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评述（精选8篇）
价值评述 篇1
从2007年1月1日起, 我国在上市公司率先实行新会计准则体系, 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在许多具体会计准则中, 可以看到“公允价值”的运用, 成为这次会计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一、公允价值受关注度日益提高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着放大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一面, 所以最近美国通过的救市方案中的内容之一, 就是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暂停所谓的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 这也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高度关注。日前, 中国证监会在上海召开2008年会计监管工作会议, 证监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小雪要求会计师事务所重点关注公允价值、资产减值准备、金融工具等重点领域。
目前, 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将大部分对外投资放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进行核算, 这些投资市价的波动就直接影响资本公积, 浮亏却没有在利润表中得到反映。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规定:“分析判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 应当注重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是否持续下降。通常情况下, 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 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 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 可以认定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发生减值, 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这些隐藏的浮亏只有通过计提减值准备才能从资本公积中转出, 在利润表中反映为资产减值损失。
按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要求, 银行每季度需对手中资产进行审查, 如果出现贬值则需要立即上报损失情况。因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风暴影响, 富通集团财务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遭遇巨大流动性压力, 致使股价大跌, 并最终让中国平安决定计提该笔投资损失。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0月6日宣布, 根据审慎财务原则, 决定在三季报中对富通集团的股票投资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计提约157亿元人民币的减值准备。该笔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在短期内将对公司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二、公允价值面临的危机和出路
有学者认为, “公允价值计量”正面临着危机: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现在互相不再相信对方的账目, 原因就在于以市值计价的会计数据让人无所适从。银行家抱怨市值计价不仅导致经纪商报价及定价服务对他们的资产以清仓价格误导市场, 而且还令其雪上加霜为受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投资者看来, 如果银行可以假装没有出事, 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已经严重贬值了的资产还将继续按幻想定价。
此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在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 “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仍然是未来的趋势, 其中一个关键挑战, 就是要改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框架, 以加强市场约束和促进金融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在流动性非常差的市场或在极度乐观或者悲观的形势下, 公允价值会计方法也会得出与长期基本面和所考虑风险不相符的估值。”正因有这个缺陷, 所以IMF的《报告》认为, 这个准则有待进一步改进, 以减少一些估值技术夸大的影响, 以促进实现更稳定的金融体系。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最近作出了最新的承诺, 将对目前金融危机中的会计问题进行研究。IASB主席戴维·泰迪10月9日在北京表示:“公允价值仍是当前不可替代的资产价值计量方法, 有助于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本情况。”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于2008年10月13日表示将考虑调整会计准则, 以降低银行对一些资产进行重新归类的难度, 将更多金融工具按成本而非按被压低的市场价格计价。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多数银行资产是按公允价值或当前市场价格进行报告的。市场暴跌和信贷紧缩已导致银行和保险公司计提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损, 使得它们的利润大幅下降、资本储备减少。因此, 很多批评家指出, 根据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 银行一些资产显著减值, 导致银行疲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也受到了压力, 于9月30日就针对非流动性市场不良资产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处理方式发出新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 在没有市场数据作参考的情况下, 企业管理层可运用内部模型或假定条件来估算公允价值。
指导意见还涵盖了在确定一项投资是否出现非暂时性减值时应考虑的因素。根据指导意见, 在确定是否出现非暂时性减值时, 需要运用合理判断能力, 考虑因素包括价格下滑时间有多长及跌幅有多大等等。
指导意见还指出, 经纪商报价及定价服务在非流动性市场中并不能反映出市场交易, 因此虽然可用作一种考虑因素, 但应当降低对其的依赖程度。同时还表示, 市场是否具备流动性需要依据买卖差价等因素来判断。在非流动性市场中的交易可用作衡量公允价值的输入因子, 但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
FASB于2008年10月10日发布了一项解释公告, 进一步阐明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该解释公告允许金融企业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高于这些资产当前销售价格的水平进行定价。这并没有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但可以让管理层在判定市场价格时有更多灵活空间。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 使得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考虑在剧烈波动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如何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并发表了一些解释公告。因此, 我国在推行公允价值之际, 也应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有关公允价值计量发展的最新动态。
三、我国应该加强对公允价值的研究
笔者通过对一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分析后, 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上市公司通常将IPO申购和从二级市场按市价买入的股票都放在“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和反映, 而通过非公开发行购入和低价增发取得的股票一律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和反映;二是通过二级市场按市价买入的股票中,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的通常都是2006年底之前低价买入的股票, 而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核算的通常主要是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高价买入的股票。
金融类上市公司在金融资产分类核算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说明, 这些公司意图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来体现利润, 而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隐藏亏损。笔者认为, 国家有关会计监管部门应重点关注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应用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相应的研究。
价值评述 篇2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经验研究；研究前沿
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的热点，其复杂性和世界性对经验数据提出了较高要求。故本部分以数据来源为脉络对全球价值链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指出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 传统国际贸易数据
1. 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最早使用也是最简单的测度方法是使用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零部件数据主要是指SITC7（机械和运输设备）和SITC8（杂项制品）两类。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将贸易产品数据按主要用途分为消费品、资本品（投资品）和中间品三类。Yeats（1998），Ng和Yeats（1999）最早使用这类方法进行国家层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分析（某行业的）全球或区域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如Lall et al.，2004；陈勇，2006；Kimura et al.，2007），少数计量检验研究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影响因素（如陈静等，2009；Orefice & Rocha，2013）。SITC和BEC分类标准针对国家层面，尽管简单直观、涵盖范围广、可用于国际比较和考察双边贸易，但通常只能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展开，限制了研究范围。该方法没有考虑中间品在各国（国内）不同行业流动产生的循环效应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准确性不佳。
2. 加工贸易数据。加工贸易是指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品材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再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主要数据来源有美国离岸外包组装项目（OAP）、欧洲加工贸易（EUPT）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CCS）。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大量转移至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故使用OAP和EUPT的文献较为陈旧（如G？觟rg，2000；Egger & Egger，2001）。中国CCS数据更新及时且内容丰富，学者们开始通过数据匹配法获得“企业—产品”层面的加工贸易数据展开研究（如余淼杰，2011；田巍和余淼杰，2014）。海关统计保证了加工贸易数据的准确性，但加工贸易使用的进口投入只是进口中间品的一部分，以其他方式进入的中间品同样在国内各部门循环使用，故用加工贸易测度全球生产分工存在误差。
二、 投入产出表数据
1. 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传统贸易数据通过中间品贸易描述全球生产分工现象，难以在细分行业层面展开分析，无法确认中间品的流向和生产使用情况。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各国家以及各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国家投入产出表以单个国家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总生产、总进口或总出口中进口投入品所占比重来测度生产分工。文献中常用的方法有两种（Hijzen，2005）：一是考虑国内生产的国外含量，其考察了生产或总投入中的（直接）进口投入品的比重，即“外包指数”；二是考虑了出口中的（直接和间接）来自外国的进口含量，即“垂直专业化”。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可以在细分行业层面测度分工程度，有充足的数据用于计量检验，因而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单一国家的行业层面：一是外包或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定量描述（如Amiti & Wei，2005；平新乔，2006），均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水平稳步增长。二是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胡昭玲，2007；Amiti & Wei，2009），都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如Feenstra & Hanson，2003；Bailey & Lawrence，2004；Geishecker和G？觟rg，2008），发现国际外包对国内就业或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结论。
2.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测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更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现实，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流方向。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各部门之间产品的流向和消耗关系。常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全球投入产出表（GIOT）、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日本经济研究所（IDE）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美国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GIOD）。
OECD和WTO于2013年联合开发了贸易附加值（TIVA）数据库并对外公开，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和政策研究，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其他使用该数据的经验研究包括Newby（2013）对芬兰，Duprez和Dresse（2013）对比利时，以及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4）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的详尽分析。TIVA数据库的不足在于时间区间较短，仅有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五年的数据。
