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经济学（精选11篇）
演进经济学 篇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收益理论及其计量一直是现代财务会计的核心。收益及其计量可以反映企业的主要经营成果, 衡量经营者的经营业绩, 作为企业纳税申报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了解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从而作出决策, 并为潜在的和现有的投资者和借款人提供对决策有重大价值的信息。因此, 客观准确地反映企业收益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收益有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之分, 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会计收益, 由于受特定会计核算准则的约束, 会计收益并不能反映人类财富的净增加, 而经济收益由于其内涵的拓展性, 可以实现对“收益” 的真实反映。本文从演进的角度探讨二者关系, 可以说经济收益是理想的会计收益, 引领会计收益的计量方向。
一、会计收益的演进路径
(一) 原始财产观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们进行簿记记录, 主要是为了帮助进行财产管理, 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收益概念, 更不要说完整的收益决定方法, 只有财产保全的意识。
1. 产生背景:
该时期企业组织简单, 资本来源单一, 没有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没有持续经营的经济现实和理念, 生产经营的条件简陋, 长期耐用资产比例很小。
2. 会计特征:
(1) 采用单式记账; (2) 没有会计分期概念, 收益的核算通过盘存、比较经营结束时与开始时的财产物资数量、价值增减变动来计算, 即“利润=期末财产-期初财产”, 类似于现在的“资产负债观”; (3) 没有固定格式的收益报告。
(二) 传统收益观
随着股份公司形式的逐渐普及, 人们意识到收益及收益决定的重要性。早在17世纪中后期, 东印度公司就要求明确区分“资本”和“收益”, 规定鼓励只能来自分配, 而不是对资本的分割。从这时起, 收益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对象, 逐渐形成传统的收益观。通常是指期间交易的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
1.产生背景:
该时期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物质资本在企业中起决定性作用, 币值相对稳定, 经营中存在不确定性, 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小。
2. 会计特征:
(1) 基于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 主要是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扣减为实现这些销售所需的成本。 (2) 考虑“收入实现原则”, 它要求对收入进行明确的定义、确认和计量。一般地说, 除了在个别情况下, “实现”是确认收入的标志, 从而也是确认收益的标志。 (3) 依据“会计分期”假设, 即代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个既定期间的经营成果或财务业绩。 (4) 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费用。资产以其取得成本入账, 直至销售之时才反映其市价的变动。所以, 费用通常代表已消耗资产或已消耗的取得成本。 (5) 坚持配比原则, 讲求合理的因果关系。这样, 某些成本或期间费用应分配给期间的收入, 而其他一些与本期收入没有因果关系的成本应作为资产予以递延和报告。
(三) 全面收益观
全面收益, 是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 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一切权益上的变动。
1.产生背景:
复杂多变、高风险的经济环境。随着经济环境复杂化, 尤其是衍生与套期保值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大量使用, 根据历史成本原则和实现原则它们都无法在传统财务报表内得到反映, 或者在财务报表中反映的账面金额远远小于真实的价值或可能产生的利得和损失。目前许多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已经意识到现行价值是最优选择。传统收益由于其严格的限定条件, 如“实现原则”将未实现的持产损益排除在收益之外,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收益, 还会出现收益操纵, 为此呼唤新的收益观。
2.会计特征:
(1) 趋于用现行价值作为主要计量属性。由于全面收益是由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等组成, 与收入、利得相应的资产负债是采用现行价值计量, 而与费用、损失相应的资产耗费或价值的变动既可采用历史成本也可采用现行价值计量, 因此, 全面收益的计量属性是混合属性。近年来, 在迅速变化发展的经济挑战下,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后续计量日趋增加, 而后续计量必然要求采用现行价值。 (2) 收益确认计量采用“资产负债观”。收益被视为企业某一期间内资源增加的净额。其计算方法就是要通过对资源的计量, 即企业在投入资本得到保持的前提下, 实现一定期间内资源的净增加。收益 (亏损) =期末资源-期初资源。这样, 收益的决定就转化为对期初期末资产和负债的计价。 (3) 突破了交易观基础。全面收益将物价变动、偶发事件以及周围经济、法律、社会、政治和物质环境交互作用的其他结果也包括在内, 从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在报告期内产生 (而不是实现) 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 (4) 突破了实现原则。FASB在13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报告全面收益》 (FAS 130) 和第13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衍生金融工具和套期保值活动会计》 (FAS 133) 中列举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包括:外币折算调整项目、可销售证券上的利得和损失、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现金流量避险工具上的利得和损失 (包括对预期的以外币标价的交易进行避险的衍生工具上的利得和损失) 。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在于, 它们都是未实现的。
二、会计收益演进的逻辑
会计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不少学者注重吸收经济学的成果来发展会计理论, 从上述会计收益的演进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 全面收益观是动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是充满高度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动态经济, 任何建立在交易观基础之上的收益决定模式, 都难以准确地反映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只有定期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等按照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评估, 并以此为基础, 进行后续计量, 由此所确定的收益, 才能充分反映市场上的非交易因素 (实际上, 是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市场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对企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 这又不能符合传统会计可靠性的要求。目前可能的暂行方法是:一方面, 在期末运用现行价值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等项目进行调整, 以反映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表外尽可能补充披露企业各项资产、负债等项目上所可能存在的风险与报酬因素, 以使最终所反映的会计收益贴近企业在过去期间“财富的净增长”。
(二) 全面收益观是财务会计目标的要求
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提供对使用者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 而收益指标无疑是使用者特别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FASB明确肯定了收益信息在使用者决策方面的重要性, “编制财务报告的首要重点是通过收益及其组成内容的计量, 提供关于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投资者、信贷者和其他人士, 他们出于对估量企业现金流量的关切, 对这种信息特别感到利害攸关。他们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 对企业获取现金流量顺差的关心, 主要转化为关心收益方面的信息, 而不是直接有关现金流量的信息。”实证会计研究也表明:会计收益特别是非预期的收益信息同股票市价是相关的。全面收益把收益从已确认、已实现的净收益扩大为包括已确认、未实现的一部分利得或损失, 从而能更加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业绩, 有助于使用者作出合理的经济决策。
(三) 全面收益是传统会计收益的经济学改造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首先将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将“财富的增加”这一收益观念引入企业, 并提出“增值收益”。英国著名经济学家J·R·希克斯认为:“收益是一个人在期末和期初保持同等富有的前提下可能消费的最大金额。”其收益概念建立在资本保全的基础上, 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一般认为经济收益以资本保全为基础, 是剔除追加投资和利润分配等企业与投资人交易之后, 净资产的增加额。
全面收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净收益既已确认及实现的收入、费用、利得或损失;另一部分是其他综合收益, 即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具体包括外币换算调整、债务和权益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等。它无疑比传统会计收益概念更接近经济收益概念, 因而说它是传统会计收益的经济学改造。但也要看到, 无论全面收益如何接近经济收益, 但它很难等同于理想中的经济收益。因为, 实质上, 全面收益是传统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之间的某一点, 当所有资产和负债都用历史成本计量时, 全面收益就基本等于 (不是完全等于, 因为传统会计收益实际上也允许一定的现行价值计量) 传统会计收益;当所有资产和负债通过初始和后续计量都用现行价值准确计量时, 全面收益就等于经济收益。但是, 要做到“所有”和“准确”却不那么容易。因此, 无论采用何种计量属性, 全面收益都难等于经济收益, 只能将经济收益看作会计收益的理想境界, 随着计量理论的发展, 两者可以无限接近。
三、在我国引入全面收益的条件分析
全面收益的出现从宏观上讲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是基于发达资本市场中投资人对信息的需求和发达市场经济中风险较大这一客观经济环境的会计变革。从全面收益在美国产生的会计技术路径来看, 分析我国是否具备应用全面收益, 也应该从经济环境和会计特征两方面来进行。
(一) 经济环境
2006年以来,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改革,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与国际趋同,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都面对着巨大的资本市场的风险, 企业的真实价值对每一个参与者都至关重要, 大家有对真实收益的客观需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技术投入和研究发展迅速, 产品价格变动较快, 不断前进的经济进程引发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 投资方式和技术的变革, 新的交易手段不断涌现等等, 传统会计收益需要的那种相对静止、变化不大的经济运行环境已不复存在, 为推行全面收益提供土壤。
(二) 会计特征
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为我国实施全面收益准备了技术条件, 最大亮点在于:较大范围谨慎地引入公允价值, 在该计量模式下, 相关资产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这实际上就是允许对一部分未实现的利得予以确认。相应地, 对利润表结构进行调整, 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 并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作为一张主表, 可以视为“全面收益”的反映。新准则明确定义, 利得 (或损失) 是指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或减少的) 、与所有者投入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或流出) ;同时明确利得和损失的两个去向, 对于不应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如资产评估增值, 直接列入资产负债表;对于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如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等, 直接列入利润表。我国新准则对利得和损失概念的界定, 实质上实现了传统会计收益向全面收益的靠拢, 为我国引进全面收益奠定概念基础。
全面收益的应用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会计理论和实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面收益的概念, 但根据我国的经济环境和会计改革进程, 应用全面收益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会计制度建设需要适时推行全面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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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克勤.会计收益观的演进及业绩报告的变革[J].财务月刊, 2002 (11) .
