歌曲创作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加入中国元素的作品，也将会出现更多的采用这种手法创作的音乐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标志着中国风格流行歌曲创作的成熟。同时这也是人们所接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毕竟植根于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单旋律五声调式只有在传承中进取创新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才会被世界接受，真正做到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和谐。

参 考 文 献

流行因素论文 篇3

【关键词】已婚妇女；宫颈糜烂；患病率

宫颈糜烂是慢性宫颈炎常见的一种病理改变，分娩、流产、避孕方式、生殖道感染等是宫颈糜烂的易患因素，主要病因是由于机械性刺激或损伤，引起病原体感染，长期慢性刺激和化学物质腐蚀是该病的主要诱因。半数左右的妇女患此病，临床常见白带增多、下腹坠胀、腰痛等。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对妇女的生殖健康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是宫颈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1 ]。为探讨宫颈糜烂发生的相关因素，做好妇科疾病的防治与保健工作，提高已婚妇女的健康水平，对368例已婚妇女患宫颈糜烂流行病学因素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以2008年本辖区农村已婚妇女进行妇科病普查时发现的368例患宫颈糜烂患者为对象。

1.2 方法：按《妇产科学》[2]慢性宫颈糜烂的诊断标准，由医院妇科医生按照统一制订的妇科病普查表内容，对普查对象进行询问、填写表格，对可疑恶性肿瘤经病理检查确诊。

2 结果

2.1 宫颈糜烂患病率 受检1018例已婚妇女中，患宫颈糜烂368例，患病率为36.15%，居患妇科病的首位.其中轻度糜烂263例，占71.4%；中度糜烂92例，占25.00%；重度糜烂13例，占53%。

2.2 宫颈糜烂流行病学因素

2.2.1 宫颈糜烂与年龄的关系 1018例已婚妇女分为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以上5个年龄组，各年龄组患病率分别为45.87%、35.58%、24.86%、9.52%、0.00%。各组患病率相比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2.2.2 宫颈糜烂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有人工流产史与无人工流产史的患病率分别为38.93%、31.50%，两者相比有比较显著性差异（P<0.025）。人工流产次数分1次、2次、3次、3次以上的，患病率分别为35.92%、39.71%、48.39%、52.17%，各组患病率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05）。有人工流产史宫颈糜烂患病率比无人工流产史高，且随人工流产次数增加而上升。

2.2.3 宫颈糜烂与避孕措施的关系 将已患宫颈糜烂的妇女按节育方式分为口服或肌注避孕药组、外用避孕套组、绝育术组、上避孕环组、其它方法组，各组患病率分别为50.00%、41.73%、36.07%、34.82%、28.21%，各组患病率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25）。以上避孕环组和其它方法组患病率为最低。

2.2.4 宫颈糜烂与子宫位置的关系 子宫位置为前、中、后的患病率分别37.64%、36.00%、35.58%，，各组患病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宫颈糜烂与子宫位置无关。

2.2.5 宫颈糜烂与经期的关系 经期分为3天、4～7天、>7天3个组，各组患病率分别为35.91%、53.33%、45.24%。各组患病率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25）。

月经周期分为<25天、25～35天、>35天3个组，各组患病率分别为23.85%、50.0%、26.2%。相比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以周期为25～35天组患病率为最高。

3 讨论

慢性宫颈炎是临床最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我国妇女的患病率高达30%，严重影响着妇女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3]。宫颈糜烂患者的临床表现为白带增多、腰痛、下腹坠胀和性交出血等症状。宫颈糜烂可导致不孕症，严重者可能诱发宫颈癌。据资料报道：宫颈癌患者中，宫颈糜烂组患病率是宫颈光滑组的4.4倍，且与糜烂的程度和性状有关[4]。因此，探讨诱发宫颈糜烂的高危因素，并积极地预防、治疗宫颈糜烂，降低妇女病及子宫颈癌患病率。

3.1宫颈糜烂患病率以20～40岁已婚妇女为最高，此年龄组为生育期，内分泌旺盛，性生活频繁，自我保健知识欠佳，加上不注意性生活卫生，极易患宫颈糜烂，影响身心健康。因此，20～40岁已婚妇女是妇女保健工作的重点，应定期进行妇女病普查，积极治疗宫颈糜烂，降低妇女病及宫颈癌发病率。

3.2 宫颈糜烂与人工流产密切相关，宫颈糜烂患病率随人工流产次数增加而上升，人工流产次数越多，宫颈粘膜机械性损伤严重，感染机会增多，所以减少或避免人工流产手术是预防宫颈糜烂的重要措施之一。

3.3 宫颈糜烂以口服或肌注服避孕药组及外用避孕套组多见。避孕药使阴道分泌物增多，避孕套易污染、机械性刺激宫颈，宫颈感染机会增多，宫颈糜烂患病率升高，因此，应推广以避孕环或绝育术为主的避孕方法。

宫颈糜烂患病率与已婚妇女年龄、人工流产、节育措施、月经周期有关。因此，应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传教育，加强妇女“五期”保健工作，提高妇女自我保健知识和保健技能，定期以20～40岁已婚妇女为重点的妇女病普查，推广以避孕为主的综合节育措施，降低人工流产率，以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李杏萍.宫颈糜烂的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2：71-72.

[2]乐杰，妇产科学（第5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291-293.

[3]王彩霞，胡晴丽等.子宫颈炎治疗托治疗80例宫颈糜烂的疗效[J].中国妇幼保健，2011，6（26）955.

