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系统思考方法

2024-09-18

软系统思考方法（精选8篇）

软系统思考方法篇1

早期的内部控制研究方法主要是内部控制的审计方法, 即以内部审计来实现内部控制的目的。2000年以来, 受美国COSO框架的影响, 研究的内容与范围逐渐扩大, 将内部控制框架与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的研究日益增多。2006年以来, 我国一些学者用系统思考的方法研究内部控制, 认为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是企业防范风险、控制舞弊的“防火墙”, 企业内部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并要求建立一套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的, 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 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内容完整、方法科学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

从现有的内部控制研究方法看, 还局限于单一的相关学科的方法, 如审计、管理等传统的方法;即使运用系统思考方法, 也主要是应用系统工程等硬系统思考方法为主, 很少结合现代软系统思考新的研究成果弥补系统工程方法在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方面的不足。

笔者认为, 给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和研究方法注入活力, 必须克服狭窄的单一视角和单一方法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不足。同时结合运用跨学科的多种现代系统思考方法补足传统的内部控制研究方法的短板, 化解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树立内部控制的风险观, 建立起与企业成功相联系的企业风险控制系统。

一、软系统思考方法及其对内部控制建设的启示意义

虽然早在1992年的COSO框架中已提到内部控制局限性的一面, 但只是一些十分抽象的概念, 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 人的因素是产生内部控制局限性的主要因素, 但目前重视人在内部控制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较少。因此, 运用软系统思考方法, 合理、全面地补充内部控制工程学方法等薄弱环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对硬系统思考方法的不足进行补充, 使软系统思考方法应运而生, 软系统思考方式主要包括以下3种具体方法:体现并检验战略设想、软系统方法论和互动式规划 (interactive planning) 。这3种软系统思考方法对完善内部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体现并检验战略设想 (SAST) 及其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开始着重对窄小范围的战术问题的数学解决方案进行完善, 但管理者们面对的大量问题却是结构复杂的战略问题, 因而体现并检验战略设想 (SAST) 这种方法成为促进战略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企业内部控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 是具有不同目的、不同世界观、利益存在冲突的人群组成, 并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约束缺乏透明性等方方面面相互交织和影响的系统。从本质上看, 具有战略性, 而不只是狭窄范围的财务报告控制的战术问题。因此, 对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设计必须有助于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实践证明,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恰恰是过于注重战术方面的控制, 而忽视与战略目标的互动和对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 软系统方法论及其启示

由于系统工程方法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存在不足, “切克兰德在开展行为研究的过程中, 也感到系统工程方法论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以便使其能够处理比工程情况更加复杂和模糊不清的管理问题, 即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对系统工程方法进行了重要的补充, 表现在:

1.它补充了硬系统思考者一直追求为物质系统、设计的系统等建立模型的狭隘作法, 系统地对待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系统。

2.软系统方法信奉学习范式 (paradigm of learning) , 促成系统性的学习过程, 弥补了硬系统方法基于优化范式单一性。

3.软系统方法隐含的社会理论是诠释主义, 因而更关注环境或者文化等问题, 从而对硬系统思考起到补充作用。

4.软系统方法把管理工作看作是对一系列丰富的关系进行管理, 而不是对如何达到目标进行理性的决策。

软系统方法使系统方法中心恢复活力, 极大地增强了系统方法与经营和管理的相关性。它关注战略目标的实现、关注环境或者文化等问题, 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 强调学习, 加强软控制, 这些都是传统的工程学内部控制方法需要补充的方面。

(三) 互动式规划 (interactive planning) 方法及其启示

互动式规划方法是建立在深厚的控制论基础和组织行为学基础之上的方法创新, 是专门处理管理者必须面对的复杂性、变化性和多样性引起的“难题”。“互动式规划”中的互动二字是针对另外两类效果较差的规划方法而言的, 即“事前预防式” (preactive) 和“事后反应式” (reactive) 。机器时代的思考——基于分析、还原论、寻求因果关系和确定性——必须由系统时代的思考来补充。

艾柯夫 (Ackoff, 1981) 认为, 在一个充满多元价值观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 那些只重视优化和客观性、热衷于硬系统思考的人, 不可避免地脱离了对系统时代重要问题的解决。坚持优化就意味着失去对现实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同样也是一个神话, 因为有目的的行为不可能不带个人价值判断, 管理者应该通过激发组织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并排除他们之间任何明显的冲突, 追求对所有利益相关者 (而不只是股东) 的最佳效果和最大效率, 实现从僵化、退化的组织形态向学习型、适应型组织形态的转换, 达到服务于企业控制、人性化问题和适应生存环境等各种目的。试想在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如果可以解决好这些问题, 内部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将会继续通过该企业来取得利益, 并保证企业持续的生命力, 使企业走向成功之路。

用互动式规划方法审视现有的内部控制系统, 可以发现一些缺陷:即单独地、孤立地去改善系统中的部分。如把财务报告的控制、业务循环的控制、控制环境等进行条块分割, 结果财务假账仍屡禁不止;单独地、孤立地强调控制活动, 忽视组织的学习、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以及人性化问题。

二、软、硬系统思考方法共同构筑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

构筑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 必须借助于跨学科的系统思考的方法, 突破传统的内部控制审计方法、管理方法, 同时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不可否认, 系统工程等硬系统思考方法对业务流程的控制设计、控制标准仍不失为有用的方法, 但对于企业生存环境中的各种风险及与人相关的风险的应对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 则需要借助各种软系统思考方法进行设计与实现。软、硬系统思考方法结合应用仍需要加强监督机制与组织的学习。整合已有的风险观、监督观和遵循观三位于一体, 实现软硬系统思考方法结合应用。

(一)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兼顾并体现了软、硬系统思考的方法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征求意见稿) 》由最初的主要针对各种业务控制的指引 (比如资金、采购、存货、销售等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 后来又新增了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以及社会责任》等5项体现软系统思考方法及软控制相关的内容。这种变化绝不只是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项目的简单增加, 而是体现了在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过程中思考方式和方法的转变, 对于防范企业组织架构设计与运行风险, 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以及培育有利于发展战略实施的企业文化, 建立起支持发展战略实施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信息系统, 促进企业正确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使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对内部控制的改善与提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 软系统强化系统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长期以来, 内部控制主要关注业务与流程的硬控制, 可以说传统的内部控制只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状, 通常是治标不治本, 实质问题似乎从未被有效地解决过。规则和程序是必要的, 同时关注各个部门、各个业务流程环节之间的互动是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保障, 有助于改进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减少与之相联系的风险, 然而对实现企业的“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战略目标”效果不明显。这些目标不可能只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加以影响, 只有通过人的干预, 诸如领导力、行为、能力以及高度的价值观促使其实现。人的行为是内部控制的关键。行为体现了雇员的各种能力、资格, 胜任与否, 这些能力可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可见, 若找到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根本, 则应将重点放在提高系统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来。除了遵循法律法规以外, 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创造企业价值, 适应变化的环境,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 强化软控制, 管理与人有关的风险

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最关键。柳传志曾指出:“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性, 人的因素最关键, 人的考察难度最大, 选择人要看‘前脸’也要看‘后脑勺’, 就是说要看他在你面前做了什么, 也要看他在你背后做了什么。”与人有关的风险包括各种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利影响的事件, 诸如由于企业所雇的人员缺乏道德、诚信和必要的能力, 或者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员工的不满, 可能导致重要项目的耽搁;或者由于重要的职员调动过快, 对工作造成影响或破坏等。软控制有助于激发人的工作激情和创造性;约束人的趋利倾向, 化解与人有关的风险, 可以使企业更好地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 忽视人性的复杂性将导致严重后果。以“软控制”来补充和完善“硬控制”, 加强长期被忽视的与人有关的风险管理, 可以弥补当前内部控制的盲区。

总之, 以软系统思考方法辅助硬系统思考方法, 补充和完善内部控制的理念与方法, 推进企业建立与企业成功相联系的内部控制系统, 化解控制本身的局限性, 将从根本上提高内部控制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雄胜, 李翔, 邱冠华.中国内部控制的社会认同度研究.会计研究, 2007 (8)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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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周南, 吴鑫.内部控制工程学研究.会计研究, 2007 (3) 64～70.

