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儿童教育

福利院儿童教育（共12篇）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1

拥有健康的情感将会对人的一生都产生影响, 在福利院当中的儿童由于失去家人比较早, 因此缺少比较正常的来自家庭的教育, 在情感上比较特殊。大部分孩子对自我的认知都比较低, 缺乏社交能力。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福利院也需要适当改革, 简单的物质生活已经无法满足孩子们的成长需求, 需要提升儿童的精神世界建设水平, 培养健康人格。

一、当前在福利院儿童的情感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 一) 只重物质, 忽视交流

由于被传统的教育观念所影响, 很多福利院单纯顾及儿童的物质生活, 少有重视其情感变化。大多数福利院都是采用比较封闭的集体生活模式, 虽然便于管理且成本较低, 不过对于儿童的天性十分不利, 而且缺少与社会的互动, 导致在家庭伦理以及对亲情的认知上存在更大的盲区, 对儿童未来进入社会有很大的阻碍。

( 二) 只重形式, 忽视作用

一些爱心活动大多都非常零散, 缺乏组织性以及固定性, 往往是来到福利院捐物捐款便 “走人”, 严重缺少对儿童的关爱。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儿童的内心, 对一些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不能进行科学引导, 让孩子大多都比较缺少对感情的真正感知。

( 三) 工作人员素质较低

目前, 很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具备的职业素质比较低, 其中不乏年龄比较大的工作人员, 据社会调查, 在社会上将近一半以上的福利院工作人员都呈现出明显的高龄化, 这些工作人员无法及时更新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知识, 导致无法提供非常优秀的服务。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处理问题非常简单粗暴, 缺少责任心。

福利院对儿童进行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过程, 导致工作人员没有成就感, 缺乏工作热情, 但是事实上, 这项职业让福利院教育工作者拥有崇高的教育使命, 需要他们担负起对孩子负责的任务, 是无法推脱或者忽视的。

二、如何解决在福利院儿童的情感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 一) 打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由于儿童成长需要非常良好的环境, 也需要一个温馨且民主的平等环境。因此不能将管理者的主观意愿强加给儿童, 更不能提出孩子无法达到的要求, 例如, 强迫儿童去接触自己不喜欢的玩具或者游戏, 有的管理者还会大声地恐吓儿童等, 这都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 严重的甚至可能会造成心理疾病。

管理者必须随时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 经常询问他们 “你喜欢什么游戏?”或者 “你想看什么类型的书?”这一类问题, 帮助儿童消除郁闷的情绪。如果儿童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沟通障碍, 需要提升他们的自信, 并且和他们一起分析当前的处境, 找到问题的根源, 并且鼓励儿童去大胆地解决问题。

( 二) 提升就职于福利院的人员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比较优秀的管理者以及教育人员通常需要具备这样的职业素质: 首先是要有充分的爱心以及职业道德, 从事儿童福利院的工作, 不但需要打从心底地热爱工作, 还要对孩子们有仁爱的心; 第二就是要拥有高度的责任心, 对工作负责, 同时对孩子也要负责; 第三则是要拥有高度的事业心, 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职业素质, 多多学习先进的经验, 敢于进行创新, 促进工作更好地发展。

因此, 福利院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充分地了解自身岗位所要担负的职责以及内容, 为不同的岗位需求的人员提供不同的培训活动, 另外, 对一些偏中小型的福利院, 要对其管理制度进行适当的健全和完善。

( 三) 推行寄养制度

当前, 有一部分福利院展开了家庭寄养的活动, 这从侧面满足了孩子们对家庭、对亲情的盼望。实行家庭寄养的制度,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福利院的儿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群体, 他们到了寄养家庭之中, 可以重新获得来自家庭的关爱, 可以很好地满足他们心理和生理的需求, 建立起非常健康且全面的人格, 以便更好地与社会相适应。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福利院需要对寄养家庭进行充分地调查, 只有拥有一定资质的家庭才能够接受寄养, 比如说, 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而且父母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家庭就不能接受寄养, 否则很容易会导致明显偏向, 或者由于孩子自小受到溺爱, 突然来了一个 “外来客”分享自己父母的爱, 很容易令亲生孩子对寄养儿童产生敌意; 再或者, 家庭相对贫困, 条件较差, 无力承担一个孩子的抚养费用, 也不能进行家庭寄养。

三、结语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 福利院的儿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特殊的群体, 他们与其他的孩子不同, 大部分都是没有人抚养的孩子, 甚至是弃婴或者身患残疾的儿童, 感情大多比较脆弱, 渴望亲情, 因此更加需要安慰以及关怀。提供比较好的硬件条件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但是只有给予关怀才能弥补他们心灵上的伤害。福利院需要不断地提升专业水准, 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坚强的内心世界, 更好地面对未来。社会各界也要加以关注, 让孩子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光明。

摘要：目前, 在很多福利院进行情感教育中比较重视物质上的帮助, 而忽视在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 导致角色定位不准确、情感的沟通渠道不通畅等。因此本文将结合实际, 总结怎样才能在情感的视阈下正确处理福利院儿童的教育。

关键词：情感视阈,福利院,儿童教育

参考文献

[1]王芳.基于情感视阈下的福利院儿童教育研究[J].文教资料, 2013 (20) .

[2]赵艳芳.适度普惠视阈下失依儿童社会福利发展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 2013.

[3]费莲.福利院孤儿社会适应问题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2

201X年X月X日，为积极回馈社会，践行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邮政储蓄银行锦州市分行营业部的10名员工在X行长的带领下走进锦州市儿童福利院，给福利院中的智障儿童献爱心。

X行长一行一到福利院便向孩子们送上零食、水果等慰问品，可爱的孩子们见状便兴高采烈地围了上去，在分发食品后，X行长还嘱咐孩子们不要吃太多零食，只要孩子们喜欢，今后会带更多礼物来看望大家的。随后，邮储银行的同事们与孩子们一同在教室游戏，一同在餐厅用餐，一同感受这个特殊大家庭的别样温暖。最后，福利院领导带领参观了福利院孩子们的厨房、保育室等。在保育室里，X行长一行看望了因身体残缺成为弃婴的孩子们，孩子们灿烂、纯真的笑容深深地印在随行的每一个人心中。

从儿童开始建立福利体系 篇3

在中国，在有些人的观念中，“福利就是养懒人”、“福利就是蹭吃喝”，不仅是一些网络愤青，就是不少有学识的人，也往往将福利和大鍋饭等同视之。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

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一书中，总结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对福利制度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都被中国思想界所忽略。其基本结论是：福利制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福利实际上是发达水平的标志。市场秩序在二战后所建立的史无前例的福利制度中，达到了历史上最稳定的阶段。即使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也揭示出：发展最健康、最有竞争力的社会，往往就是福利水平最高的社会，如北欧诸国、德语国家等等。欧洲福利制度对美国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的一大长期优势，就是人口素质明显高于美国一筹。这些都被一系列国际测试反复证明。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完备的福利制度上。这种福利制度，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生成，要一步一步来。问题在于，在哪里迈第一步？在我看来，那就是从儿童开始。这里的核心，首先是医疗和教育。

福利系统从儿童开始建立，在伦理上绕开了福利是否“养懒人”的争论。就算父母“懒”、无力给孩子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条件，难道我们能让不懂事的孩子为成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果吗？不管你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也没有根据成人的行为来惩罚孩子的道理。儿童福利是为公民提供一种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当然，有人还会重复“国情论”的老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搞这种全面的福利，还是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即使完全从经济效率着眼，全面的儿童福利，也属于最有效益的战略性经济投资。众所周知，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步入“老龄社会”的挑战。“人口红利”时代的大量劳动力，眼看步入退休，成为被扶养人口。现在的儿童，到时正好成为稀缺的年轻劳动力。如果这些儿童有病得不到治疗，也没有享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未来这稀缺的一代劳动力就会大大贬值。所以，所有儿童，都应该享受免费医疗，以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即使从成年人的立场看，这也是中国目前急需的“养老投资”。

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给高危的贫困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早期教育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这方面的投资，视不同的项目，有着5到16倍的回报。事实上，越穷就越该花这笔钱。如果我们听任留守儿童这样流落，日后在产业升级后，他们在工厂里甚至无法胜任最低层的工作。有些人会流落街头，甚至从事 犯罪，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养老指望这样一代人，谁能心安？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4

关键词：福利院儿童,心理问题,社会适应

福利院儿童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 他们交往的对象也相对的固定, 这对于他们健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的发展极其不利。只有经过社会化, 自然人才能成为社会人。许多事实证明, 儿童要健康成长, 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成员, 不仅需要在身体上受到照顾, 还需要与社会成员进行交往, 发生感情上的联系, 否则, 社会化就会受到伤害[1]。2009年3月襄樊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社会工作系与襄樊市儿童福利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的关系, 通过多次的交流和融入, 我们不仅提高了社会工作的实践能力也对福利院儿童的教育和管理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思考。

一、政策背景与研究目的

1978年中国有49个儿童福利院, 共收养3 665名儿童, 到1996年, 共有84个儿童福利院, 共收养11 083名儿童。十八年间共增加了7 418名儿童, 即增加了2倍[2]。据民政部全国孤残儿童信息系统统计, 截至2008年7月, 中国共有孤残儿童51.36万人, 其中需要儿童福利院收养的为28.5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万分之2.15。福利院儿童的数量之多, 增长之快的现象, 不仅会给福利院儿童自身的生存发展带来危机, 还会给未来社会的稳定带来挑战。因此, 福利院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亟待我们关注。

