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共12篇）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1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模式, 表征着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之后, 现在正处在工业文明时代, 但随着经济形态由资源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 社会的文明形态必将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西方的环境保护思想从“末端治理”、“生产过程控制”, 演进到现在的“源头防治”, 即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 以及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欧美国家在饱受生态环境破坏的惨痛教训后开始觉醒, 渐渐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中国能不能不重复这种代价高昂的老路, 可不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解决环境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 尽早迈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新阶段。循环经济实际上是物质和能量的梯次、闭合式循环的流动型经济, 表现为低能耗、无污染、零排放;在生产过程中要求企业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 将资源视为有价的生产成本, 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生产经营活动, 避免外部不经济性, 使企业主体真正承担起社会环境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

当今中国, 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 倡导循环经济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 必须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进来, 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那么, 如何把对环境的关注转变成生产者的主动行为, 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做法, 便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面对的难题。近年来, 日本及OECD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生产者责任扩大等类似措施以推进企业生态生产体系的完善, 在人类保护环境领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我国学者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产者责任扩大是指生产者对于产品的责任, 扩展到产品生命周期的起始阶段, 而且延伸至使用完结的最末阶段, 即产品的使用价值消失之后。生产者不仅要对产品的性能、质量和服务负责, 同时应承担起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整个过程对环境影响的全部责任。这就涉及到包括原材料的选择、生产过程的控制、污染排放的标准, 以及废弃物品的处置等各环节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1. OECD国家的经验

OECD国家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两个部分, 生产者的责任仅被限定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制造、流通和消费阶段。而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剩余部分, 即废弃物的控制与管理等, 则不由企业承担, 而是由地方社团、协会等组织通过征收税金的方式来承担回收、处理费用。这一举措使得生产者自觉从源头开始抑制废弃物的生成, 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阶段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对环境负荷的压力, 从而促进了生产阶段的循环综合再利用, 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比率。OECD国家的做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 使产品生产者排除在废旧物品回收的责任之外, 同时把资金筹措负担转移出去;另一方面, 企业在设计产品时, 自愿将环境因素纳入成本核算, 使环境责任转变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的动机。

2.日本的措施

日本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政府为解决“公害”等问题, 曾投入大量资金, 但是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直至2000年, 日本政府颁布并正式实施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的基本法》, 使日本从单纯的环境保护, 转化为全面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轨道上来, 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该法律集中体现了生产者责任扩大的原则。如《容器包装再利用法》规定了容器生产企业对容器包装负有包装再利用义务;《特定家电再商品化法》明确了生产者对家电的回收和再商品化所承担的责任。法令针对废弃比例最高的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四类产品规定:由市、町、村进行回收、掩埋的四类家电必须由生产厂家承担回收和再利用义务。也就是说, 消费者在使用了这四类家电后不能任意丢弃, 必须交纳厂家所规定的费用后, 通过特定的渠道返还生产企业, 由后者进行回收与重新利用。目前, 日本家电生产集团已经建成了24家回收工厂, 包括日立、三菱、夏普、三洋和索尼5家企业下属的14家家电回收厂, 以及松下、东芝等设立的指定回收站, 逐步形成遍布全国的回收网络, 共划分为10个区域, 每个区域与1~2家物流公司合作, 处置家电产品的物流配送和废旧回收。

