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遂、未遂标准

2024-05-11

既遂、未遂标准（精选5篇）

既遂、未遂标准篇1

一、盗窃罪未遂既遂标准的学说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历来是我国高发的财产犯罪之一, 如何全面透析盗窃罪的内涵对于能否正确认定和适用刑法内涵, 能否有效打击盗窃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 无论学术界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争议, 从我国的通说来讲, 盗窃罪的既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客观上通过秘密窃取等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人财物的盗窃犯罪行为, 从而达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状态。而盗窃犯罪的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犯罪以后, 由于其意志以外的某些外在原因, 而使行为人的主观上盗窃他人财物的意图未能如愿实现, 客观上的盗窃犯罪行为未能完成或犯罪结果等未能发生, 从而使盗窃犯罪进行不下去的情形。因此可以精确地讲, 盗窃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区别的关键之处就是是否同时实现盗窃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统一。在长期的盗窃理论研究中, 中外学者们都坚持自己的见解, 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观点。

1. 接触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实际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根本标准, 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实际物理接触到财物就已经实现了盗窃既遂, 物理空间上没有能够实际接触到财物的就是盗窃未遂。[1]

2. 转移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将盗窃到的财物转移作为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凡被盗财物与原来存放的场所发生物理空间的移动, 就实现了盗窃既遂, 财物物理空间上未被移动则为盗窃未遂。[2]

3. 隐匿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将他人财物隐匿起来作为判断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认为凡是已经将盗窃来的财物隐藏起来就已经实现盗窃既遂, 未藏起来的就是盗窃未遂。[3]

4. 损失说。这种观点曾经被1992年“两高”的司法解释所采用。它主张应当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 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 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未遂。[4]

5. 失控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权利人失去了对财物的实际有效控制, 作为划分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凡是盗窃行为使盗窃目的物脱离了权利人的实际有效控制, 为盗窃既遂, 相反未能使盗窃目的物脱离权利人实际有效控制的为盗窃未遂。[5]

6. 控制说, 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为标准来判断盗窃罪是否实现既遂, 认为只要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就实现盗窃既遂, 没有实际控制所窃得财物的是盗窃未遂。[6]

7. 失控加控制说, 这种观点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 并且已经实际被盗窃行为人控制为区分标准。被盗的财物已经脱离财物权利人控制, 并且被盗窃行为人控制的就已经实现盗窃罪既遂, 否则就为盗窃未遂。[7]

二、盗窃罪未遂既遂标准学说的分析

首先, 接触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盗窃行为人接触财物并不一定导致财产所有人失去财产的所有权, 既然没有侵害财物所有权, 就不能够满足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既遂。同时, 接触说的形成也抹杀了盗窃中止这一停止形态, 因为实践中盗窃行为人接触财物后, 可能内心悔改, 放弃盗窃, 这时候应该认定中止, 但是根据接触说, 这时候已经盗窃既遂, 这不利于罪刑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违背刑法的根本法意。

其次, 转移说是接触说的延伸, 盗窃行为人转移了财物的空间位置未必会侵害到财物的所有权。举例说明, 盗窃行为人在一个房间内将电视机从房间的柜子上抱到床上, 因为内心悔改就走了, 这时候财物所有权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也就是这次盗窃行为没有侵害到财物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 没有满足盗窃罪的犯罪客体, 也就不可能实现盗窃既遂, 但是根据转移说, 这已经盗窃既遂了。相反, 即使财物没有发生空间转移, 盗窃也可以既遂。举例说明, 在公交车上, 盗窃行为人将衣服盖在一个乘客的皮包上, 那个乘客找不到皮包, 就下车去找了, 这时候虽然皮包空间位置虽然没有变化, 但是盗窃已经既遂。

再次, 隐匿说的片面性也是明显的。盗窃行为人将财物隐藏起来这强调的是将盗窃来的财物如何处置, 是盗窃的一种方式和结果, 反映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事实上, 当行为人已经将财物秘密窃取后, 无论行为人是否将其窃取的财物隐藏, 都已经完成了盗窃行为, 盗窃已经既遂, 即使盗窃行为人将偷来的财物放在博物馆上展览, 犯罪行为人已经盗窃既遂, 而按照隐匿说, 这种情况就是犯罪未遂, 显然不科学。

还有, 损失说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 损失说从财物权利人的角度出发来评判盗窃是否未遂, 但是财物是否损失并不是盗窃罪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举例说明, 某甲进入他人房间盗窃了5000元钱, 后来又放回那个房间, 虽然财物所有人没有损失, 但是某甲已经盗窃既遂。相反, 即使财产造成损失也未必就盗窃未遂。举例说明, 某甲去一家酒店偷取花瓶, 不小心将花瓶打碎, 对于酒店而言, 财物损失了, 但是盗窃并没有既遂, 因为某甲并没有成功取得财物。

最后, 控制说强调盗窃行为人对财物已经取得直接支配, 但有些情况下, 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 盗窃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并没有发生, 控制说片面强调了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忽视了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一般认定盗窃既遂, 应该具备盗窃罪全部构成要件, 客观方面盗窃行为人完成了盗窃行为并有效控制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三、失控加控制说能帮助准确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