演进经济学 篇2
进入21世纪后,体验经济开始慢慢显露出来。首先从宏观上看,体验经济是因为社会高度富裕、文明、发达而产生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企业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引领和示范,都促进了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其次,从微观上看,体验经济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即“体验”。服务逐渐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商品化逐渐抹杀产品和服务给人们带来的个性化、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当服务变得更加自动化与商品化后,体验就从服务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供顾客消费的提供物。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外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发达社会经济,正以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并紧跟计算机信息时代,在逐步甚至大规模开展体验经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愈来愈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体验。体验经济从工业到农业、计算机业、因特网、旅游业、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娱乐业(影视、主题公园)等各行业都在上演着体验,尤其是娱乐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领域。“体验经济”也将成为中国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
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区别
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重心,以商品为素材,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传统经济主要注重产品的功能强大、外型美观、价格优势,体验经济则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企业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体验经济虽然产生于服务经济内部,但与服务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消费行为不同
服务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强调分工及产品功能,消费行为则以服务为导向。当人们购买服务时,购买“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体验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以提升服务为首,并以商品为道具,消费行为则追求感性与情境的诉求,创造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并注重与商品的互动。当人们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它本身不是一种经济产出,不能完全以清点的方式来测量。
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商品的功能性价值,还更多地关注隐藏于商品中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偏好那些能够展示自己个性化形象,能与自我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关注获得的商品,还关注获得的地点和获得的方式。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将表现出如下特点:从消费结构看,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从消费内容看,大众化的产品日渐失势,对个性化产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价值目标看,消费者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从接受产品的方式看,消费者从被动接受厂商的诱导、拉动,发展到对产品外观要求个性化,进而对产品功能提出个性化的要求。
(二)顾客的角色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是卖方经济,所有的经济产出都停留在顾客之外,不与顾客发生关系。工业经济的定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注重质量和价格。服务经济的定位是“生产者+消费者”,服务经济时代从生产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按需定制”中,消费者不是生产者,不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服务在生产出来后其价值就固定下来。而体验经济的定位是完全以消费者为中心,从消费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体验不再是消费与生产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的,同时又是生产的过程”。顾客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体验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最大不同。此时企业的主要工作是为顾客的体验提供舞台,真正的体验要由顾客来实现。顾客可以在实现体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使体验品产生更大的价值。
(三)满足的需要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满足的是一般的生存需要;服务经济满足的是发展的需要;体验经济满足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托夫勒进一步解释了从生存到发展到自我实现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他说:顾客一方面希望所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稳定、重复和熟悉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求得到一些刺激和兴奋,他们希望有范围广泛的各种体验能感觉到。体验经济正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强调了人的无限需求中的“体验”类需求开始转变为现实需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我实现需求,对顾客来说,就是快乐,对企业来说,就是成功。让用户快乐和成功,是工业经济的价格战和服务经济的服务战饱和后,价值链上移的主要战略空间。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随着消费型态的改变,已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验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消费重点将从产品和服务向体验转移,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境界。
(四)功能不同
产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服务经济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如顾客通过维修服务,排除了故障。当顾客购买一种服务的时候,他实际上买的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无形的活动。体验经济没有解决顾客的任何问题,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东西,当顾客购买一种体验的时候,买的是时间和享受,顾客在这段时间里享受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动,认为它比有形的东西更值得珍视。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体验经济是制造高潮的经济。体验经济就是把这些高潮系统地、产业化地“制造”出来。
(五)收费和定价不同
在实践中,体验与服务有时很难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服务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不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而体验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这种情况像给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一样,如果企业只对产品收费,这属于工业经济的范畴;而如果企业既对产品收费,又对服务收费,就属于服务经济的范畴。同样,体验原先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现在让别人为我们上演体验,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将原先免费的东西进行付费的历史。
服务经济时代价格变动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体验经济时代定价将主要取决于顾客获得的价值,而不取决于企业为设计体验所付出的成本,是与产品的实际理性价值相背离的。其价值是由体验者的心情、感受来决定,体验者认为花费那么多是值得的,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因此企业有比较柔性的定价权,定价的空间非常灵活。
(六)把握价值的方式不同
服务经济是用理性把握价值,体验经济是用直觉把握价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除了包含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以外,还包含感官、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如果说服务经济可以用经济学来指导,那么体验经济甚至可以不用经济学,而是用美学指导。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只是使人们走入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经历从经济人理性向“行为”的转变。
(七)核心问题不同
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质量,服务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体验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创新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体验经济的经济提供物必须给顾客留下深刻和永久的记忆,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要有好的主题和创意。继标准化洗礼服务传递之后,创新将是体验竞争的焦点。因为,今天看似无法实现的服务,明天很快就会成为行业标准。更何况,即使是服务标准本身也需要用创新来增强它的活力,让创新推动体验走向完美。因此,在体验经济中,创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唯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八)解释理论不同
演进经济学 篇3
摘 要 自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不断加快,科技进步是促使社会前进的最大动力。为了正确理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在介绍三次科技革命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上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演进,最后分析了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发展的理论条件。
关键词 科技进步 工业革命 经济增长理论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相应的又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自此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得以快速提高,人类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三次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1770年到1830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产生为标志,大大刺激了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西欧各国进入工业社会,使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起来。
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次革命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基础。在全社会内,加工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采掘工业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由于工业新兴部门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加快。
二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进一步提高了,特别是国际分工大大加深了。一批新兴的产业部门,如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起来。
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上的革命,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的新时代。
二、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上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三个阶段
本文把经济学家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从忽视科技进步,到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到最后把科技进步内生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仔细研究科技进步的作用和条件。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明确地区分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演进。
(一)古典学派忽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着重强调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的作用,即使遇到资本和劳动不能解释的问题,他们要么归因于分工,要么归因于创新,总之,科技进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提出来。
一般认为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本文以他的思想作为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配第详细考察了影响一国财富增长的因素,即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和赋税政策三个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规模,而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的数量被看作一国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以此配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致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斯密是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财富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一国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主要取决于分工,所以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把分工作为《国富论》的第一章,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的一朵奇葩,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把生产力分为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如果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看作广义的资本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和配第、斯密等古典学派的劳动和资本决定论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不过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起主导作用,这是马克思的创新之处,也被后来的制度学派所继承。
之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科技进步决定论的萌芽,虽然熊彼特没有提出科技进步这个概念,不过他强调的创新已经包含了一些科技进步的因子。熊彼特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并认为创新不能连续,人类社会不可避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二)二战后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
二战后,哈罗德,多马等对经济长期增长条件的研究,掀起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热潮。哈罗德等人针对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把增长理论建立在长期化和动态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强调资本积累作用的传统,同时也发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只是由于模型简化的需要,通常假定技术不变。这一方面是因为衡量科技进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比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重在解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始于索罗和斯旺,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技术由外在因素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导出人均资本增加率k’=sf(k)/k-n-m,(f(k)/k表示资本的产出效率)。因为m和n不变,人均资本增长率k’就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的产出效率,从而强调储蓄,也就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最终各国的增长率会趋于一致。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科技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科技进步,以及富国和穷国的增长速度趋于收敛的结论和广泛存在的增长差异的事实不符,罗默、卢卡斯等人开始了将科技进步内生到增长模型的研究,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通常,把所有的将科技进步内生化的模型统称为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从两个方面将科技进步内化到其模型中。一是引入与非熟练劳动有差别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这可以说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术,也是对劳动这一投入要素的质量改进的强调,并同时考虑到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和从人力资本投资中得来的外部收益有助于克服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倾向。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这一活动的结果可能包括独特的创新产品、独特的工艺技术、独特的专用资本设备以及独特的人力资本积累等,这些都是有助于形成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
新增长理论模型众多,在此只介绍最简单的AK模型。AK模型假设经济中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不变,没有技术进步,并且不存在折旧的条件下,人均资本增长率k’/k=sA-n,把技术水平A直接放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是新增长理论的一大进步,也反映了人们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提高。
三、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强调科技进步的原因解释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发现,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对科技进步因素的不断重视,客观上是由于科技进步不断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使得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其他学科(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也为经济学家强调并解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技进步的作用在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介绍,在接下来的部分只是着重分析数学的进步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1.凯恩斯总量分析法为分析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创立了一套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体系和总量分析法,用总体分析取代了古典学派一直使用的个体分析,创建了宏观经济学体系。在凯恩斯总量分析的指导下,哈罗德建立了二战后第一个增长模型,该模型试图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所采取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加以长期化和动态化,研究一个国家在长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需要哪些条件。哈罗德认识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由于分析方法的限制,只能把科技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也都是建立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
2.数学和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的数量化,经济增长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数量化和模型化。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数学的精确分析,人们可以从量的角度认识到各种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萨缪尔森就是在借鉴数理经济学中的控制论和非线性函数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最优增长路径的大道理论,该理论描述的是经济系统均衡增长的合理结构与实现过程,证明长期经济发展存在着最有效率的资本积累路径。
3.二战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完善为分解各投入要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凯恩斯革命之前,由于此前世界各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不干预或很少干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必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统计。凯恩斯革命之后,政府开始干预经济活动,为了提高干预的效果,政府有必要详细了解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从而开始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数据进行统计,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国民经济指标体系。比如,GDP、投资、就业工人数等的统计数据的出现,才使经济学家从量的方面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可能。正是在拥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索罗才能创立“余值法”,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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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试论西方劳动经济学演进 篇4
劳动经济学的雏形来自于远古时代社会劳作过程中的经验积累, 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关注和研究, 并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论著, 这个时期关于劳动与经济之间的学说探讨属于原始阶段, 并未真正形成具有系统理论的科学体系, 不过为后期的学术创立开辟了道路。
在西方产业革命兴起后, 劳动形式以及劳务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人口、社会分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并结合前人的智慧结晶, 在《国富论》这本书中正式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学科理论, 并开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高度。
在经历百家争鸣的学术探讨之后, 一些杰出的学者在对前人思想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入自已的研究成果, 掀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理论研究高潮, 派系林立, 盛况空前。在如此雄厚的历史积淀下,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末期, 在西方社会, 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劳动经济学正式产生, 并在当时学术气氛影响下, 很快就发展成一门专门的经济学科, 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应用, 并迅速进入到高等教育体系, 成为一门教育类科学。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劳动经济学的在社会学科领域的地位提高, 与当代经济学现状和发展趋势相结合, 具有前瞻性地提出具有开创意义的相关理论, 如:二元化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位竞争理论、隐性合约理论等等, 并衍生出与劳动力具体管理因素相关的人事管理经济学科, 提出了相关联和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将学术研究广泛拓展到社会经济的广阔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社会普遍关注工会问题的氛围下, 研究领域也对此做出了专门研究, 并创立了适用于工会管理和工会建设的工会理论, 分别从谈判方向和罢工方向对工会与劳务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变化过程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和分析。当然, 在这同期和前后时期, 类似的方向性的专业研究十分繁荣, 包括涉及到工会、劳务关系性质、人力资源、生产成本、分配、收益以及与人口相关、职业素养相关等各种方向性和细节性的研究, 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有影响力的成果, 为劳动经济学理念体系注入了多元素内容, 为此领域的研究赢利了国际性的认可, 如通过创立新家庭经济学解决样本偏差和自由选择引起的实证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赫可曼, 以及其后同样因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而获此殊荣的另外三位学者, 他们都是在专业领域进行有独到见解和方向的研究, 提出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实证操作应用的具体方法, 为金融市场和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作出了杰出贡献。
2 劳动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首先, 相较于之前的门派林立及学术流派间你来我往的争论形势会逐渐缓和, 慢慢形成一种相对理智的学术探讨气氛, 彼此间的交流趋于正常化和纯学术化, 并通过必然的交叉融合形成个性基础上的基本共识, 推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健康发展;其次,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实际现状中凸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会越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特别是困扰当今社会并呈上升趋势发展的一些社会问题, 包括失业与就业, 以及与此相关的贫困问题、弱势人群的劳动力开发问题、相关的福利政策导向问题等等, 都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重心。在这个研究上, 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必将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 所以, 在相当一段时期间, 劳动经济学研究仍得将理论联系实际, 重视实践过程中的数据信息, 重视实证效应, 重视与其它学科的兼容性开发。
结束语
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中, 劳动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大主题, 由劳动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是人类文明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同时, 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及其相关理论全系的发展完备, 也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西方社会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探讨和研究, 为经济发展确立了先驱性地位。
摘要：在西方经济学整体架构里, 劳动经济学一直倍受关注, 并成为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本篇基出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 对劳动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及未来趋势作出简要分析。
关键词：西方劳动经济学,经济学,演进
参考文献
[1]徐春华, 吴易风.国际产业转移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J].经济学动态, 2015 (06) .
