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差异

行为差异（精选11篇）

行为差异 篇1

2010年12月,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理事长韩湘景发布了“2010—2011中国城市女性消费调查报告”。调查选取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长沙、兰州、大连、太原、成都、宁波等10个大中城市18—60岁的城市女性为对象。报告指出,网购日渐成为女性重要的购物方式之一:2010年参与过网购的被访者达70.8%,上年网购比例仅为42.3%。有调查显示,女性是半数消费品、商品的购买者,控制着国内消费额的60%,决定着77.5%的家庭购买力,远远超过男性和儿童类别[1]。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女性作为购买行为的主体之一,在网购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就此,笔者从行为、角色和态度三个方面对女性购买群体进行了分析。

一、行为差异

男性与女性的差异,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是由于男女的第23对染色体的遗传基因以及性激素和大脑下丘脑和大脑两半球的影响。激素的作用也决定了男性与女性在性格上的差异。男性经常会被冠以粗狂、不拘小节的特点,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加的细腻敏感,情感也更加的丰富,更容易受朋友推荐的影响,喜欢评价与分享。

对于男性与女性的行为差异,除了从生物学角度去分析,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还认为性别角色发展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家长、教师、同伴等影响儿童社会化的人通过榜样、期望、玩具选择来强化性别适宜行为、惩罚性别不适宜行为,通过对男女儿童的不同对待来形成儿童的性别行为[2]。

无论是哪种理论,都决定了男性与女性在后天行为上的差异。

艾瑞网报告指出,男性在选择购物时通常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会锁定所需物品,在认为价格合理的范围内快速购买。与实际生活中一样,他们通常很少无目性地在网络上浏览。而女人则相反,她们会选择将网上浏览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除此之外,她们在购买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由中国互联网监测研究权威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女性网民消费行为报告》显示,整体上促进用户在网上购买某个商品的最重要驱动因素是“是自己喜欢的”,其次是“质量保障承诺”、“降价、打折、促销优惠时”以及“商品的口碑好”。而男性在购买行为上则多表现为单纯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他们往往将质量和实用性作为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在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在购买行为中表现在对于情感因素与美的追求上。男性在购买决策中主要关注所购物品的功能与实用价值,大部分男士会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严格按照购买策略选择商品。而女性在性格方面的细腻使很多女性在购买之前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一定的购买计划,并作出大概的预算。但是在购买活动开始后,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诸如特价活动、网页设计、促销信息等等的干扰。女性在选择商品上更注重细节方面的内容,例如商品的拍摄效果、物品搭配、设计内涵、形象意义等等,这也与女性与生俱来对“浪漫主义”的追求相关联。

女人对于美的追求可以用“亘古不变”来形容,她们不仅仅注重自己的美,同时也关注家庭其他成员的形象。这些对于她们来说都是“面子”问题。女性的审美观影响着整个社会潮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性的消费潮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消费潮流。

二、角色差异

所谓角色,是指在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指代具体个人,具体的个人是角色的扮演者。

男性与女性在购买行为上的角色差异统一于现实购买和网购行为中。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一个女人从出生到死亡要扮演女儿、妻子、母亲三个重要的角色。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化训练的不同,通常女性都会被塑造成一个“弱者”的形象。无论处在三个角色的哪个阶段,这个“弱者”都是经常被人们所呵护和关爱的群体。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女性在家庭中的定位决定她不需要承担太多家庭经济方面的负担,这就决定了大多数女性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收入。据统计,女性消费者占全国人口的48.7%,对消费活动影响较大的中青年妇女,即年龄在20—55岁的那些占人口总数的21%[3]。

女性消费者群体数量庞大,是大多数购买行为的主体。由于在家庭中同时担任女儿妻子母亲等多种角色,使她们不仅购买自己所消费的商品,同时也是大多数儿童用品、老人用品、家庭用品的主要购买者。如果将实际购买者和购买决策者的数量统计出来,这个比率将会更高。对于大件物品,例如房屋,汽车等等也具有很大的建议权。《2010—2011中国城市女性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城市女性消费的四大热点领域按支出数额高低依次是服装服饰、旅游、健康和与车相关的支出,与车相关的开支首次进入女性年度消费的前四位。与往年相比,女性用于购车、学车及与车相关的开支有了较大增加。因此,商家若要占领市场必须对女性购买群体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态度差异

笔者这里所说的态度差异主要是指在面对“购买”这件事情上,男性与女性所持的不同的态度。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报道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对3 000男女一起购物的态度进行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男子在购物上一般是快速“获取猎物”,而女子则喜欢“观察猎物”。如果男女一起购物时间超过1小时12分钟,就可能导致双方购物态度上的冲突[4]。报告认为,绝大部分男性购物就像一名猎人,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快速扑向“猎物”。女性购物风格完全不同,她们往往是从容浏览“猎物”,仔细观察商品,最后才决定买什么。

根据对北京和沈阳两个城市的20—40岁女性群体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多数女性将购物作为休闲娱乐,把购买活动看做是一件乐趣;而对男性的调查则显示,多数男性认为逛商场是“无聊的事情”[5]。

俄罗斯《劳动报》也曾报道过,英国心理学家戴维·刘易斯博士研究发现,购物给男人带来的压力最大。男人喜欢送礼物,但很害怕逛街。他们乐意将购物的责任推到妻子或秘书身上,当后者把礼物买回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如释重负。而女人对购物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对她们来说,购物是一种愉悦,而且是缓解压力的最佳方式。这种购物态度也同样存在于网络购物中。

作为一种消遣方式,女性愿意将自己的剩余时间投入到这种消遣活动中去,并享受整个过程。时间投入的增加也就在客观上增加了女性的购买几率。很多调查显示,女性期待意外购物惊喜所带给她们的惊喜。艾瑞调查显示,由于男女对“购物”所持的态度不同,男性一般选择在休息时段进行网购浏览,而女性除在休息时段进行浏览外,上班时间也经常浏览购物网站。

综上所述,由于男性与女性在“购物”上存在诸多的差异,这就要求商家在营销策略上应根据男女的不同购买行为制定营销策略,做到有的放矢,在满足购买者的同时促进企业的发展,以期共赢。

参考文献

[1]王星辰.女性消费———网络购物市场的潜力股[J].综合管理,2009,(6).

[2]Bandura,A.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美国心理学家,1989,(44).

[3]郝胜宇.市场青睐女性消费者[J].税务,2002,(8).

[4]逛商场不宜男女搭配,购物超1小时就会冲突[N].广州日报,2003-09-20.

[5]陈科勋,刘益彬,贝洪峰.商业建筑中两性购物行为的差异[J].城市建设,2010,(10).

行为差异 篇2

关键词：拒绝邀请；言语行为；性别差异；面子

一、引言

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拒绝是一种非常普遍而又敏感的言语行为，它在实质上是不礼貌的，有时会让人感觉尴尬。性别不同，人们表达拒绝言语行为的方式也不同。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导致拒绝的言语行为包括邀请，提议，建议和请求，而本文主要探讨拒绝邀请言语行为。Brown和Levinson（1978）认为研究性别导致的拒绝言语行为差异是因为它是在人际交流中造成误解的主要来源之一。

拒绝邀请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因此被邀请者应当采取一定的礼貌策略，尽可能的维护邀请者的面子。目前，跨文化对比和社会语用是国内外拒绝策略研究的主要方面，性别导致的拒绝言语行为差异则很少研究。然而性别又分为同性和异性，本文主要探讨异性之间拒绝邀请言语行为的差异，以便我们更加了解异性之间的不同，更多的避免误解，使交流更加顺畅。

二、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

1978年，Brown和Levinson根据Goffman的理论提出了面子理论，该理论将面子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想要获得的个人公众形象。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指的是想让别人赞赏，理解，尊重的愿望，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被他人阻碍或干预的愿望。面子理论中，另一个主要概念是威胁面子的行为（FTA），FTA简单的说是指任何使面子处于危险的行为。Brown和Levinson认为面子威胁行为程度主要与社会距离、相关权势和强加级别相关。实际上，很多言语行为都会多多少少威胁到说话人的面子，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并合理使用一些礼貌策略来避免或降低对他人的威胁。

三、拒绝类型

国外学者Liao和Bresnahan（1994，1996）曾归纳出24种拒绝策略模式。但一些情况下，人们会采用直接拒绝的方式。本文主要借助四种拒绝类型：直接拒绝，间接拒绝，假托拒绝和模糊拒绝，分析对比两性之间拒绝言语行为差异。直接拒绝意味着对他人的邀请给出直接和简短的回答，在中国，势必会伤害邀请者的面子。间接拒绝是指人们不直接表达想法，而是绕圈子。假托拒绝表示在内心想接受，可是字面上做出否定的回答。模糊拒绝是指人们为了某个目的，用模糊的语言回绝对方。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汉语中拒绝异性的邀请时，男性和女性使用拒绝策略的差异。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电气工程学院40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其中20名女生，20名男生，年龄在20-22岁之间。调查对象为同年级的学生，避免了社会距离和相关权势对调查结构的干扰。

