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进阶段（共10篇）
产业演进阶段 篇1
“武汉城市圈”概念最早于2002年被提出, 经过多年的谋划与建设发展, 最终借势“中部崛起”机遇上升为国家战略, 被列为中部四大城市圈之首, 2007年12月成功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 武汉城市圈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发展区域, 武汉被国务院批准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旅游业与区域经济中的诸多产业要素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区域发展中可发挥先导和引擎作用, 但一直以来武汉城市圈区域旅游合作进展缓慢。本文将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发展时序入手, 探讨不同时期产业整合的内容差异和主要任务, 从利益协调角度给出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1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基础条件
1.1 旅游资源互补
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是旅游地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且旅游资源的互补性越强, 就越容易整合出具有独特吸引力的产品和项目, 也就越容易逐步形成新的旅游地域综合体, 区域旅游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大[1]。从武汉城市圈旅游资源表可知:武汉城市圈旅游资源所具备的相似性, 可实现同源互补;武汉城市圈旅游资源所具备的差异性, 可实现异质互补。这些旅游资源有的在时间上互为先后, 一脉相承;有的在空间上互为依存, 构成整体;有的在属性上互为补充, 交相辉映。只有九个地域单元联合起来, 才可恢复本来是一个整体而被人为分割于各个行政区域内的景观资源的本来面目, 充分彰显整个城市圈旅游资源的优势。
1.2 地理空间密集
区域之间能否发生空间相互作用取决于区域空间的可达性, 而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一般而言, 在运输时间一定的情况下, 空间距离越短, 进行经济、社会联系就越方便[2]。同理, 在旅游产业整合中, 武汉城市圈各地域单元的空间距离越小, 其进行产品、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可能性越大。武汉城市圈是以100km为半径的城市群落, 集中了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9个中小城市, 已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3]。据资料显示:2004年在58006km2的地域范围内分布着个9个省辖 (管) 市, 31个县市, 城市密度达到18.71个, 高于长江三角洲的17个和珠江的11个[4]。武汉城市圈密集的城镇分布为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的形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大大增加了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可能性。
1.3 交通网络便捷
交通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便捷的交通为区域之间有序的旅游产业整合提供了基础条件。从目前来看, 武汉城市圈交通体系已初具雏形, 内河运输系统、铁路系统、公路系统以及航空港、信息港系统构成了武汉城市圈网络型交通通讯走廊[5]。据《武汉城市圈交通合作框架协议》:到2020年, 城市圈之内每个城市到达武汉实现1h通达, 城市圈之内任一城市之间2h通达, 任一县级市之间3h通达, 9个城市开展交通的有效对接, 连接城市圈内外, 以高速公路与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快速交通网络, 届时整个城市圈交通骨架将形成四条南北纵线和五条东西横线的格局。
2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现实问题
2.1 整合偏重政府行为, 多元化主体尚未形成
武汉城市圈旅游旅游产业虽然首先需要政府的积极努力, 缺乏政府的介入及管理, 合作就没有秩序及保障性可言, 但整合终究要落实到企业的行动上, 企业合作动力不足只能使合作流于形式。武汉城市圈现有的较成熟的旅游产业整合基本上都属于政府推动、行政撮合的政府主导型整合行为, 旅游企业、行业组织等合作主体则处于从属地位, 参与度与积极性不高, 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 呈现出一种政府热情高涨而企业相对冷淡的状态,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整合的局面尚未打开。尤其是旅游企业方面, 许多旅游企业对整合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 有些旅游企业虽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参与了区域合作活动, 却往往缺乏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2 整合偏重形式务虚, 行政区束缚尚未打破
目前,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实施整合的几个板块基本都提出了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等意愿和构想, 但实际整合仍是重形式、重研讨、重宣言、重宣传, 强调的是宏观层面的战略对话与会议, 仅有少数联系紧密的地市整合的务实性较强, 而大多整合板块在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及客源市场共享等微观实操层面的合作内容尚缺乏具体、实在、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即使在整合中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措施, 在实际实施上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有些地方甚至有“伪整合”倾向。这种整合务虚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使武汉城市圈各地域单元在挣脱行政区划枷锁, 实现真正意义旅游产业整合的动力明显不足, 行政区经济“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仍然分割着统一的市场, 破坏着资源的整体性, 无论对区域旅游业还是旅游产业整合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利的。
2.3 整合偏重局部区域, 整体性格局尚未成型
纵观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现状可发现, 其旅游整合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局部集中特征, 且合作较混乱、存在重叠现象, 尚未形成整体、有序、层次分明的旅游合作格局。在城市圈内各地与单元旅游产业整合中, 武汉旅游产业整合起步相对较早, 而黄梅、黄冈、鄂州三地市旅游产业整合发展较缓慢, 成果不突出, 孝感、天门、仙桃的旅游产业整合几乎成空白状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武汉城市圈缺乏一套对其进统一部署的旅游产业整合规划造成的。这种局部性的整合使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难以形成合力, 不利于整个区域旅游产业整合的有序与持续发展。因此,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应站在全区的角度进行区域整合, 形成一个完整、有序、层级明确的旅游产业整合空间格局。
2.4 整合偏重短期行为, 长效性机制尚未建立
在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中, 对整合起关键作用的合作政策、机制和战略问题通常需要长时间深入的调研、分析和协调, 短时间内难以见成效。因此,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地市大多都是从短期利益出发, 选择一些难度小、易操作的领域进行整合, 如旅游线路和旅游客源的整合等, 而旅游资金、从业人员等关键要素的整合却并不尽如人意, 可见其整合层次较低、缺乏深度;并且无论是政府出面还是企业自发, 在进行整合选择和谈判时通常都倾向于以获取到尽可能优惠的价格为目标, 这种以低价为纽带建立起的整合得到的只是眼前利益, 并无益于区域整体旅游竞争力的提升。更由于某些整合缺乏相关的退出壁垒, 许多地市在整合后未见获利的情况下, 随意退出整合或将整合停留在表面工作上, 无法形成完善、行之有效的旅游产业整合长效机制与整合战略框架, 这使具体的整合过程出现无章可循、难以落实等一系列问题。
3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路径设计
区域旅游产业的整合路径主要是通过产业组织形态的演进过程来体现。政府对产业整合的对象及内容的整体部署能确保旅游整合走渐进式而非冒进式的发展道路。即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低级走向高级, 无论是大区域旅游系统还是次区域、小区域旅游系统都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演进过程[6]。
3.1 探索考察期:单一化、松散型整合
在整合初期, 区域间整合关系尚不稳定明朗, 也不具备全面整合条件, 各方还需进一步沟通和磨合, 并进行试探性整合。为了降低旅游整合风险和减少整合失败引起的损失, 整合方在此阶段应采取单一化、松散型的整合形态。在旅游整合主体上, 这种形态要求政府发挥较大的倡导、示范和推动作用, 区域间旅游政府部门的整合应占主导地位, 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企业为避免盲目整合带来的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浪费与损失, 整合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必然不高。在旅游整合内容上, 由于此形态发挥作用的时点处于整合初级阶段, 且主体单一化特征显著, 其整合内容也较为单一, 整合层次较浅。这种整合内容一般集中在宏观战略层面, 如整合框架、政策及约束机制等的联合制定, 交通设施的完善及对接等, 都是其主要整合内容, 其旨在协调区域关系、消除行政壁垒等, 为下一阶段开展内容更为广泛的产业整合清除障碍。此外, 进行区域旅游形象共建并以此开展整体市场营销也可在此阶段尝试。
3.2 形成发展期:多元化、紧密型整合
“多元化、紧密型”形态是旅游整合发展至形成发展阶段时应采取的形态, 其最大特点在于其整合主体和内容的多元化、层次性、综合性等特征日益显著, 并形成紧密稳定的整合关系。在整合主体上, 此形态开始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 更为注重旅游企业作为核心主体参与整合, 以及行业组织整合参与度的提高, 整合主体由政府拓展到了产业和行业组织。各种整合主体各行其职,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整合主体。在整合内容上, 由于旅游企业核心主体地位的确立, 整合内容开始逐步由政府宏观战略整合延伸至产业实体整合, 涉及到了旅游行业的各个领域和各种要素, 包括旅行社、饭店、景区等通过战略联盟、连锁经营、资本投资、参股等形式进行投资、经营、销售、管理等方面的整合, 如旅游线路串联、市场深度整合、资源联合开发、节庆协同举办、信息平台共同建设、旅游企业集团化扩张的整合等, 实现不同区域间资本、技术、人才及资源等优势的强强联合。
3.3 巩固稳定期:全方位、一体型整合
通过形成发展阶段旅游企业整合主角地位的完全确立,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将跨入巩固稳定期这一高级阶段, 旅游整合由中期阶段的多主体、多领域、多内容和多途径演进为全方位、全流通和立体化整合, 因此这一阶段应实施全方位、一体型的旅游整合形态。在整合主体上, 此形态呈现主体更为多元化的特征。武汉城市圈的各地市旅游业在市场驱动、政府推动、部门联动、民间互动等多种机制下形成了共生共荣、水乳交融、高度融合的全方位整合关系。在整合内容上, 此形态讲求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及整合域面和深度的不断纵横扩张。整合内容逐步游离至旅游领域之外, 在自然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等间接相关的领域达成了深层次交流、沟通与整合。这种模式指导下形成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旅游整合将成为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社会互动化、文化整合化的重大力量和重要内容。
4 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的政策建议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关键在于依据一定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产业政策、产业要素、企业之间的有机整合, 形成资源产品联合、市场功能融合、品牌共塑、信息共享等[7], 实现城市圈旅游资源、政策、市场、信息等要素无缝对接。
4.1 利益共享政策
武汉城市圈内城市政府要树立“算大账, 图大利”的思想,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分享”是指各地域单元通过整合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 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转移, 从而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
结合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有如下措施:①建立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专项基金, 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整体营销、形象宣传、旅游企业投资补贴, 扶持相对弱势地区的发展。基金可由国家或湖北省旅游局的财政拨款、各地政府的专项资金安排、旅游企业的部分税收、社会捐赠等, 也可由专门的旅游整合管理委员会或生旅游局协调各市按照一定比例筹措 (可根据“1+8”个地市的旅游经济规模来筹措, 也可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筹措) , 进而避免由于旅游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环境与生态, 以及旅游区域形象、品牌等均属于整体区域共享而不是属于单个区域带来的“搭便车”等不公平经济现象。②建立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专门对基金进行分配与筹措管理。该委员会由圈内“1+8”个地市的相关行政区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代表组成, 不论筹资额度, 投票权均应相同, 投票机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全票或多数票通过。③建立合理的税收模式。在基本的税收模式上进行税收政策改革:一是对武汉城市圈内旅游产业投资主体跨行政区的横向经济联合、投资或行业转移等经济活动, 圈内各市政府可按投资比例共同分享产值、销售收入和税收;二是对因旅游产业整合导致的税源流动, 其既得税收利益特别是弱势城市的税收既得利益应予以充分尊重和维护, 在保持原基数的前提下进行税收分配, 避免圈内恶性竞争。④对城市圈内大型的跨区域的盈利性项目, 可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利益分享的方式;对大型跨区域的纯公益性项目, 如旅游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可按不同行政区域受益程度的大小确定出资比例。
4.2 利益补偿政策
“利益补偿”就是在地方短期利益与区域长期利益不一致时, 由跨行政区协调组织或上级政府部门提供利益补偿的政策供给, 促使各地域单元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从而缓解区域旅游整合发展中个体理性与团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它涉及到三个问题:应给那些人补偿、按何种原则和标准补偿、采取什么样的补偿手段?结合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整合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可通过对旅游收入的再分配, 如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保险性再分配等, 对那些因整合而利益受损的主体进行补偿。主要是:①在武汉城市圈“1+8”个城市中, 武汉、孝感、黄冈等地旅游经济相对较发达, 在整合中资金、人力投入等方面的贡献相应较大。如何促进该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形象推广、目标市场营销等方面投入积极性, 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如各市通过协商可对投资更多地区的旅游企业收取或是有限开发某些旅游线路等优惠补偿投资多带来的经济损失。②对仙桃、天门、潜江等旅游经济不发达地区, 这些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欠发达、开发资金不充裕、人力资源较为短缺, 可通过建立区域共同的融资平台和合理的税收模式, 对区域内受益的利益主体征收一定的旅游税, 用以加大其参与武汉城市圈旅游整合的积极性。③对不发达地区的旅游景区或边界性旅游景区, 如大悟山等, 当地政府部门资金十分有限, 无法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旅游度假区的有效开发和经营, 难以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这时, 可在明确各方权益的前提下, 由其他地方政府按协议价格购买其他各方管辖的资源的经营权和部分行政权, 买方政府在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后, 以招标、拍卖等形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依法有偿将景区的经营权转让给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④对跨市发展的旅游企业实施税收倾斜政策, 如适当减免国税等, 鼓励旅游企业向不同地区扩张, 通过跨区域的资本渗透、产业链条的跨区域延伸等促进区域旅游的有机融合。⑤对武汉城市圈内因旅游产业整合之需, 而出让土地的社区, 建立失地社区就业支撑体系, 失地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包括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后者的具体方式有“土地换社保”、三个一点社保资金筹集模式 (政府出一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补一点、个人缴一点) 等。⑥建立多类型的旅游生态补偿。一方面, 开征旅游生态环境补偿税, 其目的是通过税收体现“谁保护, 谁受益;谁破坏, 谁补偿”的原则, 通过强化纳税人的行为, 引导旅游企业等放弃掠夺式的开发旅游景区或旅游资源[8]。另一方面, 结合武汉城市圈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发行水专项债券以及圈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设立, 设立旅游生态专项债券、发行彩票等用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为整合的可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5 结论
武汉城市圈具备“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势、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充裕的人力资源优势, 通过城市圈内部产业要素的有机整合, 形成科学的旅游产业空间积聚、有序的旅游产业融合过程、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模式, 完全有可能让武汉城市圈成为未来湖北省实现旅游经济崛起的一个增长极, 在湖北省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中发挥先导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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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进阶段 篇2
(1.上海海事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306;2.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上海 200082)
0 引言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1］由于产业集群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之间存在天然相似的特征，将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引入产业经济领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对航运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有航运产业集群的主要构成［2－3］、内涵特点［4］、发展模式［5］和竞争力［6－7］分析.对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或是仅仅参照港口发展阶段阐述航运集群演化［8］，或是利用常见的钻石模型分析港航产业成长机理［9］，缺乏从完整、系统的角度对航运产业集群演进机理的分析.因此，将生态学理论引入航运产业集群的演进研究对拓展航运产业集群的研究视野、深化航运产业集群的理论体系、指导航运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生命周期
类似生物种群的演替发展，航运产业集群的成长呈现出阶段特征.由于各发展阶段的要素构成、组织结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航运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见图1).
