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制度

儿童福利制度（精选12篇）

儿童福利制度 篇1

一、流浪儿童的界定

《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 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 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流浪未成年人, 又称流浪儿童, 本文中的流浪未成年人和流浪儿童是同一概念。

二、流浪儿童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

(一) 流浪儿童的权利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 王勇民讲儿童权利分成三类:即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

生存权是儿童权利体系的基础, 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解:第一个层面是享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享有相当的生活水准权、享有最高标准的健康权;第二层来自儿童自尊的内心渴求, 是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 包括受抚养权、姓名权与国籍权、隐私权。

发展权主要是让儿童能够在社会中进步的权利, 包括受教育权、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权, 基本的自由权, 劳动权与劳动保障权。

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指在经济危机、政治斗争、武装冲突的状况下儿童所享有的权利。

(二) 对流浪儿童权利保护的正当性

1. 人的尊严:流浪儿童权利保护的本质要求

尊严是“公民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应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最起码的尊重”。尊严感是人一种类似本能的生理需求,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生活就在于其具有基本的人性尊严, 人类的基本需要, 它依次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这条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尊重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是尊重儿童的观点和意见。

2. 生命健康权:流浪儿童权利的人权基础

到街头谋生和 (或) 流落街头的儿童出现和边缘化, 是社会中最边缘化的群体。其生命健康权易受侵害性。儿童权利易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害, 尤其是其生存权中的生命健康权值得重视。

3.“儿童最大利益”:保护流浪儿童的价值基础

《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 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 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目前中国主要采取三种措施:公民收养、家庭寄养和举办社会福利设施集中养育。只有加大财政投入, 明确各部门分工和职责, 充分借鉴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各个城市的经验, 才能保证流浪儿童在没有父母的照料时一样能够健康安全的在社会上生存, 才能保证他们的“最大利益”, 让他们流浪在外也能享受到有家一般的温暖, 要创造一个保障流浪儿童福祉的环境, 在“家庭”环境里成长, 使其充分而和谐地发展其个性。

三、我国流浪儿童的保障状况

(一) 我国流浪儿童权利保障的相关规定

我国目前已经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性公约》, 为了公约在我国的实施, 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 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儿童立法保护体系。

一般性立法中, 《宪法》第46条、第49条中作出了专门针对儿童权利的规定《民法通则》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民事法律, 其中对儿童权利保护的规定集中在民事行为能力、代理、监护三个方面。而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凸显了家庭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其中涉及儿童的受教育权、受抚养权。《刑法》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在总则中的规定主要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分则中主要规定的是对那些严重侵害儿童权利的行为施以制裁, 从犯向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也体现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

这条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关流浪儿童的权利, 但是表明了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童、少年辍学, 即当少年想辍学去流浪时, 政府应当制止其辍学, 这也是防止去流浪的较好的手段之一, 至少能让政府知道其为何辍学, 若有流浪的想法, 可以及时开导。

(二) 政府救助

近年来, 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 我国流浪儿童工作得以不断加强和改善。

1. 完善有关政策法规, 不断提高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先后制定 (修改) 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青少年 (儿童) 的教育保护和健康成长的政策法规, 如1990年成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199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共收养法》、199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2. 以大城市为中心, 建设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站) , 逐步形成以机构救助为主体的工作网络

截止2003年年底, 中国政府共投入1亿2千多万元, 在流浪儿童较多的城市建成了130多家流浪儿童保护中心。流浪儿童保护中心的救助对象主要是在社会上长期流浪、无家可归、失去正常生活、学习条件和安全保障的少年儿童。

3. 加大政府投入, 实施项目资助, 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责任

截至2003年年底, 为了在全国建立旨在为流浪儿童提供紧急庇护的救助保护中心, 民政部累计投入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2000多万元, 地方配套资金投入上亿元。

2004年, 民政部制定了《流浪儿童救助教育项目资助办法》, 从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3000万元用于资助各地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全年共资助项目84个。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 一些流浪儿童相对较为集中的省市也加大了地方财政投入, 目前北京市政府已投入600多万, 预计第二救助保护中心儿童床位数将达到400张。

4. 多方整合资源, 积极发展社会救助

民政部与国际组织合作, 创新了救助方法,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吸纳来自志愿者教师、大学生自愿者及社会捐助等;此外, 在上海还有政府培育起来的一定专业性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社团。

(三) 民间组织救助

民间组织的服务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 以项目实施为基础的服务方式

这类组织通过实施各种项目, 促进儿童权益的保护, 并代表儿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 而不是养护儿童机构。例如英国救助儿童会, 所开展的项目覆盖了全国二二十多个省, 成为中国草根组织的保护伞, 把先进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管理经验带到中国。

2. 自愿性综合服务方式

这类民间组织与民政部建立的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相比, 救助方式更为自由。流浪儿童进出服务中心是自由的, 而且服务中心有着各类具体的服务内容;流浪儿童生活选择也是自由的, 他们可以选择是否生活在各类家庭中。

3. 传统养护方式

儿童除了能保证必要的生活所需外, 较少能得到心理和行为上的专业辅导。这类组织服务缺乏规范性和长久性。

四、结语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现在流浪儿童这一现象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着实让人心痛, 但令人欣喜的是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更有很多的学者和专家为其调研, 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流浪儿童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相关法律给予法律上的支持和鼓励, 更多的流浪儿童应该获得帮助。所以, 我相信随着观念的不断转变和现行立法的不断完善, 流浪儿童的数量会不断下降, 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鞠青.中国流浪儿童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柳华文.儿童权利与法律保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王勇民.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4]胡玉鸿.人权视野中的弱者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儿童福利制度 篇2

摘 要：2013 年 6 月，民政部选取五个城市为试点地区，拉开了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序幕。当前要加快建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将服务对象从孤残儿童扩展到困境儿童，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基本福利。“十三五”时期，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设计应针对不同家庭分别采用替代性、补充性和支持性福利，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儿童福利法规体系，成立综合性儿童福利行政机构，推动儿童福利制度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关键词：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困境突破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8）04B-0127-02

“普惠”一词是与“补缺”相对的，即全面地无差别地实行福利政策。“适度”是指我国社会福利的建设具有阶段性。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是指从步入小康社会到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阶段所要实现的一种福利化进程。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和总量变动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水平，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将建设成为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观念、社会民主、物质技术条件相一致的社会福利制度。

一、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实践中的建设措施与困境

（一）微观层面

1.孤儿。

孤儿是最典型的儿童福利制度保障对象，养育责任通常通过福利机构、家庭寄养、收养服务实现。从 1999 年到 2012 年，儿童福利院从 110 个增长到 468 个，增长率为 325%，床位数增长率为 233%，可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发展很快，但是每年年末统计收养人数增长了 114%，工作人员却只增长了 75%。这不但表明中国的孤残弃婴问题不断恶化，而且表明当前的人力、物力投入无法实现适度普惠型目标。再加上大多数家庭难以接受孤儿作为家庭成员，收养寄养服务举步维艰。儿童福利机构只能满足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至于教育甚至治疗则无法承担。蓝天计划的实施，基本上解决了困扰儿童福利机构多年的基础设施问题。但是目前专业型人才仍旧非常匮乏，难以满足更高水平的儿童养护需求。

2.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分为重病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三类。2007 年，民政部?c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了《“十一五”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和《关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对我国未来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提出了总体性的规划。除了流浪儿童的政府机构救助以外，在郑州、云南等地，还采用“类家庭”的方式救助流浪儿童。此外，一些地方还建立了“全天候街头救助点”，为流浪儿童提供饮食、休息、洗澡、医疗、咨询等服务，还配有电视、电脑、儿童读物等。

“明天计划”是指“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为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 0～18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的计划。这一计划解决了许多身患残疾、重病又家庭困难儿童的治疗问题。但由于是省部级共同出资，在治疗后续中出现了许多无人接手，费用无人负责的情况。

3.困境家庭儿童。

目前，城乡贫困儿童的生活救助主要是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临时救济来实现的。根据 2005 年《我国孤儿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全国 18 周岁以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共计 57.3 万人，其中接近总数的1/3 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占总数绝大多数农村困境儿童（49.5 万人，占总数的 86.2%）得到的救助比城市要少得多。由此得出，一方面得到补助的困境儿童比例低，情况界定和人数统计都是难题，另一方面补助标准远远低于生存所需，难以起到保障效果。以及提到的营养餐项目，出现采购价格、数量不透明等问题，落后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依然无法得到保障。

4.普通儿童。

普通儿童这里将其定义为身体健康家庭完整的儿童群体，是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实现的广义范围。他们不需要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也不是无人照管，而是对福利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保障范围也因此扩大，需要更好的医疗、教育、营养搭配，以及心理健康辅导。这也对儿童福利在覆盖范围、实现水平、财政支出、社会认知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限于我国现阶段儿童福利制度发展水平，暂时无法惠及这一部分儿童，这也使得实现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更加长路漫漫。

（二）宏观层面

1.行政资金层面。

首先，目前我国的行政体系内没有专门管理儿童福利的机构，大多数职责由民政系统完成，少部分由社会公益机构完成，各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清，互相推诿，由此而来，资金问题也是难以系统化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和统筹管理。整体上，儿童福利机构和相关部门的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漏洞，导致资金运用不合理，管理不完善等弊端。