（三）研究过程

将这40名大学生男女一组，随机分配成20组，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拒绝邀请言语行为的背景：比如邀请对方吃饭、看电影，邀请对方参加生日会，邀请对方参加某一活动等，要求被邀请者做出拒绝的回答。先是男生发出邀请，观察并记录女生的反应和回答，记录40个，再是女生发出邀请，观察并记录男生的反应与回答，同样记录40个。然后对这80个记录按照拒绝言语行为的四种类型归类。

（四）研究结果

根据对80个记录进行四种拒绝言语行为类型归类可以得出，异性之间使用直接拒绝类型差异最大，男性对女性邀请直接拒绝占27.5%，而女性对男性邀请直接拒绝占17.5%，在拒绝策略的使用上男性更直接。男性和女性拒绝对方的邀请也有相似性，就是他们都大多采用间接拒绝的策略，结果显示，男性拒绝女性占总记录的57.5%，女性拒绝男性占65%，面对别人的邀请，如果采用直接拒绝策略，势必会对邀请人的面子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尽可能的维护邀请人的面子，被邀请者经常采用间接拒绝策略，如说明理由或提供其他选择。测试中：男：今晚我们去看电影吧。女：我得复习考试。其他两种拒绝类型，假托拒绝和模糊拒绝相对前两种使用的较少，假托拒绝男生对女生的使用占12.5%，女生对男生占7.5%，这一数据说明，有些情况，双方还是愿意接受对方的邀请，只是碍于面子，先做出否定的回答。根据Brown和Levinsion的面子理论，邀请者发出邀请在一定程度上会威胁被邀请者的消极面子，而被邀请者拒绝邀请者会威胁邀请者的积极面子，在中国，发出邀请比接受邀请容易的多，如记录：女：明天来参加我们班举办的英语角活动吧！男：不了，英语不好怪不好意思的。女：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参加的人很多呢！男：好吧。模糊拒绝女生相对比男生使用的要多，女生对男生的使用占10%，而男生对女生仅占2.5%，记录中，模糊拒绝回答是指对别人的邀请用模糊的语言比如，再说吧、一会，我们不知道再说吧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在中国，女生的特点是比较保守，面对邀请她们很多情况下不会立即答应，所以“再说吧”可能表示女生希望男生进一步邀请或者通过这种模糊的方式拒绝。

五、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能了解到面对邀请，两性之间会采取何种拒绝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所反映的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更好的理解这种差异，减少误解。然而拒绝邀请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还受到都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文化、个性、交往方式的影响，因此这一研究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比如，研究范围是大学内的在校学生，不能延及社会各阶层，另外，观察法可能会导致一些学生有所准备，记录语料有些可能不是现实情景中发生的，因此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Brown，P.& Levinson，S.1978.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iao，Chao-chih & Bresnahan，M.I.1996.A Contrastive Pragmatics Study on American English and Mandarin Refusal Strategies.Language Science（18）：703-727.

[2]刘琦.英语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J].海外英语，2013（05）：246-247.

行为差异 篇3

一、分析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差异的意义

从人本质角度出发, 主要的情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三类,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促使我国特别重视“礼仪”、“情谊”。这样的环境使得我国具备深厚的情谊行为基础。笔者认为, 基于民法学角度而言, 情谊行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属于一种后果为“直接无偿利他”的行为。在情谊行为当中, 施惠方与受惠方是两大当事人, 对于一般的情谊行为来说, 其本质上是不能归结为民事法律行为的, 只是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平常生活事件。因此, 针对一般的情谊行为, 法律没必要介入, 不然将会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从法学角度而言, 情谊行为属于一个民法价值判断问题, 其具备法律发现的作用, 尤其是在涉及利益的问题方面, 其表现尤为突出。从通行学说角度来看, 价值判断问题指的是针对涉案行为进行合理性及合法性的判断, 而对“某一时间有没有构成法律事实”的讨论却比较少[2]。总结起来, 对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差异进行分析是具备一定的意义的, 具体包括:

( 一) 加深对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认识。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来说, 在国内民法学中, 将其定位于一种具备具体特征的民事法律事实, 而情谊行为则处于这种民事法律事实之内, 不受民事法律约束, 但对民事法律事实具备深化及拓展的作用。情谊行为能够为民众展现真实的民事法律事实事件。在区分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上, 能够加深对两者的本质认识。

( 二) 认清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中存在的不足。由于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民法价值判断问题, 所以在面对一些事实民法事件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也存在不足之处, 例如: 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当中的无偿合同容易混淆。又例如: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规则来说, 学界通说表明其主要在将有偿交易行为作为典型的财产法领域较为适用, 而在身份发领域当中, 则适用性不够强。但是, 在婚姻家庭法方面, 像婚约当中的财产赠送等问题, 便和财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或说本质上附有“财产”的属性; 基于此情况下, 财产法对民事法律行为是不是适用性不强便存在很大的争议[3]。总之, 在分析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上, 有助于认清两者之间存在的不足, 进而为法律的完善提供科学凭据。

结合上述分析, 初步认识到在对情谊行为进行分析研究的条件下, 能够为区别其与民事法律行为提供便利, 进而使民事法律行为的判断标准更加丰富, 并有助于民事法律事实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差异性论述

要想分清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便有必要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构成要素出发, 进而了解情谊行为当中所不具备的一些要素, 从而更好地认清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 一) 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素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来说, 与情谊行为一样, 均具备一般生活事实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在1903 年德国帝国法院宣判的“马车翻车案”中, 大部分学者表示, 当事人之间具备生活事实层面上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但拒绝承认此类案件当中具备一个合同。从中可知, “意思表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构成要素均非常重要。对于“意思表示”来说, 其构成要素同样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法便坚持这一定论; 德国在立法上虽未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统一, 但有时也会混合应用。这充分说明了这两个概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4]。结合大多数学者的定论, 可以初步得出, 在对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的情况下, 实际上也是在对“意思表示”这一核心成分进行分析。例如, 有学者认为, 要想使司法自治得到有效实现, 便需借助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威性, 而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威性, 是在主观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中可知对“意思表示”这一主观要素进行研究便非常有必要。

( 二) 情谊行为不受法律拘束

基于“意思表示”中“表示意思”是主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其相类似的定义为“受到法律的拘束”。受到法律的拘束则指的是行为人在行使自身表示行为的情况下, 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约束, 这与一般生活事实意义层面上的行为是存在差异的。从德国通说观念分析, 法律拘束意识是“表示意思”的一项内容[5]。然而事实上, 两者之间均会受到法律的拘束, 但是却并不是意思表示主观构成要素, 只是每个意思表示的客观构成标志, 我们在利用法律解释的方法, 便能够对其详细说明。总结起来, 情谊行为是不受法律拘束的, 这也是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最为显著的差异特征之一。

( 三) 情谊行为无缔结法律关系的目的

从英美合同法理论上来看, 除了承诺与要约之外, 一般会关联到缔结法律关系的意思。而对于其中“缔结法律关系”也属于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异性特质之一。从学说理论上分析, 针对缔结法律关系目的存在的不足, 一般会借助一般情谊行为案例补充说明, 由于篇幅的限制, 本次不对此关系进行详细论述。但总结起来, 对于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来说, 从情谊行为不受法律拘束上来看,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非常显著的[6]。与此同时, 情谊行为无缔结法律关系的目的也是和民事法律行为之间显著的差异特征之一。所以, 在研究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异性的过程中, 便不可缺少这两大差异性特征。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 认识到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异属于一个民法价值判断问题, 认清两者之间的差异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比如: 加深对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认识、认清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中存在的不足等。笔者认为, 要想分清两者之间的差异, 首先便需要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 进而从情谊行为出发, 了解它在民事法律行为中不具备的要素, 总结起来情谊行为不受法律拘束以及没有缔结法律关系的目的。由于篇幅的限制, 本文在研究中还未真正深入拓展, 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了解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相信在认清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的基础上, 能够进一步为司法公正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些具有价值的参考凭据。

参考文献

[1]王雷.情谊行为基础理论研究[J].法学评论, 2014, 03:57-66.

[2]王雷.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4, 06:42-51.

[3]李香玲, 李樱桃.情谊行为性质及其法律后果分析[J].商, 2015, 41:240.

[4]励芝燕.论情谊行为的法律性质和责任承担[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26:277-280.

[5]董彪, 李建华.我国民法典总则中法律行为构成要素的立法设计——以权利本位为视角[J].当代法学, 2015, 05:62-71.