通过对以上各种学说的研究分析之后, 笔者认为失控加控制说能够更合理更科学地判断盗窃既遂与未遂, 失控加控制说融合了失控说与控制说的双重优点, 真正区分盗窃既遂和未遂。

首先, 失控加控制说深刻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犯罪未遂内涵的规定。依据我国《刑法》第23条第1项的规定,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为犯罪未遂。笔者个人的理解是其中的“未得逞”, 可以理解为“未实际有效的控制”, 这显然是针对盗窃行为人和财产权利人双方而言的, 不论财产权利人还是盗窃行为人如果都没有控制财产的所有权利, 那么盗窃都是未遂。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实施的盗窃行为, 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 取得对财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 所以说只有盗窃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了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权利人已经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时才能认为盗窃行为人已经盗窃既遂, 盗窃未遂就可以理解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未达到、未实现, 或者是财物权利人没有失去财物的控制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取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8]

其次, 失控加控制说是最符合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的学说。对犯罪既遂的评价标准, 目前现在理论上能够站住脚的就是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结果说”, 这种说法认为只有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且已经造成了相应的法定犯罪结果的就已经是既遂, 这种学说强调的是法定结果的出现;第二种说法是“目的说”, 这种说法则主张犯罪既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达到行为人目的的情形, 这种说法强调的是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实现;第三种说法是“犯罪构成件说”, 这种学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犯罪实行行为齐备了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形。[9]目前为止犯罪构成要件说是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判断犯罪既遂的通说, 以该学说来看盗窃罪, 那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 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明知是他人所有或者占有的财物, 为了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秘密窃取行为;从客观方面则表现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 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10]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出行为人的主观上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去实施盗窃行为, 客观上既要满足财物权利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同时也要满足盗窃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 发生的结果必然是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而不是财物所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

参考文献

[1][2][3][5][6]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641.

[4]高铭暄.刑法学参考资料[Z].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4.284.

[7]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8]董玉庭.盗窃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9]赵秉志.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张明楷.刑法学 (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03.

盗窃未遂与既遂的刑法定性篇2

一、案情简介

某经贸洽谈会会场保安人员发现贾某形迹可疑，密切关注其行动，贾某趁陈某购买商品之际，盗窃陈某上衣左侧口袋内手机一部，这一行为被保安人员看到，但为不影响会场持续，保安人员等贾某离开会场后将其抓获，手机价值6750元。

二、争议焦点

贾某的行为是盗窃未遂还是既遂？

三、分歧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贾某的行为是盗窃既遂。理由在于：

首先、从本案事实来看，贾某趁陈某购买商品之际将陈某口袋中的手机盗走，贾某的盗窃行为已实施完毕，并离开犯罪现场，陈某已经失去对手机的控制权，属于犯罪既遂。虽然本案中自贾某进入会场到实施盗窃行为，一直处在保安的监控之下，但秘密窃取中的秘密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本案中被告人贾某采用自认为不被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且采取秘密窃取手段是针对财物所有人陈某而言的，至于其他在场的人都发觉了也不影响盗窃罪的构成及形态。本案盗窃罪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但对本案被告人贾某和手机所有人陈某而言仍具有秘密性，不能由于有其他非本案当事人看到就简单的认为具有公开性，这种只看到矛盾普遍性却忽视矛盾相对性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因此本案应为盗窃既遂。

其次、从犯罪行为实行的进程来看，本案被告人贾某的盗窃行为已实施完毕，并离开犯罪现场。自贾某进入会场到实施盗窃行为，一直处在保安的监控之下这一情况本案被告人贾某及手机所有人陈某均不知道，本案被告人贾某主观上有盗窃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且盗窃行为已经实行完毕，盗窃行为已经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应为既遂。被害人丢失财物并被他人控制，对于被害人而言只要丢失对财物的控制权就是盗窃犯罪宣告既遂的标志，至于本案被告人贾某是否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并任意处置该财物的目的，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贾某的行为是盗窃未遂。理由如下：

首先、从本案事实来看，贾某尽管将陈某口袋中的手机盗走，从形式来看，好像陈某失去了对其手机的控制，而手机已经为贾某所控制。但是，从实质上看，陈某从未实际失去对其手机的控制；贾某也从未实际控制陈某的手机。因为，从他着手实施盗窃犯罪开始就已经被保安发现，只是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未对其实施抓捕。众所周知，会场设置保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与会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参会者对自己的财产和安全负有保障的同时，保安人员对参会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负有保障职责。本案中自贾某进入会场到实施盗窃行为，一直处在保安的监控之下，正是有了保安的监控，使得手机实质上一直处在保安的控制之下，不僅陈某未真正失去对手机的控制，而且，贾某从未真正的、完全的、实际控制陈某手机。因此，贾某虽然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未能得逞。刑法明确规定犯罪目的未得逞的属于犯罪未遂。

其次、从犯罪行为实行的进程来看，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实行终了的未遂。虽然被告已经实施了盗窃犯罪的全部行为，但不能据此认为被告人就已经构成盗窃罪的既遂。按照刑法学理论，在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犯罪结果尚未出现之前，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也可以构成犯罪未遂，本案被告人的盗窃犯罪行为虽然已经终了，但是，由于保安的介入犯罪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也就意味着犯罪并没有得逞，应当属于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盗窃还是侵占?既遂还是未遂? 篇3