2.心理观念层面。

社会大众对于适度普惠儿童福利的认知比较淡薄，对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大众通常将需要儿童福利的人群定位为孤残儿童，对于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覆盖范围理解浅薄，更不能接受将健全儿童划入福利范围。对于收养寄养形式在传统观念中也无法形成共识。因此传统观念与社会心理层面的障碍也使得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遭遇困境。由此可见，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的建构和探索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个长期摸索与实践的过程。

二、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困境的突破

（一）宏观层面

对于已经无法回到原生家庭的儿童只能选择替代性儿童福利，即机构供养、寄养或收养。对于生活在“问题家庭”中的儿童，可以探索实施监护权的转移，由儿童福利机构行使监护权，对其进行养治教康全面结合的科学保障。对于机构供养的儿童要尽力采取“类似家庭”的养育方式，以减少这些福利机构的儿童心理问题，保证他们的社会化顺利进行。

对于生活在困境家庭中的儿童，应当通过补充性儿童福利来补足其家庭功能，尽可能地满足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的儿童的基本需求，为这些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减轻困境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于残疾儿童和重病儿童，还要发放医疗康复补贴，在食品、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帮助，提供福利服务支持、现金补助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公益计划，如“明天计划”与“蓝天计划”，为残病儿童治愈疾病，实现其更长远的发展。

对于生活在正常家庭中的儿童，应通过支持性儿童福利来改善其家庭功能。例如，提供儿童免疫和医疗保险等，以帮助改善儿童的医疗卫生状况。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以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给儿童提供幼托服务以减轻家庭负担，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的水平，改善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教育状况。从政府对家庭功能的替代强弱来看，儿童福利从高到低可以分为替代性儿童福利、补充性福利和支持性福利三个层次，这种思想恰好能够反映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并最终发展成为普惠型的过程。

（二）微观层面

1.推?印抖?童福利法》已成当务之急，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儿童福利资金来源和职能划分问题。在立足于儿童福利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基础上，借鉴和参考儿童福利法相对成熟的国家的经验，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儿童福利法规体系。

2.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尚没有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建立专职负责规划和指导儿童工作的传统儿童福利阶段（1949-1990）儿童福利发展阶段（1990 年至今）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完善阶段（当前）、失去家庭保护的儿童（失去家庭保护的儿童）、替代性儿童福利（替代性儿童福利残补型儿童福利）、特殊儿童福利（孤残儿童）的职能部门。尽管目前国务院有一定的儿童工作行政权力和人力资源配置，但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社会发展迅速，儿童问题也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需要综合性的儿童工作部门进行协调和处理。因此，有必要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推动成立综合性儿童福利行政机构，以更好地协调关系、整合资源，推动儿童福利工作的发展。

3.加强社会认知，增强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意识。应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团体和个人为辅助的儿童福利体系，政府直接提供或购买服务，如社会福利院等，慈善组织组织捐助善款财物支撑公益性福利机构运行，组织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在社会观念方面，逐步改变大众以儿童为私有财产的观念，不以传宗接代为养育目的，形成以全社会共同保护养育儿童为责任的观念。

三、结束语

广义社会福利是指政府和社会团体为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儿童福利不但要改变他们的生存困境，更要为他们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努力使他们享受与正常儿童同样的生命。

2017年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奖项“内蒙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获得“挑战杯”校级二等奖。

参考文献：

儿童福利制度 篇3

西方国家针对社会制度的某一项政策性改革,多少会引起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或反弹,但通常不至于引发社会的动荡。前不久,法国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不但饱受指责,而且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政府遭遇到最大的政治危机。此项改革为何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呢?在改革和抗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博弈?

背水一哉

萨科齐硬捅“马蜂窝”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公众面前一向扮演“硬派”角色,他以“直言敢干”的强势政治作风著称。在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曾平息过非法移民引发的社会动乱。他在竞选总统时声称“希望使法国社会重现活力”和“希望求变”,这其中就包括了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减少非法移民数量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承诺。萨科齐以“变革的”的形象入主爱丽舍宫,自然要寻机兑现自己当初的竞选承诺。于是,我们看到了2010年法国政府对罗姆人(吉普赛人)的驱逐事件,也看到了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社会动乱。

在法国,退休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基石,是法国民众引以为荣、安身立命之本,这项制度充分体现出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所包含的社会公平公正的理念。法国的退休制度法案规定,法国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届时,退休者可以安享令人称羡的高额养老金,大部分人每月可领取1400～1600欧元,而年逾65岁者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长期以来,这种“豪华养老”的福利制度一直是欧洲人的骄傲,也是欧洲社会和谐的基础。然而,当今的欧洲国家正深受金融危机之害,不少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政府债台高筑,法国也不例外。萨科齐政府明白:如不对现有的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将会使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将会拖累经济的复苏,因此,必须拿出改革闯关的勇气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历届政府都想改革退休制度,但大都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牵涉到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改革始终无法深入。萨科齐上台后,之所以在2010年祭起改革退休制度的大旗,主要是出于这样几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一是法国政府财政赤字加大,而同时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等各项福利开支增大,再不拿退休制度“开刀”,政府财力将不堪重负。二是法国已进入人口老年化社会,一方面缺乏后备劳动力,另一方面庞大的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巨额的财政负担,一个老年人平均需要两个劳动力来“抚养”,这样的状况令人堪忧。三是削减开支不但有助于“减赤”,而且有助于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法国的产品竞争力,为经济复苏创造必要的条件。四是萨科齐本人还想连任总统,在这个时候对退休制度改革动真刀,只要闯关成功,那接下来的其它各项改革就容易得多,可为其竞选连任加分。

基于上述考虑,萨科齐终于在2010年夏季亮出改革退休制度之剑。法国政府于7月13日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主要有两项核心改革:拟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延长到62岁,将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同时将交纳退休金的年龄提高到41年。此举看似退休只延长了两年,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也只后延了两年,应该不至于引起法国社会的大“震动”。如果这个法案放在我们中国,可能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部分年届退休者可能还很拥护,谁不想多干几年多挣点钱呢!然而,该法案草案一经公布却出人意料,整个法国社会都动荡起来,抗议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萨科齐仿佛是捅了“马蜂窝”。

阳力重重

民众不满退休制度改革

法国退休法案草案在提交参议院审核时就出现激烈辩论,遭到社会党等在野党团及法国工会团体的强烈反对,法国民众更是不满,他们在工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抗议和罢工浪潮。仅9月以来,劳工民主联合会等组织了数次全法大罢工:9月8日110万私营、公共服务业工人罢工;23日290万人大罢工;10月12日350万人大罢工。罢工者反对新的退休法案,认为它加剧了不平等,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令法国政府头痛的是,许多青年学生也加入到反对改革的社会-大合唱中来,他们的过激行为导致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升级。一些青年抗议者声称,年轻人的失业率本来就高,政府强制让本已该退休养老的人再工作两年,等于剥夺了年轻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大范围的罢工和暴力抗议,使法国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损失惨重。

萨科齐政府终究还是顶住了来自法国社会各方面的高压,坚定不移地推行退休制度改革,退休法案草案也先后于10月下旬在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最终获得通过,并于11月中旬由萨科齐总统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颁布实施。在这场全国利益大博弈中,萨科齐政府笑到了最后,可谓闯关成功,为今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奠定了一个基础。不过,改革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萨科齐本人的民调下降到仅三成人支持;国家经济在大罢工中损失惨重;社会各阶层反对改革的阻力增大,法国政坛上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领导人声称,一旦2012年该党在大选中获胜,有可能将该退休新法案否决,恢复过去的60岁退休制。

法国政府与民众围绕退休制度改革的这场较量暂告一段落,它向我们透露出怎样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信息呢?其一,改革有风险、闯关更加难。法国退休制度以往的光环已褪色,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长期以来,西欧发达国家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制度,使欧洲社会和谐稳定,人们充分享受福利制度带来的实惠。然而,这种福利制度长久下来不但培养了一批“懒人”、“闲人”和“不思进取者”,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更为可怕的是政府背上了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企业也无力对研发投入更多的资金,导致国家的竞争力下降,财政赤字加剧。法国养老金支出目前已占国家公共开支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2009年法国财政赤字额达1448亿欧元,占GDP的7,5%,公工债务达1,4890刀亿欧元,占GDP的77,6%,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法国政府面临的压力只会加大,萨科齐敢于单骑闯关、硬捅“马蜂窝”的改革精神的确可嘉。其二,法国工会堪称全世界号召力最强的工会,它振臂“一呼”就能产生“百应”的罢工效果。从这几次法国罢工浪潮来看,每次参与人数都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且工会组织的能力强,故罢工规模大,影响也大。另外,在有革命传统和罢工历史的法国,罢工也是法

国人参与“街头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热衷于参与,是因为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参与罢工者不但不受罚,且月底工资足额发放。他们奉行的罢工理念是结果不重要、参与最重要。更多的时候,法国民众具有矛盾的社会心态:他们既是罢工者,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满于法国经济疲软,希望社会变革,但同时又注重既得利益,不愿为改革付出代价。正是存在这样的双重个性,法国民众在政府改革进程中体现出来的阻力才如此之大,爱国主义精神似乎荡然无存。

不堪重负

欧洲福利制度深陷困劲

萨科齐政府改革退休制度引起法国社会强烈反弹只是冰山一角。无独有偶,2010年的欧洲社会,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欧盟主要国家都上演了一幕幕的罢工社会剧。德国:2月汉莎航空公司机师罢工,3200个航班停飞;英国:3月27万公务员罢工,9月伦敦地铁工人大罢工;意大利:3月百万工人大罢工。希腊:5月全国性大罢工。西班牙:9月1000万人总罢工。如此频繁和大规模的罢工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欧洲社会不和谐之音。那么,为什么2010年欧洲社会会出现大罢工浪潮,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和共同之处?是什么原因导致欧洲社会出现动荡呢?

