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利益保护

信赖利益保护（共7篇）

信赖利益保护 篇1

一、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概述

所谓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是指纳税人基于对征税方正当合理的信赖行为应当受到保护。信赖利益保护是各个部门法上的通行做法。

民法上有信赖利益赔偿原则。美国学者富勒提出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 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 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

刑法上有所谓的“信赖原则”, 它指的是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 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 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的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主要体现在第八条。《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 不仅仅是一部单项法律的基本原则, 业已成为行政法的一项特别原则。因此在税法上, 信赖利益保护应当得到承认和保护。

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

第一, “法律安定说”认为, 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对象在于纳税人对旧的税法状态存续的信赖, 并防止事后的法律溯及, 以保护人民的处分权。据此, 对私人信赖的保护被认为是法律安定性原则的一个附带要求与结果。

第二, “基本权利说”认为, 纳税人信赖保护实质上是出于宪法上所保护的纳税人基本权利。宪法上的公民拥有的财产权和自由权:纳税人因信赖旧法律状态而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害, 可以经由财产权的保障、征收补偿的规定加以保障;人们因信赖法律、行政处理等而实现其行为, 如果将法律、行政处理等加以撤销, 即侵害了自由权。

第三, “诚信类推说”认为, 纳税人信赖保护原则乃是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上的类推。

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看法, 理由是:

1、理论倾向。税收法律关系, 一直有“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两种理论。

“税收权力关系说”正逐步被税收债务关系说所取代, 而税收法律体系中先前从合同法、担保法等私法引入的税收优先权、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等概念则反映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内容

2、信赖保护原则的保护规则以诚实信用为必需基础。

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遵守和履行承诺, 不得随意作出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决定, 一方面也强调了主观的“善意”因素, 对“非善意”形成的非诚实信用的行政法律关系不予保护。

3、信赖保护的原则, 是将在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

诚实信用原则虽然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是正如公法与私法并非绝对对立, 它也“并非私法所特有, 且亦非于公法所仅有特殊原则, 而是基于公法私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

二、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构成要件

信赖保护原则一般具有三个要件:

第一, 因国家的行为而具有信赖基础;第二, 人民因信赖基础而为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的信赖表现;纳税人应当基于对行政机关行为的信赖从事一定的行为并形成了一定的利益。第三, 人民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害并值得保护。信赖利益保护的是一种消极利益, 是在利益受损时的一种救济机制。只要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 是“善意”的其信赖利益就值得保护。

三、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对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不足

一方面, 税收征纳双方掌握信息不对称, 税收实际税负不公平。另一方面, 目前税务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违法行政行为、错误行政行为、在造成对纳税人财产资金被非法占有、正常生产生活受到外来影响的既成事实后, 只是采取撤销行政行为、返还原状、消除影响和处理责任人员的单方做法, 容易在无形中伤害到纳税人的信赖利益。所以, 在纳税人信赖利益大于恢复合法性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维持原先的行政行为, 维护纳税人权益;在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的情况下, 既要恢复合法性公共利益也应给予纳税人合理补偿。

四、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实现机制

第一,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忠诚, 同时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 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税务行政行为。例如, 税务机关在作出税务行政行为时不得进行欺诈、威胁、逼迫, 不得以虚假的表示误导纳税人。

第二, 应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与人民信赖该行政处分的信赖利益, 而非一意维护合法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 对违法的负担税务行政行为撤销是原则, 不撤销是例外。

第三, 在保护方式上, 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并存。所谓存续保护, 是指税务因税务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不论其是否合法, 一律要稳定纳税人所信赖的法律状态。

第四, 在用税方面。税收是用于合宪开支的给付义务, 财政支出过程中的浪费、挪用都会使纳税人对政府陷入不信任状态, 因此更需要加强纳税人对国家在税款征收税款管理与税款支出过程中相关信息的知悉与获取。

总而言之, 信赖保护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充分体现了法治人性化的特色,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日) 盐野宏著:《行政法》, 杨建顺译,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59页。

[2] (日) 北野弘久著, 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3]张蕊.沦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5 (4) .第37页.

[4]李文敏郭凯峰试论纳税人信赖保护的理论基础。法制与社会2009 (1)

信赖利益保护 篇2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立法论价值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所谓立法准则是指立法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一项法律原则被证实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体体现。离开了法律规则，抽象的法律原则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法律规则也需要通过法律原则来统领，没有法律原则的贯穿，法律规则也会苍白无力，失去了灵魂。法律规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则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则为立法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对合理的信赖予以保护，它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首先，信赖保护是民法总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一般以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而隐性存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诚实信用原则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常常得到了运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及契约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体现，如法律行为的效力和解释、代理中的表见代理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原则以及从缔约到契约解除的每一个环节;在侵权行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赖保护的规定，如对欺诈行为所致损害的救济。第三，这一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为普遍地渗透到商法原则到具体单行法的各领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护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商法中关于公司章程、对经理权力的限制、对董事权力的限制、对非营业主张的限制等均贯彻了“表见即事实”或者说“表见视同事实”等信赖保护原则。票据法更是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为理论基础，采取严格的文义主义、表示主义来认定票据责任，使信赖保护原则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运作，可以授权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突破、软化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甚至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以司法手段推进立法的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权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平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合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尔的观点，“一般法律思想”作为“原则”，其事实上本得独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官可以运用法律原则来解释规范、恰当适用规范甚至发现规范的不合体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适当突破之。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体现是表见理论和信赖表征制造者的信赖责任。学者认为，表见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优于法律事实，对表见效力的确认实际上阻止了法律的逻辑适用。

