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精选6篇）

信赖原则 篇1

1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法律适用的必要性

1.1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面规制的客观需要

目前, 在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范围是非常狭窄的。有权利必须有救济, 权利才有保障, 但是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只受理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而对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承诺等行政行为提起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1.2 树立公众对法律普遍信仰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们虽然在法制建设、法治观念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存在的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如快速推进的立法运动, 导致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朝令夕改、甚至出尔反尔。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基本前提就是其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必须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如果法律的适用无法实现其可预测性, 无法实现公平正义, 那么势必会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也失去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实现依法治国的当今, 必须在全民中树立坚实的法律信仰。

1.3 营造诚信政府的现实呼唤

目前, 在行政实践中, 政府信用缺失的现象严重。政府信用缺失的事件经常见诸新闻媒体, “可以说, 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专门针对政府守信问题的, 是防止政府失信的有力武器。”

2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法律适用的障碍

2.1 法典主义的法律传统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行政法基本原则一般并不作为行政审判的法律依据被适用。受此影响, 在我国法理学界, 多数的行政法学者也认为我国的行政法渊源一般只限于成文法。因此倘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判案极有可能会受到“没有法律依据”的指责。这样信赖保护原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不断有人研究它, 一方面却没人敢适用它。

2.2 行政权力过于强势

在当前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 行政机关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首要主宰者, 其不但已经迫使立法机构将其部分立法权“授予” (委托给) 自己, 而且也渗透到了司法领域, 以致法院易受政府的牵制, 行政权力强于审判权。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规定的受理条件, 法院也不一定就立案受理。因为法院考虑到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常常在事先通知行政机关后才予以立案。对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关心的热点、敏感案件, 如房屋拆迁等, 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更困难重重。

3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法律适用路径

3.1 信赖保护原则应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与完善, 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展, 因其对应的是现代行政波及的领域与深度的不断扩大与加深, 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治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手段都有可能对公民所拥有的合理的信赖保护利益产生威胁。它已成为“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制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处理的基础性规范。”尽管在行政许可立法中规定其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 但作为单行法, 并不足以彰显其重要地位。为充分体现、发挥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使其为司法机关司法审判提供具体明确依据, 应在更高位阶的法律中把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之一加以界定。

3.2 完善司法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3.2.1 改革现行的司法机关财政经费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财政经费制度, 虽然是由权力机关最终确定预算并审议预算执行的情况, 但实际上是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而只是由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编制的预算进行审议而已, 司法机关所需的经费也需要经过相应行政机关的审议, 这就使司法机关受制于行政机关, 致使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难于独立、公正、有效。建议涉及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时, 由本机关直接向权力机关提出, 并由权力机关决定, 从而培养司法机关的独立意识。

3.2.2 加强能动性司法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被动性一直被视为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但随着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 社会矛盾纷繁复杂, 在某些地方、领域, 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相对紧张, 特别表现在行政机关随意改变政策、决定;行政机关任意撤回授益决定;行政机关不执行政策;行政机关提供错误信息或不履行承诺等, 这就要求司法机关能动司法,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加大对行政权力的规制, 保障信赖保护原则的良好适用, 进而保障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实现。

3.3 完善现行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设计

3.3.1 拓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 目前, 违宪审查的范围远远小于应当规定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为确保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适用,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进一步拓展。其扩大的可诉事项主要包括: (1) 抽象行政行为; (2) 行政计划行为; (3) 行政指导行为; (4) 行政承诺行为; (5) 行政合同行为等。

3.3.2 原告资格范围的应扩大至行政行为的利害相关人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资格的须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而对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利害相关人则不具备原告资格, 其合法权益也就无从保护。例如:经证监会批准,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股民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 此许可行为明显是一个授益性行政行为, 而股民作利害相关人也是受益者, 因而在撤销该行政行为时, 不仅考虑相对人的利益, 也要考虑利害关系人的信赖利益, 而且当相对人利益不符合信赖保护条件时, 若利害相关人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可以以信赖利益为由要求保护。所以, 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相关人也可以成作为原告, 直接向法院起诉, 从而保护自己的信赖利益。

