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空间格局

人口空间格局（精选5篇）

人口空间格局 篇1

一、景观地产概念

近些年, 随着社会日益进步、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而促使旅游地产逐渐升温, 特别是在北京开发商纷纷掘金旅游地产。旅游学界、房地产业内许多同仁将北京旅游地产与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新加坡等世界发达国家都市相比, 也与中国内地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相比。较之前者, 总是说发达国家、地区的旅游房地产业在城市发展中已处于何种地位;较之后者, 又总是说某某城市的旅游地产发展还处于何种时代。由此可见, 旅游地产作为一种产业, 在我国与在发达国家所处的地位还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社会进程的不同是造成此差异之本质原因。

旅游 (景观) 地产在传统分类中, 可分为旅游景点地产、旅游商务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和旅游住宅地产四大类。现在比较趋同的分类是主题公园型景观房产、度假区型景观房产、复合型景观房产三分法。他们都是以稀缺的旅游资源为基础, 通过对旅游、休闲度假、展览会议、教育、娱乐等产业的整合而进行的复合式房地产开发及营销模式, 开发项目全部或部分用于旅游度假。

二、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对北京景观地产空间布局的影响

基于北京的现实, 考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 这里从城市空间角度认识北京的扩张模式、城市拓展区这两方面的影响因子, 即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变革分析对旅游地产的影响, 认为都城历史性因素在北京旅游地产发展中具有主导影响。

(一) 城市单中心扩张造就了景观地产布局的空间基础

北京作为具有3056年建城史和857年建都史的六朝都城, 是中国拥有世界遗产 (6处) 最多的城市。其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达200多处, 文物古迹有7309项。这是全球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而这些遗产和景点的分布, 多以紫禁城为中心非均匀扩散, 随着半径的变大而密度逐步减小。景观地产的发展势必受遗产资源分布的影响。

自从“梁陈方案”被50年以前北京的城市规划者否定以后, 时至今日以紫禁城为中心, 扩展了一环、二环、三环、四环, 直至五环、六环, 相关环线地价的变化呈现出以紫禁城中心区为圆心、向外不匀速降低的同心圆模式。北京中心城区地价、景观地产项目和北京城市同心圆模型高度重合, 只是个别因素上有些变异。景观地产发展将长期受到城市扩张模式的影响, 都城因素将长期成为主导因素。短期内超高标准的影子地价不会消失, 又将影响不同半径的同心圆范围内的旅游地产建设乃至管理等。需要注意的是, 景观地产不是狭义的地产或房产, 不是体闲地产, 也不是分时度假或时权酒店。它在综合性、环境、功能、经营、价值、顾客、使用等方面体现特征。它是城市景观与地产的结合, 是基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高端休闲地产发展的产物。因此, 都城因素也就造就了发展北京旅游地产的契机:第一, 旅游景点虽呈非均匀扩散, 但却有着共同的中心——紫禁城;第二, 中心城区的较高地价也并不影响旅游地产主要消费者——较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第三,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也要求我们应当发展高端休闲娱乐产业——旅游地产业。综合以上三方面影响因子可以看出, 正是城市单中心扩张为旅游地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造就了景观地产布局的空间基础。

(二) 城市拓展区带动景观地产黄金崛起

当前北京城市战略为逐步消除旧城的城市病,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 》中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再加上北京城市发展规划目标的确定, 以及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 》中提出的“‘十二五’在市域内实施以‘一核一轴、两带六廊’为重点的网络化旅游空间布局”, 都为带动旅游地产的崛起提供了基础性的政策保障。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与“一核一轴、两带六廊”为重点的网络化旅游空间布局的高度契合, 正是旅游业顺应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体现。“一核”即首都功能核心旅游区。它不仅是都城的核心, 也是两轴的交汇点。作为市区中心区, 它具有发展文化传媒的功能。“西部生态带”与“东部发展带”打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 以纵贯线的方式更好地造就了城乡旅游资源的协同发展。“宜居城市”的建设, 使终日忙碌的人们能够在繁忙之余, 充分地得到身心的全面放松, 在繁忙之外寻求一丝安宁。

从地理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第一, 由于核心区具有着显著的文化传媒的功能, 因此它可以以一种辐射状, 向京城的四周逐步渗透文化的氛围, 而景观地产作为一种文化传媒的形式, 正好可以在核心旅游区内得到发展;第二, “两带”的发展可将生态旅游与遗产旅游实现完美的结合, 西部生态带与东部发展带最显著的优势是自然生态景观, 这又与景观地产往往位于市郊的主题公园附近或位于风景优美的旅游度假区附近 (如东坝郊野公园、香山等地) 相契合, 它与核心区的历史文化景观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第三, 由于“宜居城市”建设的要求, 景观地产的开发建设, 可以让游客、居民在游山玩水间领略到浓郁、浑厚的历史文化氛围的同时, 也带动高端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三) 高效、便捷的交通为北京景观地产带来机遇

