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治理能力

学校治理能力（通用12篇）

学校治理能力 篇1

摘要：推进教育领域的管办评分离改革,对深化学校自主办学、提高促进学校内部管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校在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如缺乏独立性,主体意识偏弱;囿于传统,创新能力不足;墙内办学,开放性缺乏;重管轻理,经营能力不强等。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应牢固确立治理理念,明确学校治理价值;严格依法管理学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落实各种主体责任,构建高效运行机制;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领导素质。

关键词：中小学,学校治理能力,管办评分离,学校问题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强调,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实行管办评分离的改革,不仅是一个新的教育管理机制的构建,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对教育部门、学校和社会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对学校来说,提升学校治理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一、管办评分离考量学校的治校智慧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工作呈现的是“管评办”一体化,所有教育管理方面的权力基本上都被教育行政部门所掌控,学校没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缺乏办学活力,这些问题的发生大多是由于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落后而导致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落后的结果。[1]因此,推进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旨在厘清政府的管理权、学校的自主权及社会的参与权的权限边界,激活各方面的积极性。实际上它也是对各主体在新机制运行下管理智慧的挑战,而对学校来说,它是这三者之中的重点与焦点,因此尤为突出。

首先,就目前办学的外部形势看: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学校与当地政府具有密切关系,在新的管理体制下,政府不仅拥有对办学方向、教育目标的决定权,而且拥有资源配置权,因此,如何与政府处理好相互协调的关系,对学校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校如何应对外来竞争?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校也面临着国外学校的诸多挑战,去国外的小留学生数量不断攀升;学校如何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管办评分离一方面的确为学校实施自主管理松了绑,把办学自主权交还给了学校,为学校的自主性校本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平台。但权利与责任也是对应的,在给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给学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为管办评分离的改革使学校从原来的政府扶着走、推着走转变为自主独立行走。在这种情形下,学校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教育部门这顶大伞撑着,可以减少某些办学风险以图安全,而今需要独立行使办学的责任,独立应对办学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这对学校的办学智慧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考量。

其次,从学校内部管理来看,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对最大限度地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何规范、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内部管理的有效性,对新形势下的学校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新的课题。(1)学校针对政府确定的教育目标与要求、课程标准与人才培养规格,根据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可以自主实施教育教学与管理方式。但在这个过程中,学校能否以更便捷的路径、高效的行动来达到这一目标,还是走了远路、绕了弯路,甚至南辕北辙,这取决于学校领导的智慧与能力。学校再也不能沿袭过去那种重传授知识、轻文化育人,重考试分数、轻全面育人,重培养尖子学生、轻面向全体的做法,不能再搞应付督导检查、自欺欺人的“两张课表”或搞那些不顾学生兴趣爱好特点的所谓素质教育的活动。而要切切实实地去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真正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这是对学校胆量与智慧的考验。(2)从学校管理要素作用发挥的角度审视,如何组织协调好学校内部的人财物及时间空间信息这些管理资源,并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一重要责任现在完完全全地落到了学校身上。就我国目前来看,基础教育的教育资源比之过去有了较大增加,但总体上还是不富裕的,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还比较紧张。政府虽然积极推进中小学骨干教师、校长区域、校际交流,但这些毕竟还不能根本性地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作为学校首要的是根据校内现有的教育资源情况,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设计安排,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大数据管理系统。有针对性地吸收各种社会资源,使之尽可能地达到合理状态,如果学校不能有效调配、合理组织已有的各种教育资源,或者仍然像以前一样采取向上“等、靠、要”的办法,势必会严重阻碍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校的发展。(3)从加强学校执行力角度看,需要学校按照教育教学的要求,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建立系统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强化各组织及其成员执行能力的提高。如果学校内部的组织体系与管理运行机制不能根据新的改革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势必会使学校工作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二、当前学校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探究

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型管理范式,至今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中小学校来说,推进管办评分离后,自主的校本管理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管理制度。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同,治理最突出的是要依法管理,表现为一种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然而,比较分析中小学在学校治理方面的现状,我们认为学校治理能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独立性,主体意识偏弱

哲学上把主体意识解释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对个体而言,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分析,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是主体意识的两项重要内容。对一个组织来说,主体性对它的存在与发展极其重要。学校作为重要的、特殊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立德树人、传承文明、创新文化等的重要使命,这些重要职能要求学校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教育规律自主、科学地办学。然而,分析当前学校的办学行为,在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不少不足:一是在办学模式上,同质性现象普遍,千校一面,有个性、有特色的学校缺乏;二是片面迎合某些功利性需求,为社会上的某些片面观念所左右,忽视对教育规律、办学规律的遵循,缺乏对学校教育真谛的坚守。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无可厚非,社会拿学生考试、升学成绩来评论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是它的自由,但学校不能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办学策略,把“育人”变成“育分”,把“育文化”变成“教知识”,把“学校”变成“考试”的加工厂。一所学校如果独立思维不足、人云亦云、人趋亦步,其治理能力必然低下。

2.囿于传统,创新能力不足

学校的特征决定了创新的重要性,只有学校管理的创新、教育教学的创新,才能有效满足教师学生的发展需求,才能为师生的成长、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按创新理论的解释,创新能力可分为产品(服务)创新能力、发展战略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就目前学校来说,创新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习惯于以往的经验和思维,满足于眼前利益,或有改革但缺乏系统的思考,导致学校千校一面,缺乏个性、特色,也缺乏灵魂。在我国,历次教育改革大多是以自上而下来推进的。改革的目标任务、内容要求、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效果的评价基本上是由政府控制的,对大多数学校而言,往往是被推着行动的,而不是主动思考、积极参与的。在改革行动中,甚至对改革的意图并不十分清晰,对自己学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了解不详,解决矛盾问题缺乏有效的方法策略,采取的措施路径针对性不强。而这些情况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某些改革的积极推进,学校自身也得不到改革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因所谓的“改革”带来了大量人财物的浪费,使得师生疲于应付、身心倦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些学校患上了“改革疲劳症”。[2]