从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保护原则成为软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的手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法官进行一些严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是成文法主义的，立法者充当了规则的制定者，法官则为司法者。严格规则主义的司法传统禁止法官进行超越法律的价值判断，立法留给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小。但近代这种传统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这首先来自于对立法者能够预设一切的能力的质疑。成文法的传统在约束司法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比如规则的一般公平与个案的具体正义之间的矛盾，法律非预见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发展的必然，其途径是通过基本原则的作用，进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补，发现个别规则的不合体系性并予以解释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大陆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则对法定方式欠缺无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上述作用。按照许多大陆法系民法的规定，对于一定的法律行为应采取法定要式，如书面方式、公证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为无效。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行为的公示性、警示当事人以及保存证据等。但在行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当事人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多种方式，如利用“禁止权利滥用”、“禁止矛盾行为”等原则，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护信赖契约有效的当事人。就信赖之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值得保护的理由不仅在于主观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赖而对自己近况所为之改变，即处置行为，此种改变所达的程度，如德国实务上认为“危及生存”，理论上认为是“不可回复性”;就相对人而言，其对于信赖的产生必须是可归责的。当对履行有效的信赖保护超过了对法定形式欠缺无效的立法意图，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类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传统下，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关注个案的公平正义有时甚至超过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较大陆法更为灵活和弹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法是法官之法。从历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法律规则的适用可能带来非正义的结果时，常常运用某些抽象的价值原则予以规避，或者软化、突破具体规则，并在反复的司法过程中发现规则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规则。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则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彼此可能产生矛盾，在规则的冲突调和中离不开法律原则。发现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法律的体系化关系到法律整体功能的发挥，个别的规范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否恰当，至关重要。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中，离不开解释。解释是发挥规范的体系功能的必要途径。只有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才能避免规范适用过程的僵化。在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某些法律规范的刚性的弱化，因为，这也是原则对规范的合目的性的矫正，其中离不开解释。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解释论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意思表示、契约条款的解释上。信赖是契约的基础，信赖保护是契约中的核心原则，从契约的缔约接洽、契约的履行、契约利益结构和违约规则的设计，都与信赖保护有关。在接洽阶段，“缔约上的过失”制度保护信赖利益的损害，使信赖契约成立、生效而受损的当事人回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契约成立后，“契约必须履行”，法律保护期待利益，当事人的信赖和期待在契约的名目下得以保护。契约应如何履行?一个看似合意的契约在发生实质分歧时应执行谁的意思，保护何种利益?契约的解释不仅涉及到契约应如何履行，也涉及违约的认定;这不仅关系到意思自治原则，也关系到信赖保护问题。为了确定当事人信赖的合理性问题，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契约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约的解释中，私法自治和信赖保护成为一对相互制衡的价值，解释的过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过程。契约解释的规则是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衡量的结果，有探求当事人真意的解释规则，也有习惯解释、文意解释、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释等规则。

信赖利益三论 篇3

关键词：信赖利益；机会利益；期待利益；赔偿范围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8-02

引言:随着时代的发展，纯粹的契约理论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契约关系。契约往往只是一种對未来的预期，亦或者说是希望订立的合意可以依照契约的轨道顺利进行。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往往这种“理想的轨道“由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使得契约不能沿着既定“轨道”运行，因此基于信赖关系的契约法为这种现实问题找到了一条光明大路。笔者通过对信赖利益、机会利益与期待利益三者进行比较来更深层次地了解信赖利益；在有效成立的契约中，信赖利益仍然可以作为受损害一方的保护伞，要求加害方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并且这种赔偿并不以履行利益为限，而是要充分考虑其案件的独特性来全面赔偿受害方的损失。

一、信赖利益与机会利益、期待利益的关系

信赖利益的界定众说纷纭。正如富勒所说，“当今没有几篇论文称的上其作者彻头彻尾地清楚界定了其定义“。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将机会利益包含在了信赖利益中，笔者认为不妥：首先机会利益的损失仅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差额，它是由于缔约过失行为而导致合同的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时，如果再缔约就会增加成本或减少利润，被撤销的合同与可能订立的合同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差额就是机会利益。然而信赖利益是基于一种信赖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因此它不仅仅包含财产上的利益，还包括非财产上的利益，“生理上或心理上所感受之痛苦，且依法律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之痛苦者。”是一种人与人的意志信赖关系。其次尽管本来已经得到的机会因为相信另一方会履行合同而被放弃与支出的费用表面上是没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究其本质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对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后者更多表现为现已发生的事实，可以通过计算准确得出。然而机会利益却不能，它最终需要通过对履行利益加以比较，推算出其结果，这样就可能使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我们采取信赖利益是受害人因信赖对方将履行契约而支付的代价或费用，因对方未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契约，而遭受该利益的损失这一界定。