图1 航运产业集群生态演进的概念模型
1.1 形成期
这一时期是指航运产业集群生产要素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此阶段，由于资源环境、产业基础、政府引导等利好因素的出现，初步具备航运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其中种子企业(关键种企业和优势种企业)的出现是航运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作为海上运输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船公司是航运产业集群的关键种企业，可以实现航运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其发展决定航运产业的集聚区域.港口企业是航运产业集群的优势种企业，在船公司业务范围以外的领域起主导作用，对航运产业集群形成期的发展特征起决定性作用，即处于形成期的航运产业集群是大量基础型航运业务的集聚地.
1.2 成长期
这一时期是指航运产业集群生产要素加速集中的过程.在此期间，种子企业发生规模和对象的双重变化:一方面，船公司仍然保持其关键种企业的地位，同时规模不断扩大，出现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龙头型企业［10］，带动航运产业在该区域的地位不断上升，增强航运产业集群对航运相关企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大量不同类型航运企业及相关企业涌入集群，集群内部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港口企业在集群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减弱，转而由成本优势相对更高的服务型航运企业取代.
1.3 成熟期
这一时期是指航运产业集群生产要素扩大影响的过程.在此期间，集群的种子企业仍然发生着动态变化，船公司依然延续从形成期开始的强势地位——关键种企业.由于成熟期的集群生产率已经趋向稳定，集群与外界的联系也从“量”的吸引转向“力”的影响，因而此时集群的优势种企业不再是与集群生产率有关的企业，而是依靠大量非营利性机构的加入，为集群注入信息、决策、规则、创新等新的活力，将集群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到最大.然而，航运产业集群成熟期也是集群内部结构相对固化、资源利用率难以提高、竞争优势难以整体推进的特殊时期.
1.4 衰退期
这一时期是指航运产业集群生产要素转移衰落或转型升级的过程.衰退期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反向演进，二是正向演进.反向演进即航运产业集群向其他地区转移，直至走向衰亡.由于集群的规模扩大和企业的大量聚集，导致集群所在地区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等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加之区域产业结构出现调整或转移，带动航运需求流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群内企业开始逐渐迁出.正向演进即航运产业集群向更高层次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对于集群内部企业而言，如何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创新力的提升，达到集群与外部环境的有机结合，是推动集群正向演进的关键所在.
1.5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航运产业集群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具备的发展特点、产业特征等进行归纳比较，见表1.
2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机制
自然界生物种群的演替阶段与种群密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种群密度往往对生物种群的演替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类似地，航运产业集群所呈现的生命周期演进表征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也是相对应的.根据演进动力与集群规模是否存在直接联系，可将驱动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机制分为密度机制和非密度机制［12］(见图2).
2.1 密度机制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密度机制，是指与航运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有关的机制调节因素.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某些与密度有关的因素就会发生作用，借助于调节集群企业的增长速度和群内企业的联系方式影响集群的演进.
表1 航运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对比
图2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机制模型
2.1.1 资源禀赋引导机制(形成期)
通过对国内外著名航运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分析得出:航运产业集群的形成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需要特定条件的激发，例如特殊的地理区位、良好的岸线水深、广阔的腹地货源等.正是由于航运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资源禀赋的天然差异使得航运企业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向资源丰裕的地区集中，并且集群企业的数量随着可获资源量的增减而增减.
2.1.2 专业分工激发机制(成长期)
航运产业集群的成长是高度专业化的结果.随着集群规模逐渐扩大，大量的生产和服务需求使得群内企业对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新的诉求.例如，具备一定规模的船公司、港口企业逐步将非核心业务以组建子公司或服务外包的形式剥离出去，促使航运产业内部衍生出货运代理、船舶代理、船舶经纪、船舶管理等中间服务供应商，或是因船舶融资、船舶保险、海事纠纷等业务需求带动航运产业与金融、保险、法律等相关行业交叉发展.航运产业集群在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将激发集群规模的突破性增长.
2.1.3 知识溢出增强机制(成熟期)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至成熟期时，单纯依靠资源消耗和分工裂变已经不能维持集群规模和企业密度的增长，而是需要更为有力的推进剂.航运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是指集群内不同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集群内的各种企业与机构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13］行业组织、社会团体或是从事研究分析、信息服务的咨询机构是航运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的航运组织机构，例如波罗的海交易所、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克拉克森(Clarksons)集团、挪威船级社(DNV)等，其对于行业的标准制定、价格导向、前沿研究等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能够吸引更多具备知识创新能力的企业或机构加入集群.
2.1.4 成本调控抑制机制(衰退期)
当航运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后，一方面原本有助于成本降低的调控机制难以维系，另一方面集群固化的组织形态和制度设计出现“疲态”，致使集群生产、交易、制度、环境等显性和隐性成本急剧上升，集群竞争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造成集群规模扩张速度趋于平缓，群内企业数量增长动力不足.
2.2 非密度机制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非密度机制，是指与航运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无关，但从整体上对航运产业集群演进产生影响的机制因素.非密度机制对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影响之大，可以使任何密度机制调节因素的影响变得微弱.例如，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会引发海运需求大幅萎缩、银行信贷收紧、航运企业流动性降低等问题，致使航运产业集群的演进受阻，出现波动甚至是倒退.一般而言，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非密度机制调节因素包括4个方面: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文化因素.
3 航运产业集群演进模型
3.1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某一地区航运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是该集群内部企业所能提供服务能级与外部环境和需求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用N(t)表示在t时刻的航运产业集群内企业数量.在集群的演进初期，N(t)随时间t的增长几乎不受任何空间资源以及外部需求的限制，同类型企业间也不存在恶性竞争.因此，在初始阶段0～t时间内，航运产业集群规模增长率
当Δt→0时，可以得到形成期0～t时间内某一时刻的规模增长率
式中:r是直接影响区域内航运产业规模的系数.r又反过来受该区域内产业规模的影响，在初始阶段可以表示为企业迁入率p与迁出率q之差，即净迁入率r=p－q.从而可知，如果r始终为正，则区域航运产业规模可以无限增大，但外部需求以及活动区域资源的有限性将随N(t)的增加反过来不断影响N(t).
随着航运产业集群密度的逐步上升，群内企业对自身成长的资源、空间等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环境条件的限制和群内个体间资源竞争的加剧，必然影响集群的迁入率和存活率，从而使集群规模的实际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14］因此，必须对式(2)进行修正，加上一个竞争项R(t).
特定区域为航运产业集群提供经营活动的资源是恒定的，因此，可以推断特定区域所能维持的航运产业规模必然存在一个上限.引入K值作为区域航运产业规模容纳量，即当N(t)=K时=0，集群规模不再增长;当N(t)＞K时＜0，集群规模开始下降.在式(2)引入竞争项R=，可得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由于资源有限，任何区域所能承载的航运产业集群规模也有限.一旦集群规模趋于极限，集群内部企业就会为资源展开竞争，企业的迁出率随之上升，而恶劣环境又会使企业的迁入率同步下降.显然，任何区域的航运产业集群发展规模必定会受到外部需求、活动空间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持续增长.由式(3)可以得到，航运产业集群规模的发展符合Logistic增长模型，见图3.
图3 Logistic增长曲线
3.2 模型的优化与修正
根据生态学理论，航运产业集群的规模增长要完全符合Logistic增长模型，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集群规模增长率的最大值发生在集群规模最小的时候.事实上，集群规模很小时，可能出现非但群外企业不迁入集群、群内企业反而迁出集群的情况，此时集群会因规模缩小而直接走向衰退.究其原因，集群最小起始规模对集群成长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产业结构较为复杂的集群，最小起始规模的存在有利于集群的均衡成长.
为改进Logistic增长模型，以便把集群最小起始规模的概念包括在内，可以在式(3)中再增加一个系数A(集群增长所必需的起始规模)，从而式(3)改进为
对式(5)两边积分，得到
式(6)可以转化为
整理得到
图4 修正后的Logistic增长曲线
当航运产业集群规模很小时，式(4)中的R和J接近1，这时Logistic增长曲线接近指数增长;但是随着航运产业集群的发展，当N接近K时，R接近0，导致集群的增长也接近0，限制集群外部企业进入集群.此外，当N＜A时，J＜0，集群规模会缩小;只有当N＞A时，才有J＞0，集群规模才会扩大.
4 实证分析
选取2003—2011年上海航运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指标数据(见表2)，基于推导产生的适用于航运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测度的Logistic生态模型，对上海航运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表2 2003—2011年上海航运产业相关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SPSS 15.0中曲线回归的Logistic曲线方程表达式为N=，回归 结 果 为ln=ln b+ln b，输出参数值为 b和 b，0101由此可知 K= － ln b1，B=b0·A.把 A，K，B 值代人上式，即得Logistic曲线方程式.其中，A值为初始参数，这里根据专家打分得出的区域航运产业集群的规模上限作为A的输入值.区分航运产业集群演进的各个阶段，主要依靠 Logistic曲线的3个重要点［15］，分别是两个拐点和一个极值点，分别为
4.1 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的Logistic曲线回归分析
利用SPSS 15.0得到上海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上海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
当初始参数A=1280时，K= －ln b1=0.46681，B=b0·A=3.84.
上海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为
Logistic增长曲线的拐点和极值点分别为
因而，可以判断上海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早在2003年之前已经进入成长期，2005年进入成熟期，2008年步入衰退期.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t=2～5时，上海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从519家增长到918家，增长速度最快，平均增长率达22.49%，而进入2008年后年均增长率降至6.97%.由此可见，Logistic增长曲线的拐点和极值点与实际情况十分相近.
4.2 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的Logistic曲线回归分析
利用SPSS 15.0得到上海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回归结果，见表4.
当初始参数A=670时，K=－ln b1=0.21196，B=b0·A=0.67.
表4 上海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上海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为
Logistic增长曲线的拐点和极值点分别为
因而，可以判断上海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早在2003年之前已经进入成熟期，2006年步入衰退期.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t=1～3时，上海国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数量从463家增长到577家，仍然保持11.66%的年均增长率.但是进入2006年以后，年均增长率滑落至1.39%，此期间最高增长率只达到4.82%，甚至出现4.28%的负增长.由此可见，Logistic增长曲线的拐点和极值点与实际情况十分相近.
4.3 实证研究结论
根据Logistic生态模型对上海航运产业集群的相关数据进行测度，结合前文对航运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和演进动力机制的阐述，可以得出以下实证研究的结论:
(1)原有航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上海航运产业集群中的国内和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已经先后进入发展衰退期，意味着原有的以传统航运服务业(船公司、代理企业、装卸搬运企业等)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无法为上海航运产业集群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发展动力.
(2)转型发展促进功能升级已经迫在眉睫.自上海国内和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进入衰退期至今，已经有5～7年的时间，意味着上海航运产业集群的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加快航运产业集群的转型步伐，极有可能面临航运产业集群的核心功能向外部转移的危险.