3.墙内办学,开放性缺乏

在当前信息化、知识化时代,任何组织要获得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都必须走开放式的发展之路,闭门自守只会因循守旧,蒙住自己的眼睛,自绝发展之门,只有加强开放才能放大视野、开阔胸襟、打开思路,才能使自己走得更快、更远。早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从系统论角度将学习组织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学校系统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来促进学校组织自身的健康 持续发展。[3]作为培育人的学校,唯有用开放的思想去对待外部的世界,才能不断地从社会、外部组织中获得有助于学校发展、师生发展的有益养分,才能让我们的教师、学生能够更好地进入社会、服务社会。然而,我们的学校大多是围墙内办学,经营的是墙内“一方领地”,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教师教书本知识、学生学书本知识,较少地关注社会。课本外的知识、信息常常因为与考试无关而被排斥在外,教师的工作在校内、学生的活动在校内。第二,校际之间深层次的合作与沟通不多。同类学校之间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学校间教师相互开展教研探讨、学生活动的少之又少。第三,吸引社会力量、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与管理不够。尽管学校现有的教育资源比之过去有不小的增加,但总体上还是显得不足,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值得学校可以借助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但学校缺乏能主动去获取的意识。

4.重管轻理,经营能力不强

从管理的职能看,协调、沟通是管理最重要的职能,但分析目前学校管理的现状,重管轻理情况相对突出。从一些学校所制订的校规看,为了方便“管”而制订出抑制人性、被人吐槽的规定,诸如,为避免所谓男女学生出现早恋而规定男女同学不得同桌吃饭、不能单独接触,为所谓建设书香校园而规定教师上下班进出校门必须人人手拿一本书,等等。这种重“管”的做法,表面上满足了学校管理者的某些期望,但对学生、对教师却是一种不小的伤害,从师生们的反感程度看,其最终的不良效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经营虽不像企业那样,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但也必须讲究“成本”意识,在学校管理中,除了资金成本外,更多的是非资金成本,即学校人、事、时间、空间、信息等。这就要求学校在现有可利用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源内耗”,在投入和产出上获得最佳的平衡点。然而,在一些学校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意识淡薄,无论是学校资金的使用,还是教学时间的安排等很少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关系,有的学校为了装扮学校大门不惜花费巨资,有的学校墙面几乎年年装修,有的学校为了学科考试分数的提高,不惜牺牲师生身心健康大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甚至连双休日、法定节假日也用来补课,缺乏效益观念。因此,经营能力不强也就成为学校治理能力不高的重要组成内容。

三、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的对策思考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教育品质的提升离不开内部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学校管理到学校治理,不仅是理念上的重大飞跃,而且对校内各管理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以为,提升学校的治理能力,重点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牢固确立治理理念,明确学校治理价值

美国学者勒温(K.Lewin)认为,在组织变革中,人的变革是最重要的。组织要实施变革,首先必须改变组织成员的态度。由管理转变为治理,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区别,而是观念、思维方式及行动方式的一个大调整。管理往往是垂直的,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行政的色彩较浓,而治理则强调各个主体是平等的、合作的,它强调的是民主、协调、沟通,关注的是学校活力的激发,使校内各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因此,实现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的转型,首先需要校内从领导到教职工在思想观念上来个大转变,让师生真正理解学校治理的重要性,并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参与到学校各项关注的治理过程之中,而不再如过去那样,仅仅把学校管理看做是少数领导和干部的事情。其次,学校只有牢固确立治理的意识,对外才能更好地理顺政校关系,把握办学主动权;更好地理顺家校关系和社校关系,保障家长和社区人士有效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对内更好地理顺学校内部关系,真正落实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促进学生充分、全面、多元发展。

2.严格依法管理学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学校组织环境的变化需要学校内部组织及时做出变革,在新教育革新时代,按照以人为本、质量为上、内涵发展、精干高效的要求,组织的变革必须从原来的以外延为主的变革向以内涵为主的变革发展、从以组织结构为中心的变革向以人为中心的变革发展、从激进式的变革向渐进式的变革发展。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乃是学校组织高效有序运作的基础,同时也是组织结构调整和变革的前提。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公民,对这些基本价值观,每一个教育者必须具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认为,衡量学校治理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学校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法律法规。如果没有科学地按照教育规律实施教育教学这个大前提,何谈学校的治理能力。因此,学校必须根据国家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坚决杜绝各种有悖于法治原则的管理行为和管理措施,让法治的精神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而且学校能否建立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从制度上对学校进行变革设计,形成目标一致、职责明晰又相互协调的学校组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评价系统,形成以学校为主体的师生、家校、社校共治共管局面的治理结构,也是衡量学校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学校组织制度及运行逻辑的布局设计,既是一所学校的办学思想、文化价值的隐性表达,也是以教师、学生、家长为代表的各种办学力量在学校组织设计中的直接呈现。

