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格局差异（共11篇）
空间格局差异 篇1
区域差异是现在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引力公式被用来分析人口、距离分析经济社会中因距离产生差异的原因。引力模型作为重要的工具被引用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领域中。湖南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南北衔接的战略结合省份。70年代以来,湖南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省内不同城市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本文引用引力模型分析湖南省各个地级城市的空间格局差异。
一、研究方法
(一)假设
城市开放性特征由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与信息外溢决定。本文研究的假设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系统的封闭性。在湖南省城市间引力计算基础上,湖南省城市空间格局依赖于城市间引力的计算,这样分析思路集中,易获得最终结果。
二是城市间要素为线性双向流动。该假定使城市间关系不为复杂。
(二)模型的选取
本文希望运用改进引力模型公式与断裂点公式来衡量两城市间引力大小。并以此分析两城市引力的方向,两公式如下:
式中,Tij为i城市对j城市的吸引力;dik为i城市到另一城市断裂点;dij为i城市到j城市的距离;Qi为i城市的质量,Qj表示j城市的质量;k、α、β、λ为系数,德尔菲法确定:k=1、α=1、β=1、λ=2。因此,对于两城市问的引力模型,可写成Tij=QiQj/d2ij。
(三)指标设计
1. 城市质量指标。
本文用城市质量指标衡量城市综合实力。根据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可以得到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四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加入各地区教育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个数。因此,城市质量指标可表示为:
Q-城市质量,G-地区生产总值,P-中心城市人口,C-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E-地区教育情况,N为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个数。
2. 距离指标。
距离指标可以衡量两地区之间空间间隔与便捷程度。两地的实际距离用两城市公路里程与直线距离的几何平均值表示。
d为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H为主要同行公路里程数,L为两地实际地表直线距离。据此算出的两城市间距离。
二、湖南省城市间引力
(一)城市综合质量与综合距离
下表为根据上述引力模型得出的2012年湖南省各地级城市综合质量。
(二)城市间引力
依据公式(1)计算湖南省城市间引力,并依次排列。城市相互之间的吸引力用d表示,此外引力存在方向的,这要结合城市间的断裂点综合分析。以常德—长沙为例,两市间的吸引力大小为1.53,但两城市之间断裂点位于靠近常德市一侧54.2km处,表明长沙市对常德市的吸引力较强。
(三)城市间的断裂点
为了能够判断城市之间引力的方向,根据公式(2)计算得出湖南省各个地级城市相互间的断裂点值信息。如果一个城市对另一城市的引力值大于1,即达到显著标准。且断裂点值在两个城市间距中点以后,位置靠近另一城市,说明该城市对另一城市吸引力较强,断裂点值与引力值数值越大,就说明该城市对另一城市引力越强。
三、讨论
通过上述各个地级城市的综合质量与城市间引力和断裂点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地级城市之间已形成明显的空间格局差异。
(一)显著的区域差异
表1的数据为根据公式(1)计算出来的各个城市的综合质量,能反应城市发展的区域差异。综合质量高低代表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是湖南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综合质量远远高于湖南其它13个城市。环省会城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以及常德市综合质量仅次于长沙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位于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怀化市以及湘西自治州综合质量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二)省会长沙的经济中心地位
长沙市综合质量379.1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403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个数多,并且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更是集中了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湖南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
根据长沙市与其他各地级城市的引力值分析,长沙市与益阳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常德市、岳阳市、娄底市间的引力值较大,长沙市以及成为湖南省最具中心辐射地位的城市。经济中心地位明显。
(三)城市群已经形成
根据引力值可知,长沙市与周边株洲市、湘潭市间的引力值均达到10以上,株洲、湘潭之间的引力也达到了14.75。“长株潭”核心城市群已形成。且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三市之间作用较强,各城市之间距离相近,并形成环洞庭湖城市群。由于湘西三地区(怀化、湘西与张家界)远离经济中心长沙,其接受中心城市长沙辐射所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微弱。
(四)极化效应明显
“长株潭”最为湖南最核心的城市群,能快速地带动湘北地区经济发展。长、株、潭三城市空间距离非常近,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能充分自由流动。在“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作为核心中心城市,其与其他各城市之间的断裂点均靠近各城市中心区域,一方面表明其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较明显,另一方面表明“长株潭”核心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极化效应。
四、结论
本文通过运用引力模型与城市断裂点公式对2012年湖南省14个城市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综合质量能衡量一个城市的综合质量即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个数以及中心城市教师人数作为参数引进到综合质量指标的衡量当中更能客观反应一个城市综合质量水平。
第二,构建引力模型,将物理分析两者之间通过距离产生的作用运用到分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力大小,其结果具有科学性,能反应出两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城市断裂点公式结果,湖南省城市体系较成熟,“长株潭”核心城市群已形成,中心城市长沙对周围城市辐射作用明显。但省内城市发展不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性差,湘西、湘北、湘南各地区发展不均衡。
参考文献
[1]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中国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4-10.
[2]朱道才,陆林.基于引力模型的安徽城市空间格局研究[J].地理科学,2011,31(5):551-556.
空间格局差异 篇2
互联网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被卷入到互联网虚拟空间中。新常态下，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场，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14年，中国互联网治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从最高层面上确立了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2014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了清理，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桐乡乌镇召开，为互联网治理与发展提供新视角。2015年，“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互联网的治理和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报告指出：“2014年以来，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进一步加强融合，网络舆论共识度与政府认可度双双快速上升，网络舆论生态步入正轨。”相对往年网络上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撕裂局面，观察2014年网络重大事件，互联网上呈现出爱心、自强、理性、分享的正能量为主的态势，撕裂局面有所改观，“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2014年正能量网络生态逐渐形成。党的声音借助互联网得到快速有效地传播，而民间的话语也能够借助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融合，得到有效地表达和扩散，成为官方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重要的参考因素。
2014年网络正能量如何在官方舆论场中生成和传递？如何在民间舆论场汇集和扩散？如何在两个舆论场之间流动和升华？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试析2014年的正能量网络生态。
官方舆论场：持续发力传递正能量
作为传播媒介，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裂变式、扁平化等特征。社会舆论在互联网空间中能够快速形成、发酵，跨越时间和空间，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对于负能量的传播如此，对于正能量的传播和扩散同样如此。
官方舆论场对于形成、扩散网络正能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主流媒体在官方舆论场中持续发力，积极生产和传播网络正能量。其中，以人民网、新华网等为代表的中央级党政媒体平台，互相竞争的同时，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汇聚多个平台的影响力，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实现了正能量的最大化。比如，从2014年10月27日起，中国文明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和中国网络电视台，“五网联盟”同步共推《好人365》专栏，每天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该专题推出以来，在网络平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批网友关注和跟帖，也吸引了一批线下纸媒转载。凭借优质的内容和畅通的传播渠道，该专题持续塑造各行业各的典型，不断放大网络正能量，引导国人不断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建设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而温情的故事代替了此前模式化的官方宣传语言，也使得官方舆论场制造出的正能量，得到了广大网民的认可和接受。此外，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每天推出一个故事，这种持续推送的模式，改变了传统媒体“运动式”的典型报道模式，也达到了正能量传播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舆论引导效果。
此外，市场化主流媒体也持续在网络平台中持续造势，积极参与生产和传播网络正能量。2014年，反腐无疑是一个热词，中央持续重拳反腐，贪腐官员纷纷落马，社会公众叫好声不断。财新网作为主流的市场化网络媒体平台，在反腐报道中不断涌现高质量作品，在官方舆论场中形成巨大网络正能量。比如，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随后，财新传媒在财新网推出了其精心筹备了大半年之久的6万字周案报道，据称，流量蜂拥而至，几致财新网服务器瘫痪。此外，财新传媒数据新闻团队还推出了制作已久的动态图表：《老虎家族-***案关系图谱》。财新网的报道全面立体化地呈现了***的从政生涯和成长经历，赢得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体现出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为网络空间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除了财新，澎湃作为一个新媒体产品，也在反腐报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打虎记”地不断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引来其他媒体的争相转载和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