(3)成本、环境、网络成为转型突破的3大难点.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上海航运产业集群，急剧上升的经营成本、频多障碍的营商环境以及脆弱失衡的社会网络都会成为核心企业加速流失的“导火索”.只有为集群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建设、制度保障和经营服务，激发群内企业的创新潜能，才能促进上海航运产业集群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5 结束语
引入生态学的生命周期理论，将航运产业集群演进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4个阶段，提出种子企业的出现是航运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其中关键种企业对航运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衰亡起到决定作用，优势种企业对航运产业集群的各阶段演进起到决定作用.根据演进动力与集群规模的联系，从密度机制和非密度机制两个角度分析航运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发现密度机制随着集群所处阶段的不同有所变化，而非密度机制则从整体上对航运产业集群演进产生影响.根据航运产业集群成长机制推导得来的集群成长模型符合Logistic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探索考虑集群最小起始规模的模型修正.在对上海航运产业集群演进阶段测度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上海国内和国际水路运输及服务企业分别自2006年和2008年先后步入生命周期的衰退期，意味着上海航运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到了急需转型突破的攻坚阶段，如不及时调整航运产业发展方式，上海航运产业集群将错过集群升级的有利机遇，继而面临集群萎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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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进阶段 篇3
国家雏形的草创阶段,出现在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型以后,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的转型,没有私有观念的产生就不可能有国家雏形的形成,没有国家的形成就不会有阶级的产生。《国语·晋语》中说:炎帝与黄帝均出自少典氏,是兄弟(族)关系。但他们生长的环境却不一样,故名号不同,文化特征也有异。炎帝又称神农氏。《吕氏春秋·慎势》中高诱注:“神农,炎帝也。农植嘉谷,化养兆民,天下号之神农。”黄帝,又称轩辕氏,建都于有熊(新郑市),又称有熊氏。为五帝之首,继炎帝而立,葬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帝王世纪》中说:“炎帝传八代也。”这八代是指炎帝为天下共主之后,完成了氏族社会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约到第七代,衰(帝)时稳定的社会出现动荡不安,到第八代榆罔(又名参卢)时彻底衰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1]多代炎帝所经历的社会,正如《庄子·盗跖》所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中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从众暴寡。”这里描述的社会现状完全是母系社会的特征,不存在私有制,大家共同劳动,各尽其能,没有私欲与纷争,睦邻和谐相处,不需要行政管理、刑罚与命令,更没有以强凌弱的豪夺与战争。《神农书》中说:“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这一民本思想之所以发源于农耕文化,是由氏族社会性质决定的,氏族的发展无不仰赖于农耕,大众安居乐业,衣食无虞,天下才能稳定,才能和平与均等,才能衍生出优良的道德观念和淳厚的民俗民风。这种社会大约从裴李岗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河北省的磁山文化)以前已开始,维持到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原有的社会体制已无力挽救这一衰落局面,也正是这种动荡,敲响了母系社会解体的丧钟,催生了父系氏族社会体制的形成。私有观念也正是在这片新的土壤里成长与扩散,这一社会变革与更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新政体的产生。
黄帝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2]通过战争,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建立了以父系集团为核心的新政体。
黄帝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政体特征。《商君·画策》中曾说,一是社会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四方不宁的现象,需要“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发起了“征师诸侯”的战争;二是“垂法立制”,建立军事和刑法,设置行政官吏,“作为君臣之义”,成为氏族部落联盟的议事会成员;三是确立父子兄弟和夫妇伦理观念及其原始礼制,此也成为父系氏族制的重要标志;四是针对私有观念的产生与流行,为遏制私欲提出了告诫[3]。如恩格斯所讲: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是由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坠落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由此揭开了文明社会的序幕[4]。也正是贪欲与掠夺,导致了氏族部落间战争的爆发及“法度”与“专政机器”的萌生。同时也出现了“黄帝始于仁义撄人之心”[5]。“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6],兴利除害,禁暴安民,实行仁政。《纲鉴合编》中说:“轩辕修德治兵、艺五谷、抚万民。”还说:“黄帝既为天子,于是始立制度。”所谓“始立制度”,即建立一套行使权力的政治体制。《正义》中曰:“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纲鉴合编》中又说:黄帝“以云纪官、举风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下治。”“于是划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命匠营国邑,置左右大监于万国。”这些设置似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有国、有州、有邑,这当是我国最早的行政区划雏形。中央设有六相、三台,地方设有左右大监来进行管理,成为华夏民族数千年政体的根基,使社会迈入了“崇尚军权,王权道路”[7]的时代。
从考古学文化考察,“命匠营国邑”,当时的“国”,应是较高一级的中心聚落,包括氏族联盟的都邑和其他侯国的都邑。这种大的都或邑,考古发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类都邑的中心聚落,外部都有大的围壕,作为防御设施。另一种是聚落外围有夯筑而成的高大城墙,成为更高一级的防御设施。前者见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8]、姜寨仰韶文化遗址[9]、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等[10]。后者有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4800—5300年左右,推测是黄帝时期的“邦国”都城之一[11]。又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古城,距今4800年左右[12]。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3],虽属于屈家岭文化,也应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邦国都城之一。《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黄帝筑邑造五城。”《淮南子·原道训》曰:“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这些记载并非虚传,早已为考古所证实。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14]城的主要职能,刚开始时是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后逐渐发展成为地域性的文化、经济、交通中心。或许大的聚落,特别是有围壕的大聚落也是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今天,城被视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吴越春秋》中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此城郭之始也。”城的出现也与当时形成的政治、军事中心密不可分,它不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社会经济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具有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的公共权力。“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15]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黄帝时期,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中心的形成和城的出现,互为因果,互为关联。尽管它是我国最早的雏形城市,作为国家诞生的重要载体之一,其意义实则是氏族的联盟政体或草创的城邦之国,但无疑它是国家起源的基石,国家诞生之先声。故而,李学勤先生认为:“夏代约始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所以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的古老,一样的悠久。夏不是最早的王朝,中国文明起源在其前。”[16]这无疑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搏而得出的真知灼见。
这一时期国家虽属草创,也不是家天下,但此后流传有序,不断继承,无不是出自黄帝族之后裔。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属集团,不断分化,连续繁衍,轮番登场,成为中国远古社会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轨迹和文化现象。
我国早期国家雏形的发育成熟,约经历千余年的时间。它是随着氏族的不断发展与扩大,进入了历史上“万国”林立的诸侯或邦国时代。这些流传有序的“帝王”,是继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四帝时期。
颛顼是黄帝之孙,直接继承炎黄之大统,居于领袖地位,成为中原盟主,之后其主体又繁衍发展成为有虞氏族和夏后氏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国家起源做出了重大贡献。《春秋命历序》中说:“颛顼传九世,共三百五十年。”据《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盛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作为德才兼备的继承人,“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修黄帝之道而赏之,弗或损益而治平。”[17]颛顼时继承黄帝文化之遗续,将黄帝文化发扬光大,但又不生搬硬套,根据时变而有所损益,使社会稳定和谐,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大戴礼记·帝系》中说:“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鼓瞽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些记载表明,颛顼氏族繁衍出了众多的子族,子族又代代相因。颛顼成为有虞氏和夏后氏二代王朝之祖族。
《文献通考》中说:“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创制九州,统领万国。”颛顼建立的发展模式和统领诸多诸侯国,传到帝喾时得到全面继承,划分为九州,继续统领诸侯,迈向历史的新时期。这些记载虽属传说,但其流传次序是十分清楚的,绝非出于捏造,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颛顼时,开始向东部发展。《帝王世纪》中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弟颛顼于此。”这些记载说明,颛顼少年时代曾在海岱地区生活过,继黄帝之位是在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路史·后纪八·疏仡记》中说:“颛顼年十五而佐小(少)昊,封于高阳。都始弧棘,二十爰立,乃徙高丘(帝丘),以故柳城卫仆俱为颛顼之墟。”注引:“涿郡有汉高阳县,以在高水之阳名,本隶河间,今之安顺军,然浚仪亦有高阳故城开封。”注引《郡国志》云:“汴之高阳城,高阳氏之墟也。”注云:“古帝王之中国边地,每有二都,弧棘今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百七十(里)。棘城,是《寰宇记》云颛顼之虚。”《通典》中云:“号曰颛顼城故慕容以大棘城(为)颛顼之都。移都之教农桑,制同中国。商丘濮阳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乃卫之都,故今临河东北三里有颛顼城。”《晋书·慕容》记载大棘城是古“颛顼之虚”。一说在辽宁朝阳东北,一说在辽宁锦州市,现已难确考,或是其子族迁徙外扩之都也不无可能。颛顼之都在河南省境的记载相对较早且多。《竹书纪年》中云:“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即位居濮。”《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说:“卫,颛顼之墟,故为帝丘,乃卫之都。”注说:“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水经·瓠子何注》《汉书·地理志下》等,都有相类同的记载。说明古帝丘,即颛顼城或颛顼之墟,夏以后又称昆吾之墟,周代又为卫都,原本多名而一地。据考古发现,初步认为位置当在濮阳县高城遗址。此遗址位于濮阳县东南五星乡高城周围,离县城10公里。1985年,在高城村北发现了东西向的夯土墙[18]。2002年,又发现了北城墙及北墙东北、西北两城拐角[19]。在高城村南的一处清代高氏祖茔,发现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石碑。碑文记载:“高氏系出渤海,隶籍澶渊,世居州东二十里颛顼城,今高家城村。”[20]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地方文物部门配合下,清查了一座深埋地下的城址,面积916万平方米。墙体有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东周文化三时期夯土叠压,该城无论是规模、地理位置还是考古学文化,都符合帝丘颛顼城和卫国故都的年代[21]。此城为颛顼之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颛顼能超越父辈继黄帝之位,司马迁总结其有“盛德”。今天看来,他一定是德才兼备之人。司马迁言简意赅地将他的能力概括为:“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才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挈诚以祭。”从字面分析,大略包括以下7个方面:(1)为人沉稳而善于谋略;(2)能够博通事理,又具远见卓识;(3)能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不断增加社会财富;(4)观测四时天象变化规律,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5)确立宗教之初义,天神、地祇与人分开,祭祀活动专业化,各司其职,严禁政教混同,“绝地通天”之后,又从“法制”层面加以保证,帝王成为众巫的首领;(6)根据四时阴阳时序规律和社会风尚,规范教化民众;(7)大力推行对原始宗教的改革,由帝王垄断祭祀权力,给帝王意志披上了天命神授的外衣。初启帝王“君权神授”之肇端,也给中国古代国家帝王借神行政开了先河。
颛顼施政,设专职管神与人。《国语·楚语下》中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在任命南正重主管全国祭天敬神的一切巫师活动的同时,任命黎为“火正”,专管“民事”。其可“司地而属民”,“为民师而命民事。”所谓“司地”,就是监督百姓耕种好田地,以获得更多的粮食。“民师”即管理民众的官,“命民事”,即监视黎民百姓,把握思想动向,使社会不滋生犯罪,避免危害社会安定。
颛顼还使原始宗教礼制化。颛顼的宗教改革给当时的原始宗教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逐渐使原始社会礼制化,把音乐用于祭祀活动,使礼乐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古乐》中云:“帝颛顼……唯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这一措施,为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颛顼制定了对妇女的不公平法规,促使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淮南子》中记载:“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意思是说,女人碰上男人如果不让路,就会被流放。“在历史上出现的阶级对立……最初的阶级压迫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22]这不仅从一侧面说明颛顼时父系社会已得到巩固与发展,而且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已出现。
颛顼时,文化传播十分广泛,与疆域扩展也极为广大。《史记·五帝本纪》(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从这些记载看,幽陵大体上是指后来的幽州,即河北北部和辽宁的南部,前文提到的弧棘颛顼之都就在这一地域。交趾即交州,大体是广州、广西,直至越南境内。流沙指甘肃张掖的居延一带。蟠木,泛指东海。在这些范围内,北有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城流域的良渚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屈家岭中期文化和桂花树三期文化,还有赣江流域的山背文化等,大致都属于这一时期。不同的地方,文化之间有相互影响和不断碰撞、融合的迹象。后面数句,是指动态和静态的事体,大小神灵,日月照到的地方,颛顼都能管到,虽有夸张,也说明颛顼之政,对大小事物、辽阔的地域都会涉及。
颛顼对共工和九黎的讨伐。《淮南子·天文训》中曰:“昔者共工争与颛顼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这是说共工氏与颛顼夺帝位,战斗异常惨烈,打得天昏地暗,山崩地裂。在颛顼辅佐少昊治理天下之时,《集解》中曰“共工是主水之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据《国语·楚语下》:“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通天。”少昊氏族在涿鹿之战中衰落,颛顼氏族乘虚而入,打败了少昊氏,取得了东夷地区的领导地位,“九黎乱德”按《国语》韦昭注:“三苗,九黎之后。”五帝时代华夏集团与三苗集团的战争似乎从无间断,但都以三苗的失败而告终。
产业演进阶段 篇4
一、城市主题产业园区的演进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发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90年代初，借助当时政策的松动，最早走出大院大所大厂、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的一批吃螃蟹者，与体制外创业人士聚合，在大城市靠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区域开始进行创业活动，那时主要以贸为主，自主自发自为，于是在一些城市形成了早期创业街区。以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广州天河科技一条街、东北沈阳三好科技街等为代表，论规模和影响力，尤以中关村为典型，形成了“两通两海”，名气很大，联想集团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创业。那个时候，深圳等特区因得风气之先，借助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开始出现集中的工业城，是最早的城市主题产业园区。
第二阶段是主动有为阶段。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出现下海潮，改革开放迅速升温，由政府主导，各地相继开建开发区，开发区热延烧全国。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在全国出现了各级各类开发区，成为中国政府搞经济的直接抓手，各级政府纷纷成立园区管委会，附设开发公司，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一段时间，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和激励手段，全国开始形成五个等级的园区格局，从国家级的高新、经技、保税、出口加工区，到省市县开发区，乃至乡镇工业园，遍地开花，星罗棋布。各级政府成为园区建设的主角，吸引外资成为各地发展的重点，产业园区也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创新源和摇钱树。
第三阶段是转型创新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最初10年，总部经济概念横空出世，同时总部经济园区出现，并与各类传统园区开始并存，其先行者和典型代表是北京总部基地。总部经济园区是不同于传统园区的一种产业园：首先是高端化，总部园区是以企业总部聚集为主的园区，而传统产业园主要是制造企业集群；其次是集约化，总部经济园区是写字楼式园区，土地集约利用和单位产出率都要高于厂房化的比较粗放的开发区；再次是开发主体不同，总部园区由市场化的城市运营商开发，政府只是协助，而传统产业园则是由各级政府管委会下属的国有开发公司直接开发，开发体制机制都有不同；此外，开发方式也不同，总部园区统一规划、设计、建设、招商，园区具有完整统一的形态，而传统产业园区，主要是土地划块招商，入园企业自主开发，开发进度不一，园区形态比较杂乱；再有，总部园区的建筑、建材、配套设施、环境都实现生态化，而传统园区那时还不太注重生态和环保；还有，总部园区管理服务平台化，经济服务、信息服务、园区文体活动、物业管理等起点较高，形成比较先进完善的统一平台，创造出总部公社、总裁沙龙、总部共同体等新形式，传统园区则囿于当时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手段，服务平台开始时起点并不高。
总部经济园区之所以在近十年兴起，是因为它应合了多种发展需要，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升级客观上要求原有工业园区改变粗放开发方式，必须集约化、精细化、生态化；二是除了外企仍在流入中国之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本土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大大增加，企业总部与生产分离的条件非常充分，总部经济的市场需求已经成熟；三是政府主导全包型的园区建设模式缺乏活力和效率，面临转型和多元化，而城市运营商群体开始形成并成熟，因此，总部经济园区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
二、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型主题产业园区方兴未艾
当前，正处在总部经济园区与各类传统产业园区竞相发展的时期。从今后发展方向和前景来看，作为一种新型的主题产业园区，总部经济方兴未艾，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30年，城市化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是中国实现赶超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两大法宝。今后20—3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将持续增加，并将实现对美国的超越，许多国际经济机构对此都有预测。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大国的，城市化仍然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现有城市化率已达到50%，今后15—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要达到70%，现在离目标还差20个百分点，可以预料，新型城市化未来仍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引擎。
首先，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将实现结构调整，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也就是说，新型工业化仍将是今后相当时期内的历史任务。国际金融危机其中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要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的稳定和就业的确保，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要保持相当的实力，应当把此作为长期国策。
其次， 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尚在进程中，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题，并将牵引和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前进。由此可见，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还是当今中国发展强劲的动力，只不过今后我们的工业化需要不断升级，城市化也要走出新路。而这些都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主题产业园区，而总部经济产业园区就其形态和内涵而言，是城业兼具的现代产业园区，因而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交叉路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另外，中国国内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尚处于扩充、优化和提升时期，内资企业总部不断扩张，外资企业总部还在移入，国内成长型企业增多，一些分散的小企业也在升级，都需要有专门的产业园区满足其发展的需求。