3.落实各种主体责任,构建高效运行机制

良好的学校治理必须有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高效的运行机制,而对各种主体的责任、权力进行明确的定位,则是这种运行机制建立的前提。各种参与学校治理的主体如果职责不明、任务不清,必然使学校内部机构不能达到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目的,使各种内部组织的建立徒有虚名。如有些学校建立的内部组织、家校组织、校社组织因为职责、任务不明,而变成了一种摆设,有的甚至成为相互扯皮、加剧内耗的“土壤”,从而使这些治理主体的执行力和工作效果受到严重影响。“赢在执行力”是许多成功组织的普遍经验。一个学校的发展5%靠决策,95%靠执行。因此,要实现学校治理的高效,既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保障的运行机制,更要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者缺少相应的学术支撑、执行层疲于应付、监督层缺少全盘意识的现象。

4.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领导素质

提高学校治理能力,关键在管理者队伍建设,特别是校长的领导素质。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更需要有敢于担当、锐意进取、宽广胸怀的“狮子型”领导,只有这样的领导,才会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才会主动去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或困难的办法,才会更有效地动员师生、家长和社会参与学校管理,才会积极地去调动校内外各种教育资源,才会更好主动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因此,首先要加强对校长的培养和考评工作,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校长专业发展标准,通过各种培训与学习活动,切实加强校长在理念、品性、知识、能力和行为等方面的专业培养,扎实落实校长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和调适外部环境等六大专业职责,并根据其职责履行情况对其工作业绩进行科学考评,避免用学生考试分数来考量其业绩。其次,校长要主动转变角色和行为,校长要从原来的学校管理者逐步转变为学校的决策人,为学校发展确定学校章程、办学理念、发展方向,明确学校的特色追求等。校长既要主动接受监督,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摆脱“官本位”束缚,还权于教师,还权于学生,基于解放每一个人和发展每一个人的要求,为师生的成长搭建舞台,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校长又要注重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和发展意识,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把学习权交给学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为家长、社区参与学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创造条件,为学校工作构建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学校治理能力 篇2

我们学校历年来一直坚持从严治教，在学校治理“五乱”方面，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狠抓政策落实，学生家长、社会对学校工作非常满意，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五乱”治理工作，学校决定大局着眼，小处着手。

一、是抓学习

新民学校认真贯彻学习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校收费管理的各项规定，并按照阜蒙县的统一部署，认真查摆我校“五乱”行为。今年治理学校“五乱”工作的总体要求：“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严格标准、强化监督、从严查处、狠抓落实。”坚决刹住”五乱”现象蔓延的势头，逐步完善治理“五乱”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校务公开的保障机制。

二、是抓宣传

我们治理学校“五乱”工作的重点：

1、充分利用新闻媒介，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墙(板)报、宣传栏等形式扩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家长和社会了解国家关于义务教育收费的政策，澄清对教育收费的模糊认识。

2、严格按照市教育局、市物价局、市财政局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收费。

3、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4、要禁止任何部门通过学校向学生搭车收费。

5、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收费使用管理。

6、要积极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实行收费审计制度，探索建立收费听证制度。

7、要落实学校收费管理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8、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处罚力度。

学校“五乱”问题事关学生家长的切身利益，事关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学校要坚决从严治教，高度重视治理“五乱”工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坚决刹住学校”五乱”这股不正之风做出我们的贡献。

三、是抓防范

按教育部要求，除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

任何费用，2007年，学校收费标准继续保持稳定，没设立新的收费项目。近几年来，市县教育局的领导始终都把治理中小学“五乱”作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点工作来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在我校还形成了层层检查和整改的责任制，加大了从源头治理和预防力度。杜绝学校“五乱”情况。对社会想搭车收费的部门，我们拿出市教育局、市物价局、市财政局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收费通知，请有关部门支持我们的工作。

四、是抓落实

结合学校整体工作，设立收费的规章制度：

1、不准擅立项目、擅自提高标准和扩大范围收费，必须严格按照市物价、财政、教育三家的文件执行；

2、不准在市规定书目之外强迫学生统一订购教学复习辅导资料、知识读本和各类书刊；

3、不准教师向学生推荐推销商品，包括教具、作业本、教辅资料、校服以及其他各类教学用品；

4、不准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收取择校费；

5、不准另行收取计划外招生费；

6、不准乱办班、乱补课；

7、不准以其他任何形式强制性收费和杜绝“搭车收费”。

8、不准学校把收费与学生报名、上学挂钩，与教师的工资、福利、评先评优和晋升挂钩，不能因收费将学生拒之于学校门外。

9、学校收费公开、透明，按规定发放收费通知单，自觉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我们学校在治理“五乱”问题上，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精神，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自觉维护教育形象、为学生、家长、社会做实事，充分认识治理中小学”五乱”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决杜绝学校“五乱”行为，为建设文明学校而努力。

新

民

学

校

学校治理“五乱”措施

新民学校

治理能力 篇3

教育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本来就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政府角色及功能作用的变化。袁贵仁部长在分析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时，特别谈到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制约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这在政府作为主要“操盘手”的远程教育领域同样有突出表现。我国远程教育主要面向各类社会成员开展继续教育，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教育服务，考虑到继续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总也难以摆脱的“边缘化”，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更要求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相关立法又严重滞后，政府要做的事显然不只是取消和下放某些审批权限而已。

有专家解读称，治理现代化必须确立多元共治理念——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作为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继续教育更应实现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远程教育领域可能会有比较充分和集中的体现。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乃至社会公众，都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是被治理的对象。有必要特别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能对远程教育产生的影响，就其产品属性及提供与配置资源的方式而言，市场逻辑在远程教育领域可能会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市场的力量尤其不可小觑。