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在损害赔偿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期待利益即该受益人基于如该合同被履行时其将享有地位之因交易所得而有之利益。区别于期待利益，受害人追索其赔偿的截止阶段是不同的。信赖利益是一种以恢复为目的的利益，因此是发生损害之时为止所带来的利益损失。而期待利益更多地表现为“使原告处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诺他所应处的处境”。则表现的是一种如果合同能够履行，其带来的利益。信赖利益更表现为既有的利益，而期待利益不仅包含既有利益还包含了将来利益。同样的，信赖利益适用的赔偿范围会比期待利益大。期待利益只适用于已经确实有效的合同。而信赖利益不仅可以适用确实有效的合同还可以对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不以合同是否有效为限。

二、有效成立的契约是否有信赖利益保护的余地

通说认为，在契约有效成立场合，不存在缔约过失适用的余地，因为，在保护了受害人履行利益后，信赖利益已包含了履行利益之中，再与保护将使受害人双重得利。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对于缔约过失概念的界定问题学者们存在颇多争议。但笔者更支持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台湾《民法典》第245条中的‘缔约未成立’应解释为’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事发生在契约未成立时‘。我国学者也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只要一方违反先契约义务导致另一方受损，无论合同是否已经成立生效，均可成立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没有正面解释这一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作如下解释：一方面，实践中可能发生在合同已经成立生效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却因为对方违反先契约义务而受损的情形。例如，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尽保护义务而使另一方当事人受损害，但受损害当事人考虑到契约的重要性，即便已经造成了损害，仍订立合同并履行，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还不允许受损方依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这样的界定给予受损方更多的救济方法用于选择。学者刘得宽曾经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买卖交易中，买受人欺骗出卖人，将其10000元的货物以100元购得的，出卖人可以以受欺诈为由撤销意思表示。这说明在承认契约有效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仍可对缔约过失之债提出请求权。并非因契约有效而否定其行使请求权。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在司法实践中，支持契约成立生效后仍可以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对于受到损害的一方，给予了更多的保护，并提供了更多的司法救济方式。

但是这样理解《合同法》第42条引出的难题是，此时的损害赔偿是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还是信赖利益的赔偿呢。如果认为是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则显然与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以信赖利益为基础相违背。况且，发生时间是合同未成立（或未生效）时，也谈不上履行利益；因此，笔者在本篇文章中认为信赖利益不应仅仅限定在法律行为没有成立或生效的情况下，否则就不能有效地保证信赖利益的立法目的也不能更好得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信赖利益可以通过履行利益的实现而得到补偿，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在契约虽成立的情况下，仍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一情形。

三、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而导致其产生的损害要比期待利益产生的损害要低，因此在损害赔偿范围中一般无需考虑信赖利益，但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信赖利益对权利人来说比期待利益的价值要更高。因此是否以履行利益作为赔偿的最高限额是信赖利益赔偿范围中最具争议的问题。

两大法系信赖利益的赔偿均以履行利益为限作为基本原则[5]。首先，因为信赖利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指如果缔约一方能够获得各种机会，而在另一方的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使这些机会丧失）。一旦这些损失需要由义务人承担，则会加重其负担，甚至导致利益失衡现象。其次，如若信赖利益高于履行利益，则会使权利人不当得利，损害了义务人的利益。再次，通过相对论看待该问题，保护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另一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对一方的利益保护应在合理范围内，以此保证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受不当的损害。双方当事人利益对抗的界限就应该是履行利益。

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信赖利益不应以履行利益为限[6]。首先，严格遵守全面履行原则，有利于保障恶意的缔约过错。其次，缔约过失是与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并列的一种对立的债的发生的原因。如果在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要求其依据合同的内容来作为履行利益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依据和限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再次，缔约过失制度的立法目的就是对加害人的利益保护，当受到损害就有相应的补偿，只有全面赔偿受害人因信赖受到的损失，才能真正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和衡平的精神。再次，履行利益在某些情况下，难以确定，不便计算，因此需要通过信赖利益来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补偿。最后，如果以履行利益为限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例如，在一项合同交易中，一方当事人因存在的撤销的事由而撤销其意思表示，相对人于此情形将面临合同被撤销的的不测，故而可以取得请求信赖利益损失赔偿的可能性（通常发生在撤销权人重大误解的场合中）。但是，如果该相对人感到自己所缔结的合同处于不能盈利或者亏损状态，他就可以以撤销权人的身份行使撤销权，以导致其信赖利益的损害为由，诉请被撤销权人给予其信赖利益赔偿，趁机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转嫁给被撤销权人。简单说，就是原告不能签订一份亏本的合同，并同时把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