演进经济学 篇5
摘要：随着企业面临的内外残酷环境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推动，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人们从各个角度对企业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在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新技术在中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组织结构 演进 模式及程序
0 引言
企业组织结构是指企业中为了有效地达到企业目标而筹划建立的企业内各组成部分、上下左右、领导与配合的关系。在信息时代，随着企业面临的内外残酷环境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推动，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人们从各个角度对企业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CIMS、精益生产、敏捷制造、全能制造、独立岛、统一制造理论、并行工程、动态联盟、内涵式发展理论、供应链等一些新生产方式(或新技术)。然而，在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新技术在中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新方式、新观念的应用必须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先进的技术需要相应先进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由于前期的新理论、新技术把主要精力置于技术集成的功能集成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人的因素的集成和协调。种种迹象表明，单从技术的观念出发很难成功，过时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已从根本上束缚了劳动生产率、管理效益的大幅度提高。所以对企业来说，合理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比先进的技术更重要。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侧重研究合适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模式及向演进模式过渡的演进程序。
1 现有组织结构的基本现状
企业管理组织是企业管理过程的组织，它是企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组织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过多，总的来说与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特点和要求相适应，但导致企业管理水平长期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企业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的“社会分工理论”的影响，使形成的组织结构大都具有多层次、宝塔形特征。这样企业的决策层将指令下达到中层管理部门，并通过分解一下达到执行系统。这种结构形式反应迟缓，效率低下，而且易形成管理的官僚化，是企业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的主要症结。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适应信息时代的竞争需要而使用了高技术，但高新技术的推进并未在企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现代高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快、范围变宽，使得企业在控制幅度的能力加强，而管理思想、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大大滞后于技术的更新，从根本上束缚了劳动生产率，使高技术效益大打折扣。因此，企业组织结构的重构是必然的。
2 演进模式的选择
组织结构演进模式的选择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组织结构总体发展目标、方式和步骤等的选择。组织结构演进模式的选择一般遵循以下原则：①系统协调和整体协调原则，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原则，③利于实现企业目标原则，④环境适应原则。
组织结构演进模式的类型，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第一，循环变革演进模式。由于企业是在激烈竞争和变化多段的环境中经营，经营战略的经常变化，企业组织结构就需要经常调整，使其更富有弹性，从而形成一个循环演进模式。即是说，如果你想打破部门的障碍，对市场有更敏感的反应，你必须采用适于生产和市场的组织结构; 如果你想加强职能部门，你就要采用适于职能部门的结构。其余类推。这种演进模式在美国比较普遍。第二，渐变跃升式演进模式。此模式一般存在组织结构的渐进，但注重于一定环境条件下升至一个新的发展形式。例如，日本就是运用这种模式进行结构调整。日本在组织结构的变革中，有这样两条经验可以吸取：①日本坚持改革与现代管理格格不入的组织制度，果断地采用现代组织结构形式；②对本国原有的组织结构采取分析态度，特别是注重保留和发展本国的特长和可取部分。第三，多阶段渐变跃升式组合演进模式。该模式是在综合前面两种模式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适合我国技术经济现状和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演进模式。它以发展创新技术为主导来推动组织结构调整，以生产组织结构调整为重点，并结合企业战略调整管理组织结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速度和形式不同的组织结构以适应企业改革的内容，如图1所示。在技术进步阶段，将加大组织结构的调整速度，以适应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在随后的产品开发和工艺革新阶段，进行局部调整生产组织结构；而在管理新方式应用阶段，适当减慢速度，以理清责任和权力的关系；同时不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性质的组织形式，以进入下一阶段而形成新的良性循环。
3 演进程序
企业组织结构越复杂，其系统性越强。在每一阶段的演进过程中，如果先把组织结构看作一个系统来进行规划设计，可避免很多操作失误。根据系统特性设计组织结构，分为系统分析、系统综合和系统协调三大步骤，每个步骤又相应分成若干个小步骤，如图2所示。每小步之间可以反馈构成循环。
3.1 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就是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如企业外围环境，同类型组织结构，企业内部情况等和对企业现有内部与层次的划分，如系统综合提供依据。企业外围环境是指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市场分配，技术发展，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力、权力对企业组织的影响。与同类型组织有关的信息是指它们的经营思想、组织结构形式及实施办法等，企业内部的情况如企业规模，组织结构的形式、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等。部门的划分标准有：①职能。例如企业主要的活动是生产、管理和服务，则可相应划分出生产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②产品或产品生产线。这种形式在多种经营的大型企业较为盛行。③工作程序。例如电厂的锅炉车间、汽机车间、电机车间、送变电站就是按工作程序划分的例子。④人数。将工作能力相近的人员组织起来，按一定规模组成一个个集体，这种形式在企业下层较为常见。管理层次是指企业分级管理，有多少层，有多少个等级。一般有高耸结构和扁平结构两种。高耸组织结构和扁平组织结构的优缺点如下：
3.2 系统综合。系统综合就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组织结构最优设计并予以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就是有机地安排部门之间的联系、部门内部的联系以及各管理层次的相互关系。设计方法权变设计或两种定性设计法：决策需要法与关系需要法。决策需要法就是根据企业管理层次和部门决策需要的相互关系，把有关部门有机地组织起来的方法。关系需要法就是根据某一部门与其它部门的相互关系需要把有关部门连接组合在一起的方法。组织结构实施就是将设计的组织结构按预定的目标投入运行，执行企业规定的各部门及各类人员的工作职责，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实施中，主要注意三方面内容：①各级组织结构之间的职权关系是否合理。②具体的信息通道是否畅通。③工作流程是否有序。
3.3 系统协调。系统协调就是对组织结构状况实行评价、跟踪反馈，适时地根据企业组织环境的变化及运行状况做出必要调整，使组织结构达到正常运行并处于控制之中。对组织结构的评价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要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衡量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程序，二是要从量的方面来衡量反映组织结构现代化的实现程序。组织结构的评价标准应是：①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应当符合企业管理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生产发展的特殊要求，最终能够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它包括两方面：a最终结构的设置是否与本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相适应，b是否符合最终结构设置的规律和原则。②建立在最终结构上的管理组织发挥的管理水平应当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地说，包括三方面：a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管理要素和技能是否适应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的要求。b企业所拥有的基本管理工具是否达到当时先进水平。c企业内全体职工协调一致的程度。③企业经济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功能的发挥，但可以说企业组织结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影响很大。从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中可以体现管理组织结构是否适应本企业生产技术经营的特别要求，体现管理组织发挥的管理水平的高低。
4 小结
总之，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模式及演进程序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一研究，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有益的结论：组织结构演进模式的选择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而在操作上的演进程序则与企业的具体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的特点相关，进行系统规划、系统实施。
参考文献：
[1]黄速建，余菁.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三十年.经济管理.2008（13）.
[2]袁斐，朱婧.组织结构变革的动因、影响因素及途径.现代企业.2008（8）.
[3]张洁，石柯等.敏捷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及其生产制造系统.机电一体化.1999（2）.
