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乡村运动

互联网的乡村运动（精选8篇）

互联网的乡村运动 篇1

2015年6月13日, 在CCTV7演播大厅与屈哲先生有一番攀谈。屈导是《美丽中国乡村行》总导演, 该节目已拍摄数十集, 向世界呈现了中国的美丽乡村。现场欣赏了短片, 引发了我的震撼, 也引发了我的遗憾。震撼的是精美的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 遗憾的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屯各有精妙, 电视却难以充分表达。

之后便是一番冥思苦想, 由“互联网+”展开了思路, 请朋友们检视, 请朋友们补充。或许, 我们可以以众筹的方式汇集志趣、汇集智慧、汇集行动, 在互联网上让每一个村庄绽放美丽!

想法一:每个人都有家乡, 每个人的梦中都飘过美丽的村庄, 这是人与乡村的必然连接, 是互联网实现的基础。赞美家乡, 表达美丽的梦, 是人类内心的美好追求;这是每一个人与乡村连接的理由, 是众筹实现的前提。

想法二:基于网站、地图和位置技术, 我们可以为每一个村庄设立开放的动态网页, 任何一个相关的人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与交互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并不断地叠加、丰富, 造就网上的乡村美丽。

想法三:由互联网“+”起来的网上乡村, 必将在网上传播她的美丽, 由美丽引来更多的每一个从乡村走出的我们, 汇成万众参与的海洋。如同维基百科, 假以时日, 一个美丽乡村画卷必将跃然网上。

粗浅的设计呈献给大家, 希望能用互联网的方式为我们的乡村践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您有想法吗?请关注下面的微信账号, 一起来吧。

互联网的乡村运动 篇2

我们都知道，晏阳初拥有着西方多国大学的文凭，所以他后来接受的教育也使得他具有很强的民主精神，他被称为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所以在中国民国期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极力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他指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我国这几年一直在政策 资金投入 众所周知，政策资源有很强的滞后性，只有当农业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干预，且政策资源只起干预作用，不是直接生产力。而农民素质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是直接的和长期的。虽然梁漱溟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 但时至今日 依然具有可借鉴的地方 其实无论是梁漱溟的伦理道德 还是晏阳初的知识教育 他们都意在提高农民素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面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并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必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病还广泛存在。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大国，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农民素质与农业增长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农民素质跟上，我们将有近30%的技术可以转化为效率收益。即是说，对农民素质进行的投资如果与一个国家农业科研投资相适应，农民就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并应用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这样的增长潜力将是巨大的。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搞的新农村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尤其对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民进行培训。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挖掘农民素质潜力放在第一位（谭向勇，2004）。目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很多，职业教育是很好的手段，县、乡、村、户四级是重要环节，其中县是教育科技投入的重点，乡村主要起到教育组织作用，户是科技帮扶的对象。除此之外，科技入户工程，劳动力转移培训，动员大学教育资源兴办“贫民学校”，建立“农村基层人才振兴基金”，公开招标农民工培训机构等都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办法和途径。.最近电视上报道新闻 很多品种的菜卖到几分钱一斤，却也无人问津，这就导致很多菜农经济上很大的亏损，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手段以建立农民的心理安全

从经济学原理上说，保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从经营风险的角度考虑，保险可以增大经营者的风险承受力，在遭受天灾人祸打击时不至于破产，帮助受灾人迅速恢复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起到间接创造财富的作用，尤其对于高风险农业产业意义更是重大。我国一方面灾害频繁，灾害来临时轻者颗粒无收，重者倾家荡产、债台高筑而无法复原。另一方面农民投保困难。农民投保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保险公司不愿涉及这个领域；二是农民经济力量薄弱，无力交纳保险费。

乡村运动，乡村如何动？ 篇3

当下，蜂拥投入“乡建”怀抱中的主体可谓形形色色，除了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外，还有心怀不同理想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乡村旅游开发与有机农业实践者;典型的有尝试用审美修复裂隙，软化偏见，并在禁忌和边界中探寻可能性的艺术家、建筑与规划师;还有各类心怀善意与良知的民间组织。不同的主体都怀抱着各自的夙愿和偏见来到乡村，毫无保留地将各自满满的抱负投入到乡建过程之中。但一厢情愿的努力致使乡建过程中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村民退位成了乡建的“局外人”，并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失去了表述的声音。于是一个荒诞的情景又在中国的语境中诞生了：“乡建”异化成一群打着“良知”旗帜的社会精英之间的擂台竞赛，他们过度的优越感与责任心淹没了对村民困惑、焦虑、恐惧、诉求、欲望的耐心倾听和冷静思考。

乡建速动，乡民被动

时刻浸泡在城镇化进程和发展规划下的乡村，成日面临着政府征地、拆迁、投资和建设胁迫下的村民们，在丧失了土地，信仰、主体与尊严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夹缝之中祈求生存。很多村民都希望尽快将自己的村子打造成旅游村，能尽快发家致富。所以在乡建进程中，村委会和村民几乎都愿打开自己的大门，甚至是想方设法将知识精英或艺术家“请进来”，尽快打造一块响当当的乡村文化产业，从而利用自己半真半假的“青山绿水”和“古村老宅”来吸引游客，带领村民迅速致富。

我们在乡村的实践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危机。很多商家投资人和怀揣各种梦想的城里人初到乡村都很兴奋，急切想介入到乡村的抢救和建设当中，并宣称要给予许村更多的发展资源与机会。然而这类居高临下的想要“给予”乡村发展机会的想法，无疑带有一种善意的欺骗，一种实则对村民主体性剥夺的帮扶。尽管他们的愿望与初衷可能是“善良的”，但他们介入乡村的行动却与他们自称的善意背道而驰，他们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取消了与村民推心置腹的交流，取消了倾听村民对各方力量介入的不满与意见，而导致这类只会一味“给予”却从来“不闻不问”的优势姿态的原因，就建立在一套不平等的无意识假设上，在还没介入乡村之前，就已经将“村民”列入到愚昧人、小学生、无知者或不需要说话的人的行列。也正是这类顽固的偏见与行为方式制造了乡建过程中“村民的不动”，造成了知识精英与村民的价值偏差与冲突。

然而，我们所做的艺术介入乡村的行动是从修复乡村文化生命力开始，以重建地方主体性为目标的。持有相似理念和目标的台湾大学城乡所做得很好，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和启发。他们认为：“如果在对一个乡村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仓促下手，结果必然会两败俱伤，就会产生像前辈梁漱溟先生说的“乡村运动，只有我们外来的知识分子动，乡村的主体村民不动，他们不但无动于衷，并且还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另一种过度的深入参与，我们的行为如果控制不好，触犯或干预地方主体的文化禁忌，很容易挑起族群矛盾与家族纠纷。这是由于不了解中国近百年来乡村的问题症结，不了解具体乡村的现实与矛盾，而一味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农民是愚昧的偏见所造成的。