笔者更支持后一种观点。因为信赖利益的目的就是最大可能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应当不以履行利益为限。双方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应该本着善意，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交往，不仅是为了交易本身，更是为了保证良好的交易秩序，在其进行交易之前，就应本着使其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期待，应对交易结果抱有“坚定“的态度。在交易过程中，无论是本着法律规则还是道德约束，都应该善意履行之。此外，不以履行利益为限，同时也是对交易双方的一种警戒作用。当当事人预期到其如果违背信赖利益，其结果是严重的，就不会轻易的背信弃义，违背约定。

结束语：博登海默曾经说过“整个法理学整体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必然深入到各国的法制当中发挥作用。”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信赖利益都在为受害方权利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信赖利益与机会利益、履行利益的关系；承认信赖利益在有效成立的合同中的保护作用以及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不应以履行利益为限这三个方面对信赖利益进行阐述，旨在通过对信赖利益的了解，从而对实践中的受害方的利益损害提供救济手段，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千钰，(1989，10—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民商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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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J],法律科学,2000.

[6]王利明,奚晓明.评论合同法——2004年第四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7]许德风.论合同法上信赖利益的概念及对成本费用的损害赔偿[J].北京:北大法律评论,2005.

[8]易有禄.论信赖利益的民法保[J].呼和浩特:前沿,2004.

信赖利益保护 篇4

众所周知,与私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同,公法领域的诚信是一种特殊的诚信,政府诚信是一种建立在诚信方和信任方非对等基础上的特殊诚信,当诚信方即政府一旦发生失信行为,信任方即公众由于其权力支配上的明显劣势而显得孤立无助[2]。行政法上的政府诚信主要体现在行政信赖保护制度,行政机关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真实而不虚假,履行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与社会公众的约定而不失信用[3]。由此可见,政府诚信建设和公众信赖利益的保护是紧密联系的, 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度直接关系着政府行为的诚信度, 在诚信政 府构建中 加强对公 众信赖利 益的保护 有着深远 的意义。

一、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的时代背景

( 一)“ 以人为本 ”的现代行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所在,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中,构筑“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核心和必然。“以人为本”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则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执法的最终归宿,政府的执法行为应体现出人性化。同样,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以人为本”也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历史发展的长河已经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奢望“民本”思想的根本实现,党和政府从高屋建瓴的高度提出“以人为本”的现代行政理念,要求各级政府要重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为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政府应当取信于民,切实保护当事人的预期利益,取得民众的信任。

( 二) 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战略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是提升政府生命力的重要战略方针,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使得“命令———服从”模式的政府管理手段越来越阻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 如前文所述,现代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不少政府官员也抛弃“官本位”的思想,着眼于经济发展和服务于民众,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时也逐渐加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柔性行政手段的运用,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模式下的“管”和“ 压”,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战略部署。政府的这一目标定位势必会颠覆传统的“ 官民”关系,公民利益被置于政府利益之上, 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二、诚信政府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的 重要性

( 一) 公众信赖利益保护是诚信政府的重要体现

诚信乃立政之本,诚信政府的建立首先要求政府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成为整个社会诚信的示范者,切实保障公民权益[4]。公众信赖利益保护不仅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而且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要考量相对方的合理信赖利益。我们始终倡导个人利益要服从服务于集体、国家和社 会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可在实际生活中,受传统权力思想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认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行使职权,可以不用考虑个别民众的利益,对于相对人基于政府行为所享有的权益所遭受的损害,也不予以赔偿或补偿,甚至反复不一,不讲信用。这些做法无疑会降低政府的诚信度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政府要取得民众的信赖,必须要有良好的诚信度,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切实信赖保护原则。

( 二) 规范行政行为 ,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相比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权力的不对等,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往往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而接受该行行为。同时,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和确定力,即便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在没有被按照法定程序撤销或撤回之前,实际上当事人并没有过多的选择权,这必然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实,不管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还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在行政主体撤回或撤销前,特定的相对方很有可能已产生了合理信赖,相对方基于这种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是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的,因此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是在诚信政府构建过程中,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 三) 提高行政效率 ,节约行政成本

高效政府、节约型政府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政府行为要受到立法、司法和社会的监督,任何一个环节的监督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费用,过多的监督也凸显行政效率的低下。政府的诚信建设与高效政府、节约型政府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民众的信赖利益因政府的不诚信受到侵害且得不到有效救济,必然会导致“官民”之间的严重对峙,政府失信、民众抵制,何谈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成本的节约。倘若政府能够“言而有信”,切实保障民众的信赖利益,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环节,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因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会提高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可度,从而积极支持政府行政,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因此,政府诚信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对于政府与民众来说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三、诚信政府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设想

( 一) 坚持人本思想指导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包括管理职权、职责的转变,管理角色的转换,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转变,职能转变的重心之一是由注重政治统治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毫无疑问政府职能转变是要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总体战略思想来开展,服务型政府首先应该是民众信赖的政府,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只有取信于民,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府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特别是管理角色的转变至关重要,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正真置自己于“人民公仆”的位置,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切实贯穿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快职能转变,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二) 加强信赖利益保护立法 ,扩大适用范围