中国企业的循环经济实施战略

1.全程控制

全程控制是指在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实行清洁生产, 尤其要充分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的效率, 形成从生态设计——绿色制造——生态包装——绿色运输——绿色销售——绿色服务——回收再利用全过程的防污控制。在产品设计阶段, 采用生态环保型设计思想, 依据生态设计原理、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和绿色环保标准的要求, 开发低能耗、低消耗、低 (或无) 污染、可修复、可再循环、可再利用并能够安全处置的产品。在选料阶段, 由于禁止使用危害性大或风险级别高的污染物质, 迫使企业必须寻找相应的无害替代材料, 选择清洁型能源和环保型原料, 或者根本改变产品的生产原料, 从而达到从源头直接降低甚至消除污染的潜在可能。此外, 还要降低原材料的消耗, 尽量使用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物质, 减少进入循环体系的物质量。在生产投入阶段, 尽可能少地使用原料和能源, 并在加工过程中探索可再生、可再用资源, 在ISO14000环境标准体系的监测下, 使企业本身实现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 最终达到污染零排放的理想状态。在生产过程中, 不仅要选用先进的技术工艺, 配合生态设计, 生产“三低”产品, 而且要注重水、电、余能和原料的再循环与综合利用。在产品包装阶段, 提倡生态包装, 实现包装材料减量化, 并充分回收利用, 减少包装废物填埋与焚烧的数量。在产品运输阶段, 利用现代第三方物流进行智能化调配, 倡导绿色物流。最后, 企业还应致力于开发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 在企业内部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

2. 企业责任延伸

企业责任延伸是将循环经济理念延伸到生产过程之外, 包括产品销售、售后服务和废旧物品回收三个阶段。在产品销售阶段, 提倡绿色销售, 宣传绿色消费, 拓展网络经营及绿色物流配送渠道, 减少销售过程中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损耗;在产品服务阶段及回收、回购阶段, 通过提供产品保养维护、产品主要部件升级服务, 以及产品零部件功能增值服务等, 既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进一步降低资源的流动速度, 达到物质的减量化标准, 又可以通过废旧产品的回收及再次利用, 实现产品功能的梯级利用, 同时可以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和客户的忠诚度, 并为企业赢得声誉。

富士施乐公司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战略是利润与环境的和谐共容的双赢之举。2003年, 富士施乐成为办公设备行业首家开始打印机回收服务的企业, 到2004年已经推出了73个型号、超过23万台使用了再利用部件生产的复印机和数码多功能一体机, 再利用率达到了54%, 从而使新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了2200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13900吨。目前, 施乐公司已经不再生产“新的”复印机, 而是通过服务来提供高质量的复印。施乐公司的技术人员, 定期对其销售的复印机进行保养、维护和维修, 修复后的部件再装到其它机器上继续使用。根据该公司的市场模拟测算, 估计在每款复印机上市三年后, 每年就有25%的该款复印机退出市场。如果每年都在市场上推出节能机型, 那么在四五年内节能新机型将彻底取代老机型, 而整体的能源消耗将降低50%。可见, 实施企业责任延伸战略,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在增强客户竞争力和降低整体成本的同时, 减少了客户对于环境的影响, 加强企业服务端的功能将成为企业循环经济新的增长点。

3. 综合利用

废弃物综合利用战略在充分考虑了减量化和再循环原则的基础上, 致力于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物无法再利用于原有的生产系统的问题, 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考虑企业自身生产条件的基础上, 开发多种产品共享的新系统, 改变原有的单一生产路线循环, 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 以其为原料开发新型生产工艺制造新产品, 构建一个由多个子循环体系组成的共生网络, 在为企业解决废弃物处置的同时, 获得新的经济效益。例如, 2000年富士施乐公司提出的平台设计概念, 使通用部件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之后, 又设计了材料的再利用流程,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整合再生系统, 并获得不错的利润。但在实施这项政策之初, 有些人置疑使用了再利用部件的产品是否能够达到新产品的质量标准?或者即便能够做到这一点, 客户们是否会选择购买它们?为此, 施乐公司于1999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和验证拆解和分类工作设施的“生态园”, 并对不可再利用的材料实施“零垃圾填埋”处理。事实证明, 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 客户们愿意花同样的钱来购买这种贴有“含有再利用部件”标签的机器。

综上所述, 中国企业必须承担的环境责任就是竭尽全力“变废为宝”, 通过循环利用副产品或废弃物, 使企业产业链延长,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水平, 为相关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要从源头开始, 尽可能利用绿色原料, 开发绿色生产工艺, 实施清洁生产,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同时还要对本企业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代谢分析, 了解每段工序中各种废弃物的产生情况和能量剩余情况, 寻找这些废弃物质再循环、再利用的途径, 使其首先回用于自身生产过程, 其次回用于企业内部, 最后尽可能在区域范围内得到再利用, 争取实现污染“零排放”。因此, 中国企业只有从零做起, 量身定做技术规范, 明确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在三方共同制定的环境标准、环保法规和环境决策民主化的监督下, 主动承担相应的循环经济责任, 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2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止责任制度》。

