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分配格局

工资分配格局（共10篇）

工资分配格局 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收入分配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安排。正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48) 所言:“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不是如此。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从分配次序来看, 收入分配一般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有人将社会慈善称为“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分配, 根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形成中的贡献及效率对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再分配是政府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 通过财税措施对收入分配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再分配作用重大, 但它无法改变初次分配奠定的基本格局。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 缩小收入差距的当务之急是改革初次分配环节。

财政政策不仅能直接干预再分配, 而且对初次分配也能产生引导作用。合理的财政政策是调节初次分配、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且财政收入增速多年大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公共财政积累了较大财力。以2011年为例,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比上年增长9.2%, 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 增长24.8%。快速增强的财政实力为政府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提供了保障。财政政策应该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试图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 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二、工资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

古典学派认为工资取决于劳动需求和生活资料价格两方面因素。亚当·斯密 (1776) 指出:“劳动的货币价格, 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 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 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大卫·李嘉图把工资归结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把工资学说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马克思 (1865) 在此基础上, 提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劳动力的价值, 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其核心思想是按劳分配, 同时强调劳动报酬也遵循价值规律, 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波动。

新古典学派用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供求均衡论解释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的形成。边际学派认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 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 劳动的报酬即工资等于雇主雇佣的最后那个工人所增加的产出。马歇尔把工资看作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 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 工资水平的决定是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主义继承者提出“效率工资”理论, 认为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厂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厂商为提高效率而增加工资, 造成市场无法出清, 出现失业。新制度学派强调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 认为信息不完全、市场分割、歧视和习惯等制度因素在工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双方组织力量的成长, 在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 工资不再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决定, 而是通过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来决定, 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谈判技巧和谈判力量。

综上所述, 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 其决定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约束条件造成工资形成机制的差异。总的来看, 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水平的下限, 市场竞争、企业激励形式、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因素都影响工资形成。

三、我国当前工资分配格局

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 劳动力价值、供求、制度、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 造成了三个劳动群体不同的“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

(一) 垄断型国有企业工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在“国退民进”的大趋势下, 民间资本投资门槛不断降低, 但仍有一些行业处在国有经济垄断之下, 如电信、石油、电网、电力、烟草等。国有垄断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 在理论上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而非部门利益最大化。然而现实中我国垄断型国有企业凭借卖方强势地位大量攫取消费者剩余, 获得巨额利润。以此为基础, 根据“工效挂钩”的分配政策, 垄断型国有企业员工自然获得高工资。截至2012年,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最高为15%, 大部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一些垄断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限制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 使企业内部独占高工资。一些地方甚至在电力、烟草行业形成家族世袭现象。另外, 政策优惠、金融支持、巨额补贴也助长了垄断型国有企业高工资。

(二) 竞争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大型企业工资形成

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大型企业职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般工资水平。这类企业所在领域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通常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员工工资主要取决于企业业绩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国有企业中的中国建筑、民营企业中的大商集团、股份制企业中的TCL集团等属于这类企业。通过多年发展, 这类企业多数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 这类企业依靠自身提供的良好产品和服务获得一般利润甚至超过同行其他企业的超额利润, 员工也获得较高工资。另外, 这类企业通常会根据凯恩斯主义“效率工资”理论采用股权激励等手段激励员工, 调动员工积极性, 因此员工可以在工资之外分享企业利润, 获得较高报酬。

(三)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工资形成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由于过度竞争、无议价权等原因处在“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的最底层, 形成低工资。一方面, 非国有中小企业面临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实力较弱, 融资困难, 利润较低, 员工工资水平也较低;另一方面, 在非国有中小企业就业的员工处于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整体形势进一步压低工资。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截至2011年底, 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中国还未到达“刘易斯拐点”, 所谓“民工荒”只是结构性的, 很多农民工不愿就业正是出于对低工资的不满。另外, 中小企业工人组织程度低, 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目前尚无代表自身利益的劳方组织, 因此与资方相比处于劣势地位。集体谈判制度缺失、无劳动力议价权强化了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低工资的不利地位。

综上所述, 我国当前“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如图1所示。

四、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中的积极作用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和财政形势, 为改善工资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 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 结构性减税优先支持中小企业和民间投资

中小企业是民间投资的主体, 承担80%左右的就业, 是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它们竞争激烈、利润微薄, 在工资分配中处于劣势。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结构性减税在推行过程中要优先支持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下, 一是要落实各种已出台减税政策, 规范征税程序, 减少税务人员自由裁量和寻租空间;二是要实施多样化减税政策,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基础上, 采取降低税率、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三是对科技创新型、节能环保型中小企业直接减免税费, 支持其转型升级,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贡献力量。四是对小微企业、家庭创业免征所得税, 扶持它们成长壮大, 培养未来税基。

(二) 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契机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机会均等, 缩小工资差距。由于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等原因, 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 市场信息不能被充分传递。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户籍背后绑定各种福利, 本质是公共服务不均等。目前我国城乡、区域、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差异非常明显, 社会福利碎片化, 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十二五”时期, 我国将在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这八个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为契机, 要逐步实现居民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 允许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同时,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逐步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限制, 破除垄断特权,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工资形成机制。

(三) 个人所得税应偏重资本和财产性收入而非工资收入

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 在理论上应向高收入者多征税, 向中低收入者少征甚至不征税。以美国为例, 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纳税额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结构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50%以上税额来自工薪阶层, 个人所得税更像工资税, 违背税制设计初衷。与工资差距相比, 我国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 多数低收入者只能依靠工资生活。针对国情, 个人所得税要进一步改革, 征税重点是资本和财产性收入, 而非工资收入, 尤其是资本市场收益、房产收入等, 让高收入者真正成为纳税主体。

(四) 以改善民生为导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财政支出有不同的重点。“十二五”规划建议曾指出, 在当代中国,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 限制行政性支出、建设性支出, 强化政府公共职能, 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的形势下, 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要更多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摘要：财政政策不仅能直接干预再分配, 而且对初次分配也产生引导作用。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我国初次分配形成三个劳动群体“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垄断型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利润获取高工资, 竞争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大型企业依靠市场竞争获取一般水平工资,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由于过度竞争、无议价权形成低工资。通过结构性减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支出结构等契机, 财政政策可为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财政政策,初次分配,工资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1]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上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工资分配格局 篇2

2、安全责任奖：100元(每月)，因有严重影响的安全事故发生，此项责任人当月责任奖降至零。

3、班主任津贴：100元/月、班。因管理不善，不按时完成规定任务，班风差，学风不正，可按月降发至零。

4、出勤奖：30元/月、人。病事假扣20元/天(累计往下滚)，迟到早退5元/次(一月迟到、早退6次以上);学校集会及教育教学活动迟到或早退每次扣5元，缺席扣20元;依据教育、财政、人保等部门的有关规定，连续旷工两天的扣一个月的奖励性绩效工资，连续旷工四天或一学期累计达10天以上的扣发本学期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一学期病假累计超过两个月的或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的扣发其本学期奖励性绩效工资。

5、路队护送少送一次扣5元;因护送中监护不力造成安全事故者，扣护送本路队者100元并承担相应的医疗等费用。

6、管理岗位津贴：校级160(每月) 中层120(每月) 年级组长20(每月)。

7、教学质量奖：

(1)基本奖：语数外老师60元(每月)，术科40元(每月)，其它岗位20元(每月)。语数外双班按0.2记第二班。

(2)质量调研奖：(语数外校内统测)年级组均分按名次计算(语数外双班按0.2记第二班)