从罢工的直接原因来看,主要是西欧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遭至社会各界的反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引发了“蝴蝶效应”,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以及意大利等国政府,纷纷宣布要通过财政紧缩来减少财政赤字,为此出台类似法国养老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法案,采取对公务员减薪、裁员,削减公共开支,养老金冻结,退休年龄延长等手段。这些改革措施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减赤”,其结果都遭到各国民众的反对或抗议。实际上,在欧洲社会罢工浪潮的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深陷困境,各国政府财力不堪重负,不深度改革这种福利制度,“减赤”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缺乏活力,难以复苏,其全球竞争力从此将日渐衰落。

进入人口老年化社会的法国,60岁退休者人数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8%,超过1500万,未来还将有250万人退休。萨科齐政府如不改革退休制度,2010年法国退休金赤字预计将达323亿欧元。反之,这次改革退休制度闯关成功,既可以法国政府松了一大口气,更有利的是退休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对欧洲其他国家还具有标杆作用,有助于在全欧范围推进福利制度改革。当今欧洲的福利制度积重难返,弊端凸显,已成为欧洲经济快速增长的桎梏,欧洲各国领导人都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都面对强大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改革的道路漫长,改革倍受争议在所难免,因为欧洲高福利天堂即将崩溃,欧洲“均富社会和避免冲突的理想模式”开始在全世界黯然失色,一旦福利制度的根基不稳了,不知欧洲人还剩下多少值得向全世界称道的“法宝”。

有人或许会问: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否基本相同?欧洲福利制度渐入死胡同,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否也亟须改革?其实,欧美福利制度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福利制度源于欧洲,带有“欧洲特性”,欧洲国家大多属于“福利国家”,几乎所有的福利项目都由国家提供,高税收是欧洲国家惯用的手段,高福利是欧洲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相比之下,美国还称不上高福利国家,最多称之为“福利社会”,美国政府奉行福利保障多元化政策,税收远没有欧洲高,国家和市场共同构筑一个混合型福利供给制度,即便奥巴马政府建立了全民医保制度,美国也还是一个福利社会。正因有如此差异,欧洲福利制度的改革才会步履维艰、阻力重重。相反,市场机制主导下的美国福利社会并不存在太大的危机,美国政府也没有改革福利制度的动力。欧美在福利制度上的差异表明,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深受打击,政府财力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问题凸显;美国虽也受危机影响,但政府压力远没有欧洲国家这么大,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滞,美国民众的日子还过得去。

儿童福利制度 篇4

亚当斯密等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 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 社会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没有救助的责任, 穷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个人必须提高劳动意愿, 才能追求到财富和福利。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福利观。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要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就要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调整, 要采取诸多措施扩大社会福利。这时政府干预开始成为各国执行福利政策的主要理念。二战后,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 英国首先建立了福利国家, 之后, 欧洲各国纷纷“左转”。福利国家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产物, 也成了随后的时代里主要受抨击的对象。

所谓社会民主主义, 就是通过议会式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其基本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和团结。在对待福利国家方面,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改良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福利制度来实现, 不一定要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更替来实现。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有六项功能:消除社会问题及改善受苦群众的困境;通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全民都可以享受同等的福利, 建立更平均的社会;提倡利他主义和社会整合;补偿弱势群体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减少横向和纵向等的不平等。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建立无所不包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享受的福利国家, 为公民搭建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

二、新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 它的弊端逐渐暴露,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使得“高增长、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在这个背景下, 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 提出一系列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主张。新自由主义提出福利个人化, 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反对福利国家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平等, 反对国家干预, 反对集体主义, 提倡竞争。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 对福利国家也是全盘否定的。一方面, 福利国家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只要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 一定有更好的更合理的福利制度产生。福利国家的制度与计划只能是对社会内既有秩序和当前行之有效的系统的破坏, 而且还会导致效率低下, 滋生懒惰与腐败。另一方面, 福利国家的全面的保障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 而只有提供社会安全网式的保障才是公平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新自由主义虽然反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及提供福利的模式, 但是并非主张国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国家应该做的是去创造法律构架, 使自由市场系统能够有效运作, 政府部门应与其他福利服务提供者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竞争, 从而提升国家内部的效率。

三、第三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到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富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停滞, 经济危机频发, 社会秩序混乱, 新自由主义被证明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丹妙药, 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

20世纪90年代,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调和后稍“偏左”的中间理论, 核心价值观包括平等、保护弱势群体、自主性的自由、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威、世界多元化以及哲学保守主义。他认为在当前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出现了“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使一国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剧烈变化;个人主义影响加强;全球化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 目前已不存在很明确的左和右的问题;全球化影响了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 各类NGO组织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行动的主体;生态危机带来的威胁也必须纳入政治的考虑范围。正是这些困境, 以前的理论观点都不适应新的形势, 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 不平等理解为“排斥性”。他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批评, 但是不同于右派想要剔除福利国家的思路, 认为应该重构福利国家, 主张采取能动性的政治方案和积极性福利改革。改革后的福利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投资国家, 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改革的主要行动便是人力资本投资和以就业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

简言之, 第三条道路福利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首先, 构建积极性福利,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发展社会福利, 让NGO、慈善团体等第三类团体更多地参与福利提供。其次, 建设社会投资性国家。第三, 发展混合型经济。第四, 包容性平等。

四、福利多元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福利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在其后, 出现了福利多元主义, 主张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 共同完成, 政府部门通过福利开支缩减的手段来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 将福利责任下放到地方或其他部门, 从国家保障的单一主体发展成多元责任主体。但福利多元主义也有着诸多矛盾之处, 被批评为具有潜在的危险。

五、小结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说明:

第一, 各种福利理论的兴衰更替说明, 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 自然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和理论要发生变化。

第二, 一定的福利制度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制度, 不同福利理论指导下的福利政策都是为它的政权服务的。不同国家采取的福利制度, 主要依据自己的国情来定, 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 能够为自己政权服务的福利制度, 并且福利制度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及时做出改变。

六、对中国福利制度的一点思考

关于我国的福利制度, 个人比较赞同第三条道路,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 毕竟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与我们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 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为辅, 我们能够做的是坚持社会保险的主导地位, 其他方面吸取第三条道路理论之精华,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革。首先, 在当前的形势下, 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剧烈挑战,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受经济危机等困境,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对政治生活乃至人们日常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 我们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要发展, 经济一定不能停下来, 而恰当的福利制度会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保障, 相反福利制度不恰当也一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三,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的重要时期, 当前贫富差距较大, 社会分层比较明显, 社会阶层流动不那么畅通, 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都较为普遍, 而恰当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

我国可以做的有:第一, 促进就业以增加福利, 如,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帮其就业用主动的方式防止贫困, 而不是被动地对贫困进行救济;第二,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改善福利状况。第三, 当前由政府主导发展社会福利, 应当结合国情适度并逐步放开, 允许更多的第三类机构加入福利事业, 只要形式合理不危害社会不伤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并且组织形式成熟就应该加以欢迎, 同时也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鼓励NGO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商务印书馆, 2010.

[2]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留守儿童帮扶制度 篇5

为发挥教职工的模范作用，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更上新的台阶，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根据我校实际情况拟定以下制度：

一、指导思想：

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八大”会议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营造全体教职工关爱留守学生的良好氛围，解除外出务工家长后顾之忧，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营造和谐温馨的校园关爱氛围。

二、工作目标：

通过对全校留守学生的调查，统计出需要帮扶的留守学生：贫困留守学生、心理问题留守学生、学习困难留守学生。组织全体教职工认领受助学生，分析研究，找到影响这些学生健康成长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为受助留守学生营造健康、快乐、平等、和谐的成长环境。同时，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大力宣传，建立目标责任制和完善工作考评制度。

三、主要措施

1.建立留守儿童跟踪管理档案。学校对留守儿童登记备案，分类区别对待，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各班主任教师及随时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状况、思想动态等，有针对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引导。

2.学校要充分利用假期、或春节家长回家的时机，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与家长交流，使学校内外对儿童的影响产生合力效应。重视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开通家长（监护人）热线，学校老师要经常与家长（监护人）联系，了解孩子在家的情况，以便及时帮助留守学生；经常组织留守儿童参与文体娱乐活动，充实业余生活，多与他们沟通交流，慰藉他们残缺的感情。课程教学中加强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强化留守儿童自尊、自立，帮助他们了解知法、守法的知识技能；

3.办好家长学校，对家长开展家庭教育培训，教给他们正确的教育儿童的方法，不要溺爱孩子，当孩子做错了事要及时管教，一般情况下，不要满足孩子正常需要之外的要求，以养成孩子自我克制的习惯。注意与学校和老师保持经常性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发展状况。使留守儿童受到更多的监督、照顾与关爱，减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断层与真空。

4.每位帮扶教师要切实负起责任，从学习、生活、情感上帮扶，确保自己所帮扶的留守学生生活上有人照料、行为上有人管教、学习上有人辅导、心灵上有人抚慰，学习安心，生活舒心，情感温馨。每位帮扶教师要详细了解帮扶儿童的家庭、学习、生活情况，深入家庭了解家庭经济、人口、留守儿童父母和第二监护人的详细资料。每位帮扶教师要熟记自己帮扶的留守儿童家长、现监护人的联系电话，保证随时能联系帮扶儿童的家人，每周要为留守儿童提供条件，和其父母通话一次。每月帮扶人员至少要和帮扶儿童的父母通话一次，向其通报其子女在校学习、生活情况。