乡村怎么动起来？

乡村动起来也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外来力量催促着动，被外力鞭策和激励，一种是村民自身觉悟和苏醒。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一般只有基层政权和村民这两种关系存在。随着农业税取消以后，政府在村民当中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再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民逐渐增多，乡村中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少，留守在乡村的部分村民，各自依靠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经营和生活方式。这时候，乡村如何靠政府支持发展和市场促进发展，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难题。一些离城镇很近的乡村经济发展很快，就出现了城镇化带来的问题和后遗症。简单粗暴的开发模式，虽然看起来变化很大，但遗留的问题和隐患也多。找到一个村民和基层政府都认可的有效方式是需要我们在介入乡村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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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乡建到底应该“如何动”？当务之急就是尊重乡村传统中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空间，在开放式的对话、争议、交流中，达成对中国乡村文化与村民生活夙愿的重新理解，而不是把他们绑上集体主义的发展战车一路狂奔。梁漱溟和晏阳初的经验在今日未必可行，一味强调以村民为主体、以村民的日常生活为主线，在高度制度化掌控的乡村未必有效。如果以艺术介入许村作为一个不是完美无缺，但却较为可观的案例来看，许村在艺术介入过程中呈现出精神复苏的迹象。经过艺术家、当地乡村政府和许村村民之间持续的互动与碰撞，经过长时期的沟通与努力，许村的地方主体性不但得到修复，而且许村的社会机制与文化生态恢复了活力。不言而喻，许村是动起来了，而且动的还很优雅，它保有温度。笔者尝试归纳许村复兴过程中的不同力量相互间的联动关系：

? 政府认可——和顺县政府的支持和肯定

? 许村基层政权——村民委员会

? 村民中有民宿经营权的组织——农家乐协会

? 许村留守的大部分村民

? 外来艺术家组织——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在乡建中如何让乡村动起来，谁先动，谁后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乡村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乡村的问题不是要快速致富，也不是保留民俗和乡愁，而是要寻找在乡村中失落的信仰，从中找寻乡村的主体价值。“许村计划”实施的过程，正是艺术家与当地政府、村民、民间企业、民间组织互动和构建关系的过程，这种“动”建立在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从我帮助许村修复老房子和老街的理念开始，到带领村民改造艺术公社;从帮助村民制定文明手册，到自己带头在许村捡垃圾的行动，都获得了作为许村主体的村民的响应。最能感受到许村动起来的事情非两年一度的乡村艺术节莫属了，在夏天最美的季节，许村张开双臂，迎来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客人，但更多的是本地的乡里乡亲，他们对自己家乡由衷的认同和自豪，赞美着家乡的复苏。有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了，许村的村民很自豪的告诉我们，“我们许村也不比县城里的人差了”。当代的文化为古老的许村增加了活力，为传统的许村历史空间的文化再造，找到了艺术的原动力。

总之，“乡村”是一个巨大的坐标，我们要在这个坐标中找出乡村的核心价值。如果不建立起这个坐标，那乡建就会偏离方向，也会无从下手。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说的最多的是：坚持和努力，妥协与忍耐。就是外来的乡建者和村民主体之间要相互认同和理解。（文章整理自渠岩老师在首届中国古村大会演讲）。

四川土改运动中的乡村干部整训 篇4

一、乡村干部的来源和问题

绵阳的土改始于1950 年11 月,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农民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权威,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统治基础被扫荡殆尽。调查显示,土改期间绵阳各地共发展了822622 名农会会员,在此基础上以选举为主、上级任命为辅的方式在县级以下产生了区、乡、村三级政权,实现了土改与建政合而为一。在各级党政机关工作的干部和委员统称为乡村干部,从来源来看,乡村干部多是土改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他们基本上未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党内严格的政治考验,对革命理论及土改政策的理解并不系统深入,政治敏感性不强。与此同时,许多关于土改的指示和文件只就原则性问题泛泛而谈,具体落实则要靠基层干部自己掌握,这就要求他们既能领会上级意图坚持原则,又能在处理现实问题时灵活得当。以如此高的条件来衡量,那些资历尚浅、文化水平有限的乡村干部自然鲜有合格者。与缺少政治经验相比,更让绵阳地区党委担忧的是干部“不纯”和“走地主路线”。所谓“不纯”是指干部的家庭成分差和有历史问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贫雇农出身者是最可靠的,权力应集中在他们手中,地富、中农混进干部队伍会被视为“夹生”或“半夹生”。绵阳土改工作团检查发现,几乎每个乡都有组织“不纯”的问题,较严重的如梓潼县复兴乡,20 个农会中有一半有地主混入,几个农会副主席跟本村地主是直系亲属,借职务之便把富农、原“反共救国军”成员发展为农民代表。民兵里部分干部不仅加入过袍哥组织,还曾担任过要职。参加过“反动党团”或有“地富背景”对于干部的可靠性来说无疑是硬伤,一旦发现必然会被清洗掉。但随着土改的深入,有些解放前曾从事过教师、雇员等“非劳动性质”工作的干部也被视为“不纯”分子,他们同样失去了上级组织的信任。

“走地主路线”虽无明确界定,但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干部存在“换班”、“歇气”的思想,这类基层干部的问题被中共西南局称为“酆斯云思想”。土改基本完成后,乡村干部忙于自家事务,对行政工作很少过问。有的人虽然在任,但消极怠工,想方设法把工作往积极分子身上推,使得积极分子抱怨:“现在可不敢积极了,一积极什么事情都是你的。”二是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如城西乡五村的干部在分配财物时,相互包庇假公济私,其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老实本分的农民分得少、分得坏。乡党委调查发现“住在山上最苦的陈老太婆,只得了一个小箱子,她要求分个凳子,村干部告诉她:‘没得!你不要就收回。’她说:‘毛主席人民政府都好,就是地方上办事的人没有把最穷苦的人看到’”[1],类似事件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除了侵占土改成果,个别干部禁不住腐蚀拉拢,乱搞男女关系,暗中收受贿赂为地主通风报信,更有甚者还跟地主合伙经营工商业。面对上述种种不良现象,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绵阳专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绵阳专区对乡村干部的整顿与训练

为了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绵阳专区对乡村干部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训。在“宁缺毋滥”原则的指导下,一批不合格、有问题的干部受到处理,一些地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如安县宝林乡先后撤换了农会副主席及29 名委员;在松垭乡农会和政府,有84 人被清洗,约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绵阳县7 个乡在3 个月内惩处干部达61 人;罗江县撤职乡一级干部66 人,村一级86 人,将3 个农会和4 个党支部全部改组;截止到1952 年末,绵阳共撤换农会委员及各类干部18762 人。除了淘汰不合格人员,专区党委还于1951 年春开办训练班,组织干部集中学习。训练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针对干部存在的“换班”、“歇气”思想进行“反向动员”,以土改后地主反攻的例子来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警惕性和思想觉悟。第二阶段,通过授课的方式,指导乡村干部学习上级文件和土改政策,明确按政策办事的重要性,认识到土改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农村生产力,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第三阶段,主要以会议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要求干部对照《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自查自省,纠正乱打乱押、松散懈怠、贪图享乐等错误及官僚主义作风。在小组讨论时,学员围绕土改相关问题交流心得,通过思想碰撞来取得共识。经过高强度的学习改造,干部纷纷反映:“要是早点有人领导我们学这些,我们也不会犯错误”。还有人说:“以前不懂为人民服务,也不晓得啥子是官僚主义、地主路线,群众检讨我,我也不承认,这下晓得错在啥子地方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有十多名干部要求多学几天,等练会了“八项纪律”的歌子再回去。

