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类养殖

贝类养殖（精选7篇）

贝类养殖 篇1

1) 病原。马尔太虫病是折光马尔太虫和悉尼马尔太虫所引起的。感染中国鹑螺、牡蛎、鸟蛤、贻贝和巨蛤。

2) 流行。折光马尔太虫主要侵害欧洲牡蛎, 流行于欧洲部分国家。悉尼马尔太虫则主要感染成体囊形牡蛎, 流行于澳洲。

3) 症状。折光马尔太虫主要感染消化道上皮细胞。患病的牡蛎消瘦, 消化腺变色, 停止生长并死亡。早期感染出现在触须、胃、消化道和鳃的上皮。感染悉尼马尔太虫后能导致寄主消化道上皮细胞的破坏, 感染后在60 d内死亡。

4) 诊断。取消化腺做切片或印片, 染色后观察。各期成虫都可以在消化腺的上皮细胞内找到, 在肠腔内还可以观察到游离的孢子囊。细胞质嗜碱性, 而细胞核则是嗜伊红的。病原的判断和鉴定要靠电镜检查。 (来源:吉林农网)

贝类养殖 篇2

关键词：砷；无机砷；养殖贝类；增养殖区

砷是一种常见的有毒有害元素，砷元素在自然界中以多种不同的化合物形式存在，其中无机砷毒性最大。砷在海水和底质中不能被微生物降解而消除，只能以不同形态在水、底质和生物体之间相互迁移转化，并通过食物链逐级积累、放大从而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1-2］。目前相关国际组织规定了砷或无机砷的最高限量以保护公众安全。

兴城市邴家湾海水养殖区主要养殖生物为紫贻贝，养殖区面积约1 926.4 hm2，养殖方式为粗放式浮筏养殖。本研究监测了该海水增养殖区的海水、沉积物及养殖贝类体内的砷含量，分析了此渔业环境中砷污染状况，对所产贝类使消费者引起的砷暴露风险进行了评价。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的采集与测定方法

在兴城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设置XY-1～XY-7七个站位，其中XY-1～XY-6为个养殖区内监测站位，XY-7为在养殖区外1 000 m范围内设置的对照站位，如图1所示。海水采样分为表、底两个层次。表1详细列出各站位地点、采样时间和采样内容。

利用原子荧光法对海水、沉积物、养殖贝类样品的砷进行测定。测定使用仪器为XGY-1011A型原子荧光光度计。所有样品的采集和分析方法均严格按照《海洋监测规范》［3］进行。

表1邴家湾养殖区采样时间、采样站位和采样内容

站位

5月

7月

8月

10月

XY-1

海水

海水

海水

海水

XY-2

海水

海水

海水

海水

XY-3

海水

海水

海水、沉积物

海水

XY-4

海水

海水

海水

海水

XY-5

海水

海水

海水、沉积物、紫贻贝

海水

XY-6

海水

海水

海水、沉积物

海水

XY-7

海水

海水

海水、沉积物

海水

图1邴家湾养殖区采样站位

1.2砷污染状况及健康风险评价标准与方法

1.2.1砷污染状况评价方法与标准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环境砷污染现状评价方法采用《海水增养殖区监测技术规程》［4］单因子污染指数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参照《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5］；《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6］；《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7］。

1.2.2砷健康风险评价方法与标准砷健康风险评价标准采用JECFA制定的总砷暂定每周可耐受摄入量(PTWI)值为0.050 mg/(kg·bw)，无机砷PTWI值为0.015 mg/(kg·bw) ［8］。根据2000年中国总膳食研究成果［9］，北方一区(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水产类膳食砷摄入量为0.04 μg/(kg bw·d)，水产类外的膳食砷摄入量为3.46 μg/(kg bw·d)；水产类膳食无机砷摄入量为0.02 μg/(kg bw·d)，水产类外的膳食无机砷摄入量为1.46 μg/(kg bw·d)。参考《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10］成年男子体重选用63.0 kg。评价无机砷含量以砷含量作为估算，且水产类膳食消费量按100 g(贝肉)/(人·d)。

2结果与讨论

2.1海水、沉积物和养殖贝类砷含量

如表2所示，2013年兴城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共采集海水样品56项砷水平在0.149～1.74 μg/L之间。被调查的4个月份中，海水中砷各月份平均含量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10月＞5月＞8月＞7月。沉积物砷水平在1.50×10-6～263×10-6之间。8月被监测的4个沉积物站位中，砷含量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XY-7＞XY-3＞XY-5＞XY-6。选取XY-5站位采集紫贻贝，测得贝类鲜重砷含量为0.006 75 mg/kg。

表2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海水、沉积物和养殖贝类砷水平

样品

月份

数量

范围

海水/μg·L-1

5、7、8、10

56

0.149 ～1.74

沉积物/10-6

8

4

1.50～2.63

紫贻贝/mg·kg-1

8

1

0.0675

注：贝类检测样品以去壳部分的鲜重计。

2.2海水、沉积物和养殖贝类砷污染指数

根据2013年兴城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监测结果分别计算各介质砷污染指数见表3。

表3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海水、沉积物和养殖贝类砷污染指数

样本

质量标准

Pi＜0.5

Pi

%

海水

30 μg/L

0.01～0.06

100

沉积物

20×10-6

0.08～0.13

100

贝类

1 mg/kg

0.01

100

结果表明，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海水、沉积物与养殖贝类尚未受到砷的污染，符合养殖水域环境质量要求。

2.3食用贝类砷和无机砷摄入量估算

2013年兴城邴家湾海水增养殖区贝类砷含量为0.006 75 mg/kg，该养殖区贝类产品消费者砷摄入量估算值见表4。

表4兴城养殖区贝类产品消费者砷摄入量估算 μg/(人·d)

项目

PTWI(JECFA)

参考值

ADI①

摄入量

占ADI(%)

其他膳食摄砷量

膳食总摄入②

占ADI(%)

砷

50 μg/kg bw

450

0.68

0.002

3.46

0.009

无机砷

15 μg/kg bw

135

0.68

0.005

1.46

0.016

注：①ADI值，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μg/(ind·d)；②100 g贝类体砷含量＋其他膳食摄砷量。

以砷含量作为无机砷含量，并按100 g(贝肉)/(人·d)计算，食用贝类的砷或无机砷摄入量为0.68 μg/(人·d)，占JECFA相应ADI值的0.002%～0.005%；若水产类膳食以贝类计算，居民膳食砷或无机砷总摄入量占JECFA相应ADI值的0.009%和0.016%。食用该养殖贝类消费者摄入量远远低于JECFA推荐的PTWI值，此贝类消费者引起砷暴露的健康风险很小。