4个班：100元、70元、50元、30元

3个班：100元、60元、30元

(3)毕业班:在中心校统测中，按班计算单科评前十名奖80元。(其他年级组参考此项执行)

(4)为病事假、公假老师代课的3元每节。(以审核后的签单为准)

8、活动评比奖：学校举行的活动评比每项次10元，组织级别(镇、区、市、省和国家级)以10元递增。

9、表彰为校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以50元计算(镇、区、市、盛国家级以20元依次递增并以政府或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表彰为准)。

10、课堂教学评优、论文评比发表及指导奖等：

(1)课堂教学评优：按校、镇、区、市、盛国家级分别奖10、20、30、40、50、60元

(2)论文评比奖(教育、教学类)按镇、区、市、省级以上，每篇次按10、20、30、50元给奖。

(3)论文发表奖(教育教学类)按区、市、省级以上，每篇次按40、60、80元给奖。

(4)指导奖(以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为准且同次同类的不重复计算)按镇、区、市、省级以上，每次按10、20、30、40元给奖。(指导发表的参考此项执行)

工资分配格局 篇3

重工业化是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的主因

关于收入分配中劳动力薪酬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8年的42%。相应地，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则不断上升，这些年都超过了30%，而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左右。

对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很多人仅仅把原因归结为体制性问题，即便是政府部门，也认为自身要对收入分配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是工业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企业盈利占比上升而劳动薪酬占比有所回落或滞涨的现象，例如，日本在1955-1965年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一直在40%左右波动。

自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薪酬占比下降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2000年开始进入了重工业化时代，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得丰厚盈利的同时，却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同样规模的投资，重工业的劳动力薪酬在企业收入中的占比，与轻工业相比要低很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城市化率的提升大大落后于制造业的上升比例，并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如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近40%，但创造的GDP却不足10%。

重工业化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增长。由于这一产业对货币资本或实物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和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重工业前景看好，盈利水平可观。银行信贷和资本品便更多地流向重化工业，导致重化工业的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对应的盈利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重工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它给全社会创造的薪酬收入总额也非常有限，相反，其盈利规模及上交的税收收入却非常可观，如石油石化、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几乎都是大型国企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盈余和政府收入增加的重要源泉。

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也得到了印证：中国的个人储蓄率自2001年进入重工业化时代以来不再上升，拉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逐年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攀升的诱因，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了国民总储蓄的70%左右。而个人总储蓄仅占国民总储蓄的30%左右。

既然发展重工业不利于提高社会总薪酬水平，那么，是否可以不去发展重工业而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呢？看似可以，但实际上却难以逾越重工业化这一阶段。从成功国家的案例看，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重工业化的阶段，如美国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50-60年代、韩国在70-80年代都经历了重工业化的过程。因为重工业大多属于基础产业，是支持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中国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更需要重工业作为支撑。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服务业比重提升渐成趋势:收入分配倾向人力

如果我们把粗钢产量增长率的最高点作为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巅峰，那么，它同样可能也是工业化前后的分界线。数据表明，中国的粗钢产量在2005年曾达到接近30%的涨幅，之后则不断回落，虽然2010年前5个月的产量增速再度上升至23%，但这显然与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关，2010年下半年的产量增速将下降，至2011年则会降至5%以内。从重轻工业的比重看，已经从1990年的51:49转变为2008年的71:29，这表明未来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后期。

此外，从拉动重工业化的两个引擎—出口和城市化的步伐来看，也已经出现了放缓迹象。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10.6%，这几乎是历史上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出口大国的份额极限了。虽然2010年由于基数原因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达到30%左右，但2011年或将回落至10%。而从城市化的布局看，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东部沿海，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50%，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60%左右，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放缓，故东部沿海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如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的上海，2010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低至2.6%，远低于全国25%左右的水平。因此，在出口和城市化这两大引擎的动力减缓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也步入后期，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较低，故重工业化后期的延续时间应该在10年左右。

与中国制造业增长率回落相伴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早在15年前，政府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迟迟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当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土地、矿产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廉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快捷简单的增长和盈利模式，获取资本的丰厚回报。如今，人口红利将尽，土地价格暴涨，各类资源品的成本也大大上升，原有的模式确实难以为继，无论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将外需转为内需、投资转向服务。

中国服务业增长率的提升，将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中的服务类消费。服务类消费在美国的消费总额中占了66%，而中国大约在35%，中国大部分消费都是实物消费，因此，服务类消费的上升空间很大，这同时也可以拉动就业，带来劳动力收入占比的提升。此外，交通运输、通信、酒店旅游、教育、卫生医疗、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也将加快，这与国内发达省市进入生活质量改善阶段有着必然联系，与日韩等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迁相似。

由于服务业属于轻资产行业，人力成本占了服务企业成本中的很大比重，在中国三次产业的人口构成中，第一产业人口占比为39.6%，第二产业人口占比为27.2%，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目前的33.2%。因此，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的上升，必然使得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上升而企业盈余的占比下降（附图）。如韩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30%左右，上升至如今的45%，而企业盈余占比则从50%降至30%，这都是在服务业高增长的时候发生的。

产业转向与行政观念的转变

当企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时，资本报酬率水平同样也将回落，这就需要行政当局在决策过程中更合理地运用财政工具。比如，10年前修一条高速公路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而今天修同样一条高速公路所创造的GDP总额将大大超过10年前，却可能是长期亏损的，原因在于高速公路已经供过于求了。如果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而执意投资既让民生受益不大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那么，其结果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银行的潜在坏账。

目前，中国的投资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已经确定，中西部地区经济未来的高增长可期，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过去10余年的开发中，投资回报率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相信未来也难以显著回升，中国整体的企业盈利率将会下降。更何况，资本的逐利性也揭示了东部沿海率先投资而中西部滞后投资的报酬率因素。拿内蒙古为例，截至2009年，内蒙古已经连续8年成为GDP增长率全国第一的省区，但其2009年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只有1.3，而广东这一指标接近3倍；财政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内蒙只有18:100，而广东是64:100，说明资本投在西部地区不仅产生的经济增加值少，而且效益低下。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行政观念不转变，在新一轮的中西部地区投资中，依然把GDP增长率作为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最大政绩，势必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债务的上升。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中西部地区的行政考核应该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差距为目标，而不应该用人均GDP作为考核目标。而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无非是三个途径：创造充分就业机会、政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纵观发达国家对自然条件欠佳地区的做法，都不外乎这三点，其中，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人口外迁是最有效的做法，这意味着条件越差地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更多，故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就非常接近了。而我国落后地区拿到政府的转移支付后，往往先搞投资，追求GDP增量，导致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难以缩小。

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篇4

关键词：宏观收入,收入分配,第三次经济普查

一、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生产活动形成的原始收入,是整个收入分配的起点,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收入的再分配,最终形成了一国的可支配总收入。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