“大国热”冷思考：软实力致胜篇2

世界性大国的兴起，并不是像假日旅行一样浪漫和轻松，而是充满风险和陷阱的艰辛旅程。如何避免其中的风险，和平地成长为世界性国家，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挑战。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地融入国际体系，乃是当今时代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面对中国的繁荣，在为躬逢其盛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这一代人以及未来几代人的责任重大。我们需要向历史学习，汲取以往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四大瓶颈亟需破解

每一时期成功的大国，总是意味着克服了时代的限制、成功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一系列的约束、限制和障碍。

具体而言，需要以创新的精神，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最为基础性的支撑，乃是其生态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都需要从自然生态中获取生存的原料。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持续了20多年的粗放性经济增长，使生态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水平。支撑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已到了底线。许多地方，已经连一条干净的河都没有了。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的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来一个世界大国呢？

第二，着力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过程。这是转型国家必须要经历的。但是，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忽视社会矛盾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几百亿，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用数字描述的。再比如贫富差距。根据《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达9690亿美元，而2003年我国GDP总值才1.4万亿美元。这个说法未必很准确，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则是没有疑问的。还有地区的差距，日本最穷和最富的地区差距大概是一倍左右，而中国人均收入最多的上海，与最少的贵州至少有十倍的差距。

第三，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而造成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焦虑不安，没有方向。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四个基础型底座，即生态底座、社会底座、政治底座和精神底座。四个底座的健康和谐，将为一个国家构建起坚实的发展基础。

综合国力论、唯意志论必须摒弃

大国意味着拥有强大的力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在这里。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间，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军事力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国土面积远大于英国，总之，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制度短板”，用列宁的话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

因此，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人们习惯从综合的角度对大国作出界定。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综合国力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得出的结论，只具有参考价值。原因是不同领域的要素，如何能综合起来？综合起来的国家权力要素存在的结构差异，如何衡量？还有，目标或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决定着力量朝着什么方向综合，目标或方向如何被计算呢？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内部、外部环境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些变动一般还是悄然进行的，当人们明显地意识到这些变动并被计算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一般的计算都带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个方面的基础性领域。因此，需要在均衡的、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解决这些问题。

谈论大国时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成为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自己的意志从此就可以得到伸张。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越强大的国家，越需要节制。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解决世界性问题，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看一看历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张自己意志的国家，动辄用暴力手段贯彻自己意志的的国家，都是不能持续的。一个大国，只有自我节制并为体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最为强大，也抗不住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大国环绕的国家，而且，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比如中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制造了地理难题。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

作为新兴的大国，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联盟梦魇”所困扰。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营造一种“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并利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他构建的复杂网络，不是为了聚敛权力，而是为了削弱权力，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视作威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设计了“不当头”的战略。当时，“不当头”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当头”获得了新的含义，即“不当头”就是与所有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与个别国家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所谓轴心关系，维持现状，稳在亚洲。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都缓和了关系。中国与“衰落外交”时期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革命外交”时期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如何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摆脱战后体系约束的步伐，美国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这两个国家构成了中国崛起外交的难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对中国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战，将是美日同盟，该同盟最近有针对中国进行调整的趋势。美日同盟中，美国更为关键一些。

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开表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个说法后来不再被提及。实际上，这样表述，并无不妥。美国是当今与中国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流动上，都是如此。处理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

重视软实力打造中国魅力

中国的快速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力量首先体现为物质力量。在国内，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优先。

但是，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软系统思考方法篇3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快速地步入了信息时代,这是一个强调信息无所不在(ubiquitous)、跨域融合(unite)、普适(universal)、面向用户(user)和独特性(unique)为主要特征的时代。

1 信息时代下企业面临的挑战

目前大多数企业在发展信息战略过程中都在努力构造一个与企业业务流程和管理理念相吻合的信息支持系统。例如,当前流行的ERP管理模式往往被许多企业看作是分享知识、提高运营效率的重要法宝。然而,这种把信息系统构建与业务流程相结合,单纯地追求效率第一、目标至上的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们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视域来解读信息内涵以及分享信息。这种对信息内涵以及信息分享机制的长期忽视,将会导致企业内部或外部出现某种不和谐的现象,有时甚至会导致危机的发生。例如,企业在对外服务方面如果不注重对顾客价值信息的理解和挖掘,必将导致设计出来产品或服务出现滞销现象;企业在对内管理方面如果缺失了信息沟通机制,则会导致管理层与基层员工之间得不到有效的信息沟通并导致不同阶层之间产生利益矛盾和文化冲突。近几年来,我国南方沿海发达地区一些著名的IT企业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一些管理体制成熟、拥有先进管理系统的现代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的缺失导致了企业对来自基层的信息的漠视,尤其是对基层员工多元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不理解,这最终将演变为一场文化冲突和人道危机。

2 对信息的理解

2.1 信息内涵的独特性

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现代企业需要重新理解信息的内涵。在传统通信工程领域,信息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进行通讯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消除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但在现实生活领域,信息则是对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特征的反映,它体现出人类在实践中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认识。由此,在现实生活领域,信息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它所承载的富有意义的内容,而且还包括有隐藏在这些内容中的人类精神世界某种活动,例如,信息内容背后所附带的意义将涉及到人类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的价值观、世界观、兴趣爱好、信仰等人文因素。对此,西方哲学家们较早地对人类生活世界中所涌现出来的关于信息丰富意义做出了透彻的诠释。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指出,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体验与表达这两项活动产生出了人类生活的丰富的意义,这种意义反映了不同个体独特的内在精神世界,包括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内在结构[1]。信息背后的这种意义反映了不同个体独特的内在精神世界,包括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内在结构,对于这种生活意义的领悟,传统实证科学的测量手段已无法直接获取有效的解释,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人们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通过洞察存在于这种精神世界背后的东西(即人类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诠释和理解这种结构。

诚然,信息时代背景下现代企业面对的信息既是无处不在又是蕴含丰富内涵的。例如,企业在为开发产品或服务而开展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的过程中,识别和选择顾客价值活动是决定产品或服务能否有效满足顾客需求的关键环节。其中,顾客价值作为市场定位的关键信息,其本身却蕴含着丰富的个体差异性,这是因为顾客价值是由顾客主观感知的,而这种感知是与个体的价值观、世界观、信仰、偏好、需求、经济承受能力、受教育程度、经验等多种因素相联系的,因此要想准确理解顾客价值的特定内涵就需要深入现象或信息背后来洞察其蕴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可见,信息时代下对信息的解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信息传递的内容所蕴含的独特意义,这种独特意义在于人类活动世界中表现出人们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又与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联。因此,现代企业对信息独特意义的解读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的视野出发,努力探询组织内外可能存在的多种世界观和价值观。