学校治理能力 篇4

在我国,治理(government)一词在学界也并非是新词,在20世纪末就已经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后,学校治理在教育界成为热门公共政策话语。但是,要深刻地理解学校治理的内涵,首先必须区别于现代学校管理。现代学校管理是学校管理者通过学校机构和制度,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显现的和隐形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优化和整合学校教育工作,实现学校的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管理,构建全面目标体系, 包括学校性质、培养目标、办学宗旨、办学理念、学生管理、教学管理、教职工管理和后勤管理等等,以有效实现学校工作目标的组织活动。现代学校管理主要指学校领导对学校自身的内部管理。而学校治理是包括学校教师、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整套关系,以规范学校各方面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学校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力量,注重发挥教育的自主性、能动性和法制性, 激发教育内生动力,更加注重构建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局面[1]。学校治理可以分为学校内部的治理与学校外部的治理,学校内部的治理主要是学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而学校外部的治理,更多是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学校的结构性治理实质上是处理学校内部权力分配和支配问题,功能性治理是处理学校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问题[2]。学校治理有别于学校管理。首先,在目的方面,学校管理强调既定目标的实现,而学校治理强调治理的过程,保障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其次,在职能方面,学校管理关注决策的组织、计划、指挥、控制与协调,而学校治理规范权利与责任,注重责任体系的明确和决策指导的科学化;第三,二者的依据不同,学校管理依据内部层级关系,而学校治理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3]。从上述区别可以看出,从学校管理向学校治理的转变是教育观念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可以说是中国学校发展史上的历史性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1.促进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学校治理首先要促进教育的公平与公正,公平与公正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 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教育公平与否直接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追求教育公平公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走向大国的重要基础。袁贵仁部长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在教育公平上多想办法、 多做实事[4]。但是,审视当前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存在着很多的不公平与不公正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公平等,严重阻碍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为此,学校治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权力的遏制,最大程度地表达弱势群体的声音和利益诉求,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教育的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真正促进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2.促进教育的自由与有序

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下,学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压抑人、束缚人、绑架人等“非人性”的现象,如体罚与变相体罚,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格尊严等, 这些现象严重制约着“人”的自由发展[5];此外,学校教育中还存在着各种“无序”的乱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行为的混乱化、任意化、偶然化和情绪化,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自由和有序并不是一对矛盾体,实现教育的自由与有序,是学校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拥有神圣而内在的“自由”,现代学校教育需要培养“自由而有序”的“人”。为此,学校教育治理的意义就在于解决学校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各种限制、束缚、约束,给予主体足够的空间,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自由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3.促进教育的效率与效能

对教育效率与效能的追求也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的重要目标,教育效率是指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贡献率[6]。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教育效能越高,教育目标的达成度越高。教育效率与教育效能的高低取决于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7]。反观我国当下的学校教育,受教者对教育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学校教育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导致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出现严重的不调,教育生态的严重恶化与失调,最终造就了当前学校的教育效率与教育效能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倡学校治理的意义在于提高当前学校的教育效率与效能,突破当前教育效能低下的藩篱,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加强公民的教育生态意识,加强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保持教育的生态平衡性,进一步促进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得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能够满足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1.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学校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这也是区别于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是学校民主治理的良好开端,有利于学校治理的民主化和民主机制的建立。 多元主体参与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实质性参与,而非低效虚假的形式性参与。在参与的形式上应当是多元的和切合实际需要的,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如电话、信件、问卷调查和听证会等多元方式参与。此外,多元主体的参与,还需要在“共治”的过程中培养对话的能力,增强理解的意识和渗透合作的精神。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利于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有利于学校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理性化,最终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新格局。为此,教育管理机关必须对学校“下放”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权力,向市场“转移”权力,以实现学校办学的自主化和社会组织、市场和个人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以保障参与学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6]。

2.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spirit of legality) 的精髓就是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只要违背了法律,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必须给予追究和问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了法制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推进教育体系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制精神”是关键。在学校治理方面,“法治精神”具体表现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个方面。在学校治理的过程中要恪守《教育法》等,做到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和依法行政,实现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任何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培育“法治精神”的关键因素在于不仅仅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内化于心,更要在实践中外显于行, 让学校教育管理者能够自觉地遵法、守法、用法、护法,在学校治理的过程中,要培养管理者的“法治意识”,增强“法治思维”、培育“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培育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完善,还要在学校治理中着力在规则意识、责任意识、 权利义务意识、契约精神等方面加以深化,通过多途径、全方位让“法治精神”通过教育管理者自身的身体力行,渗透到学校治理的各个层面,以建设法治校园,实现依法治校。“法治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灵魂”。

3.以“共治”求“善治”

“共治”(Collegiality) 是学校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是基于多元主体基础上,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协作性关系。“共治”有利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有利于民主、公平、公开和公正,以增强治理的透明性和治理的多元性,有利于将权力和责任分配到多个责任主体身上,防止个别主体的利益独裁。正如马克斯·韦伯将“共治”理解为独裁者防止专业人士挑战极权的一种手段。美国学者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 沃特斯和法国学者埃曼努艾尔·拉杰加则将“共治” 看作是一种成熟的组织形式,用来解释在知识密集型的组织内部独立个体是如何共同协作进行非常规任务的[8]。实际上,“共治”是手段,其目的是达到 “ 善治”, 所谓 “ 善治” 就是 “ 好治理”(good government)。学者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 法治(Rule)和回应(Responsiveness)五个方面,学者俞可平指出,善治的要素包括治理的“有效性、回应性、稳定性、以及参与、公正、廉洁、透明和问责”等[9]。“善治”的构成要素无一不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学校行为的 “法制化”为基础的,最终实现学校治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1.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现代学校制度是相对传统学校制度而言,是一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好的、优质的、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内在发展的学校制度。主要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以法制教育为基础,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有效调节校内外各种关系(如学校、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为条件,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最终目标的一整套完整的学校制度体系[10]。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是促进学校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与时俱进,设计和建构符合时代发展的与各方面改革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现代教育制度最大的特点可以用“依法办学,民主监督,自主管理和社会参与”四个短语来概括。学校内部的治理主要是学校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学校的结构性治理实质上是处理学校内部权力分配和支配问题[2]。为此,要完善现代学校制度,首先要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学校章程,实现“一校一章程”,还要制定并完善多方面的教育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规范、统一的学校制度体系,如学生管理制度,教职工管理制度、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德育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对外交流与合作管理制度等多方面的制度,形成程序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以进一步优化学校内部结构,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把建立校务委员会、理事会作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抓手,完善校务委员会、 理事会常态运行机制建设,处理好校务委员会、理事会和其他校内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和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疏通学校师生、家长和社会参与校务管理的渠道,依法落实办学自主权,实现管、评、 办分离,完善学校教育治理决策程序与决策机制的理性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学校教育治理方式、 发展模式、服务领域等方面的改革创新。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学校办学过程中自我管理的能力、自我监督的能力、自我约束的能力、 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2.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提高学校外部治理功能