关键词：盗窃,侵占,既遂,未遂

一、案情简介

李某系某洗车场洗车工。2009年1月, 肖某将其渝C57283轿车停放在该洗车场洗车就离开了, 李某在为车主肖某洗车取车内垫子时, 见车内驾驶员坐的踩垫上有一钱夹, 李某打开钱夹发现钱夹内有现金, 于是将该钱夹藏在踩垫里面一起放在该洗车场离该轿车约3米远的踩垫架上。几分钟后, 车主肖某发现自己的钱夹还放在车上, 于是到车上去取, 肖某打开车门发现钱夹不见了, 就问李某看见钱夹没有, 李某说没有看见, 车主肖某找到洗车场老板胡某, 胡某问李某是否看见钱夹, 李某仍然说没有看到车上有钱夹, 且把车上的踩垫拿去洗也没有发现有钱夹。于是车主肖某报警, 警察在踩架的垫子里找到了被盗钱夹, 内有现金870元及三张银行卡, 这时李某才承认盗窃了肖某的钱夹。

二、分歧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李某行为的性质是侵占还是盗窃;2.如将李某的行为定性为盗窃, 是盗窃既遂还是未遂。

关于李某行为的性质, 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李某行为的性质是侵占。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的, 构成侵占罪。本案中, 车主肖某将自己的轿车停在洗车场洗车, 车主肖某和李某之间形成事实劳务合同关系, 李某在为车主肖某洗车期间有义务临时代为保管车主的车及车内物品, 李某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 李某的行为性质属于侵占。第二种意见认为, 李某的行为属于盗窃。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性质属于盗窃。

认为李某行为的性质属于盗窃的意见中, 对盗窃既遂与否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李某属于盗窃未遂。李某将钱夹藏在离车3米远的踩垫架的踩垫里面, 车主没有失去对钱夹的控制, 李某也没有实际控制钱夹,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 “盗窃未遂, 情节严重, 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 应当定罪处罚。”李某的行为盗窃未遂, 盗窃数额较大而没有达到数额巨大, 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第二种意见认为, 李某构成盗窃罪既遂。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但李某情节轻微, 应对李某作出微罪不诉处理。

三、法理分析及评析意见

关于李某行为的性质,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李某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关于李某盗窃既遂与否,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李某构成盗窃罪既遂。

(一) 盗窃罪和“代为保管”情形的侵占罪的界限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的行为。代为保管情形的侵占罪和盗窃罪有许多共同之处, 都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 主观方面都是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主体都是一般主体, 由于司法实践中对“代为保管”的理解不一致, 以至于同种性质的案例一些被认定为盗窃, 一些被认定为侵占。侵占罪的法定刑之所以轻于盗窃罪, 主要理由在于:盗窃罪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侵占罪没有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在侵占罪的场合, 财物处于行为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状态, 对行为人具有诱惑性, 导致有责性轻于盗窃罪;盗窃罪的发案率远远高于侵占罪, 为了实现一般预防, 刑法对盗窃罪规定的法定刑重于侵占罪[1]。盗窃罪和代为保管情形的侵占罪最大的区别在客观行为方面:代为保管情形的侵占罪是变合法占有有为非法所有;而盗窃罪是行为人以不使所有人发觉的方法, 秘密地将财物从所有人控制之下转移到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因此, 区分一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构成代为保管情形下的侵占罪, 关键是要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前, 该财物由谁占有、是否脱离占有。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前, 该财物已经在行为人的占有之下, 则该行为构成侵占罪;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前, 该财物处于他人占有之下, 行为人采取秘密的方式窃取, 则该行为构成盗窃罪。

如何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前, 该财物由谁占有、是否脱离占有?按照德日刑法理论的通说, “构成要件, 是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 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并且值得处罚的行为类型。因此, 在刑罚法规德解释上, 应当以法条为基础, 从是否具有社会一般观念上的危险的角度来说明构成要件的内容。”[2]同样地, 我们可以借鉴这种社会一般观念来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前, 该财物由谁占有、是否脱离占有, 站在社会一般人的立场上进行客观判断。同时, 按照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判断该财物由谁占有、是否脱离占有也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中, 行为人李某在为车主洗车时偷拿车主的钱夹, 从表面上看似乎行为人李某和车主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务合同关系, 李某对车主的车及车内物品有保管义务, 但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 洗车工的职责是清洗车辆, 在车主没有明确委托的情况下, 洗车工最多对车主的车本身有一定程度的民法上的临时保管义务, 对车内物品没有任何保管义务, 车内物品仍由车主占有, 并未脱离车主的占有。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看, 行为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占有了该钱夹, 这一点可以从行为人李某将该钱夹背着车主采取秘密的方式从车内移到车外的踩垫架上反映出来。因此, 李某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