一、遵循环境保护“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做到生产建设和保护环境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公司总经理是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止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全公司环境保护工作负全面的领导责任，并领导其稳步向前发展。

三、公司设立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止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决策、监督和协调。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污水站全体工作人员、谢伦标、马苏红

四、污水处理站负责全公司的环境污染防止工作，并在组长的领导

下，落实各项环境污染防止与保护工作。

五、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工作必须遵守国家和公司的相关规定。

1、禁止向环境中倾倒、堆放危险废物。

2、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转移或处置。

3、危险废物的收集容器、转移工具等要有明显的标示。

六、公司制定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应急预案，定期进行事故 演练。

七、建立健全公司的环境保护网，专人负责各项环境保护的统计工作。

××××××有限公司

××××年××月

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3

摘要：环境责任保险既可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及时获得补偿，也可避免企业因承担巨额赔偿而破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缺陷；措施

一、环境责任保险概念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它要求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按一定的保险费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当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时,就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保险金。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缺陷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一）环境责任保险推行缺乏法律保障，对企业是否参保无制度约束，加之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事故大都由政府和社会买单，缺乏有效的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社会惩治氛围尚未形成，企业自身缺少参保动力，难以深入推进。另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缺少责任赔偿和损害评估方面的法律规定，环境诉讼制度不明确，缺乏合理的程序保障，难以及时合理地确定环境责任。

（二）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环境污染风险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污染事故往往给人身、财产造成重大影响，且我国环境责任事故进入高发期，仅依靠保险公司商业模式运作过于单薄。目前，部分试点省市虽给予了政策支持，但主要停留在给予投保企业保费补贴层面，缺乏税收以及风险保障基金等深层次支持措施。

（三）风险分散度小。从当前情况看，参保企业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企业和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及航运等风险相对集中的中小企业为主，而对于资金实力雄厚、污染防治工作相对到位的大型企业，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较弱，投保时存在逆选择，导致业务覆盖受限，风险无法有效分散。

（四）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较大。首先，由于环境污染事故涉及面广，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责任较难认定；其次，缺乏历史损失数据，加上业务量小，风险概率难以确定，保险产品合理定价难。

三、构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机制的设想

尽管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建立和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设相关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一种法律制度并不能脱离它的生长环境而独立存在，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也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自生自长。此外，其它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将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巨大影响。例如，环境责任追究法律制度就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二）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

环境侵害发生有突发性和渐发性两种。前者的责任保险应为商业保险，后者的责任保险应为政策性保险。我国环境侵害行为多为渐发性，从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长远发展考虑，国家应重点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

公共保险保障基金指保险组织为了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之巨额赔款，从年终结余中专门提存的后备基金。因环境责任保险具公益性，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自然成为国家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可通过税收拨付和环境行政征收费用转移的方式，把排污费等在上缴国库后按一定比例转移至公共保险保障基金中，保障基金属保险人的资本金，主要用于应付巨大污染事故的巨额赔款，只有在保险人业务收入和其他准备金不足时，保险公司方能动用此项基金。

（三）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

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一般为自愿性保险。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不高，通过保险分散环境赔偿责任的意识更为薄弱；同时，受害人的赔偿利益普遍无法得到及时保护。因此，我国适合确立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此外，我们应立足行业，通过试点的形式逐步开展，对高危的突发性环境侵害行为尽量采取强制投保方式，而对低危的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实行自愿性方式。

（四）确定适合国情的承保范围

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侵害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围，应采取渐进方式推进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一般说来，可保的环境责任风险只有：①清理费用；②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第三者身体的伤害或财产的损失；③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为使环境损害责任作为可保标的且具可操作性，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有一个或几个可查明的污染者；二是损害须是具体、可计量的；三是损害与可查明的污染者间须有因果关系。环境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办应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目前我国适宜建立一般环境责任险和环境恢复险。