学校外部的治理,主要是学校外部的功能性治理,主要是处理学校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问题[2]。 学校作为一种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政府和社会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环境,政府和社会通过外部环境的资源配置,来逐步改变学校的内部结构。具体来说,学校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主要来源于各种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构成,政府方面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财政体制、意识形态和各种人力、财力等资源的分配。社会方面的力量,主要指家庭(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社区(社区环境、社会民众和社区关系)、社会文化(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和其他功能群体(行业协会和朋友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所以说,学校外部的功能性治理主要依靠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的 “互动”(interaction)中受制于外部环境影响的过程,使学校产生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行为,通过环境的输入(家庭—人力资源,政府—法规,银行—资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等)和输出(产品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薪资———员工,毕业生———用人单位,声誉、形象———公众等)对学校产生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外部治理,实质上是一个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机制的问题[2]。为此,学校外部的治理,不仅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需要借助来源于社会的各种力量,通过完善的制度规范,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以提供学校外部的治理功能。

3.全面推动依法治校,学校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国家治理能力 篇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现代治理下才有“好学校” 篇6

首先，治理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在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得到更加充分地关注。教育是人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实现个性化的过程，如果说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的话，那么可以说，最好的管理是自我管理。

其次，新型的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体系。学校管理决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全校师生、社会各界、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过程，管理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过程，而更强调合作、包容与服务。

再次，教育治理现代化一定是民主化的过程。政府管理教育中往往存在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而在学校管理内部，也需要克服“官本位”的现象，改变部分校长身上存在的霸气和官气，而多一些大气和书生气。

最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就是法治化。过去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充分反映了校长在办学中的重要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体现了学校的管理并不是基于法治，而是建立在人治之上的，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适应教育治理理念的新要求，学校管理需要做些切实的改变。

在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中，依法办学是基础与前提。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更显任重道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6条明确规定：“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是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但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章程，有了章程的学校也并非都按章程办学。章程相当于学校的“宪法”，国家有宪法日，学校是否可以考虑设立章程日或章程宣传日来推进依法治校？国家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学校是否可以考虑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新型关系。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需要构建“管办评分离”的体系，而在学校内部也应该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管办评分离”，形成良好的机制，协调好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关系。

在新型治理体系下，科层式的管理将更多地走向扁平化，人与人之间、各主体之间将更加平等，关系也将更加密切。师生之间不仅要形成学习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而且将构建更加关注心灵沟通的关怀共同体。

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把学校变成像学校的样子，使学校成为一个适宜学习、适宜成长的地方，让学生带着愉快和期待的心情去上学。同时，要改变千校一面的状况，提高师生的自主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办出学校的特色与水平。

学校管理的变革，既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发挥学校教育整体功能的必然选择。适应学校管理变革的要求，校长要坚持价值领导，强化教学领导，优化组织领导，从而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作者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校治理能力 篇7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4]。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文章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这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各有各的内涵,但是不能割裂地看,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先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助力中国梦。

1.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属性和类型,而国家治理能力体现的是发挥治理体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要想使国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发挥治理能力,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在实践中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构建。总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制度模式,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说明,照抄照搬脱离实际的、其他国家的治理体系,往往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然,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针对特定问题,所以可以批评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方法[7]。 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密不可分,都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培养和发展适合本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家治理向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建设

2.1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江泽民同志曾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8]”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 “依法治国” 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突出强调了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2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全民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文明也期待法治国家的建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改革需要依法治国,改革的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0]”

2.3推动型治与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型治”在既定体制框架内的作用。

所谓 “型治”就是要在已经定型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现 “型治”要用 “法治”推进制度建设,让法治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骨髓中去。首先,要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 其次,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 最后,牢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的思想意识,坚决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学校治理能力 篇8

清华大学综合改革主要涉及七大领域,包括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学科发展机制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推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 由此可见,综改之“综”,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但绝不是各个专项工作的简单加总,它既不能只做增量改革,也不能单一地推进改革,更不能以创新冒充改革,综合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

人才培养是综合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何能更全面深入地反思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来适应清华新百年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其核心是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培养什么人?第二是怎样培养人?教改方案中并没有针对教育教学中一个具体的领域进行探讨,而是对人才培养做了一次非常全面或者说本质性的探讨,并聚焦为四个最重要的目标和难点,即:变理念、换焦点、转方式、多样化。在教改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与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学科布局改革等方面都Interwind(交织)在一起。因此,深化教改之“深”,既不只是做得更努力更深入,也不只是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在于理念的改变,更强调全息重构。