(二) 盗窃既遂与未遂之分

关于划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接触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标准, 凡实际接触到财物的为盗窃既遂, 未实际接触财物的才是盗窃未遂。 (2) 转移说。主张应以行为人是否已将被盗财物移离原在场所为标准, 凡移离原在场所位置的为盗窃既遂, 未移离原在场所位置的为盗窃未遂。 (3) 藏匿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已把被盗财物藏匿起来为标准, 凡已将财物藏匿起来的是盗窃既遂, 未藏起来的是盗窃未遂。 (4) 控制说。主张应以盗窃犯是否已获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 盗窃犯已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既遂, 盗窃犯未实际控制财物的为未遂。 (5) 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即控制为标准, 凡盗窃行为已使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实际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的, 为盗窃未遂。 (6) 失控加控制说。认为应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的控制并且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为标准, 被盗财物已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并且已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的为盗窃罪既遂, 反之就是盗窃未遂。 (7) 损失说。主张应以道情诶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 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 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未遂。区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科学标准, 应当是看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完备, 控制说区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较为科学, 盗窃罪构成要件完备的客观标志, 就是盗窃行为造成了盗窃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所盗窃财物的犯罪结果。而“非法占有财物”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 只能理解为是盗窃犯获得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 这里的“实际控制”, 并非指财物一定在行为人手里, 而是指行为人能够在事实上支配该项财物, 这种实际控制并无时间长短的要求, 也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已经利用了该财物[3]。认定盗窃罪既遂与未遂时, 必须根据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大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窃取样态等进行判断[4]。本案中, 行为人李某将车主车内的钱夹转移到3米外的踩架垫上踩垫内藏匿, 车主肖某回来在车上没有找到, 直到车主报警, 警察从踩架上的踩垫内搜出来, 对于钱夹这类小体积的财物来说, 行为人李某将其转移到车主找不到的地方就能够在事实上支配该钱夹。因此, 李某构成盗窃罪既遂。

参考文献

[1]张明凯.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741.

[2][4][日]大谷实著, 黎宏译.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篇4

关键词：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结果犯,行为犯,情节犯

一、与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有关问题的澄清

(一) 金融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1. 犯罪客体反映着犯罪的本质特征, 决定着犯罪的性质。

犯罪客体所表明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种类不同, 不仅对犯罪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对故意犯罪形态的确定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 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基本上是危险犯, 以危险的是否出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侵犯人身权或财产权的犯罪基本上是结果犯, 以犯罪结果的是否出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确定, 对本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确定, 无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这在理论界并无争议, 但对客体序位的表述上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 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双重客体, 其中票据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 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这里可称之为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 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这里可称之为“公私财产所有权主要客体论”。当前前者是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 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导致了一些悖论。悖论一:“票据诈骗罪主观上不限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衡量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而决定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根据是犯罪客体。金融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制度, 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从事的金融票据诈骗行为会危害社会的金融票据管理秩序, 而仍然为之, 就会造成对主要客体的侵害, 而无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其犯罪就应成立。

以上结论的得出在逻辑推理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这一结论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笔者认为, 顺着悖论一的逻辑思维, 在判断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上, 会得出另一悖论, 即只要实施了危害金融票据管理秩序的行为, 不管是否出现公私财产权受到损害的结果, 金融票据诈骗罪就成立既遂。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为构成要件说, 即以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来区分既遂与未遂。如果说犯罪的主要客体已经受到实质的侵犯, 而其他构成要件又具备的话, 无疑犯罪是应当既遂的, 这在逻辑推理上并不存在问题。

2. 既然逻辑推理本身不存在问题, 那么肯定是逻辑推理的前提是一个悖论。

“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在我国新刑法典中, 票据诈骗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显然, 在票据诈骗罪中, 刑法重点予以保护的社会关系乃是被犯罪行为侵犯的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具体说来, 是金融秩序中的票据管理秩序。而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刑法重点予以保护的社会关系正是犯罪的主要客体。票据诈骗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 更为严重的是, 它破坏和扰乱了通过票据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正常金融秩序, 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 非传统财产犯罪所能涵盖。以上所述的理由, 对于本罪来讲可能都是事实, 但以此来确定本罪客体的序位却未必充分。

(1) 确定复杂犯罪客体的序位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犯罪所属的章节来进行判断, 而应根据复杂客体中不同的客体对确定行为性质所起的不同作用来进行判断, 能够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客体应是主要客体。对于复杂客体中不起决定作用的犯罪客体, 即使在理论上赋予其主要客体的地位, 也没有什么意义, 至少在法律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不大。从我国《刑法》对票据诈骗罪的规定来看, 票据管理秩序这一客体对本罪的定性不起主要作用, 起主要作用的是反映财产权数量的诈骗数额。

我国《刑法》第194条规定: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上述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明确看出, 在本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诈骗数额。当然, 对票据管理秩序的侵犯, 对本罪的定性也起一定的作用, 上述法律条文中的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 在这里也可能是指引起票据交易秩序的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混乱。

(2) 对犯罪客体的认定应建立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 要符合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犯罪客体并不直接体现在法律条文当中, 它是理论上抽象和概括的产物, 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不纯粹是理论思维的问题, 这种理论思维必须考虑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因为票据诈骗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 就断定该罪的主要客体是有关经济秩序的票据管理秩序, 这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 并没有考虑我国《刑法》第194条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从《刑法》第194条的文义来看, 对本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反映财产权数量的诈骗数额, 立法者没有选择对票据管理秩序的危害作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 这说明立法者所着重考虑的还是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问题。

在本罪客体的序位问题上, 笔者对于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持保留的态度, 笔者倾向于公私财产所有权主要客体论, 或者折衷的观点, 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票据管理制度两个客体同等重要。

(二) 金融票据诈骗罪是结果犯、行为犯或是情节犯

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不同, 判断相应犯罪的既遂与否的标准也不同。对于结果犯, 以法定的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对于行为犯, 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与否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志;情节犯, 是指《刑法》分则明示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形态。对于情节犯, 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法定情节是否出现应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

理论上关于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很大分歧, 其主要原因是犯罪既遂形态类型的确定存在着争议。票据诈骗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呢?