2.2 信息在两种管理模式下的作用

信息时代下,企业对信息的理解不仅需要从信息承载的内容本身进行诠释,还需要从产生信息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的行为当中进行诠释。现代企业尽管采用了各种各样先进的技术来强化自身运作,但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管理技术方法的使用与传统的组织理论是紧密相关的,在这些组织理论当中,信息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传统的组织理论来看,组织行为存在着“目标导向型”(goal seeking)和“关系维护型”(relationship maintaining)两种模式。“目标导向”的管理模式认为组织可被看作是一个存活于在变化环境中追求实现共同目标的开放系统,这种开放系统的任务就是在功能主义的结构观下把组织和目标细分成多个小组,而管理者的任务就是为实现组织共同的目标做出适当的决策。“关系维护”的管理模式认为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由关系编织成的集体生活,它作为一种过程存在于社会现实当中,而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探明在这种过程中个体间活动的意义并努力维系这个关系整体[2]。

上述这两种组织模型共同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30—70年代功能结构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把组织看作是对特定“目标”追求的功能整体的思想理念逐渐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并成为我们管理组织的主要手段。在这种管理范式下,现代企业许多管理者喜爱用系统控制论的模式来规约下属的行为和思想,例如,新员工一旦招聘进来,就开展有系统的“洗脑”和技能培训。企业管理层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企业既定的文化价值观和工作技能灌输给下属,以便能有效地控制其来为企业创造利润。

在这种强调“目标导向”的管理范式中,系统控制论则成为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这种控制论方法在组织内部构建一个闭合的控制回路,通过比较目标信号与输入信号和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来确保系统实现既定的目标。在现代企业中,这种控制模式则演变为一个多目标、多层级的负反馈控制系统,其中个体或子系统都要努力地为实现整体系统的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负反馈控制系统当中,信息则以一种负熵的形式进入系统,反馈系统通过对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反复“学习”来使系统不断走向有序和稳定的状态。

这种遵循“目标导向”的管理模式尽管在组织形式上能有效保证企业既定目标的实现,但是在长期执行过程中却不可避免面临来自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考验,尤其是遭遇到来自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因素的挑战。由此,我们在发展企业信息战略时需要意识到“目标导向”组织理论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存的信息时代,企业更需要关注强调“关系维护”的组织理论来指导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其中有效地分享信息和理解信息则成为其核心工作。

在进一步探讨发展基于“关系维护”管理范式的信息共享机制之前我们需要理解信息在“关系维护”管理范式下的地位和作用。英国系统管理学家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认为人类社会中人们总是通过评价活动与其他人和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的总和便形成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图景。例如,在现实世界的政府管理、部门管理甚至是个人生活领域中除了存在有意识的目标追求活动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目的在于使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能够维持某种期望的关系(relationship)。根据这种社会现实图景,组织管理乃至社会管理其实质是一种“关系维护”型的管理,而非 “目标导向”的单一管理。据此,从社会发展演变的宏观视野来看,我们可发现“关系维护”的组织管理活动其实是贯穿整个社会发展的主线,而“目标导向”管理活动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活动,因此它可看作是“关系维护”管理范式的一个特例。

在“关系维护”的管理范式下,管理者需要考察组织中人们的各种评价活动,包括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同时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思考如何维持、修改、规避人类组织中的各种关系以确保组织能够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3]。在这其中,关系维护活动则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信息沟通来实现。可见,对信息的理解和信息共享,将是维系组织中各种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时代下,企业在构建自身的信息共享平台时,必须把这一点作为其战略出发点。

3 构建企业信息共享机制的软系统进路

从“关系维护”管理视角来看,对信息的理解和共享是维系组织内部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文化价值观以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这些关系更多地反映在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信息当中,因此在“关系维护”的管理视野中,信息则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数据赋予意义的产物,对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们不应把信息仅仅当作一种技术现象,更应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来加以对待。在构建企业信息共享平台的工作中,现代企业需要考虑到问题情境中可能存在的不同文化,在对信息的解读时,需要紧密结合特定背景中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对赋予信息意义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理解。本文在探讨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工作中,强调以软系统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来努力寻求对复杂问题情境中的信息的理解和共享。

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 Methodology, 简称SSM)是英国著名系统管理学家彼德·切克兰德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在对硬系统思想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方法论认为人类生活世界是由丰富多彩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构成,其中人类组织是一个有目的活动系统,每个人或团体都按照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行动和决策。这种由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人们言行的分歧便产生了复杂不确定性的问题情境。该方法论以这种由价值观差异导致的不确定问题情境作为研究对象,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它强调问题解决者需要在反复学习理解过程中识别、讨论和包容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最终使问题情境得到改善。图1描述了SSM的学习循环[4]。

根据图1这4项主要活动,在该方法论中,建模、比较和讨论是最富有价值的活动,它能有效地处理现实世界中由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引发的复杂不确定性的问题情境,这三项活动可被应用到理解信息和分享信息的的机制设计当中。下面将详细探讨这三个活动对理解和分享信息共享的支持作用。

建模工作是信息共享平台中理解信息的首要工作。建模是信息分析者对信息发送者主观意向的活动建立可能概念模型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帮助信息分析者探询信息可能意义所在。这个阶段所建立的概念模型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信息发送者主观意向的真实反映,而是信息分析者根据现实经验对多种可能反映现实世界信息发送者主观意向的活动模型的主观建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鼓励信息分析者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探询现实世界丰富多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建模的技术使用上,使用者需要采用系统负反馈控制原理来辅助建立概念模型,这样做的依据在于人类的活动都是理性的,都是依据某种世界观或价值观而展开的。据此,信息分析者可以基于不同的世界观或价值观对信息发送者的行为建立一个或多个概念模型。

比较工作是继建模之后另一项探询信息背后意义的工作。比较工作要求概念模型的设计者在现实世界和概念模型之间进行比较并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比较中概念模型与现实状况差别越大,就越能够为信息分析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使人们对现实世界中隐藏在信息背后的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认识也就越富有成效。在比较中,信息分析者可根据新的认识不断地修正概念模型,使其逐渐逼近现实情境真实状况;在比较过程中,信息分析者对现实情境中存在的不同的世界观的认识也将逐渐清晰起来,并进一步引发对安置不同世界观或价值观的讨论。

讨论是信息共享和信息理解活动的升华。讨论的目的在于对现实世界中存在于组织内部的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基础上实现融合。然而,现实世界的组织内部存在许多因素阻挠讨论活动展开,例如,从“目标导向”管理模式来看,企业上下完全实施同一种文化价值观,因此许多管理者想当然地认为不存在讨论的必要性;此外,即使可以开展讨论活动,但是讨论活动的自由性和开放性还面临组织内部“权力”阶层的遏制。为此,本文认为在讨论过程中,不同参与者需要努力克服掉他们最初的那些主观的信念,并以达到共识为最终目的来批判和接受各种观点意见。根据这样的一种理性原则,在信息分享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讨论活动开展的各种前提条件。下面尝试性地列举了10条反思的问题,在现实问题情境中也许会碰到更多的问题,这取决于具体讨论问题的情境。

(1)谁是信息共享系统的真正受益者?

(2)信息共享系统设计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信息共享系统的设计应该基于什么样的世界观或价值观完成?是基于被管理者的价值观还是基于管理者的价值观?

(4)信息共享对组织决策影响如何?

(5)谁是真正的决策者?

(6)组织成员提供的信息能否提交到管理层决策议程中,组织成员是否享有参与决策机会?