3结论

2013年辽东湾兴城海域增养殖区海水砷含量符合第一类国家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砷含量符合第一类国家海洋沉积物标准，所产贝类砷含量符合第一类国家海洋生物质量标准。结果表明，该养殖区海水、沉积物和养殖生物均未受到砷污染，可以满足贝类增养殖生产，符合养殖水域环境质量要求。

辽东湾兴城海域增养殖区所产贝类符合有关国际组织对砷或无机砷限量要求，对食用该养殖贝类消费者引起砷暴露的健康风险很小。

参考文献：

［1］ 刘天红，王颖，于晓清，等.重金属砷对黄海、渤海主要几种经济贝类影响的研究进展［J］.水产学杂志，2011.24(2):57-60

［2］ 席英玉，杨妙峰.湄洲湾水域海水、沉积物中砷及重金属的含量分析［J］.福建水产,2011,33(4):9-12

［3］ GB 17378-2007,海洋监测规范［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4］ 王立俊.海水增养殖区监测技术规程［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2

［5］ GB/T 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S］.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6］ GB 18668-2002,海洋沉积物质量［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

［7］ 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

［8］ JECFA,Summary and conclusions of the 61ST Meeting of the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R］.JECFA/61/SC,Rome,Italy. 2003

［9］ 李筱嶶，高俊，王永芳，等. 2000年中国总膳食研究－膳食砷摄入量［J］.卫生研究,2006,35(1):63-66

贝类养殖 篇3

1.1贝类养殖已成为海水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 全球贝类养殖产量稳定增长, 且在水产养殖中的产值逐年增加。贝类养殖已成为海水养殖业中的第二大养殖种类[1]。目前, 世界上贝类养殖种类主要包括牡蛎、贻贝、扇贝、鲍、菲律宾蛤仔、蚶等, 主要养殖国家有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中国等[2]。我国的养殖贝类种类已由传统的牡蛎、缢蛏、泥蚶、蛤仔4种发展到30余种, 其中养殖产量较大的有长牡蛎、菲律宾蛤仔、贻贝、海湾扇贝、鲍、虾夷扇贝、泥蚶、缢蛏、栉孔扇贝等;养殖海区也不断扩大, 贝类生产遍布我国沿海地区, 养殖方式多样化, 主要有滩涂养殖、池塘养殖、工厂化养殖和浅海养殖等[3]。

我国自2004年起成为世界最大的贝类生产国, 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68%[4]。2012年, 我国海水贝类养殖总产量已达到1 208.44万t, 养殖面积达到147.489万hm2, 约占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1/5[5], 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

1.2传统养殖方式已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随着贝类产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养殖方式 (包括护养增殖、天然采苗人工养殖、人工育苗人工养殖等) 出现了较多的问题, 不但生产效益的可持续性得不到保证, 还存在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等弊端, 已不能适应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产品质量下降、养殖环境恶化、疫病严重等问题[6]。传统养殖生产过程中, 由于养殖模式和布局、养殖对象搭配不合理 (几乎全是滤食性贝类) , 养殖区出现了富营养化、天然苗种场严重破坏、苗种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7]。另外, 传统的养殖区由于被围垦或征用及其周围海域污染对其造成的影响, 使得适宜贝类养殖的区域面积正在逐年缩减[8]。

1.3设施养殖的产业优势

与传统粗放型养殖模式相比, 设施养殖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设施养殖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 大大提高了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和稳定性;二是设施养殖通过工程技术与装备的生产应用, 实现了集约化养殖方式, 有效节约水资源和土地, 是一种环保、节水、高产的养殖模式;三是从事设施养殖的人员大多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 因此设施养殖的生产效率高, 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较高, 对于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9]。设施养殖的优势特征适应了渔业发展新阶段“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优质”的要求, 具有很强的产业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无疑是我国实现养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0]。

目前, 设施水产养殖主要包括陆基设施养殖和海上网箱养殖两大领域。陆基设施养殖主要包括池塘养殖、工厂化养殖 (流水式工厂化养殖、半封闭式循环水工厂化养殖和封闭式循环水工厂化养殖) 、水产苗种繁育基地等[11];海上设施养殖主要包括网箱养殖和筏式养殖, 后者主要有延绳式吊养 (紫菜、海带等藻类和牡蛎、贻贝等贝类养殖) 和笼式吊养 (鲍、刺参、章鱼等养殖) 。

设施养殖在鱼、虾等品种的苗种繁育、养成过程中的应用已日益普遍。但在贝类养殖生产过程中还相对滞后, 目前主要应用在工厂化苗种繁育、筏式养殖及人工鱼礁等方面。

2国外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国外贝类设施养殖的发展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北欧等国家, 由于经济实力较强、科学技术较发达, 其设施养殖产业发展迅速, 特别是在工厂化育苗、养殖水质的自动化监控、机械化调控方面已达到很高水平, 而且在增氧、生物净化、微细颗粒物过滤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和应用[12]。

近年来, 国外在贝类设施养殖的研究应用主要围绕工厂化苗种培育、新能源应用、高效养殖工程等方面。澳大利亚采用流水养殖系统实现了鲍的全年高密度、集约化、高效率的苗种生产[13]。新西兰采用跑道式循环水系统养殖彩虹鲍 (Haliotis iris) , 已显示明显的优势, 如:极大缩短养成时间、减少死亡率、减少寄生虫感染、缩减养殖池的数量、降低劳动力需求和节省能耗等[14]。循环水系统在稚贝培育方面也取得了广泛应用, 如贻贝稚贝培育[15]、牡蛎幼虫的高密度循环水培育[16]等。同时, 波浪能、人工上升流、余热、地热、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和节能高新技术也不断在贝类养殖生产中得以运用。美国在夏威夷等地已利用深层的低温海水养殖鲍、牡蛎等[17]。美国温哥华岛大学贝类研究中心将太阳能电池板应用于浮动上升流系统 (FLUPSY) , 代替传统的电力, 节约能源[18]。美国夏威夷考那的自然能源试验厂利用海洋表层水 (20 m, 26℃) 和深层水 (600 m, 6℃) 温差发电, 为鲍养殖企业提供热源, 保持15℃适温, 使鲍的生长速度提高了近一倍[19]。此外, 亲贝的促熟技术以及繁育设施设备和自动化控制装备在发达国家也都得到广泛应用。