5.帮扶教师要经常找帮扶儿童谈心交心，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上是否有困难，及时把握帮扶儿童的思想动态，积极为他们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给予关爱，并做好谈心记录。同时要做到定期家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有活动，引导他们健康成长。提倡建立帮扶教师关爱留守儿童的成长日记，让留守儿童在教师、同学的集体中成长，以对他们缺乏家庭教育进行补偿，使他们走出孤独和忧郁。

6.帮扶教师在日常活动中要优先照顾帮扶儿童：班队会上要给留守儿童更多倾诉的机会，课外辅导时要让留守儿童位于最前面，组织各类活动也要让留守儿童有更多的参与面，在实践活动中细致地教他们自主生活、自护自救的知识，让留守儿童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7.帮扶教师对学习成绩欠佳的留守儿童，应在班上组织开展“一帮一”活动，让成绩好的同学帮扶他们搞好学习成绩，并在课余时间利用一定的时间为这部分留守儿童“开小灶”，使他们的学习成绩逐步提高。

福利制度的“围城效应” 篇6

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情结”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论西欧、北欧还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趋势都十分明显，且看上去不可阻遏。

福利制度的两大支柱，一是医保，二是退休福利，这两方面福利国家金融危机前都在千方百计削减。

退休福利的削减，主要体现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原本分别为65和60岁，2007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男女同龄退休，2024年提高至66岁，2044年至68岁。而加拿大则干脆在2008年取消原定的65岁强制退休规定。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在纷纷上调退休年龄上限，原来不到60岁的（如意大利）向60岁看齐，原在60岁左右的（如奥地利）则上浮到65岁，原本就在65岁的（如德国和北欧国家）则进一步向67岁靠拢。说到底，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就意味着让国民多创造几年利税，少领几年退休福利。

医保方面，则各有高招。英国自1991年起，对实施了4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原则，导入模拟市场机制，简化机构和管理；法国自2005年起进行医保改革，变原先的全免费为部分收费（挂号费每次1欧元，手术费每次18欧元）；澳大利亚的医改方案，则是将私人医疗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到公办医保之中，采用“免费官方医疗+优质商业医疗”体制；荷兰则是引入商业资本和操作方法；而号称“福利医疗制度发源地”的加拿大，医保改革的方案在2008年以前屡屡被提出讨论，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改变全国营医疗体系，允许高价私立医院开业；改变全免费医疗制度，允许家庭医生、专科医生门诊适当收费……不难看出，这些福利国家的医保改革，在金融危机前的方向殊途同归——少花钱，多办事，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化因素。

这种“非福利化情结”是否得到社会认同？

在选举制度兴盛的国家，改革是否受欢迎，是否有群众基础，看看谁是执政党即可。在欧美福利国家，自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恰是主张福利社会体制的左翼政党全线退潮的时期。

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甚至连对福利制度最执着、左翼政党把持政坛几十年不变的北欧国家，铁板一块的局面也被打破：2001年，丹麦自由党上台执政，左翼社民党保持77年之久的国会第一大党称号易手；2006年，瑞典中右联盟上台。这两家右翼执政党赖以成功的竞选口号，都是“医改”和“减税”，而高福利高税收，曾是北欧的自豪。

美国：正好倒个个儿

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美国，却正好倒个个儿。

1973年，美国社会就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许多社会团体呼吁建立类似西欧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制度；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核心方向正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在美国一些地方，如加州旧金山郡，已实行了地区性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被称为“旧金山模式”。

2008年，主张全民医保、打着“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旗号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开始了在国会强推“医改”的长征，而这个强推的方向，与其他福利国家正好相反。尽管这一方案由于国会扯皮，拖了近两年才闯过国会关，又因随后的府院预算案扯皮而进度拖沓，但对美国这个长期忽视甚至蔑视全民福利体制，主张“低税低福利”、“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而言，已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

2011年9月17日，一群民间人士在华尔街发起“愤怒日”示威，并在7天后再次复制，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奥巴马加速推进福利体制建设。这在美国这个传统非福利国家里，同样是件新鲜事。

迄今为止，尽管遭遇国会、商界、“茶党”和共和党的重重阻力，但焦头烂额、支持率低迷的奥巴马仍死守“全民医保”底线。正如一些评论者所尖锐指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谙熟“草根竞选方略”的奥巴马知道，在美国支持福利医改方向的，其实是选民中的多数，之所以声音显得小一些，是因为不喜欢全民医保的富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罢了——增加福利开支意味着加税，加税意味着富人付出比穷人更多的代价。

“围城”背后的奥妙

为什么出现“围城效应”？

在福利国家，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

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将上升50%；希腊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

医疗方面问题更突出。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带来的前述弊端人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而在美国则正好相反。

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唯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但当前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然而“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福利国家的“去福利化”趋势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反对削减医疗教育开支而走上街头，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法国，曾把打着退休金体制改革旗号的萨科奇选进总统府的选民，却在2010年发动反退休金改革大示威，民调显示，示威支持率高达67%，支持改革的则只有32%；在北欧，主张加税保福利的丹麦社民党重夺执政权；在德国，默克尔的右翼联盟选情告急，能否在新选举中保住执政党地位殊难预料；在英国，曾被认为已是左右翼政党共识的“去福利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随着“托特纳姆事件”的爆发，如今也再度变成争议性话题。

而在美国则相反。随着医保法案的反复扯皮，人们似乎失去了耐心，“给富人加税”的呼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美国本土反弹强烈，许多人重拾美国“抗税天然合理”的老传统，反对一切加税方案。

道理是明摆着的——

在福利国家，当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是社会竞争力下降，对自己的饭碗、前途和收入充满信心，对改革福利体系、增加经济活力自然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机会增加、付出减少；而如今全球经济形势欠佳，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唯恐既丢饭碗，又没福利，自然会对激进的“去福利化”改革感到不满。

而在美国，对“福利化”的反弹，则源于对政府的失望。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拿出大笔税款刺激经济，结果却是如今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而政府则拿不出新的灵丹妙药。既然政府“不知道怎么花钱”，那还不如保持“低税低福利”的传统，把钱留在大家荷包里自己说了算。

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对不可兼顾的矛盾，工业化国家中的“福利派”与“非福利派”间微妙的“围城效应”，说到底是这对矛盾的体现。不论任何国家、社会，在取舍这对矛盾时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偏废于一端，更不能既不讲公平，又不给效率，炮制出一个非驴非马的畸形儿。

（作者系旅加学者）

公务员福利制度研究综述 篇7

1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1.1 关于福利内涵的研究

“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福利的含义较为广泛,对此他提出2个命题;首先,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福利的基本要素,福利本质上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和个人体验,这种体验包括满足感与不满足感;其次,福利有广义和狭义2层内涵,广义的福利指的是社会福利,狭义上的福利指的是经济福利。Beam认为福利是员工在组织中因担任一定的职位而获得的报酬,区别于工资、薪酬和奖金,通常与员工绩效无关,并提出弹性福利这一概念,认为弹性福利是“弹性薪酬计划”,员工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自身的福利项目,如医疗保险、失业补助等福利项目,是一种自主的福利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在于充分保障员工对福利选择的自主权,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1]。因福利的涵义较为宽泛,故庇古把研究重点主要放在经济福利上,以“经济人”假设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但仅侧重于经济福利上的研究所得出的福利概念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不具备代表性,有失偏颇。另外一位学者从管理学领域指出福利是报酬的一部分,并提出弹性福利这一概念,角度较为新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福利的研究内容,但在关于福利的定义上,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且在福利与薪酬这2个概念上,学者们没有做出具体的对比区分和揭示其本质区别,而是将福利与薪酬混为一谈,导致概念模糊,不易界定。

1.2 关于福利的特点及分类研究

米尔科维奇(2002)提出福利的2个主要特点分别在于:第一,福利是薪资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其他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员工的总薪酬。第二,福利不是按照时间来计算的薪酬。历史和国情的差异导致各国之间的公务员福利制度有所区别,但又存在共通之处。一是福利条目较为具体丰富,且更富人性化,如带薪休假、医疗保险等;二是制度日趋标准化与法治化,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有效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三是市场和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务员福利制度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和社会化,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约瑟夫·马尔托奇奥(2002)认为福利是一种边缘薪酬,属于非货币性质的奖励,并对福利进行以下分类。第一类是诸如员工的假期等,是一种工作时间外所获得的酬劳;第二类是日托补助,是雇主为雇员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服务;第三类是如医疗保险等各种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保障计划。以上对福利特点的概括及分类较为具体,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福利的具体内容,如医疗保险、带薪休假等,同时也揭示了福利的内容及其本质。