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也是整训经常采取的手段,通过党委和土改工作团的有意扶持,曾顺海、张大清、黄天从等农村干部脱颖而出,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理解、表达农民的诉求,用农民熟悉的话语和方式来传达党和国家的意志,因此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认可。一些剧目专门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编排,而且乡村干部在剧中的形象很耐人寻味,他们不仅要管大事,还得处理家长里短的小事,他们既是工作得力、政治觉悟高的基层官员,还是走家串户、跟农民打成一片的忠厚长者。对农民生活的体贴关心不仅确立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还把政治延伸到了私人生活领域。在当时的四川乡村,并不存在公共与私人之间绝对的分治,两者始终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将公、私两个领域积极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大批的乡村干部[2]8。无论在戏里还是生活中,乡村干部都不是过去的旧官僚,但又多少带有传统社会所向往的“循吏”的身影。这些戏剧公演后,在基础干部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舞台演出无疑比官方整训文本更让人印象深刻,它让乡村干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能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后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除了常规的整训措施,绵阳地区还经常派工作团深入乡村巡视,督促干部完成土改及建政任务。工作团虽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但却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它可以随时纠正基层政权组织的错误,甚至能借助群众的力量改组或解散这些组织。工作团对基层干部的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它在常规的行政渠道之外,为国家与村社的互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尽管有学者指出工作团是运动式治理模式下的产物,是政治领域对行政领域的侵越,但就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工作团的确在干部整训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是塑造新乡村领袖的关键因素,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经验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运用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之中。

三、整训干部的成效和影响

通过多种方式的整顿训练,绵阳基层干部的整体面貌得到改善,大多数干部对待工作比以前更细致更负责,真正把农民当成了“贴心人”。学习、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时,牢骚、埋怨变少了,对自身的要求增多了。在转变工作作风的同时,干部们还普遍树立起了这样的观点,即“土改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将来的社会主义才是大翻身。毛主席受了那么多苦,喝雪水吃草根,是为了哪一个?我们现在吃穿都有了,就是享福了,所以更要使劲地干,给老百姓做主”。“给老百姓做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征,毛泽东曾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899,群众路线是中共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为了贯彻中央精神,绵阳的干部整训始终把“群众”放在第一位,提倡群众监督干部,老百姓的意见成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核心标准。整训使广大基层干部树立了群众观念,他们经常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向上级反映农民的心声,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干部们表现出的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仅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还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激发了群众向乡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靠拢的热情,密切了干群关系。

大规模的干部整训还为乡村社会变革奠定了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保甲制度的废除,乡村干部成为农村新的执政者阶层。经过整训,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都有所提高,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定的政治立场投入到土改运动中,带领贫雇农对不法地主展开“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权威,使农民掌握了乡村话语权。乡村干部也在运动中也得到了锻炼,他们一方面要运用政治动员技术将党的政策、主张传递给农民,促使他们从被剥削压迫的苦难中觉醒,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最终参与到斗争之中;另一方面还要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努力避免在火热的政治氛围和“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下,农民采取“蛮干乱斗”的过激行为。土改是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手段,尺度很难拿捏,“过激”与“不充分”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从农民中脱颖而出的乡村干部不经过学习、训练很难应对实际工作中的复杂局面。而绵阳专区开展的整训让广大乡村干部既学习到了土改、建政的相关理论,又掌握了极具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中共在农村地区推动社会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组织上保证了土改的胜利和新生基层政权的巩固,乡村干部由此成为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精英。综上所述,整训提高了绵阳基层组织的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保证了国家政令的贯彻执行,完成了农村政治秩序的重构,同时它也规范了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使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政策执行失当而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发生,促进了农村社会的良性发展。

土改运动不仅引发了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变革,还促成了中国乡村政治的转型。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替代了传统精英,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执政者,他们与传统乡绅相比,有明显的不同:缺少众多的家财,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后盾;通过斗争而涌现,没有显赫的历史或家庭背景,缺少传统权威的支撑[4]98。这些差异加深了新政治精英对国家的依赖,使其积极响应、服从上级的指示和精神,但也导致了干部素质良莠不齐及社会管理能力欠缺。因此,绵阳专区希望利用整训来净化干部队伍,提高基层执政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保证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整训反映了政治权力的下沉,它使得党和政府的管辖层级由县下伸到乡和村,其培育出的新乡村执政者阶层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履行着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从传统的治安、税收扩展到新时期的生产、文教、民政等诸多方面[5]86,主导了农村各领域的发展。土改后形成的乡村政治格局,及中共在运动中获得的政治权威和资源,成为其日后引领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强大力量,中国乡村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绵阳地委对乡村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训,希冀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来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提高乡村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整训使得中共基层组织的工作作风得到改善,同时也为乡村社会的深度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土改,乡村干部,整训,绵阳

参考文献

[1]绵阳市档案馆.土改运动档案[Z],69-1.

[2]崔一楠.“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4).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6.

[4]陈益元,黄琨.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转型[J].中共党史研究,2013(4).

乡村冬季运动会五年级作文 篇5

今天早上9点我们就起床了。因为我今天要和爸爸还有他的同事一起去观看在天山大峡谷举办的乡村冬季运动会。我和爸爸很快就出了门。到停车场一看，我发现有三辆车，看来爸爸他们部门是全体出动了。我爸爸工作单位是新疆日报社网络技术部，所以活动很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去看乡村冬季运动会。我很激动。

我们十点出发，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天山大峡谷。我一下车就看见运动会已经开始了。这次来参加运动会的有八家户村等八个村。比赛项目很多很有趣。有攀登，拔河，马拉松比赛，滑雪圈，保龄球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攀登和马拉松比赛。

攀登的人都穿着钉子鞋，手抓着攀登斧，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爬一点，就把绳子定起来，不一会儿就爬上了山顶。

马拉松的跑道上都是雪，有的地方还结了冰，很滑。着是下山路，不少选手滑倒了。

“互联网+”撬动乡村经济 篇6

特色取胜、打响品牌，买卖做向全国

创业不是随大流，要靠资源禀赋取胜，靠特色内涵制胜。为此，宿迁市农村网络创业确立了“一村一品一店”的思路，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泗洪县天岗湖乡一位青年辞去苏南年薪20万元工作，利用洪泽湖水域盛产荷叶优势，将荷叶加工成荷叶茶进行网络销售，目前已创利上百万元；沭阳县新河镇花木网店总数已经发展到4500多家，年销售额近6.3亿元，从业人员1.8万人；宿城区耿车镇大众村三分之一的村民在网上开店卖家具，年销售额近2亿元。