第三，随着上述工业化、城市化的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二、三产业融合趋势强劲，相应地，产业用地价格上涨，土地集约化利用提高要求，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大为加强，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方式受到明显挑战，这些都助推建设新型产业园区，而现有总部经济型产业园区是立足现有发展要求，坚持先进发展理念的比较好的主题产业园区。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具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的产业园区。从大的发展格局来看，今后一线地区和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进一步升级，并逐渐饱和、约束增强；二线城市发展势头比较好，尤其是二线城市排前的几个城市，像青岛、成都、重庆、沈阳等城市势头良好；同时会出现一般二线城市，部分三线城市积极跟进现象。今后大约15—20年后，渐推移至大部分三线城市。从近期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拖累，国内总部经济的发展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这是暂时的，危机过后，还会有强劲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城市主题产业园区的形态呈现多样化，有外资内资并举型和成长型企业园，也有大中小混合型、单一产业型、混合产业型，以及金融化总部经济共同体等等，丰富多样。
（本文根据作者在青岛总部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责任编辑：黄荔）
产业演进阶段 篇5
西藏的产业发展规模从无到发展壮大, 产业结构从单一的农牧业,到一二三产业并重,发展为第三产业主导的高原特色产业结构, 并不断优化形成了一条有西藏特点的高原特色产业发展路子。然而,生态文明背景下西藏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研究。 探讨实现西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路径,对于促进西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转型升级, 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1西藏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西藏位于西南边陲, 是全国藏族居民最集中的西部民族地区, 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其他地区相比,是贫困的,经济发展特征具有多民族性、落后性、 不平衡性和资源丰富性[12]。 西藏经济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看,西藏产业发展总体处于增长态势, 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由单一的农牧业发展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与服务业各占一定份额的产业规模。 产业发展以高原旅游业、高原特色生物产业、藏医药产业、高原绿色食品产业、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和民族手工、矿产、建筑建材业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特色产业产值不断增长。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951年的1.2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807.67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10.76%( 图1) , 占全国总量的7.04% , 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1.9%。
特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由早期单一的农牧业,发展至2013年发展为由第三产业主导的高原特色产业结构 ( 图2) , 产业结构不断合理优化调整为: 10.7∶36.3∶53.0。 产业结构虽然为“ 三、二、一”型,但是三种产业就业人员数量结构却是“ 一、三、二”型结构( 2013年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为45.2∶ 14.1∶40.8) ,表明产业结构仍然过度依赖农牧业。 第二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低下。 西藏第二产业所占份额偏少,产业关联性低下,产业链不完善,导致整个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强, 竞争力差。 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所占份额很大,占28.7%( 2013年) ,原材料 、初级产品深加工不发达 。 大中型企业数量少,2013年大型企业2个, 中型企业13个,小型企业186个,且分散效益低下,反映西藏工业化水平的低下,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
2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西藏经济社会实现了两次跨越: 第一次跨越— 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二次跨越—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现正进入第三次跨越式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产业结构演进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此,依据西藏跨越式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标准( 三二一) ,结合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将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2.1农牧业经济为主体发展阶段(1951-2000年)
藏民族自古以来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体, 早在远古时期就创立了具有西藏高原特点的农耕文明。 在农业文明阶段, 西藏产业发展道路是以高原农牧业为主的民族经济产业发展道路。 产业结构由1951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占97.7%,第三产业产值占2.3%, 发展到2000年一二三产业并重,形成了三、一、二结构( 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30.9∶23.0∶46.2) ,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优化。
20世纪50年代, 西藏的农牧业仍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59年经过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寺庙的封建特权,变农奴主占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初级、高级互助组,生产资料所有制度由原来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大大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力的提高。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贯彻“ 稳定发展”的中央方针,西藏农牧业政策发展方向是大力发展农业,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实施了牧区30条、农区26条和边境10条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结合西藏经济发展实际,对西藏农牧业发展实行了“ 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到上个世纪末,西藏的农林牧渔总产值由1959年的1.442亿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127.997亿元, 年均增长率8.5%( 图3) ,基本实现粮油肉自给。 主要农产品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其中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51.34万t增加到2000年的96.22万t,油菜籽增加至3.96万t、蔬菜增加至17.37万t,基本解决了农牧民的温饱问题,部分群众生活达到小康, 农牧民的收入也持续稳定地增长。 1978年西藏农牧民的收入仅有175元,2000年增加到1 331元,2013年达6 578元,年均增长率达到9.22%( 图4) , 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向小康社会迈进。
2.2工业产业发展阶段(2000-2010年)
在工业文明阶段, 西藏工业经济通过深入开展企业改革,积极发展特色经济,逐步形成以特色资源为基础、特色产品为核心、特色品牌建设为支撑的特色工业产业发展道路。经过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2010年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13.5∶32.3∶54.2) 。
50年代的西藏基本没有现代工业。1994年中央政府在西藏投资38.4亿元,建设62个工程项目,为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西藏特色工业产业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 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本土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如西藏矿业、银河科技、高争股份、华新水泥、西藏药业、达氏集团、冰川矿泉水等。打造出了一批中国驰名商标产品,培育出一大批自治区著名商标,如“ 甘露”“、 祥云”、“ 拉萨啤酒”“、 圣鹿”“、 藏缘”等。其中甘露藏药、拉萨啤酒、 5100冰川矿泉水 、奇正藏药 、圣鹿食用植物油等一批具有西藏特色优势产品全面进入国内外市场。 随着特色工业产业的发展,西藏盛源矿业、高新建材、 宇拓藏药等大型集团相继成立, 对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实现西藏产业集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特色工业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 工业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稳定发展( 图5) 。 在“ 十一五” 期间,全区工业增加值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不断发展壮大。 工业产业推动三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由2005年的19.1∶25.3∶55.6调整为2013年的10.7∶36.3∶53,初步形成了以优势矿业 、 建材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高原绿色食( 饮) 品业和水电能源等产业为主的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规模工业企业和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培植财源税基、拉动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主渠道。
2.3生态文明的产业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西藏产业演进在生态文明阶段主要以生态建设为特征。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指出西藏人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但生态和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因此, 生态经济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建设成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比例不断合理化,其中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了2.8个百分点, 二产增加了4个百分点,三产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 西藏经济的发展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前提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藏逐年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在“ 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106亿元资金保护和建设西藏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试点项目、 水源地环境保护等工程项目保护西藏的自然资源。 实施了天然草场退牧还草 工程458.35万hm2、 人工造林11.52万hm2、封山育林30.08万hm2,建设沼气池20余万座, 治理沙化土地面积4.29万hm2、水土流失面积8.85万hm2。 2013年《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白皮书报道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是当今世界最为清洁的区域之一。
进入21世纪,西藏自治区政府采取尊重自然生态、 尊重市场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 采取环保型的特色生态经济产业政策。在发展特色产业时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比如“ 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总投资12亿元,在该项目中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项目建设的重点; 在矿产资源的勘查过程中,实行“ 一支笔”审批和环境保护“ 一票否决”制,严禁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崩塌滑坡危险区等10类区域进行矿产开发;有效防治工业污染,政府积极采取了现代的技术手段、环境监督管理和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三同时”制度,取得了西藏大中型建设项目环境评价执行率达到了80%以上 。 2013年还对有突出环境问题的82家企业( 项目) 作出关闭或挂牌督办限期整改的决定。 对于具有“ 无烟产业”和“ 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来说,也非常重视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产生的垃圾, 采取收集、分类、处理等方式,防止生态环境污染。
3西藏产业发展问题及制约因素
3.1资源分布的区域性
产业形成、 发展及结构优化与资源禀赋和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13]。 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通过产业活动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资源和产业演进趋势向生态化发展, 并展示人类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14]。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原因,西藏具有高原特色资源的比较优势,如矿产资源、特色农产品资源、西藏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藏医药资源等。 西藏产业发展就是以这些特色资源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经济。 随着中央支援西藏的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青藏铁路的开通, 民族手工业、高原绿色饮食业、农畜产品加工业等特色产业正在西藏迅速崛起。 为扶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西藏自治区在2009年设立了5亿元规模的产业与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2011年通过委托贷款与阶段性参股投资等有偿方式安排1.9亿元产业与企业改革发展资金,扶持8个特色产业发展项目[15]。 截至2014年,六大特色支柱产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339.65亿元, 加大了特色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力度,推进了特色产业生态化发展。在“ 十二五”规划中,西藏自治区创建了四个重点优势特色产业区。根据这些特色资源分布区域性, 如何发挥特色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将特色资源转变成经济优势, 以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带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成为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
3.2原有产业发展基础
一个区域内产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 需要原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由于西藏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度,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民族改革以前,产业结构极其单一,濒临崩溃。 和平解放以后,西藏产业发展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产业总值逐年提高,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和优化。 旧西藏农牧业发展基本依赖于自然条件,现如今农牧业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牧业的综合发展能力也不断提高, 正向着现代化的步伐迈进。工业产业发展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工业体系, 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不断发展壮大。 工业产值由1959年的4.344亿元, 增加到2013年的125.835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10.86%, 同时,工业产业推动着西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了“ 三、二、一”结构;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 作为西藏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持续快速增长,在2013年西藏共接待游客1 291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65亿余元, 正向着重要的世界旅游目地的目标迈进。
虽然西藏产业产值在增加, 产业结构在不断合理化,但是由于产业的原始积累比较薄弱,因此产业竞争力在西部地区还是在末位, 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迫在眉睫。
3.3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变最基本因素[16]。 西藏产业的发展是随着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而发展的,是超常规的非线性发展行为,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产业演进规律。 自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45.99亿元增加至2013年的807.67亿元, 年均增速达15.41%。 产业的这种跨越式发展是产业的后发优势,能迅速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缩小技术差距,缩短技术发展时间[2]。
经济总量在增加,经济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到2003年西藏自治区GDP为185.09亿元 ,出现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三、二、一”产业结构比例为52.3∶25.7∶22.0。 产业的结构从量上是趋于合理化, 但是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西藏产业结构演进要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 只有资本量上的增长没有质的改变是不可行的。
3.4政策因素: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是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影响着产业发展方向[17]。 产业发展的三大要素:政策、 科技和投资。由于西藏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历史, 中央政府自和平解放以来对西藏一直采取特殊财政补贴政策,以特殊的扶持政策来拉动西藏产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西藏工业产业才起步 , 产业政策逐步全面化和系统化。 从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来看, 国家宏观的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特殊的“ 援藏经济发展模式”。这种“ 依赖性”经济类型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生态文明时代, 存在着产业体系不健全、 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和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要实现西藏经济转型和高原特色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帮助,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强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创新政策。
3.5区域分工因素
2003年西藏产业结构产值实现了 “ 三二一 ”的合理结构,产业结构演变步入了战略性调整阶段。西藏产业结构演进趋于合理化的重要因素是西藏与其他省区的区域分工程度和水平, 西藏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处于区域专业化劣势, 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8]。 从西藏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来看,在2003年占总就业人数的16.7%, 发展到2012年下降到9.5%,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在2012年与部分相邻省区相比是最低的,低于四川省3.4个百分点。
西藏产业的发展在新的分工格局下面临着如何参与区域分工体系中,通过区域分工实现产业转移, 更好地发挥西藏特色资源的比较优势; 面临着如何立足区域分工的特点, 高起点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和高新产业, 实现产业转移, 建立和巩固一批优势产业,将西藏特色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问题。
4产业演进下的西藏产业发展的路径
根据西藏产业演进变化规律和趋势以及西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西藏产业发展路径应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背景,围绕产业文化生态化的核心,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施四大发展战略:产业生态化、 产业信息化、产业科技化和产业知识化,以建立健全产业生态教育和生态管理为保障机制, 实现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使得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形成合力的产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生态经济产业发展目标, 实现生态文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协调( 图6) 。
4.1培育产业的生态文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发展
生态文化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从单纯追求利润扩大到追求产业文化[19]。 要实现西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需要提升西藏产业文化这一软实力, 提升西藏产业竞争力。
西藏有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 藏传佛教文化和藏医药文化等, 这些文化中无不蕴含着生态文化的内涵。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广泛流行着以自然崇拜为重要内容的生态文化[20],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作用。提升产业文化软实力,采取打造青藏高原民族生态文化旅游圈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区域内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目标。 将乡村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精神旅行方式,把藏民族的农耕文化( 如青稞文化、牦牛文化等) 融入到乡村生态旅游体验活动中;实施不同区域的文化如康巴文化、 工布文化等差异性发展策略,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采取科学性和针对性原则调控生态环境,注重生态文化、旅游文化等经济中的不同产业的空间结构分配, 形成产业集群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4.2实施产业的知识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战略,以高新技术加快产业转型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资源、信息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和决定力量, 其他生产要素需要依靠他们来组织、动员、配置和更新。