GTAP成立于1993年，主要提供世界经济数据库、实用型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软件等的开发和改良，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的版本7。不同于TIVA数据库对外开放，也不同于WIOT是成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使用GTAP需要结合单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所需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经典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比如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出口附加值指標来测度全球生产分享程度，并以此计算贸易失衡度。Koopman等（2014）综合现有分工测度指标和贸易附加值概念提出一个完备的分解框架，将官方统计出口分解为不同的附加值部分；引导大家重新认识显示性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平衡与贸易成本等问题。
AIIOT是全球最早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其共有七年数据，1975年～2005年间，每5年编制一份。由于数据更新缓慢，而且覆盖的经济体有限，使用AIIOT的机构主要是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以案例分析和统计描述为主（如Oikawa & 小井川広志，2008；IDE & WTO，2011）。
WIOD是目前对外公开的范围最广（全球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时间跨度最长（1995-2011）的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被研究者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特征（如Foster-McGregor et al.，2013；Foster-McGregor & Stehrer，2013；Johnson，2014）。
UNCTAD汇集世界各国的国家投入产出表、供给使用表、各机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VC Database），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25个～500个行业，时间跨度1990年～2010年，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但未对外公开，目前只有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利用该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情况进行了描述，并结合全球生产网络检验了世界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并描述性分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潜在的风险。
三、 企业经营与调研数据
1. 企业经营数据。
（1）跨国公司经营数据通常由研究者收集整理。使用该数据的文献主要检验了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活动的国际转移，通过子公司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测度外包。常用指标是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占跨国公司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关研究探讨了外包对技术密集度（Head & Ries，2002），劳动力结构（Hansson，2005），不同工资类别（Ebenstein et al.，2014）等的影响情况。这类数据仅捕获了跨国公司的部分外包活动，排除了所有公平交易（Arm's Length）。
（2）出口企业贸易数据主要来自海关统计。文献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品来量化外国投入在每个公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分工指数的分母可用总投入、材料购买额、销售额、工资账单、附加值和总产出，而分子即进口中间品通常使用物料投入或同时考虑物料投入和服务投入（如G？觟rg & Hanley，2005；G？觟rg et al.，2008；Mion & Zhu，2013）。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国际分工对生产率（G？觟rg & Hanley，2005），工资结构（McCann，2011），企业就业增长、退出市场和技术升级的影响（Mion & Zhu，2013）。虽然进口中间品同时涵盖公司内交易和公平交易（Arm's-Length），但两者的产生原因和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Hijzen等（2010）使用两种不同外包指数首次进行了区分：一是总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国外供应商的花费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二是公司内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向国外子公司的购买费用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发现：后者对母公司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并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前者。
2. 问卷调研数据。调查数据通常涉及生产活动的国际区位选择问题，外包信息通常是定性信息，而且调研往往是一次性的，难以用于分析外包的动态特征。各国对数据统计的保密性和信息收集与记录方法迥异，使得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和全球生产网络层面的细致分析。目前较全面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于2011年合作建立的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其涵盖11个欧洲国家58个行业700 000个企業超过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但目前并未对外公开。
欧洲布鲁塞尔智库构建了全球经济中的欧洲企业（EFIGE）数据库，包括七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涉及15 000家企业的特征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定量和定性信息，时间跨度为2007年～2009年。Altomonte和Ottaviano（2011）使用该数据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发现，国际生产分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Veugelerset等（2013）使用该数据发现，仅有少数企业密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且这些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创新性较高，生产率也较高。
日本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局（RIETI）的调研中涵盖了制造企业的制造和服务的外包行为，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但它仅仅包括了外包地位的定性信息数据。Ito等（2011）使用该数据发现，同时进行制造活动外包和服务任务外包的企业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只进行其中一种外包行为的企业无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参与分工的方式对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Tomiura等（2013）将RIETI调研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结合起来，检验发现外包显著促进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
意大利的跨国公司外包调研每三年进行一次，涉及国际化活动、投资、研发以及劳动力特征。Crino（2010）检验了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水平和技术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无显著影响，但改变了就业结构，企业转向雇佣更多的技术熟练度较高的工人。Antonietti和Antonioli（2011）研究了跨境生产再配置对企业技术结构的影响，发现生产外包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产生潜在的技能偏向影响（Skill-bias Effect）。
法国在1999年进行的工业跨国公司的国外活动调研数据，对每笔进口交易都统计了价值、产品分类、来源国以及交易模式等信息。数据库中的交易模式包括垂直FDI，来自第三方的合作外包和国际外包。学者们利用该数据研究了企业国际化模式。Jabbour（2012）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进行外包，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往往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Defever和Toubal（2013）发现生产率最高的跨国公司向不相关的供应商进口生产所需中间品，而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向关联第三方进口中间品。Corcos等（2013）发现，公司内贸易更可能发生在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企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及司法体制健全的国家。
四、 经验研究评述
按照数据来源对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来定量描述和分析全球、区域、国家或行业四个层面的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部分计量检验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这类视角的研究多是采用零部件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和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细分行业层面的研究。二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检验并几乎都得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三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研究也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进行了检验，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四是计算贸易附加值以及应用其分析宏观经济。这类研究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投入产出表和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参与全球分工获得的真实价值。但通过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更细致和更准确地分解出各种类型的贸易附加值，进而更有效地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比如经济失衡情况（Johnson，2014）、贸易收益分配（Noguera，2012）、产业国际竞争水平（Koopman et al.，2014）等；但其主要使用贸易附加值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准确展现影响程度，没有深入讨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的影响机制，更没有进行严谨的计量检验。谭人友和葛顺奇（2014）开始弥补上述不足，并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实证方面，至少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使用附加值数据检验经典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的适用性或验证经验法则（如“微笑曲线”）的有效性；二是使用跨国公司与全球供应商的生产与交易数据，挖掘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特性；三是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合作结合起来，比如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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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16M600830）。
作者简介：谭人友（1983-），男，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企业商业模式与内在价值。
公允价值计量的现有理论评述 篇3
公允价值自1953年会计程序委员会 (CPA) 的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上首次提出后, 便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务实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后, 公允价值因为具有“顺周期效应”被指责为“放大了金融危机, 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而饱受争议, 会计界更是加快了公允价值的研究步伐, 各方面的研究文献日趋增多, 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公允价值方面的论述的最新文献, 特别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以期为初学者整理提供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前沿理论, 同时初步探讨对未来我国公允价值理论体系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二、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这一提法很具有艺术性, 这个词听起来很好, 而“历史成本”则听起来比较消极 (Penman, 2007) 。使用公允价值一词是一种有趣的策略:这个聪明的标签使得反对者在辩论起始便处于守势 (Sunder, 2008) 。所以在讨论公允价值时, 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公允”放到一边, 先来分析现行的公允价值概念。换句话说, 现行的公允价值定义并不一定就是“公允”价值的最佳定义, 只是在目前的理论水平和务实发展情况下对“公允”价值的一种认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 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清偿的金额 (财政部, 2006) 。目前IASB的公允价值定义为, 在交易中熟悉交易情况的有意愿的各方交换资产、清偿债务和被授予的权益工具可以被交换的金额 (I-ASB, 2009) 这两个定义很相似, 他们的缺陷也很明显:债务清偿的指向不明确;不是针对债权人, 而是针对熟悉交易的有意愿的各方;没有明确说明交换或清偿是否发生在计量鈤抑或是别的日期。
相比之下, FAS157则明确指出计量日出售资产收到的或负债支付的价格, 即脱手价格。
三、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产生之必然性
传统的“基于交易会计”注重以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基础,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进行计量, 这种面向过去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所生成的会计信息虽然在计算程序方面可靠性强, 但计量结果的公允性令人怀疑, 并且相关性很差, 因而很难满足企业外部人的决策需求 (郝振平、赵小鹿, 2010.10) , 特别是在衍生金融工具计量中, 历史成本的无能为力暴露无遗, 它不仅无法反映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甚至会扭曲真实的财务状况和收益, 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 (任世驰、李继阳, 2010.4) ;而“会计的重心是计量” (Iriji Yuji, 1975) , 会计的最基本和核心职能就是通过货币计量 (表现为计价) 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即会计的反映或核算职能) , 这就要求企业按照各个报告时点上的现行市价调整账面记录, 通过动态反映使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始终保持一致, 目标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反映, 又由于市场上物价变动的必然性, 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开始逐步取代历史成本计量, 并逐步得到广泛的认可。