宿豫区在实施农村电商推广项目中，充分利用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覆盖乡村，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健全的优势，建成128个京东电商村级远教合作推广站点和集技术推广、信息分享、实体体验、地产品展销为一体的农村电商服务平台，依托135名电商远教推广员队伍，开展网货推广、下单配送、创业体验活动，还积极推动本地产品上线销售。

得益于特色经营、多元发展，如今宿迁的网络创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注重特色发展的同时，该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引导电商集群集聚发展。

以沭阳县新河镇为例，从2001年开始，重点打造网络创业示范街。如今，示范街已经入驻网店126家，主要销售盆栽绿植、花卉种球、干花、园艺工具、花木资材等，沿街的60多家网上销售商品实体店年销售超4000万元，总销售超亿元。

目前，示范街已经培育金枝玉叶旗舰店、浴花谷旗舰店、容美园家具生活馆、家顺旗舰店等淘宝形象店10家，淘宝服务公司1家，电脑公司2家，形成分工精细、配套齐全的产业链。

此外，该镇还成立网络销售协会，450多家较有规模的网店形成联盟，实现抱团发展，擦亮新河花木品牌。据悉，该镇还将建设面积1万平米的网络创业示范园，发展500亩高效设施网销花木繁育基地，建设300亩家庭园艺市场。

沭阳县新河、颜集镇花木产业和宿城区耿车镇大众村家具产业的辐射作用明显增强，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让周边更多的群众走上了网络创业的道路。

资金扶持、政策给力，“微服务”私人订制

网络经济的风生水起，得益于宿迁有关部门的全力推动。去年6月，宿迁出台金融支持、创业培训等方面相关政策，从制度上为全民网络创业添薪加柴。

除了政策护航，更有“微服务”贴心守护。一方面，该市通过综合利用现有资源，根据网络创客的个性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微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创业典型，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老百姓开展网络创业，帮助他们加快提升技术、品牌、管理、服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资金有扶持。市、县财政出资，设立1.2亿元全民创业发展资金、2.5亿元小额创业贷款担保金，重点支持网络创业。创业者入园开网店，头一年零租金，年销售过3000元，免半年上网费。2014年，市县发放补贴资金逾1000万元。

宿城区注重培养大学毕业生当“创客”，创办了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对入驻在孵项目推出房租减免、金融信贷等“双十套餐”，为大学生“创客”缓解资金难题。沭阳县推出了“电商创业贷”，具有贷款对象特定、担保方式灵活、贷款利率优惠等特点，参照电商的月均销售额或存货等因素，根据客户资金需求，综合确定贷款额度。截至目前，该县已发放“电商创业贷”20笔，金额115万元。

培训有去处。为扩大“创客”规模，宿迁推出了“百千万”网络创业培训计划（每年开展初始网络创业培训2万人、提升培训2000人、精英培训200人），以“三走进”活动为载体，即走进街道（乡镇）、走进社区（村居）、走进高校，积极开展网络创业培训，在基层、学校开设“流动大讲堂”，宣讲创业政策，传授网创知识和操作技能。截至今年3月份，已开展网络创业培训6512人，其中4302人成功注册网店，带动1.1万人就业。该市对入驻各级网络创业园区、网络创业孵化中心的初始网络创业者，一年内实行“零租金”入驻，并提供水电费补贴、物管费补贴、创业贷款贴息补贴、初次创业补贴。泗洪县网络创业产业园每周五、周六晚上免费组织电子商务知识培训班，帮助卖家进行店铺诊断。同时，还选取10名成长型电商企业负责人，资助到淘宝大学进行专业学习。

创业有示范。在网络创业中，该市积极推动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村居干部、退伍军人等重点群体带头创业，培养一批网络创业带头人。去年举办的首届“金种子”网络创业大赛选树了一批创业典型，期间开展了100多场网络创业培训、讲座，邀请淘宝讲师、电商学者、网店运营专家授课，培训1.1万多人。“金种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大赛期间新开网店4300多家，短短3个月实现销售额2.02亿元。

优化配套、完善载体，让更多群众分享红利

除了典型示范引领、政策扶持培育，发展农村网络经济离不开网络、物流等硬件的支撑。对此，宿迁倾力构建了覆盖城乡、有线无线结合的网络体系和层次清晰、网络完善的流通体系，积极推动“物流下乡”，助推农民依托网络实现创业。

在宿城区耿车镇，各家快递物流公司门前都堆放着小山似的待发货物。据了解，仅去年一年，该镇大众村的物流公司就从2013年底的3家小型物流公司陡增到32家。

在沭阳县颜集镇堰下村也可以看到物流企业扎堆的现象。目前该村已有顺丰、圆通、韵达等8个快递网点，全村网店日发包裹量约6000-8000单，发货量最大的网店，每天有300单。

打造网络创业的“众创空间”，除了网络、物流等配套，也离不开平台载体建设。目前，全市已有5个网络创业园、7个孵化基地投入使用，另有6个基地在建。

去年，宿迁市就为网络创业定制了一份发展目标——市网络创业园区、网络创业孵化基地基本建成，各县（区）分别建成1—2个网络创业园区；全市创成不少于两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网络创业支撑体系基本健全，服务体系基本完备。到2016年，全市网络创业支撑服务体系完备，基本形成规模化、集聚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格局。

一台巨型“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着“中国电子商务第一街”——在宿豫区，中国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让人眼前一亮。

园区是宿迁规划建设的多功能、多业态融合的电子商务园区，集电商运营、网络交易、物流配送、定制加工、软件研发、文化创意于一体，着力打造电子商务产业集聚中心、区域性物流快递配送中心、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定制经济创新示范中心“四大中心”。

在宿迁，越来越多的群众依托网络创业走上了致富道路，互联网经济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该市提出，将以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目标，推动电子商务产业加速集聚，努力打造交易规模大、集聚程度高、支撑体系强、发展环境好的区域知名电子商务城市。 （作者单位：宿迁日报）

互联网的乡村运动 篇7

2008年,一个大学没念完的青年人几经辗转之后,回到自己家的小村子开了一家“网店”,成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引起了村里人争相效仿。2013年,阿里巴巴研究中心发布《淘宝村研究微报告2.0》,这个年轻人所在的村子——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以2000多家网店、8亿元销售额,排名全国8省14个淘宝村第一名。到了2014年,东风村带动了周边五个村同时获得“中国淘宝村”称号。沙集镇总体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26亿元,增长73.3%,跃升为“淘宝镇”,实现了从一个全县经济落后镇到县级产业集聚区的“逆袭”(见图1、图2)。

近几年来,“互联网+”对于支持农村地区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全国范围内符合标准的淘宝村达780个,同比增长268%,淘宝镇达到71个,同比增长达274%[1]。“淘宝村、淘宝镇”及其他电商模式,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商务部于2015年5月发布了《“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预计在1~2年内在全国培育200个电子商务先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将互联网视为未来破解本地“三农”困境的“金钥匙”,许多中西部县市兴起了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热潮”。