实际上, 福利院儿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 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对象。但是, 由于福利院儿童的特殊状况以及传统福利院照顾模式的弊端, 导致福利院儿童只能得到医、食、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而他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发展。因此, 这些儿童的潜能也很难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开发, 更不可能像社区儿童那样的发展。

迄今为止, 中国有很少儿童福利院运用专业的知识关注福利院儿童的心理发展和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一方面, 由于我们条件不够充分, 另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目前, 中国每年培训10 000名社会工作人员, 然而, 却只有很少一部分参与到相关工作当中, 这导致了我们的专业人士的匮乏。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 我们时刻关注着福利院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经常深入儿童福利院, 了解他们的生活, 这也为我们了解福利院儿童的心理问题开启了大门。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福利院儿童, 在我们的本次研究中主要是6~18岁的, 他们都具备了一定的行动能力, 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行事, 自主判断能力加强。本次研究的对象是襄樊市儿童福利院的32个儿童, 在这32个儿童中具有一定身体缺陷的有8个, 身体状况良好的有24个;其中有27个儿童的户口是襄樊, 5个儿童的户口是外地;女孩17个;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一年级以下;在福利院的居住时间是一月至十二年不等。

2. 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人在情境中的、真实的了解福利院儿童的机会, 使得研究者有可能通过长期的交往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可靠的亲密的信任关系, 从而深入福利院儿童的日常生活, 倾听、记录他们的声音和需要, 获得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所无法了解的真实的可靠的数据。从2008年3月至2010年4月, 孙军辉、刘敏、曹曼丽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利用节假日、星期天、课余时间都会来到襄樊市儿童福利院观察、访问孤儿。刘敏同学组织成立了义工群, 经常举办一些活动给福利院孤儿带去欢乐;通过与福利院的负责人协调带孤儿来到大学校园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带领他们到烈士塔陶冶他们的爱国情操;组织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为他们补课, 教授他们各种文化知识;我们还协助福利院帮助孤儿寻找爱心妈妈为他们庆祝生日。我们在每次的活动中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在活动后都写了活动总结和调查笔记。两年的调查活动不仅使我们与福利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而且通过与福利院儿童的交往我们对福利院儿童的心理特点、心理问题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由于福利院儿童一般不愿意接受正式的结构式访谈, 本次研究主要通过无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为了尽可能地确保访谈的质量, 所有的访谈都是在研究者成功地与福利院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进行。在访谈前, 我们会给福利院儿童一些零食或者与他们一起做一些游戏;访谈中, 我们引导被访福利院儿童自由地表达所有关于在福利院的感受;访谈后, 我们会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鼓励他们与伙伴们互相帮助, 好好相处。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适时的进行引导、语言概述、反应感受、总结, 同时也对被访谈者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一并记录。

3. 数据分析。

在我们的研究中, 每天的田野调查结束后, 我们就尽可能快地详细写下田野笔记, 将录音资料、图片资料翻译成文字, 并且及时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学术感想, 查阅相关的文献进行理论对照。为了避免期待效应、刻板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我们总会在结论形成之前进行小组讨论, 然后反复调查不断地验证, 归纳总结直到达成一致意见为止。同时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我们尽可能多的对福利院儿童进行交流、访谈;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研究的课题的可行性研究;并且也征求了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意见对我们的研究发现和阐述予以确认、补充和校正。

三、研究成果

尽管福利院儿童在救助机构里获得了包括食物、衣物、住宿、医疗等在内的基本生活资料, 但是由于缺乏家庭模式的照料, 福利院儿童的成长并不总是那么的健康。通过在襄樊市儿童福利院的长期实践调查, 我们对这里的儿童有了一个比较熟悉的了解。从不同性格的孩子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不同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

1. 占有欲与攻击性行为强烈。

初次见到11岁的李朋的时候由于福利院开放的时间还未到, 急切想要外出活动的他使劲的摇摆着大门, 看到外面许多的大姐姐大哥哥来陪他们玩他还兴奋的打起了跟头。在同孩子们游戏时他也总是不服从规则, 不接受游戏中简单的失败的惩罚;在分享食物时经常还吃完自己的一份后运用暴力手段向其他的儿童索取;福利院仅有的一个滑板也被他独占, 即使是和他很熟的志愿者也很难从他那里要到。8岁的刘明比李朋的情况还要糟糕, 刘明天生有语言和视力的障碍, 但是身体比同龄人还要壮, 他的攻击性行为十分严重只要外界稍有对其不利的干扰他就会还以攻击。他曾经将一个4岁的孩子脸部打出血仅仅因为孩子爬在他的脚下玩耍,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对其也是十分谨慎的经常防范他和岁数较小的孩子近距离接触。但是, 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2岁的刘明经常会来到我们的志愿者旁边喊:“哥哥抱抱, 哥哥抱抱”。从福利院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李朋和刘明都是在几个月大的时候被家里丢弃后被送到孤儿院的从小就失去了家庭的关怀。埃里克森的“阶段需求论”认为, 处于口唇期的婴儿如果未得到母亲的充分照看, 婴儿便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 而这种不信任感将会延续到个人成长的后来阶段[3]。从“哥哥抱抱”可以看出刘明和李朋的“暴力”、“不服从”并非是社会上的利益性的暴力倾向而是那种来自于人的原始本性的生存需要。

2. 自我意识匮乏。

“哈哈, 我捡到5元钱”, 12岁王涛捡到钱后十分开心并有占为其有的想法。“阿姨 (福利院工作人员) 说过捡到钱后要交公的”李朋提醒他说。“噢, 我又没说我要这钱。”说完, 王涛将钱交给了阿姨。志愿者将带来的食物全给了他偏爱的李慧, 李慧开心的想独自享用, 刘丽嫉妒的对其说:“阿姨说过哥哥姐姐们给的食物我们不能一个人独自吃要大家一起吃。”于是李慧将食物分给了李丽一部分。在福利院里你经常会听到“阿姨说”, 阿姨是这里的权威, 阿姨为他们安排了一切的衣食住行, 他们认为阿姨就是真理, 阿姨就是一切。福利院的孩子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想法很少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他们不能正确的认知自我, 不能明确地判断是非曲直, 他们唯一的真理就是“阿姨说”。自我意识是人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自我意识的建立对于人们正确的认识自我, 控制自我, 以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我意识发展的社会化动因———家庭, 父母根据自己对于社会化目标的理解, 运用各种教养技术使儿童社会化, 并使其自我得到发展[4]。然而对于处于封闭、纯净的福利院环境以及衣食住行全由专门人员负责的福利院儿童来说自我意识建立的状况令人担忧。

3. 人际关系危机。

在福利院内你会发现受欢迎的儿童往往是那些比较可爱或者是性格比较温和的孩子。而那些具有攻击性的, 或是不可爱的孩子总是无人理睬有时候还是大家“讨伐”的对象。诸如刘朋、刘明那样的甚至经常一直受到大家的排斥, 但是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并不在乎。我曾和刘朋谈及过此事, “伙伴们总是那样的怕你, 都不想和你相处, 你遇到什么困难大家也都不会帮你, 你有什么感想啊?”“那有怎样如果他们有谁不听我的, 我一定揍扁他。”研究发现, 受欢迎的、被接纳的儿童是相当平静的乐观的、友善的, 能够成功并维持相互交往, 能和伙伴友好的解决争端。这些儿童表现出很多的亲社会行为, 很少有分裂性和攻击性行为[1]。何俊, 12岁, 机灵活泼, 乐于助人, 受到包括福利院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他的声音总是软软的很温柔, 总是能主动将自己的玩具和别人分享, 在福利院内也积极的帮助工作人员做一些打扫卫生、照顾小孩等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童生来是人, 人都有一种对友谊和感情的需求, 但是像刘明、李朋这样对周边的人总是以攻击的方式对待而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需求。笔者认为, 其根源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 人总是具有生存、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 虽然这些需要并不是逐层实现的, 但是上一层的需要在未得到满足前, 对下一层的需要必然会有所减少。因此, 对于那些不善于交际的福利院儿童应给予更多的关爱, 让他们感到安全, 感到生存的优越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由于各种原因福利院儿童机构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福利院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比较低, 缺乏专业的福利院儿童教育方法;福利院的“强制保护”使福利院儿童缺乏与社会的交流的机会;福利院物 (下转233页) (上接226页) 质关爱的片面性导致福利院儿童身心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当然,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苛求福利院机构的变革, 福利院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各方努力来共同解决。

1. 通过模拟家庭干预福利院儿童的反应性依恋障碍。

由于福利院儿童没有机会或不能很好的与亲生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 特别是在婴幼儿时期没有与母亲建立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 这方面的缺失容易产生“反应性依恋障碍”。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助于儿童各种社会能力、社会技能的形成。具备良好社会能力和行为习惯的儿童更容易在同伴群体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社会交往状况就表现为良好。通过模拟家庭或家人的方式让福利院儿童感受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 产生一种替代性的依恋以弥补他们角色空缺。襄樊市儿童福利院通过网络、报刊等方式积极号召社会人士来满足福利院儿童的这种需要, 在福利院儿童生日时都会有“爱心妈妈”来与他们度过。“爱心妈妈”给福利院儿童带去的不仅仅是生日礼物更重要的是一种身心的关怀。“爱心妈妈”的拥抱、亲吻、抚摸, 让孩子们感到温暖, “爱心爸爸”的有力的臂膀也让孩子们有一种安全感。