3.3.3 法律适用的衡量基准

(1) 信赖基础。是指在行政机关和相对人 (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 以下同) 的公法关系中,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即行政行为。在这里, “行政行为”, 不仅包括作为, 也包括不作为;不仅包括合法的行政行为, 也包括违法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也包括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

(2) 信赖表现。主要指行政相对人根据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基于相信信赖基础的稳定不变而采取的对自己生活作出安排和对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且与信赖基础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倘没有信赖基础, 信赖表现也就无从谈起。

3.4 完善国家赔 (补) 偿责任体系

修改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和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立法, 就赔 (补) 偿原则、构成要件、范围、方式、标准、程序以及救济等作出规定, 更能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适用提供应有的保障作用。

4 结语

为保障信赖保护原则的正确适用, 避免滥用和适用不当引发社会问题, 可考虑在司法实践中, 采取司法听证制度。对于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的可能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件, 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根据法官的裁决,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听证, 进一步确保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又称合理信赖保护原则或保护合理期待原则, 作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制度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使用该原则是实现其价值和作用的最主要方式, 对于我们当今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法律适用,障碍,路径

参考文献

[1]肖慧娟, 王琼.细化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机制研究[J].中国司法, 2007年07期.[1]肖慧娟, 王琼.细化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机制研究[J].中国司法, 2007年07期.

[2]陈海.略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前沿, 2008年10期.[2]陈海.略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前沿, 2008年10期.

[3]王东岗, 管浙.论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0年02期.[3]王东岗, 管浙.论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0年02期.

信赖原则 篇2

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基本内涵进行分析，结合我国行政法的立法现状，发现我国尚未将信赖利益保o确立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此种现状，为促进我国早日将信赖利益保护纳入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些笔者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信赖利益保护;行政法;法治;公共利益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初起源于私法领域，它的产生被认为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人民越来越期盼出现一个有威信、说话算话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逐渐从私法领域延伸到公法领域。二战后，德国立法最先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受德国影响，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效仿。7月，我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其中虽然有个别条款涉及到信赖利益保护，但笔者认为我国尚未真正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基本理论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

从最通俗的角度来解释该原则，即政府要言而有信，人民由于信任政府所获得的利益，政府部门要加以保护。何海波指出：“信赖保护原则通常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作出一定的行为，此种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者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反复无常。”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一般包含以下要件：行政主体做出一定的行政行为并生效;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实施一定的行为，二者有因果关系;相对人享有信赖利益;政府对于相对人的正当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但是这种对私益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考虑到公共利益需要，政府不得不撤销或者改变先前的行为，那么由此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也要进行补救和充分的赔偿。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般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诚实信用原则。政府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要诚实善意、信守承诺，不得任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生效后，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社会公众根据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来行事，进一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该观点的代表者黄学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直接的外在表现即为信赖保护原则”。

第二，法的安定性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法的安定性表现为行政行为的拘束力，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都要受其约束和限制，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要尊重。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朝令夕改，则将导致行政行为的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无法适从。

第三，基本权利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了宪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就是用权利来对抗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保护公民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利益不被剥夺。

(三)信赖利益保护的方式

(1)程序性保护。程序性保护是指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来弥补其相对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弱势地位，提升他们参与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法律一般赋予公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采用合理的方式事先告知利益相对人和相关人。在具体实施中，行政机关仍要依据法律规定，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

(2)存续性保护。这是最原始和卓有成效的方式。信赖利益保护的本质在于保护相对人的私人利益，因此在出现其他原因可能需要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利益。即使行政行为有瑕疵或者违法，原则上不轻易改变或撤销，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予以改变或撤销，这种特殊情形一般是指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并且远远小于公共利益。