2 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2.1 关于福利内涵的研究

国内学者也尝试从弹性福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福利制度,与国外的弹性福利研究相比,两者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也有所区别。国内关于弹性福利制度的研究大部分是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从公共部门的角度进行的实际研究较少,而国外的研究较为具体和全面,涵盖了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福利研究。此外,国内在关于福利制度的含义研究上,以学者李珊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她(2012)[2]对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对公务员福利制度内涵的研究主要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及2个不同的角度。其中,3种观点首先为定义法[3],认为公务员福利是国家按照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以集体福利设施、服务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员工提供的各种报酬的总称(苏海南、杨燕绥教授,2008);其次为对公务员福利制度主要内容的回答,公务福利是国家为公务员提供的各方面的补贴,其中包括福利补贴制度、探亲休假制度、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文化娱乐设施;最后是把行政组织机构的一部分消耗性开支归为消耗性福利,将其纳入公务员福利的组成部分。2种不同的角度主要是规制视角和激励视角。规制视角是通过法律、规章、政策、制度对福利制度进行控制和约束。3种观点主要是从规制视角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激励视角则是从激励的角度来研究公务员福利的激励机制及其作用。以上2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学者们研究的方向及侧重点。可见,学者们对福利制度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尝试通过定义法的形式确定福利的内涵及其具体内容,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有所相同。学者们还提出了消耗性福利这一概念,但其所提出的概念相对宽泛,缺乏代表性。此外,没有将福利与薪酬进行深入对比区分,导致概念混淆,这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所具有的共同局限。

2.2 关于公务员福利制度困境及改革方向的研究

本文通过阅读研究相关文献,梳理所获知识,归纳出国内学者们对当前公务员福利制度面临的困境及改革路径研究主要经历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10年,学者们积极探索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路径,并提出3条主要的路径:首先将公务员的福利进行货币化,将公务员的福利待遇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其次将公务员福利社会化。这是指将原属于政府等各行政机构的福利内容转交给社会,从而提高公务员福利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最后改革消耗性福利。行政机关消耗性福利开支的范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交通消费、招待消费、通信消费等方面,并分为货币、服务、劳务等多种形式。改革消耗性福利固然可以改善福利制度不完善的现状,规范管理体制,但当前对我国公务员消耗性福利开支缺乏较为统一的界定,容易出现许多打擦边球的现象,导致改革措施难以真正实行。第二阶段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近几年来学者们结合当前实际,从根源上提出了一些更加注重于法制制度等建设的改革思路,如杨倩茹、邓亚楠(2012)[4]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提出当前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面临的困境:首先在宏观环境上,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导致经验不足,缺少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撑及强有力的行政执行力度及监督机制;其次从微观的角度而言,公务员福利制度市场化及社会化程度较低,导致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行业、地区、部门之间分布不均,落差较大,福利占公务员劳动报酬较大的比重。对此,两位学者提出其今后的改革方向主要是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首先要做好相关制度建设,将公务员福利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次是加快与市场、社会的接轨,将公务员福利制度与市场、社会有效结合;最后要充分调动第三部门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其对公务员福利制度建设的参与及监督力度,确保透明公开化。当前,国内学界从关注实施公务员福利的货币化、社会化,以及改革消耗性福利再到追本溯源,逐步推进改革方式的演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就,为我国公务员福利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没有系统完整地提出较为全面的改革体制,有些学者提出的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建议尽管宏观架构较为清晰具体,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消耗性福利等,但对于消耗性福利等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界限,故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与可行性。

3 结语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研究为今后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改革和探索提供了借鉴,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十分有必要。学者们在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对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现有的理论研究框架,而是应该发挥创新性,结合当前时代的发展潮流,与时俱进,从多角度全面研究公务员福利制度,可以尝试从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构成内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福利与薪酬的区别等方面进行探索,丰富公务员福利制度的研究内容,多角度拓展研究新方向,从而建立较为全面、完善的研究体系。其次,研究方法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定性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可尝试根据具体需要运用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用数据和事实说话,不断提高研究的信度,增强说服力。最后,通过研究非公共部门,如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制度的相关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公共部门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出更为全面、合理的公务员福利制度。

参考文献

[1]约瑟夫·J.马尔托奇奥.战略薪酬[M].周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李珊.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研究综述[J].学习与思考,2012.4(1).

[3]苏海南,杨燕绥.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儿童福利制度 篇8

一、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原因

“留守儿童”,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 留守儿童就产生了。但作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则是在2002年特别是进入2004年以后。

儿童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生活, 这种共同生活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育提供比较理想的环境。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至少一方恰恰不能与这些儿童共同生活, 传统的双亲教养模式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家庭教养结构:家庭结构不完整、隔代教养、寄养。子女与父母聚少离多, 亲子互动减少, 由此亲子关系也会不同程度地疏远。这种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家庭教养结构使留守儿童的亲子教育严重缺失, 并给留守儿童的安全、心理、学习、生活、行为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它使得留守儿童权利的实现状况令人堪忧, 并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留守儿童由于得不到父母的监护, 极易受到他人的人身侵害, 如留守儿童易成为被拐卖的目标、留守女童遭受性侵犯或面临性交易的危险增大;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 成长中缺少父母感情上的关注和呵护, 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 个性、心理发展中的扭曲和变形, 久而久之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社会化过程;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一般都不容乐观, 他们中的成绩优秀者很少, 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成绩都处于中等偏下;此外, 因监护权的缺失和不到位, 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大的层面上说, 经济、户籍与教育体制的不合理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贫困是造成留守儿童最重要的原因。由贫困而产生留守儿童监护权的缺失或不到位, 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我国义务教育实行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原则, 适龄儿童少年只有在其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教育。目前还有多数城市规定, 外出务工者如果带孩子进城就读, 要缴纳一定的借读费和学杂费, 许多无力负担的农民工只好把孩子送回农村。尽管许多城市建了不少民工子弟学校, 专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就读问题, 但相比大量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村孩子而言, 民工子弟学校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远不能满足民工子女教育的需求。

教育的省际不衔接, 也导致许多孩子不得不当“留守儿童”。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弟最多在打工城市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到老家。这是因为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之后, 各省教材和高考命题不再统一, 因此, 孩子就读地与户籍所在地使用的教材和高考题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了孩子未来能顺利地在户籍地考上大学, 许多家长不得不忍痛把孩子送回户籍所在地使其成为留守儿童。

二、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和制度建议

我国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儿童权利公约》, 1991年12月29日获批准加入, 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符合宪法第二十五条关于计划生育规定的前提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履行公约第六条所规定的义务。公约于1992年4月2日对我国生效。该公约的要旨是:儿童应成为其权利的主体, 儿童和成年人具有同等的价值, 儿童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应以通常尊重人权的方式尊重儿童的权利, 并赋予儿童以任何人都可以要求享有的人权, 承认儿童的人权并将儿童的人权置于国际人权保护的核心。

儿童人权是普遍性人权的组成部分。儿童人权具有特殊性, 其特殊性表现在:权利的主体易受伤害;权利的享有需由成人加以保护;行使权利的能力受年龄的限制, 等等。儿童与成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是弱小的, 是需要成人社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充分帮助的, 尤其是在幼年时期, 儿童需要特殊的照顾才能完全享有自己的权利。

儿童权利大体包括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权利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相当生活水准权、安全生存环境权等;后者包括教育权、参与权以及基本自由权等。

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利益原则、平等 (无歧视) 原则、尊重儿童原则和多重保护原则。这几项原则共同构成《儿童权利公约》的价值基础。《儿童权利公约》为我们树立了国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高标准。

2001年5月, 我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2010年) 》, 从更广泛的领域及高度提出了中国儿童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中国2001—2010年儿童发展纲要的总目标是:坚持“儿童优先”原则, 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提高儿童整体素质,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儿童健康的主要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儿童教育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完善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保障儿童权益;优化儿童成长环境, 使困难儿童受到特殊保护。该纲要已于2003年5月22日正式实施。

目前, 针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为了保障儿童的权益, 应采取以下对策。

1.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这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根本所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是每一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和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由于现行体制的限制, 目前, 数以万计的年轻父母在外打工, 不得不做出与自己孩子相分离而将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和亲戚朋友照管的选择。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改革户籍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 而是要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从而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 建立有偿的“代管家长制”

学校可建立有偿的“代管家长制”, 即由有监护资格的父母负担抚养费用, 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 教师代行家长职责, 从学习到生活全程负责。这既是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帮扶、教育和管理, 也为外出务工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代管家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家长的角色, 使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多了一些温暖, 在学习上多了一些帮助辅导, 在感情上多了一些交流慰籍, 使监护权缺位的留守儿童有了较好的补偿, 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空间。

3. 在地方政府中设立实体性的儿童保护专门机构

父母监护的缺失是目前影响留守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建议在地方政府中设立实体性的儿童保护专门机构, 如儿童保护局, 对于监护人死亡或事实上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 由国家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4. 国家义务教育应体现福利性

2006年6月29日修订、同年9月1日施行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行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事业。实施义务教育, 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保障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国家非常有必要利用公共资源来维护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与福利性, 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教育条件, 加强师资力量, 提高管理和教育水平。惟有如此, 才能解除国民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后顾之忧, 并促使教育这一民生之基不断得到巩固。

5. 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的发展, 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的规范,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 (包括农民工及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 仍将是未来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只是这些问题的逐步缓解。因此, 我国在新世纪不仅需要慈善事业, 并且需要有发达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途径之一, 制定《慈善事业法》, 可以推进全社会的慈善意识, 加强慈善捐赠活动, 建立慈善事业的有效法律监督机制, 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义务教育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 鼓励按照国家有关基金会管理的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笔者认为, 制定《慈善事业法》可以为农村义务教育筹措资金, 一方面, 善款可用于农村寄宿学校建设, 建立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在城市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善款也可以用于城市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 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随务工的父母一起进城, 提供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条件。