学校治理能力 篇9

政府治理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运用合适的治理工具和技术策略去管理、控制、引导、规范、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社会主体间的社会生活过程的能力。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 奈曾指出政府治理能力包括硬治理能力和软治理能力。硬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军事、法律和经济等强硬性的命令方式和手段, 软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等柔性为特征的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主要是从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探索, 国家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软治理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基层政府治理能力表现为硬治理能力突出, 软治理能力弱化。

(一)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承担了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基层政府是基层社会的法定代理人, 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具有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能。基层政府只是对上级政府负责, 是在国家政治体系下对基层社会的文化价值进行强制性的打造, 实际上, 适合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文化价值认同呈现总体失语的状态, 对于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 基层政府出于缺位和错位。

改革开放后, 国家提出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但是基层政府把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方面, 而忽视了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塑造。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基层社会进入到了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状态, 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 基层政府如果还运用经济利诱和政治威压治治理方式, 反而到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缺失社会共同体文化价值塑造能力前提条件下, 逐渐陷入了治理恐慌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二)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心理疏导能力缺失

所谓的社会心理疏导能力, 就是遵循社会主体的心理活动规律, 通过解释、说明、沟通、理解和情感交流等方式, 疏通人们的心理障碍和排除心理疑惑, 引导人们通过沟通协商途径或方法解决社会生活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矛盾凸显期, 基层社会发生了各种变化, 包括权力结构调整、社会主体利益关系调整以及民众对社会变化心里认知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基层社会成员能够及时的获取信息, 并且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步拓宽,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有这些因素会导致社会成员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和心理失衡发生。基层政府面对这些新问题仍然按照传统的治理方式解决, 会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加剧, 甚至会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 这些充分证明了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疏导和干预缺失。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主体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弱化

在基层, 政府是主要的治理主体, 相对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公民来讲, 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 这些丰富的资源在政府软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相反的是这些资源却成了基层政府提升软治理能力的障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基层政府认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社会治理, 反而忽略对社会信息的采集和吸纳, 其治理能力突出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原因之二是, 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治理方法和工具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再加上权力地位不相等, 导致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孤立。由此看来, 在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影响下,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弱化。

二、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的原因分析

(一) 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形塑了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基层政府治理的逻辑是大力发展经济, 一切的治理问题都是围绕着GDP的增长, 阻碍GDP增长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排除在外。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基层官员的提拔和晋升, 经济增长快的县乡领导获得上级政府的信任和赏识, 晋升的空间大和速度快, 这就是压力型的行政治理体制。基层政府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就是“对上负责, 对下敷衍”, 它的主要的职能是高效率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而忽视了社会管理, 尤其是对基层社会民众的公共服务。可以看出, 基层政府的治理需求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产生的, 不是满足基层民众的利益需求而产生。

(二) 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低下和缺乏公信力导致了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 政府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来源。自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 基层政府加快了转变职能的进程, 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解决了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在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 基层政府在服务能力上低下, 如服务角色出现错位、缺位, 公务人员素质低, 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缺乏有效监督, 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 民众对基层政府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利益分离及治理需求异位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残缺

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基层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新的治理需求不断增长, 基层政府应调整治理的目标、方法、政策以及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目前来看, 基层政府的治理理念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出现了复杂性、多样性特征,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改变单一封闭的权力结构, 拓宽公共治理的空间, 吸纳其他利益主体共同治理。实际上, 其他利益主体很少有机会参与基层政府治理或者治理需求不同存在目标分歧, 这样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碎片化。

三、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途径

(一) 增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

从历史传统来看,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农业文明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明显的特征是“乡土本位”。从“乡”的角度看, 采取是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 形成了一种同血脉、共命运的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种族关系联系在一起, 尊重“长老权威”, 认同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 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从“土”的角度看, 农民种地收粮,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依赖。农民养成的“落叶归根、重土安迁”的土地传统情结强化着乡村社会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因此, 基层政府治理主要是不断强化农民和土地之间固定的关系;不断强化宗法制度, 维护封建礼教的神圣地位, 巩固和维系乡村家园文化。

改革开放后, 乡村社会文化高度同质化的领域流入了多元化文化价值元素, 乡村社会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失衡”, 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生态环境。另外, 农民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 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宿。由此, 净化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生态是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关键。随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变化, 基层政府不能用行政压制、控制的硬治理方式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 基层政府要想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就要改变治理方式。基层政府要放弃那种强制性灌输方式对农村文化价值的塑造, 运用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 正确引导农村文化价值工程体系构建, 提升自身的软治理能力。

(二)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 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不断涌现, 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要排除这些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基层政府要改变传统治理思维模式, 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和心理干预或疏导机制,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 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前, 基层政府对民众的心理障碍干预或疏导采取的是粗暴的、强硬的、政治思想训诫或者恐吓、威逼的方式, 这些方式不能消除民众的心理障碍, 相反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引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里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这不仅是基层政府软治理的方式, 也能更好的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提升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

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共治, 排斥单一主体的单向强制命令。也就是说政府与所有参与主体通过协商、谈判和对话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和柔性约束机制来解决治理需求问题。基层政府是我国公共权力的最末端, 国家对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层政府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穿针引线’的沟通协调功能。基层社会治理中,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参与度以及多层次的利益诉求的满足度不具备先赋性;多元主体因利益需求不同会产生意见分歧, 甚至会发生矛盾冲突。伴随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变, 基层政府与多元利益主体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那就是搭建一个公正平等的平台, 大家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协商或谈判。因此, 在社会治理活动中, 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是软治理的重要手段。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 基层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新常态。当前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不能适应和有效解决社会中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 提升“软治理”能力。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构建

参考文献

[1]黄晴, 刘华兴.“软实力”理论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J].公共管理, 2010 (3) .