（五）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

环境责任保险事故的发生有突发性与累积性的，从而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把握其未来的赔偿责任。国外保险人为限制其责任，在保险单中使用了“日落条款”，即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在此期限内，对保险单有效期内发生的被保险人环境侵害索赔事件，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超过这一期限向被保险人请求环境侵害责任赔偿的，保险人不再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平衡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我国应与国际并轨，规定较长的索赔时效。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环境科学,2010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9

[4]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7

[5]郑立,王作堂.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1.张婷芳（1987-），女，长安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经济法专业。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4

早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国际领域内环保浪潮的兴起、国内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积极干预和公众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主要肇事者是企业。企业一方面利用先进技术，滥用自然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公害泛滥，空气、水质严重污染，给社会环境带来巨大损害。企业承担环境保护及资源合理使用的责任日益为社会所高度关注。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就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3个方面：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其中环境责任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保护要求企业依法承担环境责任，要求现代企业在谋求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增进投资者利益以外的环境公益。

一、何为企业环境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企业在谋求自身及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义务，应当对政府代表的环境公共利益负一定的责任。企业环境责任是指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必须承担的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利用已开采资源，减少对资源的采竭，保护生态平衡;第二，控制各种有毒物质及致病因子进入环境，以免对人类及其他生物造成损害;第三，保护和改善企业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防止由于环境质量下降而使该地区生存条件恶化。

二、现代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不力的原因

如前列举，现实中企业向陆域、海域和大气空间排放有毒害物质酿成的恶性环境事故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归纳有以下几点：

1. 对某些企业，科学发展只是一个口号。

传统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应追求的目标，其他都是附带的或是为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甚至为了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故绝大多数企业从选材到生产一直到销售没有建立起绿色环保体系，不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没有想到企业的再发展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水”被污染了，“鱼”还能活吗?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从企业遵守环境责任后果的角度来看，国家没有对在经营中自始自终严格遵循环境保护责任的企业予以鼓励和支持，对那些不遵守环境保护责任的企业制裁也不力，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因法律制裁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所以只顾眼前经济利益漠视全人类长远利益成为大多数企业的惯常作法。

3. 传统企业没有建立绿色会计制。

从企业成本核算角度来看，由于受传统的环境资源无价值论的误导及现有会计制度中不将环境资源消耗算入成本中，对于在经营过程中贯彻环境保护理念，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减少环境损害的绿色企业而言，在现行的企业竞争机制下增加此项成本无疑会影响其竞争力，与其如此另类，不如随大流先生存再说，从而导致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的恶性循环。

4. 未完全推行清洁生产制。

从治理范式角度来看，传统的经济模式强调企业只需尽遵守相应的环境标准、污染预防与治理的责任就可以了，所以“末端治理”就成为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当然选择，而无法从长远出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真正实现保护环境。事实上从“源头”出发，直至产品废物回收再利用全程跟踪、监测治理，才是企业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是真正地将环境保护与合理使用资源之责任落实到位。

5. 大部分企业未建立企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企业漠视环境利益、任意排放污染物和掠夺性开发资源的现象，如前所述大量环境违法案件中，企业向陆域、海域和大气空间排放有毒害物质酿成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企业的这种过度消耗资源与能源，排泄大量的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环境，损失巨大，其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力很大，与环境责任相关的风险可能造成长久诉讼、高额赔偿、品牌形象的损失、市场的失去等后果，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风险之一。而我国大部分企业未建立企业风险控制体系，为了应对这类风险，企业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环境责任风险控制体系，从风险的预防、预警和应对等方面作出响应，使危机的影响最小化。

三、企业环境责任的新思考

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企业的环境素质还不够高，在现阶段我们若仅仅寄希望于从道德上要求企业自觉或自发地进行环境保护，这显然不太可能，故还是需要国家运用法律这一道德的底线来促使企业自身承担起环境责任。因此，根据以上分析的原因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我们要注意：