(一)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

1992年以来,随着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为15.9%、18.0%和66.1%,到2012年,这一比例变为15.5%、24.7%和59.8%。21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6.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尽管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看,居民拿大头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1992年以来,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向企业倾斜(1992—1995年)、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2008年)和向居民倾斜(2009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收入比重下降较多,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较快,企业收入比重在波动中上升。1995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分别为12.4%、23.2%和64.4%。与1992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下降3.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5.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在此时期,由于卖方市场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小平方谈讲话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投资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持续升温,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改善,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较快。这一时期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向企业倾斜。

在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则在波动中下降,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到200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4.1%、28.3%和57.6%。与1995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5.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

在第三阶段,随着政府宏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居民收入比重快速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而企业收入比重则快速下降。居民收入比重扭转了多年持续下降的态势,并持续快速反弹,政府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收入比重明显下降。到201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5.5%、24.7%和59.8%。与2008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下降3.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提高2.2个百分点。

(二)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是在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经常转移的主要形式有所得税、社会保险付款、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经常转移,最终形成了它的可支配总收入,即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础上,经历再分配后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企业收入比重有所下降。

相对于收入初次分配,我国收入再分配内部关系的演变更趋复杂。具体而言,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5年。此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有所加强,与初次分配结果相比,再分配结果有些变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而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稳步上升。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为17.9:13.4:68.7,到1995年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变为14.1:19.7:66.2。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比1992年下降2.5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则上升6.3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有关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趋势。

第二阶段:1996—2008年。此阶段,宏观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进一步上升,从1995年的19.7%逐年攀升到2008年24.5%。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由降转升,从1995年的14.1%上升到2008年的18.3%。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与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部分税种税率水平以及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有直接关系。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66.2%快速下降至2008年的57.2%,下降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滑0.69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此阶段,三者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快速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则持续快速上升。2012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9.2%,比2008年上升0.9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0.6%,比2008年下降3.9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0.2%,比2008年上升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5个百分点。

与收入初次分配相比,1992年以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比重在2001年以前上升,并在1997年达到顶点,此后下降,2002—2010年再上升转为下降,但自2011年起居民已重新由再分配中由上升转为下降。收入再分配过程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开始推行的税改和1998年开始全面推进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等多项改革的综合结果,但自2011年起年宏观收入再分配过程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三)2013-2014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估算

由于目前官方尚未发布2013年和2014年的实物资金流量表,通过现有数据对2013—201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大致估算。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总量资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直接来自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相应年中人口进行推算得到的。由表1可知,由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前者大约相当于后者70%左右(表1)。考虑到1992-2012年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1,这表明两者变动趋势高度一致,也就是说,如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较上年出现上升时,则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也较上年上升,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同样,尽管预算内财政收入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口径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在1992—2012年期间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986,表明两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与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有了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数据,就很容易通过倒挤法计算出2013-2014年企业可支配收入数据以及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表3)。由表3可知,2013—2014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63.3%左右,比2013年上升1.5个百分点左右。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上述方法估算的2013—2014年三者收入占比数据可能与官方未来公布的实际结果有一定的出入,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对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目前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具体表现在:

第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正逐步形成,居民收入渠道增多,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支出随之扩大,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二,促进了企业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活力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高。随着企业自有资金积累的增多,企业将更多的自有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中,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所得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适当份额,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收入规模的扩大,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以及调节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同时也使政府有能力集中资金进行重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以及应对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

从国际经验看,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一般表现为居民和企业所得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所得比重有所下降。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总体上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上升、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符合国际上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到1995年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和企业收入过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企业无力进行更新改造和自我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有补还“欠账”的因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加消费和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1996—2008年期间,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滑。从2009年开始,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新变化,突出表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止跌回升,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呈现加速上升的态势。

三、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仍然偏低,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2000—200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总体上增长缓慢,二是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缓慢;三是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增长大大放缓。尽管从2009年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回升到2012年的61.6%,但该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二)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仍存在向政府倾斜的趋势

一方面,政府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增长相对仍比较快,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政府继续扩大收入比例。近年来,政府在经常转移净收入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增长远快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导致政府经常转移净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持续上升。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地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三)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潜在欠账不断增大

由于个人收入来源复杂且不够规范,政府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突出表现在:一是实物社会转移比重明显偏低。按照SNA的规定,实物社会转移指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性货物和服务而承担的费用支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非市场产出,如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二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从市场生产者手中购买然后再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如政府通过社会保险计划采购药品提供给居民。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2年我国实物社会转移占GDP的比重不超过7%,远低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10%以上的水平。二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规模严重偏小。2012年,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为2309.2亿元,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0.7%;各级政府用于补助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出总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7%。由于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小,对农村居民、城镇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保障。目前,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这就迫使居民仍要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当期消费增长。此外,随着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与缴纳养老金人口的比例将显著提高,养老金缺口快速增大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四、改善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逐步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80%左右,因此在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劳动者报酬增长对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具有关键的意义。为此,一是要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水平。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综合素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水平。二是完善以最低工资和“三条指导线”为主的工资调控体系。将劳动者报酬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和政策规定,进一步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综合考虑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社会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因素,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三是统一规范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清除养老保险转移的障碍,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四是以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五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逐步实现劳务派遣工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六是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逐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统一同一地区同一级政府不同部门的津贴补贴项目、标准,实现同城同待遇;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实施绩效工资。七是促进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完善促使流通股股东长期稳定投资的现金分红制度,强化细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

(二)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在收入再分配环节,加快构建以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社会公平,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此,一是要改革和完善税制,建立调节存量财富的税收机制,健全房地产税、车船税等财产税制度,研究开征遗产赠与税,规范政府非税收入,清理整顿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楼堂馆所的建设支出,不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农民、城镇困难群体、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三是要健全社会保险制度。适度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继续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制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加强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管理,适时出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加快完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基础上,最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四是加强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逐步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专项救助力度,健全临时救助机制。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逐步拓宽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五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慈善机构,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三)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资金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虽然一直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仍有进一步加大的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迫切需要改变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现象,改变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体到收入分配领域,就是要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树立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理念。要为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再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保障机制,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一是财政支出要适当向社会保障倾斜;二是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征缴率;四是必要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五是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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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天宇.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工资分配方案 篇5

1.1完善工资考核、优化整合人力资源、提高各岗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1.2体现公司工资管理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性。让员工清楚当天的工资所得，将计件工资透明化。

2、适用范围

湖北**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制造部直接生产员工。不包括车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维修人员。

3、职责

3.1生产车间：汇总各班组当日产品产量

3.2质量部：对班组的产量及质量进行确认

3.3财务部：负责工资的及时发放

3.4总经办(公司办)：负责根据标准工时以及考勤记录计算出员工的计件工资、加班费、奖金、罚款、扣款等。并对计件工资进行核查、监督，并按公司的发展需要及市场的波动调整工价。

3.5技术部(技术中心)：负责制订各工序、各产品的标准工时及单位时间产量定额，制订各工序班组人员定额，制订各工序各产品的物料消耗定额。

4、定义

产量定额：是指单位时间内应当完成的合格产品的数量。

消耗定额：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条件下，在保证质量并合格使用材料的前提下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所必需消耗材料数量。

