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共7篇）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1

1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 这种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并在关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政策、产业集群的个案研究以及集群的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而随着全球航运业的不断成熟, 港口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著名港口城市, 每当有大的集装箱船靠岸, 总能给当地带来价值不菲的产业集群效益。如鹿特丹是荷兰最大的工业城市, 是重要的海陆空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中心、每年鹿特丹港有约3万艘次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靠港, 500多个定期航班驶往全球1 000多个港口。鹿特丹城市经济的发展充分运用了临近鹿特丹港口的优势, 大力发展临港工业、造船业、石油加工、机械制造和食品工业。鹿特丹临港产业的发展很好地贯彻了“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思想。而在法国的福斯港, 在进口原油、铁矿石、煤炭的基础上, 形成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其产量占到该国总量的1/4。同样, 日本的阪神工业带, 在港口沿海附近1-3公里的狭长区域内, 分布着6 000多家工厂, 神户制钢、川崎重工、三菱电子等都在这里设有大型生产基地。

由此,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贸易量的逐渐增多, 我国各港口业也纷纷提出发展港口周围的产业集群以提高港口竞争力, 但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成功或是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现实中产业集群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如曾经辉煌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住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 如今已经衰落 (其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被世人称为“锈带”) ;奥地利东南部的地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繁荣, 但70年代逐渐衰退;而美国的硅谷进入2000年以来, 成长曲线转为下滑趋势。而在我国的产业集群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 以陕西省周至县哑柏镇的刺绣集群为例, 在集群发展的初期, 就出现相互间的欺诈和恶性竞争, 最后导致初建不久集群就走向没落;浙江“块状经济”的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而遍布全国的一些高新区也有成为经济“飞地”的危险;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 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就从成长期进入了衰退期。同样, 具有建港条件的地方并不都能以港兴市, 曾经闻名遐迩的国际大港沉寂为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港也不罕见。譬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港和西班牙的塞维尔港。

鉴于此, 考虑到现代港口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产业集群大量出现在沿海和临港地区也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而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因此, 梳理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脉络, 探索和揭示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2 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主要研究范式

综观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 已有的文献研究内容比较宽泛, 大致遵循和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Ⅰ:在经济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内, 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及其外部经济性角度探讨其风险。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 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 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市场等。随着集群内部企业的快速发展,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集群内部来疯抢外部性。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时,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 从而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集群也会开始衰落[1]。Poter, M.E.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 (1998) 一文指出, 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 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 就可能因为外部威胁 (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 以及内部僵化 (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 而失去竞争力[2]。Poter, M.E. (2000) 还进一步分析了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冲击。外部威胁包括技术中断、顾客需求的转移等, 如1991—1996年安哥拉产业集群的最大市场就因原苏联的撤出使得许多市场单一的集群企业破产。内部冲击起源于内部的僵化, 进而减少生产力和创造力。如限制性的工会规则或缺乏弹性的法规有可能导致改善生产力步伐减缓;过度合并、相互默契、卡特尔等妨碍竞争的做法会伤害本地竞争等等[3]。Pounder and St. John (1996) 从集群动态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他们将集群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 (1) 集群创始期; (2) 集群企业的集聚期; (3) 集群企业的再定位期。在集群的创始期, 由于外部经济、较低的进入成本、信息优势促进企业的集聚和创新活动, 集群的收益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企业吸引到一起的集聚经济最终会恶化, 拥挤成本、日益剧烈的竞争和知识征用 (Knowledge Expropriation) 导致了集聚不经济。企业将部分领域限定在集群而不是整个产业也会影响其创新潜力和集群业绩, 从而降低集群整体的竞争力[4]。福尔塔 (Folta) 对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资源获得的拥挤、同类企业的模仿和策略形成的惯性有可能降低集群整体竞争力, 缩小集群与非集群企业的增长差距。同样, Dicken, Kelly, Olds & Yeung (2001) 也认识到了“新区域主义学派”在解释区域发展问题中的局限性, 认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任何集群都不是一个保守而封闭的系统, 内生生长因素固然必不可少, 但是集群所依托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已纳入全球框架, 如何克服地方发展的锁定风险, 并实现持续升级, 变得十分重要[5]。

基于这一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观察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但其不足之处是, 大部分文献与管理学尤其是管理科学方法论缺乏有效衔接, 影响了研究结果在风险管理对策上的参考价值。

研究范式Ⅱ:在管理学派的逻辑框架内, 揭示产业集群风险的形成原因、演化机理及表现形式。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 (1997) 在佛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 (Regional Product Cycle) 。他据此论述企业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一个区域过于依赖一个产业集群的长期后果是:当产品一旦到达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并且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衰减的时候, 随着大量企业的退出而极少企业的进入, 集群开始收缩;与此同时, 集群网络变小, 信息流量锐减。当缩小的区域集群已不足以激励创新时, 该区域也就最终衰落成没有任何内在潜能去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老工业区。在Tichy. G研究基础上, O.M.Fritz等 (1998) 将集群风险大体上总结为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和周期性风险 (Cyclical Risk) 。他们认为, 结构性风险产生于集群未能随不断变化的生产制造范式迅速做出相应调整, 以致原有产业或产品簇的永久性衰退导致整个区域集群的没落;周期性风险产生于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波动, 进而使相关区域集群的发展受到影响, 甚至走向衰退。两种风险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 结构性风险关系的是区域集群的长期生存发展, 而周期性风险则与中、短期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相联系[6]。Markusen (1996) 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区域集群越成功, 其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 导致集群败落的潜在风险不断积聚, 集群的竞争力不断下降, 直至集群的消亡。他还指出, 集群会因为其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7]。深入研究Markusen的观点, 其背后隐含着集群风险的本质性成因, 即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 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De vol (2001) 指出, 促使集群形成的因素也许在支撑集群发展上显得并不重要, 进而带给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要素也许最终成为导致集群衰败的风险因素。Harrison Bennett (1994) 从集群内的合作网络关系出发研究集群风险, 他在研究意大利产业区的合作形式的危险时指出“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并且指出SFNs (small firm networks) 固有的弱点正在逐步暴露出来。受波特的技术间断论的启示,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 (2002) 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 (Technology Life Cycle) 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 (Disruption) 。他们认为技术的重大变革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或是导致新产业群的产生, 但新技术的出现和技术锁定等因素也会导致原有产业群的衰退, 甚至崩溃。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大都以揭示集群风险成因和表现形式为指向, 注重管理逻辑和体系的严谨性, 但其不足之处是, 特定区域的特殊变量 (如我国集群企业间的人脉关系) 的缺失使产业集群范围内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路径刻画缺乏完整性。