(7)企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拥有哪些信息资源?

(8)哪些信息资源是决策者所缺乏的?

(9)组织成员发表言论的权利是否受制于其所处职位?

(10)信息决策者对持不同价值观的成员会采取何种态度或措施?

4 结论

信息时代下信息的广泛性和独特性赋予了信息丰富的内涵,现代企业在发展信息战略时必须把对信息内容丰富内涵的理解和共享工作纳入到考察范围当中。企业在设计信息系统上需要关注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信息共享的核心工作在于对信息的理解以及在理解基础上展开自由的讨论。信息的理解和讨论必然涉及到人类生活世界丰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需要设计者采用软系统方法论来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其中建模、比较和讨论是三项关键的功能活动。此外,对于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者们需要以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视野来洞察及包容来自不同层面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4.

[2]FERDINAND TONNIES,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rles P.Loomis,1957,Community andSociety[M].Michigan: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887:223-231.

[3]CHECKLAND PB,CASER.Vickers’concept of an appreciativesystem:system account[J].Applied System Analysis,1986(13):3-17.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若干思考篇4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使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紧迫性。

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性

1.它是综合国力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的实力方面，也就是说，我国的硬实力得到了较大的增强。而必须清楚，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现代国家的左膀右臂，是承载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两个车轮，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尤其在现代社会，没有强大的软实力，是根本无法在国际竞争的洪流中立足的，综合国力也根本体现不出来。

2.它有助于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我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藏独、疆独及台独的影响，导致我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的凝聚力都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改革仍然处在关键时期，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不断发酵，导致社会的凝聚力在减弱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提高我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文化对外传播的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的媒体对外传播渗透能力指数仅仅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仅是中高收入国家总体水平的1/2和发达国家水平的1/5。此外，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也较少。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来比较，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能力是很弱的，首先表现在我们的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较大的逆差，尤其是在核心版权贸易的逆差方面。其次是我们国家文化产品的出口总量太小，占国家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再次是文化产品出口流向单一，出口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是亚太地区，当然也有一部分进入欧美国家，而进入世界其他地区就很少了。

2.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缺少竞争力。到目前为止，我国总体上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相对来说是较低的，，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金量不高，尤其缺乏创新性；市场运作的能力也不强，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而最要命的是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透明度和法律的健全性，这正是国际上对我们文化认同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我们文化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

三.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

1.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前，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此来巩固人们的共同理想信念。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如果一旦偏离了这个思想，就会亡党亡国。前苏联的迅速解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前车之鉴。其次，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曲折最终选择的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坚持这条道路，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有辉煌的前景。再次，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后，必须树立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总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行不通的。

2.要发展文化产业，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与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紧密相关的。目前，我国在文化产业方面，大企业、大集体非常少，尤其是缺乏竞争力。所以，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要培育有竞争力的大的文化产业集团，加快文化企业的兼并重组。改变文化企业过去那种单一的经营模式，大力鼓励跨行业、跨地域的文化产业集团，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而且，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制度合理的规划。要鼓励各类企业在文化产业上平等竞争，允许在文化产业上既有国有独资的企业，又有国有资本控股、其他各类资本参股的企业形式，同时还应该有民间资本、外资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企业形式并存，充分建立其利于文化企业内部合理机制的体制机制。

3.要加强文化人才培育。人才储备是提升文化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文化产业是最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一定要有大批高素质的文化精英人才。应鼓励我们的企业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有素质、有能力文化产业方面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复合型的人才，加大人才的机制体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人才的使用、竞争和激励机制，把各类优秀人才吸引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来，使这些优秀的文化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上。

4.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必须在有鉴别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功和有益的经验，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国家的研发成本，缩短我们自己去创新的时间，加快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和进程。当然，我们一定不能盲目照搬，要根据我们现有的国情，科学地选择，合理的吸收，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软系统思考方法篇5

新一轮课程改革已经启动, 新课程改革特别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尤其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 呼唤信息技术作为构建自主、探究学习环境的重要要素来支持学习[1]。目前,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大类[2]:一是小整合论观。这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同于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信息技术主要作为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个层面中;认为整合就是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 来有效地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强调信息技术对课程教学任务完成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中的主流观点, 一线教师的整合实践基本以这种观点为指导。二是大整合观。这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指将信息技术融入到课程的整体中去, 改变课程内容和结构, 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当然, 持有此观点的人主要是教育技术专家及部分学者, 他们倾向于从课程整体的角度去探讨信息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一个复杂的人机系统, 是课程要求与教学目标、学生全面发展目标、教师个人素质、学校教学装备现状乃至家长及社会参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系统最优化是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也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原则与方法。[3]从在这个复杂的教学系统中, 最优化的出发点不是系统的局部功能, 而是系统的整体功能, 部分优化与否要服从并保证整体最优。传统的系统优化方法, 也可以称为硬系统方法, 如霍尔的三维结构方法, 它的成功点在于解决工程管理的问题, 但一旦把这类硬方法应用到社会管理领域, 其局限性就显露无疑。[4]软系统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比较有影响的软系统方法包括切克兰德的软系统方法论 (SSM) 、定性系统动力学 (QSD) 、社会技术系统设计 (STSD) 、管理控制论 (MC) 、组织控制论 (OC) 、战略假设表面化和验证 (SAST) 、战略选择发展与分析 (SODA) 、对话式计划、生存系统设计 (VSD) 、社会选择 (SC) 、关键系统思考 (CSH) 、关键系统干预法 (TSI) 等。其中切克兰德的软系统方法论 (SSM) 具有较高的代表性。[5]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具有结构复杂、影响因素多、涉及面广以及风险大等特征。一方面, 牵涉的相关主体众多, 不仅包括学生、教师和学校, 甚至包括家长和社会相关机构等;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过程中包含海量的相关信息, 对教师、学生等主体以及教育信息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另外,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误区[6,7,8,9,10]。因此, 软系统方法对解决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优化问题就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二、切克兰德型方法论

切克兰德型方法论也称为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 [5]适用于解决“软问题”, 这种方法是从系统中存在不满足或不满意的感受出发, 希望找到有效的改进方法与可行的行动起点, 一直找到可行的、能改变不满意状况的行动为止。

图1是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框架图, 由两个层面的七个步骤组成。

三、基于软系统方法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构建基于软系统方法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框架图 (如图2所示) 。该框架包括七个步骤, 说明如下:

(1)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情景及描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情景的认知过程。主要是通过研究者 (主要指教师) 对系统的现实情景的体验来实现, 目的是为了感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的冲突情景, 为寻找和划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利益群体 (主要包括教师、学生、学校、家长以及相关社会组织机构) 和系统边界做准备。这一阶段可能采取的方法包括资料收集法、问卷调查法、专家法、头脑风暴法等, 实现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进行全面清晰的描述。

(2)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相关利益群体的划分和子系统的界定。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上述描述结果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划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涉及的利益群体和系统边界, 并对各利益群体的基本期望和利益取向进行一个概括性的表达。同时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涉及的子系统进行划分。

(3)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相关子系统的根定义。主要工作是根据前面的调查情况, 在整理、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对各利益群体的相关系统进行根定义。具体地说就是决策研究者即教师参与各利益群体的讨论, 在与他们不断进行交互研讨的基础上, 获得他们各自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情景的详细看法, 从而形成他们对相关系统的定义。