(3)财产性保护。采用存续性保护方式确实能够对个人信赖利益进行最充分的保障，但却有可能大大损害公共利益。此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打破原先的信赖基础，对于因此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予以充分的财产补偿。显然，财产性保护是“备用”选择，政府在采用财产补偿方式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有可能架空存续性保护的规定。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适用

20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第69条则明确了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形，并且规定了因撤销行政行为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应该予以赔偿。对此，一些学者振臂高呼，认为我国已经肯定了西方盛行多年的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施行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该原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次大的进步。杨临宏在《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一文中直接指出，《行政许可法》的第8条就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杨解君也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已经在《行政许可法》中得到正式确立，而该法第69条则在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同时进行了利益衡量。笔者认为，说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已经得到正式确认还为时尚早，无论是第8条还是第69条，只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因为第8条表述的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有当然的拘束力和确定力，行政机关不可随意变更是依法行政的要求，并不是基于行政信赖利益的考量。69条第一款规定直接撤销违法的和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相反却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没有进行丝毫的利益衡量。这种做法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利用公权力优势转嫁错误成本，让没有过错的行政相对人为他们的错误行为买单，明显偏离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初衷。第69条的逻辑是：出现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则予以撤销;如果撤销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则不予以撤销;按照第一款撤销行政行为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给予赔偿。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本质在于保护个人的利益，如果按照这种目的立法，其逻辑就应该是：出现69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不予以撤销;如果不撤销的话会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远远大于个人的信赖利益，则予以撤销;撤销后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充分合理的补偿。由此可以看出，《行政许可法》第69条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对于违法或者有瑕疵行政行为时，一律予以撤销，而不管个人因信赖政府所获得的信赖利益，如果由于行政机关过错撤销后造成个人损失依法给予赔偿。这种先撤销，再赔偿采用的是财产保护方式，并没有优先选择存续性保护方式。因此，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的规定只是轻微触碰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边缘，并未接受该原则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不是该原则的直接应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出现6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要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分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讨论。①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有瑕疵，但是不撤销对公共利益完全没有影响，此时为保护行政对人的信赖利益则不予以撤销;②不撤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是损害较小，则仍不予以撤销;③不撤销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明显大于个人所获利益，此时只能采取牺牲小利益保全大利益的方式，撤销行政行为，对个人信赖利益保护方式采用财产保护。因此，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利益衡量是不可少的。这三种情况主要涉及的是财产关系，能够有效的进行利益衡量，如果涉及人身关系等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具有不可逆转性，不能被撤销，那么就不能采用撤销的手段，而应该寻求其他补救办法。例如，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并取得了离婚证，后来一方反悔，以离婚证的办理存在违法行为主张撤销，那么即使情况属实，离婚证的办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予以撤销。因为这类行政行为撤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能回到最初的法律关系状态，撤销行政行为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新的冲突。

三、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完善途径

(一)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在法律领域，没有原则作为指导，规则制定得再好，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德国等西方国家，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国虽然在年《行政许可法》中涉及到信赖利益，但是规定却“囊中羞涩”，没有明确将其规定为一项法律原则。除此之外，在其他行政法中对“信赖利益”只字未提，也更别说成为一项原则了。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立法上予以确认。这种立法上的确认理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序法上的规定。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各行政事项的程序规定散落于《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之中，这样做确实可以解决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各个规定之间衔接不够，甚至有所冲突，整个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将来恰好可以借着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机，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这种在程序法中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做法并不罕见，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早已得到实现，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二)确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

首先，笔者认为，其不仅仅适用于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也应该同样适用。虽然后者不是针对个别相对人作出，但是会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只要他们由于信赖政府产生合理的信赖基础，就应该得到保护。并且，抽象行政行为相较于具体行政行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公民的私人利益产生影响，行政机关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之前更应该谨慎为之，一旦作出，在无特殊情况下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次，对存在瑕疵甚至违法的行政行为同样适用。这一点从本文的前半部分就可以看出，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最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该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审查，看其是否善意且无过错，是否诚实，判断其有没有正当的信赖基础和信赖表现。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甚至是存在贿赂、欺诈等情况，就不能受该原则的保o。