民间舆论场：公众参与汇聚正能量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5年2月3日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互联网赋予了普通网民发声的机会，而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前互联网时代看似不起眼的声音，都会被成倍的放大，汇聚而成巨大的舆论能量。
2014年，在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民间网络舆论场中，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传播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广大网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社交平台上，批评和谩骂减少了，造谣、传谣者减少了，而与之相反的是社交平台的公益活动明显增加。例如，2014年8月17日开始，“冰桶挑战”成为网络的热点词汇，该项旨在关注渐冻人等罕见病的公益活动在微博平台呈现裂变式传播的特点，参加者必须在完成挑战后点名其他三人接受挑战，雷军、刘德华、孙杨等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参与其中。8月18日，仅一天时间，“冰桶挑战”的热门话题就获得1.4亿次浏览量和14.5万条讨论，在民间舆论场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共同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去，制造和传递了巨大的网络正能量。11月29日，“微笑挑战”点名游戏在微信平台迅速蹿红，瞬间在朋友圈刷屏。网民们纷纷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微笑自拍照，并点名朋友圈内好友参加，使得微信朋友圈充盈着各种甜美的微笑，形成和谐积极的网络生态，朋友圈变成一个汇聚感恩和快乐等正能量的平台。
此外，在2014年重，当各种负能量事件发生时，民间舆论场也呈现积极态势，与前些年对公权力的质疑、不信任相比，民间网络舆论生态大大改观。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解读《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时介绍说：“前些年，在上海杨佳袭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浙江温州钱云会案等热点事件中，社会舆论撕裂严重；而今年在国家公祭日、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事件中，舆论高度一致。”这充分体现出在民间舆论场中，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形成，社交网络成为一个汇聚社会正能量的有效平台。
正能量传播“新格局”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互联网形成的网络舆论场对社会情绪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些年，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明显呈现割裂的局面，具体表现为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各种质疑。而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制定和实施，网络舆论态势大有改观，正能量成为网络空间的主角。
首先，官方舆论场成为了正能量产生和扩散的主要阵地，主流媒体强强联合，持续塑造社会典型，以温情的故事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同时，在中央重拳反腐的新常态下，主流媒体大胆、细致的报道，体现出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其次，民间舆论场中猜疑和谩骂明显减少，传递爱心的公益活动唱主角，将点滴正能量汇聚起来，建构起和谐温暖的民间舆论场。
差异化服务才能颠覆OTA格局 篇3
当今，携程和去哪儿网构成了在线旅游服务（OTA）行业的两大巨头，尽管去哪儿网崛起得相对要晚很多，但在百度控股后，来自百度的流量优势让这家公司迅速吞池掠地。
严格地说，去哪儿网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OTA，因为它主要仍是提供比价搜索服务。但是，自从去哪儿网引入自主研发的TTS在线交易系统（该系统既可以帮助供应商解决搭建在线交易系统投资巨大的问题，又可以帮助其进行线上营销）之后，用户能够在去哪儿网完成下单和支付环节，越来越多的传统OTA公司发现，去哪儿网正在向OTA分羹。
本期《投资者报》公司版专题报道讲述的是一些用户在携程遇到的一系列服务问题，笔者想说的是，用户体验和服务正是OTA的关键，无论是携程这样的传统OTA，还是正要踏入OTA的去哪儿网，无不如此。
按理说，作为OTA的领军企业，携程应当树立行业标杆，但遗憾的是，我们最近的一系列调查发现，携程存在大量的向用户收取高额退票费等疑似欺诈行为。
我们看到，目前携程在国内在线旅游行业的领导地位非常稳固。根据劲旅网公布的数据，2013年12月，携程在每百万Alex（同一个机器当天内访问同一个网站的同一个页面的次数）用户的覆盖数达到1565人，是第二名芒果网的两倍。根据携程的财务资料，该公司在2013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增长率依然达到31%。并且，其营业利润率由2012年的16%上升到19%。
我们不愿去猜测，携程由于扣取了用户的高额退票费等才实现这样的业绩增长，但一个事实是，扣取用户高额退票费并不是携程对待某个用户的操作失误，而更像是一个面向大多数用户的普遍策略。
失去用户满意度，这对OTA公司来说是致命的，OTA的本质是代理商，对于用户来说，一旦出现可能导致利益受损的风险，他们势必会更换服务商，并且作出这一更换行为的成本很小。
目前，去哪儿网正有向OTA涉足的趋势，它不仅直接签了很多酒店，还引入了在线支付系统，实际上，这也是这家公司的危险所在。
去哪儿网的优势是，利用百度的流量倒入，成为一个在线旅游服务商所提供的产品的比价搜索平台，换句话说，去哪儿的优势是数据，而非服务。
一旦用户在去哪儿网上预订了酒店、机票并且付费，去哪儿网就必须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服务，这些服务是过去这家公司未曾提供过的，包括退改签、酒店客房安排、票证等等，都需要一套标准的服务。
在过去，携程这样的OTA是去哪儿网的上游，客户在去哪儿网查询了之后会跳转至OTA网站，但现在，用户在去哪儿网就直接可以完成交易，OTA就无法对用户进行二次营销，用户形成了这样的消费习惯之后，对OTA的依赖性会大幅降低，更会导致用户对OTA失去品牌认知差异，这是OTA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OTA的尴尬便是，不与去哪儿网合作便会失去流量，订单稀疏；倘若与去哪儿网合作，又担心失去独立性，品牌推广越发艰难。
这种境地下，尤其是规模较小的OTA，不妨把重点放在用户体验和售后服务上，通过服务打造差异化。携程如果长期忽视用户服务一定会丧失市场份额，小的OTA还存在机会。毕竟，在线旅游的市场规模很大，其未来也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
更准确的说，OTA的后来者，要想在市场中立足，覆盖多少地区并不是关键，不妨以差异化的服务作为切口，冲击携程在这一市场的地位。差异化的服务，比如，更好的移动体验、更贴心便利的退改签服务、提供酒店不满意退换，等等。
对于去哪儿网这样的流量平台而言，直销或许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从公司基因上讲，其在直销上并不具有优势。况且，重新再做一个携程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这需要庞大的地推团队，无论从速度上还是从成本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互联网分工时代，去哪儿网在在线旅游市场扮演的就是搜索平台的角色，一旦跳出这个角色，它可能就在承担风险，就在准备进攻其他巨头的领地，比如携程。如果激起携程这样大型OTA的反击，去哪儿网目前的直销业务根本还没有对抗的资本。
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一家OTA公司，在互联网时代提供最便捷最贴心、差异化的在线旅游服务，它便能颠覆携程等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也可以是携程自己。
空间格局差异 篇4
关键词：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
东陇海地区因其位于东部沿海和独特陆桥交通区位引致城市集群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发展进行规划导引。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差异是空间单位的经济发展度差异。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发展水平较低且其发展层次差异明显。
一、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层级和经济联系强度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因位于东部沿海和独特陆桥交通区位引致产业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 也因其远离区位相临的南京、济南、郑州省会城市, 区域中心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相对发展缓慢, 其经济联系的城市群空间层级及特征初显。
(一)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地域构成及空间层次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是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交通轴集聚的城市及城镇密集区域, 包括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部的接壤区域的城市及城镇, 即徐州市区、连云港市区、宿迁市区、日照市区、临沂市区、枣庄市区、宿州市区、淮北市区, 紧密联系区的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睢宁、东海、赣榆、灌云、灌南、沭阳、五莲、莒县、莒南、临沭、郯城、苍山、费县、平邑、滕州、砀山、萧县、濉溪以及弱影响区的泗阳、泗洪、泗县、灵璧、沂水、沂南、蒙阴等县 (市) 的城镇。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处于初期形成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发展进行规划, 即构建以连云港、日照为中心, 以沿海产业带和沿陇海线产业带为轴线的空间开发格局, 即增强连云港和日照的港口功能, 实施沿海临港产业开发, 培育和壮大沿海城镇;增强徐州市区集聚人口和经济的能力, 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 打造重要的能源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和商品集散地。东陇海地区城市群总体上显现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空间结构特征, 具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重要区位和省级行政区域经济板块边缘经济区空间特征。
(二)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
东陇海地区城市城镇密集程度表现为其内部城市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层级形成的基础。东陇海地区城市群涉及苏、鲁、皖三省交界的八个城市, 各城市在相邻省域经济板块中的边缘性特点十分明显, 是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区域。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计算主要根据城市规模及其相互之间距离得出, 未对行政区划形成的刚性约束影响加以考虑。
在区域经济学中, 对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讨论来源于牛顿的重力假设。万有引力定律指出, 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与其各自的质量成正比, 与两者之间的距离成反比。相应地, 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也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 与其距离成反比。西方区域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发展了该模型, 如赖利 (1929) 根据引力模型, 提出了市场边界辨识法;汉纳斯和弗德林汉姆 (1984, 1985) 运用重力模型对市场分割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中国学者也进行过相关的实证分析。胡序威等 (2000) 认为, 上海与其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城市的经济规模、距离以及空间介质的影响, 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公式来表示:
其中, Fij表示城市i、j间的经济联系强度;pivi和pjvj描述两个城市i和j各自的经济规模 (质量) ;pi, pj分别表示i城市和j城市的总人口;vi, vj代表的是两个城市的GDP;dij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k是引力系数, 也称为介质系数, 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便捷程度。
胡序威等利用交通运输方式 (铁路、高速、国道、航空以及水运等) 的可获得性来衡量d值的大小,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1993年的相关数据得出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另外, 陈建军 (2003) 也利用引力模型测算全国主要大城市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这里的研究主要参照这一方法, 但在一些指标选择上有所改进。本文对2011年的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城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从计算结果来看, 徐州、临沂市是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 这与其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紧密相关。
二、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特征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具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空间层次和空间性状特征。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地处新亚欧大陆桥东段, 是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城市群连绵带的重要构成部分, 日照-连云港形成的双东桥头堡港口优势是其实现港城互动发展的基础。
(一)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
利用主成份分析法, 对东陇海地区城市群2011年8个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进行评价, 以分析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
1、综合指标体系的确定。
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的构建须满足以下条件:所选指标要能体现城市发展的进程 (包括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市场发育和公共事业等) 以及发展的潜质;城市发展实力的各指标之间相关性的基础水平标识是城市容量标识和潜质标识的前提体现, 容量标识和潜质标识又是基础水平标识不断得以提高的内在动力;城市实力评价各因子间处于不同的地位, 重要程度各有不同。所以本文选取指标体系: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税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客运总量、货运总量。
2、相关分析结果:
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 低于显著水平0.05, 因此拒绝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 累积贡献率为89.107%, 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
对以上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聚类分析, 排序及聚类结果见表5。
从图3可以看出徐州和淮北在整个城市群中, 处于经济发展较为领先位置, 连云港、日照和临沂城市连片发展较好, 而宿迁、枣庄、宿州在整个城市群发展中处于较落后的位置,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已经初步形成有核心城市, 核心城市辐射区及支撑城市群特征的空间结构。
(二)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特征
在东陇海地区城市群中, 特大城市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其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龙头区位”优势还不明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发展和城市城镇密集区空间性状演化。从城市群人口集聚、经济集聚分布的情形来看, 由于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 区域核心城市地位并不突出, 城市之间经济层级差距不是十分悬殊, 整体呈现出一种水平相对较低的分布情况。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尚处于区域核心城市培育阶段, 城市群整体的向心性集聚不明显。从整体上看,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初步显现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大陆桥城市群空间性状特征。
东陇海地区的农村经济占比重较大, 年均降水量较多, 可利用水资源较为丰富, 能够满足工农业用水的需求。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良好。临海地带潮流通畅, 风速大, 水气环境的扩散和自净能力较强。广袤的滩涂湿地具有调节气候、减缓洪水灾害和净化环境等功能。 (1) 东陇海地区的地貌类型多样, 山地、丘陵、平原、滩涂、河湖等均有分布, 总体上平原及丘陵面积较大。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低产盐田和未利用滩涂, 未来可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这些决定了东陇海地区城市群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和空间扩展潜力。
三、东陇海地区城市群空间差异
东陇海地区城市群城市空间差异相对较小。从人口集聚力上来看, 人口空间集聚性也不是十分明显, 大于1000人/平方公里的仅有徐州市区、淮北市区及滕州市。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及相关省统计年鉴。说明:人口密度分类:1000人/km2以上为1类, 700-1000人/km2为2类, 500-700人/km2为3类, 500人/km2以下为4类。城镇密度分类:1个/100km2以上为1类, 1-0.7个/100km2为2类, 0.7-0.5个/100km2为3类, 0.5个/100km2以下为4类。
根据表6中的人口密度和类别密度类别以及城镇密度和密度类别的数据和分类的到图4东陇海地区城市群集聚区空间 (人口密度) 差异和图5东陇海地区城市群集聚区空间 (城镇密度) 差异。
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规模呈正向相关关系。集聚作用是导致一个区域人口流动的作用力, 决定着人口流动的方向, 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表现为地区核心的形成。区域空间的集聚产生了规模不同的城市和边缘地区, 受城市集聚规模经济的吸引, 边缘地区的人口、资源等要素流向核心区, 以分享集聚效益。这种要素的流出与吸入的结果加大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异。从图4可以解释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高于边缘区的现象, 中心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大量集聚、城市文化与观念等因素都吸引着边缘区的人口涌入城市, 进而导致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集聚效应的大小与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关, 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往往给周边地区带来的辐射作用更大。因此, 规模比较大的城市, 其人口密度比规模小的城市人口密度高。图4还可以看出徐州市区、淮北市区及滕州市的人口较为集中, 反映出这些城市和城镇经济发展较好, 对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吸引力, 产生较强的集聚作用。
城镇分布的空间格局反映了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从图5可以看出赣榆、临沭、滕州、丰县、沛县、邳州、新沂、宿迁市区、溧阳、砀山和萧县的城镇较为集中, 具有一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东陇海地区城镇化建设密度偏低、规模偏小问题必然导致城镇发展空间狭小, 城镇资源集聚功能和经济辐射功能减弱, 城镇发展后劲不足, 影响城镇的健康发展, 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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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姗妮, 魏春雨.长株潭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研究及相关建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
空间格局差异 篇5
但是，高额的版权成本、带宽成本和运营成本，仍然使视频网站不堪重负。2012年，视频网站开始新一轮的洗牌与整合，优酷土豆合并，搜狐视频、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组成“视频内容合作组织”，网络视频的竞争逐步回归理性，营销重心开始倾向于打造特色化内容、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
2012年，视频网站在内容选择、网台联动、多屏互动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的创新。内容方面，视频网站越来越多地为客户量身定制PGC内容、UGC内容；网台联动方面，网络视频开始向电视平台反向输出内容；多屏互动方面，视频网站纷纷针对不同平台推出客户端，实现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等平台的大融合，覆盖更多人群，同时为广告主开拓更多优质媒体资源。
在今年10月底举办的第19届中国国际广告节上，不难发现，无论在论坛还是在展位设置上，电视台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过去，视频网站成为本届广告节上的关注焦点。10月28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腾讯视频展台，腾讯在线视频总经理刘春宁、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及上海剧星传播董事长、总裁查道存三位嘉宾，在金鼠标·网络营销大赛执行主席方立军的主持下，共同回顾了2012年视频网站的格局及营销现状，展望2013年视频网站发展新趋势。
主持人：从群雄逐鹿到合纵连横，目前视频网站的行业格局呈现怎样的态势？
肖明超：首先，目前整个在线视频行业已经走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大家不像过去那样非理性的竞争，不用投入很多的成本抢版权资源，不用打很多口水战等。视频网站开始更多的关注向广告主讲述视频营销的价值，以及如何在产品、服务、内容上进行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第二，视频网站开始走向集中化的趋势。未来整个视频领域，一定会形成几大巨头，不会像过去高度分散的格局，各家视频网站都会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
第三，像快消领域联合利华、欧莱雅等大品牌广告主，都加大了视频广告的投入，预算开始向视频转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查道存：这个方面谈三点体会。第一，从互联网媒体的角度来看，今年5月网络视频覆盖用户超过了搜索。第二，视频与电视的关系转变，今年已经有很多客户把视频和电视放在一起做营销投放计划。第三，视频产业链的完善，像一系列网络视频营销代理公司的崛起，都为产业链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刘春宁：当一个产品或服务，占有用户时间第一的时候，意味着用户的价值和黏性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视频是一场革命，未来几年，用户的观看习惯、内容行业、消费者渠道都将发生非常大的变革。
现在，腾讯视频不断成为广告主跟消费者发生联系、营销推广的最佳平台，视频与电视广告相比，有非常精确的定向，有人群定向、人群细分，有内容定向，人群和内容准确的匹配，已经远远超越了很多以前的互联网广告形式，视频广告卖的是对人的准确播放。