组合式的旅游资源发展模式需要以高效、便捷的交通为保障。以已建和在建的15条地铁与701条公共运营交通线路等城市交通为主干, 辅以多条旅游观光线路, 构建旅游通道系统, 沟通市域内的主要旅游区 (点) 和火车站、飞机场等旅游中转枢纽地, 形成“环形加放射”的网状旅游通道系统, 将极大地提高旅游交通的速度, 为旅游者提供更加充裕的享受时间。这将直接导致长安街延长线通州、地铁13号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开高速大兴, 以及石景山、门头沟区的城市功能转移, 也带来相应旅游地产的建设配套与黄金崛起。

综上所述, 北京都城的单中心结构造就了北京景观地产的空间布局, 北京交通拓展区带动了北京景观地产未来发展潜力, 而北京特殊的消费人口结构又决定了北京景观地产的发展方向。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特别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 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都城因素对景观地产发展的主导影响。

三、都市消费与休闲经济对北京旅游 (景观) 地产的影响

北京旅游 (景观) 地产的发展与都市消费和休闲经济有着不可切断的重要联系。我们应通过北京的都市消费规模、总部经济导向、文化消费导向和城市拓展区四方面影响因子进行旅游地产影响的分析, 从中认识中国都城因素在北京旅游 (景观) 地产发展中的主导影响。

(一) 北京的都市消费规模

根据2010年初统计, 北京常住人口2200万, 全市人口密度1341人/平方公里 (全国排名第四, 次于澳门、香港、上海) 。北京外来人口达890多万, 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如果加上外来和流动人口, 北京的人口则超过1.69亿, 居全国之冠。根据2010年6月统计数据, 新加坡全国人口仅508万, 英国伦敦约800万, 美国纽约1800万左右。面对2200万常住人口和外来及流动人口, 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首都或城市永远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群体。旅游房地产针对的是以旅游休闲为主要目的或目的之一的广义旅游者, 而且往往是经济状况好、消费观念成熟、新潮的发达地区高端顾客, 因此, 他们的消费价值观与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北京旅游地产如何兴建、如何改造、如何定价, 以及如何与建设世界城市接轨等。相对于其他商品房而言, 旅游房地产附加值比较高。它不仅适合度假、投资、保值, 而且分时度假等旅游房地产还可以提供诱人的交换机会和节省度假开支。这对于在北京有投资欲望而现在又受到“京十五条”、限购令等政策制约的人士而言, 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势必会受到有志之士的青睐。

(二) 北京的总部经济导向

北京是中国政府所在地、中国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中国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 2010年“世界500强”中的30家企业总部设于此, 其数量高居全球城市第二名。截至2007年底, “世界500强”企业在京设立机构的共有447家, 其中“中国企业500强”总部位于北京地区的共有99家,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京旅游地产直面以政府消费、行政消费、高消费、首都消费为主导的倾向。

(三) 北京的文化消费导向

基于北京特有的地域和政治经济特性, 北京的旅游产业中文化消费占很大比重。那些常住和流动人口的文化消费, 又带动了北京整个旅游 (景观) 地产的发展。旅游房地产不是狭义的地产或房产, 不是景观地产或体闲地产, 也不是分时度假或时权酒店, 它在综合性、环境、功能、经营、价值、顾客、使用等方面体现着自己的特点。所以顾客的旅游体验是发展旅游 (景观) 地产的重要因素。文化消费导向决定了它以稀缺的旅游资源为基础, 通过对旅游、休闲度假、展览会议、教育、娱乐等产业的整合而进行的复合式房地产开发及营销模式, 开发的项目已经全部或部分实现了旅游功能。

综上所述, 都市消费与休闲经济对北京旅游 (景观) 地产有重要引导作用。如果北京能在市中心与周边地区加大对都市消费与休闲经济基础设施的开发和政策的扶持, 会加速北京旅游 (景观) 地产的良性发展。