(三)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注重保护个人私益，但在法治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是什么，其界限和范围又是什么?我国现有法律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各领域学者基于不同的考量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索罗夫说它是一个神话，混同了现实和理想。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法律漏洞，以一个模糊的概念来减损私人合法利益无疑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极大侵犯，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一些行政机关便任意解释其内涵，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个人合法权益。这种自由裁量权明显过大，且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导致“公共利益”的范围被无限扩大，成为侵犯个人私益的“正当借口”。正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作出法律规定。可以首先在宪法上框定其实质，然后在其他法律中对其范围和实现的前提、具体程序进行规定。这样就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效的防止行政机关绕道侵犯个人合法权益，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实质落到实处。

四、结语

浅议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 篇3

关键词：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相对人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8-01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条件及重要性

有人说“纯粹从语言学上讲，信任指相信而敢于托付，信赖指信任并依赖。”这是从语言学上讲，在法学中的意义离不开语言学但它更严格更具有逻辑性，“信赖有着相当确定的意义，即因相信某种法定事实而付出代价或有所行为。”[1]当然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中不是仅此一句就可解释。“通说认为构成信赖保护原则应当具备三个要件，存在信赖的基础、信赖的表现、利益值得保护。”[2]

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它出现在二战后，之后在德国的行政法中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发展一般认为源于1959年的福利补贴案。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到底如何衡量，在行政法这一领域到底占据着多大的分量呢。如美国学者迈达尔·D·贝勒斯认为，法律原则是有分量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必须相互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外一些原则有较大的分量。”[3]此说明在行政法中这俩个原则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行政许可法》中关于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缺陷

（一）公共利益范畴不明确。

公共利益一词虽然有久远的历史，但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概念。在我国此次的《行政许可法》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体现中涉及到俩次的公共利益却没有对其具体的解释与规定，这给了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比重不明确。

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第八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依法变更或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到底拿什么来衡量“为了公共利益”这几个字，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案件行政机关不给相对人任何解释，更不可能要求他们拿出关于此公共利益评估结果和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的调查，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此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衡量标准，让行政机关有恃无恐的以公共利益当挡箭牌。

三、完善《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的意见

（一）界定公共利益。

各国学者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理解，如：边沁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个人利益之和即为公共利益。潘恩认为“公共利益并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术语，相反，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公共利益涉及个人利益，同时表现为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4]尽管学者们从抽象的角度确立了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学者认为“各国就是通过列举的形式来界定其含义，同时通过调查、司法判决和组织听证等方式来具体界定公共利益。”[5]我们应该总结一些普通的公共利益归纳为一类，从而较明显的确定某一类公共利益，只有这点是不够的，我们没办法把每一种都列举。这就须结合司法判决，判决应该经过调查和听证来确定是否可以称为公共利益，通过调查确定是否属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公共利益是关于每个人的利益人们有权利去听证，来确定公共利益的外延。

（二）衡量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

在我国现在的国情下我认为只有当行政许可中公共利益的评估价值大于或者等于信赖利益的评估价值时行政机关才可依法变更或者撤销，这必须要两者之间进行价值衡量来确定。如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远大于公共利益，而且大多数人对此公共利益持放任的心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为借口使相人放弃自己的合法利益显然有失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要求《行政许可法》中确定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关系，到底是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信赖利益，信赖利益优于公共利益还是根据评估来确定哪个相对优先，我认为我国应该采取公共利益相对优先原则。

参考文献：

[1]朱光新：《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王周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3]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版。

[4]刘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与界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版，第6期。

[5]边丽：《论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11月。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之研究 篇4

“一旦信任文化出现了并牢固地扎根于社会的标准系统中, 它就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在很多情景中, 对于各种社会角色, 既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 也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在付出了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的高昂代价后, 人们可以赢得一种更高的善: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