6. 建立“教育助学凭证”制度

“教育助学凭证”制度, 即“教育券”制度, 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于1995年首先提出的。他主张将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以有价证券的方式经过折算后发给学生, 以此增加对学校的选择权和激发学校之间展开竞争,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建议教育部应当将“教育助学凭证”直接发到农村每一个学生手中;学生持“凭证”可在全国任何地方学校借读, 充抵学杂费;被借读的学校最后持“凭证”向国家兑换经费。这样一来, 国家、学校、学生“三赢”, 义务教育法可真正落到实处, 可实现义务教育经费的有效转移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7. 加强农村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

目前,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受侵害、农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据2004年公安部的调查显示, 有两个“大多数”, 即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 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滞后, 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编入规范教材, 配备专职教师, 将法制教育深入浅出地融入课堂教学中。从学校到家庭都要有意识地增强未成年人知法、守法的法律观念。

8. 开设未成年人维权求助热线与咨询热线

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研究 篇9

弹性福利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社会, 又称自助餐式福利, 是企业为员工提出的一种福利菜单, 在一定的成本限额下, 员工可以参照自己的需求或者偏好, 从中选择包括现金以及期权等在内的多种福利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成本和员工满意度的矛盾。

弹性福利制度是为满足员工个性化需求, 为员工专业定制的福利制度, 其为企业所应用, 地源于其强大的优势:

1. 提升员工忠诚度

弹性福利制度主要是契合员工的个性化需求度, 旨在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降低优秀员工流失的风险。变员工在企业中的关系为主动, 增强了员工的自主性。

2. 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弹性福利制度是要求员工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相对应的KPI, 员工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或者偏好进行自主选择, 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能动性, 提升创造力。

3. 节约企业运营成本

成熟的弹性福利制度能够长期适用于不同阶段的企业或者不同需求的员工, 长此以往, 可以减少福利规划或者管理人员的负担, 节约企业运营成本。

二、知识型员工的概念界定及需求分析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为具有较高知识技术水平和专业素养, 能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从事相关劳动并取得较高报酬, 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工作人员。目前我国知识型员工主要包含研究开发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财务或营销人员等这几类人员,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作的“白领”级别以上的工作者。

奥尔德弗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本主义需要理论, 从而得出知识型员工对生存的需求在不断减少, 对人际关系和成长发展的需求日益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知识型员工更加注重工作内容的挑战性和创造性, 不愿意机械化工作, 渴望在工作中得到不断的能力提升, 知识型员工拥有更加长远的眼光, 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2. 追求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

知识型员工的观念是在一个企业中, 每位员工的机会是均等的, 所以需要企业根据员工能力, 在薪酬福利、培训、晋升机会等提供公平的待遇。

3. 社交与尊重的需求

人是社会属性动物, 拥有交流合作的强烈诉求, 需要良好的工作氛围、融洽的工作关系。

因此, 知识型员工难以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内容, 渴望良好的工作、交际环境, 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工作能力的不断提升。针对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的制定需要考虑以上因素。

三、针对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

设计科学合理的弹性福利制度的目的是考虑到企业有限的资金和资源, 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个最佳福利套餐组合, 最终达到企业运用最低的运营成本保证最强的人才竞争能力。在选择针对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时, 主要影响因素有企业组织文化、企业性质、经营目标、员工队伍的平均素质水平以及管理人员的经营理念等,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 要定期将已有的弹性福利制度与工会组织或者其他行业竞争对手的福利政策进行对比, 通过不断调整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设置针对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时, 需要考虑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1. 不同薪酬等级、绩效水平、服务年限的员工对应不同额度的弹性福利包, 两者成正比关系。

员工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弹性福利菜单, 但所选项目的总额度不能超过本岗位本薪级的弹性福利包的额度。

2. 弹性福利菜单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 结合国内外优秀企业的经典案例, 制定出适合本企业的福利政策。

企业在员工福利成本确定时, 根据员工的职位安排、绩效考核和资历深浅来计算每个阶层员工的福利点数, 其福利点数的设置是按照员工标准薪酬的一定百分比, 该百分比主要考虑员工上年度的福利水平、公司上年度的经营业绩、员工上年度的绩效考核三者的乘积加上奖励所得的福利点数, 其公式为:

=标准薪酬

其中:R—标准福利占据基本薪酬的百分比

W—员工当年的福利点数

P—员工上年度绩效考核的浮动系数

L—员工当年的就职时限

K—当年企业经营业绩的浮动系数

I—员工当年获得的奖励点数

随着知识大爆炸时代的来临与深入, 针对知识型员工, 设置“以人为本”的弹性福利制度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 目前为止, 国内少数企业以及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办事处开始实施针对留住知识型员工的弹性福利制度, 普遍意义上说, 实施弹性福利政策的趋势是一种必然弹性福利制度显而易见为企业吸引优秀人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并且对在职员工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同时, 弹性福利制度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并且会随着经济的发展, 被愈来愈多的企业所接受, 能够不断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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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桃, 黄瑞琳.弹性福利计划实施的问题与对策[J].管理现代化, 2008, (1) :19-22.

儿童福利制度 篇10

谈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将“缺陷”概念明确定义为:“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在《规定》中, 则将“缺陷”进一步细化解释为:“是指因设计、生产、指示等方面的原因使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儿童玩具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儿童健康和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综上可见, 缺陷产品是指存在危及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 是应当重视加以预防和消除的。

“召回”的概念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由来已久, 它包含许多内容, 既有政策、法律层面的明确界定, 也有实施、操作方面的程序、步骤以及具体细则。在我国, “召回”的概念是于2004年3月12日由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联合颁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首次出现, 是对缺陷产品采取一系列纠正及补救措施的统称。在此之后, 我国逐渐建立了对可能存在危及、损害人体健康或安全的缺陷产品实施召回的制度。2007年8月27日颁布的《规定》就是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之后建立的又一项召回管理制度。在《规定》中, 将“召回”定义为: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 对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 由生产者或由其组织销售者通过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退货、换货、修理等方式, 有效预防和消除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的活动。

回顾《规定》实施两年来所走过的历程, 我们看到了旨在提高玩具制造商加强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 保护我国少年儿童健康和安全,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全社会关心、关注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儿童玩具召回制度, 逐渐显现出其重要作用, 《规定》实施两年来的实践表明了这项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本文将就我国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的必要性、国内外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的基本状况及对我国推进儿童玩具召回制度实施的思考进行简要阐述。

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的必要性

近年来, 儿童玩具的质量安全及潜在的安全危害问题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国外许多国家特别是较发达国家对儿童玩具质量安全状况的管理十分严格, 近于苛刻。我国是玩具生产和出口大国, 每年因儿童玩具不安全或使用不当造成的儿童伤害甚至死亡的事故高达数千起, 因此, 很有必要加强对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的监管,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而建立召回管理制度, 正是通过对后市场的监管与控制, 加强对可能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的管理, 预防和消除缺陷玩具带来的安全隐患。

1.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是加强对缺陷产品监督管理, 提高产品安全性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技术、新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同时,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为了争取市场、赢得消费者, 不断缩短产品生命周期, 加快产品更新换代速度, 因此, 产品出现因设计、制造等缺陷产生不安全质量问题的风险加大。面对大量的与缺陷产品有关的公共安全问题, 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 规范和监控有关生产企业建立更加完善的产品开发设计、质量控制、服务监督等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当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 督促或责令相关企业采取补救措施, 消除缺陷产品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与危害。这种由政府部门监控, 对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实施补救的方式, 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消除缺陷产品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与危害, 保护公众利益和安全。

2.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是加大对儿童合法权益及健康安全保护的需要

儿童玩具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少年儿童, 他们是一个靠监护人保护的特殊的弱势的消费群体, 他们对周围的事物以及产品安全的认知度有限, 且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因此, 受到伤害的几率较大。仅北京儿童医院一项统计表明, 该院近5年来接治了500余例因小部件进入食道的抢救,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玩具小部件。另据来自首都儿研所的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每年约有16万0岁～14岁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 大约有64万儿童因意外伤害而致残。根据调查, 意外伤害是造成我国0岁～14岁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其中, 儿童玩具及用品等导致儿童的意外伤害达5%左右。由此可见, 儿童玩具是典型的可能对消费者安全健康造成危害的产品。对于这种产品, 国家除了要制定强制性执行的国家标准外, 还应建立相应的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制度。

3.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是明确经营者预防和消除缺陷责任,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

实际生活中,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 企业投放到市场的产品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安全, 一些产品的安全隐患往往在使用中发现, 并通过消费者或有关渠道使产品的销售部门获取信息再反馈到企业。任何一个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产品都需要产品的设计、制造、流通、销售等环节。因此, 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规范, 明确预防和消除缺陷产品的主体及其义务, 细化从事产品生产、进口、销售等各个环节中经营者的不同责任与义务。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 既可以有效保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 又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选择。

4.建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 产品流通速度明显加快, 相互之间交换的产品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 形成了多国经济联合体的格局。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 我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儿童玩具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玩具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早已建立了对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的召回管理制度。近几年来, 我国屡屡遭遇来自美国、欧盟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制造”的玩具产品的召回, 与此同时, 在国外市场上被召回的来自其他国家生产的儿童玩具又难免进入我国市场。因此, 建立我国的儿童玩具召回制度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更是保护我国消费者、真正体现以国民为本的需要。它对于有效消除各类儿童玩具因缺陷所带来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 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国家民主法制进步, 提高社会的法律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制度的现状