1. 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并要求实际贯彻。

要求企业科学发展，政府监管以及公众权益诉求皆不能缺位。特别对于“国字号”的企业，政府更应该加大监控。例如上面提到的大连油管爆炸事件，除却追究直接责任者外籍油轮，新港保税油库所属的中石油也应该担负责任。企业追求利润与发展及维护当代人的福利固然重要，但亦需考虑环境利益与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故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时应权衡收益与损失，以整个生态经济系统长期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

2. 加强监管，加大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

完善法律法规，完善监管体制，加强环境执法，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改革和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加强环境执法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对违法企业彻底清查，加重处罚，使其为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建立长效严管机制，消灭企业的侥幸心理，使其为违法排污承担高成本、高风险，使企业逐渐走上规范经营和良性竞争。

3. 建立环境会计制度。

我们还应要求广泛推行企业建立环境会计制度，在企业内部将环境活动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体系中，用会计手段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的耗费，披露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环境会计能弥补传统会计存在的缺陷，考虑到企业生存的基础，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应该对整个社会负责，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应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上，从而使得企业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外部不经济而带来的损失与由于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而带来的收益，从而为企业真正降低生产成本做出贡献，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4. 推行清洁生产工艺。

清洁生产是以污染预防为核心，将污染防治重点由末端治理改为生产全过程削减的全新生产工艺，也是一种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佳生产方式。此制度要求企业从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加工、流通、使用、报废处理到再利用的全过程，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在企业环境组织健全、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应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工艺以达到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企业还应加强宣传，普及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知识;建立专门的清洁生产领导机构，协调、指导清洁生产活动;广泛开辟资金筹集渠道，调动一切因素，解决技术难题，建立起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和生产环境。

5. 建立和完善企业环境责任风险控制体系。

为了应对频发的环境损害的风险，企业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环境责任风险控制体系。从风险的预防、预警和应对等方面作出响应。首先，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需要在产品设计、技术路线选择、生产、销售及售后流程的管理等各环节作出环境影响评价。其次，应设计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及时反映面临的危险，开展环境事故预防管理，提高企业环境事故预防能力。通过培训使管理者和员工识别异常和紧急状态下的环境因素，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应急准备与响应机制。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制度跟踪法律法规和市场对环境责任要求的变化，保证企业的行为不但满足现有的强制要求，适应非强制性要求，也能预测未来的要求并提前进行准备。第三，企业要建立应对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危机反应机制，使危机造成的影响最小化。最后，企业应重视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是以企业发生的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和广泛行动。自从环境问题出现以来，各种国际组织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环境法制管理，即通过制定有关环境公约和法制约束各国及国内的环境行为，并强制企业执行，以减少各种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危害。我国也应该在企业环境责任方面为我国乃至世界承担应有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马燕.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J].现代法学, 2003 (05)

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度 篇5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保护的组织机构、各岗位人员及各部门的职责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山东桦超化工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岗位责任。2 总则

2.1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是公司的基本任务。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应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要求，以污染预防为主，不断节能减排，确保污染源排放全面达标，改善和保护本公司生产、生活及周边区域的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2 公司环境方针：立德行善、保护环境、技术创新、持续发展。2.3 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应服从于所在地区环境质量规划的要求。

2.4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全公司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各单位应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列入生产经营计划，实行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与环保科统筹专管相结合、按装置分片包干管理、各单位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环境保护工作。

2.5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环保科的主要职责

2.5.1 组织贯彻执行国家或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2.5.2 组织制订本公司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督促实施。

2.5.3 组织制订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参与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和管理。

2.5.4 组织对环保设施及排污情况进行检查、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对检查出的隐患与缺陷进行整改，并进行考核。

2.5.5 负责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2.5.6 负责环境保护统计工作。2.5.7 负责排污费上缴核定工作。

2.5.8 负责推广应用环境保护先进技术，参与技改项目和合理化建议的审批，参与科研成果的鉴定，组织开展环境保护科技活动和内外信息交流。

2.5.9 负责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管理工作。

2.5.10 制定公司环境监测方案，督促落实公司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2.5.11 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2.5.12 对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提出奖励意见，对环境管理制度执行较差、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各人提出处罚意见。2.5.13 各车间的主要职责如下: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或地方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本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负责；