(4)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相关概念模型的建立。根据上一步的根定义, 得出各相关子系统的概念模型。即要分析出各相关利益群体理想中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通过描述根定义中各要素之间的操作关系, 就可形成对应的概念模型。在对建立起相关子系统的概念模型进行描述之后, 研究者需要对所有利益群体的相关子系统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 形成综合概念模型 (如图3所示) 。

(5)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概念模型与问题情景的比较。这一步中决策者即教师与各利益群体展开讨论, 将其 (4) 建立的综合概念模型与 (1) 中情景的感知进行比较, 得出各利益群体期望的变化。建立概念模型的目的是确保需求的知识能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 当概念模型建立后, 应与现实世界的情景相比较, 把概念模型与问题状态的感知进行比较, 并根据比较情况进一步修正根定义、概念模型, 直到各利益主体满意为止。

(6) 确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案。上述步骤完成以后,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初始决策方案呈现了出来, 但是, 因为各利益群体追求的目的和利益是有冲突的, 真正期望和可行的变化还要通过利益协调来达到, 这要通过一个群体研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将群体讨论的阶段性成果 (即从各个角度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断加深的认识) 重新定义, 并修改概念模型, 再加以讨论。如此循环反复, 最终确定一个利益充分协调的决策方案。

(7) 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决策方案状况实施改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主要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 应当根据教学环境的变化、教育信息技术的演进和教师素质的提高而不断充实完善, 做到“与时俱进”。基于软系统思想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模式是一个学习和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鉴于软系统思想自身具有动态性的循环过程, 在实质性的操作工作结束之后应当对方案实施结果总结、评价和反思。

四、结论与展望

软系统思考方法篇6

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结合,并将其引入生产体系。创新一般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1)制造新的产品:制造出尚未为消费者所知晓的新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采用在该产业部门实际上尚未知晓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开辟国家和那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尚未进入过的市场;(4)获得新的供应商: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创造或打破原有垄断的新的组织形式。对于技术创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从技术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创新是新产品的产生及其在市场上的商业化以及新工艺的产生及其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的过程。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等一系列的活动。

我国在2006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08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为2560.9亿元,是1995年同类型企业R&D经费的18.1倍,2007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R&D经费/GDP)达到自1995年以来历史最高的2.83%。企业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以31.08%的速度高速增长。

对于创新绩效,国际上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国外学者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体现在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以及技术创新给企业所带来的变化上,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产出的结果上。高建(2004)将技术创新绩效定义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效率、产出的成果及其对商业成功的贡献,包括技术创新产出绩效和技术创新过程绩效。丁晨,徐国华(2004)利用技术创新高标准定位理论,从技术创新系统性和动态性的角度出发,将企业技术创新视为输入、运作和输出的全过程,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指标评价体系。单红梅(2006)按照科学性、可比性以及成长性原则建立了2个主因素层、16个子因素层的指标评价体系。刘军,姚佐文(2009)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中部地区9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陈劲、陈钰芬(2006)认为现行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以下方面问题:一是过分强调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创新产出;而是反映创新产出的指标中,过分重视专利数据;三是以产品技术创新为主未能反映工艺技术创新绩效;四是指标的构建存在一定的短期效应和表面性,未能反映对显现绩效起支撑作用的创新过程的绩效,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发展潜能和潜在创新绩效。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在建立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体系时均考虑到了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但在指标设置中过分注重创新资源的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注重企业创新活动的结果以及技术创新给企业所带来的贡献这一特点相违背。此外,研究成果或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企业内部的线性过程,忽视外部因素对绩效所产生的影响;或是仅从外部环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没有与企业内部因素相结合;或是只考虑技术的定量指标,而忽略了定性指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采用软系统方法,结合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构建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 方法介绍

对于企业而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故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重视资源的回报率,注重自身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研究开发新的技术,并将此项创新应用于实际生产当中,进而将创新向外扩散,都包含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企业的技术创新又受到员工个体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

本文采用由Peter checkland教授提出的软系统方法(Soft-Systems Methodology, SSM)。与硬系统不同,软系统主要用于解决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非结构化问题,特别是当社会政治、文化、个人行为等软因素掺杂其中时可使用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软系统作为一个认知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在逐步逐层分析和理解所面对的复杂环境、复杂问题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

软系统的七步循环法:第一步:针对无结构的系统,分析复杂的系统,全面调查该系统所处的环境、状态以及相互关系,以分离出实际问题;第二步:表示系统,即通过丰富的图表对系统的结构和概念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准确的定位。第三步:建立系统活动的根定义(Root Definition),意在概括系统的基本性质,将系统各个方面进行浓缩。第四步:根据根定义建立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在清楚“做什么”的基础上,确定“如何做”的过程。第五步:将概念模型与现实相比较,即将第二步分析过的复杂系统与所建立的概念模型对比,讨论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第六步:将讨论的系统的期望与现实可行的统一,确定修改方案。第七步:改善不足的部分,重复第一步。软系统在分析和解决过程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R);第二: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P);第三: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Q)。

3 建立指标体系

运用软系统方法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首先要清楚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技术创新,以及对技术创新的期待是什么。在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以及经营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以及不断缩短的产品技术生命周期,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都要求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发展、壮大。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建立根定义:为了开拓新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利润,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需要投入人力、研发费用等资源研发新技术、创造新产品。

这个根定义解释了软系统中最关心的三个核心问题。(1)为什么要进行技术创新:为了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利润,增强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以及国际竞争力。(2)技术创新的具体内容什么: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获取专利授权等。(3)怎样才能完成技术创新:投入人力、研发费用,设立内部研发组织进行研究与开发,合理利用外部环境的利好因素以及科技资源,并将技术创新完成之后投放市场予以扩散。在确定了根定义之后,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系统模型。

通过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模型,我们发现企业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增强国际竞争力,首先需要了解自身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有目的的寻找技术创新点,并且要清楚企业本身的科技资源特点;在确定了技术创新点之后,便要投入人力、经费等技术创新组织进行技术创新;在成功研发新技术或是新产品之后,则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予以应用或是投放市场,最终开拓新市场,获取更多利润,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

此时我们引入软系统中的重要的3E概念,即认为任何系统在综合考虑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外部环境影响的基础上,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监控:产出(E1:efficacy)、效率(E2: efficiency)和效果(E3: effectiveness)。例如软系统中的第6部分,研发出的新产品或是申请专利属于E1(产出);结合第4部分的投入来看,研发人员的人均发明专利数则属于E2(效率);第7部分,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销售额,或是在世界企业排名有所改变,这就属于E3(效果)。根据3E概念,我们初步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建立系统模型,并根据3E理论初步建立了指标体系之后,我们将模型与现实情况进行比较。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的内部运作过程,还与外部环境、政府政策导向有关。如政府对企业引进创新人才的鼓励政策、在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对研发成功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奖励政策等支持力度有关。此外,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还与其自身的融资能力密不可分。因此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指标体系增加一个准则层:环境(E4: environment)。包括科技经费中政府出资占比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占比两项指标。经过对企业技术创新系统模型以及指标的修正后,得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3所示。

4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2009年相关科技活动数据,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200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首先采用标准化的方法对原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计量单位对原数据的影响。标准化方法的公式为,其中为均值,为方差,为标准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如表-3所示。

接下来选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变异系数法,即用各指标的变异信息的大小,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方法:设有n个参评样本,每个样本用m个指标。计算出各指标的均值和方差,其中,,则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对其做归一化处理,可得各指标的权数。经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各年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值如表-3所示。

由表-4的指标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至2005年期间,企业创新能力呈波动、缓慢增长的趋势,自2006年开始快速增长。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指标评价值为70.29,相比2000年的54.49增加了28.99%,增速明显。