就目前立法状况来看,我国对于信赖保护的立法 还远远不足,即便《行政许可法》有了明文的规定,但信赖保护并没有上升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与依法治国的大趋势有些脱节。维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潮流,其具体表现就是信赖保护原则已上升为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5]。若从立法层面将公众信赖保护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将会在理论界和事务界引起良性的反应,既能体现行政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又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信赖利益。同时,笔者认为,信赖保护不能仅仅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对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承诺以及抽象行政行为等都可以适用,目前已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 三) 完善对信赖利益保护的救济途径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而是空头支票,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最终须通过行政补偿得以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一方面是要限制行政主体随意变动行政行为,另一方面是对相对人因信赖政府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但我国并没有健全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对于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程序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在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上采用民事法律途径解决有关信赖补偿争议,在补偿程序方面采取行政前置程序,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补偿裁决不服的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当然,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裁决前,相对人应当先提出补偿申请,在协商、调解无果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依法做出裁决。

( 四) 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规范信赖利益保护的适用

虽然我国并不适用判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判例在司法审判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为建立行政判例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行政审判过程中,法官要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来衡量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信赖保护原则是一种具有弹性且较为抽象的法律原则,不同法官的认定标准不可能完全相同,同一个法官对同类案件的认定也会存在偏差,这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有损法律的威严和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行政判例制度,通过司法判例对信赖保护案件的适用规则加以固定化,做到有章可循,从而规范各级法院的司法裁量权,真正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信赖利益保护 篇5

一、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概念明晰

富勒赔偿理论是信赖利益发展的理论基础。信赖利益的前提是合同已经成立, 一方违约, 而另一方已为合同履行做了准备甚至投入; 或者已部分履行合同; 或者虽未履行, 但放弃了交易机会, 是非违约方付出的成本, 对于违约方来说, 应当为受损方的“信赖利益”提供补偿, 这是信赖利益发展的基础[1]。

期待利益是指在合同按照正常程序履行没有发生违约的状况下, 受害人可以获取的利益, 此利益以可预见的损害为前提, 是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对期待利益的赔偿实际上等同于受害人与违约方的合同顺利履行。

二、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的区别

( 一) 涵义不同

期待利益不仅包括因一方违约为了合同履行付出的费用和成本, 还包括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期望合同履行后所能获得的利益。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期待利益的外延包含信赖利益; 信赖利益是指没有违约一方为了合同履行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和成本, 是切实存在的利益损失。

( 二) 追求的状态不同

期待利益可看作合同履行的替代, 追求的是合同在没有违约顺利履行的情况下达到的状态, 双方当事人都得到了期望得到的利益; 而信赖利益是对非违约方为履行合同付出的成本和费用的返还, 追求的是合同尚未订立时的状态。

三、期待利益的限制

( 一) 可得利润因素

显而易见信赖利益的赔偿是没有过多限制的, 一证明自己无过错, 二证明支出的费用和成本与合同履行有因果关系, 即可诉求信赖利益的赔偿: “不得因损害赔偿而获利”是一项损害赔偿法的基本原则, 期待利益的赔偿限制要很多, 其中之一是如何证明未来是否能够获得利润, 非违约方固然希望选择期待利益来追求过错方的责任, 但如何举证期待利益等同于可获得的利润比较困难, 期待利益也许会小于信赖利益。

科宾说过, “利润之难于证明, 一方面在于债权人能否获得利润取决于多种尚未确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在于有时很难确定履行的金钱价值”[2]。例如一方为履行生产合同花费20 万元购置生产设备和工人薪酬, 实际所得利润仅为15 万元, 此时违约方只会赔偿既得利润15 万元, 而不会赔偿20 万元的信赖利益, 非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期待利益不仅包括支出的信赖利益, 还包括所希望获取的利润, 总和必定大于20 万元, 这种亏本的合同, 选择期待利益反而不利于赔偿金的取得, 期待利益会对信赖利益产生限制。

( 二) 精神赔偿因素

另外一方面信赖利益明确解释为支出的费用和成本, 而期待利益还涉及到精神损害赔偿[3], 我国法律对于违约中的精神赔偿没有相关规定, 一般只承认侵权关系中的精神赔偿以及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的精神赔偿, 但对赔偿标准也没有规定, 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例如当事人报旅行团外出游玩, 合同签订后, 旅行社单方面违约取消出行项目, 当事人为了支出的交通费是信赖利益, 希望在游玩时身心得到愉悦是期待利益, 此时如何要求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 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精神上的损害, 显然期待利益得不到法律支持。

( 三) 因果关系

侵权法涉及损害赔偿一般要举证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期待利益有相似之处。期待利益对于未来可获得的利润究竟能否达成有限制, 假设即使违约方顺利履行合同, 达成合同目的, 非违约方在订立时可期待的利益也并没有实现[4], 因果关系是很难举证的, 此时相对于信赖利益, 只需证明支出了费用和成本。可期待利益无法达成, 也无法举证不会发生风险、期待利益和可得利润之间的因果关系。此时要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更为合理。