1. 有的学者认为票据诈骗罪是行为犯。

主要理由是:一是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 只要违法使用票据危害了票据管理秩序, 本罪就应构成犯罪。二是从票据诈骗罪罪状的行为方式来看, 刑法第194条采用列举式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票据诈骗的5种行为表现形式: (1)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2)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3) 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 (4)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 骗取财物的; (5)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使用虚假的记载, 骗取财物的。前3项罪状所惩罚的均是虚假票据的使用行为, 只要有使用的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后两项罪状虽然表明行为人骗取财物才构成犯罪, 但从其罪状的内部关联性来说, 骗取财物是对行为人对虚假票据行为的认识的说明。由此可以看出, 票据诈骗罪的罪状保护的侧重点放在对假票据的使用方面, 而不是非法占有财物方面。

从犯罪客体方面来看,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有争议的。如依笔者的观点,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或是票据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等重要, 票据诈骗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具有违法使用票据的行为, 而且要求产生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 那么本罪显然是结果犯。

即便承认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 也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本罪是行为犯, 因为从法律条文的内容来看, 票据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取决于诈骗数额的大小, 取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而非票据管理秩序受到损害的事实。以此观之, 本罪也应当被认定为结果犯。

从《刑法》所规定的票据诈骗罪罪状来看, 把“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行为看作是是票据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也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法律理解上的断章取义, 没有整体上把握法律条文的含义。

2. 对于金融票据诈骗罪是否是情节犯, 在理论上无人论及, 笔者认为本罪既是结果犯, 同时也是情节犯。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虽然情节犯在理论界还没有定论, 不过, 我国《刑法》分则中确实存在以法定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这类犯罪称之为情节犯。

我国《刑法》第194条规定: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这里, 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被用来区分本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志的, 对说明票据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因此本罪应是情节犯。在这里也应注意到,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并列的, 可选择的, 只要具备其中的一项就可对犯罪的定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情节犯可称之为选择性的情节犯。

有的人认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都是对票据诈骗罪结果的一种描述。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其混淆了结果犯与情节犯的区分。情节犯中所指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是一个概括性术语, 涉及犯罪的各个方面, 包括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及主体和主观方面。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并不是仅反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还可能指对特别客体的侵害、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主体的特定的身份或主观方面的恶性。如把多次进行小数额诈骗的, 可视为一种其他严重的情节, 但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犯罪结果。笔者将本罪界定为选择性的情节犯, 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在决定本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 犯罪的情节也是起标志性作用的。

二、金融票据诈骗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1.从犯罪既遂形态上讲, 金融票据诈骗罪应当属于结果犯和情节犯。对于结果犯, 本罪既遂与否应当以法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标志, 这一点在理论界不存在争议。“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直接客体造成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本罪法定的危害结果应当是票据诈骗行为对票据诈骗罪的直接客体所造成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的票据诈骗行为较大侵害的事实, 也就是指较大及以上的诈骗数额。

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侵害的事实是以受害人交付财物还是以行为人取得财物为标志, 在理论上是存在分歧的。一种观点是“失去控制说”, 认为票据诈骗罪应当以被害人因票据诈骗行为而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的标准。一种观点是“取得控制说”, 认为票据诈骗罪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取得对所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既遂的标准, 如果财物脱离了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控制, 行为人实现了自己对该财物的控制, 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笔者认为, “失去控制说”和“取得控制说”都是存在缺陷的。

(1) “失去控制说”认为, 犯罪都是侵犯法益的行为, 刑法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法益。财产犯罪的本质是对财产法益的侵犯, 而不在于行为人取得了财产;刑法设立财产犯罪的目的, 在于要保护财产法益不受犯罪的侵害。票据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犯罪, 其既遂的标志应为被保护的财产法益受到侵犯, 而不在于行为人最后是否获得财产。笔者认为把票据诈骗罪定义为一种财产犯罪应当是正确的, 前文已论述过, 本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应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但该学说认为只要被保护的财产法益受到侵犯, 而不管行为人最后是否获得财产, 犯罪就既遂了, 是不正确的。

笔者认为, 刑法所惩罚的是犯罪人的行为, 在考量行为的可罚性时, 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客观上讲, 刑法所惩罚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如果是结果犯的话) , 从主观上讲, 刑法所惩罚的是有罪过的犯罪行为, 无论是罪过的认识因素, 还是罪过的意志因素都指向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 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或控制。因此, 只考察被保护法益的侵害, 而不考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或意志因素, 以此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性质是不正确的。对于票据诈骗罪来讲, 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性质, 必须考察行为人对被诈骗财产的认识或控制。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 而本人并没有获得意图想获得的财产, 尽管他人的财产因此而受到损害, 行为人也不能为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 对于票据诈骗罪来讲, 该学说把财产所有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就认定为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受到侵犯, 也是不正确的,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票据交易的对价, 财产交付的方式多种多样, 财产所有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之时未必就是他的财产受到侵犯之时。