分别对四项指标层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在技术创新所取得的效果(E3)方面增长最快,由2000年的12.99增长到2009年的20.98,增长了61.46%。结合内部指标来看,我国2001年进入世界研发1000强的企业只有中石油1家,截止至2009年共有21家企业上榜,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为第70位的华为公司,中石油则位列石油、天然气类企业第一。虽然入围企业数有所增加,但与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对R&D重视程度仍有较大差距。按照行业分类分析入围研发千强的企业,在电子及电子设备中,日本、台湾、韩国分别有29、12和3家企业入围研发千强,其中日本企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5.52,而该行业我国仅有2家企业入围,研发强度为3.2。在一般工业企业中,我国仅有中冶集团入围,研发强度为0.88,日本共有7家企业入围,研发强度达到了4.19。在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对技术创新要求较高的高新技术行业,我国尚未有企业入围,而日本分别有16家和1家企业入围。日本的企业一直较为注重自身的技术创新,如日立、东芝等大型企业认为技术创新是提高利润率的关键,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不低于销售额的5%,而日本的中小规模企业则为了保持与大企业的供应关系,跟上大企业的创新步伐,所以同样注重技术研发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入围世界研发千强的企业中,除了工业、高新技术等行业外,还有六家食品饮料制造业企业入围。说明日本企业无论自身所属行业类型,均看重技术的创新与研发。

增长速度排在第二位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E1),特别是企业发明专利数占全部职务发明的比重,10年间增长77.44%。技术创新产出和效果这两个指标层的指标值快速增长,说明我国企业近10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成果丰硕。分析技术创新效率这一指标层,发现指标值由2000年的14.27增长至2009年的18.69,增速为30.96%。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其中指标E23(新产品销售收入与R&D经费支出)呈现了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投入相同数额的研发经费,却获得比过去少的销售收入,说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较低。

与其它三个指标层相反,环境因素这一指标层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说明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经费大部分来自企业自身。199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有62.9%的资金出自企业自身,而2008年该项比值高达90.1%。从另一方面考虑,这说明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越来越少的借助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力量。而对于企业来说,应更多的借助外部有利因素,合理利用一切有效资源降低自身的技术创新成本和风险,发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机会以获取更大利润。对于政府来说,应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制定多方面、全方位的激励机制以及鼓励政策,不仅限于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财政支持,减轻创新企业赋税,还可对企业引进高端创新人才以及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研发机构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多更顺畅的平台。

5 结束语

本文应用了软系统方法,将企业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对此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和描述之后,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模型,并且根据3E理论建立了指标体系,将此系统模型和指标体系与现实情况对比之后,将指标体系进行了修定,并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结合2000年至200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目前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绩效方面获得了丰富的产出以及良好的效果,但在技术创新效率方面仍有待提高,并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摘要：应用软系统方法,将企业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按照软系统的7步骤法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系统模型,在此模型上应用软系统中的3E理论,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至20009年相关科技活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软系统思考方法篇7

美军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 (JTIDS) , 采用Link-16 (北约代号) 战术数据链进行通信, 是美军及其盟军战术C4ISR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 深入研究Link-16数据链关键技术对研制改进相应系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JTIDS系统使用基于循环移位扩频码的多进制扩频技术和RS信道编译码技术来提高通信可靠性[2]。很多讨论多进制扩频的文献 (如文献[3-4]) 其检测方法都是使用传统的多路相关器检测方法, 且都是硬判决检测。多路相关器检测方法使用32个相关器, 复杂度高, 不便于工程实现;作者在文献[5-6]中提出了使用FIR匹配滤波器的多进制扩频检测方法, 结构简单, 复杂度低, 可应用于JTIDS系统, 但只讨论了硬判决检测。文献[7]为提高JTIDS系统数据传输速率设计了一种发展型方案, 将多进制软扩频改为Turbo信道编码和迭代译码, 但信噪比要求高。文献[8-10]针对传统的多路相关器检测方法讨论了多进制扩频的比特软值输出算法, 这些算法同样适合在作者提出的使用FIR匹配滤波器的多进制扩频检测方法中应用。

1 JTIDS概述

JTIDS以无中心时分多址 (TDMA) 方式工作, 有极强的抗毁能力和很大的用户容量。它将时间轴划分为时元、时帧和时隙, 每个用户端机预先分得几组时隙, 用以发射和接收数据。

为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JTIDS采用了多进制扩频。与传统使用正交扩频码 (如Walsh码) 不同, JTIDS使用32位扩频序列循环移位构成的扩频码组, 发信机将待发送信息按每5 bit进行分组, 扩频模块根据5 bit信息决定扩频序列的移相位置。

2 多进制扩频检测

2.1 传统检测方法

传统多进制扩频检测方法采用32个不同相位的本地扩频序列组成的相关器分别与接收信号相关, 通过搜索判断最大相关值位置来检测发送的信息, 多路相关检测器结构如图1所示。

可见, 传统检测方法需要32个相关器, 运算复杂度高, 工程实现时耗费硬件资源。

2.2 FIR匹配相关检测方法

作者在文献[5]中提出了基于扩频码段分路和复制的低复杂度扩频检测方法, 通过以下6步完成: (1) 码同步, 如图2 (a) 所示; (2) 将码同步后的接收信号分为3路, 如图2 (b) 所示; (3) 复制各扩频码段并首尾相接, 如图2 (c) 所示; (4) 各路信号和零相本地扩频码匹配相关, 这是使用FIR滤波器实现的, 匹配相关后的各扩频码段输出序列分为3部分, 如图2 (d) 所示, 中间部分为无串扰部分; (5) 取出无串扰部分, 搜索幅度最大值位置, 根据位置信息即可检测出发送信息; (6) 信息合路。

上述方法通过信号复制将扩频信号与FIR匹配滤波器的线性卷积关系转换为了循环卷积, 该方法需要3个FIR滤波器。作者在文献[6]中将接收信号分为2路, 且不再进行信号复制, 而是直接进行FIR匹配滤波, 通过把滤波后每段信号的前32个数据延时32个时钟后与后31个数据逐位相加, 来达到将线性卷积转换为循环卷积的目的, 进一步简化了复杂度。

2.3 2种方法相关值的一致性

序列y (n) 与序列c (n) 的线性卷积和互相关函数分别定义为:

式 (1) 和式 (2) 说明[11], 可以用线性卷积计算相关函数, 这就是使用FIR滤波器实现解扩的依据。

对于扩频码长度为N的多进制扩频信号的检测, 信号为有限长序列, 其互相关是周期为N的循环相关[12], 定义为:

式中, RN (n) 是取主值区间函数, ⊙表示循环卷积。式 (3) 说明循环相关可以用循环卷积计算, 而循环卷积可以通过对线性卷积结果进行处理得到。

上节中信号复制后进行的卷积运算是周期卷积, 循环卷积和周期卷积的过程是一样的, 而循环卷积仅取周期卷积的主值序列[12], 这就是文献[5]中检测方法的理论依据, 匹配相关输出信号中的无串扰部分实质上就是周期卷积信号的主值序列。文献[13]给出了利用线性卷积计算循环卷积的方法, 这就是文献[6]中延时相加检测方法的理论依据。

2.4 软值输出算法

文献[8]论述了多进制正交扩频系统软值获取算法, 文献[9]给出了双最大值和单最大值算法, 并提出了最大后验概率 (MAP) 算法和简化MAP算法。JTIDS系统使用MSK调制方式, 基于I、Q支路联合检测的MAP算法退化为双最大值算法, 简化MAP算法则退化为部分双最大值算法。