邓丽君音乐流行因素探析 篇4

一.时代背景

1.台湾

邓丽君处于台湾时代与历史的转折期, 与中国大陆相比, 台湾社会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 在于在历史上受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当时的台湾不仅仅受到欧美日歌曲的影响, 更是受到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文化的冲击。

以国语歌曲见长的邓丽君在台湾的立足与走红与当时的国民党政策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对台统治, 强势推行“中国政治文化”, 把北平话定为了国语, 并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育, 重视古典诗词等。这种文化政策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国语歌曲的流行。而电视与广播也增加了播放国语歌曲的频率, 国语歌者日益增多, 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以一口标准的国语应运而生, 成为了演唱国语歌曲的佼佼者。

2.祖国大陆

当邓丽君的歌曲在台湾风靡时, 中国大陆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这个文化与艺术的“沙漠”时期, 这种千篇一律的“高、快、响、硬”压抑和麻痹着人们的精神, 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体现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改革开放, 成了人们精神释放的爆破口。邓丽君的歌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漂洋过海, 迎合了广大民众的某种情感、心理诉求。邓丽君的歌曲圆润婉转、极富柔情以一种较之前千差万别的风格, 以一种直击人内心最柔软部分的方式, 满足了人们对最本能情感终于可以直视且表达的需要, 邓丽君在中国大陆毫无商业手段的迅速渗入, 这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时代造就的, 与当时的政治特点, 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

邓丽君歌曲的广泛流行, 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和民众心理诉求相契合以及其本身的审美质素外,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其流行所起的巨大作用。

1.无线电广播

邓丽君出生在广播业的黄金时期, 邓丽君音乐流传之初, 广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澳洲广播电台每天晚间有半个小时《您喜爱的歌》华语歌曲节目, 为听众介绍邓丽君的歌声。此外, 1 9 9 7年台湾央广开辟《邓丽君时间》节目, 一直持续到1995年邓丽君去世才停止播出。

2.磁带和盒式录音机

邓丽君歌曲和歌声以个人为中心、以娱乐为主导的特点, 满足了听众的精神需要和娱乐需求, 市场需求远远超过供应。盒式录音机的出现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决了市场供需的问题。邓丽君音乐随着盒式录音机的产生, 扩大了她的受众和影响。邓丽君的歌声与歌曲红遍大陆, 途径之一就是靠内地歌手的“扒带”。徐沛东回忆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他刚刚进入音乐圈是从“扒带”开始的, 也就是把邓丽君等流行歌星的磁带编曲一记录下来重新演绎。”随着内地对邓丽君的解禁, 邓丽君音乐也逐步走入了内地各种音乐茶餐厅、电台广播及电视、网络等, 传播媒介让那个时代的音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让邓丽君走进了人们的音乐生活, 但有效的传播是加速剂, 最终大家记忆的还是歌手本身的演绎。

三.邓丽君自身的艺术修养

邓丽君歌曲的流行, 固然与她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时代特色、社会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 但最关键的还是她自身的艺术风格起着决定作用。刘勰先生提到过艺术家的才 (才华) 、气 (气质) 、学 (学识) 、习 (习染) 这四种个体因素, 直接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 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邓丽君资深的艺术修养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邓式唱腔”。多种艺术形式与风格的“兼收并落”, 是形成邓式风格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材料。

1.地方戏曲的音乐启蒙

邓丽君从小对民族戏曲的兴趣培养了她良好的音乐感觉, 也展现了她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和潜能, 为她日后走向专业演艺道路奠定了基础, 台湾本土的歌仔戏和大陆的黄梅戏是邓丽君童年时接触最多的, 受影响最大的民间艺术, 尤其是黄梅戏。

相比起歌仔戏, 黄梅戏对邓丽君的影响更为明显, 1964年在由“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戏歌曲”比赛中, 年仅11岁的邓丽君反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唱的《访英台》获得了冠军, 黄梅戏歌曲让邓丽君一鸣惊人, 成为了她之后专业艺术道路的开端。

2.“璇”式唱腔的影响

周璇是中国早期流行乐坛的巅峰代表之一, 她以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开创了一代歌风。邓丽君是周璇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她不仅翻唱了许多周璇曾经演唱的歌曲, 更在演唱方法上保持并发展了这种“会话式”风格, 不过对邓丽君而言, 她并不是一味的全盘吸收和模仿, 她的声音更加圆润、委婉, 演唱技巧也更成熟完善。如同为他们的代表作品《何日君再来》, 周邓演唱有雷同但差别也十分明显, 邓丽君继承了周璇轻声细语般的诉说, 都是柔情蜜意似的演唱, 但受到过专业声乐训练的邓丽君不仅在声音处理上把周璇的“尖”变“圆”了, 在歌曲表达上也更为舒缓抒情, 这种“更音乐化”“更艺术化”的演绎让邓丽君可以游刃有余行走于周璇的演唱风格中, 虽不是旧上海浮华奢靡的完整再现, 却是新旧结合、与时代同发展的继承与创新。

3.“日”“美”风格的融入

1 9 7 3年邓丽君毅然放弃在港台发展的良好态势, 只身到日本开拓。邓丽君不仅掌握了演歌的曲风, 更加入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 以演歌曲调为基础的《空港》让邓丽君一夜成名, 1987年推出唱片《演歌的王道》被喻为“演歌皇后”, 日本评论界是这样评价的:“邓丽君在日本演歌艺术方面的造诣, 即使是在演歌的故乡——日本也是一流的水平的。”

邓丽君不仅融合了亚洲的音乐风格, 也吸纳了欧美的流行元素, 邓丽君演唱富有特色的美国乡村音乐彻底将亚欧美的音乐精华聚为一体, 实现了演唱突破。

综上所述, 邓丽君的演唱生涯开始于台湾流行音乐崛起时期, 在台湾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中达到了个人歌唱艺术巅峰, 结合了亚欧美的演唱风格为一身, 时代造就了一位歌者, 但更重要的是歌手本身的演绎。

