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共11篇）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1

一、新加坡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的变迁

新加坡政府的国家级建设主管部门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 下设七个部门及委员会, 其中与政府工程有关的部门主要是城市重建委员会、建筑工业发展委员会, 公共工程局以及建筑与房地产信息网。

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工程根据业主及顾问工程师的来源的不同, 主要分为三大类:公共房屋工程、私人工程、公共工程。对于第二类工程属于私人工程, 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对于第一类工程 (公共房屋工程) , 也就是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公共组屋”, 主要由新加坡住房及发展委员会作为业主负责组织实施, 其项目实施以往多采用自营模式, 规划、设计、现场监督、管理工作均有其自己部门承担, 通过招标选择经建筑工业发展委员会认可的政府工程工程承包商负责项目施工。

新加坡住建局成立于1960年2月, 其首要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最多的廉价组屋和建造基本的水电供应设施, 解决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社区 (新镇) 和居住区总体规划以及组屋设计和建造, 同时又是最大房地产经营管理者。住建局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 享有低水平津贴, 逐步过渡到自负盈亏。最早从建屋局分离的职能是建造施工部分, 到1989年的时候, 物业管理外包给市镇理事会, 提供日常和周期性的维修。20世纪90年代, 组屋的内部设计开始向私人设计师开放。2005年, 建屋局通过公共投标的方式, 让私人发展商参与公共房屋的发展。私人发展商开发的组屋, 其定价仍然需要建屋发展局的核准。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优化政府组屋的管理模式, 逐步将承担建设管理职能的部门剥离成为市场化运作的企业, 并向市场开放政府组屋的建设市场, 而保留投资与监管的职能。

对于第三类工程 (即公共工程) , 新加坡政府仍然是投资的主体和发起人, 拥有决策权、负责投资、经营并拥有产权, 公共工程局作为政府的委托人, 负责这类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对于公共工程的招标形式, 一般分为三种: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限制性招标, 其中超过85%的公共工程采用公开招标形式。新加坡政府规定凡是超过3万新加坡元的公共工程, 原则上均应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

同样, 对于公共工程局来说, 其发展演变的模式也有相类似的过程。公共工程局是新加坡政府历史最悠久的部门之一, 始于1833年第一个公共工程总监的任命, 当时需要清除丛林、排干沼泽、建造道路及各种建筑。到了1930年代, 公共工程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 1946年更名为新加坡公共工程部门。公共工程局的演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新加坡的历史发展同步, 百多年来, 设计并管理了许多有效与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 曾参与新加坡多项标志性项目建设, 包括:新加坡樟宜机场、总统府、国会大厦等, 在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新加坡城市化建设进程的结束, 公共工程局的建设管理任务急剧下降, 到1999年, 新加坡政府对公共工程局进行了企业化改革, 割裂了原有建设管理主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 其中一部分成立了新加坡工程集团 (PWD Corporation) , 为淡马锡控股的子公司, 2002年新加坡工程集团商号改为新加坡CPG集团, 2003年新加坡CPG集团成为悉尼道纳公司 (Downer EDI) 的集团成员, 保留了其原有的规划、管理、监督部门。

企业化以后的公共工程局, 利用其原有的资源和顶尖的专业人才, 将业务重点集中于综合性设计与工程咨询服务、项目管理、产业与市镇管理、施工管理及品质保证检测等基础设施与建筑管理服务领域, 成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业务的发展与管理的主导者之一。

二、新加坡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变迁的启示

通过对新加坡公共工程局以及建屋发展局的发展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无论是公共工程局以及建屋发展局在成立之初, 都是实行的全方位的政府集中管理。这与当时新加坡的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 解决城市化进程过程中人们的住房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是当时政府部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之一。采用集中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政府意志的体现, 有利于在短期内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类矛盾。

其二, 保持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的改革动力, 不断创新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 对原有工作职能进行梳理、整合, 保留计划、控制、监督等基本管理职能, 采用从市场上购买设计、施工等相关服务的方式来优化政府投资工程的管理, 对能通过市场化获得更优质服务的职能进行市场化的改造, 促其企业化。这些部门的企业化, 一方面有利于缩减政府机构的行政规模,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公共工程的管理效率。

其三,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本、新加坡这些新兴国家中, 在市场成熟的情况下, 对非经营性的政府投资工程采用外包服务 (建屋发展局房产开发引入私人开发商, 公共工程局改制为新加坡公共工程局) 是政府投资工程管理的发展趋势, 建设管理主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将被打破,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与监督”相分离的目标。

三、我国现有的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改革模式

自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系改革的决定》颁布以来, 我国的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由以往的“基建处”、“指挥部”、“项目法人”等传统的工程管理模式逐步向现代化的工程管理模式的转变, 与此同时, 政府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从以往的项目的直接生产者、提供者向促进者、合作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转变。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 各地对政府投资工程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制度创新, 尤其是对于公益性的项目 (非盈利性项目) 。目前, 比较典型的改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中型的政府机构代建模式:一种是分散型的企业代建模式。

第一, 集中型的政府机构代建。“一次性”是建设项目的特点之一, 作为单个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来说, 也是“一次性”的任务, 但由于政府每年都要投资建设很多项目, 就政府投资项目整体而言, 其建设管理工作则不属于“一次性”的任务, 而如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一样, 属于一种“持续性”和“反复性”的工作。因此, 从理论上讲, 对于“持续性”和“反复性”的建设管理任务, 由常设性的专业化的建设管理机构来承担, 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这种集中型的政府机构代建类似于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建屋局以及公共工程局的集中管理模式, 体现的是政府对公共工程的绝对管理。由于我国有着很强的计划经济传统, 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运行中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 因此, 在现阶段采用集中型政府机构代建可以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代理层次, 从而减少项目实施工程中可能出现的“寻租”和“创租”现象, 这也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建设管理环境的, 不宜一味加以反对。

第二, 分散型的企业代建。企业型代建是由政府委托项目主管部门, 通过招标或者直接委托的方式, 与具备代建资质的代建单位签订代建合同, 由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建设过程。代建单位的来源主要有项目管理公司、工程咨询公司、房地产公司等, 根据代建公司介入时间的不同, 可分为项目实施阶段的代建以及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代建, 有些地方则实行全过程的代建。

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来看, 分散型的企业代建可以认为是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工程改革比较先进的管理模式, 也是今后我国政府投资工程中公共工程管理的发展方向。