设一个符号周期内的解调信号采样值为Y, 则与扩频序列做相关, 可得:

式中, vk表示接收符号序列采样值与相应支路的第k个扩频序列相关的相关值, 接收的相关值序列表示为V={v0, v1, …, v31}。相关值的模平方为:

则获得的所有相关值的模平方为:

2.4.1 双最大值算法

双最大值算法就是按照第m∈[1, M] (这里M=5) 比特为“1”和“0”将模平方值分为2个子集Sm1和Sm0, 分别求出2个子集的最大值, 进而计算比特软值的一种算法。第m比特数据的比特软值为:

式中, dm表示第m比特数据, Λ (dm) 表示第m比特数据的软值输出。

2.4.2 单最大值算法

单最大值算法是对双最大值算法进行粗略近似得到的, 在损失一定性能的基础上降低了复杂度。检测中, 一般与发送扩频码做相关所得相关值模平方最大, 在信道条件较好的情况下, 其他相关值的模平方比较小。将这些较小的值近似为零, 则双最大值算法就进一步简化为单最大值算法, 计算比特软值可表示为:

式中, 是根据最大相关值恢复出的硬判决结果。

3 JTIDS系统改进方案

JTIDS系统使用的是MSK调制和扩频码长为32的多进制扩频, 在对JTIDS系统改进时有必要保持MSK调制和多进制扩频方式不变, 可以考虑改变系统的信道编码方式和扩频码长。

为进一步提高信道译码性能, 有2种改进方案: (1) 使用 (64, 57) Turbo乘积码 (TPC码) 替换 (31, 15) RS码, 码率由0.48提高为0.79, 提高了数据传输速率; (2) 使用打孔的 (23, 35) Turbo码替换 (31, 15) RS码, 码率由0.48提高为0.5。同时通过输出比特软值和迭代译码来提高译码性能。另外, 为进一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 可以同时将扩频码长由32减小到16, 这样多进制扩频将由调制5 bit信息提高到调制8 bit信息。

4 仿真与分析

文献[6]比较了使用S0=[-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和S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扩频码的JTIDS系统性能, 优选码S1的性能优于S0。下面对使用S1扩频码的 (31, 15) RS码系统和 (64, 57) TPC码、 (23, 35) Turbo码系统进行对比。同时, 对码长为16的循环移位扩频码进行了筛选, 筛选条件为: (1) 无直流成分; (2) 次最大自相关值最小。筛选发现, 无直流成分的16位循环移位扩频码的次最大自相关值最小值等于4。筛选出的扩频码共32个, 以十进制值表示分别为:1 719, 1 751, 1 883, 1 899, 2 479, 2 671, 2 767, 2 877, 2 919, 3 021, 3 027, 3 247, 3 261, 3 387, 3 419, 3 499, 3 531, 3 693, 3 893, 3 923, 3 929, 3 941, 4 767, 5 067, 5 279, 6 447, 6 777, 7 827, 7 973, 7 977, 9 551, 10133;32个扩频码共得6种自相关图案, 如图3所示, 对应的扩频码分别是1 719, 1 751, 2 479, 2 767, 2 919, 3 419;其他自相关图案与上述扩频码相同的扩频码, 扩频性能亦相同。这里, 选择1 751扩频序列S2进行仿真。

假定系统收发严格同步, 信道为AWGN信道, 多进制扩频检测器使用双最大值算法, (64, 57) TPC码的译码迭代次数为5次, 行进列出交织; (23, 35) Turbo码交织长度2 000 bit, 打孔, 随机交织, MAP译码, 迭代次数5次。仿真得到的系统误比特率性能如图4所示。

由图4可以发现:扩频码长32时, 使用 (23, 35) Turbo码的JTIDS系统性能最好, 在10-5误比特率时, 相比 (31, 15) RS码系统性能改善约1.8 d B;使用 (64, 57) TPC码的JTIDS系统与使用 (31, 15) RS码系统的BER性能大致相同, 使用 (64, 57) TPC码的系统在BER<4×10-3时优于 (31, 15) RS码系统, 而在BER>4×10-3时则比 (31, 15) RS码系统性能略差, 在1×10-5误比特率时性能恶化约0.3 d B。扩频码长为16时, 在BER<1×10-3时性能恶化大于2 d B, 在BER>1×10-3时性能恶化小于2 d B, 在1×10-5误比特率时性能恶化仅为约1.3 d B;使用 (23, 35) Turbo码的系统相比 (31, 15) RS码系统, 在BER=1×10-3时性能恶化约1 d B, 但随着BER的逐步降低, 性能恶化逐渐减小, 在BER=1×10-5时性能恶化仅约0.3 d B。

分析仿真结果可以看出, 使用 (23, 35) Turbo码和软输出迭代译码, 扩频码长为32时可以得到较大的性能提升, 扩频码长为16时性能损失不大的情况下传输速率可以提高约8/5倍;使用 (64, 57) TPC码和软输出迭代译码, 扩频码长为32时性能损失不大的情况下传输速率可以提高约1.64倍, 扩频码长为16时性能损失约1.3~2 d B的情况下传输速率可以提高约2.63倍。

5 结束语

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思考篇8

在此，作者就进一步完善湖北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思维，提出一些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灵秀湖北”

众所周知，“灵秀湖北”是湖北省旅游形象的主题口号。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以“灵秀”二字概括，当然准确，但似乎还不足以包容湖北文化的丰厚内涵。可否在“灵秀湖北”之外，再加上“浪漫荆楚”？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鄂西北的荆山，孕育了楚文化；江汉平原，滋养了楚文化的繁荣。楚庄王在这里成就了霸业，屈原在这里吟出了不朽的诗篇。“不服周”的霸气和天马行空的浪漫诗情，因此成为楚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中有楚人的历史使命感；“惟楚有才”的说法源远流长，昭示了楚人的光荣传统；而《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2]，则证明了楚文学的深远影响力。——这是“浪漫荆楚”的历史根基。

湖北还是“三国文化”的故乡之一。“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演义》有七十二回提到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历史典故，都使荆州名扬四海。关公，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型。“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都何其浪漫！“中国三大关庙”中，就包括了湖北当阳的关陵（另外两座庙为河南洛阳的关林和山西解州关帝庙）。这一切，为湖北的人文旅游提供了天赐机缘。——这是“浪漫荆楚”的又一重要基点。

湖北又有“宗教文化”的大好资源——鄂东黄梅县是禅宗的圣地，有“四祖寺”（禅宗第四代祖师道信大师的道场，亦为中国禅宗第一所寺院）、“五祖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亦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钵之地）天下闻名。鄂西北则有道教名山武当山——那里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是武当拳的发源地，其古建筑群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省之内，佛教圣地与道教圣地遥相呼应，海内并不多见。——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景观。

湖北更有“革命文化”的雄厚资源——这里爆发过伟大的辛亥革命，还诞生过鄂豫皖、湘鄂西两大红色根据地。其中，红安县因为涌现出一批共和国将军而赢得“将军县”的美名；洪湖则因为歌剧《洪湖赤卫队》而家喻户晓。革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激情；革命，也是改造黑暗社会的强大动力。湖北人在现代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业，已经成为楚文化复兴的有力证明。——这，不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吗？