研究范式Ⅲ:在地理学派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 (New Economic Geography) 派的逻辑框架内, 从地理区位、空间距离交易成本等角度进行产业集群风险原因和对策分析。新经济地理学派代表学者克鲁格曼认为, 地方化的规模收益递增与空间距离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是对等级式产业空间发展的最好解释, 区域专业化在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来后, 就会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下去。区域发展因此被锁定, 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风险[8]。德国菲利普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H·巴泽尔, 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他认为, 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 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 在制定区域政策时, 不能简单地将一地的产业集群政策移植到另外一个区域。此外, 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产业集群政策也不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9]。在实证研究方面, 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成因和机理研究层面。典型研究成果有:Henderson、Shalizi和Venables (2000) 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 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 (2000) 分析了29个虚拟群, 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 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 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 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认识产业集群风险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这一范式之下的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现象描述上, 停留在定性、思辨的研究层面, 尚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定量和实证角度的研究。

2.2 国内主要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 (2001)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产业集聚现象至今, 在该领域深有建树。她所著的《创新的空间》一书是我国在产业集群研究领域的开篇之作, 并建有“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 引发学界、政界和商界对产业集群产生背景、发展状况、升级条件、政策引导等的进一步思考, 缩短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研究方面的距离[10]。浙江大学魏江教授 (2003) 着眼于集群整体优势和企业个体优势对知集群识类型和共享机制的要求的不同, 提出集群知识类型特征及传递性影响集群企业的学习行为和效应, 并由此产生个性学习和共性学习的两难选择问题[11]。蔡宁等 (2003) 从网络视角对产业集群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认为产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产业集群风险有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风险三种, 并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增强的机制, 最终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的失败[12]。吴晓波、耿伟 (2003) 把产业集群在产生优势的同时削弱了集群适应外部的能力比喻为植物的“自稔性”, 认为集群内部存在四类相互作用的风险, 这些风险会导致产业集群衰退。他们构建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指出构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集群自身特性, 同时也是区域集群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13]。杨峰等 (2005)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这两个方面对集群风险的内生和外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在集群演化过程存在集群创新能力僵化风险和技术选择失误风险, 而制度风险主要是制度路径依赖风险[14]。朱方伟等 (2004) 则重点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并从集群成长角度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分别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存在的六种风险:孵化阶段的同构化风险;发育阶段的本地化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繁衍阶段的锁定风险;衰退阶段的产业退出与转型风险, 并分别对各阶段的风险识别及防范进行了简要论述[15]。朱瑞博 (2004) 将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潜在风险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类, 并在吴晓波等“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引入模块化理论, 分析模块集群抗集群内生性风险的机理, 详细剖析了产业集群“自稔性”风险存在的四大根源, 并论证了模块化化解这些风险根源的机理。

3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启示

纵观各种集群理论 (从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经济地理学理论、集群竞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 的发展历程和集群内在机理观点 (外部经济说、交易费用说、技术创新说等) 的演变, 对产业集群这一特殊主体进行机理和竞争优势层面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以上这些成果对某些特定产业 (如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 所面临的集群挑战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还缺乏全面应用的前提。这主要体现在:

(1) 在以往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 一般暗含着所有行业在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都具有同等条件, 即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于任何产业表现出中性偏好, 或者很少探讨产业是否具备聚集的条件。

但实际上, 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聚集能力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其条件包括:其一, 生产流程的可分性, 即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可以充分专业化。只有在生产流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时, 才会产生每一阶段的专业化分工, 从而形成基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企业, 以及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并且实现相互学习。其二, 行业中的最终产品必须具备可运输性。我们可以推断, 如果最终产成品不具备可运输性, 那么产品供应商的地理布局将不得不依赖于顾客的分布状况, 而顾客需求通常是分散的, 显然这样的行业很难在空间上聚集起来, 并形成经济规模。相反, 如果各种要素的供给不具备重新配置的条件, 而最终产品很容易输出, 即具有可运输性, 此时生产流程的各阶段则具备聚集倾向, 最后促使整个行业的聚集。

例如:正是由于需要满足这种生产的可分性和产品的可运输性, 目前出现并作为研究对象的产业集群多见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和相关服务产业而言, 虽然拥有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绝对性, 能够自发地聚集在港口的区域范围内, 以获得有利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量的港口相关产业由于港区周围的商业环境不甚理想而趋向于城市中心商业区, 这就直接影响着临港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临港产业集群建设初期因集群所需相关生产要素的缺失和基本产业结构的不完备而带来的风险。

(2) 随着现代物流的形成和发展, 在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 将一个区域内所有企业及其他公共和自然资源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聚集起来, 通过贯穿于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以及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的辅助和引导, 实现临港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临港产业集群的升级不失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现代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但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也就是说, 港口凭借临港产业集群, 可以完成由单纯的交通枢纽向综合物流平台的转变, 临港产业集群的活动可以分解为贯穿于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之间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由此, 通过对临港产业集群下物流系统的分析,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研究临港产业集群的风险不仅可以扩展风险管理理论方法, 而且对于处于复杂、动荡、面临众多风险的临港产业集群的管理实践活动能够提供理论性指导。换言之, 临港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 每一个子系统或要素都有其风险, 随之需要相应的管理策略。但最为重要的是以集群为发展模式的临港产业已逐渐纳入全球物流网络,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集群内一切管理活动的有效性都应从集群整体角度来衡量。因此, 从产业集群整体集成风险而不是局部识别各种风险因子, 进而建立风险集成防范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3) 国外对产业集群 (包括港口产业集群) 风险的研究虽然很全面, 研究的角度也多种多样, 数理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也十分丰富, 但它们几乎都是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研究背景的, 因此, 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无论在理论论述、实证分析还是政策研究方面, 都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应用框架。

我们不能忽视我国临港产业集群中依靠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人脉网络对资源结构的影响, 因为以人脉网络为介质的集群企业间资源流动对于产业集群资源结构有深远的影响, 例如, 物流、资金流对于特定的人脉网络具有依赖性:在集群企业中, 依靠人脉关系可以形成心理契约, 物质资产和资金可以在人脉网络中进行有效配置。因此,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和变量, 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和政策。

(4) 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背景下, 考察典型地区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实践, 提出初步研究成果, 并寻找一定数量样本加以验证, 可以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找到现实依据。

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网状物流链, 长江三角洲临港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 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因此, 以长三角地区临港产业集群为实证研究对象, 剖析其临港产业集群系统 (包括集群核心区、次集群核心区、集群延伸区) 发展的阻力和负效应, 提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进而通过对长江三角洲等港口群的典型港口城市如枢纽港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基本港 (南京港、苏州港) 以及喂给港 (盐城港、嘉兴港) 的临港产业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 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水平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数理建模) , 找出关键性风险因素, 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能够顺应临港产业集群实践要求整合系统内部所有风险管理活动的迫切要求。