在学术界,相关研究探讨也逐渐增多。根据知网数据库检索,2015年当年与农村电子商务相关的学术论文有1200余篇,其中大多集中于讨论电子商务对农村发展的利弊影响、趋势预测、发展路径及发展模式等,专门针对乡村空间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国的中高速城镇化发展导致乡村地区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对这一问题预判与分析研究不足,导致部分地区乡村建设的投资浪费和供给不足并存。电子商务作为支持乡村发展的全新的动力机制,是否会给乡村空间格局带来更多变数?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提高乡村地区规划预判的准确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 规划视角下的淘宝村、淘宝镇

以规划师的眼光来看,淘宝村或者淘宝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生产和销售轻工业产品和地方特色手工业产品为主。农村轻工业产品往往利润微薄,互联网支持原产地生产者与终端市场直接交易和对话,显著压缩了传统贸易链条上因为分级销售所产生的高额成本,提升了农村轻工业利润空间,并促进了产品的多元化创新。

二是有一定产业基础和经商传统。阿里研究院列举的780个淘宝村基本都有比较扎实的生产基础,电商平台只是帮助其将低效的线下交易转为高效的线上交易,并不是可以“无中生有”的金手指。沙集镇东风村的儿童床制造业曾经被一些媒体宣传为“凭空冒出来”的新产业。但是笔者恰好有机会调研过该村,发现其所在的苏北及鲁南地区是传统的板材生产基地,原材料丰富且木工匠人很多。睢宁县以北的邳州市就聚集了大批板材制造企业和交易市场,睢宁西北的贾汪区是全国最大的松木家具生产基地,沿高速再向北130公里的临沂则是全国最大的板材加工与贸易市场。东风村原本贫困落后,新闻报道曾经称其过去是“路北漏粉丝,路南磨粉面,沿河烧砖瓦,全村收破烂”,但这正说明该村一直有经商致富的传统。可见,东风村的崛起并不是无水之源。由于过高的人口密度,我国东部及部分中部乡村地区素来有手工业传统,以解决人口的供养难题[2]。网商平台对乡村工业的助推作用固然显著,但并不能让既无工商业基础、也无发展条件的乡村地区华丽变身。如此看来,规划师面对当前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热潮,还需更加谨慎。

三是既方便又闭塞的交通区位条件。这句看上去逻辑不通的话或者可以解释为:区位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坏的地区。在区位极好且紧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机会很多,类似淘宝村的盈利模式未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青睐。而在区位太过偏远、交通太闭塞的地区,除了高昂的物流成本,因为文化观念差异、金融基础薄弱、制度效率低下等问题带来的额外成本也不容小觑。所以在一个大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而小区位条件相对偏远的地区;一个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既能远离城市产业外溢压力,又能拥有一些发展机会,甚至是能在发展早期因为监管不足而获得一些外部红利的地区,是最适合诞生出淘宝村的地区,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和“义乌模式”一脉相承(见图3)。

3 从淘宝村到“互联网+”,电子商务如何影响乡村空间格局

其实,淘宝村不过是当前“互联网+农村”模式的优秀产出之一。近几年来,和农村、农业相关的电商服务平台不断涌现,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注于如何帮助农村将各类工农产品卖出去,除了淘宝村销售的轻工类产品,各大电商平台的农产品销售规模更为可观。根据农业部相关报告,2014年全国农产品网络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占农产品销售额的3%[3];另一类是关注如何帮助企业将各类生活用品卖到农村,由于农村市场前景广阔,各大电商已将其视为未来几年争夺的重要战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4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4],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78亿,农村网民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7714万,年增长率高达40.6%。2015年“双十一”当天,全国农村淘宝服务站完成了单日2.93亿元交易额,平均每个村成交额超过3万元(见图4)。

(注:紧邻高速,距离徐州、临沂、日照、连云港,都在百余公里之内)

无论以上哪种模式,电商平台的出现的确将农村传统的产销模式推向了结构性的革新,这其中包含的巨大利润空间也引起了新兴资本的高度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报告:2014年,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市场规模为9.3万亿人民币,农资市场规模超过2.2万亿。大量城市资本已经将农村地区视为新的战略“蓝海”,这其中也包括联想、网易等著名企业。以联想集团为例,自2009年起,联想控股开始重点关注现代农业领域,并特别侧重于农业食品生产、销售和农业金融服务三大板块。2015年3月,联想战略投资全国最大的网上农资商城——云农场,并计划逐步建立一个“全新农业产业生态圈”。清科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领域已披露的投资案例累积达到114起,其中104起披露金额案例共涉及投资金额17.6亿美元。2013年1~9月,当年农业投资就有35宗,交易额达到14亿美元,2014年1~9月,中国企业发起了27宗交易,农业并购规模已经高达98亿美元,占到全球今年农业并购金额的近60%。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城市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规模进入农村和农业领域,其对于农村地区的影响力正日益加深。比如联想大举进军农业,旗下三大板块:佳沃集团的业务模式是“田间到餐桌”,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品质的品牌农产品;丰联集团从事农产品深加工,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饮品;翼龙贷是中国P2P行业的首批探索者和市场的领导者之一,以同城O2O的创新模式,实现金融资源的下乡进村。

早在1999年,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一书中预测了信息技术对城市中的人、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巨大影响力,引起建筑与规划界的广泛关注。十五年后的今天,“智慧城市”正从理念走向实践,互联网对城市的巨大改变已毋庸置疑。那么,在“互联网+”和“资本下乡”的双重影响之下,乡村空间格局是否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呢?或许我们应该从多个层级、视角对此进行探讨。

3.1 在宏观尺度上,区域农村发展差异将进一步拉大

在我国,区域差异起因于自然禀赋和区位条件,并因为“马太效应”而不断拉大,而且,在各区域之间,乡村的差异远大于城市。虽然互联网能够缩短时空距离、淡化区位差异,但是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服务设施配置、社会文化状况、人才聚集程度、制度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却因为高效透明的信息技术而愈发凸显。虽然欠发达地区往往具有环境、农林物产等方面的优势,但是综合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村仍然是占据资源优势最多的地区,也必然是将从“互联网+”和“资本下乡”趋势中获利最多的地方。根据阿里研究院的《2015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广东、浙江等中东部六省份的淘宝村数量占全国淘宝村总数的97.2%,淘宝镇则全部在六省之内。《2013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白皮书》则显示,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广东省农产品卖家数量最多,为4.66万,浙江、江苏排在二三位,广东与一些排名落后的省份存在十几倍的差距。这样的结果显然并非因为东部地区的农产品质量高于中西部,而是因为大量外部因素对商业贸易成功与否的影响远大于贸易产品本身,这也是最基本的资本投资逻辑(见表1)。