四、可否同时要求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赔偿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非违约方要么追求合同未订立时的状态, 要么追求合同履行完毕的状态, 二者不可兼得; 虽然很多当事人倾向于选择期待利益要求损害赔偿, 但往往受限于可得利润、精神损害、因果关系的举证困难不能达成诉求, 最终选择信赖利益进行追偿。期待利益虽然外延包括信赖利益, 但信赖利益总是少于期待利益并不绝对, 正如上文所述亏本合同中期待利益的赔偿显然更有利于违约者。因此不同的案例中, 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只能从中选择一项损害赔偿的诉求。

摘要：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作为合同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两种利益, 是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两大方面。一方当事人违约, 另一方行使索赔权, 是否可同时要求赔偿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 还是必须选择之一诉求赔偿·学界尚有争议。

关键词：信赖利益,期待利益,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韩胜男.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J].法制与社会, 2008 (03) :59.

[2]杨秋颜.依赖利益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 2008.

[3]颜成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 2011.

信赖利益保护 篇6

1.1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面规制的客观需要

目前, 在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范围是非常狭窄的。有权利必须有救济, 权利才有保障, 但是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只受理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而对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承诺等行政行为提起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1.2 树立公众对法律普遍信仰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们虽然在法制建设、法治观念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存在的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如快速推进的立法运动, 导致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朝令夕改、甚至出尔反尔。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基本前提就是其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必须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如果法律的适用无法实现其可预测性, 无法实现公平正义, 那么势必会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也失去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实现依法治国的当今, 必须在全民中树立坚实的法律信仰。

1.3 营造诚信政府的现实呼唤

目前, 在行政实践中, 政府信用缺失的现象严重。政府信用缺失的事件经常见诸新闻媒体, “可以说, 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专门针对政府守信问题的, 是防止政府失信的有力武器。”

2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法律适用的障碍

2.1 法典主义的法律传统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行政法基本原则一般并不作为行政审判的法律依据被适用。受此影响, 在我国法理学界, 多数的行政法学者也认为我国的行政法渊源一般只限于成文法。因此倘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判案极有可能会受到“没有法律依据”的指责。这样信赖保护原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不断有人研究它, 一方面却没人敢适用它。

2.2 行政权力过于强势

在当前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 行政机关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首要主宰者, 其不但已经迫使立法机构将其部分立法权“授予” (委托给) 自己, 而且也渗透到了司法领域, 以致法院易受政府的牵制, 行政权力强于审判权。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规定的受理条件, 法院也不一定就立案受理。因为法院考虑到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常常在事先通知行政机关后才予以立案。对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关心的热点、敏感案件, 如房屋拆迁等, 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更困难重重。

3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法律适用路径

3.1 信赖保护原则应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与完善,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展, 因其对应的是现代行政波及的领域与深度的不断扩大与加深, 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治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手段都有可能对公民所拥有的合理的信赖保护利益产生威胁。它已成为“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制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处理的基础性规范。”尽管在行政许可立法中规定其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 但作为单行法, 并不足以彰显其重要地位。为充分体现、发挥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使其为司法机关司法审判提供具体明确依据, 应在更高位阶的法律中把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之一加以界定。

3.2 完善司法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3.2.1 改革现行的司法机关财政经费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财政经费制度, 虽然是由权力机关最终确定预算并审议预算执行的情况, 但实际上是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而只是由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编制的预算进行审议而已, 司法机关所需的经费也需要经过相应行政机关的审议, 这就使司法机关受制于行政机关, 致使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难于独立、公正、有效。建议涉及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时, 由本机关直接向权力机关提出, 并由权力机关决定, 从而培养司法机关的独立意识。

3.2.2 加强能动性司法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被动性一直被视为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但随着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 社会矛盾纷繁复杂, 在某些地方、领域, 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相对紧张, 特别表现在行政机关随意改变政策、决定;行政机关任意撤回授益决定;行政机关不执行政策;行政机关提供错误信息或不履行承诺等, 这就要求司法机关能动司法,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加大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保障信赖保护原则的良好适用, 进而保障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实现。

3.3 完善现行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设计

3.3.1 拓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 目前, 违宪审查的范围远远小于应当规定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为确保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适用,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进一步拓展。其扩大的可诉事项主要包括: (1) 抽象行政行为; (2) 行政计划行为; (3) 行政指导行为; (4) 行政承诺行为; (5) 行政合同行为等。

3.3.2 原告资格范围的应扩大至行政行为的利害相关人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资格的须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而对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利害相关人则不具备原告资格, 其合法权益也就无从保护。例如:经证监会批准,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股民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 此许可行为明显是一个授益性行政行为, 而股民作利害相关人也是受益者, 因而在撤销该行政行为时, 不仅考虑相对人的利益, 也要考虑利害关系人的信赖利益, 而且当相对人利益不符合信赖保护条件时, 若利害相关人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可以以信赖利益为由要求保护。所以, 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相关人也可以成作为原告, 直接向法院起诉, 从而保护自己的信赖利益。

3.3.3 法律适用的衡量基准

(1) 信赖基础。是指在行政机关和相对人 (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 以下同) 的公法关系中,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即行政行为。在这里, “行政行为”, 不仅包括作为, 也包括不作为;不仅包括合法的行政行为, 也包括违法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也包括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