(2) “取得控制说”认为, 所谓犯罪未遂, 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能得逞。未能得逞是指行为人犯罪的目的没有达到, 出发点是行为人而不是受害者。无论是占有他人财物, 还是控制他人财物, 能够作既遂与未遂评判对象的必须是非法占有或控制, 这才具有犯罪性。笔者认为, 该学说从结果犯的角度出发, 强调本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达到, 是否对诈骗的财产非法占有或控制为标准是正确的。但该学说没有考虑票据诈骗行为财产占有的时间和方式的复杂性, 以财产的实际占有作为本罪既遂的标志, 是不妥当的。行为人实际占有他人财物之时尚不能认为他人财产权必然受到了侵害。比如行为人开始是与他人进行合法交易, 依约定先取得了他人财物的占有, 在履行支付对价义务时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并使用伪造的票据交给对方, 或者签发支票而后在付款时间将到时转移账户上资金的, 这些行为可能构成票据诈骗罪, 但是不好说在行为人实际占有财物之时票据诈骗罪就已经既遂了。

“失去控制说”和“取得控制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是只考察了本罪的结果犯的既遂形态, 而没有考虑情节犯的既遂形态。在诈骗行为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财产受到损害的法定结果, 本罪也可以既遂。

2.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对于金融票据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不仅要考虑本罪结果犯的既遂形态, 也要考虑情节犯的既遂形态。对于结果犯来讲, 一般应当以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下实际控制了被诈骗的他人财产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在这里应强调“非法占有目的”, 在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情况下, 即使实际控制了他人的财产, 犯罪也不能既遂。同时, 对于本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还要考虑不同的违法使用票据进行诈骗的方式, 对此, 具体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志可以不同。下面结合票据诈骗罪的不同罪状和不同的既遂形态, 对票据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具体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 金融票据诈骗罪具体的既遂形态包括:单纯的结果犯, 指“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结果犯与情节犯择一, 指“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规定。

(1)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票据作为一种支付手段, 在出票时是有对价的。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可认定在出票时应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出票后, 实际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实际占有不仅指对实体财物的占有, 也包括诸如提货单之类的占有。如果实际占有他人的财物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或没有实际控制任何财物, 但具有其他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的, 也可认定为本罪既遂。

(2)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和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这两种情形在判断既遂与未遂问题上应与上述情形相同。

(3) 签发空头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签发空头支票以后, 实际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不能必然认定本罪既遂, 因为此时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无法确定。法律禁止签发空头支票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即支票一经签发, 只要支票在形式上合法、有效, 持票人就应无条件获得支付。只要持票人在法定的付款期内获得了票面所载的金额, 支票关系就没有遭到破坏, 就不会存在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因此, 空头支票的判断, 不应简单地看出票人在出票时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与其在付款人处的实有存款金额是否一致, 而应以出票人在法定付款期限内是否向持票人实际支付票款为准。

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指三种情况: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 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 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上述一、二种情况下, 如果出票人在法定付款期内向持票人实际支付了票款, 就不能认定出票人有诈骗行为, 如情况相反, 又实际占有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上述第三种情况下, 又实际占有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关于情节犯, 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4) 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 在出票时即可认定在出票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于此类行为可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5)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不仅包括付款时出票人账户内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形, 而且必须是没有获得承兑或者保证的汇票、本票。因为经过付款人的承兑, 除非时效届满, 否则即使出票人的资金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 也无碍于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实现, 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出票人有诈骗行为。除此之外, 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参照第一种情形。

(6) 在汇票、本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在汇票、本票上作虚假记载, 在出票时即可认定出票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此类行为可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参考文献

[1].苏惠渔.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2].韩晓峰.票据诈骗罪客体及客观方面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1;3

[3].贾敏飞.票据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思.当代法学, 2002;6

[4].韩晓峰.票据诈骗罪客体及客观方面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1;3

既遂、未遂标准篇5

一般而言, 区分大部分犯罪既遂与否仅凭借定义便可清晰的予以界定,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 行为人的盗窃花样也在不断翻新, 传统的盗窃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已变得越来越罕见, 所以要想深入地研究该罪的相关问题, 显然只从定义来区分已远远不够, 笔者在整理中外法学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案例, 汇总了以下不同的学说。

( 一) 接触说

该种学说虽被一些学者所主张, 但其存在极大的缺陷, 即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 但却仅仅是接触到该盗窃物, 事实上并没有盗得该财物, 则依该种学说行为人的行为就已构成盗窃既遂,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认定的话, 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它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过于绝化, 过于绝对化的后果将直接导致对该罪既遂的认定范围扩大,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犯罪各阶段停止形态的界限, 不但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甚至有违宪法的基本人权原则。