4 结论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临港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不仅能联动临港产业本身, 而且具有物流产业链效应, 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首先以产业集群风险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进而结合临港产业集群自身特性, 从产业集聚条件、产业价值链、特殊要素假设以及实例验证等方面探索和揭示了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 具有一定地促进临港产业和临港物流健康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研究评述 篇2

关键词：遗产管理,研究评述,管理方式

式, 真正建立起适应企业特色、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开放的激励体系,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激励机制是企业将其远大理想转化为具体事实的手段。我们应认真分析当前形势, 结合本企业实际, 在工作中不断了解职工的需求, 及时将职工新的需求反映在政策中。即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地使用, 又要根据不同的员工而有所侧重, 并通过合理途径来实现。这样员工的积极性才会极大提高,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企业就能具有充沛旺盛的活力,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企业的员工激励管理, 既有一定的规律性, 也有很强的技巧性。管理者要善于因地制宜, 深入分析、研究本企业经营管理及员工队伍特点, 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 使员工的内在活力得以全面激发, 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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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邓华陵, 彭岚嘉.世界遗产的管理体系[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美国COSO颁布了新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对内部控制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扩展。

1992年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为企业董事会、经营者以及其他成员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的合理可信的程序”。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包括四类目标和八大要素。四类目标有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法性目标。八大要素是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以及监控。

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比,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有很大的改进和完善, 具体表现: (1) 内部控制目标的定位更高, 内容更宽泛, (2) 更加突出了对企业风险的关注, (3) 更加强调董事会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行监管委员会于1998年发布了《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 这一框架比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具有指导意义。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提出了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的13项原则:公司董事会对于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负有最终的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认可的内部控制政策、方针、实施、评估和监督执行负有全部责任;在企业内普及内控意识;对风险的认识与监测;明确各管理层在执行内控制度中所负有的职责;对利害相关职责的岗位分离;有效的信息来源;信

[7]路秀平.民营中小企业激励机制建设研究[J].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会计类核心期刊) , 2012, 1, 1.

[8]蒲伟.企业的激励机制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12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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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蔚雯.浅议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激励机制[J].人力资源管理

[12]付玮.我国中小企业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原因分析[J].群文天地

[13]温玉国, 刘义梅.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研究[J].商业时代, 2011 (06) .

【作者简介】

刘晓锋 (1990—) , 男, 河北省武安市人,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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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有效的沟通渠道;对内控系统的监测;对内控缺陷的处理;监管机构的责任。

BCBS《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与COSO内部控制报告的内部控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它阐述了内部控制、外部稽核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比后者更加具体化。

公司治理无论对一般的公司、金融业机构, 还是对金融控股公司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规定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 对其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通过以上阐述, 希望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自身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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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杰 (1987—) , 男, 汉族, 山东临沂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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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

【摘要】随着“申遗”的不断升温, 遗产旅游逐渐走向大众化对世界遗产管理的研究做以综述发现:对于遗产管理的研究, 学术管理基础和执行依据的立法以及反馈系统中的大众参与、遗产危上, 针对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

【关键词】遗产管理;研究评述;管理方式

截至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 (2012年7月) , 我国已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43项, 总量居世界第三位。“申遗”正日益受到国内学者、官员、媒体和一些社会公众的关注, “遗产旅游”成为人们旅游消费的一大趋势。随着遗产旅游的火热, 遗产逐渐进入大众化阶段, 遗产商业化和大众化愈发严重。但遗产旅游的迅速升温和遗产管理的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而在学术界, 遗产管理虽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但无论数量还是全面性方面都缺乏力度。缺少理论支撑的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 存在着严重问题, 亟待解决。

一、遗产管理内容

遗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遗产地研究 (包括遗产的价值、属性特征、保护、规划、营销等方面) 、遗产旅游者研究 (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活动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权体制改革、规划管理等方面。

二、国内研究综述

1、立法与政策

杨锐强调了“遗产立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文化管理法》;明确各保护单位的使命、边界、管理方针, 并针对各保护单位的历史遗留问题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文化遗产地特许经营法》的基础上, 构建中国遗产资源地的特许经营制度。杨锐借鉴美国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中国遗产管理, 首先应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指出几乎每个美国国家公园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作为保障, 而我国应早日将遗产保护纳入法制轨道。袁正新等肯定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具有十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不可多得的科学研究、审美和启智价值。但指出,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安排下, 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要解决矛盾必须加强立法, 尽快出台《世界遗产保护法》以确保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规范化和法制化。

姜敬红认为各省市遗产管理应参照峨眉山—乐山的管理模式, 设立世界遗产综合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 并授权其对该地的世界遗产—实施综合管理。而做好综合管理的前提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 综合执法是世界遗产地环境行政执法的发展方向。王晓梅等认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遗产保护方面出现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 基本上都是由于遗产经营缺乏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所致.且在我国尚无法定的财政支持的情况想啊, 更应利用相关的法律政策加以调控。

2、产权与制度

王兴斌在比较分析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国际模式前提下, 针对旅游服务特殊性提出了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全“四权分离与制衡”的管理模式。徐嵩龄讨论了中国遗产管理的体制改革问题, 既对中国“产权转移派”和“中国公园派”之争进行论证和评述, 突出可行的改制思路。它包括:遗产体制, 遗产经营, 经营权和特许经营问题。张朝枝等对旅游发展背景下是由政府管理还是由市场来经营遗产资源这一争论焦点, 分析认为这两种争论实际上归属于规避公共资源的两种模式——政府强权干预和产权明晰化的争论, 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解决问题的两种途径, 其关键在于适合的制度安排。

徐嵩龄在遗产的价值特性和权属特性以及遗产事业使命研究

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研究评述

岁月

航空分院, 四川成都611731)

然而, 中国的遗产管理体系却严重滞后。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20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和产权以及规划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作为13

年

理和游客管理等关键要素却鲜有关注或关注不足。在综述的基础02措施和方法。月

下

的基础上, 讨论遗产旅游业的经营制度选择, 认为遗产区的“遗产的旅游展示类服务”事务应由遗产单位进行非营利性经营;遗产区外的“非遗产展示类服务”事务应由旅游公司、当地政府、周边社区进行营利性经营;当遗产区内的“非遗产展示类旅游服务”事务规模较大时, 可以特许经营方式交由非遗产单位进行营利性经营, 进而讨论了“四权分离与制衡”观点的不合理性。

朱建安认为“国家公园论”和“经营权转移论”的分歧在于政府是否直接提供遗产旅游服务, 借助规制经济学分析工具说明改革中国遗产管理模式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 并利用拥挤性俱乐部产品模型论证了遗产资源市场化经营的可能性。罗佳名在总结国内外现阶段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组织现状的基础上, 概括了遗产管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约束系统, 并对我国遗产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诸多组织改革的建议。