视频广告还提供了崭新模式——内容营销。视频的原创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电视剧，都将为广告主提供一个广阔的品牌理念与消费者建立联系非常深入的方式。这种崭新的营销模式，也是互联网视频带来的独特价值，更是电视以及其他互联网产品无法比的，发展潜力很大。
根据艾瑞iUserTracker最新的视频网站9月综合服务监测数据（PC网站端+PC客户端）显示，腾讯视频月度覆盖用户2.755亿，以领先优酷近1000万的优势成为月度覆盖用户单平台第一。随着月度覆盖用户超过优酷，腾讯视频已经实现了覆盖第一、成长第一、专业第一，书写了全新的行业格局。之所有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发挥了腾讯多平台的优势，包括门户、微博、QQ、QQ游戏等，能够把一个好的影视内容、原创作品，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曝光给到消费者，通过各平台联动让价值更大化，为广告主带来更大的投入产出。
在欧洲杯、奥运会、钓鱼岛等大事件报道方面，腾讯视频新闻的播放量以及高端赛事购买都远远领先竞争对手，这些充分体现了腾讯视频在专业视频上的价值，通过高端、优质的内容拉高自身品牌影响力。
主持人：就视频网站自身而言，如何进行充分的资源整合，以达到运营非常有效地进行？
肖明超：首先，大家竞争的焦点主要还是内容。过去视频网站内容都是来自于传统电视台比较热的剧目。近年来，每个视频网站都开始在内容上做特色化的区隔和建设。内容是吸引用户眼球和建立用户联系的关键一环，如何做出有特色的内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体现在营销产品的创新。视频的营销和广告，与传统电视相比有非常独特的优势，能够借助更多的创新方式，如微电影、线上线下选秀、与媒体整合等，都是大家未来要持续探索的。
第三，未来的竞争取决于互联网媒体的品牌。如何占领消费者的心，在做差异化的过程中，使某个差异化的部分成为用户的首选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就是产业链的形成。电视之所以一直是媒体行业的老大，是因为传统电视的产业链非常成熟。现在视频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派系，未来的视频网站一定要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有上游、下游、制作公司、视频分发的平台和创新的技术，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
查道存：我们发现，现在热门的电视剧像《甄环传》、《宫锁珠帘》和一些综艺节目，在电视台和网络视频上的收视率都非常火。像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网络视频的播放量远远超过电视播放量。对于预算有限的企业，围绕同样的内容进行跨平台的整合传播，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刘春宁：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腾讯视频在三方面走差异化道路。第一，发挥腾讯多年积累的媒体经验，打造行业第一的专业视频。过去一年中，无论是在新闻、娱乐、财经、体育视频，还是在奥运会、欧洲杯、钓鱼岛等大事件资讯视频播报上，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和整体影响力都远远高于竞争对手。
第二，以影视内容、原创优势内容为核心，发挥腾讯视频客户端和网站两个平台的价值，同时跨PC、手机、iPad、电视等多平台。目前，腾讯拥有流量第一的门户、娱乐频道，QQ、微博、微信、QQ游戏、QQ空间等平台都是过十几亿的流量，这些平台都是我们优秀内容的触发和营销渠道。截至目前腾讯视频有61部电视剧播放量过亿，占整个市场播放量过亿覆盖率的85%。像《中国好声音》在腾讯视频播放量就有4.7亿，微博、娱乐频道、QQ音乐、QQ、微信等渠道的联动影响，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差异。
第三，是整个腾讯视频的概念，我们做的是有社会价值、有影响力、有媒体价值的高端节目和内容。另外，我们依据用户分析打造的独家原创、微电影等，也跟其他同业者不一样。
主持人：视频营销如何与社会化媒体营销巧妙结合起来？用什么方式可以更好的调动用户的参与？
肖明超：社会化媒体跟视频可以找到很好的结合点，社会化媒体的最大价值在于如何想办法让消费者主动帮你进行扩散传播，而扩散的基因就是你在整个视频营销创意上所下的功夫。所以，社会化营销一定要有满足用户需求口味的内容，创意是关键。
另外，还要找到好的媒体。比如腾讯有QQ、QQ空间、微博等很多社会化产品，这些都可以成为用户扩散信息的平台。如果有很好的创意视频或微电影，结合很好的渠道推广，可以帮助品牌赚更多的注意力和眼球。这种互动讨论和关系建立的形式，在整个互联网时代是营销的关键。就像宝洁所讲，未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数字社会里面构建关系，过去更多的是如何把信息推给消费者，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让消费者和你共建品牌，品牌也要社会化，视频营销也要寻找与社会化结合的路径。
刘春宁：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60%的观看都是来源于其他平台，尤其是社会化平台。我们在做内容创作的时候，就考虑了社交化属性，要有深刻的互动，这方面在未来也需要更多的挖掘和探讨。
以《宫2》为例，在上线之前，我们团队做了很多原创内容，通过官方微博、明星微博、娱乐频道、QQ空间等进行互动推广，让用户产生非常大的期待，直到与湖南卫视12点以后同步上线。虽然用户最后的观看场景落在视频平台上，但之前的讨论和分享，可能是在QQ空间、腾讯微博等社会化平台上，这也是腾讯视频坚持的模式。
主持人：广告主在做视频营销的时候，有哪些主要的营销模式？
查道存：在做视频营销的时候，我们推荐几种模式。第一个是最热门的大剧和综艺。比如说《后宫》、《中国好声音》；第二个是区域定向。很好地与广告主重点市场结合，我们的视频既是一个全国性平台，又是地方化的平台，重点市场是在天津、北京、山东，重点投这些地方，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三个是剧场营销。内容的可定制模式在网络视频可以充分体现，电视台的剧场没办法做到很好的精准。比如针对20、30岁女士的化妆品客户，网络视频可以做定制的女性剧场。此外，还要跟内容深入结合，跟社交媒体深度结合。
肖明超：未来视频营销还是要研究用户观看的需求，掌握很多趋势，通过一些剧进行提前判断。大剧营销也好，剧场营销也好，都能够把握网民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符合网民口味的。另外，还要群体细分，男性和女性喜欢看的剧是不一样的，70后、80后、90后也有区别，针对人群和目标市场进行区隔，这些都是视频本身的优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的方式非常轻易地判断和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之后再做投放，视频营销才能有很好的效果。再次，就是社会化的创意和定向营销，以及与微电影营销模式的结合。
空间格局差异 篇6
随着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如何协调好城市与地域生态系统的关系已经成为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运用生态规划理念与空间分析等技术手段参与规划实践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工作途径。国际上已在美国马里兰州、芝加哥、明尼苏达、波特兰等市开展了相关研究[1];国内也有多位学者对东营、威海、菏泽、台州、兰州、沈阳、广州、北京等城市[2~9]的生态安全格局及其对于城市扩张的响应进行了研究。
经过建国后60年的快速发展, 常德城区已由约10km2的规模发展成为用地规模超过50km2、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并且, 常德在多年的城市发展过程中, 不论是内部水系网络, 还是周边生态环境均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环境制约, 城市生态安全面临威胁。
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和城区周边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 特别是高速公路环线的建设, 使常德中心城区迎来了扩容提质、加速发展的契机。本文结合常德市实例, 依靠各类空间信息, 在ARCGIS中依据特定的数据处理模型进行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空间结构的识别,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预测城镇空间格局, 以期为相关规划研究提供参考。
2 相关概念与方法简介
生态安全格局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是景观安全格局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的一种, 是城市自然生命支持系统的关键性格局。它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健康与完整, 维护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 是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刚性格局, 也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续地获得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保障。而生态基础设施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简称EI) 是维护土地生命的安全和健康、维护地域历史文化特征的关键性空间格局, 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 (生态服务) 的基本保障, 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触犯的刚性框限[10]。
本文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视角出发, 通过生态空间 (包括自然环境、生物环境、人文环境) 的表述, 分析自然、生物与人文的过程, 评估生态服务功能, 形成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 并预测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3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
3.1 生态空间的表述
3.1.1 自然环境特征
常德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以大陆性气候为主兼有湿润的滨湖气候。四季气候分明, 热量充足。区域总面积约48769hm2, 南西北三面由雪峰山北闾丘陵和武陵山东闾丘陵所环绕, 东北和东南部为广袤的西洞庭湖平原所铺垫, 整个地势为南西北三方高, 向中部和东面倾斜。区域被沅江分割为南北两大片, 南岸雪峰山余脉的德山是丘岗地形 (如图1) 。
根据分析, 区域内生态用地为9245hm2, 非生态用地为39524hm2, 分别占总面积18.96%和81.04%。生态用地中以包含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用地的其他土地为主, 占62.20;其次为林地占31.55%;园地和未利用地仅占5.08%和1.17%。
区域内有沅江穿城而过;穿紫河、姻缘河、马家吉河、枉水河分布于沅江南北;新河渠道、三闾港纵穿城区东西;沾天湖、柳叶湖、白马湖、玉池湖、赤塘湖、刘家湖如同碧玉镶嵌在城区。区域内还有大小池塘2000多口, 据测算水资源总量674.9亿m3, 除去容水径流量674.22亿m3, 还有约3846.6万m3, 耕地平均每亩拥有水量1653m3;根据实际测算, 区域内共需水3846.6万m3, 供大于求, 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3.1.2 生物环境特征
区域常见树种有32科91种、湿地植物45科101种, 常见飞禽40余种, 常见野兽20余种, 常见鱼类有11目12科63属94种。列入国家和湖南省重点保护的动物有10余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白鹤。
从栖息地来看, 区域境内湿地是多种水禽的越冬地和珍稀候鸟迁徙停歇地, 在候鸟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区域内较大面积的重要生物栖息地除三大湿地外, 主要包括西部及北部的山地, 为野猪、狗獾、刺猬等兽类和雉科等留鸟提供重要的栖息地。
3.1.3 人文环境特征
(1) 建设区
此次规划范围主要由常德城区和周边5个乡镇组成, 土地总面积48769hm2, 占全市的2.68%。2010年末, 区域内户籍人口67万人, 常住人口80万人。
(2) 道路
境内道路包括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2010年底, 区域内道路总长度为369.04km, 其中主干道71.96km, 占19.5%;次干道60.59km, 占16.4%。主、次干道路网密度1.78km/km2。
(3) 土地覆盖
依据遥感图片影像解译的结果, 并对所得结果通过地形图数字化测算, 将区域土地覆盖进行聚类, 划分为:旱地、水田、果园、林地、草地、建筑、水域。区域各类的变化剧烈程度不同。城区及近郊区耕地和果园向城镇用地转换较为剧烈, 而众多乡村地区建筑扩展相对缓和。
(4) 历史文化景观
区域历史文化景观可以划分为山水文化景观、工程设施景观、历史建筑和街区景观、文化景观等类型。
3.2 过程分析
3.2.1 自然过程分析
(1) 河流与滩涂演变过程
区域内由于沅江穿流而过, 在水动力和泥沙综合作用下, 河岸和滩涂位置随水面的进退而不断改变。
(2) 湿地的形成
除西部和北部山体外, 区域内地势较低平、湖泊众多、水网密度较大, 湿地主要由河流与淡水湖中的泥沙淤积而成。
(3) 径流过程