学校治理能力 篇10

一、深刻认识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的重大意义

随着全民医保制度的初步建立, 就要不失时机地完善医保治理体系, 提高医保治理能力, 以医保的良好治理作为载体, 确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为此, 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的角度认识、考量新时期全民医保制度的健全完善, 切实增强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命题。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全新命题。由“管理”到“治理”, 看似只有一字之易, 所蕴含的却是理念的变化, 管理内涵和层次的提升, 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2. 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纵观世界国家的发展史, 一般都经过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发展过程, 一步比一步文明、理性、科学。统治便是集权、专制、垄断;管理较之统治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重视规范、民主与科学, 但它毕竟是单向的、垂直的“上管下”式管控约束;治理则不同, 它是多元的、开放的、综合的、科学的、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也可以称作是管理的高级阶段、高级形态, 所以是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3. 国际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ISSA) 在今年的年会上明确提出, 要实现社会保障的良好治理, 并强调“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和载体”。许多国家都把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目标。

4.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内在要求。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板块的全民医保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其首要功能和核心任务。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 首先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全局观、医保观, 一以贯之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切实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作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现代医保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开放系统

尽管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认识到医保管理的重要性, 并响亮地提出医保建设“出路在改革、根本在制度、关键在管理”, 并形象地喻为“三分政策、七分管理”。着手制定了“三二一”一类的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和业务流程, 使医保管理逐步走上相对规范、科学、精细的轨道, 使全民医保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和有序运行, 让参保民众的权益得到了较好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的医保管理是好的, 是有效率的, 也是适应了医保制度建设和参保者现实需要的, 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但是也要看到, 无论是管理理念、管理方式, 还是管理手段、管理效率等都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还不能适应全民医保良好治理的需要。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 纵观国际社会保障现代治理做法和发展趋势, 审视分析传统管理, 其管理主体的单一性、管理方式的垂直性、平面性和封闭性, 限制了管理活力与效能充分发挥, 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 使之成为一个综合开放科学高效的现代医保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大体包括这样十个子体系:

1. 保障制度体系。

根本在制度, 制度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可靠性, 靠制度保障才是靠得住的。公平, 首先指的是制度公平, 可持续也要求制度安排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安排。医保的良好治理必须有完善、成熟、定型的医保制度作为基础和保证。

2. 医保决策体系。

政策是制度建设的魂和根, 决策则是决定性的环节。只有当决策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个人行为、首长意志, 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理智性、科学性, 也才不会由于决策者情绪变化和注意力转移而使政策走样, 使制度变形。

3. 决策咨询体系。

正确的决策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现代智库的作用。通过充分论证, 特别是通过“证误、证伪”研究, 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4. 医保政策体系。

全民医保的改革与发展, 一靠体制, 二靠政策。一定意义上说, 改革就是政策的调整, 机制就是政策效用的释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过程, 就是政策体系不断臻于配套完善、成熟稳定的过程, 这也是良好治理的重要标志。

5. 政策执行体系。

有了好的政策, 还要有得力的执行体系, 否则政策要么落不到实处, 要么就会把“经”念歪。

6. 医保经办体系。

这是制度运行的平台, 实施保障的载体。这个体系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富有效率的, 而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僵化的, 更不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

7. 医保绩效评价体系。

这是正确研判医疗服务、保障绩效的科学体系和客观标准。需要引入卫生经济学、药物经济学、临床医学等专业知识, 对医疗行为、医疗效果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样才能减少和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莫衷一是局面。

8. 医保治理标准体系。

标准就是规范、规矩。需要形成一整套技术标准和行为规范, 作为合理有效治疗服务的依归, 走出“医无定则”、“一个道士一个法”的误区。

9. 医保运行监管体系。

以风险防范为导向的监管体系是全民医保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卫士, 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标准、信息等集成的立体监控体系, 实行全程、全方位实时监控, 切实改变靠人工抽查、事后监督等“挂一漏万”或“事后补救”被动状态。

1 0. 医保法律法规体系。

医保良好治理, 本质上就是依法治理。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把医保的一切举措和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 切实做到依法参保、依法施保、依法维护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治医保”, 这是全民医保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

三、推进医保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实现医保的良好治理, 不但要构建科学严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治理体系, 而且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 医保治理体系健全完善以后, 治理能力能否适应需要, 则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是否稳健、保障是否有力、服务是否便捷的决定因素。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现代化则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培养和锻炼, 甚至要作为新时期全民医保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来抓。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医保治理能力得到全面系统的提升, 实现医保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本源的、第一能力, 其他各种能力都是由学习能力衍生出来的。提升全民医保的治理能力, 首先要提高治理者的学习能力。治理好全民医保这样宏大浩繁的事业, 不认真学习、时时学习、终身学习,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学习得不深不透, 学习能力不强, 也是难当此任的。

2. 执行能力。

国家治理考验执政能力, 其实执政能力也是执行能力。现在许多领域、许多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往往不是因缺乏制度安排、政策举措, 而是执行能力不足、执行不到位造成的。执行能力, 一定意义上就是抓落实的能力, 落实不力、不到位,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

3. 组织能力。

全民医保是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事业, 组织工作至关重要。无论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启动与推进, 还是医保的城乡统筹与整合, 都离不开群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 都需要有很强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实践也一再证明, 凡是组织能力强, 组织工作做得好的地方, 进展就快, 效果就好, 反之就打不开局面, 成效就差。