四、公允价值会计涉及的三个层次基本理论问题
讨论有关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问题应当分三个层次进行, 不同层次上的分析, 结论会有所不同。从概念框架层次上看,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理论依据是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目标, 应当坚持和发展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与规则 (Barth1994, Nelson1996, Eccher1996) ;从会计准则层次上看, 需要具体准则具体分析, 因为并不是所有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价值相关性, 具有价值相关性的报表应当继续发展和完善相应的财务报告准则 (郝振平2010。10) ;从具体方法层次上看, 应当保持和完善公允价值定义与其相应的操作指南的可理解性和一致性, 不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取值没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指南, 对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取值重在提高其可靠性。
五、公允价值的本质探讨
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目前国内会计界关于公允价值本质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 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独立计量属性观。
“独立计量属性观”认为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一样, 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这种观点不仅体现在葛家澎 (2001、2007) 、卢永华和杨晓军 (2000) 、李红霞 (2008) 、周繁和张馨艺 (2009) 、刘思淼 (2009) 、陈旭东 (2009) 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文献中还体现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2. 复合计量属性观。
“复合计量属性观”认为公允价值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 而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是价值的直接计量 (现值) 和间接计量 (历史或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和短期可变现净值) 的总称。 (谢诗芬2006)
3. 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
这两个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 它们认为公允价值本身不是一种计量属性, 而是会计价值计量试图达到的一种理想目标, 它们的产生和推广源于对经济活动中公平性的追求 (刘浩和孙铮2008, 石本仁和赖红宁2001) 。
上面四种观点中, “独立计量属性观”属于对公允价值本质的狭义理解, “复合计量属性观”、“计量目标观”、“检验尺度观”则属于对公允价值尺度的广义理解, 其中, “计量目标观”与“检验尺度观”都超出了计量属性层面来理解公允价值, 认为公允价值是价值计量的目标, 对各种具体计量属性现实应用时的一种约束和要求。
这些广义类的公允价值定义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的特点:
(1) 重点强调了如何保证计量结果公允性; (2) 没有明确公允价值究竟如何计量的问题。正是由于广义的公允价值定义过于强调如何保证计量结果的公允性, 而没有明确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基础, 也没有明确公允价值的具体计量时点, 因此, 我们既可以采用面向现在的计量属性———现行成本、现行市价或可实现净值对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也可以采用面向未来的计量属性———现值对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实际上, 各国会计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具体条款正是遵循了这一思路, 即当资产、负债存在活跃而透明的市场时, 公允价值可以用当时的市场报价进行计量, 当市场不活跃、市场标价无法代表公允价值时以及当市场不存在、无法取得市场报价时, 可以采用一些其他计量属性 (如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 对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因此, 按照2006年前各国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广义界定和一些具体规定, 公允价值本身确实不是一种具体的计量属性, 而必须通过其他计量属性来进行计量。准确的说来, 公允价值与具体计量属性是一种目标与手段的关系, 公允价值是采用各种计量属性进行会计计量的目的, 而具体计量属性则是为了实现公允价值这一计量目标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董必荣2010.10) 。
由于复合计量属性的定位与会计界长期以来对会计计量属性的狭义理解和应用惯例不符, 公允价值也不适合被定位成一种复合计量属性。
因此, 未来我国在构建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时, 应对公允价值进行更高的定位, 把公允价值定位成超越于具体计量属性之上的计量目标。
六、总结与启示
本文从四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现有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成果, 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比较充分的介绍了该领域代表人物的有影响的文章和观点, 纵观现有文献, 笔者认为, 国内外现有文献关于公允价值的论述还有以下不足:
1. 权威的公允价值定义大多都强调了“交易”, 但实际上, 公允价值更多的体现在非交易以及虽有交易但没有可观察的金额的情况下。FASB第七号财务公告中表示“一个企业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来获得一项资产或或结清一笔负债而不论他的目的和期望如何”, 不论公允价值是否具备管理者预期所不具备的优势, 但从公告内容来看, 不难发现这与会计假设之一的持续经营假设以及资产负债的定义是相矛盾的。
2. 目前现行市价、现行成本和可实现净值均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观点, 在理论界是被公认了的。但如何看待公允价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关系尚存在问题。
3公允价值大多被看成是一种计量属性, 或者说是多种计量属性的总称, 但是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与与历史成本的关系却不明晰。
公允价值计量标准无疑会成为未来会计处理方法的基石, 如何克服现有的缺陷, 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完善公允价值操作的实际操作标准, 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摘要：对于会计人员来说, 公允价值理论及运用的掌握是不可逃避的, 本文就有关公允价值的定义、理论发展历史、三个基本问题以及公允价值的本质问题的文献进行了整理评述, 并提出了理论中的缺陷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公允价值,定义,必然性,本质,理论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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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郝振平, 赵小鹿.2010.公允价值会计涉及的三个层次基本理论问题.会计研究.10:12~18[3]郝振平, 赵小鹿.2010.公允价值会计涉及的三个层次基本理论问题.会计研究.10:12~18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评述 篇4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结论
(一) 国外主要文献研究情况及结论
从笔者可获取的文献来看, 最早进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是C.S.A gnes Cheng等1993年的研究。他们以美国1972年~1989年的上市公司为对象, 使用超额累积报酬模型, 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在股票报酬解释中的作用, 既包括相对关联研究, 也包括增量关联研究。研究表明, 营业利润与股票报酬最为相关, 其次是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不具备增量价值信息。不过由于当时SFA S130尚未发布, 作者未直接定义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而是通过公式加工计算得出。
Dhaliwaletal., (1999) 使用1994年和1995年美国公司的数据, 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是否优于净利润, 以及SFA S130要求的三个组成项目 (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值、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变动值、最小养老金负债的变动值) 分别对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的盈余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作者在文中定义了两个综合收益概念:CI130和CIbroad。其中CI130是净利润加上SFA S130要求的三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之后的综合收益, CIbroad是扣除普通股分红后影响的股东权益变动值。作者总结的实证研究结论为:“通过比较不同报酬模型之间的R2, 发现与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既没有与股票报酬更相关, 也不能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或利润, 因此不支持综合收益比其他收益指标更好计量公司业绩的论断。综合收益中唯一提升了价值相关性的项目是‘可供出售证券调整’, ‘外币交易折算调整’和‘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仅是增加了噪音。”但比较有意思的是, 仔细分析研究方法及文中列出的方程回归结果, 报酬模型的结果与作者总结的结论实际是不一致的。虽然CIbroad报酬模型的R2 (3.51%) 小于净利润报酬模型 (3.81%) , 但CI130报酬模型的R2 (4.20%) 是高于净利润报酬模型的,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至少可以说, 在报酬模型下, SFA S130所要求的综合收益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此外, 分行业研究结论表明, 金融行业CI130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N I。
Biddle&Choi (2006) 以1994年~1998年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 定义了16种盈余, 分别建立了其与股票报酬的回归模型。在16个盈余中, NI, CI130, CIbroad与Dhaliwal (1999) 的定义相同, 其主要结论也与本文分析的D haliwal (1999) 结论相同, 即SFA S130定义的综合收益, CI130报酬模型的R2最高, 最具相关性, CIbroad的R2要低于N I。在N I基础上增加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后的盈余变量具有最强的增量相关性, 但仍弱于N I130。因此SFA S130中选择的三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最优的。作者同时还对综合收益结构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区分具体内容披露, 比汇总披露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Cham bers etal., (2007) 认为, 前人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不一致, 可能是因为使用了自己加工的OCI数据, 而非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数据。因此, 使用SFA S130发布后1998年~2003年美国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OCIas-reported数据进行了价值相关性研究。作为比较, 作者同时也使用了1994年~1997年加工计算的OCIas-if各项数据。不过从作者的模型设计可以看出, 作者只是研究了OCI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OCI组成项目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 而未研究CI与NI的比较价值相关性。从研究结果看, OCIas-if并未增加价值相关性, 但OCIas-reported却能够显著增加价值相关性。这一结论与Dhaliwal (1999) 增量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作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OCIas-if指标可能存在重大计量误差。总体而言, 文章认为剔除计量误差的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的。
O'H anlon&Pope (1999) 采用报酬模型, 以1972年~1992年英国公司为样本, 区分不同时间区间, 研究了传统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以及脏盈余对于传统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与前述美国相关研究不同, 文章首先定义了普通利润, 然后定义了各个“脏盈余”指标, 包括非经常性损益、商誉核销 (good willwrite-offs) 、资产重估调整、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其他项目 (Sundry) , 并将这些项目的合计数定义为“脏盈余” (DS) 。总体而言, 这篇文章所定义的脏盈余相对于传统净利润而言, 无增量价值相关性。
Stephen etal., (2007) 以1992年~200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5个国家的公司为对象, 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由于作者认为, 5个国家在脏盈余会计项目和实务处理各不相同, 因此没有直接取各国的具体脏盈余项目, 而是按照O hlson (1991) 提出的净盈余理论, 根据考虑分红后的净资产变动计算得出综合收益 (此方法与D haliwaletal., 1999和Biddle&Choi2006定义的CIbroad是相同的) , 并将综合收益与净利润之差, 界定为其他综合收益。研究表明, 所有国家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均低于净利润和营业利润。这一结论与D haliwaletal., 1999和Biddle&Choi2006中CIbroad价值相关性的结论是一致的。
Wang、Buijink、Eken (2006) 以1988年~1997年荷兰上市公司为样本, 检验了“肮脏盈余” (dirty surplus) 的相对和增量价值相关性。作者采用了与O'H anlon&Pope (1999) 相同的研究方法, 划分了1年、2年、5年、10年4个时间窗口, 分别进行了回归检验。其结论与O'Hanlon&Pope (1999) 的研究总体一致, 即无论基于哪个时间窗口, “肮脏盈余”总额不具有价值相关性, 但资产重估增值和外币折算调整等具体项目对股票报酬具有解释能力。同时尽管净利润和干净盈余 (即综合收益) 都与报酬相关, 但净利润似乎是衡量企业价值更相关的指标。