庞爱卿等认为, 将自然文化遗产资源除归属权外的其他全能都交给地方政府是激励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最好方法, 而地方政府对企业保护资源的激励开发规划进行审批。姚国荣等以安徽省黟县宏村为例探讨了古村落遗产的运营机制谋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以及旅游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袁正新等在提出加强立法保证遗产资源开发建设的法制化的同时, 提出了淡化行政直接干预;精简武陵源遗产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武陵源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应直属于中央管理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管理等体制改革的方法。黄秀娟针对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使用权出售中出现的寻租现象, 提出了加强国家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工作;加强国家旅游资源使用权出售程序的立法工作;健全监督机制等对策。徐嵩龄在《遗产管理的非营利制度·市场营销·门票:兼论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了“非营利体制”的概念。指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 遗产既为“公共物品”又为“不纯公共物品”也为“混合财产”并提出了中国遗产管理制度应该向现代遗产管理制度转变。即包含着市场营销机制的非营利制度。

3、技术支持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3

一、统计结果分析

1. 论文的时间分布。

一个主题的研究论文在时间上的不同分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关于该主题相关研究的发展状况。所统计的556篇论文的时间分布特征表现为:2007—2009年间,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 文献数量较多, 2010—2012年数量逐渐下降, 这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规律———某个主题的研究, 总是会在某个阶段得到大发展, 然后逐渐稳定下来。

2. 论文的期刊分布。

从统计结果看,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文献来源期刊分布较广。发文量10篇以上期刊主要为:图书情报工作 (17篇) , 情报科学 (16篇) , 情报杂志 (15篇) , 情报理论与实践 (13篇) , 情报资料工作、现代情报、情报探索、情报科技开发与经济 (10篇) 。统计的结果表明, 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分布在情报学的核心期刊上, 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是情报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与预设情景一致。

3. 论文的基金来源分布。

统计发现, 有43篇论文得到了不同级别的基金项目支持, 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28项, 省部级基金项目25项, 资助幅度较大。这反映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是情报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 各级别的基金立项中都涵盖信息资源管理这个主题。

4. 论文的学科分布。

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新闻与传媒、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企业经济、档案与博物馆、档案学与国家行政管理、高等教育、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工业经济等领域 (发文量大于15篇) 。反映出该主题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特征, 以及研究者的多学科、跨学科特征。

5. 著者来源分布。

通过对该主题论文的著者来源情况分析, 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各类高校、研究机构。其中, 来自高校的研究者占著者总数的85%, 凸显我国该领域著者来源单一的现实。

6. 研究主题分布。

技术及相关应用研究、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分别占到文献总量的72%和20%。究其原因是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已经成熟, 研究者们更关注新的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技术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行业中的信息资源管理应用。

7. 核心著者分布。

对论文著者进行分析有利于发现核心著者及其核心成果。核心著者的出现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发文量大于3的作者有王新才 (5篇) , 尹锋、宋恩梅、卢小宾 (4篇) , 陈氢、吴力武、陈婧、毕强、周毅 (3篇) 等。

二、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评述

1. 研究成果概述。

总体来讲, 近五年来,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调研与内容分析,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1) 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主要是对已有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 (1) Web2.0视角。Web2.0是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面临的新环境, 与原有的网络环境不同, 是一个强调交互、参与、开放的环境。研究者们关注到了Web2.0给信息资源管理带来的变化, 如王伟军、甘春梅[1]界定了Web2.0信息资源和Web2.0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 从技术、经济和人文三个维度讨论了Web2.0信息资源管理的架构及内容体系。 (2)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视角。如宋恩梅[2]分析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阶段结构, 探讨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职能和导向的转变问题, 提出基于流程和主体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价值链结构, 认为资源及功能整合的电子政务集成、公共—私人合作的管理方式将成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3)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视角。如尹锋[3]、赵捧未等[4]关注网络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4)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视角。如夏义堃[5]、邵平、杨玉麟[6]、李滟青[7]、牛红亮[8]等突破了企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限制, 探讨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问题, 如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异同、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体制、内容,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等, 开辟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5) 制度分析视角。毕强、杨达[9]通过对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制度转向的基本原因、制度转向的含义分析, 阐述了制度转向需要认真思考并研究解决的若干问题, 即IRM制度的结构与功能、IRM的产权制度、IRM的制度变迁、交易成本理论对IRM机构的影响以及IRM的制度绩效等;同时指出信息资源管理的制度转向是当前该领域的发展路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信息资源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拓展, 围绕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主要是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化)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内容在不断深化, 并开创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的制度学研究。研究者们关注到了信息资源管理面临的外在环境变化, 以及由此引起的信息资源管理内容体系的深化, 丰富和创新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2) 技术及相关应用方面的研究。这个视角的研究多是从关注信息资源管理技术出发, 分析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给实践领域带来的变化, 研究其在信息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应用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最重要的两个领地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而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又是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 对相关技术和应用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1)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技术方面, 主要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的应用研究。研究者们关注“Web2.0”、“.net”、云计算、数据仓库、知识挖掘、门户技术等在建设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系统方面的应用, 以及企业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技术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技术标准的构建等。如成如刚等[10119-121在分析Web2.0的典型应用优势的基础上, 分析了基于Web2.0建筑企业信息资源情况, 构建了以Web2.0为基础的建筑企业信息资源门户, 提出了建筑企业信息管理控制系统平台的建设思路。为建筑企业有效实施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技术方面, 主要体现在PEI、J2EE、petri网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张晶[11]296分析了PFI模式的内涵及优势, 阐述了PFI模式在国内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指出了PFI模式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桂鹤松[12]159主要阐述了基于J2EE的城市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设计和开发系统的模块设计。刘寅斌[13]充分利用petri网技术在系统建模领域的优势, 通过扩展petri网的概念, 定义面向对象的有色petri网oonet。并以oonet为基础, 提出对电子政务资源配置进行动态管理的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模型。 (3) 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技术方面, 主要体现在元数据仓储技术、网格技术、Web2.0等在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寇小文等[14]通过对国内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针对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过程中难以发现与管理所需信息的实际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元数据仓储的信息资源管理方法, 并设计出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系统, 对系统每个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介绍。胡太元[15]介绍了网格和网格技术, 以及中美两国对网格研究的现状, 根据网格技术与数字图书馆的相似性, 指出将网格技术引进数字图书馆的优点, 提出了在数字图书馆领域应用网格技术的设想和在数字图书馆内部运用网格技术的可行性分析研究, 得出了网格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将是全世界图书馆发展的一个趋势的结论。欧阳红红[16]从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组织、信息资源存储和信息挖掘四个方面提出了基于Web2.0的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策略。