四、我国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完善建议

其一, 逐步转变集中型政府代建机构的职能。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新加坡政府投资工程管理发展的模式来看, 企业型代建模式是当前代建制实施的主流。随着政府投资工程管理相关法律的逐步健全, 作为过渡阶段的集中型政府机构代建单位应逐步演变为以制度设计以及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从新加坡对政府投资工程的管理实践的改革演变来看, 原有的“公共工程局”与“建屋发展局”, 都经历了“政府大业主与建设主管部门之间行政联系的割裂过程”。如公共工程局在1999年一分为二, 其中一部分演化为职能机构, 其主要的职能是作为项目建设监督、管理部门。而且, 由于代建公司选择、代建合同谈判和合同管理在项目代建实施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些职能的开展, 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 而拥有丰富代建经验的政府代建机构, 完全有能力在这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并进行相关制度的设计和管理工作。

其二, 重视政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体系建设。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后评价机构, 机构拥有法定权利要求其他政府机构提供其所掌握的任何记录或信息。经过多年的实践, 后评价机构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从解决问题的立场出发进行后评价工作。此外, 完善的后评价工作反馈机制的建立保证了工作成果在新建或已有项目中以及其他开发活动中得到采纳和应用, 极大提高了项目决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完整有效的后评价工作已成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长期以来, 我国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立项审批比较重视、规范, 而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的重视度还不够。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严重阻碍了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后评价体系的建立。目前, 建设项目的后评价工作主要着眼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等, 而对于一级政府来说, 大量的政府投资项目都属于中小型项目, 国家对中小型的政府投资项目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 切实管用、可操作性强的后评价体系事实上, 这些普通的政府投资项目在数量上占了整个政府投资项目的绝大部分, 且从总结经验教训, 收集建设基本数据的角度出发, 这些项目更具有可分析性和可用性。

政府投资工程的后评价体系建设应着重于建立投资项目建设评价机制 (对项目的成本、收益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看是否达到预期投资目标) , 对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情况, 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的到位与否, 项目的管理和机制的匹配问题, 对财务的执行情况等相关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价。另外, 评价机制要科学和易于操作, 评价信息要具有实效性, 评价内容应全面有效, 重点突出, 尤其对于投资、质量、进度、安全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及时予以整理, 设立信息库。建立评价结果对政府投资决策和项目实施者的约束机制, 真正发挥后评价工作的作用。

其三, 推进代建市场成为建设有形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完善、发达的代建市场的建立是顺利推进政府投资工程管理模式由集中型政府代建机构向分散型企业代建转变的基础。随着我国政府职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以往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逐步向管理、监督为主体, 通过引导、培育代建企业, 构建完善的代建市场, 使得代建市场成为建设有形市场的一部分是我国政府投资工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决定代建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是有足够数量的具备相应能力的代建人供政府委托人选择。可通过建立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基于市场层面的代建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 促使代建人将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转化为提升自身项目管理核心能力的动力, 进而提高代建市场的成熟度水平。从具体措施上来说, 可参考建筑市场对各级承包商的管理制度, 建立包括代建人名录制度、代建人履约信息披露制度等。

对实行集中制代建的地区, 可通过培育初级代建市场, 鼓励各类项目管理企业、监理企业、房地产企业等进入工程代建市场。通过在潜在代建人中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 采用竞争性招标等手段筛选出合适的代建人进入初级代建市场, 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代建工作, 并以此为基础, 在初级代建市场中引入对代建人的声誉激励机制以及行业自律机制, 可促使代建人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从而在整体上形成较为成熟的代建市场。

其四, 发挥政府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机制。具体如下:

首先, 构建完善的监督体制。我国目前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部门非常庞杂, 包括纪检、监察、审计、财政、计委以及建设等有关部门的各种机构, 这么多的党政机构都去监督政府投资管理, 容易带来职责难以分清、工作难以协调的问题, , 留下许多灰色地带。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监督体系, 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一方面, 对项目的监督审查机制予以高度重视, 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工作;另一方面, 提高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的透明度, 建立严格透明的操作程序和外部监督体制, 从制度上保证工程管理的有效进行和承包商维权渠道的畅通。建立并强化人大及公众的监督, 使政府投资项目真正成为“阳光工程“,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 推进代建项目的信息化监管。在这方面, 可借鉴发达国家, 尤其是政府对公共工程干预较强的国家的做法来推进我国的代建项目信息化监管系统的建设。但同时应认识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与监控信息系统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 更需要管理理念的创新以及对具体管理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对于代建项目要以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机制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信息化手段, 实现对政府投资项目全面、规范、联动、快捷和有效的实时监管。

最后, 运用价值工程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总结。政府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 应从功能分析入手, 评价其功能和价值, 找出缺陷, 寻求改进的方法, 从而使项目的功能更加完善。要用价值工程这一科学管理方法建立一套客观、准确、公正衡量政府投资行为、投资效果等量化的指标体系尤其要运用价值工程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工作。由于现有审计人员的工程技术知识相对缺乏, 使得在对公共工程的审计中难以充分发挥审计的经济评价职能, 而价值工程正是能弥补这一缺陷的有效管理技术, 通过对建设项目前期和施工过程的功能分析, 从而达到监管和总结目的, 为后续政府投资项目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吴亚平:《从比较看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咨询》2008年第3期。[1]吴亚平:《从比较看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咨询》2008年第3期。

[2]严玲等:《基于项目治理因子的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2]严玲等:《基于项目治理因子的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3]王广斌等:《发达国家政府对建筑业信息化的作用比较》, 《建筑经济》2010年第3期。[3]王广斌等:《发达国家政府对建筑业信息化的作用比较》, 《建筑经济》2010年第3期。

[4]刘贵文、罗强:《基于价值管理的公共工程审计模式创新》, 《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7期。[4]刘贵文、罗强:《基于价值管理的公共工程审计模式创新》, 《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7期。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2

一、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满腔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懈贻。提高办公质量，求真务实，开创一流服务。

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要坚持每天8小时工作制度，保证满负荷工作。

三、实行上下班签到制度。全体工作人员必须到办公室签到，本人未上班，他人不得代签。凡迟到早退超过15分钟者（特殊情况应提前打招呼）均以迟到论处，每月迟到二次提出批评，三次按旷工一日计算。

四、上班期间要坚守岗位，不准离岗、窜岗、闲聊，不准做与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情；上班期间不得将小孩带入办公区；不准用电脑玩游戏；不准在办公室打扑克、下棋；不准喝酒闹事、赌博、打架斗殴；若发现以上行为，除做深刻检查外，并处以100元—1000元的罚款。触犯法律的，将送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限期调离单位。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逐级负责制,用改革创新精神,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兢兢业业工作，做人民满意的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