(来源:《2013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除了资源投放差异,资本进入农业和涉农领域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也使得大量城市资本和电商企业会在近中期滞留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在过去8~9年的时间里,因为项目调研需要,笔者亲眼见到许多城市资本在现代农业领域铩羽而归;近几年来依托电子商务平台进入现代农业“蓝海”的新兴资本巨鳄能否就此游出生机和希望,一时也难有结论。有鉴于东部地区在现代农业领域拥有更好的发展基础、更成熟的市场体系、更高效的社会管理架构。尽量在近中期驻留于东部地区这一“安全海域”,应该是各路资本的普遍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李昌平明确提出:在农村内置金融体系改革不完善,在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基本消费观念、信息流通方式、信用体系建构等方面仍然与城市存在巨大差别的地区,盲目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是无效的[5]。

3.2 在中观层面,短期内不会使传统乡村空间格局发生颠覆性改变

由于我国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各类资源和政策一直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进行分配。因此,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4年的54.77%,但是基本城乡空间结构关系并未出现结构性的调整。互联网为城乡各类建设主体提供了更加开放和扁平化的信息平台,并支持市场的进一步细分化、个性化、多样化,从而向传统城市优势和规模经济提出了挑战,也因此更加支持创造类似“淘宝村”这样“平民逆袭”式的样本。小城镇和乡村的某种独特魅力或者是某类特色产业,都可能被互联网强化和放大,就好像“推特”和“脸书”创造出了若干的平民偶像一样。然而一个城市或者乡村地区的崛起,并不会如同创造大众偶像般容易。互联网技术还尚未发达到可以覆盖人的所有复杂需求,当前一些影响人口流动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其供给水平仍然与现有空间体系紧密关联。就像本文开始提到的沙集镇案例,东风村的崛起使得沙集从一般镇成长为睢宁县新的增长中心之一,县政府开始投资建设沙集电子商务产业园(见图5)。然而,那些在沙集获得了一定财富积累的村里人,却以到县城买房定居,每日到村里工作的方式,将自己的大部分生活空间挪到了县域的传统中心。沙集镇虽然完成了从一般镇到重点镇的“逆袭”,却不可能对县域原有的乡村空间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3.3 在中微观层面,县域乡村空间体系趋于扁平化

2014年10月,阿里巴巴提出“千村万县”计划,预计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根据住建部相关统计数据,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266.9万个自然村。据此核算,阿里巴巴的村级服务站将覆盖我国自然村总数的3.7%,如果一个村级服务站能够覆盖周边4~5个村庄的话,将有12%~18%的村庄可能获得相关服务。在近期,这些村庄的居民将可以不再依赖于村里的小卖部和镇上的小商店解决家庭的日常购买需求,在远期,随着电商网络覆盖率不断提高,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更重要的公共服务也可能依托这一网络进行推广。这将非常有助于破解我国大范围的山区、深丘陵地区,以及西部人口低密度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难题,进而可能全面改版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模式。在乡村空间规划体系中,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一般乡镇区和中心村的重要差别之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差别甚至可能几乎为零。而如县城、重点镇这样承担较高等级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城镇,其重要性和中心性也会有所削弱。

4 结语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里,描述互联网技术将“如压路机那样,碾平一切前进的障碍物”[6]。互联网经济的特征是——开放、公众参与、普惠、脱媒、平等、公平,弱化了空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削弱了经济活动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强化了消费者的主导地位。所有的这些特征对于乡村地区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然而传统空间对于居住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且这些优势不会在短期内被彻底颠覆。我们虽然可以预见到“互联网+”会对乡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却不好判断这些影响会在多长时间内发生,或者是某一段时间内影响程度的大小。不过,面对中国复杂的“三农”问题困境,现实中大胆的实践探索往往能超越于理论争议,从而为问题的真正解决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阿里研究院.2015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R/OL].[2015-12-30].http://wenku.it168.com/d_001680445.shtml.

[2]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去年全国农产品网络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EB/OL].[2015-07-07].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7/07/c_1115847109.htm.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R/OL].[2015.07.15].http://wenku.baidu.com/view/7d2840351a37f111f1855bd5.html.

[5]李昌平.为何内置金融村社体系对电商下乡至关重要[EB/OL].[2015-05-24].http://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334604.

[6][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互联网的乡村运动 篇8

关键词：集体经济,演化,双向运动,苏南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和2000年以来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蓬勃兴起,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转型。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每次重大改革都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戴慕珍用地方法团主义、[1]温铁军用地方政府公司化来阐释“苏南模式”的内涵。[2]至1990年代中后期,面对乡镇企业发展困境,薛家骥、[3]顾松年、[4]邱泽奇[5]等对“苏南模式”困境及其乡镇企业改革进行了深入阐释。进入新世纪,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集体经济又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6][7]尽管已有研究对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每次转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但缺少对苏南乡村集体经济长时空演进及其内在逻辑的考察。从苏南模式的“集体化”到乡镇企业改制的“去集体化”,再到各类合作经济的“再集体化”,是不是在“集体化”与“去集体化”之间进行简单的往复?改革开放以来苏南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种逻辑又折射出“国家、农民与市场”三者什么样的关系走向?本文基于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尝试建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将乡村集体经济改革嵌入到特定具体化的、地方社会制度变迁场景之中,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演进内在逻辑提供一个深层次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农民与市场”三者关系未来走向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内嵌”、“脱嵌”和“双向运动”

192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前,西方国家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市场放任自由扩展过程。与之相伴,西方出现了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撕裂状况。1944年,英国经济史学家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下文简称《大转型》)一书,基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变迁,通过对西欧前工业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全面考察,提出了“双向运动”理论,深层次地解析了西欧社会撕裂的原因。在2001年《大转型》再版前言中,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指出,尽管这是一本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8]作为该书再版序言的撰写者———美国经济学家布洛克(FredBlock),则盛赞《大转型》“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要深入理解“双向运动”的内涵,还需要从“内嵌(embedded)”、“脱嵌(disembedded)”等重要概念入手。

1. 从“内嵌”到“脱嵌”

波兰尼认为,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互惠经济、市场)浸没在社会关系之中,或者说是“内嵌”在社会中的,市场活动从属于宗教、社会关系的,“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劳动力、土地是构成人类社会本身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当市场的唯利是图原则将劳动力、土地变为虚拟商品时,就出现了经济的“脱嵌”。所谓的“脱嵌”是指经济从地方社会束缚和控制之网中脱离出来。从“经济内嵌于社会”向“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转型,颠覆了经济与社会间的应然关系。“脱嵌”意味着社会关系被内嵌在市场机制之中,市场经济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属品。当市场机制或图利原则扩张至经济领域之外,统摄整个社会领域时,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通过摧毁人的文化性、社会性等多重属性,进而摧毁了整个人类社会。正如布洛克评论:“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