行为差异 篇4

基本价值观与中美人的社会行为差异

基本价值观是一个文化群体对人性、自然、时间、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的`总的看法.它的形成受历史、宗教、科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会因基本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行为,从而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作 者：陈俊林 CHEN Jun-lin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外语系,河南,商丘,476000刊 名：宿州师专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ZHOU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9(1)分类号：B821.2关键词：基本价值观 文化背景 社会行为 跨文化交际

行为差异 篇5

[关键词]师幼互动；告状行为；差异理解

师幼互动是幼儿园活动的主要内容，渗透在园中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师幼互动中，通常情况下是教师主动和幼儿交流，这往往容易使幼儿产生一种紧张的心理，且受制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教师获取的信息也实在有限。其实，幼儿也在积极尝试和教师沟通，只是他们主动沟通的方式区别于成人，因此需要教师认真的倾听。告状是幼儿发起的主动交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形式。从师幼互动角度理解，告状行为是指当幼儿自己、同伴受到侵犯或察觉同伴的言行违反幼儿园规则时，幼儿借助教师的力量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1]。告状行为就好比幼儿抛给教师的一个球，如何接住这个球，是教师在专业化成长中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的必备技能，也是教师理解儿童期独特价值的重要体现。

一、 理解幼儿：

师幼之间对告状行为理解的差异

幼儿教师对告状目的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是影响幼儿与同伴交往、建立规则的重要因素。如果师幼之间对告状行为的理解存在差异，那么势必会影响教师对告状行为的回应方式，并最终影响教育效果。下面，将以两个案例进行分析说明。

【案例一】在下午的区角活动中，羽羽突然跑过来，拉着教师的衣角说：“老师，她们都不和我玩！她们不让我参加她们的游戏，你说过要一起分享的……”还没说完，羽羽就大哭了起来。教师安慰了羽羽，并答应和她一起去问清楚原因。“羽羽老是告状，我们都不喜欢她。”小雅说完，其他小朋友也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原来，在早晨的时候，羽羽曾向教师告过小雅的状。现在小雅联合其他小伙伴，拒绝羽羽参加她们的游戏。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后，教师同小雅商量道：“你们的游戏很好玩，羽羽特别想参加，你看她一个人玩很伤心的，她都哭了。让她加入你们好吗？”小雅思考了一下，说：“除非她答应我们以后不再告状，并且她愿意当娃娃。”羽羽连忙说：“我愿意做不告状的乖孩子！以后不会再告老师了……”

【案例二】在上午的美术活动中，阳阳又一次打断了教师的讲解。“老师，玉玉又在和别人说话！她一直在和别人说话，我都听不到了。”教师随口回应了一句：“阳阳，老师在教小朋友们怎么画，请你好好听讲，有什么问题待会再告诉我，好吗？”在之后的美术活动中，阳阳一直表现得兴趣缺缺，不一会儿，阳阳就开始和旁边的小朋友说话，不再听教师说什么了。

案例一中，羽羽向教师告状的目的是寻求教师帮助，渴望与同伴交往，属于求助型的告状。案例二中，阳阳告状的目的是对“上课能不能说话”规则的试探，是从教师的态度或回应中去判断自己对规则理解的试探型告状，而教师却把告状目的理解为惩罚他人，认为这是一种打扰活动秩序、破坏规则的行为，从而对阳阳的行为进行了制止。在案例一中，教师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先弄清楚幼儿告状的原因，即为了获得教师的帮助而不是惩罚小伙伴，然后通过协商，让幼儿自行处理问题。可以看出，教师分别给了两个幼儿一次沟通的机会，让她们自己提出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够锻炼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让幼儿通过同伴对自己的态度来纠正不良行为。羽羽通过这件事，主动认识到自己爱告状的“坏”习惯，这比教师指出更能让幼儿接受。而在案例二中，教师不经意的回应，使阳阳对规则的习得陷入了一个误区：上课说话也不要紧，老师不会惩罚的。阳阳从最开始的维护规则到自己破坏规则，是因为教师对告状原因不清楚，随意回应影响了他建立规则。

二、评价幼儿：对告状行为目的的判断

通常，幼儿教师倾向于按照预定的活动框架来展开教育教学活动，对于活动期间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往往是立即解决，排除情况，而告状行为作为这些突发情况中的“佼佼者”，让教师感到尤为头疼。博尔诺夫提出教育既包括连续性教育也包括非连续性教育。所谓非连续性教育，是指在教育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干扰，它们经常会给教育者带来麻烦和障碍，但同时也是一种契机，如果处理得当，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把教学活动看成连续性教育，那告状就相当于非连续性教育，虽然告状会带来教学活动的中断，但也是进行个体化教育的机会。幼儿教师面对告状时，应该把它看作教育的途径而非麻烦[2]。雅斯贝尔斯提出存在交往的含义，就是指教育应该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师生之间通过爱的交流，从而达到爱的理解[3]。师生之间应有一种“人格平等的求知识获智慧”的关系，不是教师始终“控制”着幼儿。根据不同动机，告状行为大致分为四类，然而无论哪一种告状行为，动机一般都不是单一的，还需要幼儿教师多多观察再下判断。

1.试探教师态度，理解规则或要求的告状

这种类型的告状是指当幼儿对规则或教师的要求存在疑惑，不确定事情是否可行时，通过告状的行为试探教师的态度，从而加深或确定对规则和要求的认识。例如案例二中，阳阳告状的目的是想要弄清楚要求和规则。

2.寻求帮助，保全自己或维护他人的告状

当幼儿之间发生矛盾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希望借助教师的力量得到保护，这就是寻求帮助的告状[4]。案例一中，羽羽的告状就是为了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再比如，当一个孩子受到欺负时，或是同伴受到别人欺负而自己无能为力时会说：“老师，他又打我！”“老师，他刚刚把明明推倒了，明明现在还在哭！”，等等，这种类型的告状是为了寻求保护，是幼儿无法独立解决问题时获得安全感的常见表现方式。

3.惩罚他人，满足自己报复心理的告状

当幼儿因为同伴之前有过类似行为，出于报复或嫉妒别人表现优于自己的心理，借助于告状希望教师能惩罚或批评他人。例如，丽丽由于小红之前向教师告过自己的状，而不喜欢小红了，于是跑到教师身边说：“老师，小红今天向别人说我的坏话，我很生气。她今天表现一点都不好，吃饭的时候老是和别人说话！”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丽丽此次告状是因为之前小红告过她的状，出于报复想让教师也批评小红，平衡自己的心理。通常报复与嫉妒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幼儿来说，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心理。

4.寻求教师关注，表现自我的告状

幼儿的观察很仔细，一旦发现同伴有违规行为，会立即告诉教师，希望教师关注自己的表现，获得赞赏。例如，在排队洗手时，宇宇主动跑过来说：“老师，你看我把手洗的可干净了，有的小朋友就没有好好洗！”宇宇的目的是引起教师的关注，希望从教师那里得到夸奖，而不是惩罚他人。

三、引导幼儿：对不同告状行为的解决策略

1.做一个倾听者与观察者

遇到告状行为，教师要以一种接纳、倾听的方式，判断幼儿的告状动机，理解幼儿告状的诉求，再给予恰当的帮助和回应。教师容易忽略的是告状行为背后的关系意义，对问题的解决通常包括“理解—评价—行动”三个步骤，并且往往把评价代替理解，还没有看清病因就急着开药方，这样往往会治标不治本，可能会导致同种动机的告状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无形中增加了工作的负担[5]。幼儿早期主要用成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评价周围的事物，发展到后期，幼儿就会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是非对错的理解。教师对幼儿教育理念的领悟，决定着其教育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因此教师首先要正确地了解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

2.积极引导，放手让幼儿自己解决

由于告状的动机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交杂在一起的，所以教师采取的策略也应该是多样的。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式，教师都要在扮演好倾听者的角色后，也作为引导者给予积极反馈，强化好的行为，纠正不恰当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适当的时候要让幼儿尝试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比教师直接干预产生的效果要更好。在一日生活中，教师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当幼儿们遇到困难或产生疑问时，教师要适时引导，让幼儿变被动为主动，不再时时依赖教师出面解决。如此既可以提高幼儿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勇气，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对于拓展幼儿的知识、启发幼儿的心智都大有益处，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成长。

3.行为记录，反思效果

针对不同的告状行为进行记录，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幼儿的发展需求，从而针对不同的特点差别且有针对性地教育幼儿，这也为教学反思提供了材料，并最终帮助教师获得成长。教师对告状行为的恰当处理，有利于幼儿改正不良行为，获得是非对错的正确理解，更有益于以后与其他幼儿的交往。例如，针对出于报复或嫉妒的第三类告状，教师要及时纠正幼儿的这种不健康心理，不能纵容或搁置。要及时教育幼儿，明确告诉幼儿：老是说别人不好是一个缺点，但是每个孩子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只有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乐意帮助他人的孩子才能获得大家的喜爱。嫉妒或报复心理在人类心理活动中很常见，但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教师要培养幼儿合理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可以通过绘本进行渗透教育，或者与幼儿单独沟通，告诉幼儿应该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班里其他小朋友喜欢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刘晶波.幼儿告状行为分析[J].幼儿教育，1999（2）：6-7.

[2]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李其龙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8.

[3]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6.

[4]周文斌.纠正幼儿告状行为的教育策略[J].考试周刊，2015（30）：190.

[5]周兴国.理解学生行为的关系意义[J].教育科学研究，2014（9）：41-46.