国家质检总局颁布并实施《规定》两年来, 为推动《规定》的贯彻、实施, 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印发了有关文件, 布置并指导《规定》的具体操作和落实工作。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规定》要求, 认真落实和实践有关内容, 在学习和领会《规定》内容的同时, 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玩具召回的可取经验和方法, 在召回缺陷玩具、消除因玩具缺陷可能导致的伤害和安全隐患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儿童玩具召回工作的开展、保护儿童健康和安全积累了有益经验, 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 儿童玩具召回工作的实施状况与保护儿童健康和安全的使命及要求方面, 还有很大差距, 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者对《规定》了解不多, 认知度不高

《规定》虽然已颁布近两年, 但由于《规定》涉及的玩具产品普遍价值较低, 不能够引起消费者足够的重视, 当出现儿童被玩具伤害情形时, 消费者往往检讨自己注意不够, 对儿童看护得不好, 很少检查玩具本身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 更没有形成主动寻找或发现玩具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习惯。因此, 当玩具出现伤害情况时, 能够及时向缺陷产品管理部门反映情况的少之又少。由于缺少玩具伤害投诉信息, 缺陷产品管理部门基于投诉信息而开展的玩具缺陷调查和对存在缺陷的玩具实施召回则遇到困难。由于缺陷玩具主动召回所产生的影响力有限, 对生产企业的警示作用并不凸显, 生产企业主动消除玩具缺陷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尚未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问题。因而, 应加大对《规定》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规定》内容, 当发现玩具存在不安全隐患时, 积极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缺陷产品管理部门反映,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儿童玩具安全的氛围。

2.生产、销售等经营环节对玩具质量及安全状况的重视程度不够

玩具缺陷召回管理部门曾对我国部分玩具市场做过调查, 调查涉及玩具批发市场、综合商场玩具专营柜台、自选超市玩具货架等销售环节, 结果发现:不同地区、不同销售模式销售的玩具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但有些问题是普遍存在且比较突出的:

(1) 玩具标识的适用年龄与玩具本身的实际适用年龄不符。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销售模式的玩具市场进行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玩具市场上销售的玩具普遍存在玩具产品上标识的儿童适用年龄与实际适用的儿童年龄不相符的问题。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玩具批发市场, 还是在综合商场的玩具专营柜台或超市玩具自选货架上均可看到。一些明显适合3岁以下儿童玩耍的玩具, 也标着“本产品不适合3岁及以下儿童玩耍”。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玩具生产和销售商普遍认为若玩具上标有“不适合3岁及以下儿童玩耍”的字样便可规避GB 6675-2003标准对玩具含有小零件的要求, 需达标的检测指标要求也相对宽泛。

(2) 同类低质玩具多家企业生产。市场上销售的玩具可谓琳琅满目, 但细致观察便可发现, 市场上销售的玩具大致可分为:毛绒玩具、木制玩具、电动玩具、金属玩具、塑胶类玩具等。除少部分高档玩具和进口玩具贴有众所周知的商标和由知名品牌企业生产且价格偏高外, 大部分玩具均属设计简单、制造工艺粗糙、包装简陋、价格定位不高的类型。这类玩具大约占玩具市场的70%以上, 尤以玩具批发市场和超市玩具自选货架销售的玩具为多。这些玩具工艺简单, 加工容易且价值低, 不需大量资金投入和精密复杂的设备支持, 所以, 很多小型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着同类型的低质玩具。因此, 一旦发现某类玩具存在设计或者制造方面的缺陷, 涉及的就不只是一个企业或一种玩具, 而是同类玩具的多家生产企业。

(3) “三无”玩具在部分地区和市场上屡见不鲜。“三无”玩具即无厂名、无厂址、无商标。这类玩具设计简单, 加工容易, 工艺粗糙, 价格低廉, 往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简单判断就可断定为不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这类“三无”玩具, 除比较规范的综合商场玩具专卖柜台和玩具专营店较少销售外, 其他市场均有销售, 部分地区和尚不规范的玩具销售市场上“三无”玩具屡见不鲜, 个别玩具批发市场上“三无”产品比比皆是, 甚至基本被“三无”产品所充斥。这类玩具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或出现安全隐患, 很难追溯到产品的生产企业, 也给实施召回造成困难。

3.政府管理产品缺陷的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维族婚姻制度和妇女福利 篇11

【摘 要】婚姻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婚姻对于一个家庭以及一个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婚姻制度、婚姻习俗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就对维族婚姻制度以及妇女福利进行了以下的探讨。

【关键词】维族；婚姻制度；妇女福利

新疆维吾尔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为了进一步地加强对我国维族的了解，本文就分别从维族的婚姻制度、婚姻习俗以及妇女福利这三个方面对于维族习俗进行了探索。

一、维族婚姻制度

1.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制度。

新疆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依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父母有为子女完成婚姻的义务，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部分的新疆维吾尔族都都是父母包办婚姻，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下，父母是具有为子女包办婚姻的权力。除了包办婚姻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伊斯兰教还允许多婚制，维族的男子如果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是允许娶多个妻子的，但是在每次成婚的时候，都必须要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举办订婚仪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女性在婚姻家庭上是没有地位的，女性是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力，只有男性才有提出离婚的权力。除此之外，女性在外出的时候是需要进行蒙面的，需要对成年的男人进行回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就是养育孩子、照料丈夫以及家中长辈。总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极其低微的。

2.新中国成立后的婚姻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制度得以改善，传统的封建制度也被取消，女性在婚姻家庭上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传统的一夫多妻的制度，不允许男子娶多个妻子，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婚姻制度也给予了维吾尔族男女性在婚姻上较大的自由度，维吾尔族男女在恋爱观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维吾尔族家长不再为子女实行包办婚姻，允许子女进行自由恋爱，但是在进行定亲以及结婚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为此女性在婚姻上的地位有所上升，女性也有权力提出离婚。虽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大部分的传统制度也在不断地改变，但是维吾尔族对于婚姻部分的传统制度还依然存在。维吾尔族婚姻依然只是局限于民族内通婚，女性不能嫁于外族男性或者宗教信仰不是伊斯兰教的男子，而男子则可以娶外族女子，但是外族女子在嫁到男方后，就要举行入教仪式，就要信仰伊斯兰教。

二、维族婚姻习俗

1.“五馕”提亲。

维吾尔族的婚姻习俗较多，一般在举行婚姻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多个程序，每个程序都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来举行，具体的程序有“五馕”提亲、“清单”送礼、“唱礼”订亲、“尼卡”成婚、“绕火”入门以及“揭头盖”闹婚。在维吾尔族的婚姻习俗当中，不管是男方家长在物色媳妇还是男子看上哪家的女子，都要进行提亲的程序。首先，在进行提亲之前，男方需要对女方进行调查了解，比如了解女方的年龄、家庭状况等，在通过调查了解后，如果满意女方的各种情况，则会对女方进行提亲。随着恋爱自由度的上升，部分男女青年也会进行自由恋爱，双方也会私下定下婚姻，但是即使双方私下定下婚姻，也需要请双方的家长进行提前。一般情况，男方在进行提亲的时候会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同前往女方家中，在提亲的时候，男方需要为女方姑娘准备好一套质量较高的衣服，然后再衣服上撒上盐、方块糖以及放上五个馕，因此也叫做“五馕”提亲。在准备后相关的见面礼后，男方就会对女方提出攀亲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女方不会立刻答应，而是在对男方进行充分了解后才会进行回复。如果女方答应了男方的提亲，就要将这门亲事公开出来，然后男女双方则为可以进行自由来往。

2.“清单”送礼。

在女方同意提亲后，男方就要准备好彩礼，一般情况下，男方所送的彩礼都是事先由女方罗列出彩礼清单后按照清单购买的，因此叫做“清单”送礼。为了避免男女双方就彩礼上出现分歧或者矛盾，在罗列彩礼清单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会要求一位双方信任的中间人来作为见证或者调解，从而保证就彩礼上达成一致的意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男方的彩礼以及女方的陪嫁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地上升。一般情况下，男方需要准备的彩礼主要有：准备一到两套女方一年四季穿的衣服，还要包括有头巾、大衣、毛衣、鞋袜、戒指、手镯等等。除此之外，男方还需要给女方长辈准备彩礼，需要给女方父亲准备一件大衣，需要给女方母亲准备一套连衣裙，需要给女方家中兄弟姐妹、家属等准备衣料。女方也需要准备相应的陪嫁物品，如洗衣机、地毯、被子、枕头、皮箱等等。

3.“唱礼”订亲。

在准备好彩礼后，男女双方就要准备好订亲仪式，在订亲这一天男女双方都要请五十名左右的宾客前往参加订亲仪式。一般来说，订亲仪式在女方家举行，男方需要带上一到两只羊前往女方家庭，所带去的羊则需要在当天进行宰杀，并且给宾客所食。在订亲仪式上，女方则需要做抓饭来招待客人。在订亲当天，男方的彩礼以及女方的陪嫁品都会展示出来。

4.“尼卡”成婚。

在完成了订亲仪式后，就要准备好成婚仪式，在成婚这天，男女双方需要举行“尼卡”的宗教仪式，因此叫做“尼卡”成婚。一般来说，“尼卡”是在女方家庭中举行的，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女方需要准备好各种物品，仪式开始后，女方需要放声大哭来和自己的母亲进行哭别。在仪式上，主持人会分别询问男女双方是否原因结为夫妻，当男女双方都回答愿意的时候则双方正式结为夫妻。