摘要：邓丽君是迄今为止华语乐坛最为成功、知名度最高的歌手之一, 她用歌声造就了一个“邓丽君时代”。邓丽君演唱技术上的总体特征为“气声唱法”。大众媒介的传播是邓丽君音乐进入内地的桥梁。邓丽君对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和日美音乐风格的吸收, 形成了自己深厚的艺术底蕴。

流行因素论文 篇5

流行性腮腺炎是一种传染病。腮腺炎疫苗被应用以前，一般以4-5年为一个周期暴发流行。儿童青少年为主要易感人群，常在冬季和或春季季节性暴发流行。有报道称在青少年中，血清学证据证明90%的人感染过腮腺炎病毒。流行性腮腺炎是无菌性脑膜炎和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常见致病原因。相关报道^[1]称初次接种腮腺炎疫苗可使腮腺炎的发病率下降88-98%，第二针强化免疫后腮腺炎的发病率降低97-99%，但目前在免疫接种后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仍然时有发生。

1 腮腺炎流行病学调查

相关研究^[2]表明，近年来，在腮腺炎疫苗强化免疫后，腮腺炎疫情在几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以色列，摩尔多瓦，和荷兰）零星爆发。韩国在腮腺炎国家免疫计划执行后的1986-1991年间仍然有腮腺炎疫情爆发的报告，被认为是腮腺炎疫苗初次免疫计划的失败。后续的强化免疫及对腮腺炎病人的管理使得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在韩国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再一次不断上升，在2001年报告腮腺炎患者1668例；2003年报告1518例；2007年报告4557例；2008年报告4542例，2009年报告6400例。在韩国腮腺炎流行的病毒基因型已被确定为H和I型。^[3]

在英国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最近一次爆发是在2005年^[4]，在美国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最近一次爆发是在2006年^[2]这成为传染病领域的热门话题。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免疫疫苗（MMR）接种早在1988年就在英国开始接种，免疫强化接种从1996年开始实施。这种策略的实施使得2003年流行性腮腺炎发病人数小于5000人。然而，到了2005年突然爆发腮腺炎疫情，发病人数超过56000人，大多数患者年龄在19-23岁之间，且只接受过一次免疫接种。

在美国尽管有很高的免疫接种率和很低的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但2006年美国仍爆发了腮腺炎疫情。报告^[5]称患病人数超过5800例，大多数病例是18-24岁在大学就读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已接受2次疫苗接种。流行性腮腺炎的爆发似乎是大学生对疫苗的吸收及有效性产生免疫反应过低，人群中没有获取到足够的群体免疫。患者血清中致病菌株的中和抗体和几何平均滴度与用于制作疫苗的Jeryl-Lynn致病菌株所产生的中和抗体和几何平均滴度存在差异。又有报道^[2]称尽管在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间在美国流行性腮腺炎疫苗接种率很高，疫情还是在纽约和新泽西爆发并持续，疫情爆发被认为是多因素引起的：包括疫苗接种剂量不足，免疫接种第一针或第二针的疫苗接种失败，爆发菌株和制作疫苗菌株的抗原差异，在校园里感染流行性腮腺炎的风险增加，这与在大学中流行性腮腺炎免疫保护的局限性，和误诊有关。

2 免疫因素分析

流行性腮腺炎能通过注射MMR疫苗加以预防。MMR疫苗自从1967年注册生产后现已在世界范围内114个国家广泛使用。初次免疫年龄在出生后12-15个月进行，强化免疫注射第二针注射的时间，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90%以上的人口疫苗接种率被认为能够提供群体免疫力对抗流行性腮腺炎病毒^[6]。

又有研究结果证实，无论在欧美还是在新加坡、韩国一样的亚洲国家。腮腺炎爆发期间疫苗临床疗效下降的原因被认为是由于群体免疫过低；腮腺炎疫苗储存不当；初次免疫失败；第二次疫苗免疫失败（免疫力减弱）；外源性再感染；混杂因素及其他等。此外，腮腺炎疫苗免疫效果在注射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减少。

3 结 论

尽管免疫覆盖率高，流行性腮腺炎仍然时有发生。考虑各种因素来解释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初次或第二次免疫失败，疫苗接种剂量不足，疫苗菌株与疫情爆发菌株抗原性差异。为了防止重大疫情的爆发，需要进一步加强腮腺炎流行病学调查，监测人群免疫状态，并建立最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目前认为，保持高接种率是预防流行性腮腺炎爆发最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Galazka AM，Robertson SE，Kraigher A.Mumps and mumps vaccine：a global review.Bull World Health Organ，1999，77：3-14.

[2] Dayan GH，Quinlisk MP，Parker AA，Barskey AE，Harris ML，Schwartz JM，et al.Recent resurgence of mumps in the United States.N Engl JMed，2008，358：1580-9.

[3] Park DW，Nam M-H，Kim JY，Kim HJ，Sohn JW，Cho Y，et al.Mumps outbreak in a highly vaccinated school population：assessment of secondary vaccine failure using IgG avidity measurements.Vaccine，2007，25：4665-70.

[4] Mumps epidemic-United kingdom，2004——2005.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2006，55：173-5.

[5] Barskey AE，Glasser JW，LeBaron CW.Mumps resurg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unexpected elements.Vaccine，2009，27：6186-95.