英语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 篇6

1 男女性在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

在对语言的使用以及言语行为的发展进程中, 男性和女性的语言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男女性在心理年龄相同的情况下, 他们的语言也存在着各种差异。在英语语言中, 这些差异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语音差异

有研究表明, 男女性在语音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于音质、音调和发音等方面。女性的平均音质的的清晰度、穿透力以及音色都高于男性;女性的音调同样也高于男性, 并且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最高和最低的音调。在发音方面, 女性的比较清晰, 而男性更含糊不清;男性的发音底气更足, 而女性的更纯正和标准。

当男女双方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的时候, 往往在语音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 这也是性别差异中最普遍的差异类型。例如, 在美式英语中女性在使用元音比男性更极端些。这也就是说, 在发高元音时, 女性的舌位比男性的要低;当发前元音或者后元音时, 女性的舌位比男性的更靠前或靠后一些。

1.2 语调差异

一般来说, 在说话过程中, 女性喜欢提高声调并且语调变化频繁, 而男性通常喜欢使用降调并且几乎没有语调的变化。也只有女性经常在自己犹豫不决时会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调”。比如当一个人在询问自己的妻子晚饭什么时候好时, 他的妻子可能会这样回答:“Oh...around six o’clock?” (哦……大概六点左右吧。) 按照英语语言的说话习惯, 这句话语调通常是用降调, 但是女性通常会喜欢使用在疑问句中才会出现的升调。

1.3 语法差异

如果用英语和他人交流时, 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反问疑问句。她们不会直接说“John is here.”, 而是使用反问疑问句“John is here, isn’t he?”即便当一位女性被他人询问只有她才知道答案的问题时, 她也很有可能用问句的形式来回答问题。男性更喜欢使用一般疑问句, 或者是使用省略了的特殊疑问句/。在使用被动语态时, 男女双方在“be”和“get”的使用频率上也有一些差异。例如,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熟知这两种被动语态的形式:a.It was eaten by the children.b.It got eaten by the children.男性通常喜欢使用后者, 也就是说, 他们在“get”的使用频率上比女性要高。

一般而言, 在交谈中, 女性的言语比男性的更恭敬, 更有礼貌, 语气也更温和。女性通常倾向于使用最礼貌的语句---“复合祈使句”。比如, 如果某人想让听话者把门关上, 他或她可以使用以下的其中一个句子来表达:a.“Close the door.”b.“Please close the door.”c.“Will you close the door?”d.“Will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e.“Won’t you close the door?”通过对男女性在语言上性别差异的调查研究上看, 女性比男性更多的使用c和d, 尤其是e。

1.4 词汇差异

在英语语言中, 一些代表颜色的词对女性来说更合适一些, 如beige (米黄色) , ecru (淡褐色) , aquamarine (浅绿色) , lavender (淡紫色) , mauve (紫红色) 等等。

有些形容词是只属于女性的, 如adorable (可爱的) , charming (迷人的) , sweet (甜美的) , lovely (可爱的) , divine (极好的) 等等。

英语中同样也有一些感叹词专属于男性或者女性。例如, 男性通常喜欢使用“damn” (该死的) , 而女性通常喜欢使用“Oh, dear” (哦, 天哪) , “Shit” (讨厌) , “Oh, fudge” (哦, 胡说八道) 或者“Goodness” (天哪) 等等。

在讲话过程中, 女性喜欢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 如语气词, 感叹词和夸张词等, 她们也善于使用一些语言手段用来展示和描绘某物。在她们的语言中通常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有研究发现, 在表达感情方面, 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比男性要高, 是男性使用频率的两倍多。女性更喜欢使用形容词, 副词以及一些有强调功能的词汇。然而男性更重视使用那些用来表达真正含义的实词。

女性更专业于使用委婉语。不管他们在哪, 女性使用委婉语的机会要高于男性。

1.5 交际差异

在交际过程中, 跟男性的语言相比, 女性的语言表达更含蓄, 更情绪化。她们不喜欢掌握话语的控制权, 通常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善于倾听并且倾向于提出问题以及表示她们的赞同。她们的语言表达更文雅也更恰当。她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表达规范上。

当男女双方互相交流时, 男性通常掌握话语的主导权, 他们天生有着控制话题的能力而女性却通常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更喜欢直截了当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喜欢打断他人的讲话并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和看法。通常他们对于其他人的观点不予理睬, 还经常变换话题。在交谈过程中, 他们的说话量要大于女性的, 并且观点和见解也比女性的更富有创新力。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得出, 一般来说男性的说话交流时间占总时间的四分之三。不管是在正式场合下还是在课堂上, 女性的说话交流时间都少于男性的。就是在课堂上, 老师们跟男生的交流也多于女生。在一些研究资料中显示, 大学, 中学或者小学的老师们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于男生的交流也多于女生。他们与男生交流的时间是女生交流的三倍。并且老师们更喜欢向男生提问也喜欢与他们交流。

如果将年龄, 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阶层等因素都考虑在内, 可以发现女性使用的语言形式更接近于标准语, 或者更接近于更有威望的形式。也就是说, 她们经常使用这种形式的语言。

赞美语是交际过程中常见的语言形式。研究表明, 赞美语通常出现在女性之间的交际中, 但几乎不会出现在异性间的交际中。女性常常会使用直接言语赞美他人, 而男性刚好相反。他们更喜欢使用一些可以弱化赞美的语言形式。就话题而言, 赞美外貌在女性之间更流行, 而男性似乎对于赞美他人金融管理能力更感兴趣。女性将赞美语定义为一种积极的交际手段, 并以此达到加深友谊、增进感情的目的。然而男性似乎把它看做成对被赞美者的一种施舍或是一种威胁到他们面子的行为。

对于道歉语, 男女性也有着他们不同的见解。一般而言, 男性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认为对他人道歉是一种承认自己失败的行为, 所以他们几乎不使用道歉语。但是, 女性却经常使用道歉语, 并把此看作成一种礼貌的行为, 以此来减轻或者消除因为冒犯他人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她们认为道歉可以修复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此, 道歉行为通常仍在女性的交流中出现, 而男性之间几乎没有。

2 造成性别差异的原因

造成在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社会地位和权力, 生理和心理因素是造成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

2.1 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低造成了性别差异的存在。从原始的无阶级的母系社会到阶级意识强的父系社会, 由于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 与男性没有平等独立的社会地位, 她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想法。就受教育程度而言, 女性的教育水平一般都低于男性的, 而且从事脑力工作的女性也少于男性。一方面, 社会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 使得她们的个人才能没有施展的舞台;另一方面, 对她们的语言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比要求男性更严厉的规则。由于要依靠男性才能生活, 所以她们不得不尽所能在外貌、穿着、谈吐和举止上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相反, 男性却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因为他们的社会能力很广, 人们更注重他们的工作能力。正因为人们不会通过女性的职业或者成就去评价他们, 所以包括语言在内的其他社会地位的标志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2 生理因素

男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也是造成他们言语行为差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女性的声调一般都高于男性。这个差异可以通过解剖学得以解释。女性的声带通常比较窄, 所以她们的声调理所当然的高于男性。不同的发音器官也必定造成男女性在音质上的差异。声音是由人体的发音器官发出的, 而肺就像是通过气流的一个风箱。所以女性的肺活量一般都不如男性。各种各样的生理因素导致了女性的发音不如男性的浑厚有力。但是, 生理上的差异仅仅是物理因素。因为, 大多数人都认为, 讲话的时候女性应该柔声细语不能粗鲁无礼。受此观点的影响, 底气十足的女性为了能够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而不得不有意识地控制和压低自己的声音。

2.3 心理因素

不同性别的人的心理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的运用有一定的影响。在青春期以前, 女性在对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比男性更成熟。女性的心理年龄要比男性的大一到一岁半。在青春期之后, 男性更热衷于冒险、试图去超越他人、有英雄主义思想, 做事果断, 行事方式简单直接, 并且见到女性有强烈的反应。但是他们跟女性相比更加的粗心大意, 不注重细节。然而这时的女性却温文尔雅、温柔体贴、感情丰富并且和善礼貌, 但她们却很强烈的想得到男性的支持、关心和保护。除此之外, 女性还优柔寡断、遇事犹豫不定、有很强的猜疑心、小心眼、胆小和缺乏自信。男女双方在心理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言语行为会有差异。

3 结束语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 我们看到男女性不同的社会地位主导了语言上的性别差异。社会地位差异越大越稳定, 语言上的性别差异就会越大。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 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就会越明显。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男女之间语言上的性别差异会逐渐越来越小。

参考文献

[1]方芒.英语中男女语音差异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探微[J].吉首大学学报, 2001 (6) .