牡蛎是国外贝类设施养殖中产量较高, 同时也是养殖技术最为成熟的种类之一。纵观近几年国外的单体牡蛎养殖设施的形式, 其主要特点是养殖设施的发展着重于小单元组合, 易搬运、易回收、不占空间、整理更换方便、受异常天气 (大风、浪潮) 的影响较小。美国OYSTERGRO公司生产的牡蛎养殖浮箱、泰勒 (TAYLOR) 浮箱, 加拿大的养殖浮袋, 法国的养殖篮都具有以上优点。

目前, 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 (IMTA) 模式是国际上的研究热点, 浅海养殖中较为常见的组合有鱼-贝-藻、贝-藻-参、贝-参等。与之相对应的, 国际上相继研发出新型、高效的IMTA养殖设施, 如挪威的单点锚定鱼-贝-藻综合养殖设施, 澳大利亚养鲍业使用的“水上农场”专利系统等。

3我国发展状况

3.1发展现状

近年来, 我国在贝类养殖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 特别是“十一五”计划以来, 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和重大突破,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建立了双壳类贝苗上升流培育系统[20]、研究应用了夷扇贝框式养殖技术、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基于生态工程的海珍品底播增养殖模式等[21]。獐子岛海域的海珍品底播增养殖以及荣成桑沟湾的贝藻综合养殖等IMTA模式的产业化程度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相比之下, 加拿大、美国、智利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IMTA示范区建设目前只是局限于小范围的试验阶段, 距离产业化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养殖设施方面, 我国研制出一系列新型的养殖及配套设施, 如可控水层新型筏式抗风浪养殖系统[22]、多元生态新型筏式养殖系统[23]、虾夷扇贝框式养殖设施[24]等, 这些设施为我国向远岸深水水域进一步拓展, 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工程设施保障。

目前, 在贝类的工厂化苗种繁育方面, 人工育苗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工厂化, 每年都有大量的贝类苗种从各地的育苗场、育苗室生产出来。目前, 除了天然苗源极为丰富的牡蛎和缢蛏外, 人工苗种培育是珍珠贝类、扇贝类、蛤仔和鲍类等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生产方式[25], 不同贝类品种的培育技术和方法也得到不断地改进。封闭循环水苗种繁育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冯志华等[26]建立了一套体积为100 m3、可用于扇贝苗种生产培育的封闭循环水系统。目前海上筏式养殖工程设施也广泛应用, 养殖的贝类主要有魁蚶、牡蛎、扇贝、贻贝、鲍等。我国通过自主研发与集成创新的结合及生产应用, 使得筏式养殖设施在技术和产业规模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筏式养殖规模已居世界首位, 养殖产量占国内海水养殖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单产也达到了较高水平[27]。自主发明的新型鲍养殖装备“鲍鱼公寓”, 改进了现有传统吊笼式鲍鱼养殖模式。吴垠等[28]设计的多层抽屉式循环水稚鲍养殖系统, 是一种安全、高效、节能减排的养殖模式, 可以大规模应用于鲍的循环水生产培育, 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3.2存在的主要问题

贝类设施养殖整体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我国的设施养殖发展起步较晚,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差距还很大。其中最明显的是工厂化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养殖设施、设备相对落后, 主要表现在其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 水处理技术设备落后, 基本为流水式开放系统。国外先进的工厂化养殖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技术, 水质监测和饵料投喂等均实现了自动化。

贝类养殖设施简陋, 缺乏成套的养殖设施。虽然工厂化设施养殖技术目前已在鱼、虾类养殖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在贝类养殖方面, 技术积累及其相关研究还不够丰富与深入, 成套的标准化设施设备研究较少, 市场上尚未有成熟的产品。我国海水贝类工厂化苗种繁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 但经过近40年的发展, 依然没能摆脱环境依赖型、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模式, 对育苗场的内部设施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科研滞后于生产, 高密度苗种繁育应具备的高溶氧、控温、水质净化技术还比较落后, 多数苗种繁育工艺仍沿袭20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方法。虽然贝类养殖设施设备的工厂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但相较于鱼、虾苗种的培育,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缺乏标准化的工厂设施设备及生产工艺。我国的贝类苗种生产企业虽然有很多, 但还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 存在着资源、能源浪费严重、管理混乱等现象, 亟需建立规范化、现代化的苗种生产标准[29], 增加对先进技术、设施的研发投入, 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同时, 由于市场、人员素质和地区环境的影响, 新研发的养殖模式和技术, 在应用推广过程中受到严重制约。生产过程中, 许多企业未能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 存在乱排污的现象, 造成部分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进而影响贝类养殖可持续发展[30]。此外, 养殖过程的精准化和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单位水体的养殖产量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甚大。我国贝类养殖面积很大, 但其中存在的单产低、效益差、养殖污染等问题给海洋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迫在眉睫, 这需要综合工程技术的支持, 通过加强设施养殖工程的研发与应用, 将进一步提升贝类养殖业的整体水平, 促进贝类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3发展趋势和技术需求

目前养殖海域环境污染程度日趋严重, 适宜贝类养殖的自然海区不断减少, 浅海远岸深水区日益成为贝类养殖的重点区域, 这对开发深海海区的贝类养殖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设施养殖能很好地突破养殖环境这一限制因素, 实现高密度、大规模以及养殖废水资源化利用, 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大大提高贝类养殖产量和产品品质。

在引进新的设备、设施时, 要根据养殖的实际需要设计建造养殖设施, 既要注意设施的先进性, 又要考虑设施的经济适用性;要善于利用鱼、虾工厂化养殖获得的成功经验, 根据养殖类型差异, 进行养殖设施的研发;加强整体和长期规划, 充分利用区域优势, 合理规划布局。在不断规范养殖设施设备标准的基础上, 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养殖场。

4未来发展思路、方向和任务

以促进我国贝类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借鉴国外贝类设施养殖的先进经验, 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贝类设施养殖工程的开发水平, 建立高效、稳产、安全的养殖设施。在以后的工作中, 应着重围绕产业需要的重点任务开展工作, 同时兼顾基础性工作, 以便更好地开发和推广应用贝类养殖设施;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技术能力的人才队伍, 增强科研实力, 促进成果的研发和转移转化。

4.1重点任务

目前, 我国贝类设施养殖工程应把贝类养殖 (育苗) 设施装备、技术, 工厂化标准设计和贝类养殖 (育苗) 适宜生态环境条件的工程调控作为重点任务来开展。

(1) 贝类养殖 (育苗) 设施装备的研制。贝类养殖设施装备的研制迫在眉睫, 主要包括以下设施装备:亲贝暂养、促熟装备, 高效育苗设施设备, 优质饵料生物高效自动化培养、收获与投喂装备, 贝类高效养殖设施与设备, 贝类收获、起捕、清洗、暂养等设施装备等。