(2) 信赖表现。主要指行政相对人根据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基于相信信赖基础的稳定不变而采取的对自己生活作出安排和对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且与信赖基础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倘没有信赖基础, 信赖表现也就无从谈起。

3.4 完善国家赔 (补) 偿责任体系

修改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和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立法, 就赔 (补) 偿原则、构成要件、范围、方式、标准、程序以及救济等作出规定, 更能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适用提供应有的保障作用。

4 结语

为保障信赖保护原则的正确适用, 避免滥用和适用不当引发社会问题, 可考虑在司法实践中, 采取司法听证制度。对于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的可能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件, 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根据法官的裁决,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听证, 进一步确保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又称合理信赖保护原则或保护合理期待原则, 作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制度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使用该原则是实现其价值和作用的最主要方式, 对于我们当今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法律适用,障碍,路径

参考文献

[1]肖慧娟, 王琼.细化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机制研究[J].中国司法, 2007年07期.[1]肖慧娟, 王琼.细化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机制研究[J].中国司法, 2007年07期.

[2]陈海.略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前沿, 2008年10期.[2]陈海.略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前沿, 2008年10期.

论行政法治下的信赖保护原则 篇7

对于法律自身来说,通过自身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行政行为在执行过程中因现实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一些行政法律规范就必须随着社会现实发展受到修改,而一些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理而必须对其撤销或废止,另外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需要对某些行政行为加以变更等。因此结合上述情况可知,现实中为了保护相对人因相信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信任公权力而产生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建立相关的保护制度是必要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便是旨在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应运而生,而我们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信赖保护原则,首先就要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信赖保护原则被公认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行政法学家对其表述不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观点。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信赖保护原则也表述不一。姜明安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①应松年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通常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做出一定的行为,此种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②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是要有信赖利益,其实质内容是行政相对人信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能使自己获得现实的或预期的并且能够得到的利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公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信任,理应受到保护。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因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产生合理信赖,并通过安排社会活动进而产生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如若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得不变更行政行为时,也必须赔偿或补偿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随着现代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不仅要实现形式法治,也要实现实质法治。信赖保护原则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普遍的适用,是因为其自身拥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到信赖保护原则的现实价值,才能将其更好地引入我国,发挥出其强大的保护功能。

(一)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而产生,要求行政机关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不得对做出的行政行为随意变更,这样相对人因对公权力的信赖产生的信赖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这是行政法其他基本原则的现实要求,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指导,实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司法者在处理案件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更加重视了个人利益,充分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有利于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③

(二)有利于建设“诚信政府”

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缓和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治理好就必须树立起政府权威,使人民愿意信赖政府。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要负责,不能言而无信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相对人因信赖公权力而产生的信赖利益,用法律救济的途径保护既得权益。政府要做到有诚信,就需要行政机关对自身严格要求,迫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法律赋予其权力是为了保护权利。④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行政机关应做到让人民相信自己,赢得人民的信任。只有做到彼此信任,政府才能树立起权威,以实现实质法治,更好地建设诚信政府。

(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

政府要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要对人民负责,行政机关如果做了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不能逃避责任。行政机关要做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信赖保护原则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如果不得不变更行政行为而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必须赔偿或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损失,以此逐渐减少乃至杜绝行政机关做出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到对人民负责,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这样才能树立起权威性和产生公信力,促使我国行政活动实现实质法治。只有建立起责任政府,公民的合法权利才会得到真正保障。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适用到抽象行政行为中,随着信赖保护原则的不断发展,其适用范围才渐渐拓展到了抽象行政行为。因为适用时间较晚,所以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的适用表现形式相对较少,其适用表现形式一般主要体现在不溯及既往方面。法不溯及既往是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它也体现了法律的安定性。法不溯及既往,行政相对人的既得权益就不会轻易受到侵害。行政机关在确需变更抽象行政行为时,对以往的事件应保证不发生溯及力,否则就要赔偿或补偿相对人的损失。如果抽象行政行为随意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法律的安定性将会得不到保障,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会减弱甚至丧失。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也无法适用。不溯及既往,要求行政机关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由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最初得到适用时就主要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其对具体行政行为有较多的适用方式,而在众多适用方式中主要是限制行政机关随意变更行政行为。虽然现在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但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依然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情况,这些需要信赖保护原则来加以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做出后,其并不是只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也要受其约束,对做出的行政行为负责。但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并不是绝对禁止变更的,其可以于事后被撤销或废止。至于具体行政行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行政主体撤销或者废止,这些都涉及了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问题。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包括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形式确定力表现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效力,要想变更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而实质确定力系针对行政机关来说的,也是信赖保护原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适用方式,这表现在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便不能随意做出变更,只有在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而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撤销或废止。行政行为并不是绝对不能在做出行政行为后自行撤销或废止,而是要严格限制这种情况,信赖利益受到保护的程度是与该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的利益的重要性成正比的,涉及的利益越重要,就越要限制对该行为变更。