发展精细化、高附加值的高原生态农业。运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 信息遥感技术等发展西藏特色的高原生态农业,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生态、安全、高效、优质的要求,构建高原生态农业政策支撑体系、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通过标准化和生态高效安全生产,重点推进青稞、果业、蔬菜、茶叶、藏猪、藏鸡、牦牛、绒山羊等农产品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开发和绿色有机品牌的创建。同时,要重点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模式,加强对农药、化肥和农用薄膜等污染源的控制。 合理布局规划区内畜禽禁养区和集中养殖区, 加快建设一批环保型畜禽养殖基地, 实施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集约化、高技术含量的生态工业。 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高效、合理利用原材料,西藏自治区重点培育以“ 高原绿色”为核心的品牌,循环利用资源,尽可能减少废物的排放量来增强产业竞争力。 主要发展新型能源产品的开发、 优势矿产资源的开采、农林牧产品特色产品加工工业、藏药及其制剂的研发等,充分运用国际国内先进技术工艺( 包括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发展网络化、 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 运用信息网络发展网络化服务业、 通信信息产业和高知识含量的绿色民族餐饮业和生态旅游业, 同时注重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4.3整合产业链,提高产业集聚效益,加快高原特色资源的转化
西藏自治区通过工业园区建设,整合产业链,提高产业集聚效益,实现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首先构建西藏特色产业的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循环链,高效利用自然资源,降低能耗,提高产业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减少污染,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路径。 做好西藏产业发展水平的顶层设计, 实现西藏产业发展的人类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 其次,构建产业的内循环流动、功能完善的西藏特色产业体系,实行资源的循环利用,环境的保护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一体化产业经济模式;最后,西藏特色产业的发展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宏观上产业的发展要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之内,遵循自然生态环境容量原则,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在微观层面,因地制宜根据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的不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西藏特色产业生态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现代物流或者能流传递等方式将西藏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 主要是旅游业) 的生产环节或生产体系链接起来,实现产业集聚效益。
4.4采取发展生态经济产业战略,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师法自然,按照各个产业的生态位对产业进行生态设计, 采取人类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和谐发展的策略, 构建生态经济产业的立体网状结构。
首先,发展高原特色的生态农业。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生态旅游业,一要充分发挥西藏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 以科学开发民俗、水体、森林、峡谷等生态旅游资源为重点,重点建设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示范区,形成品位高、种类全、丰度好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 二要建设生态教育示范基地。依托西藏自治区内丰富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景观资源, 开发建设生态科考和科普教育示范基地,使其成为了解自然、热爱自然、立志环保的第二课堂。 三要高标准建设国际型的生态旅游示范基地。 创新生态旅游发展体制机制, 加强区际合作,增强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和品牌创新能力,打造民族高原地区生态旅游精品;加强生态旅游标准建设, 抢占生态旅游制高点, 把示范区建设成为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典范。
其次,在城镇及其郊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发展循环型生态工业产业。 在西藏自治区重点发展特色绿色食品加工业, 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食品产业链条,依托重点企业进一步发展高原保健食品;积极建立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节能电器及配套产品开发为重点的具有特色的能源产业体系; 推进藏药产业的现代化、市场化,培育藏药产业国际竞争力; 发展污染小、清洁生产的藏区优势矿产业;积极发展民族手工业,增加农牧民收入。
4.5开展产业生态经济教育和实施产业生态管理战略,从宏观政策层面设计产业
生态经济教育是全球性的教育、全人类的教育。 开展生态经济教育, 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途径来实施。西藏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将生态环境教育融入到教育中,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保护西藏的产业发展环境事半功倍。
产业演进阶段 篇6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系统,受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众多因素影响。所以,泛泛地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牵涉的变量非常多,这样,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没有针对性,很难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这正是以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被研究得如火如荼,却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具体的区域联系起来,与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找出这种联系的一般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确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需要。
2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
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王伟中(1999)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在现有自然资源(包括环境)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其中,经济增长是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基础上的专业集约型经济增长;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要小于其再生速度,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应约束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之下;废物的产生应小于或等于环境的吸纳能力”。这个定义,基本上就是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的一种规定,其中心思想就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持续的、集约型的、环境友好型的区域经济增长。陈烈、姚丽斌(2000)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在逐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区域间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西宝、李恩辕(1999)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自始至终地追求经济均衡增长的发展之路永远达不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果,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目前(2007)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确保区域经济获得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持生态环境的良好循环。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内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可持续性两个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内容很多,包括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方式、区域平衡、绿色生态、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合理经济结构、先进的文化,等等,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等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意味着社会和谐、生活质量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同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比如一些国家GDP总量很高,但人民缺少民主,生活满意度很低,或者GDP的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区域内各地区贫富悬殊很大,呈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是,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排斥区域经济增长,相反,区域经济增长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是通过区域经济增长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改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区域经济增长不一定有区域经济发展,但没有区域经济增长就一定没有区域经济发展,因为没有区域经济增长就无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所以,尽管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保增长”依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区域可持续性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众多方面,其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所以,要求区域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下代人的生活福利为代价,不能以邻为壑,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总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的、资源节约型的、代际代内公平型的经济增长,其总目标就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区域公平发展、资源利用节约、生态保护良好,其具体目标就是:区域经济增长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统一,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关注资源的代际配置和福利的代际公平。以上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界的普通认同,因此,为研究和解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围界定为四个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增长方式、区域均衡发展、生态污染治理。这四个方面对应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的重要内容。见下图1:
3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对于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李维敏(2000)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方式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首先在各个小的区域内部实现,然后再在更大区域乃至全球实现。陆国庆等人(2003)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经济外部性,是一个企业内部成本可以外部化的经济过程,因此,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与微观上一直是一对矛盾,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规范微观企业的经济行为。单纬东(2003)认为,区域经济只有核心竞争力,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并在不断竞争中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李雪峰(2009)也认为,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是保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他认为区域内“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维系统的协调发展,合理配置区域内的各种资源要素,都需要人的创新精神。
综上,到目前为止,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学者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于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人们往往是从某一侧面提出了一些可持续发展原则,例如,有的提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先从小的区域内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然后再向外扩大,有的提出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有的提出先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认为自始至终地追求经济均衡增长的发展之路永远达不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果,有的提出走科技创新之路,合理配置区域经济各种资源。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在具体执行这些原则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这些原则都有一个适用条件问题,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就适用条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最终适用条件问题都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也就是,不同的区域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可能是不同的,执行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可能也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是“经济人”,其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必然首先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自身区域经济确定,所以,这必然是一个历史的、渐近的、由低度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走向理想的可持续性发展状态的过程,而不可能按照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标准。
4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4.1 经济发展阶段内涵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多种理论和指标,不同的学者由于依据的理论和标准不同,往往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沿用了希腊罗马时期对人类经济生活“狩猎、游牧和农耕”的划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毕雪从商品交易的角度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封闭性的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从生产部门结构角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最后农工商业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66)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后工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贝尔从人与自然界关系视角,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影响很大,他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六个时期,并认为从一个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升级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或者说这种转化升级都是产业结构推动的结果。(见表1)。
在国内,陈栋生(1993)等人认为,区域经济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待开发、成长、成熟和衰退等四个阶段。蒋清海(1990)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经济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陆大道(1988)认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函数,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他提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四个阶段,即: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过渡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并且每一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
由此可见,中外学者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太一致,把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三阶段到六阶段,都有人划分,而且每个阶段的名称和涵义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应用这一理论时,必须要明确经济发展阶段分为哪几个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确切含义,同样说是经济发展阶段第几阶段或者是工业化某期,不同的学者可能各自所指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名称与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过程与工业发展过程紧密相连,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借鉴前人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划分情况,去繁就简,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内涵和划分标准总结如下表2:
4.2 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任务,例如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区域经济,其经济任务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吃、住、行等等,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区域经济,其经济任务主要是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包括生活质量、生活品位等方面,所以,文化产品、娱乐产品、奢侈性产品等可能成为主要经济发展任务。区域经济发展任务决定了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类型,而主导产业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之粗放型程度或集约型程度是由区域经济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中,技术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其它生产要素都是通过技术进行组合和发挥作用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经济实力等,这些将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将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与效益,将决定着区域经济的集约化或粗放型程度。区域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区域经济技术水平也相应地由低向高发展,因此,区域经济增长的集约型程度也相应地由低向高转化。短期的粗放型经济,有利于积累资本和开发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是集约型经济的基础,所以,在经济发展阶段较低阶段,短期的粗放型增长,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阶段还对应着一般性的区域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差异及地区间不平衡程度,这将决定区域经济的投资规模与去向,以及控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方法。如果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四个阶段,那么,在工业化前期和工业化中期,区域内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水平较高,经济效益也较高;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水平仍然比较高,但其经济效益随着边际效应的减弱和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的发挥,将不如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益。所以,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比较适宜采用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应该将区域经济有限的资源,包括精力、财力、物力、人力、优惠政策等重点投放到发展条件好、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地区,这样就能加快这样的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从而为区域经济重点地区率先发展并带动其它地区发展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从发展的前期进入到后期的时候,原先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随着“先发优势”的发挥殆尽,其经济发展效益已不如原先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这个时候,原先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后发优势”开始发挥作用,所以,经济发展进入到后期的时候需要加大对原先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的支持幅度,并适当减少对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支持幅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阶段还对应着相应的区域经济生态与环境等可持续性标准,这些是解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问题的依据。区域经济主导产业在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将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发展平衡、环境生态污染等关系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着的可持续性标准得以解决,那么区域经济就会沿着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发展。