(2) 贝类设施养殖 (育苗) 技术的研发。主要包括:育苗生态环境 (温度、盐度、pH、DO等) 的调控技术, 针对海水贝类在工厂化养殖条件下的生态学和生理学特征、苗种培育的智能自动化控制和节能技术, 贝类苗种培育新工艺技术等。

(3) 贝类工厂化育苗设施的标准化设计。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对育苗、养殖温室 (车间) 进行标准化设计, 开展育苗池体优化设计研究;建立海水贝类育苗场、养殖温室 (车间) 标准化设计规范。

(4) 贝类养殖 (育苗) 适宜生态环境条件的工程调控。亲贝暂养和育苗过程的适宜生态环境条件的 (温度、光照、盐度) 调控, 亲贝暂养和促熟水环境条件优化的调控技术。

(5) 贝类设施养殖 (育苗) 新装置、新方法、新技术的集成与应用。研发内容包括:影响苗种主要水质参数的计算机在线检测与报警系统;经济适用的海水育苗工艺自动控制系统;自动调温节能装置;以太阳能、风能、热泵等为主体的调温系统。

4.2基础性工作

(1) 贝类设施养殖工程的设计原理。贝类养殖 (育苗) 设施设计的工程规范;贝类设施养殖装备的标准化生产工艺;养殖 (育苗) 设施设备的工程优化等。

(2) 贝类设施养殖 (育苗) 环境因子胁迫对生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在设施养殖 (育苗) 环境下, 主要贝类对环境系统胁迫效应的生理反应与适应机理, 以及环境胁迫导致的生理障碍的克服途径;贝类对不良气象生态条件和极端生产环境的适应机理与途径;贝类的生态适应性与生产潜力等。

(3) 贝类—环境—设施系统综合调控机理。研究在设施养殖 (育苗) 环境下, 环境系统对贝类生长发育过程、产量与品质作用过程的系统模型;贝类关键生物学信息的无损测量与诊断;生物环境系统动态优化控制途径与机理等。

摘要：综述了开展贝类设施养殖的重要性。介绍了国内外贝类设施养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列举了我国在贝类设施养殖方面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包括养殖设施、设备相对落后, 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 水处理技术设备落后, 基本为流水式开放系统等;提出了贝类设施养殖产业今后发展的重点任务应主要集中于贝类养殖设施装备与技术的建立和完善, 养殖工厂设施设备及生产工艺的标准化设计, 贝类养殖适宜生态环境条件的工程调控与优化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应重视工程设计的技术原理、贝类生长发育对环境因子胁迫的响应及适应机制、贝类—环境—设施系统综合调控机理研究等。

贝类养殖 篇4

1 必要性和需求分析

随着我国所辖海域天然渔业资源的衰退, 以贝类养殖为主的海水养殖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贝类养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 据统计, 80年代初, 养殖贝类的年产量约为30万吨, 90年代初的年产量增为100万吨, 到2002年, 养殖贝类总产量已达965万吨, 主要的养殖种类为牡蛎、蛤类、扇贝和贻贝等, 其产量约占我国海水养殖年产量的79%[9]。近几年, 贝类养殖产量也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2006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达到1 445.6万吨, 其中贝类养殖产量已高达1 113.6万吨, 约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77% (《中国渔业年鉴2007》) 。俨然, 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海洋渔业的支柱产业, 同时贝类养殖在整个海水养殖产业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在海洋渔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不断得到强化。海水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为我国人民的食物供应和食物结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 伴随着我国海洋与渔业经济的迅猛发展, 也同样引起了近岸海域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生物资源锐减、种质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经常出现养殖贝类大规模死亡和质量下降问题, 养殖环境的改变和恶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海洋养殖离不开海洋生态系统方方面面的健康状况[15]。但是, 近年来, 受养殖环境不断恶化和加剧的影响, 适于养殖的水域面积也持续缩减, 养殖生物体内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增高, 使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由于近岸水质的不断恶化, 水体富营养化的加剧以及赤潮的频发, 不仅会导致养殖贝类质量下降, 还会因贝类对有毒有害物质的强富集能力, 而使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如赤潮毒素、微生物、重金属、石油烃和农药残留等在贝体内累积富集, 并通过食物链到达人体, 严重危及人类的消费安全, 而且沿海地区居民因食用污染贝类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6]377。此外, 因部分养殖贝类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 还会极大地影响着贝类产品的出口, 并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可见, 受养殖环境不断恶化和加剧的影响, 贝类养殖产品质量不高和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不仅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安全需求, 而且也已经成为我国贝类产品出口的障碍, 并严重影响了我国海产品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声誉。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海产品主要消费国, 均制定了相应法令, 严格控制从中国输入海产品的质量。其中, 由于无法提供养殖海域贝毒监测资料, 欧盟自1997年因扇贝卫生检疫问题对原产于我国的养殖贝类产品禁止进口以来, 到目前为止, 欧洲市场一直未能对中国开放, 是目前国际上全面禁止我国贝类产品进口的国家和地区之一[16]377[17]。同时, 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我国海产品主要出口国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和严格的准入制度, 大大限制了从我国进口贝类海产品。此外, 1997年以来欧盟对我国贝类养殖环境还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 而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也于2007年对中国部分贝类养殖生产和养殖环境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由此可见, 国际上对贝类养殖环境质量及贝类产品安全的重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也已明确将食品安全列入公共安全领域、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优先主题。而开展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将对规范贝类安全养殖及管理, 提高养殖贝类产品的质量, 保障贝类食品安全和贝类产品出口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 由于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海洋贝类养殖海域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 尚未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辅助决策作用。而且海洋环境监测与管理机构、海洋渔业管理部门也迫切需要有关养殖海域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方面的实用技术, 以解决贝类养殖生产中的环境和产品质量问题。此外, 无论从保障贝类食品安全、为消费者提供食用安全的海产品考虑, 还是从保障海产品出口贸易正常进行、维护国家利益考虑, 都亟须开展养殖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以期为保障贝类产品的质量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2 国内外相关技术现状

