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演进

2024-10-18

网络演进（共10篇）

网络演进篇1

3 GP

P组织于2004年12月正式成立了LT E (Long Term Evolution) 研究项目。LTE的制定出发点是保证3GPP未来十年的竞争力, 从性能、功能、成本上得到全面提升。相对于3GPP R6, 其下行频谱效率将提高3~4倍, 上行2~3倍;峰值速率下行达到100Mbps, 上行50Mbps;网络结构简化为E-UTRAN (EvolvedUTRAN) 和AGW两级;协议栈大幅度简化。

LTE研究项目工作分为LTE SI (Study Item) 和WI (Work Item) 阶段。LTE SI目标符合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并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提出后很快得到了标准参与方的支持, 并成为标准最高优先级的工作, LTE相关提案占据了60%以上的比例, 这为LTE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目前, 3GPP组织的参与方非常广泛, 计划2 0 0 7年9月完成W I (Work Item) 。

L TE采用两层扁平网络结构, 其中MME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管理控制面限额协议, 如UE ID的分配、安全性、鉴权和漫游控制等;UPE (User Plane Entity) 管理用户面的协议, 如储存UE上下文、终止L E T_IDL E状态用户面、加密上下文等;3GPP Anchor管理2G/3G接入和LTE接入间的移动;SAE Anchor管理3GPP接入和非3 G P P接入 (如W L A N、W i M A X) 间的移动。M M E和UPE是否分离目前仍然没有确定, 这更多是一个实现上的问题。在E-U T R A N的结构中, N o d e B之间采用X 2接口, 在Node B和接入网关 (a GW) 之间采用S1接口, 目前关于X2、S1接口的传递的详细内容正在制定当中。

由于OFDM (Orthogonal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具备许多能很好满足E-U T R A N下行需求的优点, 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技术, 在E-U T R A N下行中得到采用。受手机电池容量和成本的限制, 上行应尽可能采用PAPR比较低的调制技术, 以提高功放效率。E-U T R A N采用能够灵活实现动态频带分配的S C-FDMA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ing) , 与传统单载波技术不同的是, 不同用户占用互相正交的子载波, 用户之间不需要保护频带, 具有更高的频谱效率

多天线技术可以用来改善系统的性能, 比如多天线发送分集以及智能天线技术已经在实际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E-U T R A N的上下行都将采用多天线技术来提升系统性能。此外当发射天线超过2个的时候, 可以考虑CSD (PSD) 和正交空时编码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优化分集性能的目的。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空间复用的作用, 是把一个原来SINR较高的信道, 分成若干个SINR较低的信道。而在高SINR时, SINR的改善对频谱效率的改善越来越弱。

高性能的O F D M以及S C-F D M A、MIMO、HARQ、调度等数据面算法, 有助于获得高性能接收机灵敏度, 提高系统容量和覆盖能力, 能够自适应移动速度的变化, 在350km/h的移动速度下尽量减小性能损失。E-U T R A N的多业务支持以及简化了的物理信道结构, 要求RRM算法能够识别并满足不同Qo S的需要, 针对实时、流媒体、BE业务采取不同的准入、拥塞、调度方案。端到端时延是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 在整个信令和数据处理通道中尽量减少中转、交互和冗余。T D D双工方式在提高频谱效率、频谱灵活、降低系统和终端成本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是LTE产品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向。

无线通信市场正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如何降低CAPEX和OPEX正成为运营商们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相对于W C D M A, L T E在带宽和频谱效率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并对平台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处理能力即从信令面和数据面的角度能够处理十倍于WCDMA平台的容量;Multi-RAT Support即多种制式共存;平滑演进即前后向兼容能力;节能能够降低运营成本, 而且可以延长平均无故障时间, 降低散热需求, 从而减小设备尺寸。Site friendliness的含义是平台能够适应不同的站点条件, 包括有无机房、是否与现有系统共天馈、室内覆盖一般无法提供MIMO技术所需要的多天线等。

在将来部署E-UTRAN时, 运营商可能面临着多个网络 (GSM、WCDMA、HSPA和LTE) 同时运营的情况。另外即使是同一种制式, 也可能有多个载波。那么, 用户服务如何在多种制式、多载波之间分布?WCDM A业务分层重点在接入态和连接态, 它的主要问题是对目标网络及频点和本网络有较严格的同覆盖要求。这容易导致呼叫失败、掉话等用户比较敏感的问题;而LTE可以在空闲态业务分层技术方面寻找方案, 网络侧广播采用当前系统可用资源和使用规则, 终端根据其能力和使用规则进行接入网络。网络自组织包括自动配置和自动优化, 在W C D M A、H S D P A网络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的工程师在进行着简单的参数配置, 网络优化则需要进行大量路测, 不仅提高了技术门槛, 效率比较低, 而且拖延了上市时间。自组织首先从O M C的角度定义新的功能实体, 提供一套自动配置流程, 使得系统启动、重新配置、重要告警恢复、掉电重启时, 能够完成注册、参数获取、配置;其次从传输、RRM、网规角度提出需要配置的参数及配置方式;最后需要更新OMC工具。

LTE项目是近两年来3GPP框架内为了应对Wi MAX等通信技术的挑战于2005年年底紧急启动的规模庞大的新技术研发项目。作为3G向后的演进, LTE得到了各大通信企业、高校和通信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与参与。它采用O F D M和M I M O作为无线网络演进的唯一标准, 大大改进并增强了3G的空中接入技术。数据传输能力方面, 在20MHz频谱带宽下能够提供下行100Mbit/s与上行50Mbit/s的峰值速率, 同时, 改善了小区边缘用户的性能, 提高小区容量和降低系统延迟。与3G甚至HSPA相比, LTE在高数据速率、分组传送、延迟降低、广域覆盖和向下兼容等方面都更具技术优势。

3 G技术实现了移动通信梦想, 如今人

们已经提出B3G, 即3G之后的移动通信网络, 定位在2020年实用, 当前正处在概念形成和技术评估阶段, 各方力量正积极参与相关研究, 共同塑造移动通信的未来。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日渐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3G用户持续增长, 传统的384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业务需求, 所以, 向具有更高数据传输速率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演进是发展的必然。WCDMA-HSPA-LTE的发展便是3GPP框架内一个具有渐进性、延续性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3GPP,LTE,WCDMA

网络演进篇2

摘要：国际竞争网络的目的在于为竞争方面的国际协作提供便利，促进竞争集团的程式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发展有关共同利益的竞争实践。国际竞争网络为改善国际竞争治理体制提供了强大潜力。

关键词：国际竞争网络；国际协作；竞争政策

（一）国际竞争网络的建立

国

际竞争网络（ICN）于2001年10月25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它建立的基础就是美国国际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ICPIC）最后陈述中提出的建议，ICPIC由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建立，它提出一种更加非正式的国际竞争政策协议，而不是将所有国际竞争规则捆绑在一起。这使得美国对于国际竞争政策的定位发生了轻微变化：美国不再一味坚持双边协作，而是发动国际社会实施ICPAC的建议。虽然欧洲联盟一直是建立WTO最低标准的倡导者，但是它立刻对美国的提议表示赞许，并且加入到其实施过程中。ICN为国家的和跨国的竞争机构提供了一个论坛。ICN的目的在于为竞争方面的国际协作提供便利，促进竞争集团的程式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发展有关共同利益的竞争实践。由于ICN没有任何法律特征，而且不是在任何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建立，所以ICN实质上只是一个组织。所有ICN提出的建议都是非约束性的；所有参加到这项工作的人员和遵守其规定的人员都是出于自愿。因此，ICN既没有自己的组织形态和员工，也没有任何融资责任。ICN由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ICN主席由成员机构中的领导代表组成，每两年换一届。所有相关成本都是由实际的成员机构共同承担。目前将近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竞争主管机构参加了这个组织（王晓晔，2005）。

（二）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

ICN的工作计划以项目为导向，其成果往往要获得一致赞同。ICN工作小组（WG），负责的是一般定义上的项目，他们进行实质上的工作。2002年12月，建立了三个工作小组：（1）在多集团背景下的并购控制过程；（2）反托拉斯机构的竞争倡导角色；（3）能力建立以及竞争政策的执行。在2003年的墨西哥会议上，还建立了第四个WG，其任务为在监管部门强制竞争的执行。倡导WG旨在加强竞争机构拥护市场竞争的角色。因此，他们要研究评价成员国中的辩护经验，然后总结发展出出此领域内的最佳经验，让成员机构自愿采纳。倡导WG必须积极地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进行合作。总之，这个WG应当增强竞争委员会在促进竞争改革中的能力和作用，特别是当竞争显然同其他政治和公众目标（如产业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该WG已经制定出一个倡导竞争政策报告，指明了：（1）对竞争机构的政治影响；（2）倡导小组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3）为了促进竞争的不同机构背景之间的相匹配特征。执行WG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竞争文化和机构的建立，提倡竞争委员会的独立性，分析是否应当鼓励区域性制度。

并购WG由美国司法部领导，旨在通过分析评价并购治理实践来促进成员国采纳最佳的经验。为此，必须增强多集团并购的经验总结，才能为实施程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提供便利，才能减少多集团冲突和降低交易成本。三个子小组（SGs）组成了网络治理体系，分别完成以下特殊大的计划工作：（1）负责并购公告和回顾程序的SG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领导。通过与私有部门的紧密合作，它们制定出8个基本的有关并购回顾体制的指导方针：（a）主权；（b）透明度；（c）非歧视性（以国籍为基础）；（d）程序公平；（e）有效率、即时、有效果的回顾；（f）协作；（g）一致性；（h）保护机密信息。通过运用这些原则，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和由于程序以及公告差异带来的无效现象。在这个子小组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集中性；相反，最在意的是：（a）公告的极限；（b）公告的时间选择和回顾期间；（c）最初公告的要求；（d）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e）发展出一套持续的并购控制程序回顾体系。在墨西哥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最一般的没有任何争议的实践问题；（2）负责分析性回顾框架的SG由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领导。该小组旨在收集和分析有关禁止反竞争并购所运用的标准的相关信息。小组积极地同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们进行协作，分析各种正面标准和反面标准，如“减少竞争”和“创造和加强主导市场地位”。为了得出标准并购指导方针，这个SG在墨西哥提出了一项中期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成员国现有的并购指导方针，根据以下内容为其共同特征和差异编出了目录：（a）市场定义；（b）单边效应；（c）协作效应；（d）进入壁垒；（e）效率要素；（3）负责研究方法的SG由以色列反托拉斯委员会领导，旨在得出研究并购的最佳经验总结，其方法包括收集相关信息的方法、保护机密业务数据的方法以及系统信息共享的方法。为此，该小组全面地总