这样由经济发展阶段所确定下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形成了如下发展历程: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波动性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性相互耦合的运动过程。由于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遭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挑战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也应该不同。不顾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基础、不考虑区域经济特点和过于宏观地、泛泛地讨论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没有针对性,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很难付诸实施。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是横跨大江南北、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一个省,苏南、苏中、苏北既各具经济特色又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苏南与苏中、苏北无论是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还是在资源条件、环境条件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在此情形之下,运用同样的经济发展手段和统一的经济指标、环境指标或生态指标要求苏南、苏中和苏北,就极不合理,也很难达到各区域和全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区域经济特点,选择各自的能够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类别及其优先次序,采用相应的技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采取相应的措施缩小区域差距,并采用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环境或生态标准,这样才能符合江苏省各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方式的科学规划与选择。
5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匹配关系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其中经济持续增长、合适的增长方式、均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这两个方面所涉及的关键问题,而保障这四个问题的顺利解决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过程也是主要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解决而实现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匹配规律可如下表3所示:
这一匹配规律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区域经济管理者或者建设者必须根据这样的一般规律,并对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理念,不断地修正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促使区域经济逐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超越或者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路径都是不可持续的或者不经济的,都是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天津滨海新区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篇7
一、偏离-份额分析模型的设定和分析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Shift-Share Analysis) 是一种在西方区域经济应用广泛、注重实效的方法, 它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 年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成为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形式。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Shift-Share Analysis) , 以一定时期的某一地区生产总值为基准, 分别测算区域经济按该地区平均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 将这一假定份额与区域经济实际增长量进行比较, 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相对于基准地区平均水平的偏离情况。由于地区的经济增长量可以分解为3个分量, 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 地区经济增长出现的偏离 (快于或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 可以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说明。如产业结构是否由快速增长型产业构成, 可以解释地区经济增长偏离的结构份额;如果该地区产业结构与基准地区各产业增长同步, 这种偏离则要用区域产业竞争力份额来解释, 竞争力份额包括了区位因素和管理水平等不能细分的影响因素。
滨海新区GDP用e表示, 基准地区GDP用E表示, 各时期基期均设为0, 末期为t, 将区域经济划分为m个部门, 用j表示, 即以ej, 0, ej, t (j=1, 2, 3) 分别代表滨海新区三次产业部门在基期和末期的产值, Ej, 0和Ej, t (j=1, 2, 3) 分别代表基准地区基期和末期三次产业的产值, 则滨海新区第j产业部门在某时期基期至末期的变化率:undefined;基准地区第j产业部门在某时期基期至末期的变化率:
undefined;
以基准地区各产业部门所占份额将滨海新区各部门的规模标准化为:undefined;
将滨海新区某时期基期至末期每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量设为Gj, 三个分量分别设为Nj, Pj, Dj其中Nj=e′j·Rj, Pj= (ej, 0-e′j) ·Rj, Dj=ej, 0· (rj-Rj) , Gj=Pj+Nj+Dj。其中Nj为份额分量, 代表基准地区平均增长效应, 指滨海新区标准化的产业部门按基准地区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化量;Pj为结构偏离分量, 代表产业结构效应, 指滨海新区产业部门比重与基准地区该部门比重差异引起的该部门增长相对于基准地区标准产生的偏差。Pj的值越大, 说明该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Dj为区域竞争偏离分量, 代表区域份额效应, 反映了滨海新区相对于基准地区的竞争力。Dj值越大, 说明j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本文主要以全国与上海浦东新区为基准, 对天津滨海新区第二、三产业及第一产业进行分析。
二、数据处理
分别选取1996-2000年 (九五) 、2001-2005年 (十五) 和2006-2007年三个阶段全国的数据, 对滨海新区同期三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状况进行动态分析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 根据统计资料,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经计算得到表1至表3所示的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 《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 《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 《中国统计年鉴2008》、《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2005》及滨海新区网站 (滨海新区2006, 2007年) 数据计算所得。
三、滨海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分析
观察表1、表2和表3, 就总体而言, 滨海新区在“九五”、“十五”以及2006-2007年期间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6-2000年滨海新区比全国平均增长多完成39% (125.28亿元) 的增长, 在2001-2005年间, 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完成69% (474.12亿元) , 在2006-2007年, 滨海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完成2.2% (44.17亿元) , 虽然较“九五”和“十五”期间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第二、三产业看, 在1996-2000年间, 滨海新区第二产业产值高于全国第二产业平均增长水平47%, 第三产业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6%;在2001-2005年间, 滨海新区第二产业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89%, 第三产业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49%;在2006-2007年间, 滨海新区第二产业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1%, 第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可以看出“九五”到“十五”期间,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有明显发展;从“十五”到“十一五”期间,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减缓, 尤其是第三产业, 2006-2007年总偏离量高达-78.93亿元。
从增长的相对偏离情况来看, 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所占比例不断下降,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从产业结构偏离情况来看, “九五”期间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偏离量为11.83亿元, “十五”期间为33.78亿元, 而到了2006-2007年期间有大幅下降, 为3.55亿元, 说明滨海新区经济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后, 经济增长因产业结构优化而得到的推动力量在减弱。造成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增加后又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此期间发展速度减缓。其中第二产业在“九五”期间结构偏离分量为25.12亿元, “十五”期间结构偏离分量提高到110.68亿元, 2006-2007年出现了小幅降低, 但仍高达72.70亿元, 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减缓已影响到整个新区经济的发展。
从第三产业看, 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全为负值, 从“九五”的-9.43亿元到“十五”的-33.96亿元, 再到2006-2007年的-38.95亿元, 表明滨海新区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直接影响到了整个新区的经济发展。从竞争偏离分量来看, 滨海新区产业竞争偏离分量在“九五”期间为113.45亿元, 即滨海新区竞争分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3.45亿元, “十五”期间竞争偏离分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40.34亿元, 2006-2007年期间竞争偏离分量下降到40.62亿元, 这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竞争力下降导致的。
总体而言, 滨海新区经济还是极具竞争力的, 并且主要来自第二产业。从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 第二产业竞争偏离分量增长率在“九五”期间为36%, “十五”期间为65%, 从而实现了竞争偏离分量从80.80亿元到297.39亿元的飞跃。这一时期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相对于全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到2006-2007年时期, 竞争偏离分量增长率降低到6%, 只带来了81.98亿元的偏离增长量。分析表明, 滨海新区经济主要靠第二产业的拉动, 第二产业已经成为滨海新区支柱产业, 第二产业发展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新区经济的发展。从“九五”到“十五”期间第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增长率由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32.61%升高到了64%, 从而带来了143.96亿元的竞争偏离分量, 但2006-2007年期间竞争力偏离分量增长率降低到-7%, 竞争偏离分量更是降低到-39.98亿元, 说明在这一时期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全国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四、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对比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在“九五”、“十五”和2006-2007年间, 滨海新区与全国第一产业偏离量全为负值。其中“九五”期间, 滨海新区第一产业低于全国第一产业平均增长水平79.2个百分点, 总偏离量为-3.82亿元;“十五”期间, 新区第一产业以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775%的增长水平发展, 总偏离量高达-43.95亿元;2006-2007年期间总偏离量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420%, 总偏离量达-31.58亿元。从结构偏离分量来看, 这三个时期与全国的偏离量分别为-3.86亿元, -42.94亿元, -30.20亿元;从竞争偏离分量来看, 与全国的偏离量分别为0.04亿元, -1.01亿元, -1.38亿元。
由此可以看出, 滨海新区第一产业与全国相比不仅对经济的贡献率小而且还缺少竞争力, 这与滨海新区的实际情况与定位有关。滨海新区总面积达2 200多平方公里, 有1 200多平方公里盐碱地, 其中大部分为不适宜耕种的重度盐碱地, 发展农业的空间相对较小, 而且国家致力于将滨海新区发展成为环渤海的乃至于整个北方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这个定位也决定了新区农业必定不是主要发展对象。2007年滨海新区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比例为0.3:71.7:28, 这与浦东新区的发展有些相似。浦东新区农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建设之初就将建设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浦东新区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所占比例2001年为0.6%, 2007为0.3%。
资料来源:1996-2006年《上海统计年鉴》和1998年-2005《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以及上海浦东网站浦东新区2006年、2007年数据, 天津滨海新区网站2006年、2007年滨海新区数据, 表中数据系根据以上资料计算所得。
天津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第一产业面临的情况相似, 以浦东新区第一产业为基准, 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来分析滨海新区第一产业发展情况。同样选取浦东新区1996-2000年 (九五) 、2001-2005年 (十五) 和2006-2007年三个阶段第一产业的数据, 对滨海新区进行第一产业情况分析 (表4) , 从而弥补其与全国第一产业进行偏离-份额分析所造成的局限性。从表4可以看出, 滨海新区第一产业与浦东新区第一产业总偏离度不大, 其中“九五”期间总偏离量为-0.47亿元, “十五”期间总偏离量为1.589亿元, 2006-2007年期间总偏离量为-0.51亿元, 从中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农业发展速度除“十五”期间快于浦东新区以外, 其它两个时期均低于浦东新区。
从结构偏离分量来看, 三个时期呈下降趋势, 从“九五”的0.49亿元到“十五”的0.009亿元, 再到2006-2007年的0.08亿元;从竞争偏离分量来看, “九五”期间, 与浦东新区偏离量为-0.86亿元, “十五”期间为1.58亿元, 2006-2007年期间为-0.59亿元。由此可见, 滨海新区农业无论从对经济的贡献率来说还是从竞争力来说都不如浦东新区,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滨海新区在建设之初的十几年间对二、三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 而第一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五、问题与建议
1.滨海新区第三产业比例较低, 增速变缓, 应该加大现代服务业发展力度。
滨海新区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1996年为28.3%, 1998年达到了近十几年来的最大值35.4%, 但在随后几年中比例一直在30%左右并且不断降低, 在2001年降低到了31.4%, 2007年这一比例更是降到了28%, 这个数字甚至低于1996年的28.3%。滨海新区第三产业总偏离量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主要是受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下降的影响, 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已经影响到了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从数字上看似乎并不低, 但相比于“九五”期间79%的增长率和“十五”期间137%的增长率, 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大幅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新区的产业结构中传统第三产业比例过大, 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较低所造成。由此可见, 新区要突出发展现代物流, 金融, 旅游, 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承接好国际现代服务业的转移, 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新区经济发展。
2.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减缓, 应该大力发展支柱产业, 实现其主导作用。
从1996年至今, 滨海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始终超过70%, 其中1996年产值比重达70.2%, 2007年更是高达71.2%。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滨海新区第二产业产值从1996年的224.78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 694.84亿元, 第二产业成为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但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在近几年有所减缓。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 在“十五”期间新区第二产业总偏离量为408.07亿元, 以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89%的速度增长, 而到了2006-2007年期间总偏离量降为154.68亿元, 增长率则降为11%, 第二产业增长率减缓, 产业集中度不强, 布局分散, 缺乏规划合理布局的工业园区, 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竞争强的产业集群, 支柱产业优势不明显。所以新区应该对第二产业做出调整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 做大做强支柱产业, 发挥优势产业带动作用和产业集聚效应, 向周边地区延伸产业链, 打造现代工业、制造业基地,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还要避免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的重复同构和产值过剩问题。
3.滨海新区第一产业情况特殊, 应该对新区农业进行提升优化。
天津滨海新区对于第一产业的调整目标是提升优化第一产业, 发展滨海新区现代农业, 建设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先导区。现代农业对于整个经济发展以及整个产业结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农业对与滨海新区经济贡献率不大, 但滨海新区的农业对新区的意义远不只是提供产品和剩余劳动力、增加GDP那么简单, 农业是地区生态良好的环境标志, 乡村是城市的均衡点。相对于二、三产业, 农业总处于劣势地位, 工业占用了农业发展的空间资源、劳动力资源, 而且农业对于环境的要求 (如水源, 土壤, 污染等) 刚性较强, 这些都决定了农业异地性非常脆弱, 所以滨海新区农业更需要保护、提升优化。滨海新区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 充分利用新区的海洋、土地等农业资源, 建立新型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发展捕捞养殖和优质农产品种植, 建立一批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增强为城市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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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科技革命与物流产业的演进 篇8
一、科技革命的历程
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简称。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为“学问”、“知识”的意思,在梵语中的意思是“特殊的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科学的界定越来越细化。赵光太老师在其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一书中,将科学的概念分成了狭义和广义两部分。“在广义上,科学是指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狭义上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1]在一般意义上,科学是指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和原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
技术一词来自于希腊文,原意是指“技能”、“技巧”和“艺术”等术语的总称。在当代,人们对“技术”概念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已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域,认为:“技术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根据客观规律对自然、社会进行调节,控制与改造的知识、技能、手段、规划、方法的集合。”[2]简言之,技术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和手段,是科学的物化。