1978年,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发布了《推荐性贝类卫生操作国际规范》 (CAC/RCP 18-1978) ;1991年当时的欧共体也制定了《双壳贝类生产和投放市场的卫生条件的规定》 (91/492/EEC) 。此后,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和加拿大也分别发布了《国家贝类卫生控制程序》[National Shellfish Sanitation Program (NSSP) ]和《加拿大贝类卫生控制程序》[Canadian Shellfish Sanitation Program (CSSP) ][18]8。国际上多数标准也对贝类养殖水域进行了分类, 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贝类养殖海域分为3类[18]8:一类海域为清洁海域, 养殖贝类无需净化即可上市;二类海域为轻污染海域, 养殖贝类在上市之前必须要经过净化或将贝类放置到一类海域中进行暂养, 直至达到标准后才可上市;三类海域为严重污染水域, 禁止贝类养殖。而且, 许多国家对贝类从养殖到市场的各个环节也都作了详细规定, 例如美国FDA发布的NSSP中, 对养殖贝类水质条件、大肠菌群、弧菌、有害化合物、生物毒素的含量都有具体明确规定, 并且提出在常规检测基础上要对水域环境进行随机调查。同时, 世界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还制定了贝类水产品及其制品中某些赤潮毒素的限量标准, 为水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技术依据[19]144。由以上分析可见, 对养殖海域的环境管理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已经成为养殖生物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组织非常重视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方法体系的完善与统一、水体的富营养化评估、海洋环境生态状况的监测和综合评估、污染源的监测等, 而且强调海洋环境监测和评价的区域特征和公众服务功能。他们在海洋环境监测与安全评价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发布了一系列较为先进的管理政策、科学理论和监测技术方案, 并已成功应用于海洋环境保护实践中。

目前, 我国对养殖贝类的质量安全也非常重视, 建立了相应的贝体内有毒有害物质的质量安全标准, 如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等部门也先后颁布过麻痹性贝毒的行业限量标准和检验方法[19]144。但是, 海产贝类作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尚未完全形成配套的卫生质量标准及监测监控体制[16]377, 同时也无相应的国家标准, 并缺少贝类产地的质量或等级划分的标准。而且, 当前评价某一海域是否适合养殖所参考的依据主要是国家渔业水质标准和海水水质标准, 但由于这两个标准主要考虑水体中的物理化学指标, 未涉及水质状况与养殖贝类质量的定量相关性, 从而致使水环境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与贝体内有毒有害物质的安全标准无法统一或不能相互反映。

此外, 我国贝类养殖海域环境研究工作也大多以海洋环境状况、养殖容量等为主要研究目标, 极少研究环境因子与养殖贝类产品质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至今尚未系统、全面地开展贝类养殖海域安全评价和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也缺少科学的贝类养殖环境与产品安全评价方法, 使得养殖海域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与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因此, 通过开展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研究养殖环境质量对养殖贝类的影响, 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养殖贝类质量监控过程中, 开发全新的养殖贝类环境和质量监控技术, 也是保证未来海水贝类养殖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3 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养殖海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加剧, 必然会对沿海地区的贝类养殖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开展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掌握养殖环境质量对养殖贝类的影响, 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养殖贝类质量监控过程中, 深入探讨海水增养殖区环境与贝类产品质量之间内在的定量关系, 进行养殖海域环境质量综合风险评价, 开发全新的养殖贝类环境和质量监控技术。本研究结合正在开展的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并根据课题组已经开展和即将进行的相关工作, 对重点海域贝类养殖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的内容作一分析和探讨, 以期能够为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养殖海域海洋管理与开发工作服务。

(1) 以典型贝类养殖区为研究对象, 开展水环境、沉积物环境和生物体污染因子调查。分析养殖海域主要污染因子 (甲基汞、铜、铅、镉、无机砷、大肠菌群及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和养殖贝类 (扇贝、牡蛎和文蛤等) 体内残留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不同重金属 (甲基汞、铜、铅、镉和无机砷) 在不同贝类 (扇贝、牡蛎和文蛤等) 体内的富集行为, 并以此提出不同养殖海域的适养品种。

(2) 通过开展重金属、贝毒等污染物 (铜、铅、砷、镉、PSP、DSP等) 的风险路径研究, 并结合生态系统动力学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构建主要污染因子的生物转移模型。

(3) 开展贝类养殖区生态环境与贝类产品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研究和反演养殖海域主要污染因子的安全现量, 最后提出我国主要养殖海域安全分类的参考标准, 以及贝类质量与养殖环境安全评价方法和技术。

(4) 研究影响贝类产品安全质量的风险来源, 并通过调查沿海居民摄食贝类品种和摄入量, 来分析贝类产品的主要消费风险来源, 最后在此基础上, 探讨在安全摄入标准下的养殖贝类消费数量与贝类养殖海域的污染因子之间的关系, 并开发保障人类健康和食用安全条件下的贝类养殖海域生态风险预测软件、养殖环境风险预警模式与技术。

4 结束语

开展养殖海域环境安全评价及其监控体系技术研究, 对重点养殖海域采取基于环境安全评价的开发与管理, 是实现和保证目前贝类养殖用海科学性和有序性的有效途径, 并有助于优化养殖结构和协调海域的各种开发利用活动, 以提高养殖海域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支撑能力, 构建和谐的人海关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走产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贝类养殖作为我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建立以养殖海域环境质量安全及其监控体系为基础的贝类养殖模式, 也是海洋生态环境和沿海地区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贝类养殖 篇5

1 贝类筏式养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养殖海区水体富营养化加剧

贝类筏式养殖主要集中于近岸、海水深度为10~30 m的海区, 这一养殖区域受到陆源生活废水和工业污水的影响最为严重。大量含氮、磷有机物的废污水排入近海, 使海水严重富营养化, 导致藻类大量繁殖, 进而引发赤潮, 破坏了海洋的正常生态结构和生产过程, 严重威胁到贝类筏式养殖生产的正常进行。在一些贝类筏式养殖海区, 从苗种培育到成贝养殖整个周期内, 生产水体都受到赤潮的严重影响。而且, 赤潮发生存在时间及海域分布灵活性高的特点, 进一步加大了贝类筏式养殖对赤潮发生的抵御难度。

除陆源污染对养殖水体的影响外, 筏式高密度养殖过程中贝类排泄物所产生的自污染也是造成养殖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单产, 许多地方将养成网笼由原来的8 层加长到12 层, 筏间距由20~30 m降低到8~10 m 。如此高密度的养殖, 必然导致养殖贝类对海区生物资源的掠夺性利用, 另一方面, 养殖贝类排泄物的剧增更加剧了海区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据测算, 我国胶州湾筏式养殖的扇贝每日废物排泄量约8.2~12.0kg/hm2, 一年内可达4 000~6 000 t (养殖面积为1 333.3 hm2, 6 000 笼/hm2, 270 个贝/笼) [2]。大量粪便的累积导致底层水质的溶解氧含量下降, 并为病原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加剧了养殖贝类疾病的发生。