结归纳了当今的实践和经验。不仅如此，该小组还将分析经济迹象和经济学家参与金兵控制程序所能扮演的角色。

跨国并购的治理（起源与效应）有赖于自愿形成的互动与协作[1]。首先，了解了最佳的经验，就能够通过采纳更有效的并购控制方法，得出一致的程序（也许甚至可以达到长期一致）。这种一致性的增加过程能够降低由于对跨国并购施加过多政

治负担所带来的无效率现象。第二，多集团竞争委员会办公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提高感知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通过交换意见和协作性的回顾过程，对特殊并购案例的理解就能够获得和谐结果）。

（三）国际竞争网络：面向国际竞争治理的新方法

尽管ICN提议完全不具有强制性并且完全依靠资源性，但是其支持者深信ICN的实施要通过工作人员的劝诱、成员的同伴压力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支持才能得以实现（vonFinckenstein，2002）。可以运用两种系统上不同的传播机制来进行解释：（1）通过永久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感知一致。通过成员机构的主要官员之间意见、数据、事实等的系统和持久交流以及解释，可以导致感知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由于相互之间持久的相互作用，成员机构对跨国反托拉斯案例的观点和评价将会越来越趋于一致。竞争政策的制定者（Schaub，2001）坚持认为，反托拉斯情形中的众多冲突不是根植于相关国家竞争法的实体性差异，而是由于它们在评估限制竞争协议对不同的事实和情况的反竞争效应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理论不同。如大量的竞争理论学家和政策专家认为，在欧洲限制并购（市场势力）的最低标准和美国的相关政策（实质上放松竞争）之间存在微小差异。如果双方的委员会都转换一下各自的标准，那么主要冲突情形的评估结果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欧洲委员会根据它们对捆绑效应的经济评估，最终禁止了GE/Honeywell这项并购，如果所运用的是SLC检验，最终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运用其特殊的经济理论没有制止这项并购，但是就算它运用市场势力检验，结果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可见，矛盾冲突并不是来自于实体性竞争规则的不相容性，而是由于对事实的评估差异所导致：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在评估这项并购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时运用了不同的竞争理论，因此才会得出有分歧的甚至不相容的结论。如果卷入这场跨国竞争案例的机构双方在一开始就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就能够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它们在调查、交流（更重要的是）讨论和评估实际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加以合作。感知的一致性可以为共同竞争文化（Schaub，2001）以及共同利益（Fox，2001）的建立和实施做出贡献。因此，才能够减小对同一项反托拉斯案例得出矛盾结论的概率；（2）最佳实践和同伴压力。最佳实践的识别、发展以及公布都会给成员机构采纳这些实践带来同伴压力。因此，就会发生程序化一致性的增强过程，随后将是实体性一致性的增强，这种过程可以通过周期性地发布国家一致性评估结果来得以巩固。如果成员国拒绝采纳得到一致认同的最佳实践，它们的声誉不仅会在网络中受到影响，也会受到（本国的）公共部门的关注。

（四）国际竞争网络的内在逻辑

网络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的、持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自愿协作[2]。因此，在这种方法下，可以使不同集团的监管体制以及这些体制之间的重叠部分设计得更加恰当，而不会侵蚀集团的主权。在协作网络内部，感知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一个共同的竞争文化的出现，也能促进竞争政策标准的一致通过，从而可以缩小竞争政策中可能发生冲突的范围。这个观点既可以得到制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支持，也可以得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特别是互惠和信任的博弈理论。一般而言，反复地进行社会交流可以在网络成员之中建立起充分的信任性，从而能够为稳定地自愿协作提供便利条件。如果人们觉得没有公平可言，就会使得背叛性的非协作行为越演越烈，而且复仇心理也会为行为方式设置心理障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背叛可以得到适当阻止，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这就表明，虽然竞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互矛盾的决策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却无法完全避免。可以假设，不包括非竞争利益的冲突能够在网络内部得到解决。那些纯粹的反托拉斯争端（根据反托拉斯从业者）就代表了跨国竞争政策中的大部分争端。然而，如果争端是由非竞争利益（如战略贸易或者产业政策、当地就业考虑、国家威信或者地区威信等）以及政治经济因素激化甚至完全由此产生，在这些情况下ICN机制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些情况下，竞争机构作为网络成员，很有可能无法仅仅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而是会受到国际或者地区政治家（他们本身受到特权阶级和“特权利益”的影响）的影响。通过这样的途径，非竞争利益就会进入ICN内部，并且在特殊情况下将以竞争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扭曲。如果竞争机构无法自由地追逐竞争利益，而不得不实施由本国政府强迫实施的歧视性战略时，能否在竞争机构之间达成一致协议呢？这个问题还非常可疑。然而，相反的是，竞争委员会可能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制定过程产生影响，所以非竞争利益的障碍会非常多。因此，只有严重的国家利益才能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情况可能涉及的国家不多，但是却会对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产生剧烈影响，如著名的EU-US争端，它是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Boeing-McDonnellDouglas-merger所引发的。当然，如果假设这项争端在ICN内部也不会得到解决，是非常合理的，如，在GEHoneywell案例中，就是由于反托拉斯协作的双边协议而产生的争端。由此可以引出竞争政策的一般目标：应当保护国家竞争还是国际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有一个问题同此紧密相关：竞争政策是应当以国家福利为导向还是以国际福利为导向？传统上，国家竞争机构看重的是国家福利，国家福利在排除任何卡特尔的限制时，或者在并购控制中运用差别性标准（国际竞争防御）时能够达到最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国家福利和国际福利在自由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都能够得到增长，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权衡。然而，尽管如此，现代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表明，在特殊条件下，集团国能够通过国际竞争的限制条款中获利，但是却要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政策战略）。因此，为了防止国家竞争政策成为限制国际竞争的工具（Fox，1997），国际竞争政策体系必须将焦点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这种转换可以看成是国际竞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ICN并没有改变成员国的竞争政策，并且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将奋斗方向从国家福利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

ICN的一个优点在于其程序化的一致性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涉及到并购控制事项时更是如此。就算是不存在实体性的一致性，公告要求的一致性、归档条件、时间序列等等，以及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协作的加深等等调查中的事项也可以为提高效率提供重大潜力。如果这些程序能够以协作方式进行，而不是由每个国家独立执行，那么就能够减少调查机构的工作量，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多集团的并购回顾对并购企业施加的官僚主义负担也能够大大减轻。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跨国并购必须面对所有集团国的并购控制程序，因此此项并购要想达到促进竞争的效应，就必须付出昂贵的成本。虽然不存在实体性一致性的情况下无法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值，但是只要能够将情况得以改善，就会带来不少收益。由于并购控制体制的程序化差异带来的行政负担是一个特别缺陷，它同任何保护竞争的事项都没有关系。不仅如此，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些行政成本（包括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序列的不确定性）比实体性差异带来的成本更加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对不同的集团市场产生效应的企业都不会带来集团内的竞争问题，因此，所面临的仅仅是程序化的无效率。人们在论述中往往低估纯粹的程序化一致性的意义。

从表面看，ICN能够极大地改善程序化的一致性。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ICN的研究都将焦点放在程序化的协调上，特别是并购控制WG以及大部分已经被采纳的最佳实践也都是直接为程序化的一致性作贡献。现在人们已经广泛承认ICN方法可以达到反托拉斯的目的，因此推动了程序化一致性的过程。ICN中参与机构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也象征着它的政治经济适应性极高。进一步讲，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背叛、抵制或者反对ICN工作的情况。然而，这也许是因为现有的所有提议到今仍旧没有从实际意义上为成员国寻找到解决方案而已。然而，ICN的议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大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很有可能引导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法。为了发展出“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所作的努力（并购控制WG,SGI）从表面上看可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却带来了深远的有关能力分配的问题。并且，模拟并购指导方针以及不同的实体性标准的比较评价也触及到了主权的并购控制体制。ICN是否能够有效处理实体性事项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呢？时间将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国际竞争政策效率的另外一个方面指的是有效竞争规则的国际性传播[3]，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规则，例如反核心卡特尔的规则。从这个角度讲，ICN为改善国际竞争治理体制提供了强大潜力。能力构建和执行WG能够积极地争取弥补发展中国家的无效竞争秩序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保护漏洞。不仅如此，所有的工作小组都能够改善竞争机构之间的协作，增强反托拉斯政策的效率，因此能够学到更有效的反托拉斯方法。如果网络中网络内部权力的不对称性导致ICN提议符合有权力的集团（如美国或者欧盟）的意愿，但是对其他国家（如发展中国家或者小的国家集团）却实行差别待遇，就会给后一种效率问题带来障碍。如果非竞争利益进入了ICN，美国或者欧盟就可能会竭力在国际反托拉斯中获得霸权地位。虽然ICN的非强制性特征允许小集团国家抵触那些歧视性的提议，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离开网络就意味着完全失去影响力，所以必然会产生一种非正式的依赖性。然而，从现在的角度讲，这个论点只是理论化的，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进一步讲，网络可能塑造出内部的动态性，不管集团国的重要性如何，它们都无法控制这种效应。

ICN的另一种效率优势在于它的分散化结构，能够避免跨国委员会、机构和行政部门以及它们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效率劣势发生。集中的跨国组织有很多缺点，它可以使国家丧失主权，会远离人们和企业的偏好，并且统一性能够侵蚀地区性的特质，带来行政无效负担，导致抵触监管环境变化的现象等等。国际组织中的效率挫伤效应导致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的流行度的不断增长（Maher，2002）。