六、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林业政策法规，坚持原则，依法行政，正确执行政策和法规，严格遵守办事程序，一级向一级负责，不得偏离或违犯政策法律规定办事，办理任何事都要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七、每位工作人员必须应尽职尽责，办理重大事情、热点事情，必须坚持先请示汇报的办事原则。不准擅自作主办理一些不该办的事情。凡不经会议研究，无主管负责人签字，办理无效。

八、每个工作人员除完成各自的工作任务外，还应积极完成林业局交办的中心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对工作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树立全局观念，尽职尽责地干好每一项工作。

九、精诚团结，和睦相处，坦诚相见，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不准拉帮结派搞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拨弄是非。要维护集体荣誉和利益。

税收协议、制度安排与政治演进 篇3

普鲁士的前身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从13世纪以后，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力，就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到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为360个政治实体，所谓的帝国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极度的分裂所带来的虚弱与混乱使得德意志成为大国力量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意志民族要进行国际竞争，就迫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王权，而军事力量也注定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故事就是这样在普鲁士首先发生了。

在普鲁士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人物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威廉1640年即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时，正好是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北方大国瑞典的军队横扫德意志诸邦。这使威廉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一个统治者若无他自己的军队，是不可能得到认真对待的。”

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1653年大选帝侯威廉与他领地内的容克贵族们达成了《议会协定》。大选帝侯以允许贵族们随意地在各自的领地范围之内征收封建租役，包括可以成立领土法庭，对各自领地里的农奴进行司法审判等为条件，获取了容克贵族允许他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军事税的权力。

这是普鲁士国家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军事税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一支军队，然而从日后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这一举动奠定的是整个普鲁士专制王权的基础。依靠军事税，大选帝侯建立了一支三万人左右的常备军。而有了这支军队，他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集权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普鲁士被建立了起来。容克贵族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也由此一步步被纳入到一体化的国家机器之中。国王和贵族之间关系的基调，也就由此确立。

1688年大选帝侯威廉去世，他给继任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却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欧洲列强们也因此而承认了他的继任者为普鲁士国王。

通过“征收军事税—建立常备军—建立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更强大的国家”的方式，大选帝侯确立了普鲁士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军队从一开始就在普鲁士的国家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大选帝侯的继承者们所做的，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其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一路径。

继承大选帝侯事业的是著名的国王“兵王”威廉一世。威廉一世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项制度安排是他在1733年采取了分区征兵制，由此在普鲁士建立了一支建立在征兵制而非雇佣兵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征兵制使常备军从此成为国王个人的资产，国王拥有了对军队绝对的控制权，而任何容克贵族、政府官员或佣兵头目都不能插手。这就保证了在普鲁士整个国家中王权的绝对地位。

同时，威廉一世和容克贵族之间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这就是他要求容克贵族都要尽在军中服兵役的义务，而军队中军官的位置则由贵族来垄断。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采取的是长子继承制，即只有家族中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封地和爵位，其他的容克子弟则必须在长兄继承家业后离开领地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威廉一世和贵族之间的协议，使军队成了国王和贵族这两大力量协调关系的基本框架：对于贵族来说，从军成为他们最好的职业，在军中他们可以继续保持贵族的地位和荣耀，并且对国家的政治发挥着影响力。而对于国王来说，贵族变成了军队绝对服从于他的指令的军官，而不再是游离于王权之外的半独立的力量。

由此与英国贵族的商业化、法国贵族的官僚化不同，大部分的普鲁士贵族走向的是军事化的道路。不是议会，不是宫廷，而是军官团，成为贵族精英最集中的地方。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大多数都是不断地向王权发起挑战，而在普鲁士，容克贵族却成为王权最强有力的支柱。正如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到了18世纪，普鲁士的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同舟共济“臻于极致”。这种同舟共济，就是以军队为平台来完成的。

由此普鲁士在完成政治的集权化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军事化色彩极强的国家。军队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军人成为最神圣的职业，军队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也成为普鲁士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当英国以生来自由的英国人而自豪，当法国人高举起平等的大旗时，普鲁士则形成了重视秩序的传统。在普鲁士，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纪律、责任、服从，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4

1 林权改革

1.1 林权改革概念

林权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 是森林资源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普遍指的是集体或个人对林地、林木、森林的一种使用权以及所有权。我国进行林权改革主要是对原有的集体林权制度进行的合理改革, 实现家庭或者是个人对林地等的承包制, 对所有权有明确的指向, 有利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林业管理新体制得到建立。

1.2 林权改革意义

林权改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 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内容进行填充和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让农村的生产力又得到了解放;对于耕地较少的地区, 林权制度的改革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由于我国重农思想让农村经济发展的目光只投入到农业发展中, 林权改革为林业发展中存在着的体制性问题进行了有效改革, 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林业潜能, 同时也使得农村的发展实现了农林平衡;林权改革对林地的使用权和拥有权有了明确的指向, 原有的山林纠纷得到了有效解决, 稳定了农村生活;林权制度改革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应运而生, 将资金投入有效地向林业发展靠拢, 让农民看到了林业发展的经济前景, 愿意把资金投向林业发展中;林权制度改革鼓舞更多农民进行林业生产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林产品, 对原有的生态林地进行了有效保护, 减少更多的生态破坏, 逐步实现生态的良好创建和可持续发展。

2 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管理中应用

传统林权制度主要是集体林权制度, 集体林权制度对林业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模糊, 使得林地纠纷不断上演, 导致农民对林业发展没有信心、看不到林业发展的可观前景, 以至于林业发展一直受阻, 所以林权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对我国现有林地面积、林地存在区域、可开发成为林地的地区等等进行准确的考察的计算, 因此产生了很多有效地数字成果, 这些数字成果在日后的林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2.1 林地界线管理

林权制度改革得出的数字结果在进行林地界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原有的林权制度导致林地界线划分模糊, 因此林地纠纷也不断发生, 而林权制度改革中得出的数字结果对每一块林地都有明确的数据统计, 让相邻林地之间的界线有了明确的数字界定, 在进行林地管理时可以更好地对责任进行有效地划分, 避免承包者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2.2 精确林地面积

传统林权制度对林业用地的面积跟不上林业发展的步伐, 常常导致记录中的林业面积与实际的林业面积差距大, 容易产生一些非法的林地使用, 给林地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而林权制度改革进程中会对林业用地进行确切的数据统计, 对林业用地有了明确的数字记录, 在进行管理工作时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成果进行合理、科学管理, 同时也有效遏制林地的非法开采, 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方便也是对承包者进行资产保护。

2.3 管理效率提高

林权制度改革得出的精确数字成果, 给林地管理人员提供了很好地数据依据。在往后的管理工作中可以对林业用地进行合理安排, 在管理工作中不再有盲目、无头绪的现象出现, 大大提高了林地管理工作效率, 为林地管理人员节省更多时间进行发展林地的其他工作, 更好的进行林地建设。