(3) 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其中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知识产权研究为多。王丰、张权[17]综观国际信息资源管理立法的实践, 结合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点, 认为应加快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立法。周毅[18]在研究公众信息权利的基础上, 从信息形成或处理者、信息内容持有者、信息用户三个不同角色入手, 研究了不同角色背景中公众所应享有的信息权利内容。建议从信息财产所有权、归档与建档权、信息控制决定权、信息服务质量保障权、信息知情与获取权等方面系统建构公众的信息权利体系。彭晨曦、尹锋[19]立足本国实践, 认为重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理论研究, 重视网络信息政策法规对新技术开发与运用的指引, 重视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体系本身的建设, 突出网络信息安全政策法规建设的战略意义, 是国外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建设的重要特点与趋势, 也是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2.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可以说是紧跟国际步伐, 但因为种种原因, 在大量的研究中又明显存在研究重复, 力度不深等问题, 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 研究主题不够全面深入。很多文献在论述信息资源管理这一主题时, 更多的只是泛泛讨论, 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与描述, 如果能将研究主题进一步细化, 或者是针对核心问题通过连续发表文献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将会使该领域研究提升至更高水平。信息资源管理涉及的行业颇多, 所以研究主题在更多的领域有待拓展和深化。 (2) 理论研究居多, 实证研究范围较窄。国内学者在研究技术及其应用这一主题时, 往往把侧重点放在技术在企业、政府方面的应用, 研究的应用范围不够广泛, 并且已经研究的一些应用也仅仅是指出了技术与企业、政府的简单结合, 缺乏针对关键问题的深入分析, 对如何进行技术的深入应用则谈之较少。真正实施到实际中的则是少之又少, 并且深入力度不够。 (3) 研究者来源构成单一, 缺乏交流合作和核心团队。著者来源统计的结果表明,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者来源较为单一, 大部分的研究者来自于高校, 缺乏来自于企业界、政府等部门的实践者。研究者往往各自选题、独立研究, 交流合作较少。这种各自为战的方式, 一方面易造成研究力量的分散, 使得研究者们无法在学术交流中取得共识, 更谈不上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另一方面, 研究者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往往会针对同一课题展开内容类似的研究, 造成研究力量的浪费和研究成果的雷同, 导致难以形成核心作者和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展望

2011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承办的《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创刊。这是国内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内的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 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我国发展趋势良好, 研究趋于独立, 已经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研究内容上看, 我们认为, 未来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除了应当加强理论研究外, 还应当加强实践方面的应用研究, 应对信息资源管理在各行业领域的实践活动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论文完稿之际, 正值2012年信息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信息在维也纳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与决策;IT服务与管理;IT战略与技术;知识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隐私和风险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政府、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电子商务与社交网络;云计算和虚拟化;信息与通信技术对组织及社会的影响;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计思路。这也昭示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重点。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近五年来信息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并对研究内容进行评述, 指出相关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不足, 并对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4

清朝档案史料的编纂和发展过程, 深受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古代档案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影响, 而且还跟清朝的政治与经济繁荣形势紧密相连。中国历来重视博古文化与民族传统意识以及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这些对于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虽然清朝政府统治属于少数民族崛起的关外地区, 但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他们也跟历代封建王朝一样, 本着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对中华历史的责任感, 全都为本朝的档案史料编纂注入了自身极大的热情。作为历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与政治思想、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全都密切相关[1]168。清朝档案史料的编纂工作, 深受清朝三百年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因素与统治者所运用的相关政策影响, 这些都跟清朝的政治思想与经济发展相呼应, 并详细记载了清朝发展与演变的每个阶段。

二、清朝档案史料编纂论述

1.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对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历史演化进行介绍, 处于不同阶段的史料编纂工作, 其官办与私人的发展态势会有很大差别。首先, 清政府入关之初的首创阶段。在此阶段, 清政府模仿汉族政权统治制度来实施档案史料编纂工作, 比如实施文书档案工册抄汇与实录的编纂工作。其次, 于康熙十七年直至乾隆、嘉庆的鼎盛阶段。清朝于政治局势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 官办档案史料编纂受文治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大, 到乾隆、嘉庆阶段发展至鼎盛时期, 是以模仿历代王朝统治制度发展到清朝特有的官僚统治体系制度。再就是从道光时期直至清朝统治没落阶段。此阶段深受西方列强持续入侵以及封建社会制度固有的支配定律的影响, 清朝政府统治也就逐渐趋于没落和衰败, 直至最终灭亡。

2.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机构模式。清朝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人员可以分为官办与私人两种。在乾隆、嘉庆时期之前, 因为官办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异常频繁, 不单单指编纂组织机构称谓繁杂、参与人数众多、职能与职责的差异性, 而且其编制的建立也是在模仿历代王朝旧制, 从入关前组织机构模式向多元化组织建制发展的漫长过程。官办档案史料编纂组织机构属于清朝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2]44。概括来讲, 此编纂组织机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 从清政府到地方府衙的档案编纂机构以及史料档案管理处, 比如清廷六部、汉档馆以及寺院衙门的清档馆。第二, 清政府对于史书的修撰机构, 包括对档案史料编纂实施监督管理的抚台衙门, 主要有内阁、翰林院以及钦奉上谕处等。第三, 专办或兼办档案史料编纂和出版的修书组织机构, 具体可以分为起居注馆、方略馆以及修书办等政府长期设立的修书府衙, 另外还有实录圣训馆、会典馆以及则例馆等非政府长期设立修书机构。

3.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成就概论。从实际角度来看,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和档案史料编纂官员等, 他们于档案史料编纂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不但对当时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并且至今还具备极强的实际借鉴与参考价值。清朝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成就卓著, 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编著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可观的档案史料汇编。就其种类而言, 此类档案史料汇编大体可分为六大类, 主要有资料抄录档册、档案史料汇编、年史档案汇编、专题档案汇编、律法档案汇编、诏令奏议类档案汇编。这些档案汇编明确了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根基所在, 而对于此类汇编的编纂一直发展至清朝末期, 成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纂修项目, 这些都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朝档案史料汇编分类

1.汇编概论。清朝历经三百年的历史, 总共对十一位皇帝进行了十二部编纂实录。在嘉庆之前, 全都会为前朝所编纂的实录进行详细的修缮工作, 最终还保留了多种文本形式。清朝的官私修纪略与方略共有百余部之多, 其内容所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大体可分为: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与农民起义, 平定统治阶级内部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对外族的交涉和战争等。在清朝私修纪略与方略中, 少数属于档案史料汇编, 其他多为作者宦海仕途所记载的风土人情实录, 这些都不在档案史料汇编之列[3]91。