2. 扩展福利院儿童的活动空间, 转变对福利院儿童的扶助方向。

福利院对儿童传统的扶助方式是一种强制性的爱护, 它完全限制了儿童的活动空间, 使儿童很少与社会进行交流。同时福利院给予儿童的仅仅只是物质上的扶助, 而很少给予儿童精神上和人生发展上的帮助。这一切都使得福利院儿童缺乏对复杂社会的了解以及激烈竞争社会的适应能力。扩展福利院儿童的活动空间, 福利院可以在志愿者的协助下组织孩子们在特定的时间外出福利院, 让他们感受外面的生活, 接触外面的人, 福利院应依托社区力量与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 共创良好的精神文明氛围;依托社区力量将残疾福利院儿童的康复工作落到实处;就近入学入园, 共享教育资源[5]。转变对福利院儿童的扶住方向, 改变单纯的物质供给, 还要根据福利院孩子的特殊情况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 科学文化知识, 技能培训等, 以此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打下基础。

3. 完善社会体制, 建立专业化的福利院儿童救助队伍———社会工作人员。

由于福利院儿童大多都是孤残儿, 更加上先天照顾的欠缺和教育的不足他们不仅仅是具有生理上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对福利院儿童的救助需要进行医学康复工作、教育康复工作、心理康复工作甚至职业和社会康复工作。由于群体的特殊性, 这些工作都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来完成。社会工作人员是具有相关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和专业伦理,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社会服务的人员。他们集服务、支持、倡导、协调、影响等角色为一体, 他们在儿童福利院可以用非评判、人在情境中等个案工作方法帮助福利院儿童解决各种问题;建立福利院儿童的成长性小组, 通过小组工作让小组成员互相了解, 增进信任, 培养福利院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通过系统支持, 协调各种社会中资源促进福利院儿童的能力建设;通过自身良好的素质感染福利院儿童, 倡导福利院儿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勇敢地面对生活。

参考文献

[1]李幼穗.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培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73-146.

[2]汪庭.浅谈福利院照顾模式的转变[J].中国社会福利, 2003, (2) .

[3]王瑞鸿.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2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23.

[4]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修订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273-274.

关爱福利院儿童倡议书 篇5

你们去过儿童福利院吗?你们知道有这样一群天真可爱的孤残儿童在等待着你的帮助吗?你们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他们，带给他们温暖吗?

12月5日，是国际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志愿人员日。

为了发扬兰州大学MPA学员的人文情怀和公共精神，推动我省志愿服务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兰州大学MPA联谊会特联合兰州市民政局组织开展慰问孤残儿童爱心捐助活动。

爱心捐助活动参与方式

爱心捐物：保证质量的婴幼儿纸巾、尿不湿;保证质量的婴幼儿食品。

爱心捐款：用于购买大型加湿器3台，每台价格1000元;购买卷纸、尿不湿等物品若干，预计费用1300元。

爱心使者：12月4日下午去兰州市儿童福利院现场奉献爱心，与孩子们交流互动。

捐款捐物方式：

兰州大学MPA联谊会付小雪同学负责捐款捐物工作。

捐款请以微信红包方式，捐物请直接电话联系。

付小雪 186962XXXX(微信同步)

活动咨询及爱心使者报名：

兰州大学MPA联谊会 尚思汝 139199XXXX

不可等待的儿童福利制度 篇6

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0至18岁儿童约为3亿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22.5%。

从国际上来看，在GDP5000至10000美元的国家中，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为25.7%。相比之下，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354元人民币（约合6100美元），而14岁以下儿童占比仅为16.5%。从人力资源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儿童群体的稀缺性更为凸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儿童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贫困儿童的基本生存需求，困境儿童的特殊权益保护，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等，他们分别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些需求也在变化着。

政策密集出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儿童福利法规政策不断完善，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因社会背景、主要关注问题、政府角色、儿童生存发展的福利需求，以及儿童福利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方针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孕育萌芽期（1949至1957年），初步发展期（1958至1966年），中断停滞期（1967至1978年），恢复重建期（1979至1989年），快速发展期（1990至2010年），以及专业化建设时期（2010年至今）。

但在2010年以前，孤儿福利只能叫工作，不能叫制度，因为过去孤儿福利没有资金保障，是通过社会救助这种比较低的标准来填补。

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作出的覆盖全国孤儿、具有普惠意义和制度安排性质的政策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儿童福利制度从此正式确立起来。这被业界称为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到来的主要标志。同年11月，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具体发放。

建立孤儿基本保障津贴制度，标志着国家对孤儿基本生活的保障真正从（福利）院内扩大到院外，从以实物救助为主转向以现金救助为主。在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上，院内福利向院外福利的扩展，是现代意义上社会福利制度的标志。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于北京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儿童福利周”，发布了首份《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并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

儿童福利作为独立章节被首次写入政府纲要，标志着我国全纳性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实质性进展，儿童正式纳入国家制度体系构建的框架之中。

随后一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至2020）》，标志着中国儿童福利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并初步明确儿童福利的国家责任。伴随各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规划相继出台，儿童福利的改善被中央及各级政府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各个省区市也纷纷制定发布了地方儿童发展规划或纲要。内容涉及儿童健康、儿童教育、儿童福利、儿童社会环境，以及儿童法律保护等方面。为未来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框架基础。

尽管在此之前我国已出台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至2010）》，但儿童福利并未纳入专项规划。新纲要中，专门增设了“儿童福利”章节，设定了2020年要到达的明确目标，以及清晰、可测量的指标。儿童作为权利和福利的主体，被正式纳入国家制度体系构建的框架之中。政府将社会福利纳入了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儿童福利发展呈现加速迹象。

进展滞后需求

就在2012年接近尾声时，贵州毕节5名男孩儿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致中毒死亡。寒冬里5名男孩儿的不幸死亡，将农村留守流浪儿童群体的恶劣生存环境暴露无遗。

但纵观整个2012年，儿童的福利政策也算可圈可点。先是随着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2012年全国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纷纷颁布并实施本地区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主要资助贫困家庭儿童的学前教育。贫困家庭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基本建立，实现全国普及。其后，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发放基本生活津贴。各地据此展开工作，正式建立起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津贴制度，明确发放标准、启动实施发放工作，各地具体津贴标准600元至l 560元不等。从2011年年底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也在2012年得到国家的积极推进，中央累计下拨150.53亿元财政资金全额支持营养改善计划（其中含地方试点奖补资金15.41亿元）；同时对试点地区学生食堂新建或改扩建按5：5的比例予以奖补，共计下拨93.76亿元。在无国家试点县的省份，将安排地方财政资金。

这一年我国儿童津贴，从无到有，从孤儿津贴到三大津贴，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如何将更多困境儿童纳入津贴保障范围内，如何建立独立的儿童福利预算体系、保障充分的财政支持？

就在贵州毕节5男孩儿的悲剧还在发酵中，2013年1月，河南兰考火灾事件，孤残儿童民间养育的悲惨状况被曝光，袁厉害这个河南农妇一下子成为媒体焦点，舆论直逼法律制度层面的拷问。法律和政策法规是落实儿童福利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儿童法（儿童福利法）是儿童福利制度化建设的保障和依据。多年来民间和学者呼吁倡导的儿童权利专项立法，历时三年多的《儿童福利条例》出台终于进入冲刺阶段。

细数四年来儿童福利界的重大进展，儿童福利组织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从民间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到国家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从民间“儿童大病医疗保障”试点，到国家推进儿童医疗救助体系建设；从民间发起自闭症儿童服务机构，到国家将自闭症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政府与社会组织互促共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良性机制。

nlc202309040408

相应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近年来国家重视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2013年，中央财政拨款两亿元，其中儿童类项目资金0.57亿元，占29%；购买项目数量470个，其中儿童类项目102个，占22%。

各类儿童群体对福利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亟待形成政社合作、全民共建的氛围和格局。

各界力量联动

近年，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和对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拷问，媒体的密集报道与持续发酵和几乎是全社会参与的制度反思，聚集着儿童权利的社会正能量，引发了对中国儿童生存状况的全民忧思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动。专业化研究力量的推动，对于解决各种儿童福利方面的社会问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2010年起，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携手民政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5省12县的120个村，以村儿童福利主任为操手、村儿童之家为场地，将儿童福利递送体系延伸到村或社区，探索针对中国儿童的有效的儿童脆弱性监测系统、针对一般儿童的基本福利服务内容和针对脆弱儿童的特殊福利服务内容、儿童福利服务递送体系配置、必要的财政和技术保障、必要的政策和行政支持，对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发挥整体性的示范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团体和个人对于儿童福利领域的知识和技术重视不够，而随着儿童福利事业的加速发展，这一现状得到明显改善。2012年关于儿童福利领域的专题研究报告数量猛增，对政府政策的出台、公众意识的提升、民间组织的参加，都具有指导作用。

而媒体是在促使儿童领域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股力量。近些年，各类有关儿童的恶性事件经媒体频频曝光。例如，福建南平一男子在小学门口持刀伤人致8名儿童死亡；东莞母亲溺死脑瘫双胞胎；正宁县校车事件致19名幼儿死亡……新闻事件背后是儿童未被满足的福利需求。媒体已成为促进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的传播与倡导力量，是整合疏通政府与民间公益力量的桥梁。2013年，势必将成为媒体引发公众讨论儿童福利问题最为频繁的一年，舆情倒逼体制性反思。

作为一个拥有3亿儿童的国家，中国正在实施新的面向未来十年的儿童发展纲要，致力于让全体儿童享受更多福祉。然而，我国在儿童福利发展方面，仍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达成儿童优先的共识，强化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紧迫感；亟待进一步凝聚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形成政社合作、全民共建儿童福利的氛围和格局。

儿童发展关系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社会的发展进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套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先驱宋庆龄的一句话说，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健康和福利是不可以等待的。