[4]张明刚，郭爱国，刘庆亮.企业内涵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企业管理出版社.北京.1991：253-302.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篇6
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1953～1978)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我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市场主体是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陆续被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被彻底取消。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其他经济成分基本为零，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市场主体，为通过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奠定了基础。
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计划，而不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社会生产。计划对资源的配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计划管理;二是价格集中管理;三是基本建设绝大部分由中央统一管理。“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数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工业产值接近国营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953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是115种，到1956年增加到380种，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上下。据统计，1979年前，省及省以上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248种类，销售价格225种类;工业品出厂价格1127种类，销售价格339种类。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由227种增加到532种。[1]1953年～1978年，国家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84.4%，地方和企业的投资仅占15.6%。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同时也没有引进外资，故资本积累只能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来实现产业之间的利润转移，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约束。据统计，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而在1952年～1978年，我国工业投资累计只有3679.6亿元。农业提供的资金甚至大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2]
经济增长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快速工业化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实现的。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总体呈现上升、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1953年～1978年，我国的积累率从23.1%上升到36.5%，消费率从76.9%下降到63.5%，前者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后者下滑了约13个百分点。26年间，平均消费率为72.2%，平均积累率27.8%，消费额增长率平均为6.1%，积累额增长率平均为14.8%，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为7.2%，消费额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个百分点，而积累额增长率则高出国民收入增长率1倍。
产业选择以重工业为主，资金主要投向重工业领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50%的份额投向了重工业，力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到197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高达56.9%，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已经形成。
(二) 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 979—1 9 9 2)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在这段时期, 实行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
在政策导向下, 市场主体朝着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崛起, 使市场主体从1978年以前的单一公有制, 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经济总量中, 虽然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 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以不同所有制形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为例, 1978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77.6∶22.4∶0∶0, 到1992年, 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演变为51.5∶35.1∶5.8∶7.6,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基本平分市场。
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对资源配置方式逐步由计划管制走向市场配置。基建投资虽然仍以国家投资为主(平均占38.9%)，但企业自筹(平均占36.6%)、国内贷款(平均占14.6%)和利用外资(平均占9.9%)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基建投资项目中央和地方之比由“一五”时期的81.8∶18.2调整为1992年的44.5∶55.5，地方项目比重首次超过中央项目，成为基建投资项目的主体。商品价格逐步形成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1992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7%降至5.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3%升至93%;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2.2%降至12.5%，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5.6%升至81.8%;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100%降至18.7%，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85年的40%升至73.8%。
由于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充裕资本。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农业部门的局面得到改善，民间资本与外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81年～1992年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22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26倍，国内储蓄和外资有力地支持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81年，国内投资还有400.94亿元的缺口，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城乡居民储蓄的增加和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国内投资缺口不复存在。到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080亿元，国内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1545.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468.66亿元，资本盈余达3934.06亿元，资本已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我国的工业化也不再将农业部门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1978年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关注居民消费问题，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发放价格补贴以及压缩基建投资规模、扩大非生产性积累等途径，来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消费率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积累率有所下降。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0%，资本积累的平均增速为8.9%，较计划经济时期，最终消费高出5.2个百分点，资本积累低3.4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农业和轻工业在转轨期得到补偿性的政策支持，国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业得到发展;通过对轻工业实行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优先原则，使得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短缺现象得到彻底扭转。由于转轨时期是探索性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只是逐渐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产业发展也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被动做出的调整，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加快发展了轻工业，但并未形成显著特征的主导产业。
(三) 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993—2003)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市场主体渐趋多元化，资源配置日渐市场化。
1992年以后，我国工业呈现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快于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工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的特点。1993年～2003年，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7%下降到38%，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53%上升至62%。在非国有工业经济成份中，股份制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最为迅速，1994年～2003年，其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25%和24%，远远高于国有工业产值的增速。10年间，股份制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提升至16%，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4%提升至40%，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均值)较转轨时期大幅度下降，从38.9%降至9.7%;企业自筹和国内贷款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分别占43.6%和24.9%，已成为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全国基建投资中央项目与地方项目之比从1993年的39.8∶60.2转变为2003年的18.1∶81.9。价格形成进一步市场化，2003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4.8%降至3%，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93.8%升至95.6%;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0.4%降至1.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7.5%升至96.5%;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3.8%降至9.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1.8%升至87.4%。
市场经济初期，投资再度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3年～2003年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1%、42%，与转轨时期二者的贡献率(消费65%、投资28%)相比，消费贡献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上升了1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这一时期，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带动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十四大”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57亿美元，较1992年增长了150%，到200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达535亿美元。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总产值13.95万亿元，出口交货值2.69万亿元，出口占19.3%，其中，国有企业销售产值1.83万亿元，出口交货值807亿元，出口仅占4.4%;而港澳台投资企业销售产值1.7万亿元，出口交货值7395.8亿元，出口占43.4%;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产值2.65万亿元，出口交货值1.06万亿元，出口占39.8%，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66.7%。这一时期，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3年的30.9%，我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2003年后,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 经过6年发展, 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 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职能弱化, 计划职能强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 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太大,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力减弱等。从长远的角度看, 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是迫在眉睫。
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必然是按照国家意志进行，资源配置、资本积累、产业扶持、收入分配都服从于计划安排;转轨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不确定，计划目标与市场取向的冲突，导致经济发展难以形成持久具体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经济发展能够基本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进行，同时也注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经济体制的选择与确立至关重要。要保证我国未来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设定良好的经济体制架构。
（二）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1979的经济体制改革, 还是198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抑或是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乃至1992年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 都有力地推动了次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地推动, 是当经济体制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时, 由经济活动的主体倒逼着体制制定部门去改革。这种改革虽然具有很大的滞后性, 但却释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实现结构优化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去推动, 这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部门不断地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调整、改革, 消除经济运行的体制性障碍, 使经济始终能够在顺畅的体制下运行, 为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发展无极限, 改革亦无极限, 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优化需要多重因素的支撑
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需要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市场主体、重工业优先发展、高积累低消费的结合, 形成了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引进外资、高投资的结合, 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的结合，才能形成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资需求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经济发展模式要服从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小国经济发展会面临资源或市场约束，这就决定了小国经济在国际上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发展不会损害大国的利益，因此，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国是大国，可以不依赖国际市场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但其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既有大国的经济利益，改变现有格局。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或陷阱——比较优势即是陷阱。国内低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以此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会在短期内获得微薄收益，长期而言，只会将我国置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不仅不利于我国的崛起，而且将陷入无资源可用的困境，最终沦为经济大国的附庸。因此，我国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要从长远出发，把国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技术创新，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五）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顺势而为，并及时根据形势变化予以修订与调整。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只会将经济引入深渊。
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二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向。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就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六）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正确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能
政府主导下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导向下也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与政府的目标取向不一致时，必然引起冲突，使经济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为调和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就需要正确界定二者之间的职能。市场的职能在于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并制定良好的制度以保障经济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取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导致了效率低下和产业结构失衡。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发展脱节等现象。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完美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三、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模式选择可以使本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国力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提高等一系列目标;而不恰当的模式选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但却会引发产业低端化、国际竞争力减弱、贫富悬殊、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一）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体制问题至关重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必然对应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首先需要从体制上予以确立。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弱化、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逐步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社会资源基本按照市场供求配置的新体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形成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体制。
（二）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单一所有制、缺乏竞争必然导致企业绩效差，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则可以极大地提高绩效。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构建我国新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逐渐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框架下运行。
（三）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初步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内部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平衡。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在某些领域还干预资源配置。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职能，弱化政府职能。政府主要营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在资金配置方面，逐渐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企业自筹和依靠贷款为主;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逐渐减少中央项目，增加地方项目;要素价格形成逐步由政府定价为主转向市场形成为主;社会资源配置基本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自由流动。