人口空间格局 篇2

互联网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被卷入到互联网虚拟空间中。新常态下，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场，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14年，中国互联网治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从最高层面上确立了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2014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了清理，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桐乡乌镇召开，为互联网治理与发展提供新视角。2015年，“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互联网的治理和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报告指出：“2014年以来，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进一步加强融合，网络舆论共识度与政府认可度双双快速上升，网络舆论生态步入正轨。”相对往年网络上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撕裂局面，观察2014年网络重大事件，互联网上呈现出爱心、自强、理性、分享的正能量为主的态势，撕裂局面有所改观，“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2014年正能量网络生态逐渐形成。党的声音借助互联网得到快速有效地传播，而民间的话语也能够借助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融合，得到有效地表达和扩散，成为官方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重要的参考因素。

2014年网络正能量如何在官方舆论场中生成和传递？如何在民间舆论场汇集和扩散？如何在两个舆论场之间流动和升华？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试析2014年的正能量网络生态。

官方舆论场：持续发力传递正能量

作为传播媒介，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裂变式、扁平化等特征。社会舆论在互联网空间中能够快速形成、发酵，跨越时间和空间，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对于负能量的传播如此，对于正能量的传播和扩散同样如此。

官方舆论场对于形成、扩散网络正能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主流媒体在官方舆论场中持续发力，积极生产和传播网络正能量。其中，以人民网、新华网等为代表的中央级党政媒体平台，互相竞争的同时，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汇聚多个平台的影响力，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实现了正能量的最大化。比如，从2014年10月27日起，中国文明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和中国网络电视台，“五网联盟”同步共推《好人365》专栏，每天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该专题推出以来，在网络平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批网友关注和跟帖，也吸引了一批线下纸媒转载。凭借优质的内容和畅通的传播渠道，该专题持续塑造各行业各的典型，不断放大网络正能量，引导国人不断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建设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而温情的故事代替了此前模式化的官方宣传语言，也使得官方舆论场制造出的正能量，得到了广大网民的认可和接受。此外，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每天推出一个故事，这种持续推送的模式，改变了传统媒体“运动式”的典型报道模式，也达到了正能量传播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舆论引导效果。

此外，市场化主流媒体也持续在网络平台中持续造势，积极参与生产和传播网络正能量。2014年，反腐无疑是一个热词，中央持续重拳反腐，贪腐官员纷纷落马，社会公众叫好声不断。财新网作为主流的市场化网络媒体平台，在反腐报道中不断涌现高质量作品，在官方舆论场中形成巨大网络正能量。比如，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随后，财新传媒在财新网推出了其精心筹备了大半年之久的6万字周案报道，据称，流量蜂拥而至，几致财新网服务器瘫痪。此外，财新传媒数据新闻团队还推出了制作已久的动态图表：《老虎家族-***案关系图谱》。财新网的报道全面立体化地呈现了***的从政生涯和成长经历，赢得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体现出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为网络空间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除了财新，澎湃作为一个新媒体产品，也在反腐报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打虎记”地不断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引来其他媒体的争相转载和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

民间舆论场：公众参与汇聚正能量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5年2月3日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互联网赋予了普通网民发声的机会，而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前互联网时代看似不起眼的声音，都会被成倍的放大，汇聚而成巨大的舆论能量。

2014年，在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民间网络舆论场中，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传播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广大网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社交平台上，批评和谩骂减少了，造谣、传谣者减少了，而与之相反的是社交平台的公益活动明显增加。例如，2014年8月17日开始，“冰桶挑战”成为网络的热点词汇，该项旨在关注渐冻人等罕见病的公益活动在微博平台呈现裂变式传播的特点，参加者必须在完成挑战后点名其他三人接受挑战，雷军、刘德华、孙杨等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参与其中。8月18日，仅一天时间，“冰桶挑战”的热门话题就获得1.4亿次浏览量和14.5万条讨论，在民间舆论场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共同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去，制造和传递了巨大的网络正能量。11月29日，“微笑挑战”点名游戏在微信平台迅速蹿红，瞬间在朋友圈刷屏。网民们纷纷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微笑自拍照，并点名朋友圈内好友参加，使得微信朋友圈充盈着各种甜美的微笑，形成和谐积极的网络生态，朋友圈变成一个汇聚感恩和快乐等正能量的平台。

此外，在2014年重，当各种负能量事件发生时，民间舆论场也呈现积极态势，与前些年对公权力的质疑、不信任相比，民间网络舆论生态大大改观。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解读《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时介绍说：“前些年，在上海杨佳袭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浙江温州钱云会案等热点事件中，社会舆论撕裂严重；而今年在国家公祭日、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事件中，舆论高度一致。”这充分体现出在民间舆论场中，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形成，社交网络成为一个汇聚社会正能量的有效平台。