（中国公益研究院供本刊专稿）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7

关键词：福利院,儿童,早期教育,系统管理

福利院所接收的儿童多为智障、残疾的儿童, 其属于儿科保健的特殊群体。儿童时期是体质发育、智力开发及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这时期进行正确的管理及教育可催化潜力、塑造一生, 使其体格、智力、心理等均能得到良好发展[1]。本文对63例福利院儿童实施运动、认知、社交等的早期教育及系统管理, 患儿体格、智力、运动能力得到良好发展,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63例均为2012年1-12月福利院接收的儿童, 均有轻度智障, 或者智力虽健康但带有轻度残疾的儿童。其中男24例, 女39例;年龄18 个月~14岁, 平均 (4.2±2.6) 岁;轻度智障30 例、先天性心脏病11例、肢体残疾8例、唇腭裂术后6例、肛门闭锁术后2例、隐睾术后1例、腰脊膜膨出术后1例、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1例、白化病1例、肾积水术后1例、甲状腺功能减退1例。

1.2 管理方法

63例儿童每2~3个月到儿科保健门诊进行一次体检, 包括身高、体重、胸围、头围的测量, 并进行营养状况评价, 疾病筛查及智能评估。定期检查血红蛋白、骨碱性磷酸酶及微量元素, 积极预防疾病。同时根据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 参考国内外有关儿童保健的文献[2-6], 制订不同年龄段的早期发展训练方案及管理方法。≤2岁的儿童注重视觉、听觉刺激, 如用玩具、器材、观看动画片、语言训练、语言沟通等进行感知、语言、社交能力的培养;运动能力训练, 包括正常坐姿、走姿、体位训练等。3~5岁的儿童可通过身体及四肢的动作来增加感官及运动经验, 如做体操、跳舞等以增强大脑的调控及整合能力, 如可通过模拟动物游戏培养儿童的走、跑、跳、投等运动能力, 每次25min, 每周3~5次。6~7岁的儿童可结合游戏治疗、神经发育疗法、Rood疗法对儿童实施个体化的运动训练[7]。如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游戏, 并不断上调游戏的难度, 如过独木桥、爬滑梯、找寻埋藏物等;同时可选用双手用、单手肘关节用、单手肩关节用、单手腕关节用、单手前臂用、单手侧捏用以及足部运动用等训练器械每日训练儿童的肢体功能, 30min/次, 2~4 次/周, 进行精细运动能力培养[8]。≥8岁儿童注重对基础知识的培养, 在开设语文、算术、常识、体育等课程的基础上, 还应开设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并培养儿童生活自理能力, 如要求儿童饭后自己洗碗、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及床铺等, 促使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

1.3 观察指标

管理前及管理后均由不参与福利院儿童教育、管理的儿科康复及治疗医师测量儿童的体格 (身高、体重) , 采用中国儿童发育量表 (Chinese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Scale, CDCC) [9]对儿童发育商 (Develop-mental quotient, DQ) 及智能发育能区 (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认知、社交能力) 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包对数据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6 个月的管理, 63 例儿童体重增长 (2.7±1.1) kg, 身高增长 (3.6±1.3) cm。管理后DQ、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认知、社交能力评分均高于管理前 (P<0.05) , 见表1。

注:与管理前比较*P<0.05, **P<0.01。

3 讨论

福利院儿童是我国儿童保健的特殊群体, 其健康教育也是全民健康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系统管理讲究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及全面性, 是通过常规的查体、诊断、评估、计划为儿童的保健提供指导意见。儿童的生长发育取决于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早期的生活经验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生长发育状况, 而且决定着青少年期、成人期的智能水平及社会适应能力。对福利院儿童实施早期教育及系统管理具有投入少、可行性强、效果显著且易于评估等优点, 是保证福利院孤残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Clearfield[10]研究发现, 0~3 岁幼儿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 脑细胞数量及神经突触迅速增殖、发育, 中枢神经传导回路逐渐发育并趋向成熟。因此, 在此时期对幼儿进行连续、适宜的外部感知刺激, 可为儿童的综合发展创造条件, 并为儿童的智力发育打下坚实基础。本研究对≤2岁的儿童注重视觉、听觉刺激, 如用玩具、器材、观看动画片、语言训练、语言沟通等进行感知、语言、社交能力的培养。在传统家庭教育或者常规福利院教育中, 由于溺爱幼儿或担心伤害幼儿, 总喜欢抱着幼儿或者让其长期躺在床上, 而不敢让其坐爬、翻身、俯卧, 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日后感觉综合失调[11]。本研究对儿童急性适当的运动能力训练, 包括正常坐姿、走姿、体位训练等。

苏英等[12]研究发现, 3~7岁的儿童心里发展非常迅速, 神经系统机构及功能已基本成熟, 儿童心理特征逐渐凸显, 开始形成较为稳定的个性倾向。俗语所说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即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时期注重对身体及四肢的运动可增强儿童的感官及运动经验, 使其能感受到运动的愉悦, 减少烦躁、哭闹表现。同时, 在运动、游戏中可增强儿童与儿童, 儿童与教师、医生之间的交流、沟通, 培养其良好的社交能力, 降低儿童自闭症、忧郁症发病率。本研究对3~4岁儿童实施运动及游戏疗法, 而对于年龄较大的6~7岁的儿童则结合游戏治疗、神经发育疗法、Rood疗法实施个体化的精细运动训练。在运动及游戏中不断上升难度, 培养儿童克服困难的意志力, 促使其形成稳定的性格。

传统观念片面地理解早教即是幼儿读书、识字、写字、算术等, 而不了解早教的本质是根据儿童的发育规律, 因势利导, 训练各种能力, 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本研究对≥8岁的儿童, 在开设语文、算术、常识、体育等课程的基础上, 还开设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课程, 并培养儿童生活自理能力, 如要求儿童饭后自己洗碗、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及床铺等, 使其各方面能力均得到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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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春娇, 周菊平, 张川琳.福利院儿童健康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民康医学, 2011, 23 (20) :2601.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8

牡丹江儿童福利院始建于1974年, 是市民政局所属的事业单位, 是牡丹江地区唯一一所集养护、教育、康复、医疗任务为一体的儿童福利机构。我院38年来, 有近2 000余名孤残儿童从这里走向社会, 同时也相应地产生了记载这一过程的大量档案, 使儿童福利档案不仅反映了本地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进程, 更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重视人权、扶残救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下, 我市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快, 档案信息量也随之增加。如何切实提高儿童福利档案的管理水平已成为我院档案管理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 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的领导高度重视档案工作, 将儿童福利院档案管理规范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各项管理制度, 配备档案工作所需的软硬件设备, 并初步实现计算机检索。档案室工作人员对所形成的各种门类档案进行收集、整理、鉴定归档, 确保了档案的齐全完整;同时, 我们还努力做好档案的开发利用, 使档案在行政管理、业务改革、检查评估、編史修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 笔者将所在单位档案管理经验与大家作以分享, 希望能对今后工作有所帮助。

一、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单位领导对档案工作的态度, 直接影响档案工作的开展成效。有些领导没有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认为只要按时归档, 不丢失档案, 不损坏档案, 检查时不出问题就行。这种态度直接造成工作计划、总结内容、考核评比等没有涵盖档案工作, 档案工作在单位整体工作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 要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开展儿童福利档案的宣传工作, 增强单位全员的档案意识, 使档案工作走向全民, 走向社会。首先, 重点宣传。档案工作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儿童福利档案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指示的“三个有利于”为真正实现儿童福利档案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统一。要对单位领导开展档案工作重要性的宣传, 转变其对档案工作的态度, 进而改进档案工作的现状。其次, 专项宣传。宣传重点是制定新标准和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专项宣传对基层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和档案员宣传重点要有所不同, 对领导要宣传其监督和考核的作用。再次, 普遍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舆论工具广泛开展档案工作和档案法律法规宣传, 使全社会了解档案工作、了解档案法律法规, 扩大档案工作的影响。

二、严格规范立卷归档程序

档案室在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历史积累信息资料的基础上, 严格规范了归档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程序, 进一步完善了归档移交的手续, 做到了规范化管理。同时, 认真总结经验、改进方式方法、采取有效措施, 拓展归档渠道, 提高归档工作成效。例如, 改进我院网页的版面, 增添儿童福利档案网上归档的内容, 努力扩大档案工作的延伸范围, 发挥档案信息资料的最大效能。

三、实行信息一体化管理

在建立儿童福利档案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 建立完整的儿童福利档案社会信息系统, 实行一体化管理, 以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建立联合目录, 实行资源共享, 是建立社会信息系统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之一。我院对多年来的档案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清查, 结合工作实际, 规范题名, 为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及今后的数字化管理打好坚实基础。充分发挥了网络体系作用, 专职档案员一方面主动收集散存在科室和个人手中新入院儿童的档案资料, 做到不缺不漏;另一方面, 经常与业务部门负责档案工作人员加强联系, 不仅在业务上给予指导, 而且在具体操作上积极参与。同时, 还注重了信息反馈。档案管理人员直接参与到各种儿童福利工作中去, 收集材料。跟踪儿童福利工作的全过程, 注重收集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原始数据、合同、协议书、图纸等为载体的各种材料的收集, 把最有价值的档案资源收集并归档保存, 充分发挥反馈信息在儿童福利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四、提升档案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一是要加强档案管理人员思想建设。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在思想上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政治警惕性、组织纪律性和端正的工作态度, 热爱工作、积极钻研, 在业务上做到熟、精、勤。并积极思考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开发儿童福利档案信息资源, 提高福利儿童的管理水平和档案利用效率。二是加强培训, 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尤其要对档案工作人员开展档案计算机管理知识的培训, 以便适应现代社会和档案工作的发展需要。三是开展经验交流互相取长补短, 开阔视野, 学习经验, 总结教训, 改进不足, 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四是关心支持档案人员, 要从政治、生活、工作等方面关心、支持档案管理工作人员, 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以提高档案人员的积极性, 保持档案队伍的稳定性。