（四）经济增长：消费为主导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消费，而非投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迟早会陷入产能过剩与国际分工低端化的局面，我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工业品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的迹象。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 消费需求贡献低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的缺失, 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处于收入低且缺乏保障的境地, 这正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的原因所在。欲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先完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提供公共物品, 其职能定位要求政府应将更大的财力投向社会保障领域, 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调整居民消费预期, 从而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产业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地位决定了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降低对工业化的过度偏好，减轻对外依赖性。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我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面貌。
（六）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计划手段在非紧急状态下基本不用。国家不预先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指标，也不制定控制失业率的指标。而是通过参考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生产者价格指数、失业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相机决择采取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摘自：《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2期编辑：张小玲)
由于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 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充裕资本。
不同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 经济体制的选择与确立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欲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先完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
摘要：我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相对应,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 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 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增长,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选择
参考文献
[1]汪海波,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演进经济学 篇7
好的教材对调动学生积极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鲁纳曾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教材的兴趣”。[1]本文以对某大学图书馆里的适于本科阶段学习的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教材的统计, 来分析西方经济学教材演进路径, 把西方经济学教材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1引进介绍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 西方经济学课程在部分高校重新开设, 一批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引进, 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教学条件。其中有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和被称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程碑的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把斯密理论通俗化, 同时用效用论和三位一体公式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 是庸俗经济学的创立者。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斯密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综合, 既有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 也有萨伊、巴士夏、西尼尔等人的庸俗思想。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边际革命以来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 是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大综合。这本教材成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作, 包含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被介绍引进, 在我国也较为流行。
在这一阶段我国部分高校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经验, 在借鉴国外教材的基础上, 对编写西方经济学教材进行了探索。1988年高鸿业、吴易风合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内容较为全面。另外, 由刘涤源和谭崇台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 (武材, 被国内各重点院校所采用。1986年后, 梁小民编写的《西方经济学导论》和1989年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概论》。1987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节礼编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1987年全国5所高等财经院校编写组, 出版了统编教材《西方现代经济学原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李维宁与武汉地区7所高校的部分教师合作编著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 (国际文化出版社) 。这一时期教材抽象性、概括性较强, 使学习枯燥费解, 与实际联系较少, 多是把西方教材中的案例直接套用过来, 脱离我国实际情况。教材的编写体现了行为主义理论, 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教材编写较少, 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2迅速发展阶段
1990年到2000年间, 随着西方经济学教学在我国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迅速出现, 教材的篇幅越来越长, 由原先的西方经济学发展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 出现了一批西方经济学经典教材, 其中有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 1995年出版以来已再版三次, 成为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主要教材, 另外, 1994年复旦大学宋承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再版多次, 广受欢迎。[2]
这一时期的教材仍注意西方经济学原理介绍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分析的结合, 朱善利的微观经济学介绍理论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完全的批判。这一阶段教材使用案例较少, 如金镝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涵盖了基本原理, 内容抽象, 较少联系实际。当然也有一些教材注意到这一问题, 典型的有汪祥春的当代微观经济学, 理论阐述简明易懂, 加入大量案例, 培养理论运用能力, 但反映我国经济现象的案例较少。部分教材缺乏对经济学流派的介绍使学生难以把握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全貌, 如章昌裕的西方经济学原理, 图示不够规范, 缺乏对其他流派介绍。一些教材注意到吸收最新理论成果, 如张东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 在“寡头竞争”中加入博弈论的知识, 宋承宪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再版时加入寻租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论、公共选择等内容。一些教材规范性不强, 西方经济学有大量的图表, 有些教材图中没有箭头, 下方也未标明名称, 不利于严谨性研究态度的培养。
3规范化及创新阶段
2000年以来, 高校财经类专业发展迅速, 对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非常重视, 在课程建设方面都把教材编写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大量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涌现。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教学理论的引进介绍, 教材编写也受到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冯涛编著的宏微观经济学定位中级, 内容属于初级范畴, 加入了博弈论、外部性、产权论、交易费用论公共选择理论, 阐述了经济发展理论, 但缺乏流派的介绍。汪祥春在宏微观经济学的再版中阐述了博弈论、非对称信息、垄断竞争、土地价格等内容;黎诣远的微观经济分析反映垄断论、信息论、对策论等最新发展, 尽量用我国数据, 案例贴近生活, 内容循序渐进;范家骥的微观经济学、吕荣华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张远鹏的微观经济学都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加入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动态;陈通宏的微观经济学适于管理类本科生使用, 以微观经济学为主, 突出应用, 宏观重视理论政策分析;杨长江的微观经济学以逐步放松假设的方式建立体系, 重视博弈论、信息和理性问题, 附网址案例, 拓展思维;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的宏微观经济学不仅注意引入最新理论成果, 而且加入我国经济数据和国民经济状况的介绍, 如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介绍;袁志刚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原理与特定时代的关系, 并插入基于中国的案例和习题。张国平微观经济学用新古典经济、奥地利学派、交易成本分析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属中级, 适于本科高年级使用。叶德磊的宏微观经济学加入国内外案例拓展知识, 但对理论运用作用不大;董长瑞的微观经济学内容全面但缺乏独立的逻辑体系和创新;有些教材内容较为陈旧, 如吴信如的宏观经济学、刘秀光的宏微观经济学国民收支核算中仍然介绍GNP, 落后于时代发展需要。
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教材注重案例分析及相关知识的扩展, 随着西方经济学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材更加规范化, 很多教材具有创新性。吸收西方教材先有现象后有理论的特色, 加入大量贴近生活的案例, 同时为满足我国学生思维方式对理论进行归纳、梳理。但是仍有部分教材规范化上欠缺, 缺少逻辑的体系和严密的框架, 由于不能全面把握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的发展与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的关系, 许多教科书往往把这部分内容机械地移植到原有的理论体系中去。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那样, 这部分理论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往往又是以批判和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 这就使得新旧理论之间缺乏逻辑上的内在统一, 甚至出现前后矛盾, 使教师与学生都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3]教材中的案例多数使用国外资料, 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状况, 缺乏数据的有力支持。我国现有教材多为初级程度, 有些教材表述上抽象性较强, 不适于作为入门教材, 适合本科高年级的教材较少, 缺乏74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1|01
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演进路径分析
20世纪50年代, 我国才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内容, 多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观点, 以批判的角度来介绍西方经济学, 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并未开始, 只能称得上是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引进。
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教学在我国少数高等院校重新开设, 西方经济学课程归属马列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在当时的条件下, 还没有一本适合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系统教材, 主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很少, 使用自编的油印讲义授课。但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开始形成,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借鉴其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由于受当时行为主义教学理论思想的影响, 教学方式上基本采用老师口头讲授、黑板板书、学生记笔记的传统学习方式。这对于当时毫不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建立良好的理论框架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教学模式体现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 行为主义理论注重外部强化在学习中的作用, 适于低年级、低层次的学习。教师是教学的主角, 教学方法的选择依赖于教师的喜好和特长,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被忽略了, 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社会对于经济学专业人才需求激增。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很难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随着经济学课程体系的改革推进, 西方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分两学期开设, 西方经济学课时大为增加。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行为主义向建构主义教学方法转变。
在这种教学思想的影响下, 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层出不穷。启发式、研讨式等教学方式与案例法、演练法等教学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课堂灌输与导读方式,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进行全面的教与学互动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得到发展。[4]西方经济学教学演变的特点有:
1由教师为主导向教师引导下的学生为主体转变
在教学实践中改变原先的教师整堂课灌输理论的模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式教学方法。课堂讨论有提问讨论、自由讨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等形式。这种方法可使学生相互学习, 相互启发。这一趋势是现代教学法的主导方向, 是教学模式的重大变革。由重视讲授到重视自主学习, 注重人的情感在学习中的作用, 主张教师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主动性, 互动式教学法体现了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方式, 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激发对理论的新认识、新想法。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重视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 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 案例教学可以还原知识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使学生在再造的情境中运用原有知识、经验对新理论进行建构。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迫使学生开动脑筋、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案例提供真实的企业情况, 缩短课堂教学与经济现实的距离, 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的极佳手段, 案例教学还可帮助学生积累经验, 培养能力。[5]案例教学法体现认知主义理论中的有意义学习, 即通过原有知识结构对新知识产生同化作用。
3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使用投影仪、多媒体等工具, 把深奥的理论、复杂的图表、公式等理论模型形象地演示出来, 增大课堂信息量、活跃气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理解和掌握枯燥、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网络拓宽教学资源, 高校实行网上在线答疑, 实现师生互动。现代化教学方法的运用使得抽象的知识形象化, 有利于学生利用原有经验建构新知识。
总之,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演变过程中体现了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摈弃和认知主义、情感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发扬, 反映了对学习理论认识程度的加强。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规范化与创新模式分析1西方经济学教材规范化与创新模式分析
(1) 教材规范化
首先, 教材建设规范化要求西方经济学教材编写要有逻辑的体系和严密的框架, 教材应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编写。按照主流观点, 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论、生产论、市场论、分配论、社会福利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七个部分,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学流派五大部分。最新理论往往是在放松原先假设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正确理解西方经济学最新理论的发展, 在教材编写中要体现时代性, 把最新理论融入到基本理论框架中去。
其次, 建立立体化的教材体系, 现存的问题是教材体系的层次不清晰, 大多数本科教材介于初级和中级之间, 再加上我国教材重视理论的体系, 对于现象分析较少, 学生感到学习吃力, 对理论的理解较为抽象, 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初级教材编写重在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教学, 重在培养学习兴趣, 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级教材编写拓展理论深度, 提高本科理论素养。
(2) 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创新
教材在对知识点归纳总结性较强, 缺乏与现实问题的联系, 学生感觉西方经济学枯燥无味, 难以理解。目前很多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经济现象、案例、数据方面的扩展, 仍存在一些问题, 案例、数据多是从国外教材上拿过来, 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状况;有些教材加入我国的新闻资料, 但缺乏经济理论分析, 只能起到扩展知识面的作用, 对理论运用、思维培养、创新能力作用不大。
2对教学模式规范化及创新的分析
在教学模式规范化方面:首先要建立立体化教学评价体系, 使教学评价方式多样化、动态化, 在教学评价体系中应使平时成绩的评价标准多元化, 当堂测验、学生日志、课后小论文、课堂讨论记录等都可以作为教学评价方式。充分运用平时成绩的考察对学习状况及时考核, 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是建立教师指导下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网络教学法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但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使教师压缩原理教授时间为其他教学手段开展提供时间保证, 而且能够及时反映学习状况信息, 为教学方式的改进提供信息支持。
其次, 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方式的运用过程中要把多媒体、网络等作为教学的手段和工具, 教师良好课件制作能力、讲授技巧使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增加学生的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注意保持教材中所讲知识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强调教学中运用情境再造、案例分析、问题解决来让学习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在师生互动上根据学生不同层次和个性化特点, 鼓励自由发言、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现象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 训练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建立网上答疑、网上师生交流群等制度, 拓展课堂的时间、空间范围。在教学资源的拓展上应结合我国实际生活中的案例和经济现象, 密切关注经济社会, 实现教学资源的多样化。将西方宏微观经济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资料补充到教学中去, 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郑小兰.浅析《西方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 2001 (3) .
[2]马中东.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国际化接轨问题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 2006 (6) .
[3]叶航.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与教学内容的改革http://web.cenet.org.cn
[4]张景新.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 2005 (9) .