( 二) 转移说

主张这种学说的人认为, 只要盗窃物被转移出原场所或者与原场所存在一定的位移差即为盗窃既遂, 反之如果盗窃物未被转移则成立未遂, 至于被盗财物转移出多远才叫既遂, 多远才叫未遂, 这恐怕很难用法律或制度去界定, 此为该学说之缺点一。综合起来说该学说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 财物被转移出原场所并不一定就说明财物被盗, 相反, 如果财物仅从A位置移至B位置, 位移差很小, 且B位置仍在被害人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此时, 若仍认为是盗窃既遂未免过于牵强, 举个例子来说, 甲欲行窃, 当甲将乙之电视机从屋内转移到屋外时即被所有人发觉, 那么此时, 我们能按此观点说行为人成立盗窃既遂吗? 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今社会的法律意识的。其次, 在很多情况下财物被盗之后也不一定就能发生位移, 比如电信资费诈骗的情况下, 行为人成功的窃得电信资费, 但是被盗财物并没有发生位移, 由此可以看出该学说的普适性还是较弱的。

( 三) 隐匿说

该学说主张凡是已经将盗窃的财物隐藏起来的是盗窃既遂, 未隐藏起来的是盗窃未遂。 (1) 该学说从形式上看已将盗窃犯罪的行为特点体现出来, 即行为的隐秘性, 但是如果因此而将隐匿说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恐怕有失全面。首先, 根据被盗财物的类型和盗窃发生场所的不同, 对财物的隐匿情况也不同, 如果盗窃的是体积较小的财物, 那么隐匿说在充分的条件下可能还可以适用, 但如果盗窃的是体积较大的财物, 行为人自认为“以秘密的形式”公然地实施了盗窃, 例如甲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潜入乙家实施盗窃, 甲顺利地将乙的电视搬出并放在拖拉机上运走, 我们发现, 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并未对电视机进行隐匿, 那么就应该成立盗窃未遂, 但是很显然, 这与我国法律背道而驰。其次, 排除前述所论之情形, 就算行为人达到了“将他人之物隐匿起来”的标准, 也不能单一地认为成立既遂。举个例子来说, 行为人欲盗窃他人收藏的名画, 结果窃得了一幅赝品, 该种情形符合了未遂犯的构成要件, 然而按此观点, 却成立盗窃既遂, 这很明显的不符合现行法律, 可见此学说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或扩大既遂面, 不符合法律的公正性原则。

( 四) 失控说

该观点主张, 如果财产持有人并没有失去对其财产的实际控制, 则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危害结果并没有发生, 对于作为结果犯的盗窃罪来讲, 客观要件有缺损, 因而只能成立盗窃未遂。可以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又有一定的片面性, 首先, 该观点未能界定财产持有人的范围, 即此时的财产持有人是否包括盗赃物的财产持有人, 比如说行为人F盗得Q的名贵项链, 之后Q又反过来盗窃F, 所盗之物中有Q之前被F窃走的项链, 按此学说, 如果财物持有人包含赃物持有人的话则该行为成立盗窃既遂, 此时该学说完全符合理论与实践, 但反之则成立盗窃未遂, 这时候该学说就凸显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即使退一步讲, 承认财产持有人包括赃物持有人, 继续以上面的例子为例, 甲的行为成立盗窃既遂, 那么此时是保护的哪一种法益? 如果认为是赃物持有人的占有权, 那在逻辑上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为赃物持有人所持财物的来源本身是不合法的, 法律所保护的每一种权利都是合法的, 不可能存在“非法占有财物权”。其次, 该学说的普适性较差, 对于现行的盗窃电信服务的案件, 盗窃过程中所有人并未失去对所有物的控制, 但事实是行为人的行为已成立犯罪, 在无排除犯罪事由的情形下当然成立盗窃既遂。

( 五) 控制说

主张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只有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 同时其又实际控制了盗窃物, 那么在其他要件均符合盗窃罪的前提下, 才能认定为盗窃既遂。但是, 该观点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其存在极大的漏洞的, 举个例子来说, 甲翻墙进入乙家实施盗窃, 然后将盗窃的财物扔过墙外, 此时恰逢乙从墙外路过, 见到该物后便顺手带走了该物。按照此观点我们可以分析以下这一事例, 由于甲出去后并未发现任何财物, 其也就未控制财物, 因此甲至少不能成立盗窃既遂,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合理呢? 毋庸置疑, 这样的结论是十分荒唐的。

二、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 由于盗窃对象、手段以及盗窃的环境和条件具有多样性, 因此, 在认定盗窃行为是否成立既遂时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前提下, 确保对盗窃行为达到既遂状态的认定做到合法又合理。

( 一) 盗窃体积较小的财物

在此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根据刑修八对盗窃罪的新规定, 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就构成盗窃罪, 而依据我国《刑法》对罪名的描述通常是对该罪既遂的描述这一特点, 就可以得出: 一旦行为人实施了扒窃就应认定为盗窃既遂, 那么如果行为人只是盗得了一张白纸, 并且除此之外并未获得任何财物时, 此时如果再认定盗窃既遂就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针对扒窃的情形不能一概认定为行为人构成盗窃既遂, 还应考虑财物本身的价值。