[2]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3]王德春, 孙汝建, 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4]Fasold, Ralph.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5]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消费者行为的代际差异述评 篇7

世代与代际差异理论

1. 世代理论 (Generational Cohort Theory)

世代理论最先由美国学者Inglehart在1977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重大的可以震撼现有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历史事件会产生一个新的世代队列的群体。[2]世代理论基于两个假设:社会化假设和稀缺性假设。社会化假设指出, 社会个体成年后会表现出孩提时代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基本价值观, 虽然社会条件的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但是对一个族群相对重要的个人价值观仍旧会相对稳定。因此, 一个民族的历史能通过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群体映射出的价值观和态度的不同。[3]人口学家和营销学家指出一个时代出生的群体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个性的成员, 但是他们同时也证实了同一个世代的群体存在某种广泛的特征。[4]

Solomon (1995) 在研究中指出, 世代是指出生在共同年代且具有相似消费行为的群体, 由于他们年龄层次相同, 生活经历类似, 又因为经历共同的社会变革等, 所以产生了相似的行为及思维方式。[5]美国学者William Strauss和Neil Howe (1999) 认为世代作为一个群体, 其长度大约等于一个生命阶段, 其界限由同侪个性来界定。[6]

Hellmut Schette (1998) 作为第一个深入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的西方学者, 根据中国近几十年来重大历史变革, 如文化大革命等, 首次将中国消费者划分为1945年以前出生的“社会主义信仰者”的一代、1945~1960年出生的“失落”的一代以及1960年以后出生的“关注生活方式”的一代。周世雄和周志民 (2002) 在Schette的研究基础上将1960后出生的消费者划分进一步细分为三个世代:1960~1970年出生的“幸运”一代、1970~1980年出生的“转型”的一代以及1980年后出生的“E”一代。[1]这种划分方法是根据每个世代的消费者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为基础的, 消费者一般在青年期最容易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

2.代际差异理论

我国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代际”进行理解: (1) 家庭内部的代际, 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代际”位置; (2) 纵向历史角度的不同代人, 也就是不同的出生队列; (3) 个人在人生中经历的不同年龄阶段, 如青年、中年和老年。[7]

美国学者戴维·L·德克尔指出, 对同一个体经历不同时空即处于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对比研究属于“纵贯研究”, 而对生存在同一时空的不同代的比较研究则属于“横剖研究”。笔者结合世代理论以及上述对世代的划分方法, 认为代际比较是指对出生在不同时空的代与生存在同一时空的不同年龄的代与代之间的差异。

不同消费者世代的消费行为代际差异

1.“60后”的消费行为

“60”后的成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占主要优势的计划经济时代, 在消费行为上, 表现出相对的保守、不“出格”, 同时也显现出独特的品味和个性;他们希望在消费行为上展现出独特的品味和优越感, 所以会偏向于选择富有自我概念、有助于表达成功的消费品。

2.“70后”的消费行为

“70”后成长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代人已在事业上以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社会地位, 他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娱乐消费并注重身体健康;重视孩子教育并在子女教育方面开销大方;在服装、饰品、酒店等方面消费档次较高;对于网购的依赖程度不高, 可以接受, 但是还是倾向于实体店消费。

3.“80后”的消费行为特征

“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 正逐渐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社会的中流砥柱。

魏敏菁和黄沛 (2007)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80后”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富有典型的“I”生代的独特个性, 即强自我、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影响力 (Impact) 、主动性 (Initiative) 和网络化 (Internet) 。[8]韩虎山 (2009) 在研究中指出, “80”后喜欢新鲜、追求刺激和时尚、注重个性、感性冲动、超前消费、天生逆反、寻求独立。虽然“80后”富有个性, 内心充满追求, 但是据广州日报2010年对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80后”的生存现状的大调查结果显示, “80后”普遍面临着住房、竞争压力、婚恋、父母赡养等现实负担。他们在温室里长大, 普遍幸福感不强。消费上, 他们主要面临着住房的巨大压力, 很多人的理想都拴在了住房上, 对于车子并没有显示强烈需求。对于“先透支、后还款”的信贷消费, 大部分“80后”持谨慎理性态度;57.8%的“80后”表示, 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休闲娱乐都在网上。[9]

4.“90后”的消费行为特征

与“80后”不同的是, “90后”出生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显现出明显成效, 同时也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说“90后”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马可 (2009) 在研究中指出, “90后”情绪化消费严重、易受广告传媒的诱惑、消费时尚化、从众与个性化消费同时存在。金亮在研究中对“90后”的消费行为特点做了三个方面的总结: (1) “90后”与“80后”相比, 性格更加外露, 更倾向于行动派; (2) “90后”与“80后”一样喜欢流行, 但是他们还会制造流行; (3) “90后”总是最先关注最前卫、最新潮的表达方式, 并且喜欢直接高调的营销传播。

营销启示

1.“60后”

学业上的顺利以及事业上的成功使幸运的一代有条件去追求高品质的消费。所以针对“60后”的宣传要突出产品的体验性和象征性价值, 强调产品使用者的形象会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另外, 产品的销售终端形象也是显示产品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偏爱突显自己地位和身份的这一代人喜欢选择高档专卖店, 他们的购买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购买环境的影响。

2.“70后”

“70后”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奋斗和务实的特点。对于外显性产品如服装、手机等, 他们比较注重产品的品牌形象, 对此类产品的价格敏感度不大;他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 在饮食娱乐方面强调健康为主, 对于子女教育有关方面的花费则毫不吝啬。对于“70后”的消费者在营销渠道的选择和传播规划上, 普通产品应突出产品的功能性价值, 以一般商店和超市为营销渠道;而公共性或社会性产品则应强调产品的体验和象征性价值, 以大型商场和专卖店为销售渠道。

3.“80后”

“80后”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让他们感到焦虑与迷茫, 但仍旧相信“风雨之后总会见彩虹”。[9]对“80后”可选择包围营销的方式, 针对他们对网络依赖的特点, 充分利用网络, 通过网络与现实的双渠道, 在“80后”经常出现的语境和场所中形成包围之势。针对“80后”的对个性的追求, 营销中传播个性与功能性并举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4.“90后”

针对“90后”的消费特征, 可以采用互动式体验营销, 同时注重功能与娱乐体验并重;个性化的限量营销, 以满足“90后”崇尚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以及炫耀性心理;另外, “90后”成长在数字化科技高速发展的阶段, 网络与手机营销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是大部分“90后”尚未完全独立, 虽然他们消费高、理财能力差、往往出现透支现象, 但对父母还有很大的依赖性, 所以针对这部分消费者的产品在价格战略上还是要有针对性战略。

参考文献

[1]刘世雄, 周志民.从世代标准谈中国消费者市场细分[J].商业经济文荟, 2002 (5) :19-21.

[2]Inglehart, Ronald..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3]Rogler, Lloyd H..Historical Generations and Psychology:The Cas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WII[J].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2, 57 (12) :1013-1023.

[4]Mitchell, S..American Generations:Who They Are.How They Live.What They Think[M].New Strategist Pub-lications4th ed.Ithaca, NY.2003.

[5]Solomon, M.R..Consumer Behavior.3rd[M].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5.

[6]Strauss, W., Howe, N..America’s13th Generation[N].New York Times, 1991 (23) .

[7]柯彪.代际正义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8, 5.

[8]魏敏菁, 黄沛.80后生代的行为特征及营销意义[J].市场营销导刊, 2007 (6) .

行为差异 篇8

关键词：油菜,农户,农户行为,差异分析

一、影响农户种植行为的因素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对应于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作出的关于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反应或决策。一般认为,农户的行为角色,既可以是生产者,又可以是消费者,还可以是要素所有者。本文所分析的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侧重指农户作为生产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当把农户主要作为生产者看待时,研究农户的行为主要是研究其供给行为。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质,农户的行为要受到一系列特定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者行为的特点。这些特定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

(一)、经济因素

1.价格

西方经济学的一般观点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时,生产者就越愿意提供产品,从而供给增加;价格下降时,生产者的生产意愿随之下降,从而供给减少。但是,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质,农户的供给行为要受到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供给行为对价格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农户的供给行为受到农产品商品率的约束:农户提供农产品的商品率越高,亦即供给占产出的比重越大,农户对价格变动越敏感,供给弹性越显著,反之亦反;兼业在农户收入来源中的地位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兼业的存在将农户的收入分成了两部分: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一般来说,农户的兼业程度越低,即非农业收入越不重要,则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强,从而农户对价格变动的反应越积极,供给弹性也就越大;反之,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农户的价格反应越消极,供给弹性越小;资产专用性程度对供给的影响:投入到农业中的固定资产的显著特点是缺乏流动性。因此,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高,农户对价格的反应就越弱,供给越缺乏弹性。

2.生产成本

农业生产成本除了劳动力外,更主要取决于所投入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价格(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农民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当农村经济非农化程度增大后,农户可能将产量维持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或者当农产品价格较低,农民会减少生产资料的投入而进行粗放经营,使其产出量大为减少。

3.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会引起生产资源在不同产业和项目之间流动与配置。在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的收益开始明显地低于非农产业,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资源发生转移,而减少了农业供给。

(二)非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主要是通过对农民的非经济动机的激发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包括:安全与稳定;荣誉;身份与地位的更换等。

二、湖北各地区油菜种植基本情况

长江流域是我国油菜的主产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种植带,其总产量占我国油菜总产量的85%,并占世界油菜总产量的25%;湖北省则是世界第一油菜生产大省,油菜常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都是全国第一位,分别占全国的1/6和世界的1/8,种植区域在江汉平原、鄂东地区。

2007年,湖北省种植油菜1 081.27千公顷,产量达到2 070 935吨。各地区的油菜产量以荆州、荆门、黄冈的油菜种植面积最多,产量最高,是油菜的主要产区。

三、湖北不同地区油菜种植行为的差异

从下页图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在种植面积多,产量高的地区,从事农业者的比例也相应的较高.基本在50%左右,也就是说,在当地农村,较多的农民的收入主要是依赖于农业生产。

农户供给反应往往表示为产出对价格或其它因素的反应,各个地区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使得农民对价格的反应相不相同。

在表2中的价格是2000—2004年,产量是从2001—2005年,因为农户供给油菜更看中的是前一期的价格。从湖北各地区油菜种植面积的波动与油菜籽价格的波动对比来看,可以发现从2000—2005年间,咸宁、武汉、孝感、鄂州、潜江、十堰等地油菜的种植面积相对稳定,对价格的反应不是很明显,以武汉为例,周边交通发达,水资源充足,非农收入占的比重较高以及其它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的替代性,因此油菜籽价格对农户的供给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而看湖北的油菜主要生产地区,如荆州、黄冈、荆门,襄樊,这些主产区,农业发达,油菜种植面积大,农产品商业率高,农业收入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对价格的反应较为明显。

四、小结

湖北是一个油菜供给大省,但是,不同地区农户的供给行为却存在的差异,分析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有利地促进油菜生产,比如说对冬闲田的利用,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农户采取不同的政策来激励他们种植油菜,从而缓解对食用油需量不断上长的压力,对于生物能源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池泽新.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基本特点与制度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9):368-371.