(三)信赖保护原则在事实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事实行政行为指的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不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而以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行为。总体来说,信赖保护原则适用到事实行政行为中时间较晚,适用形式也相对较少,主要表现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不以强制性的手段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助和指导行政相对人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以达到行政目的的指导性行为。行政指导也是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一种常见的手段。行政指导行为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会使公民对其产生信赖,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行为存在不合理或不合法情况,抑或是因为重大过错给公民生产、生活造成损失,行政机关也得赔偿或补偿公民的损失。⑤

四、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和完善机制

(一)现状

在我国,因为长期以来受传统权力至上思想的影响,国家行政机关总是更重视公共利益,个人利益长期被忽视而得不到真正保护,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一向会因保护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信赖保护问题在我国基本不存在。直到20世纪末,我国对信赖保护的研究还非常少。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步伐的加快,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政府为树立威信、保护公民权利,先后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都多少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对信赖保护原则越来越予以重视。

国务院在2004年3月22日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它体现了有限的信赖利益保护的精神。现在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保证行政机关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这些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在约束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性,这对于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也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信赖利益的重要性。我国《行政许可法》在立法上第一次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对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明确确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该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正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精神。2014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行诉法当中许多新规定的内容更加保障了当事人的起诉权利,扩大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做出了更多约束。如修订后的行诉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的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条首次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有利于解决以前的告官不见官的难题。这是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解决现实中复议机关的拖延问题,保障相对人的复议请求得到快速和高效的解决。

虽然《行政许可法》中的许多规定都体现出了信赖保护原则,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也更多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精神,但这还远远不够,我国在立法方面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还急需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对于今天要建设诚信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我国来说作用巨大。虽然信赖保护原则近年已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快速发展,但由于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机制

1.制定《行政程序法》,将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

要使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更好适用,就必须用法律来保障,另外还要建立起信赖保护相关制度。现如今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已将信赖保护原则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上仅在《行政许可法》中有所规定。另外,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还很狭窄,有些行政行为没有纳入其中,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大都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包括信赖保护原则在哪些情况下得以适用,还有信赖保护原则的一些保护方式等等。这些具体规定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有效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借助法律来为其保驾护航,信赖保护原则才能得到更好的适用。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出《行政程序法》并将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为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活动的约束提供了法律依据。还要在《行政程序法》分则中详细规定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保证信赖保护原则在实践中得以有效适用。对信赖保护原则详细规定可以促进《行政程序法》的完善,也是我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研究的进步。另外,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不应只停留在理论上,还应该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完善。应将信赖保护原则普遍适用于公法领域,还应适用到所有的行政行为中,加快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此外,还要制定《国家补偿法》,完善《国家赔偿法》。只有完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机制,才能当出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相对人请求赔偿自己的损失拥有法律依据。国家通过这两部法律规定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的相应机制和程序。目前,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对行政赔偿做出了规定,使得相对人在现实中请求赔偿有法律依据。但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因此在现实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很难顺利获得行政补偿。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⑥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国家补偿法》,以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2.通过行政途径完善

首先,在行政立法方面应当贯彻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新法制定颁行之后,对相对人以前产生的信赖利益一般是应禁止适用的。如果确因维护重大公共利益而必须溯及既往时,必须赔偿或补偿相对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其次,构建公开、透明信息化政务平台。公民应该享有信息的知情权,行政机关应改变关门独自进行行政活动的做法,那样会使公民没有任何的知情权和参与感。⑦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应将可以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及时公开,便于民众对行政活动的了解和提出建议,加强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合作,这是建设廉洁、高效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再次,要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除了行政诉讼外相对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可以纠正行政机关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严格行政复议程序,规范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议使自己的信赖损失获得救济,以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经审查后认为该信赖利益是值得保护的,应当宣布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责令行政机关改正或赔偿损失。

3.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司法救济作为相对人主张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司法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为了保护信赖保护原则得以有效适用,一些国家建立了行政判例制度来保障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案件审判中,法官往往需要使用自由裁量权。因而要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我国应当建立行政判例制度,规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对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及行政权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应对行政机关依据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确保其没有溯及既往。此外,司法机关要能动司法,对行政机关随意变更、撤销决定以及不信守承诺等行为进行监督,对行政权进行规制,保障信赖保护原则得到更好的适用。

五、结语

信赖保护原则在追求民主、公平、法治的今天日益重要,对行政机关实现实质法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社会,政府权威普遍面临挑战,塑造诚信政府、提高公信力,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信赖保护原则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西方国家已趋于完善,我国应加快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信赖保护原则加以适用,学习和借鉴一些国家有益的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信赖保护制度,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在当今世界已被许多国家所确立,并且很多国家将其作为了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从产生、发展到趋于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引入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时间较晚,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立法、司法、实践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信赖保护原则在维护法律安定性、建设诚信政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使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得到更好适用,必须建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完善机制。首先,立法方面应作为先导,制定《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完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其次,在行政方面,要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拓宽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最后,在司法方面,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和规制,建立行政判例制度,对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通过各方面的完善机制以实现对公民的存续保护,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