正能量传播“新格局”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互联网形成的网络舆论场对社会情绪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些年，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明显呈现割裂的局面，具体表现为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各种质疑。而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制定和实施，网络舆论态势大有改观，正能量成为网络空间的主角。

首先，官方舆论场成为了正能量产生和扩散的主要阵地，主流媒体强强联合，持续塑造社会典型，以温情的故事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同时，在中央重拳反腐的新常态下，主流媒体大胆、细致的报道，体现出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其次，民间舆论场中猜疑和谩骂明显减少，传递爱心的公益活动唱主角，将点滴正能量汇聚起来，建构起和谐温暖的民间舆论场。

人口空间格局 篇3

人口分布的格局变化

根據各县市人口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共划分为四类：人口快速集聚区、人口平稳集聚区、人口稳定区、人口疏散区。

人口快速集聚区。总人口平均增长率大于3%，同时净迁移人口占总净迁移人口的比例大于5%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市区。

人口平稳集聚区。总人口增长率大于零，同时净迁移人口所占比例大于零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市区之外的核心区范围，包括：望城全境、长沙县、浏阳、宁乡、醴陵、株洲县、湘潭县、湘乡市等部分区域。

人口稳定区。人口总量变化不大，流动人口表现为净迁出，但是户籍人口增长稳定，故人口总量变化稳定。同时满足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零、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1%、净迁移人口所占比例小于零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周边地区。包括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醴陵市、株洲县、湘潭县、湘乡市等的部分地区以及攸县、茶陵县、炎陵县，即近核心区与远核心区。

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格局变化趋势

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处于45%-50%，随着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预计在今后20年内将出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发展态势。2030年城镇化水平有望突破80%。从人口密度分布来看，长株潭城市群集聚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此外，城镇化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区位较好交通便捷的城镇，经济要素的流入加剧，“集聚”作用加强，经济发展加快，形成集聚的形态。而区位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减慢，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将进一步拉大。

未来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调整思路

优化和整合长株潭城市群核心都市经济区。进一步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进程，积极引导外来人口在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的集聚，重点提升城镇化的质量。针对长株潭内部各城镇分工不明确的情况，今后应着眼于全球化和大区域的竞争，加强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明确长株潭城市群未来在国家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相区别，协调互补，错位发展，减少内耗，努力提高整个城市群的区域综合竞争力，树立良好区域形象。加快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进程。

重点开发东西两翼的近核心区。积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承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产业的转移，发展产业集群，努力延伸产业链和附加值，加快人口和产业在东西两翼的空间集聚。加强东西两翼区域中心城镇的建设，做大做强中心城镇，加强区域的经济整合，增强中心城镇的核心辐射力。

扶持远核心区地区的建设，带动南部山区发展。重点建设茶陵和炎陵中心城区，通过加强道路等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条件，带动周边村镇发展。提倡产业的跳越式转移，避免在生态环境脆弱区进行新的开发和产业转移。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生态建设、旅游等产业，带动南部山区特色产业开发。

人口与城镇化的区域格局构想

核心区：通过对核心区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构建成为高密度、高效率、现代化的城市群地区。长株潭城市群2010-2030年新增总人口的70%左右继续向本区集聚，区域年均增加30万人左右。2030年总人口达16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76%；城镇化水平达87%左右。

近核心区：通过对核心区东西两翼产业集聚带的重点开发，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部分流动人口，总人口保护相对稳定并略有上升，集聚长株潭城市群2010-2030年新增总人口的25%左右，区域年均增加10万人左右；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2030年总人口为4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19%；城镇化水平约为50%左右。

远核心区：本区域总体上属于限制开发区，要引导农村人口向近核心区和核心区转移和进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定居；主要采取据点式开发、集约化发展的模式，稳步推进城镇化，重点发展茶陵和炎陵中心城区。本地区总人口年均净减少5万人（20年共减少100万人），2030年总人口为1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5%。2030年城镇化水平约为40%。

人口空间格局 篇4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0 引言

港口是水陆运输的枢纽，它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贸易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综合运输网络的完善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港口空间格局问题的相关研究在国外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国内则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课题中空间结构研究通常关注事物在空间的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空间的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基于此思路的港口空间结构定量分析借助经济研究中常见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1-8］、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2-3，9］、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irshmann-Herfindahilindex)［2，7-8，10-13］、偏 移-分 享 分 析 (Shift-Share analysis)［2，9-10，14］等方法展开.本文则尝试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港口的空间格局问题进行研究.与上述几种常用方法不同的是，本方法运用地理数据库并结合港口的实际地理位置，不仅能用数据表达港口空间格局的变化状况，更可通过地图的方式直观地展现港口的集聚位置、集聚程度以及集聚状态变化过程.