3 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管理中的作用

3.1 实现管理体制数字化

林权制度改革产生的数字成果, 为林地管理部门提供了有效地数据依据。林业部门人员把这些数字成果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创建了完整的林地数据系统, 对林地资源进行科学、准确的整合。给林地工作人员在管理中提供了信息服务, 实现了林地管理的数据化,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3.2 实现林地管理现代化

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是进行全国林地面积重新调查中的出的森林、林木资源量。根据这些数据林业部门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及设备建立了数据资源库、遥感影像数据库等, 在林地的管理中利用GPS、RS、GIS三大先进技术进行林地的定位和面积的随时测量, 满足林地管理中的各种数据的采集, 实现了人工管理走向智能管理的道路, 为林业现代化管理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依据。

4 结束语

林权制度改革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应运而生, 为林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篇章。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为林业管理提供了数据依据, 为管理部门建立和完善数据库提供了数字支持。同时也推动了先进技术在林业管理中的应用, 逐步实现林地管理现代化进程, 走向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匡湘鸾, 蒋习林, 孙永玉等.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林业管理中的应用[J].安徽农业科学, 2013, (25) :10315, 10317.

[2]唐卫红."3S"技术在个旧市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中的运用[J].林业调查规划, 2010, 35 (3) :44-49.

林业局机关车辆使用管理制度 篇5

为提高机关车辆的使用效率，节约开支，规范车辆管理，经研究，特制定如下车辆管理制度。

一、用车制度

1、机关车辆由办公室统一管理。

2、对局领导因公外出优先派车。一般情况其他工作人员出差，不予派车。紧急情况确需租车的，须经局主要负责人同意。

3、单位在职职工每年春节、清明、冬至回家，可报销一次往返车票，不得享受差旅费补助。

二、车辆维修、维护、油料管理制度。

1、车辆维修须由驾驶员根据车况先提出维修方案，经批准后，到县政府采购中心指定地点维修。一次性维修费在800元以下的由分管领导批准，一次性维修费进退过800元的，由办公室提交集体研究批准，车辆修理由两名驾驶员共同办理维修有关手续，维修费由办公室与驾驶人员、维修单位三方统一核算后，按财务规定予以报销。

2车辆使用所需油料实行刷卡制，乘车人出差前到办公室领取加油卡，加油由乘车人凭卡结算，乘车人回局后及时将卡和发票交到办公室，驾驶员不得经办刷卡，特殊情况下不能刷卡的，经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由驾驶员现金结算，乘车人需在发票签字证明后方可报销。

三、纪律要求

1、驾驶员要认真保养车辆，对车辆做到勤检查、勤维护、勤保养，确保车容整洁、车况良好，严禁车辆带故障行驶。

2、驾驶员要按规定车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和警车使用管理规定，安全行车，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3、驾驶员通讯工具要保持畅通，工作时间不得擅离职守。上班时间无出车任务时，在各自办公室休息待命，保证随叫随到，因副需离开时，应报告去向，以方便联系。驾驶员要坚决服从调度，不得无理拒绝出车。

4、驾驶员不准私自用车，让他人开车，酒后开车和公车私用，不出车时应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准乱停乱放，要严守保密制度不得乱传是非。

5、驾驶员应当做好行车日志，记录每天的行车里程、地点、用车人等情况，一天一登记，一月一小结，定期交管理人员审阅。

6、驾驶员违反下述规定之一，一经发现，经集体研究后收回钥匙和行车证，再作调查处理。

①无正当理由拒绝出车或不服从调度达2次；

②出差途中无正当理由离开乘车人达2次；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6

【关键词】 独立董事 制度 发展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特殊条件下 “一股独大”问题的制度安排，旨在规范和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自2001年8月国家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后，各上市公司陆续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了。从独立董事制度实施以来的情况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需要改善的问题。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两个方面，即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判断。独立身份是独立判断的前提，独立判断是独立身份的有益补充，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及演进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欧美国家，我国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参考可以追溯到1993年，青岛啤酒股票上市后为满足公司境外上市的需求，聘请了两名独立董事。此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进入了部分试点阶段，1997 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其第112条规定“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赋予了上市公司聘用独立董事的选择权。1999年3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文件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至少设立2名以上独立董事。2001年1月证监会通知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完善治理结构，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其人数不少于公司全部董事的1/3，并多于第一大股东提名的人数”。2001年8月发布的《指导意见》对独立董事在专门委员会的任职要求进行了细化，独立董事制度正式被规划进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从而拉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规范化建设独立董事制度的序幕。2005年《公司法》正式确立上市公司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将独立董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8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进一步促使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201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从上市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公司提出一些规范要求，并对独立董事的特别行为进行了专门规范。综上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制度从创立开始一直处于不断的修订、完善之中，也体现出政府和各级监管部门发挥该制度职能作用的信心和决心。

2.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保障机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完善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在避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虚假行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时间较短，各种配套制度和外部环境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独立董事提名缺乏独立性，人员构成的专业性受到制约。独立董事的人选是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名，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的。但在当前一股独大和内部控制人的公司背景下，这一选任机制将使其独立性大打折扣。在我国特殊人情背景下，独立董事大多是大股東利用其社会关系选任的熟人，缺乏独立性。而且有些公司存在为了提高声誉而选择“名人”作为独立董事的做法，而这些“名人”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极大影响了对大股东和经理人的监督力度，更无法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提出建议和咨询。另外，有些独立董事在多家上市公司任职，不能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全面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分析公司内外部的环境状况，无法对公司战略决策提出有益的建议。

2.2独立董事职权行使缺乏有力的平台支撑。下设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可以提高董事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仲继银，2007）。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建议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但未对上市公司设立专门委员会做强制性的要求，使独立董事在职权行使方面难以形成抱团合力，影响其职权的有效发挥。另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效率和效果有待提高。覃家琦（2010）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战略委员会会通过推动公司更多投资以显示自身的价值，在中国特殊背景下的战略委员会非但没有抑制过度投资反而使公司过度投资显著更高。

2.3现行制度下独立董事职责不明确、不对等，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现行制度中明确的独立董事六项权利中，除关联交易外，其他五项职责多没有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如何行使，而对财务虚假、决策失误等事项应承担的责任则根本没有规定，对独立董事的工作结果没有奖惩制度，使尽责的独立董事得不到奖励，未尽责的董事得不到处罚，奖惩机制缺乏容易使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