1、行政信赖保护的含义和基本内涵

所谓行政信赖保护, 指的是当行政相对人对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形成值得被国家保护的信赖时, 行政主体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随意改变该行为, 若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须变动该行为时, 必须补偿行政相对人出于信赖该行政行为有效而导致的损失。

虽然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释, 但在不同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它们明显存在的共同之处, 具体来说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即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 未有法定事由或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 (2) 具体行政行为做出后即使事后发现该行政行为有轻微违法或者有不利于政府之处, 若该情形不是由相对人的过错造成的, 则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 (3) 若事后发现该行政行为有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必须撤销或改变此行为时, 行政主体应补偿对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

2、行政信赖保护的条件

从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和内涵可以看出, 该原则的关键点在于确定行政行为是否产生了足以让行政相对人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通说中一般认为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 即可认为形成了值得保护的信赖: (1) 存在信赖基础, 即指行政行为确实已生效, 并且行政相对人已经明确的获知了此行为生效的事实; (2) 具备信赖表现, 即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生效行政行为的信赖而已经采取了具体的信赖行为, 并且此信赖行为是不可逆的; (3) 信赖值得保护, 即指必须是正当的信赖才能被保护, 若相对人以不当、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获得的信赖或信赖产生的基础本身是错误的等情形下, 那么所形成的信赖都是不值得保护的。

3、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现状和不足

近年来, 国外学者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对我国行政法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最大体现就是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中的运用, 现代法治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在该部法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它对于确立和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 虽说近年来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行政信赖保护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不难看出, 由于对信赖保护原则还缺乏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还不能熟练和自觉的运用, 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的贯彻过程中, 还需要克服许多的障碍。

第一, 一直以来由于我国传统法律理论始终强调行政主体代表的国家、公共利益, 相对而言, 对行政相对人私人利益的保护却略显不足。当国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之时, 必然以牺牲相对人的私人利益来换取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这种法理念下, 产生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信赖保护原则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第二, 不可否认信赖保护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与信赖保护原则侧重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相比, 行政合法性原则更加侧重于强调对行政主体的要求, 而对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保护的要求却较少涉及。

第三, 法的安定性受重视程度不高。在过去长时期的历史中,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较多考虑的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管理的效力和行政权力行使的方便, 却往往忽视了行政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和行政干预的正当性, 从而常常导致在实践中, 行政机关所设置出台的手段或是措施对相对人产生了不平等性, 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只考虑行政目的的实现, 而没有把避免行政相对人权益受损害的因素纳入考虑的因素之内。

二、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和完善

1、行政信赖保护的现实方式

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一般包括两种方式: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两种方式如何适用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可产生直接的影响, 甚至直接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效果相关联。

存续保护, 又称为维持原状指由于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无论其产生是否合法, 都必须保护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

财产保护, 又称补偿的信赖保护方式, 其基础是指存在着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但由于法定的、特殊的原因必须改变原来的信赖基础以保护更大的利益, 在此情形下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行政主体予以补偿。这即是在权衡公共利于与私人利益的状态下, 通过财产补偿的方式保护信赖利益。

两种不同的保护方式各自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 存续保护无非是最好、最安全稳定的方式, 这种保护方式可以更好的保护私人利益, 使得私人的合法权利在法律中能更好地、更全面的实现。但若一味坚持存续保护的原则, 那么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和分歧的时候, 就必然会导致两种利益的严重失衡, 甚至会出现为维护较小的私人利益而使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失, 这显然是和我国的基本政策是相悖的。此时必然需要财产保护此种方式的介入来平衡公益和私益, 具体应该如何选择, 不能将两者割裂来看, 应该根据个案的性质和情况加以分析, 做到两者的兼顾。

2、行政信赖保护制度的完善 (1) 完善行政补偿制度

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程序要求严格, 范围过于狭窄, 仅限于客观存在的财产损失, 这不利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实施。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对贯彻行政信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虽然现阶段我国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等国家的方式实现补偿, 但我们可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例如可以适当放宽补偿的范围并尝试多样化的、更便于实现的补偿方式。