1 研究方法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种具有识别功能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它结合统计学和现代图形计算技术探测空间分布的非随机性或空间自相关性，可以将空间数据中隐含的空间分布、空间模式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等特征直观展示出来.空间自相关性分析(也称聚类检验)［15］是认识空间分布特征、选择适宜的空间尺度来完成空间分析的最常用方法.作为一种由数据驱动的探索过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能够将各种与空间有关的数据与地理位置链接在一起，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去表达和分析各种数据，并用直观的方法展现空间数据中隐含的特征，具有对GIS地理数据库中的空间数据进行挖掘和深加工的功能.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时空过程(如疾病传播、技术扩散)、形态变化(如河道演变)、空间格局(如河网、疾病分布)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与配置、土地信息系统和地籍管理、地震灾害和损失估计、道路交通管理、地形地貌分析、医疗卫生、军事等领域.

1.1 空间自相关性

空间自相关性表明事件在空间上集聚或分异的非随机性.考虑到空间统计中的局部空间统计指标侧重属性变量的区际差异更符合港口分布的地理特性，本文采用局部莫兰指数I进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具体公式为

式中:n是研究区域内的样本总数，在文中以我国长江和沿海城市为样本;ωij是样本间的空间权重;xi和xj是样本i和j的空间属性值，在文中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表示;x－是研究区域内所有样本的属性平均值.区域i的局部莫兰指数Ii若为正值，表示区域i存在相似值聚集，负值为相异值聚集，零值表示区域的该属性值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1.2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是对象空间关系的数值化，通常依赖于空间距离或拓扑邻接进行定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属性与港口所处的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因果关系，因此本研究基于区域的空间关系定义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选取的样本具有沿海、沿江分布的空间特殊性，将固定距离分带法和距离阈值法相结合来定义空间权重

式中:阈值D是通过计算最优空间邻近的平均距离产生的，具备距离影响程度的合理性.在计算过程中，设置每个样本至少与3个样本存在空间相关，计算出的平均距离为120 km.此外，鉴于特定样本对象(如岛屿)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本文手动设定岛屿城市与沿江(海)城市的邻接关系.

1.3 显著性检验

空间自相关性意味着样本观测值在空间上的非独立性，而空间聚类分析在统计学上是基于属性在空间上的完全随机性假设，即零假设.因此，只有拒绝零假设才能检验其空间聚类显著性.显著性检验即直接反映出聚类结果的可靠程度.

在计算莫兰指数的同时将p值作为统计显著性的度量，用于判断整体或逐个要素是否拒绝零假设.p值的计算采用ArcGIS 9.3空间分析工具中内置的公式，p值表示所观测到的空间模式是由某一随机过程创建而成的概率，一般选用 0.01，0.05，0.10 作为显著性水平的标尺.当p值很小时，意味着所观测到的空间聚类不太可能产生于随机过程，因此可以拒绝零假设.

2 数据选用与计算结果分析

2.1 数据选用

为保证样本的数量和统计学意义，选取我国沿海沿江的8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域(未列入香港的数据)，其矢量模型均在WGS 84坐标系下，与实际地理位置相同.研究区域的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1985—2012年的《中国港口年鉴》.

2.2 计算结果与分析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工具不仅能进行数值计算，更能很直观地展现数据结果(集聚状态分布)，因此结合两者进行以下分析.

2.2.1 三大港口群空间格局显著

基于局部莫兰指数和p值形成的港口空间集聚状况分年份图见图1.图中，由星号、点和圆圈区别的图形块与相异值集聚程度有关(它们分别表示p值小于1%，5%和10%)，由横线、虚线和点划线区别的图形块与相似值集聚程度有关(它们分别表示p值小于1%，5%和10%)，横线图块表明聚集程度最高，虚线其次，点划线最低.淡灰色图形块表示非集聚.图1(a)为数据起始年份即1985年的港口空间集聚状况，图1(b)为数据终止年份即2012年的港口空间集聚状况.