将最佳实践建议和同伴压力结合在一起可以作为促进标杆竞争的有效工具。这里会涉及到制度竞争的概念，不过只是有限的意义上有所涉及而已。由于制度竞争的高级形态，如自由选择法律和区位的竞争，既不可行，也不会碰到竞争规则和政策实践中的诸多缺点，所以通过制度的标杆竞争来进行共同学习为有效利用分散的反托拉斯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最佳途径。竞争政策体制之间的标杆竞争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国际协作的情况下发生。然而，由于对外国制度及其相对效率的信息不足并且存在不对称性，这种情况下标杆竞争的效率将会受到限制。ICN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中介（最佳的实践建议）和模拟动机（同伴压力）。对成员机构实践的系统回顾可以为组织的竞争政策程序提供多样性，因此，可以提高透明度。不仅如此，对实践的评估也便利了不同制度和实践的相对业绩的评估。因此，基准方案的鉴别和公布促进了机构和机构之间的相互学习，并且强化了制度的标杆竞争。尚有方案一旦被鉴别出来，就会给成员机构施加无形的压力，促使他们采纳/运用这些基准，进而促进上优方案的传播。因此，就可以增强标杆竞争的效率。ICN提供了种组织化的标杆竞争，这种竞争制度可以解决无组织的标杆所存在的那些最严重的缺点。不过无论从静态的观点，还是从进化的观点，都无法评价这种组织化的标杆竞争是否能够在不花费集中成本的情况下将分散的竞争知识最优化提供有效工具。首先考虑静态的观点，首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全面的最佳实践。ICN的成员机构赖以经营的国家中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差异很大，所以，在集团国的国家中能够作为基准的最佳实践放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是否恰当，这点非常值得怀疑。如果不得不制定差异化的最佳实践，那么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定义差异化的程度。一方面，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竞争文化、行业结构以及人们对完全竞争控制（委托—代理层次）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至少对于特殊的反托拉斯目标来说，集团内部最优方案的存在性是没有什么质疑的，并且对于经济体系和发展阶段类似或者相同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没有任何理论能够为最佳实践群提供地理渊源，也无法得出不同“群”之间的明确界限。然而，ICN构架里面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运用进化的观点，需要讨论的障碍将会很多。通过最佳实践建议和同伴压力得到的标杆竞争必须依赖于制度的差异性。正是制度和实践的差异性的相对进化，才支撑了最佳实践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然而，这种差异性只能发挥临时性的作用。一旦最佳实践被鉴别出来，到目前为止有用的差异性就会被“最优的规则协调”所侵蚀（First，1998）。如果所提出的最佳实践能够通过标杆竞争和同伴压力得到有效的传播，那么当所有集团都采纳了最佳实践之后，共同学习的过程就会停止，竞争规则和程序的差异性也会被自我组织的协调关系所取代。后者能够很好地作为一种相对优异的协调战略，但是这并不表明协调本身的绝对优异。

（五）国际竞争网络的发展方向

从理论上讲，如果竞争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环境下的均衡，那么协调就代表着优异[4]。但是如果将不断进化的环境中的比较市场过程作为恰当的理论背景，那么最佳实践/协调就会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竞争中的企业可以创造出新的、以前未知的反竞争战略（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竞争理论和模型，也可能实现现有理论、实质性标准（如并购的限制标准、卡特尔豁免标准或者掠夺性实践的评估标准）或工具（如市场定义、集中度比率等）的新进化（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这两种相对环境的进化都能给当下盛行的最佳实践创造障碍，而竞争机构为了控制改革后的反竞争行为模式并将新理论融入进来，就必须对此作出反应。ICN中组织化的标杆竞争只是看重实践的模仿阶段，但是竞争（无论是实物，还是制度）却依赖于模仿和创新的相互作用。现有的实践将会受到未来新创造的最佳实践的挑战，因此，不断改善现有竞争的阶段同优秀方案的模仿和传播阶段同样重要。为此，规则和实践的差异性在保持革新能力和保持国际竞争政策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如Kovacic（1996）指出，美国反托拉斯体系的革新总是依赖于反托拉斯制度和机构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为获得新的理论和观点提供了多种渠道。因此，充足的多样性是通过有利的标杆竞争进行持久的共同学习的前提。提到ICN，差异性在网络中是否有恰当地位的问题，以及它是否只是暂时促进协调的问题还不明晰。然而，必须明确，质疑的目标在于差异性的未来角色，而不是协调的实际过程。ICN的非正式框架是否能够变成竞争规则和反托拉斯实践的协调器呢？网络是否无法达到成员协作所必须的稳定性呢？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仍旧是一个不明确的、也不可预测的问题。

网络演进篇3

[关键词] 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网络网络创新型的企业

一、引言

传统的企业独立内化的创新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今高技术全球竞争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契约关系、信息网络、社会关系与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资本市场和中介机构等联结形成合作组织，也就是创新网络。

在许多研究中，创新网络被认为是自组织形成的，企业层面因素对网络形成和演进的影响被大大的忽视了。实际上，企业并非创新网络的被动接受者，企业层面的进取型战略意图、网络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开放的组织文化、整合度较高的内部交流结构、充足的内部资源配备、较高的信任感和强有力的承诺，有助于企业创新网络的范围扩展、关系强化和长期化。

然而，企业的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动机、积极性及在进行技术创新时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根据企业发展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建构、改进、选择加入或退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网络，以不同模式进行网络创新，对企业发挥在创新网络中的主动性，培养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具有积极

的作用。

二、生命周期中创新网络演进过程

1.创业期创新网络特点

创业期是企业创立和诞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的组织系统还很不完善，资本实力很弱，产品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生产工艺上都存在着不足，且生产成本偏高，规模偏小，市场知名度低。但这时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创造性和冒险精神。此时，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筹集更多资金、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技术创新、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其中打开销路、占领市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企业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开销路、占领市场，主要采用的策略有：一是通过大量的广告和促销提高市场知名度来打开市场销路；二是通过产品及工艺创新活动尽早使产品完善、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两种策略中，技术创新策略犹为重要。因此，这时创业者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非常高，其动机主要来自企业生存的需要。但是，企业创新资金缺乏、创新能力有限，同时由于缺乏对市场的准确认识，缺少进行技术创新的经验，企业的创新风险很大。为了获得资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分散风险，企业对外部的诉求很高。然而，由于自身实力太弱，企业一般没有机会加入已存在的正式创新网络或是建立自己的新网络。非正式创新网络就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首选。于是，高层管理者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同窗关系和战友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加强联系，组建非正式创新网络，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创造各种条件。此时，创新网络的特点是边界不确定，受网络节点属性和数量的制约，随节点属性的变动、数量的增减而扩张或收缩。

2.成长期创新网络特点

这一时期是企业成长最快的阶段。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设计能力迅速提高，生产成本下降，规模效益开始出现，市场开拓能力也迅速加强，市场份额扩大，产品品牌和企业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成长期的企业资金剩余情况很乐观，足以支撑企业的快速发展。良好的发展趋势，使创业者们愿意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冒一定的风险，企业扩张欲望增强，进行技术创新的欲望也会比较强，其动机主要来自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此时，企业拥有了一定的创新资金，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对市场的认识迅速加深，也积累了部分技术创新的经验，但创新风险依然很大，企业存在盲目扩张的倾向。这时，非正式创新网络因其不确定性、缺乏正式规则的约束性和规模局限性等局限，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了为企业发展谋求更多的外部创新资源支持，树立企业自身的形象，实现企业的平稳、良性发展，管理者一方面通过签订契约和合同，将非正式创新网络中的一些非正式关系转化为正式关系，同时剔除一些已经成为企业创新负担的节点；另一方面，开始凭借自身实力，加入收益率更高的创新网络或者构建新的网络节点。然后将上述两方面进行整合，力求实现创新网络中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平衡。此时的网络稳定性不高，容易受到各种外界情况变化的冲击，处于一个变动期。相对于创业期而言，处于成长期的小企业网络侧重于计算性网络，网络中的节点是经济利益驱动型节点、市场导向型节点。

3.成熟期创新网络特点

成熟期是企业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企业已在市场上完全站稳，企业形象已经树立，生产规模也已扩大，盈利水平达到了高峰，实力有也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创业者在经历了多次的危机后，开始学会了授权，职业型企业家也开始步入企业，企业的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备，得以摆脱创业者的影响而获得新生，并不断走向成熟。在这一阶段，企业的创造力、开拓精神得到制度化保障，创造力很强，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维持企业的辉煌和来自竞争者的压力。此时，企业拥有了大量的创新资金，创新能力达到生命周期中的最大值，对市场也有了准确的认识并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经验，形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职业型企业家的出现和各种创新制度的完善使得企业的创新网络建设倾向于正式网络。企业自身创新实力的增强使得企业成为创新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企业取得了创新网络的控制权。这个时期，企业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创新网络，凭借自己的核心能力，不断的进行全新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实现老产品和落后技术的更新换代。

4.衰退期创新网络特点

在衰退期，企业在各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拘泥于传统、注重形式，强调做事方式，而不问所做的内容和原因，企业各部门注意力集中到内部地位之争，企业内部越来越缺乏创新机制，主要产品已经过时或已被市场淘汰，销售出现严重下降，利润也严重下降甚至开始出现亏损。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缺乏信心，企业人心涣散、活力消失，导致了创新动力不足。虽然此时仍然有部分创新资金、残余的创新能力和进行技术创新的经验，但是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很高。一旦创新失败，可能进一步加速企业的灭亡。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创新动机的消失，别的节点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丧失信心，使得企业逐渐在创新网络中失去控制权，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网络开始瓦解或者由别的结节取代了其核心地位。最终，随着企业的破产，企业作为这个创新网络中的节点也会消失。

三、总结

本文将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放到企业生命周期中进行讨论，探讨了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创新网络的演进过程，为研究企业创新网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研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所在创新网络的状况，可以为企业发展过程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建設和选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期待有更多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形成一套操作性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1]桂萍:企业创新网络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10）：47～49、58

[2]GulatiR. Social structure and alliance form ationpat-tern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619-652

[3]Gomes-Casseres a Group versus group:How alliance networks compete[J].HarvardBusiness Review.1994. 72:62～74

[4]邬爱其:企业创新网络构建与演进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科学学研究，2006（2）：141～149

[5]罗险峰胡逢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行为及风险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2）：60～61