随着儿童福利事业的飞速发展, 儿童福利档案管理工作将更加繁重, 要求也将更高。我们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提高认识, 创新管理手段, 强化规范管理, 加强档案编研, 拓宽利用领域, 让儿童福利档案管理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福利院儿童教育 篇9

一、经典福利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国家责任确定下来。1945年,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执政后便着手落实《贝弗里奇报告》的有关建议,英国自此步入了经典福利国家时期,政府“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福利干预行为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1945~1979年间,工党与保守党虽几番轮流执政,但这一时期两大政党之间难得达成了“社会福利共识”,此次共识“是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需求管理、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以贝弗里奇的普享型福利模式为蓝图,以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政策的共识”。[1]这一时期,“左派”社会思潮整体占优,强调国家力量主导,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社会公平优先”成为了两大政党社会政策的共同伦理诉求。

被誉为“教育上的贝弗里奇”的《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无疑是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典范。其重要贡献大致包括:一是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领导,确立了“国家体系,地方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三级公共教育体系,对饱受诟病的“双轨制”做了改良设计;三是加大教育投入比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了“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四是对特殊学生的教育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做了有益的规定等。透过该法案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教育福利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政府干预”取向明显。国家角色在教育福利事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和潜在权利的侵犯者,而是能够促进所有人自由和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机构”。[2]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教育当局的领导,建立统一而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将民办学校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等一系列举措都凸显了背后的“国家主导力量”。其关于“双轨制”的改良设计,弱化教会力量对公立教育的影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以及对特殊学生教育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等举措,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美好夙愿。可以说,《1944年教育法》为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两党轮替执政格局下的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确立了基本政策框架。

该法案“确立了三个相互衔接的教育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制度,使初等学校学生在11岁向中等学校过渡合法化,并规定了公立中学免收学费,从而真正确立了一个普及的中等教育制度”。[5]但是,它对于此项制度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恐怕也是使得“综合中学成为1944年以来英国教育改革核心问题”[6]的根本原因所在。“工党从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许多政策主张都是为了削弱富人的特权和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其执政的过程中积极促进综合中学的建立和发展,主张建立一种消灭了特权阶级的文法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全面的综合中学制度。相反,崇尚传统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党则强调教育中的传统和等级制度中的英才教育,因此,极力保持文法中学的优势地位,反对中等教育的综合化”。[7]由工党酝酿与主导的这场“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虽说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综合中学逐渐成为了英国中等教育的主流,而这场改革也成了英国义务教育福利制度结构性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市场效率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79年大选,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胜选,上台伊始她就公开宣称其目标是要完全改变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针,两党间原有的福利共识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意味着就此终结,保守党带领英国步入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主导范式”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危机;主观上是因为“左派”社会思潮失灵之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右转”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撒切尔政府而言,其“第一要务是振兴英国经济,其他政策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8]教育政策自然也不例外。“教育很难再与社会和经济政策割裂开来,它不再是‘一潭政策死水’,它已成为撒切尔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主流”。[9]“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他领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增加公共开支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10]由此开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主导”、“公平优先”的伦理观取向,转而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混血儿”思想———“撒切尔主义”为圭臬,倡导“市场主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概言之,“市场效率优先”成为了保守党政府出台教育福利政策的新伦理取向。

1987年11月,时任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肯尼思·贝克(Kenneth Baker)向下议院递交了教育改革议案,他指出,“在以往的40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以往10年里日益急迫的改革要求做出敏锐反应”。[11]因此,他建议英国开展一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教育改革。《1988年教育改革法》(1988 Education Reform Act)正是对这一提议的最好回应,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教育改革中注入市场机制,它的颁布标志着撒切尔政府激进教育改革的开始。[12]该法案是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集大成者,它与撒切尔政府倡导的“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国家”社会政策原则息息相关。“一方面,政府根据学生有权接受共同的知识及达到某种成绩水平的原则对课程和有关的考试服务进行集权控制;另一方面,它利用这种全国统一课程的结果和公布考试结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在学校之间重新采用市场竞争的原理‘争夺’学生”。[13]它倡导“市场主导”,尊重“个体选择”,崇尚“效率优先”的伦理价值原则,它以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教育需求,实现“个体自由发展”作为重要价值旨归。法案当中强调学校选择、竞争、多样化、自主经营和私有化的那些条文自不必多说,因为其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市场效率优先”伦理诉求。即便是全国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的条文实际上也是与满足“消费者”个体的需要密切联系的,因为国家课程和国家评定旨在为家长选择适合其孩子需求的优质学校提供有利的依据,这些内容同样也折射出“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

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政策精神指引下,英国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教育福利提供者的国家角色后撤。通过实施“辅助学额计划”,恢复了私立学校,减少了公立学校的数量,削减了教育经费开支,从而策略性地后撤了国家角色。二是注重“市场主导范式”的政策导向。通过扩大家长的选择权、增加学校的自主权、给予民间资本一定参与权等方式,将“市场”成分引入了公共教育领域。三是赋予家庭和个体更多责任担当。用“学生贷款计划”取代原有的助学金制度,同时还针对不同特殊人群实施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其旨在激发家庭和个体的责任意识。

三、社会投资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从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来看,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增长,是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面前的重要课题。“英国历届执政党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钟摆现象’。主要表现在:1945~1979年间,英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奉行政府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强调了政府积极干预的作用,以追求‘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伦理诉求;而到了1979~1997年间,英国政府则转向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秉持市场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转向重视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以实现‘市场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诉求”。[14]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追求社会公平,却忽视了市场效率,“向左转”的路径似乎行不通;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强调市场效率,却又失去了社会公平,“向右转”的路径似乎也不行。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1997年,工党政府在阔别执政舞台18年之后重新亮相,它一上台就以“新工党”自居,力主超越左右之争,探寻“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福利政策,既不主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不赞成完全削减福利开支的政策,而是要寻找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15]它将老工党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保守党力主的“撒切尔主义”思想巧妙地嫁接起来,将国家力量主导的“社会公平”伦理取向和市场力量主导的“市场效率”伦理取向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进程又开始转向了积极福利取向的“社会投资国家”时期。

在新工党执政的1997~2010年间,英国教育福利政策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取向。其“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以国家力量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对“人的潜能”的投资,它“将教育置于政府社会经济战略整体格局的‘枢纽’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培育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变量→确保经济效率且落实社会公平’构成了新工党的施政逻辑”。[16]中观层面,稳步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新工党通过“教育行动区”计划、“追求卓越的城市教育”计划、“国家挑战”计划等一系列改造薄弱学校的教育改革举措来切实提高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化发展。微观层面,注重全纳教育使未成年人免遭社会排斥。新工党分别针对贫困家庭、少数族裔和特殊需求儿童等目标人群确立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政策。其“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延续“标准而不是结构”的“新右派”思想。新工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建立标准导向的政策思考,其目的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促使人力素质的提升,并藉由引进民间力量的投入,使教育具备市场竞争的效果,但却避免市场特质可见的恶性竞争”。[17](2)实施“国家技能战略”以增进个体关键技能。新工党意识到,要真正落实社会公平,光靠过去那种直接“授之以鱼”的“福利救济”是行不通的,而改由“授之以渔”的做法,注重帮助人民提升就业所需的合适技能,在增强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竞争力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14](3)引入“准市场机制”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最初被视为应对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但它们最终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取向,并波及众多发达国家。选择、竞争、放权、绩效、集权和规约现已成为全球教育政策的趋势,新工党政府也不能例外”。[19]

2010年英国大选,政权接力棒移交至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联合政府”手中,由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出任首相。卡梅伦执政之初的现实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面对前任政府遗留的严重财政赤字,其不得不强令缩减社会福利支出,顺势打出“大社会,小政府”旗帜,以掩护国家角色逐渐后撤;另一方面,英国贫富社会分化的严峻性,又亟待国家在解决就业、削减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决定了卡梅伦政府在“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社会公平优先”还是“市场效率优先”上无法做出明确抉择。因而,沿袭前任政府既定的“第三条道路”———兼顾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坚持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社会政策伦理取向,成了卡梅伦政府短时间内难以绕开的一个选择。与此相应,其在2010~2015年执政期间的教育福利政策也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意蕴。其中,体现“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举措有:为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为家境贫困和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为贫困青少年今后的工作生活准备提供新的支持等。体现“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举措包括:以“教学”为核心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开放学校准入市场等。[20]2015年英国大选,保守党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的权力,卡梅伦连任首相。“给您的孩子提供最美好的生命开端”是此次大选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关于教育政见的内容标题,光从这一醒目的标题中,我们似乎就闻到了浓浓的“教育福利味”。保守党承诺:“我们将确保为您的孩子提供一所优质小学,对于失败持零容忍态度;将每一所薄弱的中学改制成‘学院’,并为家长和社团提供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学校’;帮助教师发展数学、工程学、科学和计算机教学技能,以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创设300万新的学徒岗位,并确保大学入学人数不封顶,这是我们对于所有人的愿望。”[21]能否实现上述承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判断,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仍是英国政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可能选择。