基于出行目的停车行为差异性分析 篇9

近年来,我国城市中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多,对停车设施的需求随之增长,停车设施的供需矛盾开始突显,停车困难问题日益严重。受有限的土地资源制约,城市不可能无限制的兴建停车设施来缓解供需矛盾,因此停车需求管理开始显得越来越迫切。

综合国内外交通政策及研究文献,发现不同出行目的的驾车者的停车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可以根据出行目的的不同将停车行为划分为3大类:通勤停车、非通勤停车和居民地停车,三者在进行停车需求管理时应区别对待。

1 不同停车行为的特征描述

1.1 通勤停车特征

通勤出行,主要包括上下班、上下学等行为。根据对大连市中心城区工作日的出行调查发现,通勤出行约占全部出行量的45%以上,是交通出行的主体。通勤出行时间固定且高度集中,是早晚高峰的主要成因。此类停车时间长,一次停车时长在3~8h之间,甚至更长;停车区域相对固定,大体上位于距离固定目的地500 m范围以内;停车行为主要发生在白天,且重复发生。通勤停车高峰时段一般都出现在09:00~11:00,14:00~17:00之间,调研数据见如图1。

1.2 非通勤停车特征

城市常见的非通勤出行行为有装卸货物、公务、购物、文化娱乐、看病、接送客、吃饭等。非通勤出行的目的地并不是固定的,具有一定可选择性,因而由此产生的停车地点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停车的时长也不固定,但一般较通勤停车和居住地停车要短,停车时长的均值在2h以内;停车行为发生的时间比较随机;停车行为一般无固定重复频率。在这种停车行为中人们关注停车的安全性、便利性及停车价格。

1.3 居住区停车特征

在工作日,由于大部分居民需要上班,而且不论居民的工作单位性质是否相同,上下班时间大部分是相似的。造成了在工作日居住区的停车行为会产生峰值与波谷的效应,居住区停车数量呈现早、晚高峰及中午小高峰的特点,大连地区调研数据见表2。日间居住区停车场的利用率相对较低,夜间利用率接近饱和甚至超饱和,表现出较强的刚性需求特征。

在节假日,居民的出行目的的差异化较大(如探亲访友、娱乐、购物等),且随意性强,出行时间不像上下班那样严格,同时部分居民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因此节假日居住区停车无明显规律可言,成随机分布。

2 不同停车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对大连市中心城区停车现状进行调研,调研时间为工作日(周二)和休息日(周六)。分别选取大型企事业的停车设施作为通勤停车的研究对象,选取城市中心商圈范围内的停车设置作为非通勤停车的研究对象,选取典型住宅小区停车场作为居住区停车研究对象。

2.1 车辆停放时长差异性

停车时长可以反映车辆停放对于停车设施的资源占用特性,确定不同停车行为的停放时长,可以为静态交通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表1为大连市中心城区不同停车行为停车时长的调研结果。

由表1可知,不同停车方式停放时长差异性较大。通勤停车与居住区停车的停放时长较长,大部分在3h以上,非通勤停车的停放时长较短,集中在30min~3h之间。与通勤停车相比较,居住区停车的分布比例更为集中,绝大多数都在10h以上。

产生停放时长的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停车的目的性不同,通勤停车的目的是工作,在现行的8h工作制下,必然会产生长时间的通勤停车行为。同样,居住区停车的目的是家庭生活,在工作日,没有外出需求的前提下,停放时间是各种行为中最长的。由于非通勤出行的目的较多(购物、餐饮、娱乐、拜访等),不同目的的停放时间差异较大,但大多集中在3h以内。

2.2 停车周转率的差异性

停车周转率是指停车场每个车位单位时间内被使用的平均次数,这一指标反映了观测期间内该停车场内各停车位的平均利用效率,与停车时长有密切关系。对于服务于不同出行目的的停车场,它们的周转率有较大不同。调研结果表明,在工作日,服务于非通勤出行的停车场周转率最高,依次为服务于通勤停车的停车场、居住小区及周边停车场。在休息日非通勤停车的周转率仍然最高,且高于工作日的同类型周转率,居住区停车周转率居中,通勤停车周转率最低。表2为各类型停车设施的周转率情况。

停车周转率完全反映出了居民的出行习惯。工作日,人们上下班的通勤行为及商务活动使通勤停车的周转率超过1,休息日大部分企业员工不以工作地点为出行目的地,因此停车周转率极低。服务于非通勤停车的停车场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均有较高的停车周转率,主要原因是每天社会对此类停车设施都有旺盛的需求(购物、餐饮、娱乐等),其中休息日需求更多一些,且每次停车的停放时长都较短。居住区的停车周转率在1左右,工作日与休息日差别不明显,符合居民的生活习惯。

2.3 停车设施选择的差异性

停车设施按照其设置位置的不同,可分为路内停车场(带)和路外停车场2种。其中路内停车场(带)指在道路红线宽度范围内一侧或两侧划分出若干带状路面提供车辆停放的场所,路外停车场指在道路红线控制以外专辟兴建的停车场(库),这类停车设施由停车泊位、停车出入口通道、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共同构成。两者物理空间位置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出行目的停车行为选择停车设施的差异,并直接影响到决策部门进行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策略的制定。图3为调研所得各种停车行为选择停车设施的情况。

由图3可见,通勤停车和新建住宅区停车选择路外停车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了81.5%、83.1%,这是由于新建住宅区和工作单位一般都有配建的停车位,因此对路内停车需求不是很高。而老住宅区与此相反,由于建设时未考虑配建停车设施或配建指标过低,小区内很多车辆无处可停,只能选择小区附近的路内停车场。对于非通勤停车而言,由于停车时间短,对停车的方便性和步行距离要求较高,同时,路外停车收费远高于路内停车,从成本角度考虑,出行者更愿意选择路内停车。

2.4 停车设施饱和度差异性

单独服务于某种出行目的的停车设施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出现饱和状态(停车高峰),研究停车设施的饱和度可以为设计合理的停车共享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见图4。居住区停车与通勤、非通勤停车需求高峰出现在不同的时段,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土地资源,以停车泊位共享为手段,建立基于泊位共享的停车供给机制,提高某一区域停车位供给量。当老城区的居住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时;当居住小区停车供给量远小于停车需求量时;当有的老城区地下空间受到限制不能建大型地下停车库时,可以优先考虑区域内停车共享。

由图4可知,通勤停车与非通勤停车的饱和度峰值与居住区停车的饱和度峰值属于互补类型。换言之,白天居住区周边的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的停车位是满的,晚上居住区停车高峰时,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的停车位利用率最低。夜间可以将工作、公共场所的停车空位用来满足居住区停车高峰的需求,白天采用相反的策略。利用这种错时互补的停车共享可以大大提高该区域停车容量的供给水平。

2.5 停车决策因素的差异性

步行距离、安全性、收费等是驾车者停车时最为关注的因素,能够反映出驾车者的决策取向。比较各因素对不同停车行为的影响程度,对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图5是不同停车行为分别最关注因素的分布图比较。

由图5可以看出,通勤停车者最关注的因素是安全,所占比例超过50%;其次是收费;第三是步行距离。非通勤停车者关注的因素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步行距离,达到总样本的55%;其次是安全性;第三是收费。居住地停车者最为关注的因素是安全,所占比例超过总样本的2/3,步行距离和收费的关注度都较低。通勤停车与居住地停车由于停车时间较长,因此对安全性的关注度更高,而对步行距离的要求相对要低很多,非通勤出行由于停车时间短,且要求具有出行方便性,更多的关注步行距离因素。在现行的停车收费标准下,停车者对收费因素的关注度较低。

2.6 停车费用的敏感性

停车费率是影响停车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停车收费管理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属于静态交通需求管理的范畴,在应对未来交通需求、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以及调控道路交通量等方面有较大的作用。本文设定免费、5元/次、15元/次及30元/次4种收费档次,如表3所示。对2家大规模企业及1所学校(通勤停车)、西安路商圈的3处停车场所(非通勤停车)以及3个居民小区(居住地停车)进行意向调查。受访人需选择在何种收费标准下放弃停车行为或改变停车地点。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其中,通勤、非通勤停车问卷各150份,居住地停车问卷200份。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74份。不同出行目的的停车行为在各费用标准下仍不改变停车方式的比例见表3。