1.2 养殖海区生态环境恶化、老化

养殖贝类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植物和有机质获得食物。在高密度养殖环境下, 贝类的摄食活动使养殖区域内浮游植物量急剧下降, 降低了浮游植物对海区内有机物的自然分解作用, 当有机物累积速度大于海区水体对有机物的分解、净化速度时, 即产生有机污染, 进而导致养殖水体的老化。小窑湾水域浮游植物海上调查结果表明, 在高密度贝类筏式养殖区随着贝类摄食强度的增强, 浮游植物数量、种类都大量减少, 其年平均细胞数量偏低, 仅为56×104/m3, 种类44 种[3]。水体的严重富营养化及浮游植物种类的减少加剧了赤潮发生概率。

在贝类筏式养殖过程中, 水体交换速度是养殖海区内饵料、溶解氧、营养盐类等贝类生长限制因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只有海水达到一定的流速, 才能为贝类源源不断提供饵料和溶解氧, 同时带走贝类代谢废物, 保持健康的养殖环境。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养殖单位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 大量扩展养殖面积的同时, 不断增设筏架数量, 出现了无序的超负荷养殖。高密度养殖环境下, 筏架、笼、绳等养殖器材对海水的阻力成为影响养殖海区内水体交换速度的决定性因素。据测算, 由于筏架数量的无序增加, 桑沟湾扇贝养殖笼内水体交换率由80.5%下降到23.6%;养殖笼内叶绿素a浓度降低到仅有1.57 μg/L, 较之笼外的4.20 μg/L来说, 减少了62.6%;养殖笼外p H值基本保持在8.0 左右, 笼内的p H值一直趋于下降趋势, 最低值为7.46[4]。长期高密度养殖所造成的海区水体交换速度下降和海水富营养化、老化程度加剧是近几年扇贝大面积死亡的根本原因[5]。

1.3 种质衰退、抗逆能力下降

目前, 我国主要养殖扇贝种类有栉孔扇贝 (Chlamys farreri) 、华贵栉孔扇贝 (Chlamys nobilis) 、海湾扇贝 (Argopecten irradias) 和虾夷扇贝 (Patinopecten yessoensis) 。扇贝人工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得益于人工育苗技术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栉孔扇贝为例, 20 世纪70 年代养殖苗种主要依靠采集野生贝苗, 至80 年代初, 伴随着规模化苗种繁育技术日趋成熟, 栉孔扇贝人工养殖业在中国北方迅猛发展, 养殖产量在1996 年达到59 万t[1]。但是, 长期高密度养殖以及频繁的近亲繁殖, 导致扇贝种质衰退、抗逆能力下降, 致使栉孔扇贝在1997年和1998 年连续出现大面积死亡, 使栉孔扇贝养殖业遭受重创并步入低谷。随着人工育苗养殖群体的逐渐增大, 育苗过程中所采用的亲贝都是人工育苗养成群体的后代, 单一的苗种来源随着养殖代数的增加, 频繁的近交势必会导致整个物种的遗传衰退[6]。

1.4 养殖病害频发

目前, 在海水贝类养殖过程中已发现细菌、病毒、霉菌、寄生虫等病原性和非寄生性流行疾病100多种, 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制约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7]。例如1997 年开始的黄渤海区养殖栉孔扇贝暴发流行性疾病, 仅山东省养殖的33 万亩扇贝中便有60%绝产, 直接经济损失15 亿元。1998 年病情进一步加剧, 南方的华贵栉孔扇贝、珠母贝 (Pearl oysters) 、牡蛎等已形成规模的养殖产业, 近年来也遭到大规模暴发性病害的沉重打击, 并且有蔓延的趋势[8]。贝类筏式养殖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与系统内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子息息相关。由于人为因素过多的参与其中, 使养殖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干扰远远超出了系统本身所能调节的限度, 导致生态平衡失调, 最终导致病害发生。

2 对策

2.1 大力推动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

结合各海区特点,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养殖生物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减少养殖生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使养殖业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

2.1.1 贝- 藻间养、 轮养在扇贝、 牡蛎、 鲍鱼 (Haliotis rubra) 等筏式养殖过程中, 可在筏架之间养殖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 、裙带菜 (Undaria pinnitafida) 、 石花菜 (Gelidium amansii) 、 江篱 (Gracilaria) 等海水经济植物, 两者之间代谢产物互为利用, 可防止贝类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而引发的赤潮等环境问题[9,10,11]。

轮养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环保的养殖方式, 比如海带是每年4—5 月收割, 收割后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培育扇贝苗, 7 月份将苗种分笼养成, 10 月份用20%的海区培育海带苗, 11 月份扇贝养成收获, 将海带苗分苗养成。如此利用养殖空间和资源, 既可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运行, 又可提高经济效益[9]。

2.1.2 贝-参混养在贝类筏式养殖过程中, 可在海区底播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 利用刺参以生物沉积物为食的特性清除排泄物, 减小筏式养殖贝类自身排泄物对养殖海水的污染。袁秀堂等[12]测算了刺参在贝-参混养过程中的生物清除作用, 结果表明, 刺参对筏式养殖系统中颗粒自污染物中的碳和氮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且颗粒中碳和氮的含量越高, 其摄食碳和氮的能力越强、清除效率就越高[12]。刺参的生物清除作用主要是通过将贝类排泄物中有机质转化为溶解形态的NH4+-N、PO43--P等营养盐的方式实现[13]。充分发挥刺参对浅海筏式贝类养殖系统的生物修复潜力, 大力发展和推广贝-参混养模式不仅能够取得较大的生态效益, 而且能显著增加养殖生产的经济效益。

2.2 降低贝类养殖密度

养殖密度过高是导致大规模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过高的养殖密度造成大量贝类排泄物的累积, 加剧了海区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加之筏架过密引起养殖水体交换速度的下降, 造成养殖海区水体恶化、老化, 为病害发生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 在高密度养殖环境下, 饵料明显不足, 同类之间互相竞争饵料, 导致发育大小不均, 降低了贝类产品的商业价值。为使贝类养殖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必须以海域浮游生物量及海区海水流速、交换速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合理的养殖密度。适当增大筏架之间距离, 降低同一海区的贝类养殖数量, 减少病害发生和传染的机会[14]。

2.3 选育优良苗种

种质衰退、抗逆能力下降是贝类养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近几年,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在扇贝品种改良等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先后培育出“蓬莱红”杂交扇贝、“中科红”海湾扇贝、“南美紫扇贝”等新品种, 为扇贝养殖业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基础[15]。

2.4 加强环境监测, 建立病害预警体系

养殖贝类疾病的发生是病原体、养殖贝类、养殖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筏式养殖一般是在开放水域, 一旦发生病害, 无法用药物控制, 只能做到以防为主, 以治为辅。因此, 加强对养殖水体关键性生态环境因子动态变化的监测, 可为海水健康养殖提供科学依据。在环境监测数据基础上, 结合运用灵敏的病原检测手段, 建立病害预警预报与防疫体系是防止海水养殖贝类大面积死亡的必要途径之一[16]。