软交换网络演进趋势篇4

目前, 电信业竞争的加剧使全业务运营成为世界各运营商重点关注的问题, 而全业务运营必然要求在网络和业务层面全面实现固定、移动融合, 并最终实现在IMS架构下的视频和多媒体业务。基于IMS的固定、移动融合的核心网, 可以为各种接入网提供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业务引擎, 并提供开放的业务环境, 满足不同的网络环境下各类终端业务的穿越和无缝漫游要求, 真正实现一点接入、全网服务。

对于软交换网络, 建议采用逐步演进的方式进行。

从网络逐步演进的思路上来看, IMS网络络建设初期宜采用叠加建网, 以减少对现网的影响;IMS与软交换实现基本业务互通, 现网的固定软交换设备和移动软交换设备将会和IMS共存相当一段时间, 在共存的过程中, 与IMS网络之间是通过MGCF/IM-MGW实现互连互通。

随着网络的发展, 固定软交换将会逐步升级到MGCF, 迁移到IMS网络, 成为IMS的用户, 使用IMS提供的业务。全网的演进分为3个阶段:

1.1引入IMS阶段

在引入IMS的阶段, IMS和软交换作为两个独立的网络, 在IMS网络中新建独立的MGCF, 软交换和IMS通过独立MGCF进行互通

1.2叠加网阶段

当IMS网络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 可以将现网软交换升级MGCF, 软交换的信令需升级为支持IMS的SIP信令, 与IMS互通, C5用户可以签约方式支持IMS相关业务, 以保护现有的投资。

1.3目标网阶段

当IMS网络发展到后期, 可通过AGW升级接入IMSAGCF或者用户接入到MSAN或者PON, 将现网软交换用户迁移到IMS网络中, 完成整个网络的演进。

2固定软交换演进到MGCF

从业界来看, 固定软交换设备的演进有两种方式:平滑演进到IMS下的接入网关控制功能实体AGCF或互通功能实体MGCF。如图一所示:

从软交换到MGCF的演进过程中, 应该只需要简单地对软件进行升级;硬件设备不需要做任何改变。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前期运营商的投资。

固定软交换设备演进到MGCF, 将保留原有设备的大部分功能, 包括对中继媒体网关的控制、呼叫路由数据的分析、与现网TDM网络的ISUP、R2、QSIG/DSS1等各种信令方式网元的互通等等。这些网络设置数据, 也无需作任何的迁移, 可以直接在IMS网络中重用。同时, 因中继连接所处理的话务量大, MGCF对原有软交换设备硬件的利用率也很高。具体的好处如下:

1) 大部分路由模块可重用

2) 信令处理功能可重用

3) 网络智能化、HLR查询功能可利旧

4) 组网和演进模式成熟

而在另一方面, 若固定软交换设备演进到AGCF, 将无法避免业务用户的业务数据的迁移, 无法在AGCF中重新利用IMS网络的业务数据。在IMS中, 用户数据均存储于HSS, 有S-CSCF在注册过程中下载, 而不是保留于AGCF。同时, AGCF只承担简单的用户侧H.248协议接口和IMS核心侧SIP协议接口的转换, 使得原有软交换设备的中继媒体网关控制、呼叫路由数据的分析、与现网TDM网络信令互通等各种丰富的功能全部无法在IMS网络中重用。升级软交换支持AGCF演进方案的详细分析如下:

A.具体网络部署中缺乏可操作性:

1) 缺乏成功先例—任何新技术/网络的引入都是叠加将网。

2) 没有成熟设备, 没有商用案例。

3) 业界尚未见规模商用案例, 成熟商用至少需要两年以上。

B.对软交换业务的继承和业务平台的迁移难度:

1) 需将交换设备上的补充业务全部采用SIP应用服务器实现, 包括传真、Modem等业务, SIP消息很难全部实现所有业务。

2) 需要建设IM-SSF设备, 继承传统的智能网业务。

3) 对ISDN业务的支持还没有定义。

C.网络改造范围大, 投资成本高:

业务和用户数据上移, 对现网的影响较大。

D.不利于对软交换投资的保护:

1) 大部分软交换的处理功能无法重用。

2) AGCF的功能需要重新开发, 软件利旧很少。

3) 硬件上除了协议模块外, 基本上没有很多重用的空间。

综上所述, 软交换设备本身在向IMS平滑演进的过程中, 应以向IMS网络的MGCF网元为主, AGCF为辅进行。

摘要：软交换是NGN的关键技术, 在传统的电信交换网络中, 引入软交换技术进行网络的优化和演进是必然趋势。IMS目前在业界备受关注, 公认是固网和移动网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未来网络融合的焦点, 是实现FMC的最佳途径。目前电信运营商已经建设了软交换网络, 软交换向IMS的平滑演进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本文重点分析了软交换向IMS演进的趋势, 探讨了软交换网络向IMS平滑演进的具体举措。

问责演进篇5

一、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演进

（一）推行行政问责与绩效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从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政坛的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发生，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行政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开始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热点话题。2008年，更是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问责年”，在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等一系列事件后，有预测称，随着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官场问责将会更为严厉。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也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地方政府的应用和创新越来越普遍，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正在成为一个热门领域。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能够在最近几年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觉得，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来，因政府官员的失职渎职造成的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居高不下，由于政府失信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信任危机日益突出，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威信；一些政府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工作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影响了行政执行力和政府公信力。

（二）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演进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韩国首都，当时还叫汉城，出现了汉江大桥的倒塌，当时汉城市长引咎辞职，当时在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很多国内的民众对这个不理解，因为这个汉江大桥并不是这个行政首长在任的时候修的。

是的，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反应也并不奇怪。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相对较晚，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在我国过去就有，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制度化。年龄稍大一点可能会记得，1980年，“渤海二号”（幻灯片）钻井船发生沉船事故，死亡72人，当时的石油部长被解职，国务院主管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1987年，冬天里的一把火，大兴安岭火灾（幻灯片），林业部长杨钟、副部长董志勇被撤职；1988年，昆明开往上海的T80次旅客列车颠覆（幻灯片），88人死亡，当时的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还有1999年，“大舜”号客货混装船（幻灯片）遭遇海难，282人遇难，山东省副省长、省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都分别受到了行政记过和行政警告处分。

在人们印象中，行政问责制是从2003年非典之后才走进公众视野的。2003年4月，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因防治SARS不力而被免职，这使“问责制”一词一跃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词汇。2003年以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也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法治化。

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在我们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问题被党和政府放到了更为突出、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常说危机就是危险加上机遇。同时，在非典之后，我们国家的政府管理又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这些压力和挑战对于行政问责制度的推行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面大家可以做一个讨论，2003年之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对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推行产生了哪些影响？

（10分钟讨论）

总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社会利益格局的新变化；网络社会的影响。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近几年被问责的官员。（播放短片，2003年以来被问责官员）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制度化标志。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标志主要有哪些？

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性文件主要有三个，非典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在2004年的2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第二个重要的制度性文件是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严格界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地引入了问责制度。第三部重要的制度性文件，是2005年4月出台并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什么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公务员法中首次引入了引咎辞职制度，并且规定，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是的，我记得，2005年12月因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而解职的原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就是《公务员法》通过后第一位依法辞职的部长级高官。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建立行政问责制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

使行政问责逐步形成为一种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地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规定和办法相继出台，相当一部分行政官员因违法失职而被追究责任。通过建立问责制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行政官员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意识，提高了依法行政、履行职责的自觉性。

（播放短片，地方行政问责实践）

（三）绩效管理制度在我国的演进

二、推行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政问责制的相关制度和法律规定尚不健全（实体法和程序法）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受到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制等。但是，行政问责还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然而，目前运行的行政问责制大多具有片面性和不完善性。对于行政问责中的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事由、问责后果以及问责程序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还没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标准。

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关行政问责制的规定，甚至也有不少地方已经施行了一些地方规章制度，但一部具有统一性、权威性与全国性的专门法律法规却还没制定出来，这无疑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从宏观政策、国家体制层面根本解决行政问责制无法可依的问题。

2．职责权限界限不清

2007年12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安徽阜南县两局长因招商引资不力被停职、免职的消息，引致各方关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层层分解招商引资指标会对官员群体造成什么影响？此举究竟是利是弊？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必须做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播放短片）

行政问责的前提是职责明确，即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不同职位之间有严格的责任划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职务、职权与职责是相互统一的。一定的权力对应于一定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对等原则”。由于目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 公务员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规定不明，尤其是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权限模糊，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

2008年10月开始，河北省邯郸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履职尽责、勤政为民”主题实践活动，分为明责、履责、验责、问责四个环节，以达到“明责具体化、履责规范化、验责制度化和问责常态化”的目标。

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责任的“泛化”现象比较突出，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和其他社会主体承担的大量责任。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比较严重。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三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四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并不清楚。

死亡30人的，属于特大事故。去年胶济线4·28列车相撞死亡70人，当然就是极为严重的事故。出了这样的事故，负责任的应该是铁路局长，还是更高层级的铁道部领导？多位法律专家已经指出，在这样的问题上，完全没有明确的文本上的规定。

3．行政问责标准不明

目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在问责标准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一是官员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只要满足制度和法律规范预先设定的条件，就可以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追究；但是，对于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标准的判定比较模糊。官员问责制作为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目前仅限于重大灾难或是伤亡事故的行政和法律责任追究，而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其他领域的一些“延时”了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则未进行追究。须知没有现实的事故，并不代表没有发生事故的危险，实践也证明，错误决策的危害往往较之安全事故本身更为深远。二是接受问责的官员应该追究何种责任模糊不清。行政责任的承担可能遮蔽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行政问责制主要追究的是行政官员的行政责任，但官员实际上承担的可能还有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

2008年12月16日，陕西宝鸡市冯家山引水工程输水管爆管，这是半月内该工程第３次爆管，也是工程供水10年间第11次爆管。冯家山引水工程频繁爆管，原因很明确，是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管材。引水工程总指挥、时任宝鸡市委书记的庞家钰，因收受贿赂和玩忽职守罪被判刑11年，已沦为阶下囚。但是，“豆腐渣工程”却如同梦魇一般，长期困扰着一方政府和百姓：爆管，往往造成城市大面积停水，几十万市民用水困难，怨声载道；爆管，每次抢修费用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冯家山引水工程频频爆管，引水工程总指挥庞家钰却得到升迁，此种现象令百姓深恶痛绝。