演进经济学 篇8
关键词：异地高考,制度变迁,创新,新制度经济学
异地高考政策作为中央政府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协调教育发展与人口变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制度创新,已随着2012年年底各地区具体操作方案的陆续出台而进入实质运行阶段。“异地高考”作为跨部委、跨部门、跨区域、多层次的综合性政策议题,涉及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制度、高等教育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的调整、革新甚至重塑等问题。因而异地高考制度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制度变迁活动。对于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是解读制度变迁的有力工具,笔者试图通过在梳理异地高考制度变迁历史轨迹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分析这一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制约因素、主导力量,进而提出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路径创新的基本原则与策略选择。
一、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制度“需求-供给”分析
“需求-供给”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解释制度变迁问题的经典分析框架。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制度需求的动态变化。制度变迁是制度由非均衡状态向新的均衡不断演进的过程。新的制度均衡形成意味着制度变迁的一个过程完整实现[1]。从“需求-供给”视角来看,我国异地高考制度演进实质上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调适并逐步趋于新的动态平衡的过程。在异地高考制度演进的不同阶段,制度供需矛盾变化推动着制度变迁的深入发展。
1.在第一阶段,流动人群子女异地升学问题作为人口流动派生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与国家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整体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大使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公共服务面临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实际是按照“围堵”思路进行的制度设计[2]。反映在教育上则表现为国家对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的制度供给并非积极而为,而是被动应对。在这一阶段,以学籍与户籍“双认定”为核心的高考管理体制以及相应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体系所构成的制度链条,确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按照城市优先顺序应加以分配。这种制度安排无法充分满足流动人群随迁子女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利益的新需求,制度供给与需求相割裂,使制度供需呈现出旧制度供给过量而新制度供给不足的状态。制度供需出现失衡,新制度实际供给出现迟滞,制度真空的产生在所难免。
2.在第二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流动方式开始呈现“举家迁徙”的新特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愈加凸显,并最终纳入政府议事日程。2001年5月中央出台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安排。2006年6月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也再次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的法律责任。虽然“两为主”这一制度供给并非直接为异地高考问题而设,但由于制度体系之间的相互协调效应,“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将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新需求,致使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出现不均衡”,流动人群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势必引发对中高考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新需求,这为改变第一阶段制度供求失衡状态提供了良好契机。
同时,进入新世纪之后,决定着制度安排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剧烈。首先,随着国家治理思路的转变,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开始向“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将其切好”的思路转变,反映在教育领域内则体现为教育发展更加强调公平、公正、均衡发展,教育资源分配开始向弱势群体倾斜,这为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和舆论空间;其次,经济方式的转变也要求教育制度更加合理与协调,以便更好地保障人才培养与供给;第三,随着流动人群的规模扩大,他们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客观上成为推动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使原有制度安排在维护净收益与交易成本上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旧制度供给过量、新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面临打破的契机与曙光。
3.在第三阶段,“两为主”政策的联动效应愈发显著。2011年,全国流动人群随迁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已达到79.2%[3]。随着这一群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逐渐结束,他们在流入地升学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同时,经过多年的人口流动,流动人群正逐渐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新生的社会“第三元”[4]。
如果无法解决好这一新生群体子女升学问题,从长远看不仅不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提升和经济转型,同时对流动人群及其子女社会融入与整合产生着消极影响,进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隐患。这就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原有制度安排不仅难以维持净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同时影响和制约着新的潜在利益的获取。对于这种状态,不仅制度接受者感到不满意,制度决定者同样感到不满意和不满足。因此,在此阶段政府部门对异地高考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连续推出异地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组合拳”,这使得新制度供给量不断加大,原有制度供给量相对减少,制度供需开始向新制度供给增加,旧制度供给减少,新制度供给与需求逐渐向均衡状态过渡。
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深入落实,新制度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的周期将不断缩短。当异地高考制度供需达到均衡状态时,制度变迁活动将初步完成。然而,由于这一变迁活动是在突破原有制度环境基础上寻求新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平衡,因而既有制度体系必然对变迁过程产生强烈制约作用,不可避免地引发路径依赖问题,延滞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进程。
二、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惯性: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指制度创新对既有制度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5]。随着特定制度框架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原有流程在减少不确定性的同时,能够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促使自我强化持续下去。在强化效应作用下,制度创新要么形成良性循环,要么被锁定于无效率状态之中。路径依赖理论对于理解和分析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演进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城乡二元分割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是我国长期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反映在教育系统上则表现为区域、城乡、校际及阶层间教育发展的长期不均衡。在正式的教育制度设计中,经济欠发达区域、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常处于不利地位,教育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失衡、城乡二元及阶层分化的特征,经长期演变与积淀,进而形成“积重难返”的制度惯性。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有以下3点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历史初始条件会提供强大的制度惯性,使改革路径沿着原有制度所规限的方向运行。因为沿着原有制度路径对以往的制度框架进行渐进式的边际改变,总是比另辟蹊径更为稳妥和方便一些。
其二,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对异地高考制度变迁具有制约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制度实践中寻求指导。异地高考制度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未知风险和高昂的变迁成本。在以往的非正式规则影响和引导下,政府部门易于顺沿既往制度规则行事,以降低不确性的风险。
其三,与原有制度“相生相容”的既得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极力维护着现行制度体系,对政府的异地高考政策创新过程施加影响,影响异地高考政策的定义、解释与走向,阻滞新制度落实进程及作用的发挥。
路径依赖惯性易使异地高考制度变迁难以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部取得突破,既得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持着消极、漠然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致使创新主体所做的各种创新努力趋于无效。由此可见,只有通过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调整城乡、区域、阶层之间非均衡的教育结构,构建“动态均衡、协调发展”的教育制度体系,打破固有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才能有效突破异地高考制度改革“瓶颈”,引导制度变迁沿着高效方向推进,促进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形成,进而破解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难题。
三、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国家因素:政府责任与边界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最重要创新主体,可凭借政治权威,采取不同行动调节制度供需,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新的制度均衡形成[6]。在异地高考制度不同演进阶段,政府始终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总的来看,异地高考制度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过程。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它要立足全局,综合考虑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多种因素,调整异地高考制度供给与需求状态。而地方政府作为执行代理机构,基于“经济人”理性,具有多重利益诉求,双方在价值取向、责任边界及策略选择上易出不一致现象。由于“制度供给主体预期净收益是决定制度变迁走向的决定性因素”[7],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如果无法从异地高考制度变迁中获取新的制度收益,或者潜在的制度收益不足以支付变迁成本,它们并不会轻易启动制度变迁。在推动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支付制度“实施成本”以及新旧制度“摩擦成本”。
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就责任划限、成本分担以及利益补偿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的话,地方政府将缺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意愿与能力,更倾向于维持原有制度安排,致使实际制度供给滞后,新的制度需求虽强烈却“求而不得”,引发制度变迁阻滞问题的产生。因此,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制度创新主体是否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如何明晰界定政府相关主体责任及其边界,这是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随着制度变迁的深入推进,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流出地政府的财政与管理责任的划分、区域间协联调动以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将是关键议题。同时,作为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制度建设的认识要逐渐回归,切忌急功近利、贪大求全。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要不断明晰各级政府的责任边界,引导其向公共服务角色回归,积极履行相应职责。同时,要完善监督及问责制度,督促各级政府积极开展异地高考制度创新活动。
四、未来走向: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路径创新取向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路径创新必须遵循三个导向: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二是兼顾整体和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三是兼顾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制度运行取向。
(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培育制度变迁整合模式
中央政府作为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主导者,虽可借助政治权威、意识形态及奖惩策略等解决制度创新供给主体-地方政府“虚假创新”或“不创新”问题,确保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有序推进。但在这种强制性变迁模式中,中央政府作用的发挥易受到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以及处理成本等制约,致使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成本不断增加,进而无法获取制度变迁的最大效益。而诱导性制度变迁源自地方政府及其他创新主体对外部潜在利益的寻求,具有内在优化演进和动态修正机制[8]。诱导性制度变迁通过调动地方政府自主性和积极性,在异地高考制度供给中发挥“效率”、“效益”作用,与中央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体现的“公平”、“公正”导向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路径需兼顾效率与公平取向,将强制性与诱导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构建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整合模式,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合作机制,强化上下级政府的纵向一致和同级政府的横向协调,以良好的“整体政府”形象实现对异地高考制度高效供给,克服路径依赖对于政府部门的不良影响,提高异地高考制度变迁的绩效。
(二)兼顾整体、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加强制度创新供给
异地高考制度变迁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及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等相比较,仅属于局部性制度变迁,受到后者整体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异地高考制度变迁要打破原有制度“束缚”,就需要将创新过程纳入至“区域联动,城乡一体”的整体制度变迁框架下进行,与整体制度变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彼此间的动态关联。通过制度之间的协调并进,减少制度创新阻力,为政府部门推动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具体来看,在教育内部,中央政府要研究推行实行多元化的高考升学制度,如形成和完善全国统考和多样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生考试制度;试行按各省人口比例或省内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依据分配招生指标的管控机制;推进省际考试成绩认证,逐步探索高考的省际认证、区域联考与统考;等等。此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扩大高等院校高考选拔权限,并最终给予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使高校可根据自身需要单独或联考录取学生。同时,在教育外部,需要继续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破除户籍壁垒,使公共资源能在不同群体合理配置与流动。
(三)兼顾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制度运行取向,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实力及其合力[9]。由于异地高考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新制度潜在受益群体教育利益(相对)增进的同时,原有制度受益群体的教育利益将(相对)减少,因此具有利益冲突与博弈的性质。为避免强势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方向及效应的“俘获”,同时也为制衡地方政府“虚假创新”或“不创新”问题,需构建起资讯公开、沟通顺畅的参与机制。政府要推动相关利益群体特别是流动人群、新闻及网络媒体、社会组织及专家学者参与制度运行过程中,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或个人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积极姿态参与到异地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媒体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加强后续跟踪,客观准确地报道相关政策事件,做到不误导公众;普通公众特别是流动人群在异地高考问题上要参与政策听证,同时要拒绝作花钱雇来的“听证帝”,拒绝“滥竽充数”和“言语寻租”;专家、学者与研究机构要深入展开社会调研,及时、准确地向政府反馈各群体声音,提出专业建议;同时,在构建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ory
监督网络时,鼓励政策目标群体以及新闻媒体调查和揭露政策运行中“钻空子”现象及违法违规问题,形成“火警预警”机制。