( 二) 盗窃体积较大的财物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来分析这一问题, 比如, 行为人将他人至于室外的大型财物从原位置移至自己的运输工具之中时, 就属于已经将该大型财物置于自己的现实支配之内, 因为此时的大型财物具有随时被行为人盗走的紧迫性, 故足以认定其行为已达到既遂的标准, 哪怕随之被人发现或阻止, 也不能认定盗窃未遂或中止。再如, 乘坐火车的旅客在火车停站时, 临时起意窃取他人放在行李存放处的超大行李箱, 当行为人将行李箱移出行李存放处时, 就认定为盗窃罪既遂, 即使立刻被抓捕并将赃物归还原权利人, 也不能认定为盗窃未遂。

( 三) 在监控下实施的盗窃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监控的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已越来越普遍, 因此, 生活中如果行为人在有监控的条件进行了盗窃, 由于这种行为并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要件, 那么在此情形下我们还能否以盗窃罪论处呢? 笔者认为, 在监控状态下进行的盗窃仍然可能成立盗窃既遂,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 盗窃并不能仅限于“秘密”的情形, 还可以“公开”窃取, 并且监控的存在不足以阻止行为人盗窃行为的继续实施, 不属于“意志以外的因素”, 所以, 在有监控的环境中所实施的盗窃行为, 笔者认为按盗窃罪既遂论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三、对认定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完善

近年来, 经济以几何倍数增长, 使得盗窃罪的多样性也愈加凸显, 上述种种学说的漏洞也越来越大,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种观点可以更加全面地概括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呢? 笔者认为, 还是应该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补充其不足, 填补其漏洞。笔者认为, 盗窃既、未遂的认定应以失控说较为合理, 至于其合理性在前文中已有阐述, 但其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弥补其不足, 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 明确界定财物持有人的性质。如果是合法财产持有人, 那么成立盗窃既遂自不待言; 但如果是非法财产持有人, 那么是否成立盗窃既遂就应做全面的分析, 假使支持成立盗窃既遂, 就要清晰地解释意欲保护的是哪种法益, 是原权利人的法益还是非法财产持有人的法益? 显然只有认为是原权利人的法益才符合法律正义性原则, 同理, 如果认为保护的是非法财产持有人的法益, 那么就是支持盗窃未遂的观点。至于笔者的观点, 则更倾向于把该侵害法益认为是原权利人的法益, 由此才不违背财产犯罪中“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其次, 应认定盗窃罪的行为人属于特殊状态犯, 明确这一问题对本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关于此问题, 有的学者主张该罪的行为人应是结果犯, 因为有盗窃数额的要求, 但是如果将行为人以结果犯论处, 那么控制说更能完美地解决本文讨论的这一问题, 因为根据结果无价值论来说, 盗窃罪既遂的认定不以盗窃行为的实施为重点, 而更加强调盗窃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 相反,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行为犯论处更适合, 他们认为, 该罪的既遂的构成则应以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相应的行为为准, 因此, 上述前五种学说更符合盗窃既、未遂的判断标准。然而, 笔者认为, 盗窃罪应该以一种特殊的状态犯论处才能更加符合现行立法的规定。我们知道, 刑法对盗窃罪做了五种行为规定, 其中规定只要有扒窃、携带凶器、入户或是多次实施盗窃行为就要认定为盗窃既遂, 这种规定符合了状态犯的认定标准, 反之, 如果仅盗窃数额较大, 那么在此情形下就是结果犯。所以对待这一问题还是应当切实考虑各种因素, 尽可能的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而不能固守传统的观点一成不变, 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 就应按现有的情况重新认定和分析。

最后, 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 当立法没有相关规定时或依据现有立法无法灵活适用时, 应该针对条文或司法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发生在电信服务领域内的案件, 由于社会经济的纵深推进, 盗窃的花样不断翻新, 而如何处理层层出新的盗窃行为, 无疑是司法工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虽然《刑法修正案 ( 八) 》较为详细的概括了成立盗窃罪的几种犯罪形式, 但仍不能完全涵盖可能发生的各种盗窃罪行, 此时就需要相应的国家机关及时出台有关的解释, 以防范危害结果的发生, 不单单是在司法领域, 立法领域的相应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在进行司法解释的时候, 应该在立法限定的范围之内, 有权机关不能任意的做出不合理的扩大或缩小的解释, 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及时地将新型案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出来, 这不仅使法律更加完善, 同时还能使其在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 促进社会的稳定。

四、结论

通过比较研究各种学说的不同, 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几类特殊财物的认定标准,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一) 明确界定财物持有人应是合法财物持有人, 即盗窃罪保护的法益应是原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而不是所有财产持有人的利益。

( 二) 明确盗窃罪应属于特殊的状态犯, 只有确定行为人的这一行为性质, 才能为盗窃罪既、未遂的认定提供有力的根基, 也就是说, 当行为人的某种盗窃行为达到某一危险状态时, 就应认定为该种行为成立既遂, 而不再仅仅依据数额来作为认定的标准。

( 三) 在当前情况下, 针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 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是有必要的, 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最恰当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是很不完善的,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应以谦抑的态度从司法实务角度去分析, 并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完善盗窃罪中的不足, 这不仅有利于减少诸多争议, 同时还能体现立法、司法的公正。

参考文献

[1]李文燕, 杨忠民.刑法学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57-63.

[2]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640-643.

[3]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379-421.

[4]张明楷.刑法的私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419-472.

[5]祝铭山.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 (盗窃罪)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