四、对于后福利时代我国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若干启示

(一)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后福利社会”概念,它是指“通过福利创新,使福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以追求社会公正,消除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团结为终极关怀的社会”。[22]步入后福利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一举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词语,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治理之风,消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公共政策争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掀开了向治理范式转型的序幕”。[23]就英国的教育福利政策变革而言,其路径轨迹同样是在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的对垒中不断反思形成的一种“治理范式”。比如,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政府崇尚的是一种带有普遍主义取向的政府范式,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政府则转向信奉一种带有选择主义取向的市场范式。实践证明这两种范式都有失偏颇,因而进入社会投资国家时期以后,英国开始迈向“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格局,其意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以及第三部门等各个福利供给主体的合力作用,从而真正保障每位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教育福利改革的本质是改进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后福利时代各国面临的教育福利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既满足民众高质量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能尊重公民差异化的个性教育需求并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教育潜能。对于我国而言,“福利治理”视角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推动教育福利行动主体间良性关系的建构。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不断强化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国家实行普惠型教育福利制度,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均应享受到免费教育机会,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在非义务教育领域,则应实行补缺型教育福利制度,对于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应予以特别的教育支持。在强化政府角色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来自市场和家庭角色的教育福利补充作用。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种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教育福利举措难以为继,更何况我们国家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仅就当前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普惠型的教育福利体系。可以说,“政府包办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面对教育需求的持续扩张和国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有必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24]因而,在当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公共教育治理格局下,政府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责无旁贷之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当采取有条件的“策略性后撤”战略,同时应积极培育第三部门的力量,优化教育福利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二)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教育福利政策价值目标

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在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之下,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形成了难得的“新民主主义福利共识”,“社会公平优先”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强调国家力量至上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新右派思潮渐趋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此相应,“市场效率优先”成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自此开始,英国又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1]的局面。中国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开始。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教育福利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伦理取向。迈入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影响,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价值目标也随之融入了“市场效率”的伦理色彩,而且这一色彩似乎愈来愈浓。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框架指导之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被过于夸大,而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却被渐渐淡化”。[14]2011年英国爆发的“青少年群体骚乱”事件更是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卡梅伦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如《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 ing)、《2011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11)等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回归到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学生品行教育的关注等政府必须履行而不应被市场化所冲淡的基本教育职责上来。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当前我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教育福利无福利”的尴尬局面。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分权化等教育改革实践同样显现出政府责任有被弱化的现象。事实上,“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要切忌满脑子的市场逻辑、经济学概念和政治意识,而应站在教育理论和教学的立场上,敬畏教育规律,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更多地从学校自身因素、内部规律出发来思考变革”。[27]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10年我国教育改革的5大工作方针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些年教育福利政策的“市场效率”价值意蕴愈来愈浓的同时,及时往“社会公平”价值目标上拉回来一点,妥善平衡好两者之间的价值尺度,是当下中国政府教育福利改革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然抉择。

(三)将教育福利作为破解我国儿童贫困代际传递难题的根本途径

近些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分化有不断加剧的迹象,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其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在诸多原因之中,儿童自身以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状况无疑是一根本因素,这可以从理查德·罗斯(Rose)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福利需求研究结论中得到验证(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陈晨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

“在罗斯的需求曲线中,三个箭头所标示的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福利需求较高的三个阶段,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教育需求是家庭的主要需求之一,关系到子女的教育福利和整个家庭的正常周期历程”。[28]教育需求之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29]作为儿童自身而言,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到成人早期过渡阶段(曲线中的第一阶段)未能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就会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而无法在将来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立足,其要么无法就业,要么从事低收入的岗位,从而陷入贫困;一旦等他成为父母或具有监护人资格的时候(曲线中的第二阶段),其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下会限制家庭教育水平,加上其家庭贫困原因无法为子女选择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或课外教育提供额外经济支持,从而极易使其子女也由此陷入贫困的代际循环怪圈之中。可见,“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因素”。[30]“教育福利是协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因为教育福利的实现是普及教育资格和增强主体能力的双重过程”。[31]

日本儿童福利发展及启示 篇1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日本战败终结,既存的国家体制从根本上颠覆,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体制普及。日本的经济萧条,国民生活困窘、苦不堪言,大批儿童流离失所,各地流浪儿相继增多。为了维持生计,偷盗案件四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时期的战争下导致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为发展经济大量的童工被征用,保护儿童权益的问题愈显得重要。日本也就在此时才真正地形成与确立了儿童福利保障制度。1947年《儿童福利法》的出台,儿童福利的理念及儿童养育的责任在法文中做了明确的规定,儿童的基本权利和国家、国民保护儿童所应尽的义务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儿童福利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儿童基本法,由此拉开了儿童福利政策的序幕。《儿童福利法》界定了儿童的概念,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以及确立儿童保护权利的内容。

二、日本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

(一)儿童福利观的变迁

日本儿童福利观的变迁大约包括三个阶段:明治以前,明治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战后面向21世纪的现代。

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儿童观,主要是基于以士农工商身分制为主导的社会规范,和以家庭中父亲作为家长绝对权威的世袭制度,由这样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所支配。换句话说,孩子是上天赐给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要绝对地服从,孩子在对待父母以及封建诸侯必须具有忠孝义务。他们的孩子对待自己的下一代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到日本明治时期,迎来了从锁国走向开放的文明化,明治政府开始导入欧美各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国家体制开始逐步健全。为了进一步增强国力,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国家体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把儿童看做国家国力增强的社会资源和未来国家的主人,通过对儿童教育的投入,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精忠报国思想的国民。同时受到欧美社会思想影响的石井十次等多数民间人士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从事对弃儿、少年犯以及病患儿童等进行人道主义的救助。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世界经济恐慌(1929)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等波及半个世纪的世界动乱期间,日本从大正民主思潮倒向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国家把儿童的生命变成了皇军士兵以死报效天皇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民不聊生、百废待兴,为大力发展国民经济,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下,大批儿童走上被雇用者的道路。由此引发儿童在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保护儿童的权利与义务亟待解决。

(二)儿童福利的发展

日本儿童福利政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流浪儿、孤儿而展开的保护措施。最初在1945年政府制定了《战灾孤儿等保护对策纲要》,1946年制定《流浪儿童及其他儿童生活保护法》。由于这两项政府制定的保护对策奠定了基础,1947年正式颁布了《儿童福利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儿童保护基本法。其中规定了18岁以下便是儿童,整个国民都应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相对应的保护措施。即所有的儿童都理应受到保护和关爱,并平等地享受生活保障。在这部法中首次提出了国家与地方公团都有责任和职责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1989年联合国第44期大会中颁布的《儿童权利条约》,使儿童福利理念得以重新认识。最早在1959年联合国采用的儿童权利宣言中对儿童的监护人和地方民间团体作了定义,要求地方行政机关及政府努力保证儿童权利得以实施。这一宣言得到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可,同时各国根据该条约制定和完备了各自的国内法。基本内容是:儿童作为家庭与社会权利的主体,有权发表个人的意见、观点、思想、宗教等自由;并且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市民而存在;政府和国民有义务积极推进、保障上述宗旨的实施。

《儿童福利法》之后,与儿童、家庭福利相关的各种法依次产生。即《教育基本法》(1947),《学校教育法》(1947),《少年法》 (1948),《少年院法》(1948),《优生保护法》(1948,1968年改为《母体保护法》),《生活保护法》(1950),《母子福利法》(1964年, 1981年改为《母子及寡妇福利法》),《特别抚养补贴支给等相关法律》(1964),《母子保健法》(1965),《勤劳青少年福利法》 (1970),《儿童补贴法》(1971),《勤劳妇人福利法》(1972年,1997年改为《雇佣中男女机会均等及确保其待遇的相关法律》),后来又出台了《育儿假期、对家庭育儿劳动者的福利相关法》(1995), 《防止儿童虐待法》(2000)等等。

在制定这些法律时,包括综合立法的《儿童福利法》在内,主要考虑两点:其一,在实现儿童福利法上,要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其次,这些法律不仅顾及到福利对象儿童,同时还要明确在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上国家所应负的责任。

三、日本儿童福利的特色

(一)儿童福利以津贴的形式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众所周知,传统的日本是一个以性别分工来体现社会责任的国家。一般的日本企业大都是终身雇佣制,非常重视团体合作精神,一旦确立了雇佣关系,受雇佣者和他的核心家庭成员都成为企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在给与雇佣者的工资所得中,连同支付配偶所得控除,家庭津贴,家族成员被抚养者的社会医疗保险。首先,孩子在母体过程中,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医疗补助各项检查;其次,孩子在出生时会得到政府补贴的育儿一时金,截至2013年每个新生儿得到的育儿一时金为42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2.7万元),这一费用和医院生产费用基本持平;再次,日本政府在1972年开始发放儿童津贴,2012年修改了儿童补贴政策,把儿童津贴提高到从出生起到15岁的第一个3月31日为止,每个儿童在0-3岁之间每月领取1.5万日元(相当于大约945元人民币),3岁和3岁以上到大概初中毕业15岁,如果一个家庭中前两个孩子,可以领取每人每月1万日元的儿童津贴 (相当于大约630元人民币),从第3个孩子起,每月可领取1.5万日元儿童津贴。针对只有母亲养育的单亲家庭儿童,儿童津贴发放到18周岁。还有,低收入的就学儿童家庭会有相应的就学减免、支援生活扶助。障碍儿童会得到特殊的抚养津贴;最后,各企业在发放工资时也会补贴有孩子的家庭每人每月1万日元。