用莫兰指数分析获得的1985—2012年我国港口空间布局变化情况显示，我国三大港口群的空间格局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港口空间聚集只出现在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南部区域，且这两个区域的集聚均表现为高值被低值包围的集聚，即相异值集聚;而其他区域则表现为非集聚，即随机分布状态.可见，当时我国的港口布局是分别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聚集，港口总体格局的集聚重心偏南.之后，随着国家从优先支持枢纽港建设转向开始支持枢纽港边缘条件优越港口的发展，尤其是2005年国家对港口管理体制的调整，沿江沿海各省市建设发展港口的积极性高涨，在港口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我国港口总体布局也由此发生变化.从2012年的莫兰指数图可以看到，我国港口的空间布局为从北到南的三大集聚区，即通常所概括的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港口群.这种格局的出现表明我国港口的总体空间格局正趋于分散化和均衡化，同时港口总体布局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并且各港口群的局部集中态势日趋明显.

2.2.2 港口群内集聚状态各异

分析三大港口群内部的空间集聚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各港口群的空间结构变化各具特点:长三角港口群在单个高低集聚向高高集聚转变的同时出现新的高低集聚;环渤海港口群表现为由单个高低集聚向多个高高集聚的演变;珠三角港口群则在研究时间段内维持相对稳定的高低集聚状态.

各港口群内最具影响力的核心港口莫兰指数见表1.表中，莫兰指数绝对值越高表明集聚程度越高，其中负值表明相异值(高低)集聚程度，而正值表明相似值(高高)集聚程度.

表1 上海、宁波、天津、大连、青岛、广州、深圳各港口局部莫兰指数

首先，长三角港口群的空间格局变化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海港和宁波港以及两者间博弈关系的影响.从莫兰指数的变化看，上海港一直到2000年前均处在明显的相异值集聚状态，且莫兰指数表现为较高的绝对值，也就是说上海港是唯一枢纽港的状态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而其他周边港口则为其支线或喂给港.2000年以后随着周边港口的快速发展，在这个我国港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出现相似值集聚(即高高集聚)的格局，上海港一港独大的局面逐步被多港口共同发展的状况所替代，并且随着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这种高高集聚的状态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见图2).

图2 1985—2012年上海港局部莫兰指数图

同在长三角港口群内，宁波的发展则经历了一个从非集聚到集聚的变化过程.在港口集聚度图中这个变化的转折点虽然到2006年才表现出来，但从缘由上看，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和之后的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显然从体制机制上为宁波港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图3展示相关年份宁波港与其周边港口的集聚度变化过程.虽然从成图的角度，图中符号的设定并未细致到将基于莫兰指数的每一微小集聚度变化均展现出来，但指数本身的变化仍然可以较好地说明港口集聚的程度和方式变化.

图3 基于局部莫兰指数的2004，2006，2008年宁波及周边港口集聚度变化

其次，环渤海港口群中的大连港、青岛港和天津港三大港口对该区域内集聚度变化起着关键作用(见图4和5).对比环渤海港口群的莫兰指数所反映出的港口集聚度变化可以看到，环渤海港口群空间格局表现出由单个高低集聚向多个高高集聚的演变，这也意味着辽东半岛、渤海西岸及山东半岛的港口在吞吐量总体水平较高的背景下呈现出区域内分散的格局.

图4 1985—2012年大连、青岛、天津三港货物吞吐量折线

图5 1985—2012年大连、青岛、天津三港局部莫兰指数

从环渤海港口群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看，天津港的地位特殊，不管是从最早显现出集聚的角度，或者是从集聚程度和集聚方式的角度，天津港均表现得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天津港成为北方第一个破亿吨大港的2001年后，随着北方地区经济格局的新一轮调整，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而秦皇岛港的属地化、京唐港及黄骅港的相继建设，尤其是曹妃甸港的实质性启动，使得该区域的港口格局从天津港独占鳌头的相异值集聚模式(莫兰指数为负值)快速向相似值集聚模式(莫兰指数为正值)转变，多港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得以显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青岛港，虽然从图1中并不能看到山东沿海港口集聚的状态，但从莫兰指数的变化看，以青岛港为核心并由烟台、日照、威海等港口组成的港口群正逐渐明显地呈现出高高聚集趋势.

最后，珠三角港口群的集聚度表现与广州港和深圳港关系密切.从图6所展现的广州和深圳局部莫兰指数看，两港均表现为相异值集聚的状态，即这两个港口分别被如珠海、汕头、惠州、茂名、虎门、中山、阳江等港口围绕，并形成较明显的主辅关系，且这种高低集聚维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只是广州港的集聚程度在早期更明显些.

图6 1985—2012年广州、深圳两港局部莫兰指数

2.2.3 影响港口集聚状态的因素

港口群的产生既可以看作是一种产业集聚的结果，同时也是引导和带动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的诱因.港口群的发展能为经济发展扩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带动城市经济、腹地经济、区域经济的繁荣.港口本身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水陆运输的节点，港口群所发挥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各种资源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环境的良好发展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增强，进而达到促使整个区域的联系更为紧密、整体性更强、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效果.