大学访问学者,北京10087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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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经济学 篇9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制度自信,优越性,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二者之间经历由相互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根据发展实际不断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调整,它的丰富和完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研究实际情况,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不断探索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的正确走向,历届党代会的决议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生、丰富和完善的过程。现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我国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实践过程中促进了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应该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萌芽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这次会议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是改革的重要方面,这一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标志,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打破了传统的集体所有制,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1]这次决议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理论出发,解释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思想。1987 年党的十三大指出:“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2]这次决议较之十一届六中全会,其发展创新之处在于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由“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扩大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三资”经济的总和。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1992 年十四大提出:“坚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3]十五大首次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十五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坚持和运用。”[4]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过程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这一表述充实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理论。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所有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即“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5]。2007 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6]两个“平等”理论是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即坚持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7]应该说,这一表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奠定制度自信的基础
(一)集中体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的集中体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这一理论阐明,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若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就必然会存在,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不能人为取消的;但是经济制度若超前或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必然发生变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国情,现阶段只能实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不适合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因为违背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创新性运用。
(二)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尚未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要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也不能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经济制度首先必须体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要求;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兼顾了以上两方面的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解放;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为了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经济发展做贡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三)源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考察
1.总结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比如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基本建成,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单一公有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出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端和局限。单一的公有制和过分的国家垄断,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预期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9]这一论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为,一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总结建国后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把关系国家命脉的经济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政党手里,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单一的公有制不利于调动人民积极性,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商品生产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也不能跨越这一发展过程。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显著特征是人口多、生产力水平较低,这就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2.分析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态势。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它还是有相当的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依然可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非通过单一的公有制来体现,而是通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体现。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制度自信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带来的发展成果充分证明,这一经济制度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彰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的所有制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果。这一改革不仅没有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反而使其更加巩固;同时使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生动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保障,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保证社会的重要经济资源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里,并且可以较快地实现资本的集中,有效地把资源和劳动力配置到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重点骨干产业上。建国初快速建成的重点项目可以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得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样,若没有这样的所有制基础和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快地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重点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提高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决定的,它与不同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也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具有社会性质,各个国家对发生经济危机的可控程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和手段是不相同的。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因此出现完全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几率很小。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会对金融自由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来转换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
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得以坚持和完善
(一)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减少经济危机的冲击,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我国的国有经济存在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设备落后等问题,其中创新能力不足是最需要改进的问题,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相补充,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适应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其在现阶段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因此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是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增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在农村的拓展,可以带动农民就业,从而增加其收入。三是支持高新技术领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实现其与公有制经济的互补作用,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使之置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并能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
结语
总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考察现实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其他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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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模式的演进 篇10
营销模式是特定环境下营销要素与营销资源的最佳结合，当一种成功的做法大面积推广时就成为一种模式。营销模式是特定营销环境的产物，环境变了，模式也要变。模式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种模式发展到极致就是模式的末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长期而稳定地获取利润，赢利模式是企业最重要的模式。因此，要持续获利就要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改变模式。
没有模式做不大，固守模式做不长，这就是模式围城。企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模式，又不断创立新模式的过程。模式的破与立形成了模式变迁的规律，我们将此称为营销模式演进图谱。从行业发展规律看，赢利模式演进图谱大致符合下列规律：单件利润模式一规模利润模式－品牌利润模式－结构利润模式。
规模利润模式与规模围城
规模经济模式
每个行业的幼稚期通常都有暴利或厚利，规模不大照样赚钱。此时，企业赚取的是单件利润。多数白手起家的人正是靠丰厚的单件利润赚取了第一桶金。
既然规模不大照样能够获取丰厚的单件利润，那么做大规模岂不是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吗?这就是规模经济。
事实上，规模的扩大通常会“消灭”丰厚的单件利润。那些没有做大规模却获取单件暴利或厚利的企业，如果不及时退出，通常会被“打回原形”。除少数已经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如家电、肉制品火腿肠等)外，多数行业仍然处于规模经济阶段。因此，目前中国企业的营销模式多数可以归类为规模利润模式。
格兰仕模式
在微波炉行业一盘散沙的时候切入该行业，在多数企业津津乐道于“单件利润”时，格兰仕抓住行业战略机遇期，追求规模利润，仅仅3年时间就迅速成为行业老大。随后，格兰仕对对手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通过不断提高盈亏平衡点提升行业门槛，逐步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全球“垄断”一个小行业的中国企业。
格兰仕模式的特点是：行业初创领先，然后高筑行业壁垒。格兰仕模式在中国或许会成为绝唱，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开创期的行业已经很少甚至可能没有了。
蒙牛模式
如果说格兰仕是行业初创者成长模式的话，蒙牛则是追随者“高举高打”的快速超越模式。1999年，蒙牛进入乳业时，伊利、光明已是行业巨头。2000年前后是中国乳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首先，乳业市场迅速放大，市场规模能够支持企业迅速扩张，其次，乳业尽管有龙头，但行业集中度不高，“老大不大”，企业有快速崛起的环境土壤。自1999年始，蒙牛在乳业的排名分别是：第119位、第11位、第5位、第4位、第3位、第2位、第1位。
如果说格兰仕模式难以模仿的话，蒙牛模式则比较容易模仿。因为它的本质是战略机遇模式，即在行业战略机遇期快速成长。
白象模式
白象开始在方便面行业发力时，康师傅和统一已经是方便面行业巨头。然而，现在白象已经是方便面行业销量排名第三的企业。
白象模式的特点是板块崛起。1995年，白象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随着山西临汾市场的意外成功，白象迅速布局山西市场，很快就成为山西方便面行业的“地头蛇”。随后，白象相继布局东三省、山东、河北、河南……每布局一个大区，就进入区域前三名，通过板块崛起的方式，白象迅速成为方便面行业龙头企业。
白象这种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甚至有人认为“不该活下来”的企业，能够通过“鸭子划水”的方式，静悄悄地实现板块崛起，符合更多企业的“企情”。白象模式值得更多的企业仿效，给那些既没有在行业初创期提前占位，又缺乏资源在战略机遇期“高举高打”的企业提供了借鉴。这种模式虽然不受社会关注，却成功率极高。
规模围城
没有做大规模的企业，希望通过做大规模赚取规模利润；而一些已经做大规模的企业反而陷入了规模不经济。这就是规模围城。
规模经济走到极致就是规模不经济，所以说“规模是规模经济的末日”。以长虹为代表的进入规模居“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的企业，目前都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在长虹以价格战消灭200多家彩电企业前，它的规模虽然远不如现在这样大，但赢利能力却是最强的。当中国彩电行业只剩下不过10家企业时，所有对手的规模都非常庞大，长虹的规模优势反而不存在了，规模利润更是化为乌有。
规模经济的生存条件不是规模而是高成长，高成长不断地分摊成本、产生信心，高成长形成更大的赢利预期。一旦失去高成长，规模就会变成规模不经济。2001年，惠普电脑收购销量居PC第一的康柏。为什么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会被收购?在PC领域，惠普的规模远不如康柏，但赢利能力却比康柏好。康柏被收购也是因为PC领域的规模经济模式走到尽头。
中国企业成长的初期，多数中国产业高度分散，规模弱小，这正是规模经济生存的最佳土壤。现在，不少行业已经实现了产业集中，甚至处于寡头垄断状态，此时，规模经济的末日已经来临。
那些还没有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赶快做大规模吧!
那些已经实现产业集中的行业，赶快告别对规模经济的依赖吧!
品牌利润模式与品牌围城
品牌利润
同样的品质，价格卖得更高；同样的价格，数量卖得更多——这才是品牌价值，即品牌溢价。品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知名度，而在于溢价能力。中国有很多高知名度品牌，如长虹、TCL等，但它们的产品缺乏溢价能力，只会通过不断降价扩大销量。这些企业的困境在于它们已经失去了规模经济，却没有进入品牌经济。
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提高产品价值，却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当规模难以扩大或规模的扩大无法降低成本时，企业只有提升产品价值和价格获取更多的利润。此时，企业必然进入品牌经济阶段。跨国公司比中国企业更关注品牌，并非它们的营销境界更高，而是它们早已度过了规模经济，进入了品牌经济阶段。
瑞士手表模式
100年前，手表像珠宝一样，是奢侈品，销售渠道也与奢侈品相同。那时，瑞士被称为“钟表王国”。在手表平民化过程中，美国手表和日本手表相继通过渠道创新和产品创新遮挡了瑞士手表的锋芒。随着计时工具的多元化和手表使用频率的降低，瑞士手表通过“限产+逐年提价”再次把瑞士手表打造成象征性的产品，重新成为手表业的焦点。瑞士手表的销量虽然并不大，但通过独特的品牌塑造和逐年提价模式，瑞士手表被打造成具有保值价值的奢侈品。现在，购买瑞士手表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使用，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显摆”和具有升值价值的“收藏”。瑞士手表成为像文物、字画一样的收藏品。不管每
年的销量是多少，瑞士手表每年都在升值，品牌就能产生更高的利润。