2.4独立董事的执业行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独立董事的取酬依据是指导意见中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可见独立董事的经济利益依附于所服务的上市公司，而且从津贴发放情况来看，各上市公司的执行标准普遍较低， 且大部分是定额津贴，其多少既与所在公司的业绩无关，又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毫无关联，这样使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大大削弱，大多数独立董事都在“例行公事”。

3.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制度安排，对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等方面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完善发展还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3.1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的选用及聘用机制，通过建立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和累计投票制度，从源头上对其独立性予以保证。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往往因为参加股东大会的直接和机会成本较高，很少参加股东大会，网上股东大会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保证中小股东的出席率。同时累积投票制则使股东在选举董事或监事时，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举董事、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可以将对所有候选人的投票权集中于一人或分别向数人投票，这一机制安排能够产生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相互制衡的效果，改变独立董事为大股东“内部人”的状况，保证独立董事身份的独立性。

3.2成立独立董事自律组织，推动独立董事行业管理。证监会应牵头成立独立董事协会，负责制定独立董事的执业准则、执业责任和人员备案及培训管理，通过制定独立董事的从业准则、操守规范，建立独立董事的声誉信用记录和评价体系， 形成独立董事人才储备，实现独立董事竞聘上岗、优胜劣汰，促使其遵守客观、公正、独立的执业原则，形成行业自律行为，提高独立董事的信誉。

3.3细化独立董事的责权利规定，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从目前执行情况看，在规定较细化的关联交易方面，独立董事职能作用发挥情况较好，建议尽早出台以此为参照系的较细化的独立董事权利、义务行为指南。同时为有效保证独立董事职责发挥，建议改革上市公司给予独立董事津贴的规定，由证监会或下设机构统一筹集、建立独立董事基金，并根据各独立董事的执业情况或业绩，对此基金进行分配，这样既有利于独立董事的身份保证，又能做到奖勤罚庸，使奖惩机制安排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陈建新.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议.证券时报[J]，2009（4）：15版.

[2]任乐，吴小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J].商业会计，2010（9）：65-66.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7

满足森林资源的社会需求是商品林的主要经营目的, 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可见, 应将商品林的发展推向市场, 然后才能更好地符合市场的经济运作规律。然而, 商品里的所有人拥有自主采伐权、开发利用权等等, 可以对林业资源进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 国有林业的农村组织或居民企事业单位都可以进行林木采伐, 所以, 林木采伐具有很广泛的主体, 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它各种组织。然而, 单品林木在采伐权方面却存在法律上的诸多限制, 不仅需要林木采伐有关行政机关的许可, 而且在采伐树种以及限额制度方面还有诸多限制。国家执行这种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森林的总体覆盖率,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但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措施的实行影响了商品林所有人在产权上的完整性, 从而就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从而大大影响了自己的收益权, 最终降低了商品林所有人在投资方面的积极性。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应适当放宽这种限制范围, 构建采伐申报制度, 也就是说让商品林所有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发展趋势, 向林业部门上报林木采伐计划。这样一来, 行政部门就可以进行考量, 予以批准;而对于不能批准的采伐计划, 政府部门需要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由此可见, 对于商品林采伐申报制度的构建, 可以使造纸企业在获得林地之后能够采伐原有林木, 再根据当地纸浆林地的建设需求对林地通过承包或租赁等方式实现统一化的经营管理。与此同时, 在基地建成之后, 造纸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林木采伐需求量来决定林牧业采伐的申报数额。最后, 要通过法律的途径保证经营与管理制度的创新, 从而为“林纸一体化”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

2 构建“订单林业”的相关经营制度

从大量成功经验中能够看出, 要想真正实现“林纸一体化”, 一定要坚持以林为本的原则, 将造林与造纸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造纸业、纸浆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鼓励企业在造纸的过程中发展属于自己的速生林木, 倡导企业与广大农户开展合作, 实行造林订单式的管理经营。

当前, 改革与发展集体林权制度的同时, 很多区域都在实行和推广私营林业的有关政策。由此可见, 造纸企业在建设纸浆林业基地的过程之后, 还采用订单管理的方式不断加强与广大农户、私营林以及外商之间的通力合作, 设置直接参与到纸浆经营的环节当中。另一方面, 订单管理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林纸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并且很多的造纸企业正逐渐用亲身实践进行了很好的证明。造纸企业可以利用订单管理参与到纸浆林的经营, 从而造林就追求高产出和赢利, 具有定向的培育目标, 林业开始实现集约化生产。企业在纸浆林的经营模式、树种选择、以及布局建设上都可以进行科学化的安排, 更好地实现木浆林与集体商品林的可持续性生产与发展。

3 成立家庭林场, 改造股份制

家庭式林场的建立以林地集体林权制度与家庭承包经营的改革为出发点, 建立在农户家庭式林场的基础上, 利用股份制改造实现家庭林场的联合, 推动规模化经营。

而家庭林场在管理上可以有效借鉴芬兰的管理经验。家庭对芬兰的林业经济具有重要的发展作用。第一, 利用法律途径保证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 建立认证制度有效实现对资源的科学、合理化利用。第三, 大力倡导家庭林场在组建上的经济合作模式, 从而实现林场有效的长期管理。如此一来, 就可以逐渐改善家庭林场的管理, 提升自身的经济效益, 以及技术性咨询和服务。

4 总结

总而言之, 林纸结合、共同发展、相互依存, 是造纸工业成功的发展经验。要想保质保量地促进“林纸一体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了解和掌握当前的市场发展形势, 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采取有效的改革与创新。在现代化社会中, 需要构建商品林采伐的申报制度、构建“订单林业”的相关经营制度以及成立家庭林场, 改造股份制。

摘要：在现代化社会中, 林纸结合需要建立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 纸业与林业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林业的经营与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不仅要解决纸浆林基地的建设问题, 还需要创新林业的经营与管理制度推动“林纸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本文主要从林业经营与管理制度的角度出发, 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建议性措施, 尽快实现“林纸一体化”。

关键词：林业经营,管理制度,创新,林纸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智光.绿色共生型供应链模式——林纸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林纸一体化运行模式研究与示范”课题成果介绍[J].造纸信息, 2011 (12)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 篇8