4．（二）绩效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路径 1．健全行政问责相制度和法律规定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2008年1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中纪委监察部正在研究起草《党政领导问责暂行规定》，以推进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干以胜介绍，今后对于官员的问责将分为行政问责和党政问责两种，“目前主要进行的是行政问责，但有些事件中也要追究党委领导的责任”，中纪委监察部将主推以行政首长为主导的行政问责制，而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还要追究间接责任。”

在此实践基础上，行政问责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需解决三个问题： 1．全面拓展问责领域

现有的问责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时，也应当开始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如同责任与职权不可分割一样，问责也须与职责如影随形。凡责任后果出现，问责便不可避免，不仅安全责任事故需要问责，官员的上任承诺、公共声明、从政道德特别是公共决策，都当在问责的常态视野之中。为此，首先要厘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而那种将当地领导分工不向社会公布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尝试列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亦不妨同时开列相应的“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违反哪些责任需要问责，以及进行何种尺度的问责。当然，我们更欢迎官员在履新时，主动作出“出现何种情形将引咎辞职”的公开承诺。

2．在何种情形之下，行政问责方能启动

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带有不确定性。如2008年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因中秋节放假通知笔误为“端午节”，遭问责通报而免职，反映了问责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无序。为此，必须科学设置问责体系，健全和周延问责措施，例如仅去职一类，就有责任人主动引咎辞职、上级予以撤职免职、人大代表提案罢免等多种情形，去职之下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处分，都应当分别予以充实完善，并保持互相衔接。而问责措施的严厉尺度亦应与责任程度相对称，过于严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统内部责任分担的畸形与不公，失之于松则会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3．关于行政问责的后续效力

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后“责而不辞”，去职官员如何“东山再起”等，同样亟须规范。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问责而去职者，至少不应直接转任其他更高级别的岗位职务；而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问责者，其短期内的提拔晋升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导致15人死亡的福建长乐“1·31”重大火灾事故的问责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当日发出了通报。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在此前福州市有关会议上被点名要问责的工商、消防部门，或表示“谈不上要处理什么人”，或声称“等调查结论”，尤其堪称一绝的是，记者采访已被停职检查的吴航街道办事处主任林某时发现，他居然还在岗。这篇报道不由令人产生质疑：相关部门是在问责还是在扯皮？这样的所谓“官员问责”与忽悠观众的“假摔”能有多大区别？笔者发现，这样的“假摔”并不罕见：“浙江瑞安原副市长蒋良荣受贿获缓刑后仍在骗领6年工资”(《浙江工人日报》2008年12月19日报道)，“安徽潜山综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刑犯曹晓明不仅公职、党籍保留，而且半年来狱中照领工资”(《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11月10日报道)，而能和这两位“刑事罪犯拿工资”相媲美者，则是去年11月被评为“最牛县委书记”的张志国的“梅开二度”，当时导致舆论炸锅。

总之，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核心，在于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意味着职权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同一性。公共决策的失误，一般要将“最后拍板者”作为第一被问责人，首先审视“一把手”是否被问责。行政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还意味着：在前一起公共责任事件负领导或者主管责任的官员，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和行业发生新一起责任事件而获得“转移视线的红利”，从而逃避或延缓本应受到的纠问。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在公众与官员之间、此官员与彼官员之间，才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也是通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门。

GSM网络面向未来演进探讨篇6

GSM无线网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发展与优化, 已形成具有完善覆盖, 良好质量的移动通信精品网络。然而伴随智能终端的普及, 丰富多彩的APP应用的大量出现, 在运营商资费降低等市场策略的大力推动下, 用户的行为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先的话音业务为主, 数据业务为辅, 转变为话音业务和数据业务齐头并进的业务行为特点, 在业务量上体现为话音业务稳中有升, 数据流量爆发式增长。GSM的本身的技术特点, 导致其承载数据业务能力差, 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 GSM网络是否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GSM与3G、4G网络相比, 有着频段低, 覆盖能力强的优势, 充分发挥其覆盖优势, 提高其数据承载能力, 是GSM网络未来发展的方向。

2 GSM Refarming

GSM Refarming是对GSM频段的重新规划, 从GSM频谱中分配出一段给LTE使用, 实现在不增加频谱资源的情况下, 提升数据业务能力, 使业务快速上升, 满足MBB发展需求, 同时保证对原GSM网络的影响最小。

2.1 网络能力对比

在同样20MHz带宽条件下, LTE的单小区理论峰值吞吐率为150M, 而GSM-EDGE的峰值吞吐率约为3M, LTE速率是EDGE的40倍以上, 在实际网络中, LTE单小区吞吐率可达EDGE的50倍。

2.2 频段分配

中国移动900M频段为上行890-909, 下行935-954;GSM1800M频段为上行1710-1730, 下行1805-1825, 共计有2*39M带宽, 具备Refarming LTE FDD的先天条件。

频率重分配主要有2种模式, 采用边缘模式和“三明治”模式 (见图1) 。

采用三明治方式可以有效控制GSM和LTE两者之间的干扰, 而且两者之间的影响限于同一运营商内部, 共站, 避免运营商间的相互协调。如果采用边缘模式, LTE频段与其它厂家GSM载波相邻, 而且不同运营商网络通常不共站, 其载波功率、功控参数也不尽相同, 这样可能会导致不同运营商网络相互干扰, 甚至阻塞接收机。采用边缘模式, 考虑到单个天线口每个载波GSM和LTE功率一般基本一致, 但是LTE带宽比GSM宽很多, 对应到每200KHz上的LTE信号强度会低很多, GSM和LTE信号之间的互调产物落在LTE发射频率一侧的比落在GSM发射频率一侧的要低, 这样把LTE配置在频段的最低端, 产生的互调信号对接收频段的影响就最小。

不同系统之间需要设置频率保护间隔, 用于避免系统或信道之间的干扰。LTE采用了过度频段的功率降低的技术, 越靠近边缘的频段, 功率越低, 当边沿功率低到一定程度, 不影响GSM信号的情况下, 就可以考虑配置GSM频点。因此当LTE的工作带宽超过5M的情况下, 其过度频段的宽度超过两者之间最小保护间隔要求, 可以不设置保护间隔, 实现频谱利用的最大化。

GSM refarming中, LTE的工作带宽可以在1.4M到15M灵活配置, 但由于1.4M/3M带宽过小, 无法兼顾VOLTE语音和数据业务, 且在下行吞吐率上与3G业务相比没有优势, 在业务均衡、组网干扰等方面均有明显不足。因此5M带宽是GSM refarming组网的最低要求。

在LTE使用5M带宽的情况下, GSM剩余14M带宽, 有70个频点, 最大可实现5/5/5的载波配置, LTE部分最高可以达到35M的峰值速率;在LTE使用10M带宽的情况下, GSM剩余9M带宽, 有54个频点, 最大可实现4/3/3的载波配置, LTE部分最高可以达到70M的峰值速率, 频率分配如图2所示。

对于农村场景, 可以采用5M带宽Refarming, 对GSM现网容量基本无影响;FDD 10M带宽也可行, 部分大容量GSM基站可通过更紧密的复用或者降低容量配置满足需求初期;对于城市场景, FDD 5M带宽可行, 但峰值速率不足, 难以满足业务需求, 而1800M带宽资源充足, 可以Refarming出更大的带宽部署FDD网络, 5M/10M均可行, 城区主要考虑引入1800M Refarming, 满足未来4G发展的容量增长需求, 如图3所示。

2.3 工程实施

2.3.1 无线网同厂家升级方案

对于现网GSM基站同厂家升级成LTE, 后期的MCPA基站支持平滑升级, 只需在BBU侧需新增LTE基带板, 同时将原有光模块更换成匹配LTE速率的光模块;RRU侧只需要更换光模块即可, 如图4所示。

但考虑到移动GSM覆盖场景不同, 载频需求功率不同, 尤其是农村场景, 常采用较大的机顶功率如15W/20W, 以满足广覆盖场景;在RRU侧往往会出现功率不足的情况。为保证网络覆盖, 可以新增RRU用于保证LTE功率配置, 保障覆盖及网络性能。

如果新增RRU, 则需对应新增相应的天馈系统, 对于新增的天馈系统, 可以采用新增独立天馈系统、更换4端口天线、外置合路器共用天馈3种解决方案。新增独立天馈系统能够在不影响现有GSM工参的前提下, 独立调整LTE网络参数, 便于网络的优化与调整, 在网络性能上最优, 但工程实施相对困难;更换天线能够独立调整下倾角, 但方位角的调整能力有限, 工程实施方便, 投资中等, 适用于天面受限的场合;外加合路器的方式, 方位角和下倾角都不能独立调整, 且会带来插入损耗, 网络性能最差, 不建议使用。

2.3.2 无线网异厂家升级方案

与同厂家升级相比, 异厂家升级需新增全套BBU+RRU设备, 天馈系统同样也有3种解决方案, 投资较同厂家升级要大。

2.3.2 传送网解决方案

GSM和LTE FDD可共用FE/GE口, 也可分开设置。为了尽可能减小对现网的改动, 建议GSM沿用现网传输, LTE新增传输与EPC相连。

2.3.3 核心网解决方案

对于现网已经部署4G EPC的区域, 核心网无需新增硬件设备, 只需在相应的配置参数方面进行适当修改即可。

2.4 产业链支持

支持900M LTE的产品主要有上网卡、MIFI、CPE等, 国际主流的手机厂商也都支持900M LTE频段, 如Iphone 5S、Iphone6、三星NOTE3、NOTE4等。但由于中国移动对终端的要求中未包括900M LTE, 因此该手机终端的普及性相对较低, 对于农村场景, 主要是以上网卡、CPE+wifi的方式接入为主, 随着支撑该频段手机终端的逐渐普及, 业务将向传统手机业务扩展。

3 结语

网络演进篇7

传统的传输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对支持SDH、ATM和FR等业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IP应用,以太网环境的快速普及和迅速发展,传统SDH业务的需求逐步退化。目前多数的业务量都是基于分组的,全球运营商都迎来了电信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今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在传统的传输基础设施上投资还是应该在基于分组的传输网络上投资?”