区域内的水循环过程包括降水、径流、地下水等过程。降水量与季风活动有关。在空间上, 降水量一般山区大于平原, 而地表径流主要来自降水, 其时空分布规律与降水基本一致, 但不均匀性更大, 因此区域内径流量也具有山区大于丘陵、丘陵大于平原的特征。区域内河流中沅江自西向东蜿蜒流过, 其余支流从南北两面汇于沅江, 一同流经山地、丘陵、以及平原城市化地区, 最终注入西洞庭湖。
(4) 洪涝灾害
由于沅江的影响, 区域受洪水过程影响较大, 在江北、江南及德山三片城区已建有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防洪堤, 但其他区域目前主要作为蓄滞洪区, 易受洪灾威胁, 以暴雨洪水为主。同时受极端性天气影响, 区域易受内涝威胁。
3.2.2 生物过程分析
通过对区域生物资料、文献的研究, 并与省内的生物学家进行交流, 初步选白鹤、雁、翠鸟、竹鸡作为指示物种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其习性和生境。针通过分析, 得出它们的习性和喜好的栖息地植被类型相似, 只在对海拔、坡度的要求上稍有差异。通过运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来模拟物种穿越不同基面的过程, 生成的阻力趋势表面表示从栖息地到空间某一点的易达程度, 从而模拟物种水平扩散的行为模式, 得出生物生境适宜性如图3。
3.2.3 人文过程分析
(1) 区域城镇历史发展沿革
常德从周朝的“张若城”历经两千多年发展至今, 期间饱受七次兵灾毁城之劫, 同时水灾不断, 1989~1999年期间几乎年年都遭特大洪水袭击, 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不同原因, 城镇化速度较慢, 区域内城区发展较慢, 周边形成了多个小城镇和集镇。
(2) 近代城镇扩张过程
基于获得的多个时间段的相关图纸, 进行城镇形态演变过程分析。纵观这几个时段, 区域人文过程呈现如下特征:
城镇主要沿道路扩张, 区域城镇扩展的一个明显规律即城镇沿着主要交通干线扩展。
道路和城镇发展破坏山体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随着城镇的扩展, 人为活动逐渐扩展到山前地带, 山体周围用地发生了较大变化。
城市建设对水系格局有一定影响, 水系穿城的格局随着城镇化的过程, 被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 城区部分的河流丧失完整性和连续性 (如图4) 。
(3) 水利工程建设与滩涂、湿地变迁过程
城市防洪圈修建是为了抵御洪水, 保护城镇及设施, 同时也是历史见证。据记载, 早在公元前227年, 常德就有筑堤抵御洪水的活动, 自后唐、元、明、清隔代, 增建培修, 不断巩固。滩涂与湿地在历次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诸如渐河改道:渐水河以前东绕常德, 流入沅江, 曾是一条重要的古河道, 20世纪50、60年代, 为了解决常德的水患, 便将该河道进行了改道, 河面逐渐萎缩, 滩涂与周边湿地也发生改变。
3.3 生态环境评价
3.3.1 河流自然过程受到干扰
区域内河流经过不断人工改造, 逐步演变成为人工管理下的工程化系统, 河流逐渐丧失了其自然的泄洪、生物、美学等功能。这一过程综合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问题:
(1) 土地利用改变包括围垦造田、填河填湖等造成的地面抬升, 还有“农业治理”等, 这带来诸多生态服务功能的改变;尤其是流域内的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硬质地面增加, 径流增加, 距粗略估算, 区域内河网蓄水量减少约30%。
(2) 大量工程化措施的影响, 如修建电排站, 以及外围的水库, 通过工程蓄水使得径流被拦截;截弯取直极大地改变了水流过程。
(3) 农业的发展带来的污水随意排放, 地表径流增加, 水缺少交换和稀释等。
(4) 人与水体的关系也在改变, 人们开始远离水, 水除了具有泄洪通道、生产、航运的经济功能外, 调蓄洪水、生物保护等功能均受到较大影响。
3.3.2 区域生物过程的安全和健康面临威胁
目前对生物栖息生境产生较大干扰的人为活动包括:高等级公路建设;大型水利工程 (堤防、水闸、外围水库) 建设;各类园区和开发区、城镇化和集镇建设等。
3.3.3 乡土文化环境保护及游憩过程前景堪忧
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 区域的乡土文化环境保护及游憩过程受到威胁, 主要包括:
(1) 完整连续的山水格局被粗暴地切断和破坏, 独特的地方乡土游憩资源和过程受到损害。
(2) 乡土游憩资源的破坏使得乡土审美体验过程受到损害, 导致缺乏连续性的历史体验和文化认同感降低, 现代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使人们已经淡忘了当地的乡土文化遗产和游憩方式。
(3) 具有历史和地方特色的健康出行过程受到阻碍。
(4) 围湖造田、环境污染和森林植被破坏都对区域生物栖息地格局造成巨大影响, 降低了生物多样性。
3.4 生态安全格局
本次分析是把生态基础设施视为阻力因子的情况下的城市扩展趋势, 模拟现状城镇 (源) 受到生物、洪水、文化遗产、游憩等的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生长过程。模拟结果反映了城市在EI提供的“答案空间”框架下的发展态势, 如城市发展区的范围、规模、以及和自然要素的关系。
3.4.1 现状城镇建成区
以现状城镇建成区 (2010年) 为源。阻力因子包括:游憩、生物、历史文化综合安全格局和洪水安全格局以及道路等。
3.4.2不同生态基础设施标准下的生态安全格局和城镇发展空间
通过防洪安全格局、生物保护安全格局、文化景观安全格局等的分析, 最终得出不同EI标准下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以及城镇发展空间的理想规模:
(1) 在低标准EI下, 可以提供310km2建设用地, 满足约260万人的规模。
(2) 在中标准EI下, 可以提供230km2建设用地, 满足约210万人的规模。
(3) 在高标准EI下, 可以提供180km2建设用地, 满足约180万人的规模。
4 多因素影响下城镇空间格局预景
4.1 土地承载力的计算
可供给建设用地的上限为区域总面积扣除生态市要求的受保护地区面积及森林面积、水域面积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对应现状基本农田面积5360hm2的目标, 区域内非建设用地面积约为17460hm2, 可供给建设用地面积为31219hm2 (如表3) 。
4.2 建设用地容量分析
根据《常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目标, 推算本次概念规划范围内的允许建设区与有条件建设区面积总计约184km2。
参考相关标准与规划, 本次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拟取值100m2/人, 则可容纳的总人口容量极限约为180万人。
4.3 规模的合理化建议
根据对多种过程模拟, 结合常德生态特色和经济效益, 本次规划最终推荐中等EI安全水平下———230km2建设用地, 210万人的规模。
5结论
常德高速公路环线内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分析为空间发展提供了一个基底, EI导向的空间规划是一种生态优先理念指导下的区域空间重构过程。
本文旨在应用遥感与GIS空间分析方法提出一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 但由于实际可采纳资料的限制, 实例研究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并且一些具体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也还需要近一步深化。但总的说来, 不管针对哪种实体空间, 其设计必定需要与自然结合, 而生态基础设施与生态安全格局自然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并且对城镇空间格局的预测也有一定的帮助。
摘要：在城镇化加速发展和建设“两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常德中心城区由于周边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 高速公路环线内区域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使之成为奠定常德中心城区今后持续高速发展的生态基石。并且, 结合土地承载力与建设用地容量的分析, 预测高速公路环线内城镇空间格局。
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基础设施,GIS,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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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花茶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篇7
1 自然条件
小黄花茶生长于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黄花茶保护站(小地名闷头溪)2.14 km2的范围内,该区域常年平均气温17 ℃,空气相对湿度大于86 %,年降水量1 200～1 300 mm,全年无霜期300天以上。土壤为紫色砂质腐殖土,pH值4.5～5.8。小黄花茶多生长在海拔500～700 m范围内,海拔5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也有少量分布,海拔800 m以上地带分布极少。据全面调查,共有1 708株小黄花茶,多分布在原生杂木林、次生杂木林和楠竹林中。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的设置与种群资料收集
在闷头溪小黄花茶生长良好的次生杂木林、原生杂木林和楠竹林3个群落类型内选择了3个有代表性的地段作为样地,分别记为样地1、2、3,采用相邻格子样方法,样方大小为5 m×5 m,各样地均调查了32个样方,每个样地合计面积800 m2,实测样方内小黄花茶的株数、胸径、树高等项指标。
2.2 数据处理分析
据种群生活史特点和研究目的,把小黄花茶个体分为3级:Ⅰ级(幼苗,高度<30 cm);Ⅱ级(幼树,高度≥ 30 cm,地径<2 cm);Ⅲ级(成体树,地径≥ 2 cm)。
本文对小黄花茶种群分布格局研究采用如下指标:(1) 方差V/均值m的t检验法[2]101;(2)负二项参数(k)[3]43;(3)Cassie指标(I/k)[4];(4)扩散型指数(Iδ)[2]102;(5)丛生指标(I)[3]43;(6)平均拥挤指数(m*)和聚块性指数(m*/m)[2]116。
3 结果
3.1 小黄花茶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将各样地和调查数据,应用上述方法进行种群空间分布格局和集群强度分析,结果见表1。
在样地1中,方差/均值比为1.73,明显大于1,t值为2.92,经显著性检验,为极显著,故为集群分布。k为2.39,属集群分布,但有趋向随机分布的趋势。其他各项指标为:Cassie指标=0.21,大于0;Iδ=1.37,大于1;m*/m=1.4,大于1;I=0.73,大于0。所以在样地1中,小黄花茶种群的分布格局是集群分布,但集群程度不很高。
C: 集群分布(Clump)
在样地2中,方差/均值比为2.56,明显大于1,t为6.24,经检验为极显著,亦为集群分布。k为1.62,较小,属集群分布。其他各项指标为:Cassie=0.32,大于0;Iδ=1.66,大于1;m*/m=1.59,大于1;I=1.56,大于0。所以样地2中的小黄花茶种群的分布格局是集群分布,且集群强度较高。
在样地3中,方差/均值比为1.42,明显大于1,t为1.68,经检验为极显著,为集群分布。k为3.45,较大,为集群分布,由集群趋向随机分布。其他各项指标为:Cassie指标=0.22,大于0;Iδ=1.33,大于1;m*/m=1.26,大于1;I=0.42,大于0。所以在样地3中,小黄花茶种群的分布格局虽是集群分布,但集群强度很低,趋向随机分布。
综上所述,在3个样地中,小黄花茶种群都呈集群分布,但种群的集群程度是有差异的。从聚块性指标(m*/m)的大小来看,样地2>样地1>样地3。
3.2 小黄花茶种群大小级分布格局
对样地中小黄花茶种群Ⅰ级(幼苗)、Ⅱ级(幼树)、Ⅲ(成体)的空间格局列表进行比较分析(表2)。并制图比较各样地大小级聚块性指数变化。
由表2及图1可知样地1中,小黄花茶种群幼苗、幼树、成体的空间格局均表现为集群分布,但集群强度并不相同,从幼苗到幼树m*/m减小,因此种群是扩散的趋势;从幼树到成体阶段,m*/m减小,同样种群是表现为扩散。
样地2中,小黄花茶种群幼苗、幼树、成体的分布格局为集群分布,但集群强度有差异,幼树高于幼苗和成体,从幼苗到幼树,m*/m增加,表现为聚集;从幼树到成体,m*/m减小,表现为扩散。
样地3中,小黄花茶种群幼苗、幼树的分布格局为随机分布,大树的格局是集群分布。从幼树到成体,m*/m增加,表现为聚集。
4 分析与讨论
小黄花茶种群在空间中的分布状态,由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和环境条件的不同及其相互作用决定。所调查的3个样地中,小黄花茶种群都呈集群分布,这主要是物种的亲代散布习性所致。果实成熟时,种子散布在母树不远的地方,幼苗主要分布在母树的周围,从而使之表现为集群分布。
C: 集群分布(Clump)
在不同样地中,由于环境的差异和群落类型的不同,造成了不同样地间种群集群程度的差异。如样地2的集群程度比样地1、 3要大,此群落内郁闭度较大,林下荫蔽较多,人为活动少,小黄花茶长势良好,说明小黄花茶是一种喜阴植物。在样地1中,小黄花茶生长在溪边,土壤湿度大,空气潮湿,分布集中,长势良好,幼苗、幼树相对较多。在样地3中,小黄花茶幼苗、幼树为随机分布,成体为集群分布,主要是受人为干扰严重,被损坏砍伐的较多,但由于环境条件适宜,未被人为砍伐的长势良好。
小黄花茶是一种耐阴、喜湿的植物,在不同的群落类型中,均呈集群分布格局,但集群程度有差异,原生杂木林最高,次生杂木林和楠竹林较低;在不同群落中,小黄花茶种群的不同发育阶段,从幼苗到幼树、成体是不同的,与其生长环境、人为活动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宏达,曾范安.山茶属—新组—小黄花茶组[J].中山大学学报,1982(3):72-73.