Kanagaretnam etal., (2009) 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 使用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1998年~2003年的数据, 发现综合收益在解释能力上比净利润更优, 并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量套期项目与股票价格、市场报酬都显著相关。与其他文献不同, 此文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选用了现金流量套期项目。由于均为美国市场, 且执行的都是美国准则, 其价值相关性的结论与美国一致并不意外。
(二) 国内相关研究情况及结论
我国是在2006年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后, 才开始产生“绕过损益表直接计入权益”的“脏盈余”项目, 且在2009年第3号会计准则解释公告颁布之后, 才正式出现综合收益的概念, 并进行单独列示。因此本文仅对2007年之后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
程小可、龚秀丽 (2008) 以2007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 (剔除了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公司) , 使用报酬模型对净利润与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综合收益组成项目是否具有增量信息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均与股票报酬显著相关, 但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的各组成项目中, 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和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权益变动的影响项目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不过文章未研究O CI合计数相对于净利润是否具有增量信息。
汤小娟、王蕾 (2009) 以我国沪市A股市场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新准则倡导的综合收益与传统的净收益带来的信息含量差异。研究表明, 净收益和综合收益均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 但净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综合收益。在考虑了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后, 结果仍未改变, 从而表明相比综合收益而言, 投资者更为关注传统的净收益信息, 会计准则中的综合收益概念有待强化。
欧阳爱平、刘仑 (2010) 以2007年、200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采用报酬模型, 检验综合收益是否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 投资者对利润表的关注高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从而, 作者认为有必要改进我国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但本文认为, 此文的推论有失偏颇。虽然2007年、2008年尚未执行综合收益列报要求, 但实证研究结果“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质量低于净利润”是列报方式的问题, 还是综合收益本身确实于投资决策无用?难以定论。
谢获宝等 (2010) 等基于我国新准则实施后2007年、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 从“增量”和“相对”两个角度, 对综合收益及其构成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项目以外, 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和其各项目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在不同的年份里表现得并不稳定;相对于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信息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唐国平、欧理平 (2011) 以2009年沪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 利用价格模型, 以相对关联研究和增量关联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综合收益相对于净利润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与股票价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净利润还是综合收益均具备价值相关性。但净利润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大于综合收益模型中系数, 且净利润的adj R2高于综合收益, 这表明综合收益的内容混淆了企业经营业绩的内涵, 净利润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同时, 其他综合收益系数估值为负, 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 说明在综合收益的分解模型中, 其他综合收益并不能提供增量价值相关性 (甚至可能是降低) 。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 在我国, 无论是2009年以前通过股东权益变动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 还是2009年后通过综合收益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信息,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弱于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整体而言无增量信息, 仅在特定年份, 个别其他综合收益具体项目, 表现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信息。
(三) 国内外研究评价
在以上对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结论进行分析时, 笔者已对文献本身可能存在及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简要评价。此处将根据上述评价, 对发现的问题作一总结。
(1) 关于国外研究。国外研究, 整体而言方法各异。但仔细分析, 笔者认为还是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首先, 对于美国市场而言,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并不像一般文献所说“结论混乱, 不一致”。实际上, 除了Cheng etal., (1993) 研究中,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之外, 其余的文献上均反映了SFA S130定义下的综合收益具有比净利润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同时, 如果剔除计量误差的因素, 实际报告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对于净利润还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而Cheng etal., (1993) 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72年~1989年, 在这一期间, 综合收益还只是理论界、准则制定机构探讨的一个概念, 因此, 未被投资人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使用也符合实际情况, 如果将其绝对理解为综合收益本身不具有价值相关性, 可能过为武断。其次,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 无论是作者定义的脏盈余, 还是其他综合收益, 对于传统意义的净利润, 均无增量价值信息。相同定义下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也要弱于净利润。第三, 对于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 综合收益在解释能力上比净利润更优, 并且其他综合收益子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量套期项目与股票价格、市场报酬都显著相关。
(2) 关于国内研究。对于国内研究, 总体而言, 结论是比较一致的。但其中有一篇文献, 结论与之不同。赵自强、刘珊汕 (2009) 以沪深两市2006年~2007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综合收益项目与股票报酬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据其研究结果认为, 新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同时也反映出资本市场能够较好地理解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价值指示作用。笔者仔细分析了文章的研究内容, 认为有些方面值得商榷:一是文章定义的其他综合收益除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项目外, 还包括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包含在净利润表中的。作者如出于对上述项目性质的判断将其划为其他综合收益, 或可做进一步探讨。但在将其划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同时, 又未从净利润中扣除, 此方法让人难以理解。二是文章构建了8个模型, 其中除第一个模型外, 其余模型均为“增量关联”研究, 即其他综合收益合计数以及各个构成项目对于每股净收益是否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但文章却将每股净收益与每股其他综合收益的增量关联研究结论归结为, 综合收益比传统净收益更具价值相关性。剔除此研究, 国内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目前在我国,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弱于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整体而言无增量信息。
二、文献结论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深入研究, 可以得到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视图:在美国, 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综合收益概念的逐渐推广, 其价值相关性已超过净利润, 同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信息。而在其他国家, 尤其是我国, 结论恰好与之相反。由此笔者推断,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存在国别差异, 亦即在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 同样执行综合收益披露准则, 后果却不尽相同。对于出现此现象的原因, 笔者做了进一步分析:
(一) 基于准则视角的分析
由于国际会计准则以及其他国家会计准则仅对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进行了规定, 而未统一规范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与计量, 因此不同文献中使用的自变量———综合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 (脏盈余) 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SFA S130所要求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主要包括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值、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变动值、最小养老金负债超过未确认前期服务成本的变动, 以及其他项目。英国FR S3包括不动产重估未实现利得、商业投资上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符合条件的养老金精算利得和损失、外币交易折算差额以及其他项目 (Sundry) 。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3号也仅给出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 即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 实际中主要包括可供出售证券公允价值变动、现金流量套期公允价值变动、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等。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具体项目与我国基本相同。因此, 从准则具体要求来看, 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的内容、计量方法本身就存在差异, 即大家都在谈综合收益, 但实际上可能谈论的不是同一个对象, 不是一致的语境。直接将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进行比较, 必然会存在不可比性。
此外, 在不同的国家,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绝对和相对重要性也不完全相同。比如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福利制度比较完善, 养老金义务相关项目的金额可能会相对重要一些。不同国家的其他综合收益, 整体上相对于净利润的重要性也可能不同。
(二) 基于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分析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 某种意义上研究的是综合收益对于信息使用者是否有用, 而这一问题还会受到使用者本身对该指标的了解程度、应用会计盈余信息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存在一定关系。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与美国主流结论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就说明这一点。美国早期,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也是弱于净利润, 乃至营业利润的。但后期, 市场信息需求者逐渐认识、了解、熟悉综合收益, 其价值相关性才超过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也具有了增量价值信息。Hirst&Hopk (1998) 、Hirstetal., (2004) 直接通过实验研究, 发现按照SFA S130的要求披露综合收益相关信息, 能够增强买方证券分析师对股票的估价能力, 影响银行分析师的风险和价值判断决策。而在我国, 也有学者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推断, 对于我国投资者而言, 综合收益是一个新的概念。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极易受到市场价格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波动, 因此综合收益及其分解项目的价值相关性相对于净利润而言低很多 (程小可、龚秀丽2008) 。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虽然相同的准则能够提高不同主体间财务报告的可比性、透明度, 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但遵循相同的准则, 并不能保证一定得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 即使得出了高质量的财务报告, 相关信息对于不同国家的信息使用者而言, 有用性也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前提下, 是否一定要不计成本、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是否能够、在不违背准则趋同的前提下, 采取一些特殊策略?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三) 基于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分析