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货币资本垄断企业产权的时代, 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第二阶段, 货币资本和管理资本共同拥有企业产权的时代, 仍以货币资本为主, 即一般所说的经理人持股的时代;第三阶段, 货币资本、管理资本、知识资本共同拥有企业产权的时代, 即所谓的知本主义时代, 这个时期企业出资人、经理阶层和知识员工在企业产权持有方面平分秋色, 或者以知识员工持股为主。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与现代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变化分不开, 它反映了企业价值创造内在驱动因素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是驱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短缺, 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都处于短缺状态。社会所需要的, 是把原本分散的人们组织起来, 围绕大机器展开大规模生产。围绕大机器的大规模人群协同, 是当时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而依赖这种途径需要购买大机器、需要建厂房、需要为成百上千的人发工资、提供住宿等, 这些都需要预支大量资本。这个时候, 只有那些愿意放弃货币或资本的眼前使用权, 把之投入到大机器和他人工资上的人才能够组织起企业。所以这个阶段, 可以说资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没有资本, 就没有现代企业, 也不可能有生产效率的大面积提升。货币资本拥有者因为让渡了货币的眼前使用权, 而且冒着失败损失的风险建立起了现代企业, 所以理所当然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理所当让成为企业利润独占者。美国企业发展史上的摩根时代就是资本时代的代表。

在经理人持股时代, 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中, 除了货币资本之外, 企业的管理阶层, 正在越来越多地起到重要作用。这个时代大致处在后工业时代, 即世界开始从短缺转向过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明显特点是, 企业的价值创造不再只是个效率问题, 企业价值创造已经不再像工业化初期那样简单, 一切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样品都已经存在于宫廷或者贵族家庭之中, 企业所需要的只是大规模生产而已, 生产规模越大, 价值就越大。但是, 后工业时代不再是这样, 一切能够大规模生产的都已经大规模生产, 市场上已经供大于求, 客户的需求开始变得多样化、个性化、时尚化, 等等。这个时候, 企业资源要想成功地实现价值转换, 需要企业管理阶层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强烈的客户服务意识、高超的人才管理艺术。这个时期, 以企业家为核心的企业管理阶层开始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企业产权原始所有者的货币资本出资人意识到这一点, 一些具有远见的资本家开始主动让渡部分自己拥有的企业产权给企业管理阶层, 形成后来人所谓的经理人持股计划。经理人持股计划反映了当时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内在变化, 把货币资本出资人和经理人阶层打造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起到了很好的激励经理人阶层的作用, 在现代企业发展史上造就了大量杰出的明星企业家, 如克莱斯勒的艾克卡、通用电气的韦尔奇等。

在知识员工持股时代, 货币资本所能够整合的有形资源或资产, 已经不再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生产要素, 知识企业进行价值创造更多依赖的不再是一般的机器、厂房、原材料等, 而是企业员工头脑中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是由这些知识、经验和技能创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或服务。这个时候, 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再是货币资本及其整合的有形资源, 而是知识化员工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以及管理阶层所拥有的把知识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转换成客户价值的能力, 企业的知识化员工和管理阶层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因素, 货币资本退而成为次要因素。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软件公司、广告公司、设计事务所、设计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明星工作室、研究所等等, 都是这类企业, 在中国最有名的这类企业就是华为。大面积的员工持股是知识型企业产权结构演进的必须, 否则无法体现知识化员工在这类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 势必会伤害知识员工的积极性。只有顺势而为, 主动推进知识员工持股的企业才会获得内在的活力和外在的竞争力, 华为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国家创立的高科技企业大部分都难以取得所期望的成就,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产权制度设计不能够反映其价值创造的规律。

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最重要的激励机制, 因为产权制度直接决定了企业利润的归属。如果企业的产权制度设计符合企业的价值创造规律, 则能够起到持续激励员工积极性的作用, 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动力;相反, 如果产权制度跟不上企业价值创造规律的演变, 其它的人力资源激励措施都只是小修小补小激励, 无法产生真正强大而持续的动力。探索符合自己企业价值创造规律的产权制度, 是企业所有者、管理层以及员工队伍需要深度沟通并达成深度共识的事情, 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大事。

林业演进制度管理 篇9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便建立了一个新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曾多次对国企进行了很多次的改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这些改革均是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改革, 进行了上收下放的分权。这就使得部分企业陷入了怪圈, 即一收就死, 死了就放, 放了就乱, 乱了又收。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企业改革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对国家和企业两者关系的调整及规划, 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对现代企业的制度进行创新这三个阶段。

二、国企制度变迁的发展进程

根据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历史进程, 我们可以将国企制度的演进路径分为三条:

1. 关系的改革, 即国与企的改革到企业内部的改革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思想仍然是封建小农,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非常的片面和肤浅, 单纯的认为只有在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才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但是,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主张是通过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达到控制国家经济的目的, 但是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很明显突出这些特点。所以有公有制是天然合理、优越的理论, 而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也一直是以怎么样对国企的权利以及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 而不是怎样促进国有企业生产力迅速得到提高。

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前的主要是对企业的外围进行改革, 很多改革都是在国企的经营出现问题之后, 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因此, 改革时采取的措施比如放权让利、租赁制、以及利改税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2. 制度的改革, 从分配制度到产权制度

我国最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式是放权让利。这一改革的逻辑假设为在经济运行中, 利益的分配机制是动力, 将一部分的利润留给企业, 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企业以及企业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将企业的经营权由企业的经营者来掌握, 这样可以真正的将自主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实践中的放权让利根本无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产生触动, 企业只是单纯的听从行政部门而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相关使用, 经营的自主权几乎形同虚设。

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能够真正的改变其产权现状, 实现生产关系变革。在绝大多数股份公司中, 两权分离都能决定其分配关系, 公司股东是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 其报酬以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职工和经理时企业财产使用权的所有者, 其报酬也就是工资。现代的企业制度中, 所有的资本都将价值的所有权与增值的支配权相分相离, 所以, 了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 促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良好分离, 公司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3. 改革的深入, 从“治标”到“治本”

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史, 可以清楚地发现, 改革存在从“解症状”到“解根本”的逻辑转化, 也就是从“治标”逐渐转为为“治本”的过程。

国有企业中最突出问题是投入与产出比较差、企业经营者积极性不高。在进行企业投资时, 投资的多与少, 盈与亏都与决策者不相干, 企业内部的职工多干少干、干好干坏都是拿同样的工资。因此, 政府部门逐渐采取了放权让利的经营模式, 将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利益关联起来。但是, 许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 往往在完成国家拟定计划或者财政上缴等任务时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甚至一味的要求政府为了推动生产增长而增加投入, 而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企业效益上来。

三、制度的创新设计

从上文所述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进程来看, 改革进行创新首先就是解决企业内部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全面进行制度创新, 以期实现中国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 产权制度中在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实现过程中, 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效益损失。这就使得许多公司即使对国有产权主体地位进行了明确, 但是因为市场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治理机制不达标, 依然会使企业管理水平无法得到实质上的增进。从广义上分析, 产权关系的改革仍然能作为政企关系改革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企业效益最终依然要依赖企业的治理路径得以实现。而虽然产权关系能够达到合理化, 但若企业治理与企业管理不能适应产权关系, 对于产权激励作用会是重大的损失, 最终导致预期效益难以正常实现。