雷克萨斯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丰田的总销量就超越福特，排名行业第二，但丰田最初进入美国市场时形成的“廉价、低档”的名声难以洗刷。1989年，丰田在美国推出雷克萨斯高档车，为了不让丰田品牌连累雷克萨斯，雷克萨斯在美国是独立的渠道、独立的专卖店，一切都与丰田品牌截然不同，甚至没在日本本土销售，直至2005年才开始“出口转内销”。1999年起，雷克萨斯在美国超过奔驰、宝马，此后连续6年夺得豪华车销量第一。
像日本、韩国、中国这样的追赶型国家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既没地位也没规模，为了挤进国际市场，往往像丰田一样“被迫”选择低价做规模的策略，等到企业有规模了，又背上了“低价原罪”的罪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企业选择了“雷克萨斯模式”，如方便面行业的后起之秀华龙通过低线渠道迅速扩大规模，成为销量排名第二的方便面企业，获得了规模利润。随后，华龙采用“雷克萨斯模式”推出高端品牌今麦郎，获得了品牌利润。
品牌围城
品牌有“溢价”，如果品牌没有了“溢利”，那么就进入了品牌围城。
可口可乐的品牌溢价能力比非常可乐高得多，但可口可乐的赢利能力比非常可乐强吗?跨国品牌固然能够维持较高的价格，但维护品牌却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百事可乐的不断挑战迫使可口可乐付出高昂的品牌维护成本，最终的结局可能是：产品卖了个高价格，利润却并不一定高。所以，品牌产品的价格固然很高，但维护品牌的成本可能更高。
结构利润模式
显性业务与隐性业务
结构经济就是企业业务分为两块：一块是众目睽睽但不赢利的“显性业务”；另一块是不受关注却能够赢利的“隐性业务”。
只要是显性业务，一定是对手的靶子，面临过度竞争，最终难以赢利。规模和品牌都是营销的显性要素，所以，规模不经济和品牌无溢利是正常的结局。但是，显性业务却为企业锁定了客源，产生了现金流，这就为企业从事隐性业务提供了支持。因此，显性业务最后会变成企业的“诱饵业务”，即为真正盈利的业务提供客源和支持的业务。
麦当劳模式
麦当劳无疑是世界知名品牌，但麦当劳希望通过品牌溢价获得品牌溢利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它的对手肯德基和汉堡王也都是知名品牌，特别是肯德基在选址上采取跟随策略，麦当劳开到哪里，肯德基就开到哪里。如影相随的肯德基使麦当劳失去了品牌溢价和品牌溢利的能力，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价格战倒是经常上演。
麦当劳的赢利模式不是品牌溢利，而是结构利润。麦当劳是零店选址专家，只要麦当劳入驻某个零店，就能够带动该店附近的地租盘升。麦当劳通过对店址的长期租赁和购买，低价获得店面的使用权或产权，然后通过逐年分租逐年提价的形式提高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因此，有专家评价麦当劳“本质上是娱乐行业，获得靠房地产业”。
“娱乐业吸引客流+食品业产生现金流+房地产利润”是麦当劳的结构利润模式。
索尼Ps模式
索尼生产高性能的游戏机，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却通过亏本降价促销，比如，索尼每卖出一台“PS2”，就会亏损37美元。
既然游戏机亏损，靠什么挣钱呢?索尼创造了全新的赢利模式：亏本卖游戏机，靠权利金挣钱。索尼PS的整个生命周期里，获得了1400多款游戏的支持。“第三方软件商”每销售一份索尼游戏，就要向索尼支付一定数量的权利金，游戏的权利金约为7到8美元。如果权利金是8美元，那么，只要每个玩家购买5部游戏，索尼就能赚钱，弥补37美元的游戏机销售损失。
索尼正是先凭借PS2的低价，迅速占领市场。而用户为了发挥PS2更强大的功能，会不断地购买游戏。游戏的热销，反过来又刺激PS2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吸引更多的“第三方开发商”开发更好玩的游戏。这样就形成了PS2的良性循环，索尼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都得到好处。
索尼PS模式特点是：通过低价销售PS锁定顾客并产生现金流，通过游戏“权利金”获取利润。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
史玉柱是网游新赢利模式的探索者和规则的颠覆者。2006年1月，免费版《征途》正式上线运营，公司通过出售虚拟装备获益，史玉柱开创的FTP(free-to-play)模式落地了。
此前，以盛大为首的传统网游公司收入模式是PTP(pay-to-play)，玩家在游戏中的等级取决于在网上“耗”的时间长短，玩家为获得在线游戏时间而付费，公司的增收秘诀就是想方设法延长玩家在线时间。玩家连续十几个小时打游戏是家常便饭，社会各界对“上瘾”的非议多半由此而生。
通过吸引更多的客户在线更多的时间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典型的规模经济模式。当网游竞争不那么激烈时，这种模式是有效的。然而，当对手通过价格竞争期望获得更大的规模时，规模变得不经济。
征途网游的特点是通过发放“工资”的形式吸引更多客户在线更多的时间，但通过销售网游“装备”获取收入。因为，网游的本质是竞争，竞争要靠技能和装备获胜，玩家为了在游戏竞争中获胜，就要向网游公司购买级别更高的“装备”，购买装备就要付费。征途正是靠此模式获取利润。
“工资吸引客流，装备获取利润”是征途网游的结构利润模式。
营销模式与做大做强的路径
做大做强的路径
“做大”是基于人的本能，“做强”是基于专业的分析，“从做大到做强的路径”是智慧的抉择。中国企业在做大和做强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标杆，中国企业应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学习宝洁吗?中国企业既无法学习宝洁的现在，因为中国企业没有宝洁那样的“江湖地位”，也无法学习宝洁的历史，因为我们无法重复或浓缩宝洁160多年的历史。
学习宝马或奔驰吗?宝马或奔驰是逐步发展的，它们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是不可重复的。
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中国企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要完成跨国公司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企业的最佳标杆应该也是追赶型国家的成功企业，同样曾是追赶型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企业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系。
日本货和韩国货都曾经像中国货一样是“低档、廉价”的代名词，但正是靠低档和廉价拿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入门证，并且用30多年的时间形成了世界级的低端品牌。然后，部分日本和韩国企业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从规模经济向品牌经济的华丽转身，成为与欧美顶级品牌抗衡的跨国品牌。在品牌崛起过程中，日本和韩国企业调整了自己的内部结构，形成了结构经济。日本和韩国企业的崛起路径选择，不正是困扰中的中国企
业所值得考虑的吗?
三星模式
韩国三星曾经是“廉价家电制造商”，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即使在韩国本土的竞争中，也略逊色于金星(LG的前身)。正因为廉价，三星形成了世界级的规模，并且获得了产业升级的资本。此阶段是三星的规模经济阶段。
1988年，借助汉城奥运会的契机，三星使全世界从五环标志的旁边认识了韩国品牌“SAMSUNG”，并借助奥运赞助商的高端形象逐步摆脱了产品和企业以往的低端形象。同时，三星提出了“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口号，重塑产品，重塑企业，重塑品牌，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高端的三星。此阶段是三星的品牌经济阶段。
三星从事的产业，进入时间比领先企业晚了一大截。彩电比松下晚50年，半导体比英特尔晚10年，手机比摩托罗拉、诺基亚晚得多。三星如何与这些世界顶级企业竞争?以三星手机业务为例：中国的手机企业基本上是“组装企业”，但三星手机产业已经组成了一个价值链——三星电子生产半导体、晶片和记忆体，三星康尼生产显示屏以及显示器面板，三星电机生产调音器以及相机镜头，三星SDI生产显示晶片。三星的这种结构模式被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称为“垂直整合体系”。三星实际上是用一个体系与那些只生产终端产品(手机)的企业竞争。与终端产品(手机)的激烈竞争不同，价值链的优势一旦确定，其赢利能力更强。
三星的成长过程，分别经历了“规模经济”、“品牌经济”、“结构经济”三个阶段。没有初期的廉价策略，可能就没有世界级的规模；没有世界级的规模，就没有打造世界品牌的平台和资本，有了世界级的规模和品牌，才能够整合三星并不占优势的资源，形成最佳产业结构，形成结构经济。
索尼模式
索尼是日本企业的另类，它更像一个美国企业，硬是让英语世界增加了两个“日本造的英语单词”，即WALKMAN和SONY，显示了它的不同凡响。
二战后，索尼为了成为一个世界级公司，做了以下工作：第一，给企业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名字，用世界化的名字“SONY”取代日本化的“东京通讯工业”；第二，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变成按照美国规则运作的企业；第三，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第五街开设陈列馆，这里是美国最高端的街区，让产品直接接受高端消费者的检验；第四，副总经理盛田昭夫举家迁往美国，完成决策者的美国化。盛田昭夫说：“我在美国虽然有很多好友，但对有关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知识，仍有进一步学习之处。对于我们来说，提高公司在美国的知名度固然是个重要课题，但理解美国人则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索尼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要进入国际市场，不仅要让产品进入，更重要是决策者生活方式的进入；第二，改变品牌血统，从一开始就变成国际化的企业。
现代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学演进研究 篇11
关键词：会计学,经济环境,演进
会计, 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会计学, 在会计作为一个简单的行为受到关注和研究以后而产生。换言之, 在会计学已经发展到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时, 这门社会科学才正式得到大家的认可进而得以发展。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 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早已不再局限于原始的基础会计活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各种科学文明的不断涌现, 会计学已经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样,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会计学的发展除了受到相关学科的发展演进影响以外, 更受到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进程、经济实力、科技革命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因此, 我们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审视会计学这门学科的理性发展。
一、国际化趋势:会计学的国际发展及其理性应对
经济全球化, 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组织之一, 受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这种国际环境下, 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我们应该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 他带来的冲击和带来的积极意义各自参半。如何抓住机遇顺利实现我国在世界经济结构里的稳步前进, 是我们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会计学作为世界商务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也必须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把握契机来加强学科内部的深化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 使我国得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而作为世界经济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工具, 会计学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制定通用的规则和语言, 实现全球商务的无障碍沟通。因此, 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已经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在认清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国内, 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国际化道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 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导的经济政策, 因此, 与资本主义市场相比, 我们在重视市场经济的同时, 也没有放松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这种在社会转型期必须经历的特殊现状, 也对我国会计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 也同样不能失去自己的特色。在与世界上先进的会计学理论和实际操作水平接轨时, 我们应该在尊重自身国情的基础上, 有选择性地学习, 吸收有利于我国会计学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 结合我国的自身特色来促进我国会计学的国际化发展。这是会计学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 也是我国在国际化潮流中应当作出的必要选择。
二、信息化趋势: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及其体现
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信息革命的重要产物, 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改变。信息资源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传播, 对传统的信息资源传播方式带来了极大地改变, 这种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 也是会计学的发展比在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会计工作者的办公设备上面。对于会计工作者而言, 当前的信息化设备不仅能完成原始的数据录入、数据存储、数据计算等简单的功能要求, 更是能够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自动筛选、自动成图, 使会计的相关结果更直观的表现出来。大大降低了会计工作者所需要的时间周期, 提高了工作效率。会计学的现代化发展, 另一方面体现在会计学的理论知识现代化上, 包括会计理论、会计观念、会计思想、会计意识等理论范畴的现代化。会计学作为一个社会学科形成以来, 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会计技巧、会计实际工作的进步, 忽视了会计学的相关理论对会计学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在会计学迅速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会计学理念已经不足以支持会计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必须在意识领域里有更多的创新, 以此来推进会计学全方位的真正进步。
三、多样性趋势:会计学科的具体化与细分化
在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出现并发展壮大, 在市场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会计学, 也因此被运用到各个不同的行业中, 在新世纪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下, 扩大会计领域的同时, 也细化了会计学内容。最重要的表现在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细化, 传统的会计学注重的是简单的会计活动, 如公司企业的账目活动等。会计学科细化以后, 研究对象呈现出了多样性。例如针对资产管理的《无形资产会计》, 针对企业破产重整程序的《破产会计》, 针对证券基金期货的《期货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会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 经济环境的开放性和经济模式的多样化, 也就必然带来会计学的不断具体化、细分化发展。
四、融合性趋势:会计交叉理论与会计交叉学科
社会的不断发展, 也必然带来社会学的不断吸收与融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 也不可避免的接受着其他学科的入侵和影响。在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存在着各种会计交叉理论和会计交叉学科的发展, 只是在不同时期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 在新时期, 会计学的发展趋缓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性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 各学科的交叉影响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自然学科的先进技术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 同时各社会科学的不断演进, 理论知识的不断丰富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博的理论支持。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会计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 与自然科学地融合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表现为与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融合。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无论是会计学的理论工作者抑或是实际操作者所必须学习并接受的一门自然科学, 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特定人群的《计算机会计学》。其次, 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会计学不仅与社会学科以外的科学相互融合, 在内部, 也在相互影响。例如会计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学相融合, 形成了《会计伦理学》、《会计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科学也在不断进步, 人类社会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发展, 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趋势早已不再新鲜。作为生存在社会环境之下的会计学, 自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对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的交叉融合,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不是简单学科的重复叠加, 而是在吸收各自精华基础上的深度融合发展。
结语: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也必定会带来会计学的不断演进发展。会计学作为与国家的各项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科, 我们在接受外来挑战的同时, 也应该勇于抓住机遇, 不断吸收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经验, 实现会计学横向的扩张和纵向的深入, 以此来实现我国会计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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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正生.企业会计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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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淑萍.简明会计辞典[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