[2]周纪纶,郑师章,杨持.植物种群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江洪.云杉种群生态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中国农业机械动力空间格局分析 篇8
农业机械总动力指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是反映农业机械化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政府部门制定农机化发展规划重要参考数据[1]。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全国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农业机械总动力也不断增长。因此,从总体上把握和认识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分布和变化规律,对科学制定农业机械动力发展规划十分必要。当前,在农业机械动力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农机总动力需求预测、农机总动力影响因素及农机动力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等[2,3,4,5,6,7]。这些研究从国家或省级的尺度出发,揭示了农机总动力的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 但忽略了农机总动力在区域内部表现出的空间自相关及异质性。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是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的一种,常用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规律并用可视化方式进行表达[8]。其内容包括探测聚合数据的空间特征和空间模式、识别空间数据的异常值、拟合对应于数据地理方面的假说,以及揭示现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等[9]。ESDA强调发现数据的空间分布模式,注重数据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可以用来探索农机动力的空间关联格局问题。目前,将其用于农机动力这一主要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空间格局变化的研究还鲜见报道。而我国农业机械化空间区域差异显著[10],东部地区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2. 1% ,而农机动 力拥有量 占全国农 机总动力 的50. 2% ; 西部地区耕地占23. 7% ,农机动力却只有15. 3% 。因此,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基尼系数与ESDA空间分析技术,对近10年全国省域农机总动力的区域差异时空特征以及空间演变格局进行分析,以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农业机械宏观布局与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的全国农机总动力及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 - 2013》。研究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中国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发布的1∶400万比例尺基础地理矢量数据集。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Corrado Gini提出的一种用于刻画收入分配不均的指标[11]。由于该指数能非常方便地反映出总体收入差距状况而成为国际上非常流行的指标。其值介于0 ~ 1之间: 当值为0时,表明分配完全平均; 当值为1时,表明分配极其不平衡[12]。本文利用基尼系数来测度全国省域单位农作物面积农机动力投入的差异情况,并在开源的科学统计分析及绘图R语言环境中,利用Achim Zeileis等开发的ineq软件包计算得到全国省域农机动力基尼系数。
1. 2. 2 ESDA 方法
ESDA是基于数据驱动的,注重发现空间数据的分布模式,揭示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异质性的可视现象[13]。空间自相关是指位于不同空间位置的地理事物属性值之间具有统计相关性,即空间距离临近的地理单元属性值趋于相似[14]。空间自相关系数是度量地理单元空间相关性的指标,一般分为全局自相关系数和局域自相关系数两大类。
全局型自相关系数反映了观测变量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从而判断此现象是否存在聚集特征。在众多全局统计量中,Moran's I是最常用的评测指标,其取值范围为 - 1 ~ 1之间,正值表示该地理事物属性值呈现聚集分布( 高 - 高聚集,低低聚集) ,负值表示该地理事物属性值为离散分布; 指数绝对值越大表示聚集或离散的程度越深,值为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即呈现空间随机分布。
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反应了整体上地理单元之间空间相关的平均程度,但却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局部不平稳; 而局域指标可反映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属性值的相关程度[15]。本文采用Local Moran's I统计量并结合LISA聚集图,来研究全国省域农机动力的局部空间分布规律。
2 结果与分析
2. 1 农机动力区域差异时空特征
2. 1. 1 农机动力区域差异空间特征
统计全国各省级行政区2003 - 2012年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并利用ARCGIS软件绘制新疆近10年省级尺度的平均单位农业总动力空间分布情况。由图1可知: 全国各省域单位农业机械动力差异明显,上海市的单位农业动力最低为2. 5k W /hm2; 而位于东部地区的天津市单位农业动力高达13k W /hm2,区域差异明显。从空间分布来看: 地处华北平原的天津、北京、山东等地的农机动力投入较高,位于9. 5k W / hm2以上; 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农机动力投入最低,小于2. 7k W /hm2; 其他地区农机动力投入则处于中间水平。由图1还可看到: 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黑龙江及新疆等地单位农机动力投入排名并不靠前; 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藏、青海等地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却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高低与农机作业水平、农业机械化效益等因素核心相关,而单位农机动力仅是参考指标,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黑龙江、新疆地区拥有大量的农垦及团场区域,耕地更加规整,更加便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使其使用较少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就能达到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而西藏、青海等地却呈现相反的特点。从整体上看,全国各省域农机动力投入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大于西部、北方大于南方、由东南沿海向西部递减的趋势。
2. 1. 2 农机动力区域差异时间演变
为研究全国省域单位播种面积的农机动力投入区域差异的时间演变特征,计算了其2003 - 2012年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逐年基尼系数值,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 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基尼系数基本位于0. 3以下,表明各省域差异总体处于相对均衡水平; 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03 - 2012年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基尼系数除2007年有小幅升高外,总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0. 31下降到2012年的0. 25,表明近10年来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机动力投入差异及演变特征并不一致。从基尼系数大小上看: 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较高、中部地区基尼系数值较小,表明东部和西部各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差异较大; 而中部地区各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差异较小、投入较为均衡。从基尼系数时间变化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基尼系数总体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区域差异缩小趋势也最为显著,这与东、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发展的反哺、促进作用密不可分; 西部地区则表现出与东、中部完全不同的变化特征,2003 - 2012年西部各省域单位农机投入差异则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表明其西部地区各省域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差异呈扩大趋势。因此,近10年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区域差异总体呈明显缩小趋势,但不同地区之间又存在差异性。
2. 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ARCGIS空间统计工具计算2003 - 2012年逐年省域农机动力投入的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全国近10年省域单位农机动力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99% 的置信水平检验( Z得分 > 2. 58) ,说明各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高的地区和低的地区出现相对集中,即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此外,近10年来,Moran's I指数整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空间聚集在不断减弱。因此,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空间分布并非完全的随机分布,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聚集在不断减弱,各省农机动力投入趋向均衡发展。
2. 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s I指数作为测度总体自相关特性的统计量,往往掩盖了区域内部具体地区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局域Moran's I指数可进一步揭示区域内部的局域自相关性[16]。因此,本文利用Moran散点图和显著性水平LISA图来对2003年和2012年两个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索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的局部空间集聚特性。
2. 3. 1 Moran 散点图分析
Moran散点图不仅可以探索地理单元间的全局空间关联特征,还可以用来识别局部空间关联模式。Moran散点图将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数据点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表征4种不同的 局部空间 关联形式[17]: 第1象限是高高聚集,该象限内的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农机动力均较高,形成高高聚集; 第2象限是高低聚集,该象限内的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较高,但其周围的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较低; 第3象限是低低聚集,该象限内的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均较低; 第4象限是低高聚集,该象限内的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较低,但其周围的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却较高。其中,落入第1、第3象限的省域单元属性值与相邻单元属性值趋同,即存在较高的空间正相关,具有同质性; 而落入第2、第4象限的空间单元属性值与相邻单元差异显著,存在空间负相关,具有较高的空间异质性。
利用Geoda软件绘制全国农机动力2003和2012年的Moran散点图,并对各象限省域单元数量其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03和2012年全国省域单元分布在第1、第3象限的比例分别为32% 、19% ,第2、第4象限比例分别为68% 、81% 。第2、第4象限省域个数明显多于第1、第3象限,说明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更多呈现空间异质性,即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趋势明显。从时间变化上看,相对研究初期的2003年来说,2012年位于第1、第3象限的省域数量均有所下降,表明空间自相关聚集趋势趋于减弱,而呈现较多的空间异质性。
2. 3. 2 显著性水平 LISA 聚类图分析
由于利用Moran散点图表示的区域分异并没有经过统计假设检验,因此只是用来作为参考。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局域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本文利用Geoda软件并结合ARCGIS绘制出在0. 05显著性水平下的LISA聚类图,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 在两个典型年份,全国省域农机动力空间聚集类型中的高高、低低聚类均有省域通过0. 05的显著性检验; 而高低和低高聚集两种类型未有省域通过显著性检验。由图3( a) 可知: 2003年全国省域农机动力的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的北京、天津及河北地区; 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重庆、四川及湖南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2012年的高高聚集省域单元有较大减少,只有北京市,表明全国省域农机动力高高聚集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省域间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同样,2012年的低低聚集区空间分布位置变化并不大,还是位于西南部,省域域单元数量也有明显的下降,仅有湖南省。总体来看,由LISA聚类图分析得到的各聚类类型省域单元数量变化的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因此,近10年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高高聚类、低低聚类) 。其中,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北部的京津冀地区,低低聚集则分布于西南地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聚集程度有所缓解,各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呈现较为均衡化的发展。
3 讨论与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新月异,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节节攀升,农业机械总动力也随之逐年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本文利用ESDA及变异系数分析了近10年全国省域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时空区域差异情况。结果发现: 全国各省域农业机械动力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部大于西部、北部大于南部、由东南沿海向西递减的趋势,并在京津冀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聚集,在西南地区呈低低聚集的空间聚类格局。京津冀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适合大规模的农机化作业; 再加上该地区是北方的区域经济中心,对农产业的需求也较旺盛,有效促进该地区农业机械的投入,并形成空间溢出效应吸引周边省份也增加农机动力投入,形成高高聚集区。与此相反,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等地由于地形及其他因素形成低低聚集区。此外,考察全国省域总体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时间演变特征,发现其空间聚集性和区域差异性均呈现下降趋势。但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较为独特的变化特征,该区域内各省域单元的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差异呈扩大趋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农业机械化是一个伴随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必然同时受到自然、社会规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评价指标体系也同样呈现复杂多样化;而本文选取的单位播种面积农机动力仅仅是评价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一个参考指标,是从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角度来揭示各省域农机动力的时空演变及聚集特征。
本文以全国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基尼系数和ESDA方法,很好地揭示了全国省域单位农机动力投入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演变格局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 2003 - 2012年全国各省域平均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区域差异总体呈现明显缩小趋势,同时内部地区之间又存在差异性。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省域间差异缩小趋势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却呈扩大趋势。
2) 2003 - 2012年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整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聚集在不断减弱,农机动力投入趋向均衡发展。
3) 2003 - 2012年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存在显著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特征( 高高聚类、低低聚类) ,其中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地区,而低低聚集则分布于西南地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聚集程度有所缓解,各省域呈现较为均衡化的发展。