借鉴国有企业的效益改进逻辑流程, 我们得到了如下对国有企业根本问题的系统框架, 即产权制度—企业治理—企业管理—市场机制, 也就是常说的R-G-M-M制度框架。

产权安排决定着企业治理机制, 而企业治理机制又决定着谁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 因此国有产权说明国家对于企业拥有着有限的权威, 这种权威被限定一定的范围之内。明确了产权安排以后, 在相关法律保护下, 董事会在进行重要决策时可以根据所有权份额大小来进行确定。可以说, 产权制度为国有企业中政府的定位明确了方向。

企业的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 一套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培养出好的企业经营者, 这就体现在对于经营者的招聘、控制与激励上。但是长期以来, 因为社会上对于“政企分开”存在一定误区, 将其错误的理解为政企的职责分开, 这就造成了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经常将那些原本属于企业所有者的重大决策权, 全部交由企业经营人员, 由此造成公司在治理中存在内部与主体的错位现象。一份合格的企业治理机制首先要规范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责任与权力, 有效的激励并约束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

四、小结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知道, 我国的企业改革的核心即改革的逻辑始发点是提升国企事物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实现其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因此,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对于产权制度的创新、健全治理机制、创新管理制度、完善市场机制等来实现相关企业制度全面的创新,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方面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高尚全, 杨启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9.

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演进 篇10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 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工伤事故率极低, 即使发生事故亦不能称为工伤事故, 加之中国“自古流传着‘守望相助, 疾病扶持’的传统风尚, 故而对于现代保险制度就不像欧美工业国家那样感到迫切需要。此外, 由于工业发展落后, 无以形成工伤保险制度构建的土壤。” (陈国钧:《劳工问题》) 工伤保险无以确立, 却并不影响我国工伤保险的萌芽。宋朝朱熹所倡导设立的社仓制, 就类同于欧洲早期社会的互助组织。“社仓的办法是使人民按其财产的多寡, 凑出粮食存放于社仓, 或由人民共同负责向官方贷米存仓, 遇到灾荒, 则仍分贷给原设立者, 以解燃眉之急, 这可以说是我国官方所倡导的户籍组织中最早的一种。”

清末以降, 西方强掳坚船利炮打开我们古老的国门, 仁人义士认识到只有兴实业, 才能振中华, 自此工业才逐步在中华大地崛起。由于工业发展积贫积弱, 加之战事连连, 工伤事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即便如此, 还是有一些关于工伤保障的法律踪迹可循。中华民国交通部曾于1929年公布《邮政养老抚恤金支给章程》规定:邮政人员凡非因自己之过失, 因职业灾害致成伤病死亡时, 应给予抚恤。1929年公布、1931年施行的《工厂法》第9章第45条规定:“在劳动保险法施行前, 工人因执行职务而致伤病或死亡者, 工厂应给其医药补助费及抚恤费⋯⋯”这些规定, 都可以视为劳动者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补偿法制化之滥觞。

与此之前, 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劳动立法原则》第17条提出:“一切保险事业之订立, 均应合劳动者参加之, 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中劳动者所受到的损失, 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 不得使被保险者负担。”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专章规范社会保险, 其中第68条规定:“社会保险, 对于一切雇佣劳动者, 不论他在国家企业, 协作社或私人的企业, 不论工作时间之久暂及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都得施及之。”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 1941年晋冀鲁豫地区的《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条例》, 1942年《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中, 均有关于工伤保险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前, 我国制定较为完善的一部社会保障法规, 是1948年12月2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东北公私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该条例是对苏联劳动保险制度的模仿, 也成为新中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原型。虽然该条例是临时性制度, 制度设置却甚为完备。“以工伤待遇为例, 工伤者除一律享受免费医疗外, 在确定残废后, 按致残的原因发给不同标准的残废抚恤金;非由本人原因致残的, 发给相当于40%~50%或50%~60%的本人工资;由于本人疏忽或无意的过失致残的, 只发给30%~40%的本人工资, 这是一项不能工作后的长期待遇。”战火纷飞的年代, 法律制定往往受其所累, 涉及工伤事故的法律规范虽难以全面实施, 却足以显示工伤保障立法之重要性和远大前景。

工伤保险的确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劳动保险条例起草委员会,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规定, 拟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草案, 此后经过反复讨论, 草案前后修改20余次, 后送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 得到同意后, 提交政务院审核。在提交政务院后, 该草案刊登在报纸上, 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 先后征求了141条意见。最后, 1951年2月25日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1953年劳动部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新中国劳动保障的雏形, 也确立了劳动保障基本格局。建国初, 劳动部依据劳动者的身份分别建立了两个独立、又相对完整的保障制度, 分别适用于在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 (具有干部身份) 就业的劳动者和在企业单位 (具有工人身份) 就业的劳动者, 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所享受的保险福利待遇因单位的分割而被分割。实践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仅适用于企业职工, 对于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并不适用。即便在企业职工中, 劳动保障也是层层分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所规范的劳动保险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发展到一定规模, 却一直未执行劳动保险条例。尽管有种种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所规定的工伤待遇, 是新中国对于工伤保障最为权威和系统的规定。

工伤保险的沉寂

在“文化大革命”中, 劳动保险金不再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 改为实报实销、由企业直接支付, 工伤保险名存实亡。该转变的标志性法律文件是1969年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几项制度改革意见 (草稿) 》。该意见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 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 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工伤保险的沉寂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动荡造成的, 即使财政部没有下发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的文件, 工伤保险制度也无以确立。工伤保险的资金来源是其核心价值, 单纯由企业负担, 没有资金共筹, 没有风险分担的工伤保险, 就不是工伤保险。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无法生存, 由企业承担保障的制度, 本质上是国家承担保障。企业保障在那个年代对工伤保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过, 企业保障自身存在种种弊端, 意味着其必将随着计划经济的崩溃而崩溃。

工伤保险的重塑

1978年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开始恢复、重建。1980年国家劳动总局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国劳动保险几乎瘫痪, 需要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 号召企业单位行政与基层工会要在党委领导下, 密切协作, 相互配合, 认真贯彻执行劳动保险政策、法令, 整顿与加强基层劳动保险工作的同时, 也显示出采用劳动保险这种诸险合一的方式, 必将会给劳动保险法律改革带来困难。在一片茫然之际, 由各部门牵头、分别立法的方式或许是最便捷、最有效的。1983年8月17日劳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财政部在《关于在经济改革中要注意保障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的意见》中重申,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要求企业改革不能降低劳动者工伤等保险待遇。该文件的发布进一步揭示着原有劳动保险制度, 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难以维系, 亟须变革。1988年劳动部开始研究工伤保险改革方案, 并选择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进行试点;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要建立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 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出台文件为工伤保险单独立法积累了经验, 拓展了思路。