流行因素论文 篇6

本文拟对近年来文献报道的大肠癌流行病学因素和高危因素进行系统阐述, 全面总结大肠癌的流行特征和高危因素, 为今后我国在大肠癌的相关研究工作中奠定基础。

1 生活方式

研究发现高Quetelet指数 (身高/体质量2) 为大肠癌的危险因素, 体力活动则是大肠癌的保护因素, 静息工作和体育锻炼少者发生大肠癌的可能性比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高4倍。

周伦等[7]研究发现轻体力活动为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的保护因素 (P<0.01) , 研究结果提示, 适当参加体力活动可能会降低患大肠癌的危险性。文献认为[8], 适度的体力劳动可使有效肠蠕动增加, 缩短肠道粪便通过时间, 减少肠粘膜和粪便中致癌物的接触。

2 饮食因素

2.1 低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的保护作用是由于纤维素有吸收水分、增加粪便量、稀释肠内致癌物浓度的作用, 因此,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可降低患大肠癌的风险。Cummings等[9]收集了12个国家20个人群的粪便资料, 对不同人群的饮食纤维、排便习惯、粪便重量和粪便通过时间与患大肠癌的危险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每日排便量与患大肠癌的危险性呈负相关, 与饮食纤维的摄入量呈正相关, 排粪量随饮食纤维的增加而增加。

2.2 高脂、高蛋白饮食

高脂、高蛋白饮食与大肠癌的发生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0.7) , 摄入量越多, 大肠癌发生危险性越高, 且对结肠的作用更为明显[10]。Willett WC等[11]研究表明进食高动物脂肪的女性较进食低动物脂肪者结肠癌的发病危险高2.5倍。Whittemore等和郑树合作的中美华人大肠癌的配对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饱和脂肪酸为大肠癌的发病的危险因素[12]。其促癌机制为: (1) 改变结肠黏膜细胞形态及动力学, 促进结肠细胞增生的同时也促进癌细胞增生; (2) 引起DNA损伤, 干扰DNA代谢; (3) 抑制肠黏膜固有层淋巴细胞增生, 降低免疫机能[13]。丁建华等[14]研究表明常吃腊肠、腌肉、高温烧烤和油炸食品与大肠癌发病有重要联系, 这很可能与腌制食品中含亚硝胺类化合物和高蛋白食物经高温或油炸后产生的有明显致癌、致突变作用的热裂解产物-杂环胺类有关。

2.3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维生素等是维持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微量营养素, 大量研究表明以适量、适宜的比例摄入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能减少大肠癌的发生。其中维生素A、C、D、E、β胡萝卜素、叶酸和钙等是预防大肠癌的有益因素[15]。

3 遗传易感因素

家族史是大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 部分大肠癌具有遗传背景, 如家族性腺瘤病、遗传性非息肉性结肠癌、色斑性腺瘤病以及幼年性息肉病等, 这些疾病均具有特定的基因型, 其中以遗传性非息肉性结肠癌为多见, 占大肠癌的5%~15%[16]。

近亲中有1人患大肠癌者, 其本身患此癌的危险度约为2倍, 更多亲属有此癌则危险度更大[17]。郑树, 蔡善荣等[16]综合相关因素后发现, 在大肠癌患者的一级亲属中, 大肠癌的遗传度为 (16.78±6.20) %, 比无大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高1.68倍, 说明在大肠癌患者的一级亲属中, 遗传因素对大肠癌的影响达到16.78%。

4 精神、心理和社会因素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精神心理社会因素对恶性肿瘤的影响,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长期精神压抑、不适应环境、不能自我调节、焦虑等所谓C型行为模式被认为是癌症的易感行为模式[18]。在嘉善的2次调查均发现精神心理因素和结肠癌的发生有密切的阳性联系[19]。

5 疾病史

肠道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克隆氏病及结直肠息肉、腺瘤与大肠癌的发生也有关系。

腺瘤是由腺上皮发生的良性肿瘤, 其上皮具有异型性, 存在较大的癌变危险。腺瘤的异型增生程度越高, 其癌变的危险越大。腺瘤的大小与癌变率呈正相关。研究表明, 腺瘤体积<1cm者癌变率为0.3%~1.3%, >1cm且<2cm者癌变率为3.6%~9.5%;>2cm者癌变率为6.8%~46%。多发腺瘤较之单发腺瘤的癌变危险性要大[20]。此外, 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病都会增加患大肠癌的危险。

6 展望

包虫病的流行因素和防治建议 篇7

1 包虫病的流行因素

包虫病的流行是由于生物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

1.1 包虫病的生物学因素

(1) 犬的细粒棘球绦虫虫卵对外界抵抗力强, 耐低温、耐干燥, 对化学药品也有很强的抵抗力, 在2℃水中能够存活2.5年, 在冰水中可以存活4个月, 经过严冬 (-12~-14℃) 仍保持感染力, 一般的化学消毒药不能够杀死虫卵。

(2) 牧区的犬感染通常较严重, 犬粪中虫卵量大。

(3) 传播途径多, 虫卵可以随着动物的活动以及尘土、风、水等散播, 人与犬的亲密接触、与羊的接触如皮毛加工, 挤奶等都可以传播, 食入虫卵污染的水和蔬菜也可以引起传播。

(4) 能够引起犬的包虫病的绦虫种类也很多, 给人类和家畜危害最大的绦虫是犬细粒棘球绦虫, 它寄生在犬的小肠, 主要在人和动物的肝和肺形成包虫。其次是犬的多头绦虫, 寄生在犬的小肠, 主要危害的是羊, 造成羊的脑包虫病, 也会引起小孩的脑包虫病。再次是犬的泡状带绦虫, 寄生在犬的小肠, 主要危害牛、羊、猪, 在这些动物的肠系膜大网膜、肝包膜等处形成包囊即水铃铛。

(5) 犬从食入包虫到发育成成虫所需时间短, 8周就可以发育成成虫, 所以必须坚持犬的月月驱虫, 最长也不能超过两个月不给犬驱虫。

1.2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1) 包虫病流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地理环境复杂, 自然条件恶劣, 特别是安全的饮用水缺乏。

(2) 农牧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率低, 人文环境独特, 且受宗教、习俗的影响较深。