分析我国已经明显成型的三大港口群空间格局以及各港口群内各具特点的港口集聚程度和集聚方式，如下几方面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一是港口所依托的城市及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港口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地理位置看，三大港口群背后依托的无不是位列我国经济发展前沿的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在根本上影响着港口的核心业务;从时间进程看，三大港口群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再到环渤海湾的顺次繁荣发展过程正与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由南到北的递次发展相对应;从空间格局看，三大港口群显现出的重心北抬均衡化发展趋势将是各城市结合自身经济特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的产物.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港口具有地域专属性，随着对港口重要性认识的提升，各沿海城市将港口视作战略性资源纷纷投入巨资，以期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城市经济能级的提升.这种局部区域的港口发展需求，在推动港口总体格局朝均衡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剧港口之间因行政壁垒而产生的竞争，港口群内部各具特点的集聚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第三是国家政策与规划的引导作用.从国家政策层面，20世纪80—90年代港口管理权的逐步下放和优先支持主枢纽港建设的政策，决定性地导致上海港的先发优势;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支持枢纽港边缘条件优越港口发展的政策催生宁波、深圳等港口的快速成长.从规划层面，2006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提出我国沿海港口群的总体格局，并确定各港口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可以说，我国各港口发展的顺序和速度，并由此而逐步形成的港口总体空间格局和港口群内布局特征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国家宏观指导和调控的影响.

3 结束语

随着空间思维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将空间因素纳入到分析中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已成为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的研究思路，运用ArcGIS为工具对我国港口1985—2012年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分析.通过以局部莫兰指数为表征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港口的三大港口群空间分布格局明显，且不同港口群内部呈现出不同的集聚状态演变特点.长三角港口群中的上海港和宁波港、环渤海港口群中的天津港、青岛港和大连港，珠三角港口群中的广州港和深圳港，这些关键港口的发展及其因与周边港口之间的相关性而产生的作用，对该区域港口群内部空间格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这些变化也最终会影响到我国港口整体格局的转变.从深层次的原因看，各港口所依托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国家政策与规划的引导，都影响着港口格局的产生和发展.

事物形成空间相关性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源于因果关系、事物间的相互作用、扩散关系等.与莫兰指数表现为负值(即高低集聚)或者表现为正值(即高高集聚)相对应，港口个体的发展并由此影响带动周边港口的发展，进而使港口之间表现出或者是枢纽港与喂给港、干线港与支线港的集聚关系，或者是彼此竞争博弈乃至双赢的集聚关系，可以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得到较直观的写照.相对于常见的港口空间格局分析方法，本方法在将港口的空间集聚状态和程度直观地展现出来方面优势明显.当然从算法本身看，我国港口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的类似条带状的分布特征，给权重矩阵和距离阈值的设定带来难度;同时，相对于统计学上对样本数量的高要求，能获得更多更细化的港口数据对取得更有效的分析结果会带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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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间格局 篇5

秦岭北麓地区由于地形地貌多变，气候条件复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系统。但因为受到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干扰，引发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生态系统的功能以及结构的巨变，而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植被状况的改变所体现出来。因此，勘察秦岭北麓地区植被分布的现状，研究其空间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秦岭北麓西安段的植被空间格局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得出不同尺度下的植被的分布规律，填补了这一区域植被空间格局研究的空白，对区域内乃至各种类型山麓区的植物景观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秦岭北麓西安段；植被；空间格局

广义的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到河南西部，为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而狭义的秦岭主要指的是秦岭山脉的中段，位于陕西省中部的一部分。在汉代即有“秦岭”之名，又因位于关中以南，故名“南山”[1]。本文题目中“秦岭北麓西安段”具体指的是东起蓝田西到周至的山体25°坡度线以下至环山公路以北一公里平原地区之间可供开发建设的区域。该区域地理位置特殊、地貌类型繁多、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受到人为干扰程度大，其植被空间格局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一、宏观层面——秦岭北麓西安段植被景观格局

秦岭是我国植物资源的宝库，也是我国温带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约有种子植物3124种，隶属于58科，892属，包括热带属220属，温带属563属和中国特有属39属[2]。

秦岭北麓西安段的植被景观格局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在水平地带性上，秦岭北麓西安段处于落叶阔叶林带内，主要植被景观类型为耕地。在落叶阔叶林带内的主要优势种为栓皮栎和麻栎，但是由于人为干扰严重，研究区域内的主要优势种为栽培植物，栓皮栎和麻栎分布较少，且有逐年递减的趋势。