标准工时：在正常的操作条件下，以标准化的作业方法及合理的劳动强度和速度完成符合质量要求的工作所需的作业时间。

5、工资结构：

5.1税前工资=计件工资+补时工资+中夜班补贴+全勤奖+技能津贴+工龄工资+安全奖+营养费+交通费+其它津贴+奖励-扣罚。

5.2实行班组集体计件，通过个人出勤工时及岗位技能系数分配个人工资。

5.3集体计件工资=班组月度良品总数×相应产品的单价+月度超定额总数×加班系数。

5.4月度总产量超额上限为50%。

5.5计件单价=单位时间岗位工资标准/单位时间的产量定额。

5.6废品折扣：产出废品造成的浪费，以废品数量按产品单价扣除相应的损耗。批量废品另案规定处理。

5.7物料超耗折扣：月度物料消耗超定额部分，按财务核定超出部分的总价的20%扣除集体计件工资总额。

5.8工资结算期内中途离职员工按非生产计时工资结算。

6、补时工资

6.1新产品试制及爬产阶段(标准工时、产量定额或计件单价未确定)产品的生产，按单位时间岗位工资标准×出勤时间计算补时间工资。

6.2因客户临时改变产品要求而造成的返工，按单位时间岗位工资标准×作业时间计算补时工资。

6.3上班时间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类培训、集体活动、工伤休息期间视为出勤，按武汉市最低单位工资标准×出勤时间计算补时工资。

6.4生产任务不足支持正常工作时间，机械故障、公用动力供应中断、物料短缺及其它非操作者本身因素影响到生产停滞1小时以上，作业人员接受其它工作安排的，按武汉市最低单位工资标准×出勤时间计算补时工资。

6.5所有补时工资由车间主任申请，经制造部长审核，总经理批准，并累计一个月的补时工资报总经办(公司办)。

7、不计工资的异常及其它

7.1由于作操员工的责任造成品质异常而返工、全检等产生的活动不计工资补偿。

7.2由于技术文件使用错误，机器参数设置不当造成制程效率低下、品质异常不计补偿。

7.3由于投料错误导致的处理工时不计补偿

7.4由于安全责任事故导致的生产停顿及现场安全事故分析会所产生的工时不计补偿

7.5由于操作方法不当而临时组织的现场培训不作补偿

7.6其它操作者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

8、其它

8.1计件单价的时效性：机器、材料、产品、工艺布局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根据工资市场水平、武汉市最低工资要求及公司发展需要，每年定期修订一次。

8.2进行重大技术改进、工艺流程布局调整、材料改进导致生产效率提升后，维持原计件单价执行6个月或者维持原计件单价至定期修订月。

8.3由于客户产品调整或者工艺过程改变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后，公司根据实际标准工时及产量定额，在次月执行新的计件单价。

8.4本草案先在隔音垫工序及R33仪表板焊装工序试行，试行过程中如有不妥由总经办、制造部协商后对计件进行局部调整。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探析 篇6

1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2010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5919.0元[1], 比上年实际增长14.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109.4元, 实际增长了11.26%。但随着收入的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日益严重, 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1.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2], 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由城乡差距所解释。用Theil指数可将全国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根据CHIPS的所进行的三轮住户调查, 1988年、1995年与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分别为33%、37%和40%[3]。从图1可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轨迹。

注: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得出。

1978年后,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度持续下降, 于1983年达到近30年的最低点1.82, 此后维持了两年又继续上升;1994年又出现一次下降, 在1997年达到阶段性低点2.47;此后一直到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快速上升, 达到3.23。2003年后至今, 该数值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2009年为3.33, 也是建国后的历史最高值, 2010年略有下降, 达到3.23。其间有部分年份曾有下降, 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 (图2) 。总体来看, 经济发达省份的城乡差距小于经济落后省份, 东部的城乡差距小于西部。差距最小的北京市为2.19, 最大的贵州、云南两省分别达4.07、4.06, 比北京市高86%。2010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贵州省的2.06倍和3.82倍。

注: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得出。

1.2 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探讨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个不容回避的是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图3是我国一些行业1978—2010年的工资变异系数。行业涉及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及房地产业, 其他行业很难找到2002年前的数据。图3中的数据表明, 从1992年起行业工资差距开始逐渐扩大, 至今为止该趋势一直向上。1978年, 行业工资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工资为850元, 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470元的1.81倍。2010年, 行业最高工资为金融业的70146元, 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的4.20倍。行业差距不断扩大, 唯一不变的是行业最低工资一直是农林牧渔业。

1.3 收入分配地域性差距显著

地区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另一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后,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东、中、西部形成较为明显的梯度发展格局。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性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由于数据残缺严重, 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更是不易获得, 本文重点分析改革后的地区差距。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由于人均收入没有直接数据, 本文根据可得的数据采用yi=Piryir+Piuyiu计算人均收入。式中, yi为第i个省 (地区) 的人均收入, pir、piu分别表示该省 (地区) 农村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 yir和yiu则代表该省 (地区) 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重庆于1997年划为直辖市, 为保证数据的口径一致, 将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有关地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 国内外学者分别使用Theil指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标准差、收入流动等方法进行衡量, 不同的指标各有优缺点。根据数据可得性及处理的方便性, 本文选用各地区的变异系数进行衡量。变异系数是通过某一年份各地收入的标准差与其平均值的比值计算得到, 其计算公式为:undefined。式中, S为标准差, undefined为平均值。1978—2009年全国人均收入变异系数见图4。由图4可见, 总体上变异系数呈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后的变异系数曾一度下降, 到1983年达到最低点, 之后又一路上升, 中间虽有数年出现下降, 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显示全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图5是按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分别计算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异系数。1983年之前, 三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均出现下降, 中部地区在改革之初的收入差距最大, 随后的变化也最为剧烈。东部区域内变异系数在1983年后基本处于稳定上升趋势中, 中部在1987年前后的收入差距明显变大后于20世纪90年代基本趋于稳定, 但在2003年后迅速上升;而西部地区在1983年后至今基本平稳, 区域内收入差距无明显变化[4]。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2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很多, 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带来的竞争造成行业、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职责划分不清形成垄断, 导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 国家在税收、转移支付、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 进一步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拉大。

2.1 非均衡经济的发展

一国收入差距的形成与该国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密不可分的。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由于长期从农业中抽取资金, 导致农业积累能力不足, 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 在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居民迁入城市, 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聚集在数量有限的耕地上, 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与此相适应, 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 伴随着地区发展差距以及产业的兴衰, 使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大量资金优先向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倾斜, 设立经济特区, 同时给予较多的税收、投资、贸易等优惠政策, 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也造成区域间收入差距逐步的扩大。这种非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增强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力, 但不可否认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很突出, 如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 具有独特优势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高于中西部, 新兴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效率高于传统产业。

2.2 经济体制的不合理

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 以此促进市场竞争, 但有一些人和单位利用这个时机谋取非法利益。“许多证据表明, 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关系上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5]。如在某些行业, 政府的行政垄断扰乱甚至限制了市场的作用, 造成许多不公平竞争现象, 如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凭借行政力量垄断经营,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使其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虽然近年来对垄断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反腐败的力度也不断地加大, 但许多行业的垄断地位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许多影响收入分配不公的不合理现象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此外, 部分党政官员利用手中权利, 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其他手段谋取暴利;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存在着严重管理漏洞, 大量资产甚至脱离了财政管理, 滥用和漏失现象严重;在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 存在投资项目转包、营私舞弊现象, 损失巨大, 这些形成了巨额的灰色收入, 使税务部门不能进行有效监测, 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