在近二三百年中,人们不断用正在成长的科学技术传统取代旧的科学技术传统,形成了一次次的科技革命。一般地说,从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它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劳动,使人类进入机器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推进了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进入了电力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期,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这时“信息的发展、分配,已经日益成为人类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内容,信息革命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维方式。”[3]第三次科技革命将把人类推进信息时代。
分析三次科技革命的历程,不论是蒸汽机、电动机、还是电子计算机,无不对交通、商贸业等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使它们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际上,这正好加速了物流业的诞生和发展。
二、物流产业的发展
物流产业的概念尽管诞生较晚,但物流活动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客观存在的。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美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早在17世纪中叶就指出发达的运输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运输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更好利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正式出版了他的杰作《国富论》,书中论述了“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4]由于良好的道路和可供航运的河流能减少运输费用,所以,为开拓更大的市场,以交通改良最为有效。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对“仓储”和“运输”两个物流的基本活动都给予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工具的变化,在商品的流通时间,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差别。”[5]以上可看出,从17世纪到19世纪,尽管物流产业的概念尚没被明晰,但经济学家确实已把物流活动作为了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5年,美国学者阿奇·萧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一书中最早使用了“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一词,此时的物流主要指销售过程中的物流。在“二战”期间,美国军队围绕战争供应,创立了“后勤”(logistics)理论。后来“后勤”一词被企业界广泛应用,这时的“logistics”已包含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物流。因而,从“physical distribution”发展到“logistics”,物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得到大幅度拓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升级,经济结构在加速调整,出现了一种“以专门从事将物品(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高效率地发生实体位移,并对其进行高效益的流动、储存及增值服务为经营内容的营利性组织的集群”[6],这就是物流产业的含义。物流产业的形成和演进,是科技革命不断进步的结果。
三、科技革命对物流产业演进的推动作用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7]剖析每一次科技革命,无不对物流活动或物流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动力方式的进步强化了运输地位,大机器社会化生产的运行催生了仓储职能,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助推了物流业的崛起。
1. 动力方式的进步强化了运输地位
“运输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通过实现社会产品的流转表现出来的,即把生产和消费所处的不同空间联结起来,完成实物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的移动。”[8]由于运输活动通过物品在价值链中的来回移动,发挥了时间资源、财务资源和环境资源效用,所以提高了物品的价值。这就是说,运输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回顾科技革命史,从蒸汽机到发电机再到电子计算机,从轮船、火车到汽车、飞机再到宇宙飞行器,一步步强化了运输的地位。它加快了运输的速度,提升了运输的质量,拓宽了运输的范围,缩短了运输的时间,使人类对运输的依存度越来越大。
2. 大机器社会化生产的运行催生了仓储职能
仓储是伴随着社会劳动率的提高,社会产品出现了剩余,从而需要保存以便日后再消费或进行交换而形成的产物。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使人类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同时也使生产要素的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对原材料、半成品以及制成品的数量变成大批量化,这就必然需要发挥仓储手段的作用。
第二次科技革命,出现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使电力进入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把社会的工业化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有时会造成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无法达到协调,社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当矛盾在一个有限范围之内时,仓储可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来缓解矛盾的冲击。所以,大机器社会化生产的运行必然溯求仓储职能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
3.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助推了物流业的崛起
20世纪上半叶,物流活动逐步从实践环节上升为理论层面,并使物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幅度拓展。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进入了人类社会,信息技术得以快速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使用、普及和推广,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升级,经济结构在加速调整,作为一个将供应与生产、生产与销售密切连接起来的中间部门所起的作用欲来欲明显。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更需要物流业与之相配合。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面对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企业都需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核心业务,将一般业务进行外包。外包的过程为第三方物流业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使物流产业得以快速崛起。
事实上,人类在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生产的人工和材料成本在不断地降低,劳动生产率在逐步地提高,这两者为企业带来的利润空间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要想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企业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物流环节上来,以发挥这个“第三利润源泉”的作用,这也是当前物流业得以迅速崛起的动力所在。
四、物流产业对科技革命的反作用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物流产业的演进和升级;另一方面:物流产业通过其各项基本职能和内含要素对科技进程发生反作用。
1. 物流职能追求标准化
随着物流业的深入发展,物流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首先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供应链理论。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运行,促进了国际物流的开展,使已在发达国家成为支柱产业的物流业迅速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就物流过程而言,包装、货物运输、分拨配送、仓储保管、装卸、流通加工、报关、货运保险、领许可证,以及信息服务等环节,迫切追求物品以及运输、装卸工具和仓储设施的标准化,以提高流通过程的效率。物流职能对标准化的反应必然转移到科学技术系统的敏感神经上来,使科技人员的注意力加大对物流设施与物流过程的关注,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科技创新。
2. 物流系统渴求信息化
物流系统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中由物流对象、物流设施、物流人员及通讯联系等若干相互制约的动态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由于现代物流追求的是系统整体最优化、总成本最小化,所以物流系统必须使内外部的信息畅通。
物流系统化管理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充足、准确和顺畅等方面。由于物流信息涉及多方面,而且绝对量多;信息发生的来源、处理场所、传达对象分布在很广的地区;在货主与物流业者以及有关企业之间物流信息相通时,各连接点的信息再输入情况较多,所以,如何使物流系统筛选并掌握正确的信息至关重要。
正确的信息必须有一流的信息系统相匹配。信息系统由信息硬件和信息软件以及操作人员等部分构成。基于电子商务的物流管理系统的运行、条形码技术以及POS系统(即销售时点资讯管理系统)的应用、E D I系统(即电子数据交换)的普及更加大了人们对信息化的期望值,渴望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通过信息革命为物流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这个过程必然形成对科技革命的反作用。
3. 物流管理溯求现代化
物流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流向。因此,物流管理必然蕴涵现代化的管理意识、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现代物流管理具有快速响应的特征。快速响应(Quick response)物流“是利用基于时间的计划抢占先机,并且从完整供应链的角度来跟踪销售趋势。”[9]它是一个企业能否及时满足顾客服务需求的能力展示。因此,现代物流企业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如大型专用船舶、集装箱、自动化仓库和以Internet为代表的高速通讯网络以及其它先进的物流设备相继投入运营和使用,可以说现代物流已实现了装卸和搬运的机械化,仓库管理的自动化、信息传输和处理的计算机化。这样,物流产业的发展与前沿的科学技术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极大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4. 物流人员要求知识化
由于物流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物资供销业、国内外贸易业、仓储业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它将上述部门的一些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演进规律进行重新组合,以现代科学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因此,从事物流操作的人员逐步要求具有知识型素质。
物流人员的知识化促使其必然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现代经济的弄潮儿。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物流人员要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然要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断进行创新。技术创新成果的积累将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演绎,这明显将推动科技革命的发展,形成科技进步的动力。
综上论述,科技革命与物流产业的演进既有相互促进的渊源,又有相互作用的发展趋势。科技革命加快了物流产业的诞生和升级,为物流产业的运营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又为科技革命提供了优越的实验平台,加快了科技革命前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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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占峰.物流企业管理[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8.第129页
产业演进阶段 篇9
[关键词] 收入分配差距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演进
一、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较快提高，但城镇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未能明显缓解。
1.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调查分组数据（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分为五组，即低收入户2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20%）显示，陕西省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11.26元，低收入组家庭为3407.57元。城镇居民家庭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4.06倍，扩大到2005年的4.49倍。
2.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商洛市为例，2005年西安市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为17503元，商洛市为10221元，二者相差7282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884元。
3.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西安市平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信息运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报酬是最低行业（住宿和餐饮业）的3.47倍，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13倍。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52元，二者相差6220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654元。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化演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研究的基础上，1940年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要素层面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包括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供给结构的变化、供求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我们用图1表示这种关系：
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一是不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者的不同选择,他们共同构成经济中的需求结构；二是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生产要素在社会中的不同流向，形成要素供给变动,二者共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
1.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
居民的全部消费需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消费需求，即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需求；另一部分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发展型、享受型需求。工业化的历史表明，需求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品及劳务必定主要围绕富人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高档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相关第三产业，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要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基础的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
(1)陕西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消费倾向可用居民收入中消费部分所占比重来表示。随着我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高收入者虽有支付能力却无消费欲望，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却无支付能力，导致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考察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1996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分别为0.843、0.865、0.839、0.849、0.835、0.846、0.849、0.832、0.831、0.804，农村居民分别为0.942、0.946、0.840、0.798、0.851、0.876、0.934、0.868、0.866、0.923。可知，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并且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2005年陕西省不同层次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低收入户1.02、中等偏下户0.91、中等收入户0.86、中等偏上户0.83、高收入户0.69，由此可见，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除了高收入组以外的其他四组平均消费倾向均高于全省平均数0.80。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下降，低收入者无力消费，直接影响我省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影响消费倾向变动的因素有多种，弗里德曼在“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中认为消费应当主要取决于永久收入，消费和永久收入成正比，并强调消费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所以，现期可支配收入及其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首要因素。从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看，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入，影响预期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而预期消费却明显上升。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已成为普遍现象。从2001年至2005年，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分别增长16.1%、19.2%、19.5%、16.5%和19.4%。居民之所以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消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不到位。据调查，与过去相比，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仅为37.9%，对医疗保障制度满意度为43.6%，都未超过半数。而占人口总数62.8%的农村居民几乎享受不到社会保障。
(2)陕西省城镇居民支出结构
根据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住户调查不同收入组支出结构资料，可以看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比高收入家庭高14个百分比，高收入水平组以下四组的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省平均数。总体来說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支出比重降低，而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六类支出比重提高。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分配状况的合理与否，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市场疲软。
(3)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
到2005年底，我省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虽然不断增加，但与城市家庭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在城市，大件家电已趋于饱和，但在农村，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农村居民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整体上尚不及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在空调、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型现代化用品上，农村居民更是望尘莫及。
2.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
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的就业面只有49.32%，平均每一就业者的负担系数高达2.02人。从分组的情况看2005年低收入户户均就业人口数为1.46人，高收入户为1.51人，低收入户平均每一就业人口负担人数为2.61人，高收入户为1.74人。可见，低收入户就业人数少、负担重，这也是其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据统计8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城镇居民就业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体收入是否能持续稳定增长。近几年我省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已从2000年的2.7%上升到2005年的4.2%。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使居民收入难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并将扩大低收入人员的数量，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率相对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按照美国产业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工业化划分的一般模式，第一产业比重在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并在产业构成中占最大比重，则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体现到就业结构上，就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根据2006年陕西统计年鉴计算，2005年陕西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3%，而产值比重只有11.9%，同时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0.3%和37.8%，说明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农村内部转移（乡镇企业）和农村外部转移(外出打工和外出创业)两种情况。内部转移在产业分布上，是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到2003年6月底，全省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518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8%。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构成从1978年的71.1：17.9：11.0转变为2005年的49.3：18.6：32.1，第一产业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比重大幅下降达21.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0.7个和21.1个百分点，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导产业。陕西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中，从事建筑业的最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批发与零售业。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我省就业结构调整仍显滞后。2005年，全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49.3%，远高于美国现代化学者英克尔斯（A.Inkeles）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30%的农业就业比重最低标准，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陕南陕北地区虽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力就业门路窄，绝大部分停留在第一产业，其余农民也只能向二、三产业中的简单劳动上转移，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容易形成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向反复，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建议措施