(3) 地方政府对包虫病的防治重视力度不够, 防治机构和防治队伍不健全, 防治经费不到位。

(4) 犬多, 易感动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管理难。

2 防治建议

(1) 包虫病的防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部门合作,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方针。

(2) 流行省 (区) 应该逐级形成由发展改革、财政、卫生、农业 (畜牧) 、公安、林业、水利、民政、教育、民族宗教、广播电视和新闻宣传部门组成的包虫防治领导小组, 加强领导, 制定规划, 落实任务。

(1) 要把包虫病防治工作列入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 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内容。

(2) 财政部门要保证防治经费的足额、到位。

(3) 卫生部门根据规划阶段目标, 制定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 做好病人的发现、报告、管理和治疗。

(4) 农牧部门负责落实农牧区家犬的登记管理和驱虫等相关防治措施, 加强对牲畜屠宰场所的管理, 严禁病畜内脏喂食犬类。对动物产品进行严格的检疫。

(5) 公安部门做好无主犬的处理。

(6) 民政部门要做好因包虫病的原因致病、致贫的救抚工作。

(7) 教育部门要做好包虫病的防治知识普及教育工作。通过中小学生的宣传, 提高中小学生家长对防治包虫病的认识, 积极配合农牧部门对犬的绦虫的驱治, 对消灭传染病意义重大, 更加重要的是, 这些掌握包虫病防治知识的人成为新的农牧民时, 能够主动防治包虫病。

(8) 民族宗教部门要充分利用阿訇在农牧民中的威望, 改变农牧民将病害内脏喂狗的习俗, 如阿訇能够向农牧民宣传犬的驱虫和犬的粪便深埋处理, 对包虫病的防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 广播、电视和新闻宣传部门要结合本地区的民族特点, 用农牧民的民族语言和文字来宣传包虫病防治知识。只要农牧民掌握包虫病的危害, 才能积极参与包虫病的防治。

(10) 水利部门要结合农牧民安居工程, 重点的解决农牧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中山装流行的文化生态因素探析 篇8

一、中山装设计的文化涵义

中山装是在中国面临巨大转折的时间下产生的, 中山装的设计从整体上来看, 仍然突破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设计观和审美观, 彻底打破了“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的观念。此后, 中山装的设计也影响了中国军服的设计, 相反, 军服的设计又影响了中山装的设计。而后来出现的宽松形中山装的设计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这种设计方式与今天的休闲西装的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采用西式服装结构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思想, 创造出与西式服装不同涵义的文化概念, 体现出多元化的人文理念, 它不受社会阶层、地位级别的限制。囊括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基因。中山装成为代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的重要载体, 也成为体现国民认知力以及群体性意识的符号。它对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与心理等的认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山装流行的文化生态符号

中山装的流行与社会、人类本身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服饰、环境 (社会、自然) 、人构成了双向的关系, 可以分成两条线索, 但这两条线索又汇成一线, 终究是丰富了中国的服饰文化。

1. 中山装流行的“社会符号”特征

20世纪初中国复杂的社会形态造就了中山装的流行。近代社会的变革为中国服饰的发展带来巨变。社会符号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1) 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以及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的变化。与中国古代服饰的流变不同, 近代服装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随着封建服饰等级制度的瓦解,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条件来选择服饰。在新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建立以后, 人们的服饰观念和行为也进一步地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认同新的社会角色, 无需再继续维护束缚国人二千多年的封建服饰礼制。

(2) 穿着中山装无社会等级、尊卑之分, 只见于贫富之间的差距, 仍体现民国时期服饰相对自由。较之清末封建社会形态下的着装礼制则是“史无前例”的大突破。中山装作为礼服和民国时期公务人员的制服, 则象征国民政府掌握的政权, 代表国民政府的形象。民国时期的主要着装人群是政府公务人员以及大中城市的民众, 农村地区很少见。中山装被中国两大不同政党推崇。在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 全国上下皆穿中山装, 普及化的着装形式得到世界认可, 逐渐成为中国服饰经典, 代表了新中国的人民和国家形象。

2. 中山装流行的人文意识符号

我们又可以透过服饰的外在表象来看其内在的价值。因为服饰超越了人的身体本身就在传达各种人文理念, 涉及到文化和审美的价值取向。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 中西双方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发生冲突, 服饰上的差异未在短时间内趋向一致, 但已呈现出中国服饰西化的端倪。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随着新国民政府的建立, 为中国与西方服饰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型的平台, 奠定了中国服饰西化的总趋向。1919年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又为中华文化的转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同时也对中山装的产生和流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上行下效之风”。从人们的着装心理上来看, 中山装的产生是符合当时的国情, 在社会心理上满足了人民革命的希望和对“民族服饰”的期望, 中山装代表着新思想、新风尚。而它的设计又区别于西方服饰, 同时又是人们对满清封建制度的彻底决裂的象征。

三、中山装流行文化的启示

社会的变革 (如国家政体的变化) 和人文 (中西交融的思想意识) 成为影响20世纪初服饰转型的重要因素。近代工业的发展也使得传统长袍宽袖的服装样式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短装盛行成为必然趋势。服装如同自然界中的生物一般具有“生命特征”, 也就是服装的发展轨迹, 经历产生—流行—兴盛—衰亡的过程。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 中山装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时间转至21世纪, 中国国际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政治的开明带动了服饰时尚的发展。崭新而充满活力的时代, 人们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时装设计的舞台上, 又重现“中山装的身影”, 我们不禁会想:经典服饰的重现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复苏。中国人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彻底消失, 仍然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存在。流行是短暂的, 但经典服饰则是流行神话的创造物, 具有经久不衰的精神和历史价值。中山装的流行也证明了只有适合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服饰才能被大众所接受。新时代的服装设计应遵循何种文化设计理念值得我们深思。在多元文化交织的今天, 服饰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服饰不仅仅起着物质承载体的作用, 更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涵义随着时代的脚步一直在向前推进。