2.3 税收制度不完善

通常情况下, 政府通过财税政策调控收入分配, 而税收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既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又通过转移支付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 以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由于我国税收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使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受到影响。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 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可影响收入分配, 但而与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予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税还未开征。同时, 由于已经开征的几个税种税制设计不完善, 没有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有限, 同时在个人所得税以分类征收为主的情况下,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 出现了富人少缴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缴税的逆向调节, 再加上法律制度和配套制度不完善, 使高收入者利用手中职权钻空子, 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进一步拉大了其与普通劳动者的差距。虽然国家在2006 年对消费税进行了改革, 将原来的11个税目调整到14个, 但有些高档消费品仍未纳入征税范围, 如豪宅、高档家具、高档葡萄酒等, 而像黄酒和薯类白酒等大众消费品则在征税范围, 对这些项目征税无疑使处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所承担的税负高于高收入阶层;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在计税依据、征收范围、税制设计上存在局限性, 这些都使税收调节功能大打折扣。

2.4 公共服务的缺失

近年来,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个人承担费用不断上涨, 使低收入阶层无力承担。此外, 区域和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差距, 形成了“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差—投资效益低—投资流向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可见, 政府对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政策的缺失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 我国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不足,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社会保障制度乏力。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错位, 没有将城市和农村低保对象、失业和无业等人群纳入体系内, 而是将收入水平原本就高的人群作为保障对象, 这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 反而加大了个人收入差距。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2009 年全国教育支出 10437.54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3.06%,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地区间的教育投资也存在很大差距, 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③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各地的财政收支不同, 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高, 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相对就高, 而农村由于财政收入低, 所以提供服务的水平就差, 使地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6]。

3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

主要是:①多渠道促进农村居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政府要一如既往地贯彻和落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 不断完善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 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改革, 大力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农业;引导农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农村和城镇企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及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随意延长工时等问题[7]。此外, 进一步稳定农资价格, 降低生产成本, 适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增加农民收入。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 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一是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权力和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 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经济社会事务越多, 它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 控制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 势必导致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是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 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根据因事设岗的基本原则, 政府从一般经济事务中退出之后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 这就要求合并机构、精简人员。二是打破垄断, 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中缩小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起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 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管制, 运用适当的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另一方面要引导国有企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尽责, 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集中分配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收益。三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出台《工资条例》, 监督企业构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 将工资水平与利润挂钩, 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解决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等社会问题;健全法制机制, 严格执法, 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加大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 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要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以解决部分企业退休老职工待遇过低的问题;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力扩大就业, 降低失业率, 增加劳动收入的覆盖面和人群基数。③完善再分配机制, 实现分配公平。一是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的深层改革。个税政策的核心问题应是谁真正承担了最重的税收负担, 即哪个阶层交纳了最大比例的税收。我国目前的个税不足之处除起征点问题以外, 更主要在于分类所得税制, 以及根本不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和支出的抵扣制度[9]。这种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 缺陷明显, 对不同性质的所得税分项计征, 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因此, 必须通过一系列税制的配套改革和整体的设计, 真正实现税负合理和公平, 使高收入者多纳税, 低收入者减负, 从而使个税回归公平, 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 是改革发展的“减震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托底”机制。要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 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将符合条件的城镇从业人员逐步纳入社会保险范围[10];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问题,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提高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 完善全社会的救助体系[11]。

4 结论

目前, 我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差距过大所导致的贫富分化, 会成为 “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提高经济总量与加快增长速度的过程, 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利益分配规则不公平、利益分配结果不公正、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 公众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开始膨胀, 感觉自己被“剥夺”, 当他们的忍受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 就难免采取极端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诱发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托尼·阿特金森认为, 对市场机制引起的贫困、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现象以及“边缘化”现象, 政府必须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加以改变。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然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期望这个过程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因此, 只有在深入探讨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根源之后, 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创新, 从而逐步地缩小差距, 为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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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分配格局 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理论,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积累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 人均实际GDP从1978年的378元增长到2008年的4505元, 年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8.6%。然而,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急剧恶化, 我国整体经济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亟待改善。

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Kuznets1955) 提出了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则会产生一系列阻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 从而收入不平等状况开始维持不变并随后逐渐改善。在此假说提出之后,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分为了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 围绕该理论假说, 产生了大量运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的实证研究, 然而, 结论却并没有与理论假说完全保持一致。国外的研究表明, 倒U曲线基本能够揭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大多数OECD国家的收入分配动态, 但对欠发达国家, 结论并不明显 (Anand和Kanbur 1993, Aghion等1999) 。我国学者也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 并且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有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能够支持倒U型假说 (杨俊、张宗益2002, 陈宗胜1991) , 有些则没有找到我国收入分配符合倒U型的证据 (李实1999, 李实、赵人伟1999, 王小鲁、樊纲2005) 。

其二,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和OECD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其工资差距的拉大, 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再次反弹恶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从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尤其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来解释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再度恶化现象 (Aghion等1999) 。这些文献可以被看作是对倒U假设的发展, 它们给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在可能出现倒U型之后再度不平等提高的可能性。事实上, 倒U曲线所反映的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 然而并没有指出在实现工业化后的现代发达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演化和决定因素。

其三,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和兴起, 旨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分配政策, 大量研究开始将兴趣转向相反方向, 即考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平等是有利于增长的, 主要是由于富人趋于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 所以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除此之外, 更高的不平等还可以克服投资的不可分性或通过提供更高的激励促进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 最近发展的理论对该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根据Aghion (1999) 的总结, 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出平等化促进增长的可能性, 更加平等化会导致更广的投资机会、更大的投资贷款激励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从而有利于增长。Galor和Moav (2004) 试图将这两种相冲突的观点统一起来, 他们的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图景:在经济发展早期, 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不平等通过将有限资源聚集而有利于积累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 人力资本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平等化则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虽然这些最新发展的理论旨在分析初始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其均从经济环境以及微观个体的禀赋和特征出发推导长期的增长, 所以收入分配的演化也往往在其中被内生决定。

总之, 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 从考察整个经济长期的收入分配转变为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或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以及微观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理论研究的转变与深入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以下分析其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

三、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西方经济理论指出, 人力资本是决定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 相比发达国家资本的积累过程, 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本, 技术转移或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都将使得经济快速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具有传统经济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市场不健全的特点, 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又是经济在长期中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如果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那么教育和决定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其他因素将成为主要的市场力量主导收入分配, 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将导致不可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我国农村及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 整体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状况突出,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水平的底下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所以, 无论是试图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旨在改善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都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

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则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国内有诸多研究关注城乡动力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存在不利于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 扫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可能并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因为即使城乡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即农村人力资本与城市一样也能获得合理的报酬, 但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的差异, 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仍然存在, 这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不断扩大。换句话说, 在一个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推动的二元经济中,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会导致更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 消除市场分割的促进劳动力转移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 大量数据均表明, 从农村转移出去就业的劳动力相对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两类农村劳动力并非同质的, 大部分转移的劳动力或有更好的身体素质, 或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二元经济的发展逐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则要求基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不改变农村落后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就无法更充分利用农村人口资源, 其他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将在长期内失效。相比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 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对农业的补贴是一种最直接的城乡收入再分配政策, 一方面能让更广大的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硕果,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能刺激农业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率。如果只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 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且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原因是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 资源从城市转向农村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收入转移措施将有利于限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比如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等。相比之下, 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也不同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 如果税收主要来自城市, 那么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城乡财富转移, 公共教育可以缓解在收入水平低下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约束, 从而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 所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彻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四、结论