已有研究文献, 之所以表现出结论不一致的现象, 与研究方法各自不同、内容花样繁多有着重要关系。会计实证研究方法, 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学在会计学中的应用。但是在会计学后续研究中, 更多的是沿用前任研究方法、模型, 某些情况下可能未能对模型本身及推导逻辑有着清晰的理解。在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中, 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不同的研究中使用的模型各异, 有价格模型、有报酬模型, 报酬模型中, 又有盈余水平酬模型、盈余变动模型、超额累积报酬模型等;自变量定义更是千差万别, 有的直接使用盈余水平、有的使用盈余水平 (或变动, 或二者兼有) 除以期初股票价格;累积报酬取值的时间区间也不尽相同。Biddle&Choi (2006) 尤为典型, 研究中作者使用的16种盈余定义中, 除了NI, CI130, CIbroad以及各个其他综合收益具体构成项目外, 其余各种组合的盈余并无真实的经济含义, 也无理论支持, 不仅增加了研究噪音, 还使得一些回归结果难以理解和解释。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 这些形似而神异的模型、方法, 很有可能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重大差异, 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降低了研究的可信性。
针对国内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情况, 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发现了前人研究中不尽准确之处, 厘清了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大致视图, 即在美国, 目前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高于净利润, 同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信息。而在其他国家, 尤其是我国, 结论与之相反。通过进一步分析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国别差异的原因, 认为可能是由于准则本身确认计量要求的不同、信息使用者需求不同以及研究方法与内容上的差异所导致。基于此, 对于准则制定者而言, 笔者认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会计准则的趋同策略。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前提下, 我国会计准则未来的制定, 不一定要不计成本、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 有必要研究考虑在不违背趋同本质要求的前提下, 采取一些特殊策略, 包括趋同的时间、步骤和适用范围。其次, 需要建立准则趋同的定期评估机制 (如五年) , 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评估准则趋同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并对过往每一个准则趋同项目的策略和事实效果进行分析, 避免路径依赖。三是为有效实保证综合收益信息的可比性和质量, 仅统一披露要求是不够的, 还需对综合收益具体项目的确认、计量相关准则进行同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价值评述 篇5
知识经济时代, 智力资本已成为继资本和劳动力之后, 用来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三资源”, 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动力。为此, 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长期致力于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在此基础上提出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理论未来的研究内容与方向。
1 智力资本价值创造基础理论研究评述
智力资本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在使用中能够增值的智力资产的价值。包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
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证明, 智力资本能够创造价值, 其价值创造能力甚至超越物质资本。这给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智力资本具有超强的增值性?是否存在新的价值创造源泉?我们根据以往理论研究文献, 归纳为以下4种观点。
1.1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和决定的理论。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商品, 其价值是由劳动者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否定价值形成来自于劳动者的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依然适用 (王大勇等, 2007) 。王大勇等 (2007) 认为, 资本之所以增值, 是资本在运动过程中, 购买到了劳动力商品, 并且把劳动力拿到生产过程中去使用, 吸收了工人的活劳动, 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智力资本发生增值, 并没有创造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的新的源泉。活劳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当然, 在知识经济时代, 这种活劳动是复杂劳动。陈则孚 (2003) 进一步指出, 知识 (智力) 资本运行总公式依然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运行总公式:G—W—G′。只不过马克思是指G (货币) —W (商品) —G′ (更多的货币) , 而智力资本运行总公式中的W不仅包括一般的物质商品, 而且还包括知识商品。
1.2 知识价值论
知识价值论是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知识创造和决定的理论。知识作为劳动产品包含着价值, 并能将自身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知识的使用, 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购买或生产它所花费的价值 (张直, 1998) 。知识价值论是由John.Naisbitt于1982年首先提出, 他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 在信息经济社会里, 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 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由此提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张直 (1998) 认为, 传统经济是以劳动为基础, 是劳动创造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 是知识创造的经济。知识不仅有自身价值, 而且有使用价值, 知识的使用价值, 就是使用知识创造新价值, 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此种知识的价值。
1.3 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理论视厂商为资源的组合, 当一种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等特质时, 该资源就能为厂商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 长期保持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Mata指出无形的技能、经验、专业能力等, 其竞争优势的持久性远远超过有形资源。因为有形资源可在巨额资金支持下, 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从智力资本的内涵可以看出, 无论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 还是关系资本, 基本属于无形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等特质。因此, 智力资本具有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依据资源基础理论探索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如Barsky和Marchant依据资源基础理论, 探讨智力资本价值的测量与管理。我国学者刘超、原毅军 (2008) 指出, 由于智力资本含有大量的隐性成分, 且大部分智力资本只能在企业内部生成, 这个过程的特殊性和特定环境的作用, 造成智力资本的异质性难以模仿和替代, 而智力资本所包含的知识、技能等是对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源, 也导致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有价值。因此, 只有智力资本是唯一符合Barney (1991) 提出的战略资源所具有的4个特征, 即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难以替代。
1.4 生产要素论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 经济正常和高效运行是对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机结合实现的。价值创造是运用各种要素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Peter.F.Drucker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指出“知识将取代机器设备、资本、原料或劳工而成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因此, 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动力源泉。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 即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到了自乘的劳动作用, 或者说, 在同样的时间内, 它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显然,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是指复杂劳动, 这种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里比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要多。比较而言, 知识活动、智力活动是更复杂、更高级的劳动, 因而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价值。不管企业拥有什么样的资源, 这些资源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不通过劳动, 仍然不能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 只有通过劳动, 作用于这些生产要素, 才能创造价值。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专利、经验、品牌等, 是最稀缺的资源, 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具有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 通过复杂劳动, 价值创造能力得以实现。因此, 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
2 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评价理论研究评述
2.1 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研究
研究智力资本价值创造必须首先解决价值计量问题。只有能够相对准确地进行价值计量, 我们才能知道智力资本创造了价值, 还是摧毁了价值。没有计量就没有管理。计量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有效地管理, 充分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 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然而迄今为止, 人们对智力资本内涵、构成要素的认识尚未统一, 加上影响智力资本的因素错综复杂, 导致智力资本价值计量陷入困境。近20年来, 智力资本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研究、设计了许多计量模型, 试图攻克智力资本计量难题。我们根据以往理论研究文献, 将有代表性的计量模型归纳为如下几种。
2.1.1 斯堪的亚导航仪模型
斯堪的亚导航仪模型是由Skandia公司副总裁Leif Edvinsson于1994年创建的。该模型将智力资本分为财务、客户、业务流程、更新与发展、人力资源5个指标, 91项新的智力资本测量指标和73项传统指标, 通过类比等处理方式将所有指标转化为货币值和百分率, 将货币值指标按照设定权数综合计算, 得出一个组织智力资本的货币值 (C) ;将百分率指标结合起来形成智力资本效率系数 (I) , C与I的乘积便是该组织的智力资本。斯堪的亚导航仪的主要贡献是它突破了传统资本计量框架, 创造性地揭示了企业价值创造的真正来源。主要缺点是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方法和变量选择缺乏理论依据。
2.1.2 无形资产监测器模型
Sveiby以无形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提出的无形资产监测器模型, 将智力资本内容分为成长与更新、效率、稳定性3个方面, 并与外部结构、内部结构、员工个人能力三部分交叉选取指标进行测量, 编制无形资产监控表。特点是充分重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 但忽视了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
2.1.3 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模型
Ante pulic (1998) 提出了智力资本增值系数, 并为奥地利智力资本研究中心 (AICRC) 用作评价智力资本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司价值的增加来源于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增值。企业运用资本与智力资本实现增值的能力称为“智力能力”, 用智力资本增值系数VAIC表示。它等于资本增值系数VACA与智力潜力增值系数VAIP之和。其中, 智力潜力增值系数等于人力资本增值系数VAHU与结构资本及附加价值增值系数STVA之和。因此, 智力资本增值系数VAIC=VACA+VAHU+STVA。该模型已编有应用软件, 计算基础统一, 可应用于不同企业, 而且可使用与财务相关数据, 操作简便, 计算迅速, 容易实现评估目的。
2.1.4 无形价值计算模型
该模型由Stewart (1995) 提出并用于估计美国Merck制药公司的智力资本价值。具体步骤是:①计算前3年平均税前盈余;②计算前3年末有形资产平均余额;③计算资产报酬率 (ROA) ;即用平均税前盈余除以有形资产平均余额;④计算税前超额盈余;即用税前盈余扣除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ROA) 与有形资产平均余额的乘积;⑤计算税后超额盈余;即用税前超额盈余乘 (1-平均税率) ;⑥计算智力资本价值;即用税后超额盈余除以适当的资本成本得到的净现值即为智力资本价值。这种方法的实质是用企业价值扣除有形资产价值即为所谓的“无形价值”。将无形价值视为智力资本价值, 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并且该模型只能计量企业整体智力资本价值, 而无法计量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的价值。
2.1.5 市场价值比率模型
该种模型有两种形式: (1) 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率, 基本思想是市场价值超过账面价值的差额即为智力资本价值。 (2) 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比率, 即Tobin'sQ模型。这两种方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 容易理解。但影响市场价值的因素相当复杂, 超过账面价值的市场价值未必都是智力资本创造的, 重置成本的计量也未必客观, 实际应用的结果很难准确。