2.会典馆、实录馆及方略馆。清朝官方为编纂工作设立了会典馆、实录馆与方略馆。此三馆中都有满汉之分, 其中具体设立了总纂处、翻译处、誊录处、总校处等编纂业务部门, 另外还加设了文移处、书库、纸库等辅助机构。因为会典馆需要提供会典图的绘制与编纂工作, 所以为其增设了画图处。另外还设有会典校勘处与贴黄处等, 为的是要与武英殿修书处办理会典刊本的校对和刻印等事项。清朝没有设立专职官员, 这就明确了编纂机构内各级官员全都是由相关衙门官员所兼任。实录馆与会典馆的各级官员全都是在开馆之初视自身需要从六部、翰林院以及寺院衙门中临时调用的, 书成闭馆后所有官员照例还是回原衙门任职。而在方略馆中, 总裁官员多由军机官员所兼职, 馆中收掌、提调、纂修等事务大多由军机官员在军机处调派, 而翻译、供事、校对等事务则是由内阁、翰林院等衙门调取官员来兼任。为保障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实施, 馆内对于总纂官以及收掌、供事、提调等事务全都明确了职责范围, 而对于校对、翻译、协修、录入等职责也都明确了相关功课数量。为加强编纂管理事务, 馆内还严格制定了详细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具体可分为功课催办、功课领办、定期考核、奖惩、颁赏以及功过记录等。此项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就是为了达到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实际需求。

3.史料来源与构成情况。在所有史料汇编中, 经世文编材料可分为史料档案与体裁文章两部分, 而其余汇编材料则是由所有的官私档案文件所构成。如方略辑入材料主要包括谕旨、奏章、地方公牍、信函和文电。奏书则是以官员奏折、题本、电奏以及为数不多的皇帝谕旨和往来文书所构成, 汇编中所录入的史料文本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其中主要取材自府衙内部所保存的档案文本以及抄录的文书档册、臣工奏书、官私史籍和官私档案史料汇编等。对于官修档案史料汇编而言, 所有录入的文册大多是在编纂过程中不断从内阁大库、方略馆大库以及各级衙门所征调而来的, 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建立了一套完整有序的征调制度。

4.汇编结构、转录及编排体例。在所有汇编中, 康熙以前的编纂方略和实录不加入附件文本与开卷正文, 而其余的任何汇编全都是由正文和附件文本所构成。官修汇编的附件文本结构具备较好的统一性, 通常是包括御制序、表文、目录以及纂修官员衔位等[4]183。而私修汇编的附件文本所涵盖的内容就会有较大差异, 往往都是以序言和目录为主。在编排体例中, 其实录完全是按照编年纪方式来实施编排的。会典则是在康熙与雍正两朝例、典合二为一的, 自乾隆时期开始就把例、典分别对待, 而嘉庆时期则是例、典、图各自成书。会典正文全部按照衙门、衙内机构以及相关事宜三方面来分类编排。会典事例在衙内机构和相关事宜下按照编年论述来编排。私修方略史料通常是依据时间顺序编排, 个别史料则是依据自行标准来分类编排。奏书的编排最为复杂, 可分为分卷编排与不分卷编排两种, 分卷编排又有时间顺序编排与自行标准层次编排之分。经世文编往往是按照内容来分别设定纲要与目录, 然后再进行分类编排, 然而所有经世文编的纲要与目录在层次设定及数量多少等方面都各不相同。

清朝官私两方在正文的审批和录入方面, 都对汇编谕旨、时间、题奏文书、官员衔位以及史料记载顺序等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也就充分体现出封建制度所特有的时代象征性。另外, 所有汇编材料在审批和录入形式上都存在较大区别。例如奏书, 大多是提前拟定档案文本标题, 个别的只是注明时间与作者, 有的只是转录皇帝批文, 更有甚者其正文也有所删减。

四、基于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简要评述

第一,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属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档案史料编纂的总汇与传承, 在继承我国历代档案史料编纂理论实践经验的同时, 也使其求存创新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5]77。第二,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所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这也使得其汇编成果种类繁多。因为在其编纂工作中引用了许多翔实的档案历史资料, 所以汇编内容异常丰富, 并且保留了详尽的叙事过程, 这就使得清朝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得以有效体现。第三, 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在传承历代各项制度的同时, 还将自身的实践工作结合进去, 并且持续加以修缮工作, 并且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可以概括档案史料编纂的每个层面, 这也为清朝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 并且为如今的编纂工作保留下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 这些都对后人有极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摘要：清朝时期的档案史料编纂管理, 与我国历朝档案管理的工作成就是密不可分的。此类成就涵盖了档案史料编纂经验积累、档案史料编纂思想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等, 这些都给清朝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清朝档案,史料,编纂过程

参考文献

[1]孙以东.清代档案整理工作与现代化技术应用刍议[J].历史档案, 2001 (1) .

[2]方瑞丽.略论清代的档案管理[J].河南大学学报, 1997 (6) .

[3]赵彦昌, 赵松.试论清代书吏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危害[J].文化学刊, 2007 (4) .

[4]孙以东.清代档案整理工作与现代化技术应用刍议[J].历史档案, 2001 (1) .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5

一、投资渠道的限定性对社保基金的投资有较大的影响

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是否可以投入资本市场是研究的主要分歧点, 大部分学者赞同将社保基金投入资本市场, 以获得必要的收益, 但在投入规模上应有一定的限定性。一些学者赞同社保基金入市的规模化, 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保基金投入资本市场需要谨慎。对投资渠道的限定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 (见表1) 。

赞成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大规模投入的学者认为, 社保基金与资本市场必须良性的互动起来, 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 为股市的发展准备了可持续的、巨大的资金, 稳定并引导资本市场走向成熟 (黄小婧2006) 。我国的社保基金主要是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 这种资本结构不利于基金的增值保值, 而国际上的做法是将其投入资本市场, 社保基金大规模入市已势在必行 (何菊芳2003) 。也有学者认为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需要谨慎行事。尽管社保基金投入资本市场存在许多弊端, 需要进行专业化运作, 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法制法规 (余世文2006) 。社保基金入市是有制度的前提条件下的, 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背离, 易导致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公司内部决策, 导致资源误置和裙带资本, 因此, 郑秉文 (2003) 认为社保基金投资股票应该持谨慎态度。

部分学者也对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何巧白 (2003) 认为, 收入债券是社保基金投资的新亮点。杨波 (2004) 认为, 应该发展我国的指数基金, 为社保基金的指数化创造条件。并认为ETFs是社保基金进行指数化投资的理想的金融工具。

二、投资组合方式是综合管理社保基金渠道限定性的有效方法

投资组合是合理的社保基金投资的方法。多元化的投资在于有效地进行投资组合, 包括投资工具组合、投资期限组合、投资地域组合 (刘俊霞2001) 。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组合有银行存款和国债大于50%, 企业债、金融债投资小于10%, 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小于40%的相关规定, 要求社保基金的投资组合应该兼顾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 同时, 政府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 (冯建军2003) 。采取固定比率与变动比率相结合的投资策略是有效的投资组合策略, 要加强工具创新, 逐步加大高收益项目投资比例, 投资多元化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必然趋势 (刘欣艳2008) 。