贝类养殖 篇6

水产养殖作为一门基础的农业类专业课程, 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 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养殖,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气候适应性, 所以水产养殖生产实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间限制。水产养殖学本科专业的核心专业课, 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并强的特点。而《贝类增养殖学》这门课程对于农业类高等院校水产养殖学专业来说, 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课, 该课程综合运用养殖贝类的生活习性、生长以及繁殖等知识立体研究贝类的养殖和增殖过程。作为传统水产增养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本课程在完善水产知识体系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很好地理解、掌握并应用该课程的具体知识。而目前《贝类增养殖学》存在较多问题:

1.《贝类增养殖学》授课内容较多,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多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养殖场的布局、沉淀池的形状、亲贝的选择, 学生难以直观的了解其具体细节, 因此对其每一环节的意义及工作原理了解掌握不透。

2.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很难通过板书、语言及图片深刻讲解贝类人工育苗的所有知识, 包括养殖场的建造、砂滤池的构造等, 因此使得课堂缺乏生动和立体感。

3.很多同学课堂没有认真听讲, 进入养殖场后, 对育苗及养殖生产有些不适应, 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 而最好的教学方法是理论教学结束后, 马上进行生产实习, 但由于条件限制, 实施难度很大。以大连海洋大学为例, 上半学年学习理论课, 下半学年进行生产实习, 由于时间间隔较长, 导致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

4.生产实习基地不稳定, 企业参与度不足。目前企业普遍重视一线生产, 拥有自己专业的团队进行养殖, 不太关注学生的实习, 企业参与度普遍不足。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虚拟仿真技术已融入到现代教育领域, 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部分化学实验过程中, 因为有些实验设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加上一些化学药品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所以建立了化学仿真实验室。又如在航空发动机拆装实训过程中, 由于实验器材价格昂贵, 导致实验无法全面普及, 于是航空发动机教学仿真试验系统应运而生。众多事例表明, 利用计算机建立虚拟仿真系统进行辅助教学不但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高教学效果, 而且这种方法既不消耗器材, 也不受场地和时间等外界条件限制, 并可重复操作, 直至得出满意结果。

《贝类增养殖学》仿真教学系统采用先进计算机技术, 通过设置不同场景, 模拟不同条件下的贝类人工育苗技术, 让学生身临其境的进行自主人工育苗, 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管理可以在计算机中获得自己培育的贝类幼苗, 而贝苗的好坏也是检验虚拟仿真生产实习成果的重要指标。本系统的设计可以使《贝类增养殖学》的教学更加形象、生动。真正让学生掌握贝类育苗操作过程和增养殖技术规范, 真正参与到贝类养殖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去, 巩固对理论知识的领悟。

二、《贝类增养殖学》仿真教学系统的内容

《贝类增养殖学》仿真教学系统如图1所示, 共有5部分内容组成, 分别为注册界面、知识回顾、人工育苗关键技术、实习报告和信息反馈。

(一) 注册界面

由学生自己设置专属于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建立后, 学生可以每天进入系统, 对自己培育的贝类幼苗进行管理和维护。

(二) 知识回顾

本部分内容主要是通过播放ppt的形式, 让学生对以前学过的贝类人工育苗知识进行简要回顾, 知识内容包括:育苗场址选择、育苗场布局、亲贝的挑选、亲贝促熟、诱导催产、受精孵化、幼体培育、附着采苗、稚贝培育和中间育成等。

(三) 人工育苗关键技术

本部分内容主要让学生通过具体实例的形式进行具体的人工育苗。 首先学生要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种类进行人工育苗, 经济贝类包括很多种, 如鲍、扇贝、贻贝、牡蛎和滩涂贝类等, 每位同学对每种贝类的喜好可能也不尽相同, 可能有的同学喜欢鲍、有的同学喜欢扇贝等, 所以同学们可以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贝类进行育苗。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同学的兴趣。

种类选择好后, 就要对种贝进行挑选, 挑选种贝会有一定的标准, 这时系统会给出多种型号贝类的照片供同学们选择 (每种贝类还会有一个分数, 以便于实习报告的考核) , 同学们课本知识提到选择标准挑选一种自己觉得合适的贝类作为种贝来进行促熟。促熟时, 要根据有效积温来计算自己所选贝类的促熟时间, 以及促熟时期投喂的饵料和日常管理等等, 这些都要作为实习报告的考核指标。当种贝促熟达到有效积温时, 就要对其进行诱导催产, 诱导催产方法有很多种, 同学们自己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催产方法进行催产, 这也是要作为实习报告的考核指标。

催产结束后, 就要对精子和卵子进行受精与孵化, 此时, 系统会设计多种情节, 让学生进行操作处理。如果精子数量过多, 精子活力不够, 胚胎发育过程照片及选育过程等等, 以此来作为实习报告的考核指标。幼体培育阶段的关键是饵料的选择与日常管理, 这时, 系统会提供多种饵料, 学生可以根据所学知识选择饵料, 来进行投喂, 并且每天学生要定时到系统上来给幼体投饵换水。并且检查幼体的生长状况, 并做好记录。

附着采苗, 当幼贝长到一定时候, 出现附着特征的时候, 就要及时投放附着基, 进行采苗, 这时系统会提供多种附着基供学生选择, 另外, 还会让学生对附着基进行相关处理。学生的每一步操作和处理都会得到相应的分数, 作为实习报告的考核内容。稚贝培育, 当幼体全部附着后, 就要对附着后的幼体进行日常管理, 此时的管理与幼体培育期的管理略有不同, 投饵量需加大。

中间培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稚贝培育, 就要适时将稚贝移到海上进行中间培育。

(四) 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包括2部分内容, 一是系统自动生成同学培育的稚贝照片, 二是系统根据同学在育苗过程中的表现自动生成的报告, 报告中有表扬同学的内容部分, 也有需要同学继续改进的内容部分。