四、结语

中山装设计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包括了社会因素和人文精神对它的设计所产生的影响。中山装的设计从最初体现的平等、革命理想等等人文理念逐渐转化成今天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精神, 这充分证明了中山装文化的影响力。它的设计在无形之中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我们不能仅因某个时期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而全盘否定中山装的价值。我们无需设计各种各样的“国服”, 可以跳出“国服”、“汉服”等关于民族服饰争论的圈子。民族精神是无形资产也体现了个人的民族信念, 民族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话语权”, 区别于世界性文化圈的最大差别。服饰作为最外在的物质表象形式需要文化作为支撑, 但不能过于民族化而失去其时尚性和适用性的功能。必须设计出具有社会和人文价值的服饰, 符合现代设计的文化大背景, 才能继续延续着它的设计生命力和文化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安毓英, 金庚荣著.《中国现代服装史》,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3]马泽民, 刘海清编著.《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流行因素论文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病例对照调查

根据传染病诊断标准, 调查对象选择在高虹镇范围内, 6～7月期间发病, 经实验室确诊 (病原学阳性) 的甲型副伤寒病例。在病例住家附近, 选择与病例性别、住址、单位相一致, 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 既往未曾感染过伤寒、副伤寒的健康人群为对照组。本次调查共完成病人及对照组各70例。

1.1.2 回顾性队列研究

以高虹镇所在地为暴露组, 选择与高虹镇一山之隔的杨岭办事处 (镇) 为非暴露组, 该镇当地地理特征, 生活习惯, 市政设施, 外来人员构成及来源地与高镇基本相同。

1.2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调查,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根据统一的调查表, 对病人及对照组开展面对面调查。

1.3 调查内容

采用统一编制的《副伤寒高危因素调查表》,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开展调查。调查内容除姓名、性别、年龄等一般情况外, 重点调查引起此次副伤寒流行的高危因素, 包括可能的传播途径及人群感染甲型副伤寒的主要危险行为习惯:如在外就餐情况、饮食饮水习惯、生活与饮用水情况、与病人接触情况等。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 将调查表内容录入, 利用SPSS12进行相关高危因素的统计指标分析, 采用χ2检验比较病例与健康人群之间高危因素的差异, P值小于0.05表明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发病情况

本次疫情共报告确诊甲型副伤寒病人411例, 报告罹患率达934.09/10万, 远高于当地历年发病水平。其中男性241例, 女性170例, 男女之比为1.42∶1, 发病高峰为7～8月份, 两月合计病人295例, 占发病总数的71.78%;职业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 发病295例, 占发病总数的71.78%, 其次是农民, 发病93例, 占22.62%;发病年龄以20～39岁为主, 占65.45%。主要症状为高热, 一般为39℃～40℃, 其中体温最高达41℃, 热型以稽留热为主, 发热时间持续2～5天;伴食欲不振及腹泻症状, 个别病人还伴有肠出血等并发症。

2.2 病例对照

2.2.1 均衡性分析

共调查病例70例, 其中男性患者40例, 女性患者30例, 平均年龄为27.3±10.78岁, 对照组调查70例, 其中男性41例, 女性29例, 平均年龄为27.8±10.67岁。经检验,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男女比例 (χ2=0.029, P=0.864) 和年龄 (t=0.283, P=0.777) 无统计学差异,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均衡性较好, 有可比性。

2.2.2 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涉及共16项高危因素, 单因素分析得出3项因素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分别为“以集中式供水为洗漱用水” (χ2=4.200, P=0.015) 、“中餐在外就餐” (χ2=4.972, P=0.016) 、“吃水果前用水冲洗” (χ2=3.732, P=0.039) , 除 “中餐在外就餐”一项OR值的95%可信区间跨度太大, 可信度不足且频数过小外, 其余均可认为是本次疫情的可疑危险因素, 详见表1。

2.3 回顾性队列研究

选择了非暴露于同一水源, 而其它特征与高虹镇相似的杨岭办事处 (镇) , 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从2007年1月1日至8月3日, 高虹镇共报告甲型副伤寒病例152人, 杨岭共报告甲型副伤寒病例5人。暴露组 (高虹镇) 的发病率为644.07/10万 (152/23 600) , 非暴露组 (杨岭办事处) 的发病率为166.67/10万 (5/3 000) , RR=3.88 (1.59～9.47) , 可认为高虹镇集镇所在地水源与当地的副伤寒疫情有较强的关联强度, 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PAR%为74.07%。

3 讨论

高虹镇是当地生产节能灯的工业大镇, 外来工较多, 数量是常住人口的3倍。当地公共卫生设施落后, 未开通市政自来水, 也无市政排污设施, 居民日常用水主要为集中式供水, 水源来自村边溪边浅井。由于人口的剧增, 增加了供水的压力, 大部分居民房前有自备浅井, 在供水不足时补充使用。集中式供水在供给农户使用时虽经过消毒, 但对水样检测结果提示消毒效果不佳。根据前期对病例的个案调查, 结合伤寒疾病的流行特征及当地的历史疫情, 本次调查制定出总计16项可能引起本次伤寒流行的危险因素。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2项危险因素有意义。进一步分析, 均与日常生活直接接触受污染的水有关, 提示本次疫情为水源受到致病菌污染, 而水源消毒效果不佳, 居民日常生活使用不安全水而发病, 回顾性队列研究证实这一结论。

本次调查中, 对照的选择标准为“与病例同性别、同镇 (村) 或同单位、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 既往未曾感染过伤寒、副伤寒的健康人”, 可能存在偏倚, 由于引起本次疫情的高危因素为污染的水源, 病例与对照均暴露在同一水源下, 而副伤寒的潜伏期较长, 对照组可能为潜伏期病人或健康带菌者, 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是本次调查的缺陷。