本文在总结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理论基础上, 将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紧密联系, 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作出了判断, 并从中得出了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若干启示。如果人力资本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将对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与环境的区别, 由此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差异, 这种差异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 首先,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其次,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后, 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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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分配格局 篇8

径流的总量和结构变化是揭示径流变化的两个方面, 径流总量变化影响水资源利用规划, 而径流结构变化主要包括径流年际分配及年内分配变化, 其反映了径流的年内季节分布, 有利于水利设施设计及年内农业水资源利用。各学者在黑河流域[1,2]、长江流域[3]等不同分析方法探讨了径流年内分配规律, 云南境内, 黄英[4]等则对径流变化受水电站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利用牧羊河干流水文站中和站1955～2010年的月径流数据对牧羊河汇入昆明市水源地松华坝水库的出水径流进行结构分析, 为流域水资源分配提供合理依据。

牧羊河流域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北, 东经102°43′～102°58′, 北纬25°11′～25°28′, 地势由东北-中部-东南逐渐变低, 海拨范围为1 980～2 760m, 区域内2 000m以上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99.1%。流域属山地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气温12～26℃, 多年平均降雨量1 005.7mm。

2 方法概述

本文通过对径流年内分配进行分析来反映径流的结构变化特征。径流年内分配的分析方法有多种, 本文将从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性、丰枯水期、年内分配的变化幅度等方面对牧羊河径流年内分配进行分析。

2.1 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

本文选用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系数 (Cr) 来衡量径流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5], 其计算公式如下:

$C{}_r=\delta /R,\delta =\sqrt{{\displaystyle \sum _{t=1}^{12}}(R(t)-R){}^2}$。 (1)

式中R (t) 为年内各月径流量;R为年内月平均径流量。Cr值越大, 年内各月径流量相差越悬殊, 年内径流分配越不均匀。

2.2 丰枯水期

本文以《SL250-2000-水文情报预报规范》中的距平百分率公式为基础, 结合牧羊河57年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制定牧羊河径流的年度丰枯判定标准。其中的距平百分率 (P) 公式如下:

P=[ (Ri-R) /R]×100%。 (2)

式中Ri是任一年的年径流量;R是多年平均径流量。P>20%时径流为特丰水期;10%<P≤20%时径流为丰水期;-10%<P≤10%时径流为平水期;-20%<P≤-10%时径流为枯水期;P≤-20%时径流为特枯水期。

2.3 年内分配变化幅度

径流的年内分配变化幅度会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影响。本文在对径流变化幅度进行分析时将采用相对变化幅度和绝对变化幅度两个指标。

3 结果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了每年的年内分配不均匀系数, 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一元一次线性拟合 (图1) 。1955～1970年的年内分配不均匀系数较大, 波动幅度较小, 说明这15年中牧羊河径流各月径流量相差悬殊, 年内分配不均匀, 但是年际间的年内分配格局大致相似。1970～1993年间曲线波动大, 年际间的年内分配格局变化大, 极大值出现在1983年, 极小值出现在1992年。1993～2010年曲线围绕拟合线波动趋于平缓, 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变小, 年际变化有变小趋势。同时拟合方程的斜率小于0, 表明牧羊河年内分配不均匀整体上逐渐变小, 各月径流量间差值成减小趋势。

3.1 丰枯水期变化

根据上述划定的丰枯水期标准, 将56年的数据分为11个时段, 每5年为一段, 最后一段有6年, 分别计算时段内的距平百分率, 各季节平均径流占时段内全年平均径流量的比 (表1) 。

由表1可知:牧羊河流域在过去的56年中经历了两次丰枯变化, 具有两个特丰水期高峰, 分别出现在1965～1969年和1995～1999年两个时段, 其中又以第一个时段较大。同时, 距平百分率的逐渐变小说明年径流总量波动有逐渐变小的趋势。而年内各季度平均径流占年平均径流的比值则表明, 不论年径流量的丰枯情况如何, 该流域的径流量年内分配情况基本一致。每年的1～3月, 此时流域内气温低, 降雨少, 径流量占年平均的7%。平均每年4～6月径流量占年总量的11%, 这主要是由于这一季度虽然温度升高, 但是气候干旱, 降雨少。夏半年的夏秋季节降雨多且集中, 这个时段的径流占全年的72%, 这也表明牧羊河径流的补给主要依靠降雨。因此, 牧羊河流域的径流补充时间主要分布于每年的6～12月。

3.2 年内分配变化幅度

将年内分配的相对变化幅度和绝对变化幅度也按5年一期分为11个时段, 进行均值统计 (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相对变幅在1955～1959年段最大, 达到了68.58。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相对变化幅度逐渐变小, 并在2005～2010年降到最小值12.46。这充分说明牧羊河在56年的研究时段内, 径流年内最大值和最小值在逐渐接近, 径流年内分配在趋于均匀。绝对变化幅度则表现出了随时段丰枯程度变化的规律, 丰水期时绝对变化幅度大, 枯水期则变小。这反映出年径流丰枯程度即年径流量的多少受到年最大月径流量的一定影响。

4 结语

1955～2010年这56年间牧羊河出水径流呈现如下变化规律:牧羊河年内分配不均匀整体上逐渐变小, 各月径流量间差值成减小趋势;牧羊河流域的径流补充时间主要分布于每年的6～12月, 且在56年间经历了两个径流丰枯周期变化;牧羊河径流的年内相对变化幅度整体成减缓趋势, 绝对变化幅度则随时段丰枯程度变化。

摘要：以牧羊河流域中和站56年间的月径流数据为基础, 应用不均匀系数、丰枯水期、变化幅度等指标分析牧羊河流域出水径流的年内分布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牧羊河年内分配不均匀、整体上逐渐变小, 径流年内主要分布于每年的6～12月, 且在56年间经历了两个径流丰枯周期变化;牧羊河径流的年内相对变化幅度整体成减缓趋势, 绝对变化幅度则随时段丰枯程度变化。

关键词：年内分配,不均匀性,丰枯水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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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分配格局 篇9

目前,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的后半阶段, 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 国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高速发展的同时, 老百姓是否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胜利果实?老百姓是否幸福呢?近年来, 国民幸福指数不断下降。2009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 中国内地位居第二十位。在高昂房价、被产业化的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的社保体系等压力下, “蜗居”、“裸婚”、“蜗婚”、“蚁族”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国富民穷”的关键和症结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了失衡。