(五) 信息反馈

贝类养殖 篇7

关键词：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

贝类毒素是海洋生物毒素中的一种,贝类毒素引发的中毒症状可分为麻痹性贝类毒素、腹泻性贝类毒素、神经性贝类毒素、遗忘性贝类毒素。近年来,我国沿海部分海区贝类已经受到了贝类毒素污染的威胁[1]。深圳地处沿海,贝类消费量大,此次调查是对深圳市市场上销售的双壳贝类进行腹泻性贝类毒素调查,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毒性机制主要在于其活性成分软海绵酸(OA),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按试剂盒说明书对OA进行检测,结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贝类安全食用标准对其进行分析,为市场贝类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和毒素检测提供参考,同时为今后深入研究本区域腹泻性贝类毒素调查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贝类样本分别在2013和2014年购自7个监测区(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的农贸市场,采集带子、圆贝、扇贝、生蚝、蛏子5种贝类共186份。采集后的贝类样本迅速送至实验室,去离子水洗净贝壳,切断闭壳肌,开壳,去离子水淋洗内部去除泥沙等杂质,取出全部的贝肉,充分沥干水分,匀浆机匀浆。匀浆后的贝肉进行贝类毒素的提取。

1.2 检测方法

腹泻性贝类毒素采用ELISA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在酶标仪450 nm处测量吸光度(A)值。以标准品的吸光度值对质量浓度绘制标准曲线,根据测量样品的吸光度值,查样品的质量浓度,计算样品中OA含量。各重复3次计平均值。所用试剂盒均放于4~8℃冰箱中保存备用。

1.3 结果判定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腹泻性贝类毒素国家限量标准。结合FAO贝类安全食用标准,采用目前贝类水产品中腹泻性贝类毒素控制的最高水平20μg/100 g肉[3]作为判定依据。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SPSS 21.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均数间比较。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贝类污染基本状况

检测结果表明,5种贝类186份样本均有感染腹泻性贝类毒素情况,染毒率为100.00%,超标率为12.90%。其中检出样本最高值为52.19μg/100 g肉,最低值为2.91μg/100 g肉。见表1。

2.2各种贝类染毒状况

5种贝类中检测均值最高的是蛏子,最低的是带子,检测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蛏子>生蚝>圆贝>扇贝>带子。蛏子有9份样本检测值超过20μg/100 g肉,超标率为21.21%;生蚝超标率为18.75%,带子超标率最低。超标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蛏子>生蚝>扇贝>圆贝>带子(表1)。Leven方差齐性检验F=2.997,P=0.02<0.05,可认为两总体方差不齐同。采用Tamhane’s T2进行两两比较,各贝类相关指标含量之间的差异尚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不同年份和月份各种贝类染毒状况

5种贝类2013年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检测均值为11.91μg/100 g肉,2014年为13.43μg/100 g肉。Leven方差齐性检验F=0.375,P=0.541>0.05,可认为两总体方差齐同。均值t检验,P=0.237>0.05,可认为2013与2014年腹泻性贝类毒素检测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不同月份腹泻性贝类毒素染毒情况进行分析,检测均值按月份从高到低依次为7月>8月>5月>11月>3月,见表2。Leven方差齐性检验F=10.771,P<0.05,可认为两总体方差不齐同。采用Tamhane’s T2进行两两比较,3月与11月的检测均值比较P>0.05,5、7与8月的检测均值之间比较P>0.05,可认为3与11之间,5、7与8月之间腹泻性贝类毒素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11月与5、7、8月的检测均值之间比较,P<0.05,可认为3、11月与5、7、8月腹泻性贝类毒素检测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腹泻性贝类毒素污染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包括贝类的种类和生理特性,有毒藻种类、数量、毒素含量等因素。贝类对有毒藻类的滤食、吸收、转化和累积毒素能力,因种类差异而不同[4,5]。而季节的不同,会造成水体温度、光照条件等环境因素变化,从而影响到藻类种群、数量和贝类的生理状态。

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根据资料显示,全国沿海多个海域均存在贝类毒素污染的情况。广东沿海多个水产养殖区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受到赤潮生物毒素的污染,在广东各海湾的贝类几乎均可检测出腹泻性贝类毒素[6],其中包括深圳的大亚湾、大鹏湾以及南澳。东海和南海海域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污染也较严重,其中广东沿海贝样检出率和超标率分别为52.54%和40.68%[7]。胡蓉等[8]在海南岛的调查发现,海南岛海域贝类中的腹泻性贝类毒素检出率和超标率分别达到46.32%和33.68%。马丹等[9]的调查发现,在天津市场流通的贝类存在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污染情况。

2011年深圳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显示市售贝类的腹泻性贝类毒素超标率为18.8%[10],结合此次研究结果,说明深圳市售的贝类已受到腹泻性贝类毒素的威胁,而且较为严重,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需要引起重视。研究的结果同时显示,不同的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检测结果不同,蛏子在5种研究的贝类中腹泻性贝类毒素的含量最高;黄海燕等[11]在对深圳市海域进行为期1年的贝类腹泻性毒素的污染状况分析时,也发现腹泻性毒素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分布特征,夏秋季含量高。这结论与黄翔等[7]的研究结果有差异,他们认为春季和秋季样品毒素含量较高,结论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目前贝类毒素检测方法有有小鼠生物分析法(MBA法)、免疫分析法和化学仪器分析法[12]。其中MBA法是腹泻性贝类毒素最普遍的检测方法,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检测腹泻性贝类毒素所用。MBA法简便易行,适合于大规模、批量样品的检测;但该方法需大量使用小鼠,不符合“3R”的要求,而且该方法干扰大、不精确。本研究采用的是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是一种快速检测方法,现已出现商用检测腹泻性贝类毒素的ELISA试剂盒。ELISA法已成为德国的官方方法,并被美国官方农业化学家协会(AOAC)推荐使用。经研究,ELISA方法的检测结果与小鼠生物法的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小鼠生物法较ELISA法的检出率较低,但差别不大[11]。

腹泻性贝类毒素是脂溶性海洋生物毒素,人体食用后会产生以腹泻为主要特征,伴随恶心、呕吐等表现的中毒症状,由于其中毒症状主要表现为腹泻,所以往往被人们忽视。深圳及周边地区均有相关中毒报道,2012年福田区发生一起贝类毒素引发的食物中毒[13],经实验室检测,样品腹泻性贝类毒素含量最高达147.07μg/100 g肉。2013年宝安区发生因食用海产品引起的贝类毒素中毒事件[14]。在近20年内,广东省和邻近的香港也发生多起人们因误食相邻海域染毒的海产品而中毒的事件[15]。而且腹泻性贝类毒素中的低浓度OA不能引起机体剧烈毒性反应时,能成为一种潜在的肿瘤促进物和诱发剂,诱导多种类型细胞的凋亡[16,17]。

为保障消费者食用贝类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对深圳市市售的贝类加强腹泻性贝类毒素的监测和管理,特别是对高危产品和高危季度的监测和管理;对深圳市市售的贝类进行追踪溯源,对产地实施产品流通许可审核制度,以保障市售贝类的食用安全;加强与消费者的风险交流,在避免消费者对贝类安全恐慌的同时,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