三、效果评价是社保基金投资管理的关键环节

社保基金占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时, 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还存在不少漏洞, 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有效的评价方式和完善的基金运营绩效评价制度。

夏昌凌、杨辉 (2003) 用基金收缴率、基金支付率、基金收益率等3个社保基金绩效的评价指标反映社会保险计划完成情况的指标;用基金积累率、基金支付能力、基金增值率反映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状况的指标;用社会保险基金生活保障系数、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效益率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效益的指标, 归纳了比较完善的投资指标考核体系。需要进行市场基准的选择和无风险利率的选择, 可以利用Treynor (特雷诺) 指数、Sharpe (夏普) 指数、Jensen (詹森) 指数对社保基金投资绩效进行评价。

研究者研究时用大量的数理经济研究方法, 以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主要有:SPO策略 (王新军、吴建华, 2007) 、均值—方差模型 (严明, 2006) 、均值—Va R模型 (刘渝琳、李俊强, 2008) 、CAPM模型 (李子耀, 2010) 、GARCH—Va R模型 (李俊强、胡继成, 2010) , 可以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中加以应用。

综观以往研究, 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在投资现状、投资管理方法、投资绩效考核指标进行研究, 为社保基金的投资提供了基础,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我国社保基金是否应该大规模参与资本市场, 社保基金的投资组合问题是普遍认可的, 但其比例有待商榷。2、社保基金投资应用的数理模型可操作性有待探讨3、社保基金绩效考核仍没有一个统一、透明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如今我国老龄化问题加剧, 社保基金投资面临着考验。这一研究主题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的创新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殷俊, 赵伟.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胡继晔.保障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6

1 关于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历程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水土资源分布不均, 旱涝灾害频繁, 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农民深受其害。由此兴修水利, 除却水害, 自古便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早在夏商时期, 人们就把土地规划成井田, 五代两宋时期建设了太湖圩田, 明清时期建设了江汉平原的垸田及珠江三角洲的基围等。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降低旱涝灾害的程度, 保证农业生产顺利高效地进行,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及至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对农田水利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由于我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施行了不同的农业、农村政策, 六十多年以来的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也有着不同阶段的变化, 根据运行、投入及管理机制的变化, 多数研究文章 (冯云飞, 2008;罗兴佐, 2011) 把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农业体制改革时期,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时期。

(1)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1949~1979) , 政府一方面逐年加大财政拨款力度, 严格控制水利投资;另一方面借助于“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人民公社组织, “长时间、大规模地发动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形成了“国家出钱, 农民出力”的二元建设模式。至1980年,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的0.16亿hm2发展到0.491亿hm2, 显著改善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 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化,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落后面貌。

(2) 在农村改革体制时期 (1980~2002) ,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进行,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现的情况下, 农田水利建设也进入了改革阶段。一方面, 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源投入, 强调进行农田水利投资体制、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了企业化改制, “将农业水费转化为经营性收费项目”, 通过租赁、拍卖等方式转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另一方面, 建立了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 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村民基层自治体制建立、国家行政组织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 推动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然而, 与前三十年相比, 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的资金投入不足, 水管部门举步维艰, 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情下降, 都造成了农田水利供给的严重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3) 2002年税费改革以后, 农田水利建设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态势:一方面, 国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 自2004年起, 中央连续七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 各级地方政府及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和尝试,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已初步形成了农田水利建设“政府支持、民办公助, 民主决策、群众自愿”的新局面;另一方面, 在农村税、费以及“两工制度”政策全面取消的情况下, 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介入能力再度减弱, 农民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组织化程度下降, 政府为解决问题而实行的“一事一议”、“农户用水协会”等制度由于各种原因也并未发挥作用, 农田水利供给陷入了投入、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多重困境。

2 关于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据水利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近年来, 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 各项建设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政策体系也得到了初步建立, 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 仍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成为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瓶颈, 严重阻碍了“三农”事业的健康。因此, 看清形势, 认清困境, 成为根本解决农田水利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前提。近年来, 众多专家学者已就此问题作了大量研究, 总体看来, 现有文献所涉及的当前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机制、投入机制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体制等三个方面。本章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 评述如下:

2.1 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机制

2.1.1 规划不足, 缺乏统筹。

农田水利的建设事务繁杂, 所牵涉的部门较多, 由于水利、财政、国土、农业、扶贫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缺乏有力统筹, 农田水利项目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亟待整合。另外, 农田水利工程在建设前缺乏有效规划, 项目审批制度不健全, 导致诸多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布局不合理, 工程类型和规模不科学, 工程管理不便, 造成了无谓的损失和有限资源的浪费。

2.1.2 责任不清, 主体缺位。

后税费时代,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田水利工程由谁负责来建成为最大问题。目前的情势是, 国家主要注力于大型水利项目的建设, 不可能全面地介入农田水利的治理;税费与体制改革后的乡村集体名存实亡, 基本无力再进行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组织;水利的流动性及准公共品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农民必须通过合作才能解决农田水利供给问题, 而事实上, 由于当前农民人力资源和财富的流动性以及组织、协调成本的高昂, 依靠农民自发的合作也是不现实的;又及, 由于种种原因, 依靠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问题也行不通。“国家管不到, 集体管不好, 农民管不了, 市场管不住”, “市场失灵和国家缺位”, 成为当下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所陷入的组织机制困境的真实写照, 新的乡村水利组织机制亟待重建。

2.1.3 新型配套制度的流产。

为了解决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 作为配套制度,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如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而实行的“一事一议”制度, 为解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问题而实行的“农村用水户协会”制度, 为解决农田水利投入机制问题而实行的“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政策等等。事实证明, 这些新型配套制度在一时一地尚能发生作用, 但从长久和全国的大环境来看, 这些制度缺陷重重, 且不存在连续性, 在执行的过程中大多失败,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2.2 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机制

2.2.1 资金投入不足, 投入结构不合理。

资金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是当前农田水利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国家对现行的农田水利的投入机制已经做了诸多改革, 但仍然诟病较多。当前农田水利建设所存在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投入不足与投向不合理并存”。分税制改革以来, 对于农田水利的建设投资问题, 中央及省级政府“有力无心”, 基层政府是“有心无力”, 而农民则是“无力无心”;然而即使是有限的资金也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合理利用, 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结构不合理, “重大轻小, 重骨干轻配套”的现象极为严重, “最后半公里问题”突出, 严重滞后了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另外, 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使用不集中, 资金使用效益低”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有效的资金整合利用体制和机制没有最终建立, 导致有限资金未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2.2.2 劳动力投入不足。