近年来, 杭州市甲型副伤寒暴发疫情主要以水型传播为主, 疫情主要集中在农村及城郊结合部, 如2001年桐庐深澳镇伤寒暴发疫情[1], 2004年西湖区横街村副伤寒暴发疫情[2]等。这些地区市政设施差, 大多没有接通市政自来水, 也无排污设施,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 易造成水型肠道传染病暴发流行。与浙江省内台州及宁波等地引起甲型副伤寒局部流行的主要因素为饮食行业的污染和贝类食品的生吃习惯[3]不同。

本起疫情可以给我们几点警示:①必须加强农村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近年来杭州市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 但一些地区 (农村及城郊结合部) 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工厂污水、生活污水和粪便未经任何处理, 均直接排放到河道、溪流, 污染水源。②要加大农村改水力度, 提供安全饮用水。近来来, 杭州大部分农村已由分散式供水改为集中式给水, 但许多地方忽视水源保护与消毒工作, 饮水未经过任何消毒处理或消毒效果不佳, 一旦水源受致病菌污染, 极易造成各类肠道传染病的暴发流行[4]。③以多种形式加大肠道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卫生习惯差、文化素质低等特点, 可通过电视媒体、发放宣传画册、编制通俗易懂的标语等方式, 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孙昼, 邓晶, 俞月芬, 等.一起伤寒暴发的流行病学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 2003, 15 (5) :24.

[2]崔威武, 邓晶, 黄诚孝, 等.一起饮用水源污染引起的甲型副伤寒暴发疫情调查分析[J].疾病监测, 2006.21 (1) :16.

[3]龚震宇, 柴程良, 陈恩富, 等.江省伤寒副伤寒流行概况与防制对策[J].疾病监测, 2006.21 (1) :13.

流行因素论文 篇10

【摘要】 目的：探讨顺义区医院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及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特点。方法：选取顺义区医院收治的72例妇科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针对围绝经期症状、心理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主要心理因素症状为易怒、常感烦恼、不满意等；主要症状体征为失眠健忘、潮热汗出、情绪烦躁、腰颈酸痛、口干舌燥。结论围绝经期症状与妇女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相关，针对个性特点，配合精神和心理方面治疗，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有助于防治围绝经期综合征。

【关键词】 绝经期综合征；影响因素；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 R71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1074(2009)04-0015-02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衰退至完全消失的过渡时期内，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常见有烘热汗出、烦躁易怒、心悸失眠，月经紊乱等^[1]。大多数妇女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严重者可影响个人健康和家庭生活质量。国内外文献统计，在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90％的妇女都有程度不等的绝经期综合征的表现，症状程度有个体差异，受社会环境及性格特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竞争意识的增强，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率日渐增高；而且随着人们寿命显著延长，妇女绝经后平均生命过程大大延长。我国妇女目前己有五分之一步入绝经期，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妇女会出现症状^[2]。因此对绝经期综合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对于治疗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顺义区医院2007年3月至2008年9月收治的妇科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妇女均来自妇科门诊，年龄42~60岁，平均年龄53.2岁。参照1999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3辑中国围绝经期综合征诊断标准，具有围绝经期综合征表现2项以上，符合围绝经期综合征诊断标准，纳入患者均为能够随配合访者。排除不符合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者；年龄在40岁以下，60岁以上的妇女；原有其他神经、内分泌、脏器及精神疾病患者；原发性高血压，原发性低血压及慢性贫血患者；双侧卵巢切除、卵巢功能障碍、子宫切除及妇科器质性病变；近6个月内使用过性激素或对性激素水平有影响的药物者；未按规定服药或对药物过敏，或对本药己知成分过敏者。其中病情程度为轻度者35例，中度者24例，重度者13例。病程最短的2个月，最长的6年，平均11.8月。患者血清FSH、LH水平升高，FSH＞40IU/L。流行病学调查均采取症状与心理方面问卷式表格填写的方法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对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进行症状和心理问卷调查，填写表格。调查内容包括围绝经期一般的特性，如患者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学历、经济、本人月收入、孕产次、避孕方式、丈夫关系、亲友支持、围绝经期知识、疾病史等。填写围绝经期症状的心理因素测定表和围绝经期症状按系统分类测定表。所选问卷内容是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国内外多位专家的审核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中性无暗示的语言进行各项问题的询问，并如实记录患者的问答。共发放问卷72份，回收问卷72份，回收率100％。

1.3 统计方法 根据临床观察资料特点采用t检验，χ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用统计软件SPSS处理。

2 结果

2.1 患者围绝经期一般的特性 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一般特性见表1。对患者的一般特性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改良的Kupperman评分。其中患者的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丈夫关系、孕产次数、亲友支持、经济收入以及围绝经期知识相关，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患者心理因素分析 对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心理因素进行测定^[3]，各种情绪发生率见表2。其中主要心理因素症状发生率达70%以上的症状依次为易怒（86.1%）、常感烦恼(82.0%)、不满意（82.0%）、易冲动（81.9%）、紧张不安（77.8）、重复同样的失误（72.2%）。

2.3 围绝经期症状按系统分类测定 对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症状按系统分类测定^[4]，包括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运动系统和消化系统。主要症状体征为失眠健忘（91.75）、潮热汗出（86.1%）、情绪烦躁（72.2%）、腰颈酸痛（77.8%）、口干舌燥（90.3%）。