2.“双向运动”理论

波兰尼指出,当市场经济试图“脱嵌”社会,并威胁到整个社会时,必然遭到社会的抵制,由此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市场经济的扩张运动和抵制市场“脱嵌”于社会的保护运动———“双向运动”(图1):一方面是以自由主义为原则、以资本无限增值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运动;另一方面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福利国家建设为目标的社会保护运动。第一重运动旨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但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和市场对人性的侵蚀。第二重运动旨在通过国家、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提高财富分配的社会公平性,从而维护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双向运动”旨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间取得动态平衡。[9]波兰尼反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如据此认为波兰尼是一个反市场经济者,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误读。波兰尼指出,“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以国家干预和社会自组织为核心的社会保护运动,其核心目的是将自由放任的市场牢牢圈定在经济领域内,反对其“脱嵌”于社会。[10]因而,准确地讲,波兰尼并非反对“内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社会(marketsociety)———一种由市场主宰、统摄一切的社会形态。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全面转型的大门。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对深入理解中国转型具有重要意义。[11]在苏南乡村地区,从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的“去集体化”浪潮,再到新世纪以来新型集体经济兴起的“再集体化”浪潮,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转型。本文基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从市场扩张和保护农民的两层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一个深层次解释。

二、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次浪潮:“苏南模式”兴起与“集体化”

在苏南,改革开放初期农业领域的“去集体化”与乡村工业领域自发的“集体化”相互交织,掀起了苏南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为了更好理解这次集体经济转型的意义,很有必要对人民公社制度下集体经济内涵及其运作逻辑进行简要分析和评价。

1. 人民公社制度下集体经济:市场和保护的双缺失

建国不久,从“统销统购”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从初级社、高级社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一化三改造”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构,国家强制地将农民纳入集体组织之中。从农民的角度,在工业化的大叙事下,政府定价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统销统购”、户籍制度变成了一个强大财富“抽水机”,最大程度地吸夺了农民财富,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服务。作为强制性的集体主义表现形式———公民公社,只能为农业再生产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提供极低的社会保障。在计划经济年代,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存续千年的集市遭受取缔。这种社会情境与波兰尼忧虑的市场过度入侵社会的情景相差太远。户籍制度人为设置的身份歧视和平等障碍、国家强行汲取农业剩余等做法,与波兰尼用“集体主义”保护社会的主张背道而驰。总的来看,在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主义时期,乡村社会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于经济的“脱嵌”,而是来自社会被强行“内嵌”在全能主义政制之中。人民公社与其说是一种“保护”,不如说是一种集体主义名义下的“掠夺”。[12]在该时期,对农民而言,整个乡村社会处于市场与保护的“双缺失”状态,市场的缺失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缺失,歧视性户籍制度和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公平的缺失,[13]并最终将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推向了极度贫困。简言之,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主义“距离极权与专制甚近而距离人性与自由最远”,与波兰尼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注大相径庭。

2. 农村改革与苏南模式:市场回归和农民保护的双重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自下而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席卷全国。“大集体”、人民公社的快速分崩离析,清楚地表达了遭受长期压抑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投票”抛弃了强加于其身的集体经济。在周其仁看来,农村改革蕴含多重解放的蕴意:①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承包到户不仅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出现了农产品剩余;②自由的扩大,农民不仅获得了部分财产权利,而且获得了一定的身份自由。在苏南,农业领域的“去集体化”与乡村工业领域“集体化”交织发展,出现了市场回归和保护农民的双赢现象。

(1)市场的回归。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利斯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连串的边缘革命将私营部门及市场力量引入经济中,从而为改革指明了市场方向。[14]承包到户、农产品剩余,国家放松了农产品价格管制,由此带来了市场的重生。1979~1984年间,国家减少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逐步放开了农产品集市贸易。从1985年开始,“统购统销”被“合同定购”所取代,形成了农产品流通的“双轨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为农产品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至1990年代初期,伴随着粮食库存的大量积压,“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农产品市场的初步建立。该时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兴起,也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的全面回归。苏南模式的活力是走市场经济之路。“苏南模式诞生伊始,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和体制不允许其进入计划的行列,而被迫无奈地以市场取向为主,向市场寻觅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推销产品。”[15]乡镇企业采购农产品,拉动了农产品市场化;乡镇企业对工业原料的大量需求刺激了“价格双轨制”的出现,而“价格双轨制”又是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16]

(2)对农民保护。尽管“苏南模式”与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经济都冠之于“集体经济”,但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自发性的,而后者是强制性的。按照秦晖的“自流”方为“真集体”的话语,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经济是一种“被集体”,而基于农民意愿的“苏南模式”才是“真集体”。在波兰尼看来,只有这种自发性的“集体主义”才有可能真正担负起保卫社会的职责。1980年代,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业生产领域退出,国家的责任也从农村医疗卫生、农田水利建设等公共领域退出。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不仅推动了苏南乡村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为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了大量资金,并在事实上替代了原本国家应承担的社会公共职能,担负起保护农民、发展乡村的职责。无论是在解决苏南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还是在农村的道路、医疗、教育、养老、低保、水利等建设领域,“苏南模式”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新世纪以来苏南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苏南模式”不仅仅是农民的一项创举,而且也是乡村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运动。

三、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乡镇企业改制与“去集体化”

1990年代,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掀起了乡镇企业改制和“去集体化”浪潮,乡村被深度卷入了市场机制的建构之中。与该时期市场扩张运动形成鲜明对比,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保护日益孱弱,从而造成了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的严重失衡。

1. 乡镇企业改制与市场扩张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产品市场的建立,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城乡、跨地区流动,冲破了社区所有制对乡镇企业要素流动的限制。长达数十年的短缺经济结束,极大挤压了乡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空间。更为重要的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私营经济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障,私营企业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如果说与1980年代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尚具有模糊产权的比较优势,但与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则完全蜕变为模糊产权劣势。乡镇企业固有的先天不足———模糊产权,政企不分,因形成不了高激励机制,在与私有部门竞争中落败。在要素流动、过剩经济和乡镇企业模糊产权劣势等共同作用下,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衰退。1990年代中后期,面对乡镇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和生存危机,苏南地方政府全面推动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并由此掀起了“去集体化”浪潮。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提速,苏南发展路径出现了重大转向:由乡镇企业的内生发展向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开发区建设为载体的外生发展转变。改制后的企业“用脚投票”,逐渐脱离了原乡村社区的地方性场所,向城镇等优势区位集聚,这又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去工业化”。从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来看,乡镇企业改制和“用脚投票”是市场扩张的结果,同时,乡镇企业改制本身又成为参与市场扩张的重要力量。总得来看,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等要素跨界流动、私营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改制与“去集体化”是一场市场扩张运动。至新世纪初,整个苏南乡村被深度卷入进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2. 市场的“脱嵌”与保护农民的孱弱

在国家尺度上,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引入并逐渐成为推进改革的中心话语。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要素与传统权威主义的结合塑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17]在国家积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通过“破坏性创造”,将大量受传统伦理和旧体制束缚的、低效甚至是无效利用的资源释放出来,投放到市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使我国在走上了一条缺少公共性的市场化之路。自1980年代从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大幅度退出后,进入1990年代,国家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采用了“甩包袱”式的市场化改革,[18]致使国家几乎丧失了保护社会的功能。由此,在国家尺度上出现了“双向运动”的严重失衡:市场经济的强劲扩张和社会保护的不断弱化。