大量不同的技术和网络架构的存在往往给运营商的选择造成困扰,导致网络建设无法实现最优选择。本文将对现有各种技术和网络架构的优缺点进行探讨,尤其是普通的IP网和典型分组演进网络的区别。同时总结了Tellabs在分组传送网络演进和迁移中的定位,以及Tellabs在PTN网络演进中具备的优势。

PTN技术和网络架构

T-MPLS

T-MPLS通常是在传统的MSTP或者MSPP平台上增加一部分以太网的支持能力。MSTP和MSPP平台上的T-MPLS一般包括静态的标签转发路径配置能力,通常支持静态标签的PWE3,具备ITU-T 1711 OAM功能。然而,虽然标准化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目前T-MPLS隧道一般只能支持以太网业务。由此带来的问题是,T-MPLS技术无法满足传统传输网络迁移的需求。ATM、TDM、FR业务仍然具有很大的业务量,并且目前还是运营商主要的收入来源。另一个则是T-MPLS没有解决与广泛使用的MPLS互通的问题。

PBB-TE

PBB-TE已经由IEEE 802.1Qay进行了标准化。根据目前的草案,只有以太网业务可以通过PBB-TE隧道进行承载。这和T-MPLS的情况基本一致。由于TDM、ATM和FR业务长期内还将与分组业务共存,演进后的分组网也必须要考虑到这部分业务。与T-MPLS一样,一些厂家也提供一些私有的解决方案提供传统业务的承载。PBB-TE组建未来的分组传送网络还存在另外的风险。假设由100000个节点构成的网络,一般通过将网络分割成几个子网。每个子网内进行独立的保护和端到端的服务质量管理。

MPLS-TP和MPLS

MPLS-TP是ITU-T和IETF共同定义的,是T-MPLS和MPLS融合的结果。这个标准的初衷是实现跨多个域的网络管理。这个网络范围包括接入网、汇聚网和核心网,每一个子网都可以运行自己的MPLS和MPLS变种(动态的或者静态的MPLS)。MPLS对于传统的TDM、ATM和FR的支持已经进行很好的标准化,并且具备大量的商用案例,这是未来MPLS-TP技术具备的巨大优势。这些能力对于支持传统业务的迁移是非常关键的。MPLS-TP引入了多样的标签结构和GE-ACH OAM分组。这对于端到端,跨多个MPLS子网的OAM是非常关键的。在ITU-T 1711中引入了一个标签栈底S=1的路由告警标签,这个标签的格式由Y1731进行定义,用于端到端的OAM连接性管理和性能管理。

最新标准动态倾向于使用OSPF作为路由,RSVP作为信令构成MPLS-TP的动态控制平面。未来几个月的标准会议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探讨。目前MPLS普遍的做法是OSPF和RSVP作为控制平面,数据转发平面仍然使用二层传统的ATM、TDM、FR和以太网。

PTN静态和动态网络的选择

在使用分组网络替代SDH网络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关键的技术抉择是:是否在分组网络中引入动态控制平面。就传统的SDH技术来说,一般是采用静态的方式进行业务部署,没有使用动态的路由协议和信令建立用户通道。因此,是否在PTN中引入动态控制平面,进行用户通道的发现、建立和保护存在疑问。从网络架构的角度看,越靠近网络的核心,流量特征越呈现动态,相反,越靠近网络接入部分,网络流量的特征越呈现静态,如图所示。

目前,我们假设用户的传输模型都是点到点的,用户的流量通常汇聚到集线器或者星型网络的中心,从而实现多点处理。静态部署网络的好处是配置非常简单(一般通过NMS),但是保护路径和实时网络资源利用的优化,准确度和速度都不是最优。分组网络意味着“面向无连接”,any-to-any是分组网络与生俱来的特性。虽然,端到端PTN的理念对真正的分组网络进行了简化,但是,它也因此丧失了分组网络真正的潜力——“面向无连接”。动态控制平面在很多方面可以更好地利用分组网络的潜力。对从协议设计者到架构设计者来说,如何将面向连接的业务映射到面向无连接的平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工作一直以来就非常困难。

PTN需要运营商介入控制和管理时,点到多点或者any-to-any网络的扩展性也是很大的挑战。动态路由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对网络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流量工程路由协议的扩展性不如传统的SDH网络。另外,MPLS信令的跨域问题也不容易解决。一个大规模的anyto-any的PTN网络需要非常熟练的网络设计师进行精心设计。是否在PTN中引入控制平面,可围绕以下关键问题进行决策:是否将维持以前SDH网络的可控制,可管理能力;网络的运行是否会变得更复杂;网络是否能根据用户的带宽自动进行网络优化;网络是否可以在50ms内实现保护恢复;网络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否能够承载未来的IP应用。

Tellabs对PTN演进的观点

Tellabs PTN解决方式包括Tellabs8600和Tellabs 8800产品系列,设计之初就是为解决传统传输网络的演进问题,这已经被其硬件和软件体系设计和其所能够提供的功能所证实。Tellabs专注于该领域已经有5年以上的历史。

Tellabs PTN解决方案采用了多种方法和机制保证传统业务的演进:传统传输网络的界面和体验得到延续;诸如TDM、ATM、FR等所有传统业务在PTN网络上传送的机制都基于标准进行;确保PTN网络的保护都能够在50ms以内,就如传统传输网络所能够提供的;确保PTN能够提供类似SDH网络网管的方式;确保PTN网络提供了可媲美传统传输网络的恢复时间和性能,可靠实现了对时延、抖动高敏感的TDM业务;Tellabs使用真正的分组交换技术实现了上述所有的功能,并能够顺利提供MPLS-TP在其标准化完成后的功能。

虽然Tellabs非常关注传统业务的演进,但Tellabs不会忘记PTN演进的原动力,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分组传送网。Tellabs解决方案在以下这些方面的业务提供能力将会在未来的实际网络运营中得到证实:为全IP的3G移动和小区宽带提供ELAN和EVC业务;为企业客户提供ELINE和EVC业务;为小区宽带和企业客户提供ELAN和EVLAN业务;为移动电视、IPTV和商业组播提供ETREE业务;VPLS;L3-VPN;利用IP路由、EVLAN或EVC实现LTE演进;高级城域以太业务;数据中心互联。

IPv6网络平滑演进研究篇8

英特网作为近30年发展最成功的技术之一, 为人类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作为信息交互的主要桥梁, 英特网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覆盖面广, 英特网几乎覆盖全球的任何一个有人的角落;使用英特网的人群数量众多, 截至2011年6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英特网提供的信息资源丰富。

无论是物联网中的智能电器, 云计算中的云主机, 或者普通宽带用户接入英特网。互联网发展速度越快, IP地址消耗殆尽的速度也越快。截止到2011年6月, 最后的IPv4地址已经被亚太网络信息中心分配完毕。

为了让更多的服务器、电器接入英特网就需要更多的IP地址。IPv6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IPv4地址枯竭问题。IPv6作为长度为128个bit的新型IP地址, 其地址总量是IPv4的296倍, 达到3.4×1038个。作为一种新协议, 相对于IPv4有很多优势。但是IPv6的发展并不顺利, 自协议颁布以来, 近13年间设备生产商、运营商以及院校科研团体仅仅进行了尝试性的搭建实验网, 并未进行承载IPv6协议的网络大规模部署以及商用放号。

1 IPv6发展的现状和困境

1.1 制约IPv6发展的因素

IPv6技术的先进性并未带来广泛的接纳以及IPv6对IPv4的直接取代。因为IPv4也就是英特网的成功, 用户量急剧膨胀。2010年底中国PC网民规模为4.67亿, 占人口比例的34.8%, 预计到2011年底, 中国PC网民规模将达到5.51亿, 占人口比例的41.4%。特别是智能手机和pda, 2011年将达到4.41亿。在IPv4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地址还够使用的情况下设备制造商很难针对IPv6进行大规模研发, 因此各类软硬件产品对IPv6支持十分不足。经过实际测试, 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Android?、Mac OS X、Symbian支持IPv6协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IPTV等重要媒体应用终端也不支撑IPv6;软件类, 如QQ、迅雷等常用软件也不能支持IPv6, 采用Java JDK1.4.2在Windows XP编写的IPv6网络程序运行时会报Serversocket错误。高速的发展造成的软硬件制造商和信息提供商对IPv4的过度“重视”以及对IPv6的“漠视”, 并由此带来的软硬件以及信元支持少是造成IPv6发展的主要瓶颈。

1.2 目前主要技术在共存逐步取代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用于解决过渡期间问题的基本技术有双栈、隧道和地址转换。

双栈技术是典型的两种协议共存过渡方案, 其主要实现原理是为主机, 或者家庭、企业网关上同时分配IPv4和IPv6地址, 并在数据报文转发过程中甄别两种协议报文, 分别使用自身的协议栈封装、分片、转发报文, 接受报文则按照相反方向进行解封装、重组、接收, 并最终通过操作系统将数据传递给应用层程序。其本质就是在一个物理终端或家庭网关上划分出两个逻辑应用系统, 分别使用不同版本的IP协议以及IP地址与远端信元通信。双栈的本质是同时使用两个IP地址进行通信。单独使用双栈技术, 只能实现两种协议共存, 不能解决IPv4地址枯竭的问题。

隧道技术是一种辅助型技术, 在过渡时期骨干网不能全程支持IPv6协议, 因此可在分散的IPv6节点间建立逻辑隧通, 令多个IPv6节点跨越IPv4网络, 实现分散节点互通。

很明显单独采用隧道技术, 只能进行IPv6节点间的通信, 无法实现IPv4和IPv6的互通,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解决地址资源的问题。如果要实现两种协议的互通, 就需要使用到地址转换技术。这种技术起源于IPv4协议中私网IP地址向公网IP地址的转化, 其目的是为了节省IPv4地址并提高内部网络的安全程度。在实现IPv4和IPv6互通时, 可以为用户分配一个IPv6地址, 地址转换设备同时连接IPv4与IPv6网络。访问IPv4资源时在地址转化设备上将携带IPv6地址的数据报文转换成携带IPv4地址的数据报文, 并通过端口映射实现多个IPv6地址转换成一个IPv4地址的功能, 将IPv4地址的使用能力扩大。但是这种方式带来的主要矛盾是, 一方面为了发展IPv6引入, 另一方面又将IPv4作为实际通信地址, 在应用上共存而不融合;特别是对操作系统有一定要求, 操作系统必须支持IPv6协议, 应用最广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即便安装协议栈也不能使用支持IPv6的PPPo E与DHCP, 很难满足电信运营级的需求。