3 讨论

女性的中年期跟围绝经期一致，这个期间的女性除了生理变化和身体变化以外，很容易发生慢性疾病。一般来说，围绝经期症状是自律神经障碍，属于中医绝经前后诸证范畴。由于人体内分泌发生明显变化，主要是性腺功能逐渐衰退，导致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改变^[5]。中医理论认为是由于肾气渐衰，冲任两脉虚损，精血不足，阴阳一平衡失调而发生的疾病。故临床表现方面则有症热择重不一，其中约1/3的女性能通过神经内分泌的重新调节达到新的平衡而无自觉症状，约有2/3和女性可表现为围经期综合征，包括血管性，精神神经性，月经生殖器性，萎缩性及代谢障碍等方面的症状。这样的围绝经期障碍的原因有由于卵巢功能下降而引起的内分泌系统平衡的变化、自律神经系统失调的生理性原因和其他社会心理性原因。许多学者主张，心理性因素使围绝经期症状有最大的影响力。绝经期综合征，不是因为绝经，而女性的婚姻、生活负担、精神情志等社会心理状态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据报告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会引起压力而产生生理性反应和心理反应诱发了围绝经期症状的发现。国际公认的围绝经期自41岁开始。本资料调查年龄为41～57岁与其相符合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月收入等中等以上者偏多。1991年全国围绝经期妇女健康调查组的调查也表明，症状的出现除了一般的原因之外，与社会、家庭、精神等多种有关。本文围绝经期患者的心理因素中最常见的症状依次为易怒、常感烦恼、不满意、易冲动、紧张不安、重复同样的失误等。重大应激反应还有导致卵巢功能衰退或加重卵巢功能衰退的作用，使雌激素分泌障碍，出现烘热出汗，月经紊乱等，也是促使围绝经期的症状加重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因雌激素有维护植物神经功能稳定的作用，它能促进氨基酸转移至脑，调节生物原性胺和酶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产生和代谢，从而有利于健康的精神状态。当激素缺乏时，对大脑抑制作用减弱，兴奋作用相对增强，大脑兴奋和抑制水平衡破坏而出现失眠，因此雌激素水平下降时，就可出现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如烦躁、抑郁、焦虑、失眠等，中医理论将其归咎于心肾失衡、心肝失养等所致的情志失调^[6,7]。本研究结果提示预防和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过程中，除了注意生理上的改变以外，还应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必须针对个性特点，精神和心理方面配合心理支持治疗，指导围绝经期妇女保持乐观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这对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防治是非常有益的，而且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参考文献

[1] 乐 杰．妇产科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342．

[2] 金宏义．重点人群保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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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松文，周 红，邓小虹,等．北京地区围绝经期妇女激素替代疗法(HRT)使用情况调查及疗效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4，19 (10)：46．

[7] 林守清，徐 苓．女性生殖内分泌性激索朴充疗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9．34．

流行因素论文 篇11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昌吉州部分牧区为调查点;调查对象为调查点内居民及家犬, 其中对在校学生进行普查, 成年居民以组为单位抽查, 家犬随机抽查。

1.2调查工具

B型超声波诊断仪 (日本岛津) , 血清学检测及粪抗原检测相关仪器设备 (酶标检测仪) 。

1.3调查方法

1.3.1包虫病患病率调查

用B超进行腹部扫查, 探测全部腹腔脏器, 对女性还应扫查盆腔器官。发现阳性结果立即填写报告单并留影像纪录。诊断意见和包虫囊的分类按照《包虫病药物治疗培训讲义》的规定填写。B超阳性者占受检人数的百分比即为包虫病患病率。

1.3.2包虫病感染率调查

全部调查对象在进行B超检查前, 静脉采血3ml, 分离血清。用间接ELISA试验检测特异性Ig G抗体。血清抗体阳性者占受检人数的百分比为居民包虫病感染率。

1.3.3家犬细粒棘球绦虫成虫感染率

对抽样村、组的全部家犬进行细粒棘球绦虫感染调查。采用粪抗原检测法。以感染犬数占受检犬数的百分比为家犬中的细粒棘球绦虫成虫感染率。

2结果

2.1不同性别检查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女性的感染率略高于男性, 但患病率低于男性, 两者之间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2.2不同年龄组人群血清学和体检结果, 45岁以上组患病率最高, 15~24岁组感染率最高, 并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

2.3职业分布调查中因当地以牧业为主, 接受调查的牧民和学生较多, 而其他职业人数较少。

3讨论

包虫病是一种慢性寄生虫病, 在人类绦虫病中, 本病的危害最为严重。家犬是细粒棘球绦虫的终宿主, 也是主要的传染源。当与人接触时可将虫卵传染给人, 含有虫卵的犬粪可污染水源和土壤, 通过水和土壤污染人的手、衣物和日用品, 此外, 通过头发、羊毛、干草、水和其他人有机会接触的东西感染人类。如果人吃虫卵, 虫卵孵幼虫在小肠, 通过肠壁, 随血液循环到人体所有的内部器官 (主要是肝和肺) , 生长缓慢, 有的包虫囊肿可长到几十公斤, 压迫器官。如果囊肿破裂,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甚至危及生命。

本次调查用血清学方法共检查869例, 阳性241例, 感染率为27.73%;B超检查869例, 查出包囊携带者11例, 患病率为1.27%;家犬细粒棘球绦虫的感染率44.32%。这一结果提示当地包虫病流行比较严重。其中男性感染率低于女性, 但患病率男性高于女性。

比较不同年龄组, 年龄5~14岁组和45岁年龄组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调查的结果, 与其它地区和以前的结果相比基本相同。B超扫描显示5~14岁年龄组的3例有典型的包虫包囊影像学特征, 可见儿童体内寄生棘球蚴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 囊肿的增长速度可能会高于其他年龄组, 这些结果表明, 棘球蚴病在儿童中的流行非常严重, 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很严重, 所以在儿童, 尤其是在农牧区儿童的宣传和教育, 普及基本知识及预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卫生部包虫病防治培训基地、新疆兽医总站:新疆包虫病防治试点县工作总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虫病防治工作会议资料汇编[C].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