(2) 建立健全行政撤销制度

程序在我国的法律领域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 在行政法这种“民与官”之间的纠纷中, 必须对程序问题提出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撤销制度必须严格规制。例如, 对于行政行为撤销的类型和期限建议应以明确的法定形式规范出来, 毫无期限限制的撤销权明显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所以必然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改革相应的措施来保护社会大众的信赖利益。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代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信赖保护原则是连接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纽带, 对于平衡公益和私益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它行政法治从形式意义走向实质意义的必然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拘束国家行政机关, 稳定行政法律关系, 建立诚信政府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 对于现阶段我国依法治国政治方略的实现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具体的目标具有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存续保护,财产保护

参考文献

[1]袁沐祥.试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0 (01) .

[2]徐峦.浅议行政信赖保护原则[J].法制与社会, 2011 (02) .

信赖原则 篇5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条重要的公法原则最早始于德国。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 就将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法律安定原则、比例原则等置于同等地位而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随后在1973年10月举行的德国法学者大会上, 第二议题就选定“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 从此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上的重要地位。之后在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和第49条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了明文规定。受德国信赖保护原则的影响, 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英国、日本、美国、韩国。都有对信赖保护原则不同程度的运用。

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人民把行政权赋予政府, 就是让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使政府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我国最早在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开始关注和涉及到信赖保护的问题。其中第59条这样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 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 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 此法条所表达的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及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这便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明显体现。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被学者们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规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 综合不同观点,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于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它具有对世的效力。行政相对人对于此行政行为要给予一定的信任和依赖,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所产生的合法利益, 法律同时也要给予保护。行政主体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或承诺, 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也要受到限制。行政机关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 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 特别是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 应当首先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 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擅自撤销, 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 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受到法律保护, 在被许可人行为没有违法的情况下, 不得撤销。信赖保护原则是平衡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一条重要原则, 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的, 一旦被许可人所信赖的利益受到损失行政机关也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但是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中, 即大量的授益行政行为范围内。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适用。

1.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中的适用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 是指行政机关对已经生效的但存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消灭的行为, 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 对于行政行为予以全部或部分撤销。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撤销完全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效力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符合了法治原则, 却可能损害公民的合理预期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 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已经存在的行政行为, 即使是“有错必纠”的情形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

对于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权益的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一般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 因为该授益行政行为带来了一定的信赖利益给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许可的信赖而进一步产生了合法的个人利益。表面上来看, 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进行撤销, 既可以体现有错必纠和依法行政原则, 又可以减轻相对人负担, 其撤销通常不发生既得权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原则上应可随时加以撤销, 但是我们发现在现实案例中并非如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相对人履行负担行政行为后, 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利益,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不加考虑的撤销, 势必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很多不利, 会给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也要慎重为之, 不得随意。

2.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废止中的适用

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由于法律变更或事实变化而引起合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停止。废止的原因是因形势、法律或政策的变化或者行政行为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而产生, 并非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所致。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合法的行政行为信赖而产生相应的信赖利益, 这个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 所以对于相对人的授益行政行为原则上是不得随意废止的,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

不论是对于行政行为的撤销还是废止, 两者所考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对信赖利益和否定原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客观的对比。前者显然大于后者时, 不得撤销或废止原具体行政行为;在相反情形下行政行为可以被撤销, 但不能溯及既往, 对于给行政行对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3.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制订和发布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也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一类重要行政行为。公民基于对政府和公权力的信赖, 对于已经生效的抽象行为会给予一定的尊重和认可, 伴随这种尊重和认可, 公民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活安排,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原则上抽象行政行为不得具有溯及力, 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 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但是, 如果该抽象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上位法, 或者行政相对人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提供不正确的材料, 使行政机关做出该抽象行政行为的, 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行政相对人只是希望或者期待而未表现其已生信赖的事实, 由于欠缺信赖要件, 也不适用该原则。 (3)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完善的制度构建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理解和适用, 还存在很多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 信赖保护原则不能在相应的法律秩序下发挥最大的作用。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之不足, 从法律制度上就完善信赖保护原则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