一、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状

改革开放前, 中国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逐渐增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 政府获取生产税, 企业获得利润, 居民获得劳动报酬。生产要素所有者 (土地所有者、货币金融机构、一般居民) 通过提供生产要素 (土地、货币、权益性资金) 得到生产要素收入 (地租、利息、股息和红利等) 。从1996—2005年间居民初次分配比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而且有加快趋势, 由1996年的65.3%下降至2005年的58.9%;而政府所占比重从1996年的15.1%上升至2005年的17.3%。在再分配环节中, 企业和居民向政府缴纳收入税, 并获得政府的转移支付。从1996—2005年间, 政府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由1996年的17.1%提高到2005年的20.7%, 而需要支出的转移支付只由1.4%上升至1.5%, 上涨空间非常有限。因此, 目前中国最终收入分配格局是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政府收入不断增长, 而居民分配比率不断下降。去年中国税收收入已经突破7万亿, 加上罚没收入、社保收入、土地出让金等, 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率已经超过了30%, 被认为是全球第二高纳税痛苦指数国家, “税收侵蚀工资”现象的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和其他经济行为。从这个角度看, 政府应该减税, 还富于民。

2. 劳动者报酬占比重下降。

企业对于利润的追求, 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 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 (特别是农民工) 和正常增长机制。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 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以后, 这一比重略有上升, 但始终没有超过15%。而在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则可能高达50%左右。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仍然鼓吹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优势, 实际上这是对劳动者获得应有的报酬权利的极大漠视, 对劳动者极度不公。

3. 收入差距扩大明显。

自2000年开始,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目前,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这意味着,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1)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 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 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 但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大。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 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2) 地区间的收入差距。2006年中国东部地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超出幅度是45%,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出幅度为27%。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的省份———上海和新疆, 绝对差高达11 797元, 高达2.33倍。 (3)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50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服务业, 职工年均工资为392元, 两者绝对差距为458元, 相对差距为2.17∶1。2006年, 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两者绝对差为29 850元。是其3倍。目前高收入行业多集中于金融、保险、电力、交通、能源等垄断性行业。2008年, 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 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而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

二、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深刻认识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所存在的问题是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基础。

1. 消费市场疲软。

央行最近发布2011年第一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调查显示, 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 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及储蓄存款, 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 创下了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从近十几年的数据来看, 消费支出的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率的拉动不断下降, 从1996年为60.1%、6%下降至2006年的39.2%、4.3%;十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 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为65%~70%。而资本形成总额、服务和货物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趋势是不断提高的。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转型, 从过去过渡依赖出口改为扩大内需。目前中国有近20万亿居民储蓄和50%的储蓄率, 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左右, 美国达到70%以上, 相比较而言, 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十分有限的, 也同时意味着是十分有潜力的。破解启动消费市场的掣肘因素, 是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据研究, 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 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 而高收入家庭40%以上的收入会用于储蓄和积累。目前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穷人无钱消费, 富人由于基本消费趋于饱和以及国内消费环境不佳导致无从消费, 消费拉动型经济难以形成。

2. 投资需求盲目扩张推动物价上涨。

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导致政府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税费和利润, 推动了这轮经济周期中投资过热。过快的投资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风险, 会加剧了新一轮的收入差距。首先, 投资增长过快, 加大了下游各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 引发了物质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成为了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的潜在推动因素。目前通胀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而在通货膨胀中福利损失最大的就是固定工资薪金收入者;其次, 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产能过剩, 增加了未来各行业业绩的不确定性, 因此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 这种模式也会增大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收入差距。

3.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10%左右。数据显示, 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仅为155美元, 而只用了二十三年时间, 到2001年就突破了1 000美元大关;随后只用九年时间突破了4 000美元大关, 何时跨过1万美元大关?

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 由于政府忽视财富分配, 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等问题, 社会矛盾突出, 经济回落或长期停滞, 到现在始终没能跨过人均GDP 1万美元的门槛, 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种现象就是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呢?人民论坛在2010年做了问卷调查, 对于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 民怨较重” (占52%) , “贫富分化, 阶层固化” (占44%) 。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 000美元, 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 000美元, 1995年达到了11 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 日本花了大约十二年时间, 韩国则用了八年。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 有个共同点, 就是关注收入差距问题。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韩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 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 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富民强国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目前中国面临着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内需增长不足等问题。“十二五”期间如何解决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矛盾、寻求经济与福利平衡增长, 成为中国克服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各类“陷阱”的关键,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是不得不进行的一项改革。

1. 以市场为手段规范初次分配。

(1) 发挥工会的力量, 形成有效的工资增长长效机制。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过低,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形成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工人单打独斗要求涨工资不太现实,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娘家, 有困难当然就要找工会。目前, 中国大陆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会组织, 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工会由组织高层进行人事任命, 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 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小福利发放及娱乐活动组织, 很少有企事业工会组织的“维权”呼声。在欧美国家, 工会势力非常强大, 工人因为有了工会力量的扶持和保护, 工资、福利和劳动环境才一直迅速而又稳定地改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是美国最大工会, 不仅人多势壮, 而且有政治和经济势力。UAW拥有9亿美元的罢工基金, 能够承担得起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罢工。不仅如此, 工会甚至在政治选举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工会不仅在动员蓝领工人和中低收入者投票上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 更是民主党候选人政治献金的重要来源。奥巴马上台就是获得了工会的倾力支持与许多产业工人的选票。2009年轮胎特保案就是奥巴马向汽车产业工会的屈服。在工会制度上, 中国和欧美走向了两个极端。欧美的工会过于强势, 反而让企业处处受到了强烈压制, 从而严重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中国的工会成了企业的管理机构, 他们走到了工人的对立面, 无法为工人维权。工会力量来自法律制度的保障, 来自政府的撑腰。如果工会力量不够强大, 工人在工资谈判方面就处于弱势, 被迫选择用脚投票, 导致出现民工荒。 (2)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早在十年前, 政府就出台了垄断行业最高工资指导意见, 但实际效果不明显, 甚至有所恶化, 引发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大的异议。要改变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畸形收入分配现状, 除了引入民间资本, 打破垄断外, 还可以征收特别收益金, 建议提高垄断行业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 使得其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维持在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合理比例之上。

2. 通过宏观调控完善再次分配。

(1) 减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财富在向政府倾斜, 政府应该还富于民, 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因此, 减税是应该成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主题, 金融危机后, 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 各国掀起了一场减税风暴。美国掏出2 500亿美元为95%家庭减税, 2 000亿为企业减税;英政府推200亿英镑减税计划;韩国政府税改方案共涉及16个税收项目, 两年内共减税15.7万亿韩元;日本实施的减税政策将能极大地促进清洁车辆的普及, 拉动汽车市场消费。中国在“十一五”期间, 已经成功实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企业所得税并轨、调整个税、资源税等等。“十二五”期间, 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 还富于民。 (2)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在税收体系中, 有许多税种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政府应该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这类税种的改革。个税在西方国家被称为“良税”, 主要目的就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中国个税进行了起征点调整和要求高收入阶层自行申报,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 加大对富人阶层的征税监管。消费税, 遵循产品生活必需程度越高, 消费税税率越低的原则, 反之亦然。2006年4月国家对消费税进行了调整, 首次将高尔夫球具、豪华游艇、高档手表等奢侈品纳入征税范围, 并取消了“护肤护发品”税目。房产税改革试点由于上海和重庆两地实征比例较低, 且第一季度征收额度皆不足百万, 遭遇尴尬。遗产税具有相当大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同时还可以鼓励公益捐赠, 提高社会福利。目前针对开征遗产税争议颇多, 反对开征遗产税的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相关金融制度不完善, 难以实施。不仅遗产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需要完善的金融财产登记制度、金融存款实名制等, 才能堵住征管漏洞。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87%, 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13.26%, 这两组数据均远高于国际标准, 这表明中国目前已进入老年化社会。发达国家一般是“先富后老”, 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却是“未富先老”。现行社会保障还没有做好为全民养老的准备。不仅如此, 个人也没有做好准备, 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 421模式导致家庭养老经济负担沉重。此外, 中国现行社保体系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截至2008年底,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4万亿。