由表3可知,增加停车费率ΔC对各种停车行为均产生一定的抑制。其中,通勤停车对收费率最为敏感,当收费标准为30元/次,有85%通勤驾车者放弃了该停车场所。非通勤停车行为对停车收费的敏感度排名第二,收费5元/次对停车行为影响很小,15元/次时有1/3的非通勤出行者改变停车地点或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居住地停车对收费的敏感度最低,收费达到30元/次时,只有1/4居民改换停车地点。由此可见,可以利用停车收费水平的变化调节通勤停车和非通勤停车行为,以实现交通需求控制的目的。但居住区停车属于刚性需求,价格调控政策作用不明显。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多个维度对比了通勤出行、非通勤出行以及居住地产生的停车行为的差异性,发现对于不同目的的停车行为必须采取不同的需求管理措施,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静态交通规划与管理。

1)通勤停车需求管理措施。通勤者对停车价格敏感,但单独依靠提高停车收费标准进行需求管理时,他们通常不会放弃驾车,而是会在工作地附近寻找价低的停车地点停放。由于通勤者改乘公共交通工具比率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合乘车可作为折中措施。

从供给角度来看,控制就业岗位上停车位的供应数量,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措施。如果在工作地及周边没有充足的停车空间,通勤者考虑到停车的困难和成本,自然会改用其它的交通方式,而完善的公交系统是第一位的备选方案。

2)非通勤停车需求管理措施。对于非通勤出行而言,公共建筑的停车位是其主要目的地。为缓解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公共建筑的停车位配建指标应设定上限,将道路通行能力及交通流量纳入停车位配建指标的测算体系。对于交通拥挤的城市中心地区,停车位供给受到严格限制而相对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比例加大,因此,应积极优化公交系统,保障公共交通的优先通行权,从而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非通勤出行目的地的停车设施属于具有稀缺性的公共资源。停车收费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收费体现“用者自负”的资源使用原则,在提高停车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从而弱化机动车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对于其他不使用机动车的居民来说更能体现社会公平和效率。

3)居住区停车需求管理。影响居住区停车需求的因素包括居住区人口、建筑面积、类型、区位、居民收入水平等。对于居住区建筑而言,停车位是车辆的家,是所有出行的基本出发地。停车位配建指标应以下限控制为主,尽量做到车有其位,这对于保障居住区正常的停车秩序非常重要。由于居住区停车与通勤停车和非通勤停车的停车高峰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可以采用共享停车的策略,在夜间将居住区无法容纳的车辆停放在办公场所、商场及其他公共建筑的配建停车场,进一步缓解既有居住区的停车压力。

从公平角度考虑,居住区停车不能免费(免费停车是对居住区中不拥有车辆者利益的损害),可采用购买车位和收取停车费2种方式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

摘要：根据驾车者出行目的的不同,将其停车行为划分为通勤出行停车、非通勤出行停车和居民区停车。在对大连市中心城区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商业中心以及居住区进行停车行为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种停车行为的停车需求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并据此提出了3种出行目的的停车行为的需求管理措施。

关键词：停车行为,差异性,出行目的,需求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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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宏志.考虑停车费用支付者的出行方式选择模型[J].土木工程学报,2008(4):91-94.

[8]陈峻,张辉.城市路内外停车设施车辆停放的差异性分析[J].城市规划,2009(8):33-36.

行为差异 篇10

摘要：课堂观察是课堂研究最经常、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也是课堂研究中收集可靠资料的重要手段。通过一学期的课堂观察，并进行课堂观察记录，来探讨中外教师的教学特点。本文重点观察的对象为对外汉语课堂的中文教师和国内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外籍教师，最后分析中外教师在课堂教学行为上的差异。

关键词：课堂观察；教学行为；对外汉语教师；外籍教师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41-01

引言：在授课群体及课型上，我主要观察了中国老师给外国学生上课的课堂，以对外汉语课为主（包括成人班级、儿童班级）。同时，也观察了外国老师给中国学生上课的課堂，以大学生英语口语课为主（成人班级），还有个别的外国老师给外国学生上课的课堂，以德语、英语学前课为主（儿童班级）及参加的外国人给中国人培训的课程。经过观察以上不同课型及不同的授课群体，发现中外老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差异，并且发现中外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及整个课堂气氛也存在差异。具体如下：

一、在教学方法上，外籍老师呈现的特点为：

（一）肢体语言自然丰富。

经观察，无论外国老师授课的对象是成人班级还是儿童班级，外国老师都能非常自然的运用自己的肢体语言，使得课堂气氛轻松有趣，增加学生们的注意力和兴趣。

相对于中国老师，则肢体语言使用较少，且在使用时表现的不自然，并呈现出中国老师高高在上的地位感。

（二）启发式教学，引领学生思考。

经过课堂上的多次观察，发现外国老师在授课方式及提问时更加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独立思考，引发学生自己说出答案、自己的想法等。

如：在外国老师教儿童班的课堂上，以学习英语单词为例，其中Apple的教法。外国老师是这样教的：首先拿来实物苹果，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答：苹果。接着，老师追问：苹果是什么颜色的？学生答：红色。然后老师又问：大家摸一下苹果，并试着感觉一下，苹果的外型是怎样的？学生答：外表光滑。通过这一个单词的教学过程，可以发现外国教师更注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并且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外国老师的最后几个问题（问苹果的颜色？外表是什么样的？）值得借鉴，可以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生词教学中，多让学生自己感知。

在这里，可以和中国老师的教法作对比：一般来说，中国老师在教学中更容易倾向直接告诉学生：这是苹果，是红色的，苹果的外表比较光滑，甚至会少有老师讲到苹果的外表是怎样的。更多的中国教师会选择向学生灌输知识。

（三）注重实践，培养动手能力。

在课堂上，外国老师善于将所交的内容运用到实践，让学生独立消化运用、亲身体验感受，经常在练习部分看到角色扮演这样的活动。并且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外籍教师在动手实践上强调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并且不会限制学生的思维，通常是没有模板的。这一点，在中国的课堂教学上就很少见。

二、在课堂气氛上，外国老师所在的课堂常呈现的特点为：

（一）座位随意。

老师和学生围成圆形席地而坐，使得师生距离拉近，学生状态轻松，会有问题就及时提出来。

与中国教师课堂对比：中国老师在前讲课，同学按排而坐，显现老师较严肃，课堂气氛紧张，不利于吸引每个学生，学生容易溜号。

（二）课堂主体是学生，老师仅作为指导对象参与活动中。

在外国的课堂上，我发现外国老师扮演的角色仅是指导，主体在于学生自己的小组讨论（以沈阳大学外教课堂观察为例，整堂课都是由学生小组讨论）。

与中国相比，中国老师更占据课堂上的主导地位，老师在课堂上从头贯彻到结束。

三、学生反应方面：

中国学生呈现的特点为：被动的接受，课堂表现较为沉闷、胆怯、老实、认真记笔记。

外国学生呈现的特点为：主动参与，尤其在游戏活动环节，表现非常积极。但个别学生出现上课溜号、做其他事情，特别不愿意记笔记（原因：汉语水平跟不上，选择做其他的）

四、教材方面：

外国老师在讲课时，对教材处理较为灵活。中国老师在在讲课时，习惯按教材的进度教学。

结语

最后，通过观察，中外老师在教授初级汉语水平或英语水平的同时，都会选择使用媒介语且语速偏慢，来帮助课堂活动顺利进行，以及准确讲解某个知识点。并且，不管是外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在班级都会形成小团体，学生愿意和本国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玩耍、交往。

参考文献：

[1]廖英，张月丽. 利用课堂观察法探讨外籍教师的教学特点[J]. 中国成人教育，2015（5）.

行为差异 篇11

道路交通事故是全球交通领域都关注的问题,在快速机动化发展的中国,交通安全形势尤为严峻。根据2014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1],全国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总数为196 812起,各地区事故数目见表1,造成死亡人数58 523名、受伤人数211 882名,直接财产损失达10.754亿元。

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在人-车-路道路环境中,人是影响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占所有事故因素的55%~90%[2]。多年来,探讨人的因素对事故影响的研究有很多,各领域的研究人员从生理、心理、人体工效学等各个方面讨论了驾驶人员的适应性及事故倾向性[3,4,5]。Grey等[6]通过对一系列学科的研究,对攻击性驾驶行为、攻击性动作倾向和极端表现形式给出了定义,并对如何应对攻击性驾驶行为进行了讨论。此外,加拿大、土耳其、芬兰等国的学者对攻击性驾驶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ennessy等[7]通过对招募自约克大学的180名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男性驾驶员相较女性驾驶员具有更强驾驶攻击性。zkan等[8]对来自英国、荷兰、芬兰和土耳其的3 673名驾驶员的愤怒指标量表进行分析发现,土耳其的驾驶员具有更多的攻击性驾驶行为,并且各国驾驶员都表示遭受到的攻击次数要比自己做出的攻击次数要多。但是我国在不同地区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方面还未形成系统的报告。