儿童补贴大致分为∶(1)儿童型津贴。考虑到由于儿童数量的减少导致的人口高龄化,1972年开始实施以第三个孩子之后的儿童为对象进行的国家补贴,后来发展为对所有的儿童进行补贴。补贴期间也从儿童出生开始到接受义务教育之前为止。最近的补贴形式就是前面所介绍的2012年修改的儿童津贴;(2) 儿童抚养补贴。由于单亲母子家庭的增多,在1961年开始实施儿童抚养补贴。该补贴不仅仅适用于失去父亲的单亲母子家庭, 同时包括父亲有严重的身体残疾或者父亲生死不明的家庭。母亲或者母亲以外的人监护可以接受该补贴的补助;(3)特别儿童抚养补贴。主要以精神发育迟缓和精神或者身体有残疾的儿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理并且需要特别照顾,年龄未满20周岁的;(4)残疾儿童福利补贴。主要以精神或者身体严重残疾并在日常生活处于一直需要护理的状态,20岁未满的儿童为补贴对象;(5)特别残疾者补贴。精神或者身体具有严重残疾,日常生活处于一直需要特别护理,20岁以上人员为对象,该补贴不包括在退休金中。

(二)日本儿童福利覆盖面广、各个方面涵盖到位

日本的儿童福利政策适用于所有的日本国籍儿童以及有合法在留资格,一切无论国籍、种族在日本生活的儿童。日本的儿童福利政策涵盖在生活、就医、教育等方方面面。

诸如就医疗方面,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儿童医疗政策。小学或者小学入学前医疗上有住院金返还政策,门诊有就诊免费或者象征性的收取几乎可以不计的医疗优惠政策。以静冈县挂川市为例,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在小学就学前入院免费,门诊费一次500日元(约31元人民币),一个月内第5次以后的门诊就诊是免费的。就学后的儿童入院或未成熟儿等大病医疗都有医疗金返还制度。每个城市儿童就医福利不同,也不乏有很多城市门诊就医完全免费。

(三)日本儿童福利政策是以在中央、地方、民间多元化辅助 模式下相互补充

日本根据儿童相关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主要由厚生劳动省 (相当于中国的劳动部)来承担公众责任作为执行的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具体的运营实施,同时在各地方政府中管理儿童、妇女、家庭福利的各部门和科室承担具体执行职能。为了广泛地推广儿童家庭福利,并在各都道府及指定市儿童福利审议委员会负责儿童福利行政的咨询,市町村和特别区可以任意设置办事机构。

1.儿童相谈所:儿童相谈所主要具有以下四个职能。第一, 接受来自管辖区域内儿童的父母及其他人对于养育儿童的各种问题的咨询;第二,对接受咨询的儿童和家庭,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精神医学等角度进行专门诊断,作出综合判断的职能;第三,基于诊断结果提供解决方案和指导;第四,必要的时候提供儿童紧急避难和短期保护职能。

2.福利事务所:福利事务所在儿童家庭福利上的主要工作在于努力掌握儿童及孕妇福利的实际情况,同时对咨询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查,进行个别的或者团体指导。

3.保健所:保健所在关于儿童家庭福利工作上,主要是对应于6个月、1岁半、3岁各年龄段的儿童健康检查。而且根据健康检查的结果,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保健指导。不仅对身体残疾人进行疗育指导而且利用保育所的儿童福利设施进行营养改善及其他保健卫生上的帮助和指导。对提高母性的尊重及保护与加强乳幼儿的健康,从2000年至今全国设立了594所保健所及市町村设立1630所保健中心,发行母子健康手册、母子的健康诊断对其进行彻底的保健指导,并确保安全分娩等得到了重点的执行。

4.民生委员及儿童委员:为了推进儿童福利,在市町村设置了义务的儿童委员(兼民生委员),由他们对区域内的儿童和孕妇生活环境状态的掌握,进行援助和指导。儿童委员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儿童相谈所和福利事务所等行政机关的协作,使得地方福利政策能得以正常贯彻(如图1)。

(四)以母子一体为共同的福利对象

儿童福利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扶助儿童,还应该包括以母子为核心的家庭成员。对于有工作的母亲在育儿方面,做了育儿休假及雇佣环境的调整;在工作中托儿设施的改进;为了育儿退职和再就业的支援;雇佣劳动时间的缩短或弹性工作时间的推行; 多样的保育服务实施;低龄儿保育、延长保育、一时保育的扩充以及保育所多机能化的调整;增加学后儿童的保育对策以及地域性的母子保健医疗体系的施行。以上这些都是1994年12月各部提出的《关于今后育儿支援基本方向的政策》俗称“天使计划”。1999年12月政府更进一步补充了天使计划,提出《少子化对策会议》。2000年年初到2004年的《重点推进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这就是俗称的“新天使计划”。进一步对保育服务做了扩充,例如低龄儿(0-2岁)保育所的扩大,;在宅育儿支援的推进;体验活动情报和机会的充实;儿童教育环境的实行;育儿安全生活环境、游戏环境的确保等等。所谓的“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补充了母亲育儿过程中无论就职,还是在宅生活的各方面。

(五)法律和法规的多样性、细致性、全面性

日本对未成年人生活在法律、法规上进行多样化、细致全面的保障。例如《少年法》《学校营养午餐法》《勤劳青少福利法》《感化法》等等。这些法律基本涵盖了生活与教育各个方面。

总之,日本儿童福利起始是借鉴了欧洲高福利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构建而成特殊的“日本型福利特征”。它是以家庭为主体,欧美福利以高福利、高税收为特点,日本为了避免国民对国家的强烈依赖,福利政策的出发点从“自立”开始,由此形成的儿童福利化模式是多元化供给型,国家在儿童福利模式中扮演的角色为指导、咨询与监督,由各级儿童规划部门协助合作。

四、我国儿童福利的现状

(一)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我国最早是从农村五保和城市低保涵盖儿童生活最低保障的,而且救助水平比较低,范围最初也只是将孤儿保护其中。2006年起民政部开始实施儿童福利机构蓝天计划,国家资助一些地级以上城市开始新建、改建、扩建儿童福利机构。2007年蓝天计划也被纳入了“十一五”规划。到目前我国也基本实现了地市级拥有儿童福利院的目标。

(二)儿童教育、文化方面保障

从1986年我国正式确立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儿童教育保障不断改进但仍有很大不足。2002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书本费。到2008年全国范围的免除义务教育各项杂费, 这是教育方面很大的改进。2010年流动人口的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以及参加升学考试被纳入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以及一系列出台的针对残疾儿童的教育扶持政策,这些都是我国儿童教育不断改革的举措。但在早期教育和特殊儿童教育方面仍存有较大的福利空白。

文化方面,我国普遍建立少年宫、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儿童优惠政策,但由于文化活动滞后性,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以适应经济形式的发展。

(三)儿童公共设施方面

我国时至今日在儿童公共设施方面远远落后,从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国虽然在一线城市公共场所提供和改善了儿童设施环境,但绝大部分场所并未改造。儿童公共资源环境比较落后。

(四)母婴医疗卫生政策

我国县级以上普遍建立了妇幼保健医院,也已经普遍实现了婚前检查与婚前保健制度。2009年实施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开始,每年已为广大怀孕妇女免费增补叶酸获得阶段性成功。儿童健康方面,免费疫苗接种广泛普及,幼童死亡率明显降低。近年来,母乳喂养方面我国政府也逐渐重视并保护大力支持。

(五)儿童发展方面政策

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应该惠及全体普通儿童,我国对单亲家庭的儿童福利没有明显改观,为了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在部分地区采取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以及民间发起的特色社区矫正应该更深入。

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增加了“儿童与福利”独立一章,从国家整体制度上确定了扩大儿童福利范围, 推动儿童福利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的目标。尤其是近年来,儿童福利得到了很高的重视及落实。近几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着重提出“让儿童优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儿童梦托起中国梦”并进行了多方面政策性设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儿童养育责任需要由家庭向国家转移,应该建立以津贴为主,较为独立的儿童福利制度。从2011年国家实施的农村学生营养计划;大病中白血病、先心病的免费医疗;《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正式出台,说明儿童基本生活的食品与出行安全开始正式受到关注。《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3)》总结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呈现出儿童福利津贴开始由困难特殊型向普惠型发展; 中央财政安排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24.3亿元,惠及全国61.6万孤儿逐步向事实无人抚养等困境儿童延伸;普惠型的专项补贴制度进一步深化;27个省市落实启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一系列儿童权利受侵害的事件,引发了儿童福利制度反思并推动其政策进步,促成了幼儿园师资规范、校车安全、收养制度等领域政府做出积极行动和有效回应;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儿童公益专业化发展,2012年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儿童类服务项目102个,项目资金5700万元。

五、我国儿童福利存在的不足

从政策层面上,我国构建了儿童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发展。由于我国整个福利事业起步较晚,在儿童福利方面存在不良的滞后性反应。

(一)儿童福利政策范围狭窄、制度缺憾,缺少一套完整法律 体系

迄今为止并无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缺陷、各级投入不足。儿童保育、儿童设施等方面供给不足,社会服务空白严重,缺少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儿童福利发展的支撑保障。虽然在《民法》《刑法》一些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儿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套单独的儿童法律体系。尤其是由于网络时代的普及,信息技术对称化,近些年很多虐待儿童事件被曝光,层出不穷。虐待幼童案、猥亵幼童事件在各地不断上演。建立完善的儿童虐待猥亵法替代性监护与惩治制度出台,独立的儿童保护与惩戒体系非常必要。

(二)儿童福利结构需要多方面构建与完善,儿童福利制度 安排缺位

我国儿童福利方面针对各种特殊儿童保护救助滞后。例如,托儿机构建立,儿童健康服务的提供,对于障碍儿童的各种救助缺失。2011年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据总人口 的16.5%,达到2.22亿人以上,现今的儿童福利滞后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完善,确立福利与国民经济有效同步。我国困难家庭、困境儿童、问题儿童数量增加。现实社会缺乏一个根本的儿童福利制度安排。