1996年劳动部颁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该试行办法虽然法律位阶不高, 却在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可谓“承前启后”, 确立了我国工伤保险的基本模式和理念, 是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伤保险立法的开端。该试行办法有四大特色:其一, 扩大了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其二, 确立了工伤保险劳动行政部门行政化的管理机制;其三, 真正确立了工伤保障的保险模式;其四, 确立了工伤保险费率机制, 形成了工伤康复与工伤预防的理念, 确立了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在工伤保险中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 试行办法的实施并没有预想中那样好,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没有废止, 存在法律适用冲突等问题外, 实施范围限定在企业是该条例没有得到很好实施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 保护职工合法权益, 适应工伤保险制度改革需要, 劳动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研究制定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并于1992年在全国试行。该标准于1996年3月14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 同年10月1日正式实施。2006年我国又发布了国家标准GB/T16180—2006《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比原有规定增加了102条。

2003年国务院第375号令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 该条例的颁布意味着我国工伤保险立法从部门规章上升为行政法规, 调整范围更广, 实施力度更大, 使工伤保险成为社会保险诸险种中立法层次最高、最早得以定型的项目之一, 也标志着我国工伤保险进入法制化阶段。2010年《社会保险法》颁布, 第四章专章规范工伤保险, 将工伤保险立法提升到法律高度。与此同时, 经过长期调研和专家论证, 《工伤保险条例》在2010年12月20日进行了修改。随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紧锣密鼓地修法和立法, 修订了《工伤认定办法》, 颁布了《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等规定, 工伤保险法立法体系逐渐完善。2011年4月2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解决了这两部法律与《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中存在的冲突, 确立了工伤保险相对于意外伤害险的优先性和强制性。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决定》, 修正了《职业病防治法》。2013年4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针对工伤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一系列紧锣密鼓地立法和修法, 既预示着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在不断完善, 也从侧面反映出工伤保险在现实中仍存在种种问题。我们仍需迎难而上、不断努力, 迎接工伤保险的春天。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及其影响 篇11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 有着明显的历史时代特征, 主要的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自由竞争时期——初步形成

由1782年成立的美国北美银行的成立, 标志着美国现代金融行业的发展。而随着美国商业贸易活动的日益发展, 银行证券与货币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19世纪中后页, 要求建立统一而稳定的全国性货币更加符合群众的呼声。终于在1863年所通过的《国民银行法》中, 确定重新构建美国金融体系的决议。在该决议的支持之下, 美国还设定了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而后, 为了进一步解决由于州银行和联邦银行之间矛盾而引起的信用危机, 美国于20世纪初, 建立了中央银行, 这也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正式确立。

2.分业监管时期——制度改革

在20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危机, 而造成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完全市场政策和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环境。为解决这一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方式, 积极干预市场经济, 增强金融发展的安全与稳定。美国作为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 其对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银行业。在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是美国进入全面的分页经营监管时期的标志。在这项法律之下, 取缔了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讲商业银行的业务与投资银行的业务分离开来。同时, 美国还建立其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 并设置了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企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第二, 证券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分业监管已经无法适应美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需要。在七十年代, 美国在证券业的监管上, 开始使用宽松制度, 再次将市场的作用凸现出来。之后, 又根据美国当下的经济形式, 实行起一套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联合经营的金融监管体系, 它强调审慎监管的原则, 并同时关注金融行业的安全与效率发展, 对于美国金融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3.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作为头号经济强国, 为了保证自身经济的发展, 其设置的金融监管体系也非常复杂。目前, 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分为联邦一级和州一级。在具体的管理中也由之前的分业管理, 转变为混合监管模式。现行的这一金融监管体制充分考虑到金融活动的性质, 并在这个基础上, 设置相应的更具有专业性的监管机构。这种模式为美国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便捷, 更具效率的通道。

二、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 其金融监管制度的设置是世界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 美国在金融监管体制上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是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 了解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 能够帮助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的设置上少走弯路。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完善而系统的法律监管体系, 是维护金融监管体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的保障措施。尤其是在我国, 法律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首先, 要加快金融机构的市场推出机制, 这一机制的设立是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 要强化市场对于自身的约束机制。市场只有完成自身的良好约束, 才能够保证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实现有序的竞争, 最大化的规避市场风险, 这也是保障其他成员利益的方法。最后, 要灵活调整法律体系。市场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 而如果固守原有的法律体系, 不但不会完成法律的保障作用, 还有可能造成市场运行机制的混乱。因此, 必须要认清当下的市场环境, 灵活的调整相关的法律政策。促进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

2.建立全面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 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制的演进中不难发现, 美国的金融监管经过了分业监管之后, 走向了现行的混合监管体制。这对于正在转向混合监管体制的中国来讲, 其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例如我国现有的中信集团、广大集团等都是混合的金融集团。而且, 我国也在法律上对商业银行设置金融公司的权利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此外, 我国还设置了专门的信用评级企业, 以形成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这一机构的设置, 将金融产品置于一个更加透明的环境当中, 为所有的投资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和完整的金融信息, 这也为降低我国金融投资风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而与上述审慎金融监管制度相适应的是, 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除了需要保证工作人员专门的金融知识储备之外, 还应当增强他们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这也是实现我国更高监管目标的有效措施。

3.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监管

随着金融行业规模的不断拓展, 更多新型的金融衍生品也随之产生。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金融衍生品例如保险、证券等方面的监管, 也设置了专门的法律和监管机构。因此, 在我国这样一个金融工具创新还相对落后的国家, 就应当积极借鉴美国的经验, 设置一个能够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并且还能够达到规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机制。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我国必须积极融入国际经济环境, 并认清当下的形式, 建立起一个科学而完善衍生品监管机制, 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和谐、稳定发展。

三、结论

在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之下, 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都在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并对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 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 必须要考量世界经济环境因素, 并要积极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优秀经验, 及时规避金融风险, 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稳步向前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扩大, 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已经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尤其是近些年来,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这也使得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设置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以来, 金融监管问题已经被列为影响各国金融安全和世界经济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和影响, 以从中寻找规律, 帮助我国金融实现安全与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演进,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晓朴.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若干思考[J].中国中小企业, 2014, (10) :23-24.

[2]张鹏, 何剑锋.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J].吉林金融研究, 2013, (1) :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