摘要：以全国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基尼系数与ESDA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近10年全国农机总动力的区域差异时空特征。结果表明:全国省域平均单位农机动力投入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整体呈现东部大于西部、北部大于南部、由东部沿海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但这种区域差异在研究期内呈现明显缩小趋势。近10年,全国省域农机动力投入在全局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同时又存在明显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特征。其中,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地区,而低低聚集则分布于西南地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聚集程度在不断减弱,各省域农机动力投入趋向均衡发展。
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篇9
城市空间格局是城市发展的骨架, 是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文、政策的产物。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是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 烟台市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城市问题。通过对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 有助于解决城市发展的各项问题, 优化城市整体布局。文章利用GIS和RS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 与城市空间格局分析模型结合起来, 综合研究烟台市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
1 工区概况
烟台市位于山东省东部, 地理位置为北纬37°14′~37°40′, 东经121°02′~121°34′。工区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公里, 以半岛类型的地貌特征为主, 人类活动强烈, 城市空间分布差异大。
2 基于RS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2.1 信息源
文章以遥感信息为主要信息源, 包括航空遥感信息和航天遥感信息。
航空遥感信息采用的是国家测绘研究所提供的黑白航空像片, 摄影时间为1998年12月10日, 绝对航高6900m, 最大畸变差为-0.005mm, 焦距为214.84mm, 采用1:3.2万的摄影比例尺, 分辨率为0.1m, 基本能满足城市空间格局分析的应用。航天遥感信息采用的是TM数字图像, 图像为多中心投影, 像元分辨率为30m, 能综合分析地面空间格局特征。
2.2 遥感图像处理
2.2.1 数字图像校正
数字图像校正包括卫星图像几何校正、航空像片正射校正、多元信息复合、数字图像增强处理等。
2.2.2 信息融合
信息融合是遥感数据与非遥感数据在同一坐标系中, 采用一定的算法生成新的信息或图像的过程。
2.3 城市信息的分类提取
根据烟台市的实际情况, 参照常用的城市格局研究分类方法, 对烟台市进行空间类型进行划分:
(1) 旱地, 主要靠天然降水生长作物的耕地;
(2) 林地, 指天然或人工林地;
(3) 城镇用地, 包括人类居住用地、工矿企业用地等;
(4) 水域, 指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水体用地。
3 基于GIS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3.1 数据库构建
遥感图像、航空像片通过预处理, 提取信息后录入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库的属性数据包括三类: (1) 系统属性数据; (2) 根据系统生成的属性数据经过计算而得出的数据; (3) 用户属性数据。
3.2 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对比分析烟台市1998年和2008年的城市数据变化, 见表1和图1。
从图1可知, 城镇用地、林地和水域的总面积有所增加, 而旱地面积有所减少, 反映在平均面积上可以看出, 旱地同样减少。从周长数据来看, 城镇用地、林地、旱地的总周长都降低, 而平均周长相对增加。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烟台市的各项用地面积比例向着面积较大的优势方向推进。
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烟台市1998年和2008年的城市格局分析, 可以发现该市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 城市绿化空间减少, 生物多样性受损, 生态稳定性降低。
(2) 由于土地被长期闲置, 地表植被被破坏, 城市周围水土流失日益加剧。
(3) 城市结构单一, 城市结构组分的不断减少, 造成城市的自然单元类型简单, 缺乏空间层次感和生态美学。
(4) 城市通达性也明显降低, 主要表现在生态连通性的降低和视觉通达性受阻。
4 结束语
文章将烟台市的城市空间类型分为城镇用地、林地、旱地和水域, 并根据空间结构原理分析烟台市的空间结构, 并采用数量化方法分析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基本思路是利用遥感 (RS) 技术获取不同时段的城市单元信息, 并在地理信息系统 (GIS) 方法支持下, 运用各种定量分析模型分析和模拟烟台市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 从而提示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 以及格局的稳定性和动态变化性。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对该市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不仅提取了各种信息数据, 而且对烟台市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单元类型分布现状进行了虚拟再现, 提高了实用性和可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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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时间定位与空间格局 篇10
一、工业和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
传统社会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为标志，而现代社会则是以技术革命、工业化为发展基本动力。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同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以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形式的变迁，工业的发展则推进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我国发展经济学权威学者谭崇台认为，现代化是指社会总体的转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现代观念的接受、人们态度的转变和制度的变革等方面。换言之，各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引起经济领域内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迅速更新，进而引发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持续不断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化物质形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工业化，这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大建设和大发展时特别注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在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中，该思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工业化进程仍在不断加快发展。
现代经济以批量生产、交换来满足需求并维持乃至扩大再生产为主要运行方式，在这一经济活动中金融处于核心地位，工业则发挥基础作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是世界最早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奠定了这些国家世界强国的地位。工业化的标志是工业生产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升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因此，一个国家工业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而在工业生产中制造业则占据重要位置，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7%，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68%的财富来源于制造业。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3%，占德国的27%，占日本的25%。尽管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有逐渐下滑的趋势，但制造业的经济总量一直在提升。正是因为工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始终对本国工业的空心化怀有忧虑，一再重申工业的重要性，如美国近些年所提出的“再工业化”，鼓励在外投资的本国企业回迁。马英九执政台湾后，积极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本土制造业。东盟、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吸引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制造业。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持续发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制造业的竞争，对中国处于关键发展历史时期的制造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挤压了既有的生存空间，中国制造的前景充满了众多不可预测的挑战。
二、中国制造的三种时间
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全面的认识理解就要放置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把握，恩格斯说：“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都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表示事物先后顺序和持续运动的过程，它具有一维性和不可逆性，但有多面性，可以从不同的时间层面来观察客观事物。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制造的现状进行理解，则应从不同的时间层面进行剖析。
第一，中国制造的历史时间。制造业是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各产业相互衔接，需要各生产部门相互配合，需要技术人员和生产员工的不断积累、丰富和完善。成熟和发达的制造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生产实践探索才会形成规模和气候。德国制造最初是耻辱的标志，1887年8月英国议会修改《商标法》，规定英国本土或者殖民地市场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必须标注“德国制造”，以此将劣质的德国产品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德国人开始深刻自我反省，提出“用质量去竞争”，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赶超英国制造。古代中国的商周钟鼎、秦砖汉瓦、唐茶宋瓷、明清丝绸无一不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制造曾在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掀起一股“中国热”浪潮，经过千百年的生产积累才在这一特定时期大放异彩。中国大力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始自20世纪80年代，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制造業已经高度成熟，开始将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端制造业仍旧留在本国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产业转移给制造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又导致中国所承接的多为低端制造业。从一开始，中国制造便埋下了先天不足的弱势基因，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价廉质次”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其次，成熟的国别制造往往会同一国的文化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德国产品的严谨、法国产品的优雅等，这需要长时间的探索与文化滋养才会形成。因此，在讨论中国制造时，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予以苛求，应从现有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
第二，中国制造的治理时间。国别制造品质的高低，不仅需要历史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微观管理特别是宏观治理。首先，国别制造水平高低与质量管理密不可分。现代质量管理经历了质量检验、统计质量控制、全面质量管理等三大发展阶段的嬗变，这是质量管理范式不断更新的历程，美国制造业的地位与质量管理的三个历史阶段息息相关，日本制造受益于起源于美国并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全面质量管理，人类对质量管理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了国别制造的崛起。其次，国别制造不仅需要对产品的微观质量管理，更需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质量治理。众所周知，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历了一场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垄断导致美国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等诸多问题，该时期美国制造同样千疮百孔，特别是在食品药品领域尤为严重，掺杂使假极为普遍，出现了以揭露美国制造业假冒伪劣猖獗显示的小说《屠场》，这极大危害美国人民的公众健康利益。然而，扒粪运动兴起，在美国政界、法律、新闻媒体、普通消费者等各界一道努力下，美国制造经过长时间努力，摆脱了一场空前危机，将“黑暗时代”的乾坤扭转为“进步时代”。可见，国别制造的宏观治理需要长时间的投入，绝非一蹴而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强化对产品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各方亦积极参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有大幅提升。根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年对全国消费者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质量安全满意度指数在各指标中名列第一，我国对制造业的治理初步取得成效。
nlc202309042002
第三，中国制造的意识时间。国别制造的水平高低不仅取决于历史文化及治理水平的发展程度，还取决于一国人民的认识程度和自我意识的高低。国别制造意识高的国家，总是尽可能地提高本国的生产水平，处处自觉自愿地维护该国制造的声誉，如德国政府和欧盟虽对“德国制造”采取的规制方法属于自愿性的标识管理，但德国人始终以德国制造为傲，并极其注重德国制造的品质。但是，国别制造的自觉意识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培育才可养成。温州地区是中国制造业意识时间的典型代表，1987年8月8日，在杭州的武林广场，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一时间，温州鞋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全国引发了“火烧温州鞋”连锁反应，人人都拒绝购买。在饱受丧失诚信的痛苦之后，温州人从思想意识上认识到产品品质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开始实行质量立市，推进名牌战略，改变假货成风的社会风气。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温州出现了一大批注重质量和信用的鞋企。1999年12月15日，还是在武林广场，温州企业家们亲手焚毁了两千多双假冒温州名牌的劣质皮鞋，以“一把火”的方式为温州皮鞋正名。武林广场上所烧的两把火，是中国制造业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自我改造的真实见证。
三、中国制造的五维空间
中国制造的空间主要是指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问题，亦即中国制造通过怎样的发展道路实现成功突围。近些年，在中国劳动力来源短缺与成本迅速上升、资源和能源渐趋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中国制造业贸易摩擦不断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中一再被提及。转型升级问题首要回答的问题是转什么型、升什么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曾明确提出实现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首届质量大会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呼应，提出要将中国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从“数量时代”推向“质量时代”。两位领导人的论断对中国制造赋予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制造的空间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全球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中国制造的政策空间。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英国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在全世界倾销本国工业产品，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企业是发展制造业的主体，因此各国对制造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出各种鼓励发展的政策。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以制造业而闻名全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仍然一支独秀。故美国等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扶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该政策实施效果显著，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2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6家受访企业中共有37%的企业计划或正在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本土。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国家提升政策扶持空间，通过改革释放企业发展的红利。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出了多项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改革，如取消出口商品的法检费用、改革工商登记管理制度等。2014年11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部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创新创业，这是中国政府释放助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又一积极政策信号。