近年来,各类交通车辆迅速增多,而与之配套的公路设施扩增较为缓慢,与酒后驾驶相同,攻击性驾驶行为已成为危害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攻击性驾驶行为指有意识地对驾驶环境中他人进行身体、心理或情感伤害的行为[9]。它是一类道路交通不良行为,如故意追尾、强行加塞、违法超车、辱骂他人等。攻击性驾驶行为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各地区事故数目的差异可反映出各地区驾驶员不同程度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攻击性驾驶行为可分为2种[10,11],一种是有在生理上伤害他人的意图,另一种是在心理上伤害他人的意图。根据不同的标准,攻击性驾驶行为分为以下不同的几类:根据强度的大小来划分,例如,从口头警告到使用暴力;根据行为的类型来划分,例如:肢体冲突或者语言攻击;根据行为的目的进行划分,例如:只是表达自身的情感或是想要通过撞击表达自身的情绪。

目前国内关于驾驶行为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实际行为的变化或者驾驶行为结果的分析,如以观看驾驶录像的方式来获取驾驶行为信息[12,13]。对驾驶员个人心理乃至社会心理层面的差异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在心理层面对驾驶员行为进行研究时,研究对象往往局限于职业驾驶员,如公交驾驶员、大货车驾驶员等[14,15,16],而针对普通民众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分析却非常少。

由于地域不同,在文化和环境上存在的差异,都将对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产生影响。同时,道路上的驾驶员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对于单一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其他驾驶员会做出相应的驾驶行为,影响单一驾驶员的驾驶决策。笔者研究的是对中国不同区域内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进行分析,论证不同区域内的驾驶员攻击性行为的差异性。

1 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方法

利用驾驶风格调查问卷,对全国范围内的驾驶人进行了随机采样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处理。

1.1 驾驶员愤怒指标量表

英国的Lajunen等[17]通过对驾驶员行驶过程中存在的错误操作及违规行为进行研究,总结出了驾驶员愤怒指标量表(DAIS),作为一份独立量表,对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进行定性量化[18]。随后,芬兰的Ramet及土耳其的zkan和Lajunen等[19]对DAIS进行了验证性研究。现今的DAIS包含13项评估题目(见表7),涵盖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表现出的攻击性驾驶行为,以此来评估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做出的攻击性驾驶行为。

每位驾驶员对每项题目进行2次评估:(1)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估;(2)对自身感受到的他人行为进行评估。

在自我评估部分,驾驶员首先对13项题目进行如实地评估,如强行变道等;在对自身感受到的他人行为进行评估时,同样对13项题目进行如实评估。量表的所有题目采用5分制进行划定,“0”代表“从来没有”,“4”代表“总是发生”。

1.2 基础数据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用问卷数据由实际问卷收集数据及网络调查问卷数据构成的。调查问卷包含驾驶员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近3年内发生的事故数目等其他相关信息,以及驾驶员愤怒指标量表。驾驶员愤怒指标量表指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做出的有意,无意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本研究利用愤怒指标量表对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进行分析研究。

调查问卷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大部分省份,总份数为941份。经过初期筛选,有效信息的问卷份数为870份。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中对于中国片区的划分,将国内驾驶员近3年来的主要驾驶区域划分为6个区域,问卷在各区域间的分布见表2。

对于东北、西南及西北3个区域,由于问卷获取数目相对较少,本研究中不再予以讨论。其中,华北、华东及中南3个区域有效问卷总份数为761份,男性驾驶员反馈问卷份数为459份,占比60.32%;女性驾驶员反馈问卷份数为302份,占比39.68%。在本研究中,参与者均为自愿参与研究的,并且都拥有驾照,且未被吊销。此外,本研究保证所有参与者都具有随时退出的权利,且保证每位参与者的信息不会被泄露。研究样本的整体特征及每个地区的男性和女性驾驶员的样本特征见表3。华北地区的驾驶员平均年龄最小,并且事故数目也较少。中南地区的驾驶员平均年龄最高,驾龄也最高,且事故数目与华北地区基本持平。华东地区驾驶员平均驾龄最低,同时事故数目最高。

2 数据分析过程

2.1 信度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来研究交通安全问题时,调查问卷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问卷可信是问卷具有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信度是指在重复对某一题目打分时,所得得分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得分值越大,说明各个题目之间的相关性越大,问卷的可靠程度越高。

在问卷可靠性分析的过程中,最常使用的分析方法为Cronbach′s Alpha系数法,计算公式为[20]

式中:α为Cronbach′s Alpha系数得分,其值在0到1之间;αi为第i道题目的体内方差;αT为所有题目总得分的方差;k为问卷中的题目数量。Cronbach′s Alpha系数值越大,说明问卷题目结果的可靠程度越大,Cronbach′s Alpha的得分检验标准如表4所示。

笔者使用SPSS19.0对驾驶员攻击性驾驶行为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见表5。得到其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910,说明调查问卷的可信度非常高,“高度可信”。对其他驾驶员对自身攻击性驾驶行为调查问卷的可信度进行分析,得到其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885,“高度可信”。说明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量表的可靠程度非常高,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2.2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问卷的有效程度,效度分析可以验证问卷是否准确地测量了题目的属性。笔者利用SPSS中检验统计量(KMO)和Bartlett′s球形度检验来判断量表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判别标准见表4。KMO和Bartlett球形度的检验结果见表5。对于驾驶员自身评估量表,KMO值为0.927,接近1,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Sig.值为0.000,远小于0.01,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说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对于他人评估量表来说,其KMO值为0.919,同样接近于1,且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Sig.值为0.000,远小于0.01,也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说明该量表同样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及方差分析(ANOVA)对样本进行了研究。最近的研究表明[21],大多数年轻的男性驾驶员及经验较少的驾驶员比女驾驶员和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更容易做出攻击性的驾驶行为,也更易陷入到事故中。使用方差分析,可以在控制年龄、性别、驾龄及事故的情况下,对各个区域内各项得分及平均得分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22],本研究将所有13项问题分为2个因子(见表7),分别为“攻击性警告(1,5,8,10,11,12,13)”和“恶意警告及报复(2,3,4,6,7,9)”[23]。

2.3 数据分析结果

如表6所列,年龄因素与DAIS量表各因子评分之间不具有相关性,说明各年龄阶段的驾驶员做出及遭受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可能性大致相同。区域因素与他人行为评估的攻击性警告和自我行为评估的恶意警告及报复具有相关性,且与他人行为评估的恶意警告及报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各区域驾驶员在做出及遭受攻击性驾驶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别因素与他人行为评估的2个因子都有较强的相关性,表明男性驾驶员与女性驾驶员在遭受其他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时,其待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因素与自我行为评估的攻击性警告具有相关性且与自我行为评估的恶意警告及报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男女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都会做出一定程度的攻击性驾驶行为,但两者在恶意警告及报复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驾龄因素与他人行为评估的2个因子都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驾驶经验的多少会对其他驾驶员做出攻击性驾驶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驾龄因素与自我行为评估的结果无相关性,说明驾驶员自身做出攻击性驾驶行为与自身的驾驶经验无相关性。事故因素与自我、他人行为评估的2个因子之间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事故对攻击性驾驶行为有显著影响。且事故因素在所有因素中对于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最为强烈。

注:**表示在0.01层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层上显著相关。

如表7所列,对于自我行为评估,中南地区的驾驶员在每题得分上都要高于其他两区的驾驶员(第5题除外),且总得分高出华东地区42%,比华北地区高26%,说明中南地区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最易做出攻击性驾驶行为。华东地区的驾驶员每题得分最低(第11题除外),且总得分最低。华北地区次之,与华东、中南两地区之间都有差异。对于他人行为评估,中南地区得分同样是最高的,高出华东地区17%,比华北地区高9%,华东地区得分最低,华北地区稍高,且相互间差异不大。

从分析结果同样可以看出,如图1(b)所示,驾驶员的自我评估的得分明显比他人行为评估得分要低,且自我行为评估得分与他人行为评估得分之间的相对关系是一致的。如图1(a)所示,各区域全年事故总数与问卷所统计事故数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事故数目与机动车保有量间成正相关关系。事故因素与驾驶人的攻击性驾驶行为相关性最高,但事故数目与驾驶员DAIS量表得分之间并未形成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华东地区事故最多,得分最低),说明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事故预测上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在实际运用时还需结合其他因素来进行共同分析。

3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南地区的驾驶员在攻击性驾驶行为上表现最为突出,华北地区次之,华东地区最低。说明中南地区驾驶员最易做出攻击性驾驶行为,华东地区驾驶员攻击性驾驶行为频率最低。各个区域内被测驾驶员一致表示自身遭受的攻击性驾驶行为要多于他们所做出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此结果与土耳其的zkan等学者对英国、芬兰、荷兰和土耳其的驾驶员攻击性驾驶行为的跨国研究结果相一致。由此可以证明,在道路使用过程中,其他驾驶员也是道路安全因素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果也可以看作是驾驶员的认知偏差,例如,当驾驶员自身进行“辱骂、鸣笛”的时候,其感觉并不强烈,但当遭受到其他驾驶员的辱骂/鸣笛时,驾驶员的感受会非常强烈。说明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会可能会忽略自身做出的攻击性行为或者对自身的攻击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