5.“绕火”入门。

在举行婚礼的当天，男方需要穿上结婚礼服前往女方家中接新娘，在接新娘离家出门的时候，女方需要流泪和家人离别，在到达男方家中门口的时候，客人们需要点燃门口的火，并且在新娘的头上绕三圈，这样后新娘才能进门，因此也叫做“绕火”入门。

6.“揭头盖”闹婚。

在婚礼的第二天，则需要在男方家中举行揭头盖的仪式，在揭头盖的时候，男女双方的主要客人必须要在场，并且女方的客人在左边，男方的客人在右边，揭头盖是由男方的客人来进行，揭完头盖后，客人们则可以进行唱歌跳舞欢呼。

三、维族妇女福利

1.过重的婚姻负担。

伊斯兰教认为女性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需要及早低出嫁，避免在出嫁钱失贞，因此大部分的维吾尔族的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嫁了，维吾尔族是我国早婚比例较大的民族，早婚对于男女双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失学、高失业率、婚姻满意度低等。大部分的维吾尔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嫁，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还未成熟，就需要去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需要去做过多的家务，不懂得如何去协调婆媳之间的关系，导致家庭矛盾不断地上升，最后导致离婚。因此，维吾尔族女性在婚姻上具有过重的负担，在过早的年纪嫁人需要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

2.婚姻对女性的身心健康影响较大。

因为维吾尔族禁止女性与外族男子或者非伊斯兰教的的男子通婚，所以大部分的维吾尔族女性只能嫁于同族男子，导致女性通婚的范围变少，甚至导致近亲结婚情况的出现。从生理学上，近亲结婚对于后代有着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后代的健康情况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大部分维吾尔族的农村医疗水平以及环境都较差，无法有效及时地治疗妇女的疾病，所以维吾尔族的婚姻对于女性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以及近亲结婚的缺陷，导致女性的患病几率大大地上升，而由于维吾尔族对于离婚的约束较低，因此很多维吾尔族的男性在就会抛弃患病妻子。因此，由于各种原因，维吾尔族女性的寿命明显要低于男性。

3.男性对婚姻的投入少。

由于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维吾尔族在举行婚姻的时候都会秉承节约的原则，男性在婚姻上的投入较低，正是由于男性在婚姻上的投入较低，因此男女双方在婚姻上的约束就有所降低，导致离婚率的上升。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维吾尔族选择伴侣的时间较短，大部分夫妻从认识到结婚之间的时间差不超过半年，夫妻双方之间缺乏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导致维吾尔族离婚率高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男方给予女方的彩礼主要是一些衣物以及一些首饰，而女方的陪嫁品也主要是一些生活日用品，男女双方的结婚成本都较低，而且在离婚的时候，男女双方还能拿回当初结婚时的东西，因此男女双方之间的稳定性较低，容易离婚。最后，男性在婚后的家庭投入也较少，从而导致夫妻之间的关系比较脆弱，很容易出现断裂的情况。比如，男方会因为不愿意照顾怀孕在身的妻子而提出离婚，而女方也会因为男方不愿意给自己买衣服而提出离婚。由于男女双方在婚后的投入都较少，而且维吾尔族离婚手续的简单化，进而导致维吾尔族的离婚率不断地上升。

4.娘家对女性的保护过强。

导致维吾尔族离婚率高的原因之一还包括娘家对于女性的保护过强，在维吾尔族中，女性在生头胎的时候需要回娘家进行生产的并且坐月子，而男方则需要在女方产后四十天后去娘家接女方以及孩子回家。除了生头胎的时候，女方可以回娘家，在与男方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女方也可以随时回到娘家，而娘家人也不会对女方表现出冷遇，因此在维吾尔族中，娘家永远是女方的庇护所。也正是由于娘家对于女方的庇护，导致女方在男方家庭中有一点点的矛盾或者问题就会跑回娘家，从而导致夫妻双方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导致夫妻关系逐渐淡薄。一旦女方家人对于男方家人表示不满意，女方家人也会劝说女方和男方离婚，在家人的威迫下，部分女性也会主动和男方离婚。正是由于娘家对于女性的保护以及干涉过多，进而导致维吾尔族的离婚率上升。

5.女性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由于维吾尔族的离婚是比较自由的，夫妻双方之间的离合几乎不受社会的限制和影响，而维吾尔族也不会歧视离过婚的女子，因此简便的离婚方式以及充分的再婚机会，导致维吾尔族的离婚率大大地上升，而离婚所导致的妇女问题也随着增多，如患有疾病的妇女在离婚后的再婚机会就会降低，其生活就得不到保证，而且在维吾尔族中，寡妇是不好的象征，因此寡妇是很难得到再嫁的机会的。

综上所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维吾尔族的婚姻制度有所改变和完善，但是部分的习惯和习俗还是保存了下来，女性的通婚依然局限在同族男子中，但是男女之间的恋爱自由度有所上升。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以及婚姻习俗下，女性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女性福利依然是得不到保障。

参考文献：

[1]茹克亚·霍加. 信仰与习俗——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观念行为[J]. 世界宗教研究，2011，06：171-176.

[2]阿迪拉·阿不里米提. 试论维吾尔传统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J]. 兰台世界，2015，04：90-91.

[3]张少云，巴拉提·吐逊巴克. 新疆和田地区三位维族妇女婚姻状况的个案调查[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04：70-72.

[4]石奕龙，艾比不拉·卡地尔. 维族婚姻习俗中尼卡（Nikah）仪式的人类学解读[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5-9.

儿童福利制度 篇12

关键词：薪酬福利制度,企业,劳动者

薪酬福利作为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 不单单是纯粹的劳动者凭借自己劳动力和智力而换取的等价交换, 更是企业对外招纳人才, 对内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新时期, 管理者们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 把人力当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和资源, 在管理过程中努力平衡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但要制定较为完善的薪酬福利制度并在实践中落到实处, 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状况, 从有利于企业与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出发, 让企业和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得到双赢, 最终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

一、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体系

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应该是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 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薪酬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以和谐劳企关系, 为企业赢得更多利润。企业的劳动成本包括劳动者工资总额、社会保险总额、劳动者福利费用、劳动者在业培训费用、其他人工费用等。值得注意的是, 控制企业的劳动成本并不是指压榨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 而是在支付合理的薪酬的同时, 控制好生产管理和人为资源的浪费, 只有从细节、从小事上控制成本, 集聚起来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另外, 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还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各种标准进行细致化的罗列并告知劳动者, 让劳动者对整个薪酬体系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当企业与劳动者对薪酬福利制度达成共识, 乐于接受, 才算得上公正、合理, 才能为企业广招贤才并留住人才。

二、进行正确的工作分析

正确的工作分析就是对劳动者的岗位、技能或能力、工龄、绩效、业绩等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级别和不同性质的工作采取不同的薪酬结构比例。但是, 现在很多企业在制定薪酬时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深入的分析, 也没有对劳动者的日常工作进行规范的评价。如考查出勤率的时候, 只看到劳动者有没有迟到早退, 而没有查看劳动者是否亲自签到或打卡上下班。因此, 企业应该加强对劳动者日常工作的分析, 剔除流于形式的考核, 让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得到相应回报, 也让较为懒散的劳动者得到应有的警示, 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三、完成有效的岗位界定

不同岗位以及工作级别应该有不同的界定。因为每个岗位、每个级别的人员所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岗位、每个级别的人员的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等也有所不同, 所以, 不同的岗位要有不同的界定指标。企业的工作岗位多种多样, 如一线生产操作、事务性管理、后勤服务、技术开发应用、市场销售等。对生产性的岗位, 应该以产量考核为主;对行政管理性的岗位, 应该以做出的决策和贡献为主;对销售性的岗位, 应该以底薪加上提成的薪酬制度为主。总之, 岗位界定就是要根据能力、努力程度和贡献为指标, 让劳动者认识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促进劳动者努力认真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四、建立激励与约束结合的机制

激励与约束, 就是企业在制定薪酬福利制度时要适当拉开薪酬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又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 因为差距太小的话就不能突出薪酬制度的激励性原则, 发挥不了薪酬福利制度对劳动者的积极作用, 而差距太大的话则会降低低收入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造成员工内部的分化。因此,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应该与其工作能力和贡献相联系, 在职位评估的基础上, 定期进行科学合理的考核, 做到“奖勤罚懒, 奖优罚劣”, 将激励分为短期、中期与长期, 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 企业还要鼓励员工加强自我增值, 形成“能者居上, 庸者退出”的用人机制, 增强员工的自我约束力, 以薪酬福利制度优化企业员工队伍的结构。通过一系列激励与结束的机制, 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还可以不断挖掘有实力的员工, 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五、建立现代企业薪酬福利机制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企业的薪酬福利制度也不例外。现代企业薪酬福利机制应将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遵循“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的原则。过去,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只关注企业自身的生产和发展, 而现在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时代, 企业要关注员工的工作与生活, 从方方面面关怀员工, 建立现代化的薪酬福利机制, 让员工真正参与企业的创造与发展。例如, 企业可以创设免费午餐计划、不定期的员工培训、节假日发放礼品、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加班费等等, 让员工感受到自己在企业当中的价值。

六、结语

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得到长远发展, 就要重视和培养人才, 留住和用好人才。制定企业薪酬福利制度时要注意很多问题, 需要企业管理者跟随时代步伐, 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 不断做出适当改变, 让薪酬福利制度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强员工凝聚力的有效武器, 让企业屹立于变幻莫测的经济潮流中。

参考文献

[1]韩明.制造型企业具有激励约束机制薪酬制度的构建[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