(三)公共投入不足,国家责任界定不明确,儿童津贴补助制 度几乎空白

儿童福利方面公共投入不足显而易见,儿童福利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嵌入式”形式,体现在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却没有相应的独立体系。现有的儿童福利除了公共救助式,并没有完整的国家儿童津贴项目。

六、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近些年的显示数据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开始逐渐的加大重视并逐步落实保护儿童一系列的物质与精神领域问题。但是事实上儿童福利方面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较,仍有太大的不和谐性。中国正在实施面向未来发展的10年《儿童发展纲要》,纲要致力于让中国全体儿童保障享受更多的儿童福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代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2013)报告》指出: 由于纲要中“儿童优先”原则决定了儿童福利的“儿童梦”是“中国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倘若“儿童梦”不去实现,便不足以托起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我国儿童福利远远落后于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和先进的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相比较,我们的儿童福利仍需要很长的发展改进过程。

(一)加快儿童保护和育儿扶助的法律法规建设

日本《儿童福利法》出台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辅助补充,细致、全面性的特点值得我国借鉴。对我国近年频频出现的校车事故问题、非法创办幼儿教育机构问题、幼儿教育高收费问题、学校膳食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儿童就医问题等,虽然这些问题一部分出台了管理条例,但我国仍然没有诸如《儿童福利法》此类法的支撑。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出现的儿童问题应给予规范性惩戒和严厉整治。

(二)纳入母亲、儿童为一体的福利对象,确保母子共同权益

中国儿童福利报告指出,儿童养育不单单由单个家庭的责任, 而且应该向整个国家转移,儿童养育问题应该是全国以及全民族共同承担的责任。我国针对的单亲困难儿童的福利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儿童福利不仅应保护儿童,也应该确保育儿角色中母亲的正当权益。例如,营造公平的产假; 完善就业与再就业环境;提供安全的育儿生活环境;扩大育儿生活的援助范围和援助方式等。

(三)建立儿童福利行政体系,权责分明有效的中央、地方、 民间相互补充的多样性管理分工模式

我国应该在儿童教育,医疗方面明确职责,有效管理分工。儿童福利应由中央到地方囊括,省级———地市———县级———行政———社区,级级指导、监督。中央和地方加大儿童教育的监管, 管理学前儿童教育的高收费状况、生活环境安全、提高教育质量。让整个社会在协助的状态下,有效保护儿童权益的正当实施。

(四)拓宽儿童福利的资金来源,提高儿童福利的覆盖面和 福利多样性形式

单一的福利资金来源造就了公共财政负担。扩宽资金来源, 有效服务于儿童福利政策的实施。提高儿童福利政策的覆盖面, 使得全社会所有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在医疗、教育、生活中得到基本的保障。

(五)以儿童梦托起中国梦,加快巩固困境儿童福利向普惠 型儿童福利的迈进

解救乞儿须建立全民儿童福利 篇11

这一网民的集体行动，显示了觉醒中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可圈可点。但是，乞儿问题并不会由此解决。乞儿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目前还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入研究。在等待细致的调查出来之前，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常识进行推理：如今中国社会处于高速流动状态，大量农民工远离家乡打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即使孩子跟着父母走，在异地他乡父母一忙就疏于看管。这些都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另外，贫困更是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这就使治理乞儿变得异常复杂。有网友指出，简单地禁乞恐怕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几年前写过一篇报道：一位四川女孩四肢被严重烧伤，走投无路随着父母乞讨，在央视大门前被路过的一美国博士生看到。这位美国人由此放弃了当教授的机会，收养了这位女孩，并带回美国治疗，耗资几百万美元，全由慈善组织买单。从治疗的结果看，她如果没有这些机会，恐怕活不下来。乞讨救了她一命。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对父母无法养活或身体残疾的孩子来说，乞讨是他们的生存机会。但是，这样的生存机会，也给了人贩子机会：他们不仅拐卖儿童，而且戕害孩子的肢体，使之成为乞讨机器，甚至出租出去。社会在帮了一些孩子的同时，却可能无意中害了另一些无辜的孩子。

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建立普遍的儿童福利制度。我在美、日生活了将近17年。即使是在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乞讨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在日本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中心附近。读研究生时在纽黑文住了九年。当地的无家可归者也是美国有名的。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儿童乞讨。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成人有乞讨的权利。但未成年人则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孩子出来乞讨，父母首先有责任。父母如果担负不了抚养的责任，则国家会来担负。即使在还没有全民医保的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出生还是有医保，并且可以保持到十八九岁。

中国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对儿童的基本福利应该有所保障。凡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应该在医疗、教育和生活这三方面获得基本的保障。当我们看到街上的乞讨儿童时，首先要确定其父母是谁，并帮助他们到有关部门登记，给孩子体检、注册上学，使其得到基本的生活补助。如果有了这些父母还指使孩子乞讨，则会失去抚养权。这样，绝大多数孩子就不会出来乞讨，人贩子一旦把孩子推出来乞讨，就很容易被发现、抓住。

大学生应加强动物福利观念教育 篇12

清华的刘海洋硫酸泼熊的记忆还没有褪去, 复旦的张亮就给我们上演了剪刀刺猫眼的动物惨剧, 清华、复旦, 这样刺眼的字眼, 也许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但这不是关键, 因为任何一个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暴行的人, 都不能让我们容忍, 只是发生在这些高材生身上, 更让我们震惊罢了, 张亮——这位外表斯文的研究生在解释其行为时说:“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发泄的渠道, 把小猫拿过来 (养) , 一方面是因为小猫的可爱, 我可以摸它……但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我愤恨的话, 小猫也可以提供一个给我这样发泄的渠道……”如果说刘海洋是消极漠视动物痛苦, 这位复旦学生则是积极地从动物那里获得反常的快乐, 其残忍和反常程度更加严重。在他看来, 那些娇弱惹怜的猫咪不是有情感的生灵, 而是他可以任意凌辱的对象。扫视施暴者的动机和心态, 我们禁不住心寒!凡此种种, 应该引起中国整个教育界对人才标准的反思。

中国高校已经流行一种病。在只注重应试教育的中国, 出现什么样的变态学生都不足为怪, 小学他要拼命考个好初中, 中学他们要争取考名牌, 大学了还要四级过级率和找工作, 研究生了他要争取出国……中国的学生从小走过来肩上的担子不轻。学校只看重应试教育不注重心理教育是制度的必然需求。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我看只是口号而已。记得马加爵案发发生的时候, 高校曾经欣起一种开办心理辅导班、开展心理教育的高潮, 可是, 随着马加爵事件的远去, 这个高潮很快恢飞湮灭。这次张亮虐猫事件, 又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个大学 (高校) 教育病得不轻了, 如何治疗如何根除?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事情。

二、目前高校教育的的缺失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而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医生史怀泽在他的著名论著《敬畏生命》一书里曾写道, “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 也就越敬畏精神生命”。他还说:“人连对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 难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吗?”这些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从小就不懂得敬畏动物生命的人, 他长大后也就不会敬畏人的生命。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也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小时候虐待动物的孩子, 长大后身上都有暴力倾向。正基于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身边一些动辄轻生的少男少女们了, 那是他们从小就没有受到过“珍爱生命”的教育, 这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复旦大学那位三年级研究生。

早在2002年的刘海洋伤熊事件中,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分析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四方面的欠缺:即心理教育欠缺;环境教育欠缺;人文精神教育欠缺;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欠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就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教大学生怎样做人, 怎样实现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人类要生存, 社会要发展, 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人类把握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和演化趋势, 从长远的、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调整并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扰动, 使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复、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 而不是自觉地发展, 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这精辟地揭示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如果仅仅坚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失去对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进行不适度摄取自然的行为控制, 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 最终使人类失去生存环境。人类关心自然, 实质上就是关心自己;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 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人类的部分与整体、片面与全面、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 人对自然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不仅应该遵循客观自然规律, 而且还应该遵循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 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基本观点: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赞美、突出人的智慧、力量、作用和地位, 但是该观点极端地认为人在万物之上, 是自然的中心、主宰者、统治者, 人对自然有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 一切应从人的利益出发, 甚至从某阶级、阶层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自然。其实质是人类利用中心论, 无视自然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后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共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赞美、突出大自然, 但是该观点极端地否定人的中心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 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 自然与人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喻为“宇宙之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刀耕火种方案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当代大学生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人类要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 通过道德、法律和社会制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实现社会和自然、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等相和谐。我们坚持发展, 但决不是把自己与自然重新、甚至更深刻地区别和分裂开来, 也不是并列起来的兄弟关系, 而是更深切地认识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具体到动物身上, 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 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中学生物课本写道:“取一只活青蛙, 剖开它的体腔, 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 每个同学都在实验课上, 拿着刀子把一只只青蛙或小兔子活生生地开胸剖肚, 看它们五脏的位置, 看它们神经的跳动、血怎样流动、肌肉怎样颤抖等等。有专家建议修改甚至取消这种让学生学习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怎样痛楚万状地死在自己手里的课程。这不是说不能用动物进行必要的实验, 而是反对现实中大量重复的和不必要的动物实验。某些残酷的动物实验对培养美好心灵并无益处。

大学生要理智地认识和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动物应该是和睦共处的好邻居, 而不是弱肉强食的天敌。假如真有那么一天, 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这个“光杆司令”, 人类自身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

过度保护人类自身的眼前利益是一种缺乏长远目光的表现。动物福利立法应该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观念的更新,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