而当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 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 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这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 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另外, 央企红利收取之初, 其用途设计上就有充实社保基金一项, 但央企红利收取三年, 共1 500多亿, 只有10亿元用于社保。因此, 政府应在“十二五”期间, 把国有股分红、减持、利润上缴, 用于充实社会保障, 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真正实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3. 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

在很多国家, 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 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 通过捐助, 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 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目前, 中国有大大小小慈善机构100多家, 但捐赠金额仅占GDP的0.01%, 在一些发达国家, 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 美国每年捐赠的慈善公益资金高达GDP的9%。在中国慈善捐赠中, 其中有近80%来自海外, 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在这种背景下, 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促进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通过发展慈善事业, 利用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 来援助低收入阶层, 将在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十二五”期间, 政府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 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胜利成果, 能有尊严的活着, 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摘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实现国富的同时, 却产生了民穷的现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失衡, 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也极易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此, 政府应该通过发挥工会力量, 形成工资长效增长机制;减税, 还富于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社会公益捐赠等手段提高居民收入, 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胜利成果, 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关键词：收入分配,民富国强,减税,社会保障,捐赠

参考文献

[1]于国安.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2]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

矿山企业工资分配方式探讨 篇10

1.1 内在因素。

是指与劳动者所承担的工作或职务的特性及状况有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劳动属性、职务的高低、技术和训练水平、工作的时间性、工作的危险性、年龄与工龄。

1.2 外在因素。

是指与工作的状况、特性无关, 但对工资水平的确定构成一定影响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生活费用与物价水平、企业负担能力、地域和行业间通行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力的潜在替代物、产品的需求弹性。

2 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2.1 保证职工安定生活的原则。

为确保企业有一支足够的称职的职工队伍, 并使他们能安心工作, 稳定地发挥工作潜力, 企业所确定的工资水平必须能取得社会承认, 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水平。

2.2 有利于职工潜在能力开发的原则。

实践证明,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仅能补偿工资增长部分的支出, 还能为企业增加一定的利润。而企业职工潜在能力的开发, 则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所以, 只有在能力与工资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正比联系, 才能激发职工积极参与岗位技术培训, 坚持自我开发性学习, 不断技术创新, 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

2.3 客观评估工资分配激励作用的原则。

工资对于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人们的思想理念的变化, 人们对工资的需求和动机也相应产生变化。因此, 完全依靠工资收入的经济手段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2.4 考虑企业职工对工资水平在不同层次需求的原则。

企业职工对工资水平的要求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 还涉及到人际关系、归属意识等方面的要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企业职工对工资的要求水平可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 对满足吃、穿的工资需求;第二, 对增加工资体系中的固定收入部分的需求;第三, 对取得同事间工资的内部公平合理的需求;第四, 作为与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相称的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要求取得高于他人工资的需要;第五, 希望能过更为富裕、质量更高的生活的工资需要。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 就会引起高层次的需要。而且, 对工资即使达到了高层次的需要, 其低一层次的需要也不会消失, 多种需要是同时并存的, 如果这些需求或工资要求被忽视, 就容易引起职工的心理抵触, 甚至于出现消极因素。

3 矿山企业工资分配的激励方式

3.1 对企业经营者的工资分配。

经营者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是繁荣、维持还是衰弱。因此, 企业的工资分配应当客观反映企业经营者的价值, 体现经营者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要激发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 为他们提供发挥的空间。企业在制定经营者的工资分配标准时, 要确保他们的工资收入与其能力、贡献、业绩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 国有企业一直强调的是员工的工资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 却忽略了企业经营者工资亦应与其业绩相适应。忽略了这一点, 也即忽略了对经营者的激励。这就使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创造与发展的动力, 失去了创新意识。

长期以来, 国企经营者都是按规定的工资等级 (或岗位技能标准) 拿月薪, 月薪的标准与企业员工资差距小。月薪标准不能充分体现经营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 更不能反映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付出的劳动及承担风险应得的回报。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利益分配可采用以下方式:

“年薪制”分配。即围绕企业年度的生产经营目标, 按照责任、风险、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充分体现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经营者的年薪收入由基本年薪和风险年薪二部分组成。基本年薪主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 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和一定的倍数比例来确定, 经营者完成企业的基本效益目标, 计发基本年薪。风险年薪主要体现经营责任与收益相一致和效益优先的原则。风险年薪具有最大程度地发挥经营者工作潜力的效能, 是对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创新管理, 充分利用企业有效资源, 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再激励。

“期权制”分配。即给企业经营者定任务权, 签约确保年薪、在职消费权等, 由他们认购企业股权 (期权) , 明确经营者有权按照签约当年确定的股价购若干年后一定量的企业股权, 并预付一定比例的定金。这种分配机制的激励功能是使企业经营者想方设法实现企业增值, 企业增值与经营者在任期与长期收益成正比。把高额回报建立在企业增值的机制上, 而且明确了在职消费权, 这样对经营者的监督就成了经营者的自我监督, 监督成本减少且收效更大。

3.2 对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分配

由于企业的类型不同, 企业的生产过程、工艺要求、岗位设置, 以及人力资源的配置就各不相同。因此, 企业的内部分配制度, 必须围绕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两个目标, 体现效益优先原则。矿山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形企业, 根据岗位的工作性质可分为:操作岗位、维修岗位、辅助岗位。对企业员工的工资分配可采用以下方式:

操作岗位实行“岗位模式”的工资分配。企业操作岗位上的员工, 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 主要承担生产流水线上工序设备的操作、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工艺技术参数的执行、以及产品质量控制等职能。各操作岗位之间, 在企业内部的相对地位和相对价值比较明显。岗位相对地位和相对价值高, 则该岗位员工的工资分配就高, 反之则低。

维修岗位实行“技能+工时模式”的工资分配。矿山企业维修岗位上的员工, 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 主要承担生产流水线上设备的点检、润滑、维护保养、以及设备故障修理职能。矿山的设备维修工作主要体现的是团队合作精神, 需要的是知识共享、相互配合, 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划分个体成员的具体职责。因此, 对企业的维修岗位分配中, 既要建立技能等级的分配方式, 又需要从团队任务完成情况上来区分个体劳动的差别。在实施技能等级分配上, 实行年 (月) 度绩效考评与年度技术测评相结合的动态管理方式, 不搞终身制。在个体劳动差别分配上采取模拟工时工资的方式。

辅助岗位实行“绩效模式”的工资分配。企业辅助岗位上的员工主要承担后勤服务、物流管理、产品营销等工作。这些岗位的工作具有单一性、重复性、规范性、可量化特点, 相对其他岗位工作目标明确, 其岗位员工的业务水平、工作责任、工作业绩,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管理。因此, 对辅助岗位实行绩效工资分配, 必须将辅助岗位的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工作质量数量化。同时, 制定规范的考核体系, 综合评价其工作绩效。

参考文献

[1]安鸿章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5-10:229-239

[2]文跃然等.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工资管理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