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也成为农田水利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之一。税费改革后, “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也随之取消, 而新的投入制度并未建立, 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筹劳失去了制度保障, 本就薄弱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投入愈加不足。另外, 在种粮比较效益降低,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情况下, 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增加, 严重影响了农民作为直接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与管理的积极性, 加剧了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投入的不足。

2.3 关于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体制

2.3.1 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归属不明, 管理分散。

农田水利设施的公益品性质尚存争议, 其产权归属不明, 是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维护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并不能像其他生产资料那样分割、移动, 所以仍归集体所共有, 由集体负责使用和管理, 但是农田水利设施的所有者的缺位, 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使用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造成管理分散, 并一度出现大量农田水利设施被破坏私分的混乱状况, 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设施应有效用的发挥。

2.3.2 设施失修, 管护不善。

农田水利设施管理与维护方面也问题重重。当前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多是30年前的老本, 由于资金投入与基层水利管护、农民积极性不足等原因, 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 管护不善, “重建设, 轻管理”的问题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成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顽疾。在多数关注农田水利困境尤其是以地方农水为视角的文献中, 都曾首要谈到这一问题, 解决设备失修问题成为农水建设工作顺利进展的前提。

3 关于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对策建议

在现有的文献中, 大部分研究者在关注农田水利建设的困境的同时, 也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对策建议, 为政府规范农田水利的建设管理的行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为下一阶段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1 建立有效的农田水利建设长效组织机制

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确定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主体。由于农田水利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公益性、流动性和地域性等特征,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是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已毋庸置疑;而农民作为农田水利项目的直接受益者, 因此是农田水利的基层参与者,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国家介入是保障农田水利得到有效供给的重要前提 (罗兴佐, 2005年) , 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尊重农民诉求, 积极引导农民 (熊主武, 冯广志, 2011年) , “建立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长效机制”[则是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重要保障。综观现有文献和现行的中央政策, 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建立起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与组织为主导, 并借以激活乡村基层组织体系, 发挥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的长效组织机制。

3.2 优化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

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等具体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优化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机制, 建立合理、稳定增长的投入体系至关重要。由此, 很多研究者都将视点放置在投入机制上, 创新和改革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运作方式, 也成为促进农田水利健康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资金投入制度方面, 应继续创新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机制, 现时期所推行的“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财政支持制度以及“小型农田重点县建设项目”, 有利于促进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还应继续大力创新改进财政支持手段, 发挥财政引导功能。

在资金投入主体方面, 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应以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导, 并合理确定地方配套资金比例, 增加投资渠道。应改进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模式, 破解小型农田水利融资的难题, 合理统筹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关系, 投资应以政府为主, 以市场为辅, 并加大金融机构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支持。目前,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规定了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来源, 要求“从土地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应该说, 只要能保证这些资金来源,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 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还存在一些阻碍, 需要进一步细化。

在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 应大力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整合,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 在不改变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 实行统筹安排, 集中使用。

3.3 建立农田水利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

农田水利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建立农田水利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 不仅有利于解决农田水利发展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还有利于规范现行的农田水利政策, 并能够使大量成功的经验做法得到立法推广, 由此, 农田水利的立法工作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邢攸三 (2007年) , 张广修 (2009年) , 杨永华 (2011年) 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内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机制、可行性及必要性等进行了关照, 柳长顺, 丁慧英 (2010年) 则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农田水利法律体系及相关规定进行了分析, 为农田水利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另外,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已进行了《农田水利法》的立法前期研究, 并草拟了《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条文, 为农田水利法的制定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

3.4 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提出了“深化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 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 对公益性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给予补助, 探索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多种水利工程管理模式”的基本要求, 而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同样也是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问题, 解决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题中之义。

在农田水利的产权改革方面, 研究者普遍认为, 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不明晰, 利益归属模糊, 抑制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因此, 应该进行农田水利的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明晰产权、确定利益归属来带动受益人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而在归属的主体方面, 产生了分歧意见:有些观点认为, 应该把农田水利的产权归属市场, 由市场决定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而有研究文章认为, 明确农田水利的产权问题是小型农田水利良性运行的基础, 但不能将产权全部归属市场, 应建立多元的产权归属体系。

在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方面, 在组织机制和资金投入问题解决以后,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是工作的重点, 针对目前所存在的农田水利工程审批不严、规划混乱、统筹不当、验收不严等具体问题, 诸多研究者尤其是地方水利管理负责人也提出了相应较为妥当的对策。

管理单位体制改革方面,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 现有的农田水利管理单位的体制是造成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困难的主要原因, 因此, 他们主张对现行的农田水利管理单位的体制进行改革, 保障管护资金来源和水管单位的职工生活, 以期更好地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广大农民服务。其中李国祥 (2011年) 的观点较具代表性, 他认为, 建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有效机制, 应成立专门的水管机构, 除了增加政府补助管护经费外, 还要进行水费改革, 即建立农业用水配额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 从根本上调动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护的积极性, 提高用水效率。

4 结论与展望

目前, 关于政府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困境与对策的研究, 从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 主要集中在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机制、投入机制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机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理论、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总体看来, 现有文献多是对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领域单一问题的研究, 相对缺乏系统地对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研究文章, 尚停留在理论阶段, 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另外, 关于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创新改革的文献很多, 但经数据检索, 目前尚无风险管理理论角度的研究文章。

而事实上, 当前农田水利建设既遭遇着组织、投入、管护等方面的各种困境, 同时也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 针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所普遍存在的风险, 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风险管理, 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角度, 构建农田水利项目风险管理体系, 为下一阶段的农田水利项目的建设提供相应理论支持, 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对于实现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力争5年到10年扭转水利滞后局面, 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的建设目标, 对于兴水利、除水害,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根据近期的相关文献资料, 对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即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历程, 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政府农田水利建设的对策建议。通过评述, 得出了现有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困境与对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机制、投入机制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机制等三个方面, 其特点是具有广度和深度, 但对策研究多偏重理论性, 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强。指出了本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即从风险管理理论的角度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治理, 并进一步构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风险管理体系。

关键词：农田水利,困境,对策,评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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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管理研究评述 篇7

“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 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 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 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 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 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 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 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 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 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 (公共) 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 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 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 包括:

(1) 论文发表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 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 作者单位 (1) 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 (副研究员) 、教授 (研究员) 、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 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 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 (或政策选择)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 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 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 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 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 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 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 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 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 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 所占比例为28.6%, 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 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 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 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国家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 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 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 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 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 (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 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 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 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 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 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 占27.2%, 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 占17.1%。另一方面, 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 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 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 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 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 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 研究方法滞后, 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 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 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 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 缺乏深度的挖掘。

4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 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 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 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 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 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 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 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 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 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 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 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 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 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 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 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 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 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 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 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 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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