在乡村尺度上,通过松绑、私有化,乡镇企业改制在法理上解除了企业与乡村社区的社会关联,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向私营企业、由“社区身份”转向“自由身份”蜕变。这一蜕变过程也是“内嵌”向“脱嵌”转变的过程。众所周知,苏南模式的发动和兴起与社区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管理组织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作为“内嵌”在社区中的乡镇企业也在乡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乡镇企业改制斩断了其与社区间的社会关联,使得企业从社区场景中“脱嵌”出来。乡镇企业“去集体化”导致社区财力汲取与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下降,社区认同感、凝聚力也随之下降。乡镇企业“用脚投票”造成了农村“去工业化”,苏南乡村发展动力明显弱化,城乡差距快速拉大。以苏州为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例为2.55∶1,1990年城乡收入比例1.08∶1,伴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革,城乡收入比例快速上升,至2001年为1.81∶1。

在村落尺度上,伴随乡村日常生活也被“内嵌”于市场经济体系,传统乡村封闭性被打破,人员流动加剧,维系熟人社会的文化资源不断流失。从村落内部文化到外在形式,村落共同体出现了快速崩坍。[19]“恬淡乐道”、“安逸自足”、“儒雅亲切”的苏南乡村生活惯习逐渐被功利主义文化所取代,金钱、权力正日益成为主导价值标准。如恩格斯所言,“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除了少数古村落受到保护外,对绝大多是村落而言,“小桥、流水、人家”诗意般的传统苏南村落空间意象已被市场机制碾得面目全非。

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新型集体经济崛起与“再集体化”

2000年后,苏南乡村通过对自身资源的整合和内部力量的培育,以“三大合作”为重点,再次走上了一条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再集体化”浪潮重新将乡村经济从“脱嵌”拉回到“内嵌”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双向运动”的内在失衡。

1. 以“三大合作”为核心的新型集体经济兴起

新世纪初,面对乡村的日益凋敝和农民增收的长期乏力,在苏南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下,以“三大合作”(社区物业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核心的新型集体经济蓬勃兴起。以苏州为例,自2001年8月吴中区金星村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社成立后,合作经济组织迅猛增加。据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苏州全市已组建三大合作经济组织4412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比例为96%。三大合作经济都以“农民自愿、民主管理”为基本原则,与公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三大合作经济普遍采用资源(以农地为主)或资产(以乡村建设用地及其附属房屋为主)量化入股、确权到人的方式,通过明晰产权,确立了农民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在明确产权这点上,三大合作经济与具有模糊产权属性的乡镇企业也有着本质区别。

据我们2014年5~6月对苏州乡村的调查,自2010年以来,在三大合作经济的基础上,苏州涌现了大量集体经济跨界(跨行政边界、行业界限等)联合,资源(土地、劳动力)与资金多种组合形态的新型经济组织。如张家港市城南社区,由城南村、旺家庄村、小河坝村组成。城南村拥有大量资本但缺少土地资源,而旺家庄、小河坝两村经济薄弱但拥有较充裕的土地资源。利用撤村建居契机,三村采用“资本+资源”的抱团联合发展策略,建设张家港城南工业集中区,自建标准型厂房l0万m2。又如,2011年5月,苏州吴中区成立了村镇联合集团公司,该集团公司由长桥、临湖等10个乡镇(街道)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出资5.23亿元)和96个社区股份合作社(出资5.37亿元)共同组建而成,经营范围涉及城乡建设、现代农业、物流、旅游等诸多领域,涉及股农8.5万户。三大合作经济及在其基础上集体经济抱团联合发展,寓意着集体经济的强劲回归。如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在市场经济长期扩张的过程中,新型集体经济的兴起是一场抵制经济“脱嵌”社会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2. 经济“再内嵌”与对农民的保护

新型集体经济快速成长推动了苏南乡村经济由“脱嵌”向“内嵌”转型,成为目前苏南乡村消解全球化、市场化负面影响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理论上,农民自愿集结而成的新型集体经济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组织化程度,对弱质农业和弱势农民的形成有效的保护。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单个农民无法抵御市场风险,也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落败。基于要素、信息的整合,新型集体经济通过做大做强,提高了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建立农民联合组织,提高了整体农民在市场中谈判能力,进而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合作经济为主体的“再集体化”,可以理解为通过将乡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重新“内嵌”于乡村社会关系中,旨在庇护农民,保护农业。

在实践中,通过“三大合作”联动和集体经济跨界联合,苏南找到了一条城乡联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农民持续不断分享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的收益。以苏州为例,2010基本形成了“村村合作社、户户有股份、年年能分红”的格局。在农民收入结构中,来自合作经济的财产和经营性收入占比由2005年的5%提高到2014年35%。同时,新型集体经济每年产生利润按一定比例直接分红给农民后,剩余资金按照“民办、民管、民收益”的原则,主要用于乡村基础设施、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合作医疗、乡村教育等领域建设,从而大幅度提高苏南乡村的社会保障水平。

五、结论和讨论

1. 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以“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改制和新型合作经济兴起为标准,苏南乡村经济先后掀起了“集体化”、“去集体化”和“再集体化”浪潮。基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将乡村集体经济改革嵌入到特定的地方社会制度变迁场景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演进的内在逻辑(如表1)。

(2)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环境与波兰尼笔下的19世纪欧洲大转型所依存的社会政治情境相差甚远。改革开放全国开启了中国转型大门,但中国农村改革是在市场和农民保护“双缺失”、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双缺失”的背景下发生的。因而,1980年代,在农村改革和苏南模式共同推动下,苏南乡村出现了市场和保护共同演进的现象。

(3)进入199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被深度卷入全球市场化的建构中。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和“去集体化”意味着市场经济“脱嵌”于乡村社会。与市场扩张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乡村自身层面,对农民保护不断弱化。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严重失衡,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乏力、乡村社会颓废等现象。

(4)进入新世纪,基于农民自愿而形成的新型合作经济兴起,不仅意味着集体经济的强劲回归,而且可被视为一场抵制经济“脱嵌”的社会保护性反向运动。“再集体化”浪潮通过将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再内嵌”方式,局部缓解了乡村社会内部“双向运动”的失衡。

2. 讨论

由于转型的社会制度背景存在巨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中国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波兰尼《大转型》所能描述的场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市场”关系变迁也远比19世纪欧洲大转型下“国家—社会—市场”更为复杂和曲折。在《大转型》中,旨在对抗市场经济“脱嵌”的理想国家与当代中国的国家角色也存在很大偏差。尽管如此,对理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变迁,“双向运动”还是展示了其理论的强大穿透力。在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的未来,对农业及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保护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成败。基于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演进及其折射的市场、农民和国家关系变迁逻辑,从“双向运动”的角度,亟需在如下两个方面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

(1)福利国家建设。改革开放至2004年前后,国家在积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采用了“甩包袱”方式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导致国家在保护社会尤其是在保护农民方面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近10年,尽管国家在取消农业税、实行义务教育、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乡村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新进展,但目前对农民保障幅度和水平还比较低。根据“双向运动”理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越“有效”,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越“有为”。无论是从公共服务短缺的现状出发,还是从深化市场改革的未来考虑,都强烈要求加快福利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