除上述模型外, 国外学者还提出了其它许多智力资本计量模型, 如Coran Roos (1997) 提出的智力资本指数模型, 在Scandia公司年报的智力资本附录中应用于实践;1994年由Stem Stewart&co引入的经济增加值 (EVA) 模型应用于智力资本的计量;Baruch lev提出的知识资本价值 (KCV) 计量模型, 用于衡量智力资本的整体价值。Kossovsky (2002) 以选择权的评价模型为基础, 发展TRRU Metrics方法, 来计算智力资本公平价值;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对智力资本价值计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 创新性研究主要包括:如钱省三等 (1998) 描述了智力资本形成的一般过程和科技知识转化为智力资本3个市场价值创造过程及资本形成模型;徐程兴 (2004) 考虑了智力资本的使用寿命、经济寿命等因素的影响, 结合局部集合和单项智力资本的财务信息, 设计了一种新的智力资本财务价值计量模型。王蔷和高欣 (2007) 研究了智力资本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对智力资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将公司资源投入转化为产出价值的创造性程序的整体分析框架。傅元略创造了包含市场实力、成本优势、新产品开发能力、激励制度、信息系统和企业技术资源5个评价要素, 22个明细指标的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程宏伟提出了包括财务、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组织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5个类别、31个明细指标的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何川、杭省策 (2008)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设计了包括4个一级因素、20个二级因素的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构建了企业智力资本评价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即有综合评价功能, 也有诊断功能。即通过计算, 可查明智力资本各要素在企业中的作用。可以说, 这些有益的尝试无疑是对国外智力资本价值计量研究的改进与发展。不难看出, 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复杂多样, 各有利弊, 新的理论模型仍在不断产生, 但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产生被广泛认同与接受的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
2.2 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研究
原毅军等 (2005) 提出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的概念。认为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定时期表现为显性或隐性状态的, 经过有效管理可以挖掘出来的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包括价值创造能力, 价值创造能力是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发挥部分作用的结果。依据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潜力的概念, 结合企业价值生产过程的动态特征, 归纳出价值创造潜力评估的总体框架, 并就价值创造潜力的转化提出了理论上的最优标准。
王莉娜等 (2005) 将智力资本纳入财务分析体系, 设计了有关智力资本价值创造与贡献的指标。如反映智力资本收益率的指标;反映智力资本贡献能力的指标;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反映人力资本价值的指标等。综合反映评价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创造与贡献能力。
李生、于君 (2009) 提出了无形 (智力) 资本质量的概念。认为智力资本质量是指智力资本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有两层含义: (1) 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 (2) 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时间越长, 质量越高, 反之则低。即高质量的智力资本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强的价值创造能力。影响智力资本质量的因素主要有组织学习力、智力资本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以及客户价值等, 可以根据智力资本或某一智力资本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的持续性、稀缺程度和模仿难度为标准评价其质量。
3 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理论的未来研究
根据以上评述, 笔者认为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理论的未来研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非货币价值形式的智力资本度量研究
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目的, (1) 内部管理; (2) 对外报告。我们不仅需要计量智力资本的整体价值, 更需要计量智力资本各构成元素的价值, 以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然而, 智力资本不是企业各智力资本构成元素的简单叠加, 而是有机合成。所以无法将智力资本整体货币价值分拆为各独立智力资本构成元素的货币价值 (王勇等 2002) 。智力资本各元素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各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很难直接计量智力资本各元素的货币价值。但可以尝试度量智力资本元素的非货币价值, 间接判断某一元素或一组元素对智力资本价值的贡献。这种非货币价值信息完全能够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包括战略管理以及对外报告的需要。
3.2 智力资本质量及其评价研究
归根到底, 智力资本是一种投资形成的特殊商品, 因而存在质量高低的问题。
(1) 根据智力资本的涵义, 任何企业都存在智力资本, 然而, 不同的企业, 价值创造能力不同,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除了智力资本数量多少的原因外, 有没有智力资本质量差别的原因呢, 我们需要实证研究。
(2) 我们知道, 物质资本是固定资本或称静态资本, 一经形成, 很难改变, 因而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而智力资本是动态资本, 高质量的智力资本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不断累积、沉淀、裂变, 不断产生新知识、新技术, 从而能够持久地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 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 这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3) 证券分析师依据上市公司各种信息, 运用专业知识, 分析预测上市公司的盈余水平, 估量企业价值, 并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然而, 我们看到的是, 尽管证券分析师具有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 但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似乎越来越不准确, 其原因是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测评估的依据主要是物质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 而忽视了在价值创造中起决定作用的智力资本因素, 尤其忽视了智力资本的质量因素。因此, 从提高价值评估准确性角度看, 必须重视对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 分析影响智力资本质量的因素, 探索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途径。
3.3 智力资本财务控制研究
财务学是关于资本的科学, 是研究资本运筹规律和效率的科学。因此, 智力资本理应纳入财务学范畴, 研究智力资本运筹规律和效率。财务管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对资本活动进行价值管理, 包括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管理。将智力资本纳入财务学范畴, 就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运用管理学的技术与方法对智力资本活动进行组织、计划、决策和控制, 充分发挥智力资本超强的价值创造能力, 逐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摘要：本文依据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理论研究文献, 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基础理论、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等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提出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理论未来研究内容与方向
关键词：智力资本,价值创造,价值评价,未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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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评述 篇6
1 服务价值的内涵研究
Michael Porter认为服务价值取决于顾客的感知和认同,代表了前期研究中众多学者的观点。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量研究成果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概念模型和服务系统两个视角进行分类评述。
1.1 概念模型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Kotler等提出了服务价值概念框架,对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潜在变量进行了归类,如金钱成本、私人间的联系、声誉、服务所得、与获得服务相关的努力等。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在顾客的角度并结合企业价值构建起服务价值模型。Cengiz Haksever等[2]明确了服务价值的顾客属性,将时间要素加入服务价值模型之中,认为服务价值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服务的非经济价值。Hasksever等所构建的服务价值模型是目前学术界被广泛采用的概念模型之一。苏钰等[3]整合了顾客感知价值和企业价值两个视角,构建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通过降低价格和顾客购买成本的方式来提高感知服务质量以及增加企业价值,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良性循环。Vargo Stephen L等[4]将服务价值具体描述为顾客在服务传递的过程中,面对已经付出以及即将付出的各项成本,对自身既得利益公平性的感知。马玉波等[5]比较研究了各种价值内涵,将服务价值定义为企业创造并传送的服务功能和效用普遍被顾客感知、认可、接受的程度。因此,服务在企业与顾客之间传递,而服务价值对多数顾客均存在客观收益,并且服务的客观性能是顾客进行主观认定的基础,同时也是顾客主观认知的结果。此外,Basole R C等[6]认为虽然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研究服务价值不应该将其与产品相分离,而应该将产品看作服务传递的工具,同时提出了服务价值网络的概念模型,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第一层推动者、第二层推动者以及辅助推动者等5种类型的参与者,其价值由B2B、B2C和C2C等组成的复杂营销关系组合共同创造,并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影响。Lin Chien Hsin[7]认为服务价值反映了顾客从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及其相应成本付出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利益和损失要素相互独立且互为因果,不可相互变换。这一观点强调了服务价值中各要素的密切关联,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支持,如Kristina Heinonen[8]认为服务价值包括技术、功能、时间和空间等4个维度,且每一个维度均通过各自的利益所得和成本所失进行衡量。David Martin Ruiz等[9]进一步细化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描述服务价值的焦点应在于各服务要素在塑造顾客感知价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服务价值的内涵也延伸至绿色服务供应链领域,Rania A M Shamah[10]通过构建绿色服务供应链的价值创造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专注创新对提升服务供应链价值和绩效的积极影响。
1.2 服务系统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服务系统视角下,以价值网运用最为广泛。服务价值网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对顾客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其主要特点在于企业、顾客及供应商等价值网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价值,注重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数字化运营,是突破价值链范畴的价值创造系统。国外部分学者利用该方法将服务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价值的产生过程和机理。如Holbrook运用价值构成的方法,即价值链和价值网,认为对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应从服务价值参数和服务价值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Paul P Maglio等[11]认为服务价值由服务系统及其环境适应能力共同决定。Alter S[12]认为顾客服务效益的获得可以来自于服务提供商,也可以来自于自动服务,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服务价值。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引入价值网理论,针对服务价值演化和共创模式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探索研究,如龙跃[13]基于专业化分工和价值网观点,归类综述并分析了制造服务价值的演化,认为制造服务跨界演化是服务演化的重要发展趋势;简兆权等[14]基于价值星座和服务价值网络等观点,构建了包括研发企业、科研院校、风险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在内的研发服务价值共创模式,阐释了其不同共创圈的形成机理和影响作用。