第二，中国制造的创新空间。创新是人类以思想意识实现对客观自然否定性的超越与发展，是人类特有的劳动价值创造。中国创新的传统历史悠久，商汤《盘铭》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九字箴言，在十八大报告里“创新”是高频词之一，出现40次。因此，创新与创造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国内外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创新，将技术创新作为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其实，制造业的创新是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不同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导入生产体系的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性的，还可以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链组织模式，甚至是新市场的开拓等。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所推出的一系列硬件产品、系统软件及应用商店等并非重大科技创新，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在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实现了集成式创新。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空间的关键在于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创造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市场氛围和社会环境，促进普通民众创意、创新、创造的活力和激情在制造业领域得到尽情发挥，实现人力资本产出的最优化。
第三，中国制造的质量空间。从数量上看，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美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8%，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1999—2013年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累计上升7.19，从欠竞争力发展阶段进入具备初等質量竞争力发展阶段。但质量问题至今仍是中国制造业所遭遇的瓶颈问题和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这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软肋。欧盟2005年曾经宣称，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引起质量安全的负面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各种抵制声音彼此起伏。日本通过强化肯定性列表制度、欧盟通过修改RoHS指令等技术贸易壁垒方式，强化中国制造产品的审核与认证，提高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这是阻碍中国制造出海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市场，经历过三聚氰胺等质量安全事件之后，民众对中国制造缺乏普遍的信任和认同，热衷于通过各种多元化的途径购买国外制造的产品特别是高品质的奢侈品，这对提振国内消费市场是极其不利的影响要素。百年大计，质量为本，质量是中国制造最需要夯实的根基所在，质量空间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形象的改善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制造的品牌空间。品牌是国别制造的最终体现，强势的国别制造体现为众多强势的国际品牌。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带来充足的溢价空间，品牌影响力决定市场的占有率。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缺乏足够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品牌的弱势地位，据世界品牌实验室2013年统计，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占据了232席，法国有47席，中国仅有23席，且基本为大型的国有企业。德国全球品牌数量看似不多，但实际上有数千家“隐形冠军”企业，它们的市场份额在其所在行业处于全球排名前三位或大洲排名第一的位置，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长期专注耕耘，利润回报相当丰厚。品牌的缺失导致中国制造处于价值链创造的最低端，多为贴牌生产加工和转口贸易，各种资源要素投入量大产出和利润却有限。2013年，我国汽车产销超过2000万辆，超越欧盟成为全球汽车业第一大市场，但由于对自主品牌建设重视不够，合资的国外品牌占据90%以上的国内市场。当然，拓展中国制造的品牌空间，并不是指中国所有企业都应去自己创造品牌或者生产标准，而是指有条件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某些行业领域实现品牌的突围，博取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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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制造的文化空间。制造业从表面上看是物质的生产和创造，从根本上看是文化的传播和再复制。产品在物质属性基础上凝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设计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美国的汽车会让人体验到经典耐用的文化理念，日本的汽车会让人体验到经济实用的文化理念，德国汽车会让人体验到尊贵奢华的文化理念，美国的快餐产品向世界传递了美国消费文化和独特的生产方式。文化赋予了一个国家产品独特的魅力，英国产品的典雅、瑞士产品的精密为其赢得了一大波粉丝，日本产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博取了一批拥趸和信徒。制造业生产的最高境界便是文化的生产，中国制造业要想真正实现突围，应在产品文化品位上下足功夫，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和现代理念融入产品之中，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制造的独特文化品格，成为中国制造的形象标识。
四、中国制造的自信与自觉
国别制造核心价值在于一国国民对自身制造能力和素养的坚定信念，对其自身制造水平的自我肯定，韩国等国家深刻的国货情节为本国制造业腾飞提供了稳定的市场支持。中国制造目前所面臨困境根本上在于自信心的逐渐沦丧，部分中国消费者言必称国外制造，想尽一切渠道和途径购买，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没有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从更为宏观层面讲，这种不自信来源于文化的不自信，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制造业不兼容，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产品。而事实却是，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全球排名第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无处不在，国外消费者离开中国制造更像是一种冒险，没有中国货，则生活一团糟（萨拉·邦焦尔尼《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伦敦奥运会、巴西世界杯等这样的世界体育大赛中，中国制造更是如影相随、抢人眼球。中国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已经出海并攻城略地，海尔、联想、华为、阿里巴巴等民族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世界型企业，家电、高铁、核电等行业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毫不逊色，甚至会拔得头筹。
中国制造所面临的转型升级的特殊历史阶段，造成了民众认知与客观事实之间的二歧性。中国制造时空的转换方可消弭两者之间的距离，这需要全民族上下共同努力，以自觉的行动力量，促进本国制造的自立自强。中国制造的自觉需要企业承担应有责任和使命，通过管理、技术、营销等手段提升制造业的竞争水平;中国制造的自觉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通过税收、金融、采购等方面的改革，释放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长久活力;中国制造的自觉更需要全国民众的宽容理解、付诸行动，通过生产制造、购买消费等每一个具体环节的支持和思想意识的认同，建立庞大而稳固的消费市场和人力资源基础。唯有如此，中国制造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傲然独立，不断拓宽发展空间，在世界制造业舞台上光环照耀，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
（作者：宋时磊，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编辑/余弘阳
泸州市区域发展强度空间格局 篇11
学者们的研究既有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的拓展研究,也有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出发,构建反映区域发展强度的多级指标体系,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的综合评价。马利邦等[3]以《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为指导,采用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大指标,对甘肃省1998—2007年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将其划分为高值区域、较高值区域、中值区域、较低值区域和低值区域五种经济发展类型,为甘肃省未来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提供了参考。刘欣英等[4]以大西安地区为研究对象,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资源开发强度和社会开发强度两大指标构成的区域开发强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包括人口密度、人均GDP、城镇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该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产业和社会三大系统,对区域发展强度的反映更加全面。与之相似,王明亮[5]从经济开发强度和土地利用强度两方面构建了区域发展强度指标体系,并通过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城镇化率、经济集聚度和人口集聚度5项指标进行表征。周国华[6]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密度、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工业产值、农业人口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等14项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人口、产业、社会等方面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王晓玲[7]则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经济水平指数、经济变化指数、城镇化指数、工业化指数、产值能耗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产业结构演进指数、交通指数八大一级指标17项分指标对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进行了测度。孙东琪[8]、赵文亮[9]、许月卿[10]等也从经济、产业、社会、人口等方面构建了区域发展强度指标体系,分别对长江三角洲、中原经济区及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
一、指标构建
纵观国家政策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区域发展强度的空间格局识别,多以构建多因子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为主。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往往以经济发展程度为核心,并结合社会、产业等多方面的指标,更为综合、准确地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状态。鉴于此,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济、产业、土地、人口的指标体系,对区域发展强度进行评价。其中经济指标反映区域宏观经济发展规模的大小,产业指标反映三次产业发展规模的大小,土地指标反映土地资源利用程度,人口指标反映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通过四级指标体系共同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见表1)。
为更准确地把握发展强度的空间格局,将所有的指标采用GIS技术进行空间要素的提取与表达(见表2)。
(一)经济强度的空间化
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中承载三次产业的空间对象。一产业对应土地利用数据中:01耕地,02园地,03林地,04草地;二产业对应土地利用数据中:06工矿仓储用地;三产业对应土地利用数据分类中的:05商服用地,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分别计算每个用地图斑占总产业用地的比例,将三次产业的GDP值对应空间划到相应的地类图斑中(见图1)。
其中i=1,n表示与第j类产业相对应的地类图斑的个数(见图1)。
(二)产业强度的空间化
收集发改委宏观经济规划中农业产业园区、工业产业园区、服务业产业园区的分布图,提取其面状对象的几何重心点,采用GIS的点核密度算法,分别生成三次产业园区的几何重心点的密度分布图(见图2)。
(三)人口强度的空间化
选择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按街道统计的户籍人口数据按其与承载的土地利用图斑进行空间表达,对应的土地利用分类为07住宅用地。计算每个住宅用地图斑占总住宅用地的比例,将人口数据按比例放入地类图斑中,再求取空间密度分布(见下页图3)。
(四)土地强度的空间化
提取土地利用中所有的建设用地图斑,包括05商服用地,06工矿仓储用地,07住宅用地,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9特殊用地,10交通运输用地,生成每个地类图斑的几何重心点,进行点核密度分析(见下页图4)。
从图1至图4中可以看出,泸州市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强度最高的区域在蓝田街道、邻玉街道、茜草街道和高坝厂区,在北城街道和大山坪街道有局部的集聚。而人口密度在北城街道、大山街道、南城街道等泸州市中心区集聚。土地利用强度则呈现出全域分布的态势,除河流等区域外,均呈现出较均匀的土地使用程度。
二、空间评价模型
通过GIS方法提取并构建了经济、产业、土地、人口的发展强度空间指标,进一步采用空间叠加算法,对区域发展强度进行综合表征。模型框架(如图5所示)。
(一)指标标准化
为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对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区域发展强度指标体系中的各层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如下:
式中,Xi’为指标标准化值,其值介于0~1之间;为Xi因子原始值,Xmin为因子最小值,Xmax为因子最大值。
(二)模糊综合评价
基于因子标准化结果,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求取区域发展强度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为区域发展强度值,Wi为因子层指标权重值,Wij为准则层指标权重值,X’ij为因子层指标标准化值。
三、实证研究
本文以泸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将评价因子经空间化与标准化后,进行空间叠加,得到泸州市全域的发展强度空间格局(见图6)。
泸州市发展强度呈现聚集状态,表现在南城街道、北城街道、大山坪街道聚集,以及研究区西南方向蓝田街道,正东方向高坝厂区聚集。为进一步分析其强度格局形成原因,按街道汇总统计其发展强度值(见表3)。
研究区内发展强度最大的是北城街道,原因是该街道人口密集,人口强度大,土地城镇化规模大,用地强度高,三产业聚集密集,产值规模高,因此北城街道发展强度最大。其中高坝厂区一带发展规模较大,原因是该地为第二产业聚集区,第二产业发展强度大,人口强度大。因此,根据分析研究区内区域的开发建设活动状态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为产业的布局以及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Z].2007.
[2]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试行)[S].2007.
[3]马利邦,牛叔文,李怡欣,等.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评价[J].干旱区地理,2011,(1):194-200.
[4]刘欣英,孙文慧,付毅.大西安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初探[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2):32-36.
[5]王明亮.基于PAC和聚类分析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以溧阳市为例[D].苏州:苏州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6]周国华.湖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8,(2):120-127.
[7]王晓玲.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县域差距的初步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孙东琪,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13,(7):106-107.
[9]赵文亮,等.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变[J].经济地理,2011,(10):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