2 一种平滑演进方案

要做到IPv6平滑演进, 除了共存、逐步取代以及尽可能节约IPv4地址资源外。还要尽可能考虑两种协议的融合、终端操作系统支持以及软件兼容的问题。运营商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手段弥补用户端终端操作系统和各种常用软件对IPv6兼容性的不足, 降低用户使用的门槛、减少用户使用的阻力。

通过虚拟协议栈实现平滑演进。最好的融合方式就是只为用户端分配IPv6地址, 但会带来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支持问题。如果在操作系统上通过软件构建出一个中间层, 插入操作系统网络层对应的协议栈, 与数据链路层对应的网络

部署FCo E实现数据中心网络融合

程逸云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信息管理中心, 上海200433)

摘要:FCo E通过在太网网络上封装光纤通道帧, 从而让光纤通道协定运行在以太网络上, 这样一方面拓展了光纤通道储存区域网络 (SAN) 应用范围, 利用以太网络基础建设来降低SAN的导入成本, 另一方面也可将区域网络 (LAN) 与储存区域网络整合为一, 实现数据中心的网络融合。

关键词:FCoe;数据中心;网络融合

中图分类号:F416.671文献标识码:A

当今数据中心正处于发展和融合的阶段, 而更高速的网络已经广泛应用于所有IT资源之间的通信, 包括计算、存储、客户端、语音、局域网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云环境。随着网络资源和智能融合网络的应用, 数据中心正逐渐成为虚拟化的“大本营”。对于运行数据中心的企业而言都在寻求各种办法, 以期提高整体数据中心网络的成本效益和性能效率, 因此, 融合网络正在成为一项极富吸引力的选择。而FCo E (Fibre Channel Over Ethernet, 以太网光纤通道) 解决方案处于这种融合的中心, 使数据中心管理者们实现FC的无损优势与以太网无所不在的连通性的整合。许多数据中心通常使用以太网网络传输LAN和IP数据, 而使用单独的光纤通道 (FC) 网络传输存储区域网络 (SAN) , 近年来采用增加万兆以太网 (10Gb E) , 再加上以太网光纤通道 (FCo E) 和新的无损10Gb E技术的, 企业可将光纤通道流量与LAN和IP数据流量整合到相同的以太网基础架构中。FCo E技术, 实现了用以太网承载FC报文, 使得FC SAN和以太网LAN可共享同一个单一的、集成的网络基础设施, 很好的解决了不同类型网络共存所带来的问题。使企业保持在FC存储的现有投资, 降低数据中心成本和复杂性, 并简化网络管理。

1网络融合的现状及挑战

对于使用以太网进行局域网 (LAN) 通信, 并使用光纤通

驱动接口之间。中间层对其上层--网络层虚拟出IPv4网络环境, 操作系统网络层协议栈始终使用传统IPv4地址, 这样操作系统以及应用软件都可以使用原有IPv4通信方式。中间层对下层网络驱动接口虚拟出一个IPv6协议栈, 分配给用户终端的IPv6地址由中间层接管, 中间层担负起操作系统内部各层级间NAT-PT功能, 并通过操作系统网络驱动接口对外发送IPv6数据报文, 结合隧道和转换技术在核心网转换设备上再将IPv6报文转换成IPv4报文。中间层可以在应用软件无法察觉的情况下, 使用户终端采用IPv6对外通信, 同时确保用户软件和操作系统平滑使用。如果用户操作系统支持IPv6, 并且应用软件需要使用到IPv6进行通信, 那么该中间层可监测到应用软件的需求, 并跳过虚拟出的IPv4协议栈直接将数据通过IPv6协议栈转发。

中间层起到的是一个虚拟协议栈的作用。在用户终端上使用软件的方式实现中间层功能, 在商用推广过程中可以将功能全部集成到定制的PPPo E拨号软件上。集成后拨号软件后应该具备如下几种功能:拨号功能:安装PPPo Ev6协议, 负责处理PPPo E拨号, 并获取IPv6地址。IPv6协议栈:在操作系统内部对数据链路层、物理层构建网络层IPv6协议栈。

文章编号:1673-1131 (2012) 01-0087-02

道进行存储区域网络 (SAN) 通信的数据中心的企业而言, 需要维护两个不同用途的网络。以太网 (LAN) 以高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 支持各种数据类型, 包括局域网, 语音IP电话, NFS存储, CIFS, 和i SCSI等。SAN提供访问的I/O块应用, 为存储整合、邮件服务器和任务关键型数据库等应用程序提供的很多价值已众所周知, 其中包括高性能和可靠性。但是它们在设计和功能都非常不同。两个网络有自己的安全限制和流量模式, 并利用独立的管理工具集。因此, 每个网络都必须建立和维护自己专用的、孤立的基础设施, 需要在每个服务器上的独立的布线和网络接口。两个独立的网络、数据和存储管理, 增加了数据中心的复杂性和成本。这样部署和维护互不相连的数据中心网络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十分复杂。现在, 企业寻找新的方法来融合LAN和SAN网络, 使数据中心的运行更有效率和成本效益。

2 以太网光纤通道FCo E背后的技术

FCo E是在以太网网络上封装光纤通道帧, 允许光纤通道使用10Gb以太网网络, 同时保持光纤通道协议不变,

FCo E以帧结构的模式将光纤通道映射到以太网上。从光纤通道到以太网的映射如图1, 所示图2表示Host端支持FCo E的一种协议栈。

IPv4虚拟协议栈:为操作系统网络层提供虚拟IPv4环境, 以及通过自动配置IPv4设置欺骗应用程序使之发送IPv4报文。协议转换:IPv4至IPv6协议转换功能, 建立在IPv6协议栈模块以及IPv4虚拟协议栈功能模块之间。IPv4与IPv6协议转换, 其目的是将用于欺骗的IPv4报文转换为IPv6封装, 以便该数据包可以在IPv6的网络中传输。在实际应用中由地址转换设备再一次进行IPv6地址向IPv4地址的转化, 并转发至IPv4网络。应用监测:建立在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层之间, 负责侦测应用程序类型, 如果是IPv6应用则直接跨越IPv4虚拟协议栈, 将数据交由IPv6协议栈封装成IPv6报文并转发。

3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现有演进技术的不足, 提出了全新的IPv6演进方案。方案的技术要点是通过最靠近用户终端的一次IPv4至IPv6地址转换, 为用户终端虚拟出一个IPv4的环境, 并通过第二次IPv6至IPv4的转换实现用户平滑访问互联网IPv4资源。此外结合现有双栈技术解决了用户终端访问IPv6资源的需求, 最终获得IPv6平滑演进的解决方案。

摘要：英特网传统IP地址资源的枯竭, 是英特网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IPv6 (互联网通信协定第6版) 早在1998年12月被IETF (互联网工作小组) 通过公布互联网标准规范的方式定义出台。IPv6提供了足够多的非传统IP地址资源, 但是在彻底替换传统IPv4 (互联网通信协定第4版) 地址之前, 涉及大量网络和应用软件改造。本文从运营商的角度探讨了一个趋于平滑的, 对传统应用软件无需改造的技术方案, 作为IPv6演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网络演进篇9

移动数据业务的高速增长, 使得出现了很多需要高吞吐量、低时延的业务, 比如视频通话、视频点播 (流媒体) 、在线游戏、P2P下载等。这对基于CDMA技术的3G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之出现了很多3G增强技术, 如有HSDPA、HSUPA、EV-DO Rev.B、EV-DO Advanced等, EV-DO Rev.B在其典型带宽5MHz时, 峰值下载速率能达到14.7Mbit/s, 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满足用户的业务需求。

但从长期来看, 需要一种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支撑移动数据业务发展的技术, 为此3GPP推出以OFDM技术为核心的LTE。3GPP将LTE的角色定位为与其他技术在“低速移动宽带无线接入”领域展开竞争, 提供给用户更高的数据速率、更高的小区容量、更低的延迟时间、降低用户以及运营商的成本。系统在传统移动通信网络基础上引入IP网络的特点, 以更好地支持IP多媒体业务。为了提高分组业务的性能, 演进系统的架构趋于扁平化, 减少了中间节点数量, 简化接入网结构。这种系统结构和体系的改变使得LTE较现有3G网络架构减少了接口, 同时成本降低, 并且更易于对设备进行维护管理, 在性能上减少了数据传输延迟。从目前情况看, LTE必将成为下一代移动通信的主流技术。

为了达到更高的系统性能, LTE在网络结构、空中接口上相对3G技术, 有颠覆性的改动。如果按照传统的演进思路, 从CDMA演进到LTE, 势必要建立一张独立的LTE网络, 无法利用现有的CDMA网络。目前站址、传输、天馈资源获取, 建设难度日益增大, 演进带来的高CAPEX、OPEX将成为运营商面临的极大挑战。

策略:平滑演进, 充分保护运营商投资

CDMA到LTE的演进, 不是一蹴而就的转换, 而是一个逐步的、长期共存的过程, 这就要求现在部署CDMA网络时, 充分考虑今后能平滑演进到LTE, 保护运营商现有CDMA网络的投资。从接入网层面看, 平滑演进要求充分利用现网基站设备, 做到演进时能共站址 (零占地) 、共传输、共射频天馈系统。

作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商, 中兴通讯在下一代软基站系统的研发中, 充分考虑了CDMA网络向LTE演进的平滑性, 最大程度保护客户的投资。

中兴通讯统一的软基站平台采用了先进的SDR技术, 支持包括CDMA、GSM、WCDMA、TD-SCDMA及LTE等不同制式产品。通过SDR技术, 网络升级和演进只需添加或更换基带处理板, 其余通过软件配置的方式即可实现。中兴通讯业界率先在BBU产品中使用了Micro TCA平台技术, 该技术可使基站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和更高的可靠性, 因而能满足更长时期无线网络的升级和演进需求。而且, 统一且标准化的平台能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 并有效降低研发费用。