服务工程方法通过借鉴软件工程的建模思想,旨在设计面向客户需求的服务系统,是目前国内服务价值研究领域运用效果较为突出的系统理论之一。王忠杰等[15]运用该方法刻画了服务价值的分类,认为服务价值具有可分解性、组合性、可传递性、可转化性和依赖性等5方面基本性质。邵旭提出了支持价值知觉的服务工程与方法体系,并将服务价值定义为顾客或提供者期望某一方面状态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服务供需双方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上述两种主流认识倾向之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解读。如杜义飞等[16]从博弈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的重点在于需要各服务参与方共同创造,并且能够在各参与方中恰当分配。谢获宝等从财务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各项服务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未来净现金流入增加额的现值。李群从服务利润链和服务价值链整合的角度,将服务价值界定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或者给顾客带来顾客收益,而为服务供应商带来的企业价值。扈玉婷引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界定了服务价值内涵,认为服务价值是凝结在服务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上的,并得到了社会表现的抽象劳动,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性共同决定。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和价值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内涵的切入点。目前,关于服务价值内涵的研究包括了概念认识、特点分析、构成要素及类别划分等主要方面,涉及到了管理科学、服务科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是与服务价值密切相关的近似概念,但是,服务的本质属性在于满足服务接收方的利益需求,价值强调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意义,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均强调对服务效用的感知和判断。与这些概念相比较而言,服务价值并不被完全包含于服务质量概念之中,其内涵比服务质量更贴近服务接受方的服务需求;且服务价值虽然与顾客价值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顾客价值是个体性概念,而服务价值是群体性概念,服务价值在传送后被感知、认可和接受的部分可理解为顾客价值。因此,本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如下阐释:服务价值可作为服务接受方评判其所接受服务质量高低的标准,其根本问题应在于服务价值客体对服务价值主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服务价值主体需要意义的体现,且服务价值可以被衡量和评判。
2 服务价值与关系变量的影响研究
探究服务价值与其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向,但是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稍显薄弱。本文将服务价值的关系变量归纳为前因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等3类,以辨析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
2.1 前因变量
Alix T等[17]利用价值等式认为服务价值等于服务质量与服务成本之比,重点探讨了产品的附加服务,并从企业和顾客两个角度对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由此可得,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前因变量,其中,服务质量的构成要素同样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维度。如Hu Hui Hsin等[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顾客产生高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对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顾客购买意愿等均具有显著影响;王升研究表明即使存在文化背景差异,服务质量对感知服务价值仍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成本作为影响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可进一步细化为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等,一般认为服务成本越高,服务价值越低。如Manoj Edward等[19]实证检验了服务转换成本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保留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服务转换成本与感知服务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建议服务型企业采用独立或降低服务转换成本的方式提升服务价值和顾客满意度。
此外,国内部分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服务价值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如朱以彬以图书馆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需求是影响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希全以内部审计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服务资源数量、服务价格和项目价值度是影响企业内部审计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由此表明,不同事物由于其属性和功能的不同,影响其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
2.2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介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验证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因果关系的探析。本文归纳的服务价值调节变量主要包括服务接触、服务体验、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和企业形象感知等。I-rene Gil等[20]研究表明,服务接触直接影响顾客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验证了员工工作满意度在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调节作用。顾客的服务体验是服务接触过程的重要方。Anu Helkkula等[21]利用欧洲客户对i Phone服务体验的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顾客服务体验对顾客感知服务价值的影响,表明顾客从服务体验中感知服务价值并不能称为一条价值链,而是包含了环境价值、经验价值动态相关性的复杂现象。Carmen M Sabiote等[22]分析了网络服务总体感知价值的差异和网络服务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并检验了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在实现顾客满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卞文良等[23]分析了B2C环境下顾客对物流服务的感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企业形象感知正向影响服务感知以及服务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
同时,服务价值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Davood Feiz等[24]从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两个维度来测定服务质量,并指出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对感知服务价值及顾客满意具有显著影响,而感知服务价值对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在实现顾客满意方面具有调节作用。Asman Ismail等[25]研究表明,感知服务价值通过服务响应和服务保证并不显著影响服务满意度,而通过情感维度能够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感知服务价值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协调作用。
2.3 结果变量
Masanobu Uda[26]指出服务价值最大化是实现服务满意的最佳标准。因此,服务满意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结果变量之一,对实现顾客忠诚和提高企业利润起着显著作用。此外,钱晓群实证检验了学生感知服务价值与网络教育学院竞争力之间的结构关系;王朝辉等将服务价值作为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之一,认为感知价值与其各维度之间存在多元线性关系,且在服务价值维度上均值较高。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感知价值可作为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并且对于不同的事件,服务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也不相同。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成本、服务接触以及企业形象和员工的服务意识等;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主要包括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员工工作满意和企业竞争力等。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成果可知,国外学者已经从企业和客户层面就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而国内学者侧重从顾客感知的角度分析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背景细化服务价值影响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3 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
服务价值本身具有可被衡量和评价的性质,而且鉴于其更贴近服务的本质,与经济社会中不用领域的结合更有助于揭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归纳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和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等3类。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生态环境是人类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之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全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目前,学术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占据最大比例。美国学者Costanza等人于1997年将其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Nature》杂志上,提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迅速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从为人类生活提供生态产品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生态功能两部分进行衡量,将其分为17个子生态系统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加总求和。根据Costanza R等人[27]的测度,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产出高达16~54万亿美元的总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是1997年全球GNP的1.8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引发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研究热潮,逐渐将其评价研究深入到湿地、森林、土地利用及农业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且敏感性指数、遥感和意愿评估法等是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和指标,取得了诸多具有较强社会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刘兴元、张振明、王友生、赵忠宝、李坦等。
3.2 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西方拥有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针对高等教育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如Gaston Le Blanc和Nha Nguyen基于性别和学习水平等维度定量评价了大学生服务价值,论证了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其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并且指出针对不同性别和学习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Bo Enquist等[28]以公共服务领域中契约治理和绩效测度的关系为视角,从服务主动型和商品主导型两个方面对公共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Wan I Lee[29]运用MEC理论建立了医疗服务行业的顾客层级价值图模型,指出患者在价值层面的满意度与门诊服务的等待时间、管理程序、登记服务、服务范围、护士的态度和礼貌、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效果等要素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除政府服务价值和医疗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以外,图书馆服务价值评价是国内学者另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如游士兵等[30]定义了政府服务价值,选择人均GDP作为行为变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环境状况及社会发展水平作为考察其贡献度的4个因子,建立GM(1,N)模型对政府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王静等[31]在阐释医疗服务价值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绩效评估的角度,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对公立医院的医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测度;任贵华等[32]从经济、技术、功能、资源和社会等5个维度构建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实证检验。
3.3 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呈现多样性,信息化和供应链均是此背景下国内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地位的有效手段。信息具有服务特性,史敏等研究指出可以通过享用科技信息服务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对科技信息服务价值进行测度。丁邡等[33]结合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IT投资的决策环境和首席信息官(CIO)的行为特征,建立了CIO评估IT顾问信息服务价值的数学模型,分析了IT风险资产价格、期望收益分布和信息服务费用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及对评估过程的内在影响机制。此外,资金被形象地描述为维持供应链共生系统生命力的血液,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其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可有效维持整个供应链的活力。王笃鹏等通过比较共生系统中有无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情况,分析了各共生单元的决策和能量变化,评估了物流金融在供应链中所产生的服务价值,认为物流金融服务在扩大零售企业订货量的同时增加了各共生单元的能量。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结合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运用成熟的理论方法展开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服务价值评价的主要研究思路。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诸多领域中尤以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评价准则和方法,而以顾客和市场为主体的典型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甚为缺乏。该问题与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尚存在较大争议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但该问题又表明,系统深入研究服务价值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服务价值研究应当成为服务科学领域学者们探索和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4 服务价值的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价值具备管理科学、服务科学、生态科学以及工程理论等学科交叉性的重要特点。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就服务价值的内涵、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和服务价值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辨析,但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4.1 服务价值内涵的明确和细化