《行政许可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或变更已经存在的行政许可。由此可见, 撤销或变更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是保护公共利益。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利益仍然没有明确界定, 导致了其理解的模糊性。作为以国家意志行事而存在的行政法,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 在学理和法律上应明确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才可能使以其作为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公民信赖利益保护离不开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目前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要给予合理补偿。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也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 但是此规定过于笼统, 具体操作性不强。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 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 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2款:“相对人所得到的财产补偿不得超过相对人在行政行为存续时所具有的利益。”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规定:“授予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 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撤销机关应给予合理补偿, 补偿额度不得超过受益人因该处分存续可得之利益。” (5) 以上规定我们都可以借鉴, 既要明确行政相对人领取补偿的程序, 也要明确包括行政主体给予补偿的程序, 使补偿确定在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之间。因此, 要加强行政补偿立法, 才能更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才能实现真正的诚信政府。

3. 将信赖保护原则纳入《行政程序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 信赖保护原则的有效行使, 离不开其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探讨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只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 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在制订《行政程序法》时, 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信赖保护原则将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确定其重要地位, 信赖保护原则应该被作为一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纳入其中, 其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 而且在于事先规范行政行为从而控制行政行为的任意性。分则中要使信赖保护精神贯穿其中, 翔尽具体地规定行政行为撤销、废止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我们不仅要在实体上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详尽规定, 在程序上也要明确其具体行使的过程、步骤和方式。只有通过《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治的实现才可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一章第8条,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通过.

[3]李惠宗.行政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128-12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22条,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5]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 1999年1月15日立法院通过.

[1]宋功德.行政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 (德) 平特纳、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大学出版社, 1999.

[3]翁岳生.行政法 (上) [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理论法学, 2002 (5) .

浅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及其价值 篇6

(三) 公安系统要做好网络监督机制, 发挥网监部门作用

一是客观公正地发布权威信息、公布真相、引导舆论, 把握主动权。必须把积极应用网络平台, 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信息沟通, 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努力 (上接23页)

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 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但《行政许可法》第八条仅仅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 而抽象行政行为却没有丝毫体现。这种情况的出现, 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但是, 不对抽象行政行为加以规定, 很难全部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最后, 在立法中对相关概念的定义不够明确, 如“公共利益”“财产损失”等。公共利益本身即具有不确定性, 何为公共利益?范围怎么界定?如此大而化之, 势必会影响实践中的效果。而财产损失, 究竟是仅仅指实际损失, 还是包括可期待财产收益的损失, 规定的如此模糊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二)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缺陷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相对人信赖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二是由于受到《行政诉讼法》中相关规定的约束, 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到位。

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系统的信赖保护制度, 在实践中, 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受到侵害后, 面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 便无计可施, 一方面, 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 政府的形象大大受损。

因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仅仅规定对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 没有规定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信赖保护审查, 使得人民法院无法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可以说, 《行政诉讼法》的滞后性及相关法律的不完备严重制约了司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

四、完善我国信赖保护原则, 实现信赖保护原则价值

(一) 完善我国信赖保护原则

1.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确立信赖保护原则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相关的行政程序规定分散于《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单行法律中, 这样导致行政程序的部分规定相互矛盾且不全面。由于行政程序法可以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权利义务, 因此可以作为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保障。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确立信赖保护原则为

[1]辛仁周.发挥信息网络化对提高执政能力的作用[N].人民日报, 2009-6-5.