建设CDMA网络时, 可同时进行LTE网络的规划, 基站到BSC或EPC传输资源可以共享, 在未来需要时, 可直接插入LTE基带板, 加上软件升级就可将网络升级为支持LTE。网络架构如图1所示。

当CDMA、LTE共用同一个频段时, 可按照业务部署, 在不同制式间灵活配置频谱资源。中兴通讯解决方案可以用同一射频链路支持, 无需增加额外的射频硬件。这样, 不使用合路器也能做到共天馈系统, 没有插损, 提升了系统覆盖水平, 节省演进成本。CDMA、LTE共用同一频段时, 频率配置的两个典型场景如图2、图3所示。

部署:CDMA与LTE双网并存, LTE热点覆盖

据CDG预测, 4G用户与3G用户有一个长期的共存期, 如图4所示。

CDMA向LTE的演进, 是逐步发展的过程。CDMA 1x/DO Rev.A网络, 先演进到EV-DO Rev.B, 满足当前的用户需求, 待部署LTE条件具备后, 在城市热点地区部署LTE网络, 再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二者优势互补, CDMA网络提供中低速率的广覆盖, LTE网络提供高速率的热点覆盖, 二者长期共存, 如图5所示。

中兴通讯是业界第一个推出SDR软基站解决方案的设备提供商, 其SDR基站平台于2006年被首次采用, 并在WiMAX产品上得到验证。2007年初, 中兴通讯启动了第二代支持多种无线技术的统一基带池平台的研发。目前, 该平台已被成功应用于CDMA、WiMAX、TD-SCDMA及GSM/WCDMA产品。在2009年, 基于该平台的LTE产品也将正式发布。

中兴通讯SDR软基站解决方案能大幅降低网络的TCO。该方案仅用了一个接入网 (低CAPEX、OPEX) , 解决了网络扩展和无缝演进的问题, 做到了演进过程中, 双网共存、共站址、共传输、共天馈系统;另一方面, 它能延长系统服务寿命, 减少投资风险;该方案2008年基站功放效率已达到40%, 并将于2009年达到50%, 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其分布式基站产品 (BBU+RRU) 还具有空间占用少, 快速安装等优势。

网络演进篇10

关键词：长期演进,服务质量,流量增值,差异化服务,流量经营

1 LTE服务的差异化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 电信运营商的用户人均月数据流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很多运营商的数据业务A R PU (每用户平均收入) 已超过语音;在国内, 移动数据业务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收入占比中最大的增长点, 对比语音其为业务收入带来的贡献日益增大, 如中国移动2013年的数据业务收入达2 069亿元且占通信服务收入的比重上升至35%。因而基于移动宽带的数据业务将成为电信运营商未来发展的关键。

据统计, 网络访问不流畅、手机网速慢已成为用户移动数据业务体验的两大主要问题, 有过半的用户愿意为提升网络体验而多支付费用。同时面向大众用户的O TT (overthetop) 业务 (如即摄即传、视频网站、实时在线游戏、视频监控等) 期望能获得高Q o S (服务质量) , 如低时延、高带宽保障等, 那将提供他们的行业竞争力。因此不管是业务提供商还是普通用户都期望移动网络能为他们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网络Q o S机制的研究与实践将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LTE (长期演进) 网络的部署, 由于无线带宽的大幅提升, 互联网O TT应用的特性及业务体验都将大大增强, 如图1所示, O TT over W i Fi (无线保真) 变为O TT over LTE, 用户可随时随地 (LTE网络覆盖区) 使用O TT业务, 这将给电信运营商的语音、短信等基础业务带来更大的冲击。因而通过LTE Q o S实践来提升数据流量的价值是电信运营商未来工作重点。

2 LTE网络的Q o S架构

LTE网络只提供分组数据通信[即只有PS (分组交换) 域, 没有CS (电路交换) 域], 语音和数据业务 (如视频流媒体、宽带上网、移动游戏等) 全部承载于IP分组数据网络上, 而提供端到端 (从业务应用到LTE终端) 的Q o S保障机制正是LTE网络的优势。

如图2所示, 对于每个V o LTE (基于LTE的语音业务) 用户终端来说, 可以建立两个PD N (分组数据网络) 连接, 一个连接V o LTE网络[IM S (IP多媒体子系统) core], 一个连接CM N et (中国移动通信网) , 每个PD N连接包含一个默认承载 (非保证比特率承载) 、一个或多个专用承载。LTE用户的每个承载都有对应的Q o S保障, 如搜狐视频、在线手机网游两个应用可分别对应不同的承载和Q o S保障。

CSCF (呼叫状态控制) 网元是IM S关键的核心网元, 主要实现呼叫接入、控制与处理逻辑, 同时可根据用户签约实现业务触发, 是实现V o LTE功能的呼叫控制网元。

1) H SS (归属用户服务器) 主要实现IM S用户数据如账号和签约信息的存储, 其类同于移动2G核心网中的H LR (归属位置寄存器) 。

2) A S (应用服务器) 实现智能业务逻辑控制功能, 其类同于智能网中的SCP (业务控制点) , 提供智能业务控制功能, 如彩铃、彩像、智能语音呼叫 (呼叫前转) 等。R CS A S (富媒体通信A S) , 即是提供基于IP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通信功能的A S。

3) SBC (会话边缘控制器) 将终端用户接入到IM S网络, 主要提供接入控制、网络拓扑隐藏、N A T (网络地址转换) 、Q o S保障和网络安全等功能。

4) PCR F (策略和计费规则实体) 主要为V o LTE用户提供Q o S带宽保障服务, 如根据不同用户的签约信息提供区别的Q o S保障服务。

5) M M E (移动管理实体) 主要实现移动性管理、承载管理、用户鉴权认证等功能, 即分组数据通信的信令控制网元。

6) SG W (服务网关) 主要负责用户面处理, 包括数据承载通道的建立/修改/释放、数据报文的路由和转发、Q o S控制和计费等等, SG W即为分组数据通信的媒体处理单元。

7) PG W (分组数据网关) 是PD N终结于SG I接口的网关, 主要负责LTE终端的IP地址分配、会话管理 (根据不同的A PN (接入点名) 寻址到对应的外部数据网络) 、Q o S策略执行、计费等功能。

LTE网络中, Q o S控制的基本粒度就是承载 (bearer) , 同一个承载上的所有数据流量都有相同的Q o S保障, 如图2所示, 对于任一个用户的某个特定的承载, PG W与SG W的数据通道、SG W与e N B (演进型基站) 之间的承载、e N B与U E (用户设备) 之间的R B (无线侧承载) 都是一一对应和绑定的, 对应相同的Q o S保障机制。

不同类型的LTE承载对应的Q o S关键参数见表1。

1) LTE承载对应的Q o S参数主要包括Q CI (Q o S分类标识) 、A R P (分配与保持优先级) 、G BR (保证比特速率) 、M BR (最大比特速率) 和A M BR (聚合最大比特速率) 。

2) Q CI是一个数量等级, 表示对承载级的分组数据包的处理和转发机制, 如调度权重、接纳门限、队列管理门限等等。3G PP TS 23.203中定义了9种不同的Q CI的值, 比如Q CI为1, 表示最高优先级、包时延100 m s、承载类型为G BR, 一般用于实时的语音通话;Q CI为6, 表示低优先级、包时延300 m s、承载类型为非G BR, 可用于非实时的网络业务[如W W W (万维网) 、FTP (文件传输协议) 等]。

3) A R P参数用于接入控制, 即在无线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决定是否允许建立新的承载或修改现有的承载。

4) G BR参数代表了承载能够预期保证提供的比特速率, G BR承载主要用于语音、视频、实时游戏等业务, 采用专用承载和静态调度的方式。

5) M BR参数限制了G BR承载能够提供的最大比特速率, 即数据速率的上限。

6) A M BR参数基于两种不同的场景可分为U E-A M BR (针对于特定一个用户的A M BR) 和A PN-A M BR (针对于某个用户的特定一个A PN下的A M BR) 。U E-A M BR参数作为U E的签约数据保存在H SS中, 用于限制U E的所有非G BR承载的总速率;A PN-A M BR参数存储在H SS中, 用于限制同一个A PN中的所有PD N连接期望提供的累计比特速率。

H SS中只保存与非G BR承载相关的Q o S签约参数, PCR F则决定了专有承载的Q o S参数, PG W、SG W、e N B网络设备则负责执行对应的Q o S策略, 保证所有承载相关性能符合Q o S约束。

3 LTE网流量增值服务及技术方案

3.1 用户订购的Q o S保障服务

付费用户在使用LTE移动宽带时 (如手机观看搜狐视频、玩在线游戏) 可享受流量保障服务, 如保证其看视频时用网络带宽达到2 M b/s, 电信运营商可向用户收取包月功能费。

如图3所示, 基于现有的PCC (策略和计费控制) 架构, PG W检测到特定用户的业务流后为其提供Q o S保障服务。

(1) 用户订购移动宽带速率保障服务, 电信运营商的BO SS (业务操作与支撑系统) 将该用户流量增值服务的订购信息下发给PCR F。

(2) PCR F根据配置的Q o S策略, PCR F向承载网络设备下发Q o S预定义规则。

(3) PG W检测到特定应用和订购流量增值服务的用户信息时, 执行预定义规则, 进行承载更新或建立新的专有承载。如用户在看网络视频, 可为其建立G BR为2 M b/s的专有承载以保障通信质量, 从LTE承载网到e N B无线侧的G BR。

3.2 业务供应方的Q o S保障服务

电信运营商可与业务提供商 (如搜狐视频、微信等) 合作, 基于LTE网络面向具体的业务产品提供流量Q o S保障服务, 电信运营商可向商家 (业务提供方) 收取后向服务保障费用。

图4为基于增强的PCC架构, CP/SP (内容/业务提供商) 可通过R x接口向PCR F传递业务需求, PCR F根据其签约信息来判断是否可提供Q o S保障服务。

(1) BO SS查询并将该业务对应的流量增值服务的签约信息下发给PCR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