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社会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传导链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因此当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即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
1.调整优化区域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应充分考虑陕西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准确地选择好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努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构建科学、合理的，与区域、全国、国际市场相融合的产业结构，以较快的速度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而使经济实现稳健、持续、高速的发展，应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注重改善消费结构，也要注重调整生产结构，特别是要注意解决服务性产业在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偏低、加工工业产品中低档次比重偏高的问题，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衔接；既不能忽视传统消费品的增长，更要注重培育住房、家庭汽车、旅游等新型消费，培育不同层次和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热点；既要重视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也要重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把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以及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合起来。
2.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
建立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扩中提低”有利于促使市场需求链和产业供应链相吻合。中等收入者的收入稳定，有比较好的收入增长预期和提升消费水平的欲望，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随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相应调整消费结构，是保持内需增长的强有力支撑；结合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协调推进就业结构调整，以开辟农民增收来源，促进农民致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能力，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除继续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外，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升为农村反贫困的重要策略，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付；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质是低收入者收入低、收入增长慢，政府可以通过税赋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协调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共同增长，带动全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上升。
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演进路径研究 篇10
关键词：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演进路径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专业化分工日益明显, 我国产业转型和升级任务日益紧迫, 产业平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更加明显, 但是相关的专业辞典和文献均没有专门的定义和论述, 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都是源于对平台概念的延伸运用和直观借鉴。
按照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业务功能, 并考虑产业链, 本文将产业平台分为科技信息平台、公共技术平台、孵化器平台、产品生产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五大类。以推动产业基础研究和开发创新源动力为目的、以科学数据资源和科技基础条件共享为内容的科技信息平台, 是产业平台建设的基础动力源;以解决产业发展共性技术问题和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为目的、以公共技术研发和公共技术服务为内容的公共技术平台;以培育科技创新企业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目的、以为科技企业初创阶段提供扶持为内容的孵化器平台;以产品生产为目的, 以主导产品的生产加工和产品配套为内容的产品生产平台, 以提供产业发展专项服务为目的, 为投融资服务、销售、物流、企业管理、人才培训等为内容的综合服务平台。
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的演进路径是与昆山市产业发展同步进行且密切相关的。昆山市产业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低转高四个阶段, 产业平台建设经过了初始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优化完善阶段四个发展阶段, 根据每个阶段影响要素明显变化而引起的产业平台变化, 具体可以划分出产业平台演进阶段的具体时间节点。在此过程中, 产业平台经历了由无到有, 由弱到强, 由散到聚, 由缺失到完善的演进过程。
二、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演进路径分析
(一) “农转工”VS产业承接平台原始阶段 (20世纪80年代-1992年)
1.“农转工”———主动承接上海辐射,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昆山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思路。
这一阶段的产业平台建设主要是产业生产平台, 为承接的企业搭建具有良好基础设施的生产平台, 建设了国内第一家的县级自费开发区———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5年) , 当时的县委、县政府统筹规划, 在县区东侧自费创办了第一个工业新区, 这便是今天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创业之初, 县委、县政府在当时资金有限、经验不足的条件下, 适时制定了“富规划, 穷开发”, “三先三后”的方针和“依托老城, 开发新城”的策略,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在昆山这片热土上开辟出3.7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很快达到通车、通电、通信、通给水、通排水的“五通”要求, 并迎来了首批落户企业, 从而开创了昆山建设史上的新纪元。
此阶段, 政策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运作, 在昆山市经济起步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通过“偷偷”模仿“国批”级开发区开放的优惠政策;以土地批租换得土地开发区启动经费;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派人常住上海, 及时引资;从上海请来的专家、师傅, 此举带动了昆山人力资源再开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通过横向经济联合, 昆山很快搭上了上海这辆经济快车, 当时上海城市工业开始向外释放能量, 正在寻找出路, 内地“三线”军工企业实行“军转民”生产, 也在寻找向沿海地区发展。基于这种背景, 昆山主动到上海寻找联营伙伴。通过引进一个, 带来一批, 昆山开发区很快就成为上海产品的扩散地和“三线”军工企业的聚集点。
2. 产业承接平台初始阶段———政府引导, 搭建产品生产平台
在产业平台发展初始阶段, 昆山市采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模式, 产业平台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一是政府积极搭建产品生产平台, 以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 主导开发区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整个过程;二是政府提供产业平台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支持, 在政策和制度方面, 敢于创新, “偷偷”模仿执行沿海“国批”级开发区开放的优惠政策, 运用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上;三是政府主导构建投融资平台雏形, 以土地资源换取资金, 采取批租2万亩土地换得2亿元资金作为开发区启动经费;四是政府主导搭建人才平台, 高价从上海聘请、引进专家、技术人才, 成为昆山人才资源平台建设的先驱;五是政府主导建立企业管理平台, 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派人常住上海, 及时引资, 为企业进入技术项目。
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政府机制、制度创新机制和管理创新机制方面。昆山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就提出了“富规划, 穷开发”, 为以后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打下良好基础;昆山及时把握产业周期规律, 利用上海工业向外辐射和内地“三线”军工企业实行“军转民”生产历史机遇, 主动出击, 建设开发区, 搭建相应的产品生产平台;重视人才的作用, 为引入高层次人才搭建平台;技术项目的引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提升了区域竞争力。
从行业结构上, 在产业承接平台发展初始阶段, 产业主要以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等为主, 主要行业都是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二) “内转外”VS产业承接平台起飞前阶段 (1992-2000年)
1.“内转外”———引进外资, 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道路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初期, 通过外引内联, 引进万平集团、彩虹集团等一大批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 电子产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从1992-2000年, 规模型零部件企业, 特别是台资企业大量涌入, 如沪士、耀宁、阿尔卡特等使昆山完成了零部件企业聚集阶段。在此过程, 引入外资为产业平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进入开发区的企业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 开始以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在昆山投资的企业不仅有来自于香港、台湾、日本, 而日欧美企业也开始了在昆山的投资, 其中, 尤以台湾和欧美的企业十分突出。
大量外资注入,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外资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组装、加工为切入点, 从产品生产平台做起, 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道路。
政府积极搭建招商引资平台, 在招商策略上, 开始由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 不仅看重科技含量、投资强度, 更看重产出效益、生态效益;大量廉价劳动力需求急速增加, 人力资源平台初具规模化, 但人才资源平台的功能和结构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出台有关引入外资企业优惠政策, 营造制度氛围;政府继续支持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的基础建设, 为新入驻的企业, 搭建产品生产平台。
2. 产业承接平台起飞前阶段———承接IT产业, 创建企业孵化器平台
受到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周期的影响, 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T产业生产制造加工环节, 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昆山抓住此次历史机遇, 吸引外资企业入驻, 快速提升了产业升级步伐。此阶段, 大量的土地被建设用地占去, 产业及产业平台发展处于大分散、小聚集的状态。对人才的需求更多趋向于廉价的劳动力, 企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不高。外资企业多为组装、加工制造, 各项技术服务等需求主要依赖母公司和功能较齐全的上海等大城市, 对本地的依赖较少, 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较弱。
企业孵化器平台开始并快速发展。全国首家在县级市设立的留学生创业园———中国昆山留学生创业园 (1998) 为代表的企业发展空间载体。
由于这一时期多是电子元器件的加工与生产, 以OEM为主, 属于两头在外, 因此, 开发区的建设为满足电子信息企业发展的需要, 多以提供大空间的产品加工区间为主, 研发和销售机构多集中在国外和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心城市, 如上海、深圳等;由于当地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 加之政策的指引, 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回国创业以及一些中小电子信息企业的孵化, 因为留学生创业园的设立也迎合了这一需求。
留学生创业园等孵化器平台建设, 是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为孵化企业提供资金、设备、场地、网络、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增加, 人力资源平台的功能得到扩充和提升, 具备了人才培训等业务。而中小企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发展缓慢, 还未形成, 主要靠政府作用。
(三) “散转聚”VS产业承接平台起飞阶段 (2000-2005年)
1.“散转聚”———土地资源“倒逼”, 促使IT产业链整合
由于受到产业周期的影响, 尤其是受IT产业周期影响, PC机产业利润逐渐减低, 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起来, 需要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来减低生产、交易成本, 另外昆山土地资源开始紧缺, 过去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 必须走土地集约发展模式。昆山市通过建设昆山出口加工区, 促使电子零部件企业的高度聚集, 整合产品生产平台, 逐步改变了过去产业“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形态, 形成了整机生产所需的最低生产交易成本环境。2000年10月, 由昆山开发区在国内首创的出口加工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封关运作, 为大型电子类企业的“大进大出、快进快出”创造了良好的生产运营环境, 出口加工区的最大优势在于通关的便利迅捷, 昆山出口加工区封关运作后, 实行了“一次申报、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模式。台湾六家笔记本计算机生产厂商及一批数码相机、手机生产厂相继落户出口加工区, 产能产量大幅增长。随着整机厂的大量融入, 也带动了相关电子元器件企业积极跟进。
2. 产业承接平台起飞阶段———产品生产平台增强, 产业公共技术平台创建
这一时期的产品生产平台建设特点, 是以昆山出口加工区 (2000年) 和周边工业园区配套为主要内容的产品生产平台。昆山市通过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体制创新等方面, 优化产品生产平台空间结构、完善功能, 在发展模式上, 坚持市场机制为主, 政府调控为辅, 但在产业平台总体设计上, 政府还是发挥着主导作用。出口加工区为昆山自费建设, 坚持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 对企业有严格的要求, 不再是以往的大包大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接到订单后要求在很短期间内交货的企业;原材料、零部件品种繁多, 单耗核定复杂, 在区外运作加工贸易手册管理手续极为繁琐的企业;出口产品的龙头企业;产品总装在出口加工区, 配套在区外的企业。出口加工区的建设是和昆山此时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到整机组装阶段相匹配的, 符合了产业周期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大中小规模的配套企业集聚在出口加工区周边。
在产业发展规律、空间资源短缺、人力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滞后、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弱等因素的影响下, 昆山市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使产业链向两端发展, 实现由“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发展的转变。昆山市产业集聚带动了产业公共技术平台的快速建设, 昆山市采用政府合作型发展模式针对产业集群共性技术问题, 吸引外界组织 (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基金会等) 通过合同关系, 共同承担平台建设的责任和分享平台利益的形式, 构建昆山市公共技术平台建设, 众多的产业园区纷纷成立, 如2001年成立的中科 (周庄) 传感器产业基地、昆山软件园、花桥商务城等。同时, 各类综合服务平台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显现, 如物流平台、销售平台、投融资平台等。
(四) “低转高”VS产业承接平台向成熟推进阶段 (2005年至今)
1.“低转高”———产业链转型升级, 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
昆山市根据产业发展规律, 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链向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产业平台也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昆山电子信息产品 (如笔记本、数码相机、手机) 产量不断攀升, 成为世界电子信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拉长电子信息产业链, 有效降低企业生产、配套成本, 进一步提高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 2005年昆山市及时调整产业策略, 提出引进TFT-LCD核心技术项目, 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再次实现产业升级。以龙腾光电为标志, 昆山光电产业园进入全面急速时期, 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配套厂商纷纷跟进。
2. 产业承接平台向成熟推进阶段———创新实力增强, 综合服务平台完善升级
这一时期的产业平台建设, 在产品生产平台、孵化器平台的技术含量上、技术创新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公共技术平台和孵化器平台建设成效开始显现, 极大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这一时期, 有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 (2005) 、江苏省 (龙腾) 平板显示技术研究院 (2008) 、科技园以及众多的大学与当地政府合建的科技园、创业园区等等, 累计引进各类人才500多人, 创办科技型创新企业100多家, 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新型材料等高科技产业, 对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研发机构的引进, 电子信息产业对市场的需求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 同时龙头相应明显增加, 吸引一大批配套的企业入驻周边开发区。
人才资源平台在此期间得到快速发展, 无论是平台载体的数量、规模、形式, 还是平台层次、模式、功能等都得到很大提升, 逐渐走向成熟。随着产业的迅猛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明显, 首先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起来。由台资企业主要投资兴建的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于2005年成立, 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 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同时, 人才市场也顺应市场需求逐渐规范化, 昆山市人力资源市场于2007年11月正式落成, 是全国首家集人才、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三合一”市场, 市场按照“政府调控、市场运作”的模式, 全面实现有形市场和网络市场的统一、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的统一, 促进各类人力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每年都会举办“百所高校昆山行”人才交流会, 并加强了与各大学、科研所的交流合作, 还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
昆山物流平台的发展主要是靠市场机制的推动, 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还不能满足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需求。
昆山市企业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旺盛, 昆山科技信息平台建设相对缓慢, 现有机制有待改进, 不能满足科学信息资源共享需求。政府还需根据产业发展需求, 加大对图书馆、实验室、设备仪器等方面的投入。
三、结束语
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发展过程中, 受到外资、土地资源、技术创新、产业周期、人才资源、政府作用等要素影响, 每个时期影响要素的组合和作用程度不同, 使昆山市产业承接平台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特征, 经历了原始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 目前正在向成熟阶段推进, 这个时间演进特征与昆山市产业发展阶段具有一定吻合性。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向高级, 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步递进的演进过程, 这得益于昆山市能够根据产业及产业平台发展需求, 不断调整发展策略和路径, 不断提升自我创新能力, 使产业链向两端发展, 促进产业平台及产业的升级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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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世伟.昆山发展模式研究[D].复旦大学, 2006.
[3].马维.昆山市外商投资形成的IT产业集聚研究[D].上海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