4. 协调能力。

医疗保险涉及多个利益主体, 任何改革举措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 因此, 都有一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协调得好, 决策就顺利, 工作推进也顺利。如果协调到八分, 决策和工作就止于八分;如果协调不下来, 再好的想法和举措都会被“搁浅”。要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 要实现“三医联动”, 既要有统筹谋划, 更要加强协调。

5. 调研能力。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也是决策之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就要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调查好比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好比一朝分娩”, 陈云也曾说过“要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用不到百分之五的时间研究制定政策”。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6. 综合分析能力。

对于从事脑力劳动, 或者管理工作的人来讲, 所谓能力强弱大小, 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对事物、形势、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综合与分析, 是大脑、思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和运作方式, 通过科学、缜密的综合分析,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加工处理, 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定、决策、举措、方案来。

7. 经办能力。

也可叫做办事能力、操作能力。就医保而言, 无论是制度安排、政策举措, 还是保障服务, 最终都要通过经办来体现。经办直接关涉亿万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办来评判制度、政策好坏优劣的。如果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 而经办、服务很稀松, 则只会被认为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使全民医保的公信力、可靠度受损。

8. 谈判能力。

医疗保险本质上是由经办者代表广大参保者购买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要达到用有限的基金获得性价比较高的基本医疗服务, 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就要进行协商、谈判、博弈, 而高超的谈判技巧、谈判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灵活的方式方法, 还需有人格的魅力等非权力因素构成的一种综合能力。

9. 监管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 医疗保险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由利益催生的社会风险尤其是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欺诈与反欺诈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既要靠法律、制度、技术 (信息手段) 等构成的监管体系的现代化, 又要靠经办队伍的监管能力的不断提升。这样, 才能确保医保在阳光下持续健康地运行。

1 0. 调控能力。

全民医保制度要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 对运行中的相关参数 (大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正确判定, 对相关政策、指标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和掌控, 但又不能“朝令夕改”, 过于频繁、幅度过大, 使老百姓产生不良心理预期而不适当地释放医保需求, 对制度的基本面造成冲击和危害。

总之, 治理能力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而外延又较为宽泛的概念, 也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提高治理能力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虽然列举了如上十个方面, 也只是根据目前的认知程度而言。随着医保实践的深化、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认识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会增加新的内容, 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的。

四、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

实现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是深化医保领域改革的总目标, 而深化改革恰恰是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医保治理体系的完善, 还是医保治理能力的提高, 都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实现。

1. 要深化全民医保领域关键环节的各项改革。

要通过深化改革整合制度、理顺体制、健全机制, 补齐“短板”, 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全民医保制度逐步臻于完善、成熟和定型, 为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机制支撑。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改革的阻力还特别大, 也特别顽强, 正如中央领导指出的, 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譬如, 有的人为了固守既得利益格局或为一己之私, 不断“写信”、四处“游说”, 既干扰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又阻挠地方的实践探索。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居然还出现这般咄咄怪事, 是极不正常的。实践再次证明, 深化改革是何其艰难、何其不易, 其复杂性、艰巨性真的不亚于医保改革之初、制度草创之时。但是,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罢了。

2. 要真正贯彻实施“三医联动、三改并举”的方略。

如果说改革之初靠医保“孤军深入”还能取得明显成效, 屏蔽另外“两医”改革迟滞之“丑”的话, 新时期深水区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这必然要求增强三医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才能发挥改革的集成效应, 为实现全民医保的良好治理创造适宜的体制环境, 否则医保的治理绩效也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要转变管理理念, 创新管理方式。

要从传统管理转变为现代治理, 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 这是实现现代治理的先导和原动力。只有解开思想的扣, 才能迈开改革的步。只有从传统管理理念转变为现代治理理念, 才能从传统管理方式转变为现代治理方式;从垂直式管理转变为矩阵式治理;从单一的管理主体的“管制”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共治”;从主要依靠“人管”和“管人”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 (机制) 、法律 (法制) 、科技 (信息) 等现代化治理手段既“管事”又“管人”, 使每个社会成员 (公民) 既是“治理者”又是“被治理者”, 形成一个由体制、法制、机制和科技信息等现代化治理工具和手段集成的“强大气场”和内在约束力, 达到“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治理效果。

4. 要深化医保经办机构改革。

这是实现医保良好治理的重要环节。要抓住事业单位改革的有利时机, 加快医保经办机构法人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步伐。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人事、薪酬制度, 明确专业职称, 实行经办经费与业务量挂钩, 等等,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增强医保经办机构的内生动力和治理活力, 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效率和竞争实力。

5. 要形成公平竞争、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

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篇11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識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發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发布，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本文通过分析智慧治理能力构成要素，从而说明政府

学校治理能力 篇12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 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 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 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获得竞争优势, 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 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 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 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 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 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 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 志愿者协同能力等, 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 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 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 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 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 奉献聪明才智, 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 筹集一定社会资金, 实施社会救助,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公平, 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 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 帮助农民增产致富,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 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 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 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 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 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 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 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 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 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 相当部分社会组织, 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 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 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 由于资金缺乏, 待遇不优, 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 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 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 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 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 资金匮乏

目前, 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 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 “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 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 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 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 自律机制不健全, 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且有不当营利行为, 社会形象差, 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 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 完善的管理制度, 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 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 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 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 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 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 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 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 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 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 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 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 建立PMO (以项目管理为核心) 组织, 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 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 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 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 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 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 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 身份不明确, 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 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 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 加快立法步伐, 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 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 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 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 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 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 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 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 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 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庆钰, 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4-1.

[2]张华林, 关于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 2008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