[2]张玉来.网络民意与法治意识[N].江苏法制报, 2009-12-21.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权益。

2. 修改完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 扩大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 应该将信赖保护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进行充分保护。另外应该修改《行政许可法》, 将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扩大到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之中, 并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说明, 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3. 完善行政补偿制度, 促进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

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最终须通过行政补偿得以实现, 而我国并没有健全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 因此, 行政补偿立法是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措施。具体而言, 一是要明确具体的补偿标准, 二是要具体补偿范围, 三是完善补偿程序。

(二) 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打造诚信政府是其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政府是否诚信决定着市场经济能否继续健康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有力地制约政府的权力, 防止权力滥用, 使行政机关更加审慎地作出行政行为。一旦行政机关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就需要对行政相对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这样有利于社会稳定, 更有利于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释:

(1)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通过, 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2)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70.

(3) 注: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3]张乾.浅析行政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J].经济与法, 2010 (3) .

含义, 分析我国信赖保护原则立法及适用上的缺陷, 完善信赖保护原则, 说明建立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价值。

一、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四个月 (1) 的一天,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执法局双流县综合管理办公室的执法人员对成都机场高速公路两侧的所有广告牌进行了强制拆除。此举引发了广告商和执法人员的冲突。

广告商反对强制拆除广告牌是有根据的, 当时他们是跑了工商、土地、交通等部门, 办齐了所有手续, 并花了20万的建设费用才在相关部门指定的地点竖起了广告牌。在广告牌竖起以后, 每年工商部门对广告牌位置及广告内容审查后, 才能发布广告。而到了2001年, 广告商们突然被告知, 由于政府职能发生转变, 工商局不再对广告牌竖立的位置进行审批, 而是由市容环境管理局接替了这一职能。于是, 广告商们纷纷到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打听情况, 但是, 市容环境管理局的答复模糊, 只是说暂停审批, 等待规划。2004年1月, 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划局、工商局、交通局5部门联合发出通告, 机场路所有广告牌必须全部拆除。许多广告商广告牌建设成本尚未收回而且与多个公司签订了好几年的广告合同, 这意味着, 一但广告牌被强制拆除, 他们将承担违约责任, 损失巨大, 甚至有破产的可能性。

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 这两年广告牌没有通过市容环境管理局的审批。对于这个理由, 广告商们认为并不合理。因为他们多次向市容环境管理局提交审批申请而得不到答复, 这属于行政不作为, 况且当初设立广告牌是经过层层审批的, 并且已缴纳了相关费用, 现在强拆, 政府应该赔偿相应损失。

这个案例的案情清晰明了, 概括起来, 就是两个问题:一是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任意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二是行政机关确因公共利益而撤销或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给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是否应该给予补偿。对于这两个问题, 将在文中进行详细阐述。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和基本要求

(一) 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由于我国常。 (2) 详而言之, 就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某项行政行为 (3) 产生了正当的信赖, 并基于此种信赖做出了符合自己生产生活需要的处分行为, 国家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这种信赖应当提供一定的保护。换而言之,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信赖理应受到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任意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 如果确因公共利益需要撤销或变更的, 也应该对行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或补偿。

(二)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要求

1. 行政机关一旦作出行政行为, 如果没有法定事由并且没有经过法定程序, 不能任意撤销或变更。

2.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许可后, 事后即便发

现存在违法情形, 除非此种违法情形是由于行政相对人过错所致, 否则亦不可撤销或变更。如果不撤销或变更这种违法行政许可, 会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除外。

3.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 据以作出此行政行为的

法律、法规、规章被修改或废止, 或者客观环境出现重大变更, 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 行政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此时, 行政机关应兼顾比例原则。

4. 行政机关撤销或变更其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 如果此

种违法情形不是因为行政相对人过错所致, 行政机关须对行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行政机关如因公共利益的需求而撤销或变更其合法作出的行政行为, 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时, 须对行政相对人给予适当的补偿。

三、我国信赖保护原则立法及适用上的缺陷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 信赖保护原则日趋重要, 而这一原则在立法和执法中并没有切实贯彻施行。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实现其重要价值, 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本文将详加阐述说明。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诚信政府,完善

参考文献

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通过, 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②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70.

[1]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