在垂直地带性上，秦岭北麓西安段内主要有农耕植被带和落叶阔叶林带两个景观带。农耕植被带主要是在海拔700米以下，落叶阔叶林带主要分为栓皮栎林和锐齿栎林两个亚带。栓皮栎林亚带是秦岭北麓植被的基带，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区域，但在该区域因受到人为因素影响严重，有逐步退化的趋势。

二、中观层面——太平河流域植被空间分布格局

太平河流域位于户县县城东南方约20km的太平峪内，是沣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秦岭的静峪脑，流经秦岭山地和关中平原两种地貌区域，其户县全段长42.2公里（其中山中段约35.4公里，山外段约6.8公里）。

太平河流域内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根据植物群落的种类和组成，利用GIS手段分析，我们可以将该区域的植被划分为农耕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和针叶林带这几个植被带。

（一）山麓农耕带

主要分布在山麓区低海拔，从峪口冲积扇向山地过渡的地区。该区域的自然植被基本都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小麦、玉米、棉花等类型的耕地以及桃、杏等果林以及用材林。

（二）落叶阔叶林带

包含了栓皮栎林亚带、锐齿栎林亚带、红桦林亚带3个植被亚带，而每个亚带都有自己主要分布的海拔区域和优势种[3]。

1.栓皮栎林亚带主要分布于海拔700-1200米之间，栓皮栎是本亚带的优势种，乔木中比较多的还有柳树、构树、柿树、椿树等。

2.锐齿栎林亚带分布于海拔1200-1800米之间，锐齿栎林是本亚带的优势种，其他乔木还有栓皮栎、辽东栎、紫荆、秦岭槭、青榨槭、鹅耳枥等。

3.红桦林亚带分布于海拔1800-2200米之间，多为纯林，伴生种主要有糙皮栎、华山松、巴山冷杉、槭类等。

（三）针阔叶混交林带

由阔叶林向针叶林过渡而形成的林带，植物种群较为复杂。阔叶树以山杨、锐齿栎、槭树为主，针叶树以华山松、油松、侧柏为主。

（四）针叶林带

主要被划分为巴山冷杉林和太白红杉林2个亚带。

1.巴山冷杉林亚带主要分布在海拔2400-2600米之间，巴山冷杉为优势种，伴有少量的太白红杉和糙皮桦。

2.太白红杉林亚带分布于海拔2600-2900米间，除了太白红杉外，还有巴山冷杉以及糙皮桦等。

三、微观层面——太平峪峪口植被空间分布格局

太平峪位于户县县城的东南方向，距西安市约40公里，离环山路约0.8公里，峪口位于户县太平管委会太平口村。峪口处宽约0.6公里，是秦岭地区典型的峪口冲积扇地形[4]。

峪口冲积扇内总用地面积约86.5×105m2，植被覆盖面积约为68.4×105m2，占总用地面积的79.1%。其中耕地面积约47.7×105m2，占总用地面积的55.1%；林地面积约为12×105m2，占总用地面积的13.9%，其中绝大部分为人工林地，面积约为16.5×105m2，天然林地非常少，约为1.0×105m2；草地面积约为8.7×105m2，占总用地面积的10%，其中人工草地的面积较大，约为10.8×105m2，主要是区域内的亚健高尔夫球场的人工草坪，而荒草地面积约为1.9×105m2，主要是由待开发建设用地荒废形成的。

通过对太平峪峪口冲积扇这一特殊地形上的植被种类以及分布情况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区域内最主要的植被景观是耕地，绝大部分植被为人工栽种，缺乏天然植被。在扇顶位置由于沙石累积不利于植被的生长，所以该段的植被种类很少。在扇中位置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各类型的植被面积都有所增加。而在扇缘位置，仍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因为各种冲积物的堆积，以及地下水的渗出，使得该区域土壤肥沃，植被生长良好，每一类型的植被在该区域内面积分布的比例都最大。

通过以上对秦岭北麓西安段不同层面的植被空间格局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到该区域植被的地带性、局部性以及微域性分布规律，不仅填补了这一区域植被空间格局研究的空白，也为该区域今后的生态开发和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规划依据，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坤辉.秦岭北麓沟峪型旅游度假建筑设计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2]应俊生.秦岭植物区系的性质、特点和起源[J].植物分类学报，1994.32（5）：389-410

[3]雷明德等.陕西植被[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9

[4]李永平.解析“冲积扇”[J].地理教育，200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