湖北还是当代教育文化的重镇。湖北新洲古有问津书院，得名于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典故。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曾孕育自宋至清历朝进士三百八十七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在此讲学。到了近代，张之洞督鄂，在大兴实业、大办洋务的运动中，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为“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湖北现代教育的基础。“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3]到了新世纪，“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已超百万”[4]。这样的规模充分显示了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惟楚有才”的说法。大学多，大学生就多，青春的气息就浓，浪漫的色彩就艳。武汉的“校园文化”兴旺发达，已成风云际会之势：武汉大学有每年一度的“樱花节”，还有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从1983年发起、至今已经坚持三十年的“樱花诗赛”，已经成为校园诗人切磋诗艺、比赛诗才的重要园地、全国“校园文化”的知名品牌；与“樱花诗赛”齐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办了二十九届的“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也一直广有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始办于1994年，是武汉地区高校中久负盛名的学术园地，十九年间办了一千九百期，一直延续至今。武汉大学辩论队则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两次夺得华语辩论赛最高荣誉——全国大专辩论赛冠军（2000、2010）和国际大专辩论赛（2001亚军、2010冠军）的劲旅。他们的不凡成就推动了大学生辩论赛的展开与繁荣。此外，两年一届的“武汉高校大学生戏剧节”也成功举办了三届，为展示武汉大学生的十多个戏剧社团实力提供了敞亮的舞台……这一切，都显示了“校园文化”的勃勃生机、浪漫风采。——这，也是“浪漫荆楚”的一大亮点啊！

如此看来，“浪漫荆楚”是湖北文化的突出特质。宣传“浪漫荆楚”，对于凸显湖北的丰饶文化遗产、张扬湖北的文化精神，非常必要。相比之下，“灵秀湖北”只是凸显了湖北的自然品格。

关于湖北文艺方阵的旗号

湖北文艺家的成就不俗，阵容可观。然而，缺少相对稳定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影响了湖北文艺方阵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讨论湖北与武汉文化的特色时，有学者认为是驳杂，并且指出，这一特色与湖北地处“九省通衢”的位置有关，这样的说法当然言之有理。事实上，是多元文化加速碰撞、融合的当代，各地的文化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驳杂的烙印——不仅有地域文化奇观与西方文化新潮的杂糅、共处，而且有四方文化元素的此起彼伏、记录竞争。文学界一会是“新潮小说”与“寻根小说”的比翼齐飞，一会又是“陕军东征”的雄壮阵势，一会又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浩荡声威……就足以说明问题。电影界里，时而是“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时而是“王朔热”声名鹊起，时而又流行起“贺岁片”，也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相对而言，一种文艺流派，一种文化品牌，还是需要有相对约定俗成的旗号才好。例如说到文坛上的“京派”、“海派”、“湘军”、“陕军”、“朦胧诗”、“边塞诗派”，都已是人尽皆知的专有名词。相比之下，湖北的文艺方阵虽然成就为人熟知，却一直缺少一个统一的旗号。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湖北文艺界以整齐的阵容在这个大时代里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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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威名远扬。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品牌，“长江”二字独钟武汉。武汉以“长江”冠名的报纸就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日报》（该报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创刊于2006年的《长江商报》。以“长江”冠名的期刊有创刊于1949年的《长江文艺》（该刊曾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联会刊，有“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美名）。出版社则有业绩斐然、曾经荣膺“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有如此多的文化品牌集中在武汉，并且以“长江”冠名，可见武汉文化的先天优势。

1979年，湖北省的十位画家陈作丁、汤文选、张善平、魏扬、周韶华、邵声朗、鲁慕迅、冯今松、刘一原、唐大康组成“晴川画会”，为新时期国内最早的画会之一，同年举办“晴川画会”展览，引起轰动。叶浅予先生看后说：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长江画派”。然而，“‘长江画派’的提出虽然很早，也受到一些热心人士的关注，但一直没有通过相应的组织形式把它落实下来，也没有开展有计划和有一定规模的活动。”[5]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军、李乃蔚、樊枫等一批新人的异军突起，又出现了“武汉画派”的旗号[6]。

湖北的作家群在文坛有“文坛鄂军”的称号，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人以关注现实的热情、鲜明的写实风格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引人瞩目。其中，方方、池莉等人描写武汉市民烦恼人生的作品还因为散发出浓郁的武汉都市生活气息而被称为“汉味小说”[7]。在文坛广有影响的《上海文学》也曾经为之命名为“江汉作家群”[8]。

2003年以来，武汉说唱团连续推出了《搭白算数》、《你嚇我》、《活到就要活快活》、《杠上开花》、《信了你的邪》、《一碗都是我的》、《一枪拍案惊奇》、《海底捞月》等“汉味方言喜剧”，风靡三镇；2006年、2007年，由武汉艺人表演的小品《招聘》、《钓鱼》连续两年分别走进了央视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小品因为散发出浓浓的“汉味”也被称为“汉味小品”。

如此看来，湖北的文化品牌已有“长江”、“鄂派”、“汉派”、“汉味”等多种称号。如果说“长江”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品牌，那么，这些年更能为大家认可的，显然是“汉派”。

我觉得，用“汉派”统一湖北文艺方阵比较好。理由有二：

一是“汉派”一词大气，既可以指“武汉流派”，也可以泛指汉水流域的襄阳、荆州流派，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二是“汉派”一词可与“京派”、“海派”比肩而立，而“长江流派”、“鄂派”这些词则显然缺少同样的层次感。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商人一直以“鄂商”自称，2007年，《鄂商》杂志创刊；2010年甚至召开了“首届鄂商大会”[9]。但很快就有了不认同的声音：“有拆文解字先生将‘鄂’字拆得两口不一，亏欠别人，还偏听偏信，说‘鄂’之谐音穷凶极恶；……‘鄂’谐音‘恶’不好，‘楚’谐音‘丑’也不好，那用乡音说‘荆’的谐音就绝佳不过了。‘金’您喜不喜欢？‘精’您喜不喜欢？这样，‘荆商’就意味着精明的生意人。”[10]为了统一称谓，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全社会开展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共有十一万人参与投票，评选出楚商、鄂商、汉商、荆商、九商、鹤商、湖商、衢商、洪商、郢商等十大待定名。其中，赞成湖北商人简称“楚商”的票数最多。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2011年9月28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宣布，统一“楚商”称谓，有利于叫响湖北商人品牌，推动湖北经济发展。从此湖北商人正式定名为“楚商”[11]。《楚商》杂志试刊号于2010年12月出版，创刊号亦于2011年7月出版。这样的活动足以表明，许多湖北人对于“鄂”这个传统的称谓是心存戒意的。而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叫响的称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讨。

中国文化素重命名。《论语》所谓“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的就是此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湖北已经成为文化大省。一切来之不易。如何攀登更高的文化境界？如何举起名号更响亮的文化大旗？——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 引自罗时汉：《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4] 据《武汉晚报》2011年11月16日有关报道。

[5] 鲁慕迅：《长江画派著丹青》，《湖北日报》2012年3月6日。

[6] 《李乃蔚：中国画应该画出很写实的东西》，http：//www.hb.xinhuanet.com/2012-05/15/c_111950817.htm

[7] 樊星：《“汉味小说”风格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8] 《上海文学》在1996年第1期“编者的话”中写道：“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10余年间，我国文坛上形成的江汉作家群给了《上海文学》的事业以有力的支撑。”

[9] 甘勇，戴业富：《见证鄂商崛起》，《湖北日报》2010年11月15日。

[10] 徐新桥：《鄂商，楚商，还是荆商？》，《长江商报》201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