国内外学者多从顾客感知及系统共创的角度对服务价值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服务价值的构成要素分析集中于经验和信息、功能和技术及时间与空间等方面,并对服务价值的宏观性和创新性形成了共识,但由于服务价值的学科交叉性以及自身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对其内涵的理解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应更加注重从管理和服务科学的角度,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服务价值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素等。
4.2 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关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系统性较强,但研究方法和角度略显单一,并且对于服务价值影响变量的选取集中于顾客层面,造成了一定的研究局限;而国内学者偏重于验证服务价值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针对其与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尚显不足。因此,应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注重从组织和社会系统层面介入相关变量,逐步拓展和深化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深入揭示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之间的本质关联。
4.3 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服务价值评价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服务质量等相关概念的评价模型为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服务价值的概念模型,从经济价值、功能价值和时间价值等维度构建了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然而,借鉴服务质量评价模型来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容易产生概念混淆,以至于评价指标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服务价值概念模型自身也有较强的局限性。因此,应基于服务价值的内涵,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结合不同应用领域的特点加以改进,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
4.4 基于管理科学的视角深化服务价值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以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工程领域或生物科学领域对服务价值的研究工作较为深入,而在管理科学领域,服务价值的研究框架仍然比较模糊,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仍然比较浅显。这一点在国内研究进展中尤为突出。因此,立足管理科学领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使得服务价值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技术路线更加合理,将更有助于建立起规范的服务价值研究体系。
4.5 服务价值的建模与优化并加强在实业界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将数学和计算机方法运用于服务价值建模过程之中,构建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服务价值模型,然而,在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效果甚为不佳。因此,提炼更加贴合服务价值本质的影响因素,运用更为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工具,强化服务价值建模理论支撑的同时探索服务价值优化和提升路径,并加强在医疗、教育、营销及交通运输等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成为未来服务价值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与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相比,服务价值对于提升顾客满意度和企业竞争力更具革新性和影响力。近年来,服务价值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从管理科学的视角进行文献精拣,深入剖析了服务价值的内涵,分析了服务价值与有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评析了不同领域服务价值评价的方法和指标,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价值评述 篇7
资料与方法
2013年6月开始实施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干预措施, 2013年1-5月选取实施干预前病历1 100份, 作为对照组;2013年6-10月选取病历1 100份, 作为试验组。
方法:回顾分析两组病历中的处方内容, 实施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对患者临床情况、会诊情况以及护理情况等的干预。
不合理用药判定标准:参照相关药物使用资料和药品说明书, 对临床医师医嘱进行审核, 整理出不合理用药记录并统计。所得结果与资深医师再次深入探讨, 双方都认定为不合理用药则计入不合理用药案例中。对不合理用药类型分为:药物剂量不准确、配伍禁忌、选药不科学、抗生素使用错误、药物间作用不协调、重复用药[2]。
数据处理:本次研究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处理, 采用t检验进行计量资料对比;使用χ2检验进行计数资料对比, 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实施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前, 临床不合理用药概率高达54.45%;实施药学干预后, 不合理用药概率下降到17.36%;两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讨论
不合理用药原因: (1) 医师原因:临床用药的主要负责人是医师, 他的决定直接影响着用药的科学合理性[3]。造成医师用药不合理的主要原因:a.医师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思维模式较固定, 养成了自身的用药习惯, 而忽略患者个体的差异性;b.工作中不够认真谨慎, 从而忽略药物的禁忌证、药物间相互作用以及用药剂量等;c.医师自身专业素质及道德素质匮乏, 不能准确诊断患者病情, 无法对症下药。 (2) 患者原因:临床中, 不少患者擅自停药或者要求中途换药, 这也是导致临床上不合理用药的一大原因。患者自身的经济条件、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都影响着患者用药情况。部分患者因为负担不起价格昂贵药效更好的药物, 减少服药剂量或者要求换成价钱优惠的药物, 也有部分患者盲目认为越贵的药就越好, 不遵从医嘱。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临床医师给药的科学合理性。
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措施:首先, 可以对患者进行科学合理用药重要性的讲解, 让患者清楚擅自减药或停药所带来的危害, 从而减少因患者原因而造成的不合理用药案例;其次, 对药物的适应证、用法、用量等情况进行核查, 防止不合理的联用药物、重复用药, 避免不良反应发生。药师因其在药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丰富, 能够指导临床医师用药。在临床给药上, 医师与药师联合能更好地发挥药物治疗效果。例如, 对于扁桃体炎患者, 有8个月病程, 治疗中医师采用氨曲南注射液, 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 但患者依旧高热不退, 药师建议采用青霉素静脉滴注, 治疗后, 效果显著。临床医师常用泮托拉唑注射液和奥美拉唑注射液联合治疗消化性溃疡患者, 然而, 治疗过程中容易加重患者头晕症状、降低患者粒细胞, 在临床药师干预指导下, 建议停用泮托拉唑注射液, 单纯使用奥美拉唑注射液, 减少重复用药后, 患者病情明显改善。因此, 医院要加强对药师的业务素质的培养, 从而提高药师审核处方质量的能力。同时, 在对各个科室的考核中加入对处方质量的考核, 完善奖惩制度[4]。对于医师不合理用药这一问题, 药师应及时发现并给予指导, 从而提高医师的用药水平, 减少出错概率。而且, 医院应加大对药品管理力度, 严格执行用药标准。
本研究中, 通过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 我院的不合理用药情况显著减少, 无论在药物剂量使用上、联合用药上以及科学合理选用药品等问题上都得到显著改善。因此, 临床上应重视药师对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作用, 从而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及医院社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瑞敏.药师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 2014, 12 (12) :99-100.
[2]吴兵俐.探讨临床用药不合理用药因素及药师在临床不合理用药中的作用[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电子版) , 2014, (22) :191-192.
[3]谢贵波.药师在临床不合理用药中的监测作用[J].医学信息, 2013, 26 (23) :155-156.
价值评述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3年7月~2014年8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100例盆腔炎性包块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 所有患者均在研究前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有所了解, 且表示自愿参与此次研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50例。实验组患者中男25例, 女25例, 年龄26~48岁, 平均年龄 (31.39±5.54) 岁, 血红蛋白 (124.53±12.93) g/L, 白细胞 (8.63±3.25) ×109/L, 包块直径 (6.28±2.31) cm。对照组患者中男25例, 女25例, 年龄26~46岁, 平均年龄 (31.41±5.01) 岁, 血红蛋白 (124.56±12.85) g/L, 白细胞 (8.60±3.22) ×109/L, 包块直径 (6.24±2.34) cm。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手术前, 对患者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查, 给予抗生素进行治疗, 治疗时间为1~3 d。
实验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 手术前, 给予患者全身麻醉, 帮助患者取正确的手术体位, 体位为卧位, 将CO2调整为13~15 mm Hg (1 mm Hg=0.133 k Pa) , 选择患者脐正中的部位作为手术的切口位置, 控制切口长度为10 mm, 给予患者Trocar穿刺, 在患者的下腹左侧, 选取2个辅助操作孔, 将Trocar器械放入, 此时患者的臀部要高于头部, 并且保持15°的姿势, 应用无损伤抓钳或者吸引器头轻轻的将切口分离, 同时对网膜以及肠管进行分离, 从盆腔脏器中穿过, 至脓腔, 留取适量的脓液作为检测标本, 对脓液进行药敏试验。如果患者的输卵管中有积留的脓液, 且没有生育要求, 给予患者患侧输卵管切除;如果患者有生育的要求, 给予患者输卵管造口术, 将脓液排出, 并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冲洗完毕后, 将5 mg地塞米松、8000 U糜蛋白酶以及200 ml浓度为0.5%的甲硝唑溶液注入腹腔, 在子宫直肠的凹陷位置放置引流管, 在手术结束后的5~7 d, 给予患者抗生素治疗。
对照组患者给予开腹手术进行治疗, 患者的麻醉方式为连续硬膜外麻醉, 进入盆腔的方法为在脐耻之间的部位行纵行腹壁探查切口,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考虑, 治疗原则为切除病灶。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率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率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 aP<0.05
3 讨论
盆腔炎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2]。盆腔炎的多发时期为女性产后、性活跃期以及宫腔手术后, 炎性包块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区域, 会使患者出现卵巢脓肿、输卵管脓肿等多种并发症, 甚至会导致患者不孕[3]。由此可知, 这种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 同时极大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手术过程中, 应用腹腔镜可以使手术视野得以充分暴露, 使手术视野更为清晰, 医生可以准确的看到脏器之间的具体情况, 可以发现比较隐蔽的病灶, 使手术治疗更为彻底[4]。
本文中, 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率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数据说明, 相比开腹手术, 腹腔镜手术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 可以有效的减少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 加快患者的康复速度, 降低患者的术后感染率, 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 腹腔镜手术在治疗盆腔炎性包块上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摘要：目的 观察腹腔镜手术治疗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100例盆腔炎性包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50例。实验组行腹腔镜手术治疗, 对照组行开腹手术治疗,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率。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腹腔镜手术在治疗盆腔炎性包块上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腹腔镜手术,临床价值,盆腔炎性包块
参考文献
[1]刘凤玲, 尹集东, 蒋立权, 等.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分析.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4, 21 (z2) :63-64.
[2]程碧辉.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分析.大家健康 (中旬版) , 2014, 30 (2) :67.
[3]胡冬梅.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分析.中外健康文摘, 2014, 11 (27)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