——把环保工作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中，环保设施和生产设施同时管理维护； ——建立健全本单位的环保管理制度及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加强操作，严格工艺指标，减少生产过程污染物的产生；

——按照操作说明书正确使用环保设施，保证同步运转率和处理达标率在95%以上。环保设施故障检修或停运应报告公司生产运行部和环保科，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停运、拆除环保设施；

——对本单位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和污染物产生情况按月进行统计并报告公司环保科； ——负责对本单位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出治理计划，对本单位新、改、扩建项目未执行“三同时”的设施拒绝开车投产；

——做好本单位员工的环境保护培训教育工作。2.6 车间主任的主要职责

2.6.1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部门的环保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本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负总责。

2.6.2 把环保设施和排放控制指标放到与生产设施及工艺控制指标同等重要的位置，统一进行管理和考核。健全本单位环境保护管理网络，并将执行情况做好记录。

2.6.3 加强工艺过程管理，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产生量；规范污染物排放管理，保证本单位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并按规定的排放去向排放。

2.6.4 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保证完好率、同步运转率和处理达标率达到规定要求。所有环保设施未经公司和上级环保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停运或拆除。设施检修需要停运时应提前报告环保科，同意后方可实施。

2.6.5 负责对本单位现有污染问题提出整改方案和实施治理计划，对本单位新、改、扩建项目的环保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开车投产。

2.6.6 负责组织本单位员工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动员职工自觉做好环境保护工作。2.6.7 落实本单位内部环保奖惩考核工作。2.7 专职（或兼职）环保员的主要职责

2.7.1 协助本单位领导做好环境管理工作。

2.7.2 负责对本单位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及环保知识的培训。

2.7.3 协助本单位负责人编制本单位环保工作计划，督促环保治理方案的实施。

2.7.4 建立健全本单位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时准确地上报各种报表，记录好台帐。2.7.5 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加强本单位污染源排放管理工作，监督检查本单位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2.7.6 根据上级或公司环保科的要求对本单位职工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2.7.7 向本单位领导提出对员工的奖惩意见。2.7.8 负责车间废气的监控。

2.7.9 负责车间危险固废和一般固废的分类处理。2.7.10 负责车间污水外排的监控。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6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着法律支持不够、激励动力不足、技术标准滞后、专业机构缺乏等诸多不足之处，亟待进一步完善。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

法律支持不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依法经营保险、依法认定责任、依法追究责任的前提。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尚未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责任法律法规体系，2014年4月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只有“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原则性规定。实践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一些政策性文件进行规范，如2007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年1月国家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广东、湖南、内蒙古、山东、陕西等不少地方虽然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这些文件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

激励动力不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险种，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财税支持，离不开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多种经济手段对参保企业和承保公司予以激励。但当前我国对参保企业的激励尚存不足，致使一些涉污企业缺乏投保积极性和主动性，部分试点地区投保率甚至逐年下降。2013年1月国家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只是原则性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财税激励政策，还需在具体政策执行中进一步细化，进而激发保险双方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动力。

技术标准滞后。相比其他险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专业性强，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行业和企业间差异也比较大，需要行业环境风险评估准则、污染损害认定、赔偿标准等一系列相关配套技术标准的支持。但我国目前只在个别行业出台了国家层面的环境风险评估指南，江苏等个别地方根据地方发展实际制定了环境风险评估准则和污染损害认定、赔偿标准等相关配套技术标准，这相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来说远远不够，需要尽快完善。

专业机构缺乏。环境污染损害范围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再加之生态环境损害的恢复周期长，对较长时期内的损失进行审定比较困难，因此，由专业机构对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进行评估比较妥当。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相应的环境污染风险及损害评估机构，缺乏专业的企业环境污染风险评估人员，这影响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进。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途径

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原则规定进行细化，在《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现有的相关专项环保法律中增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关条款，增加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定，明确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构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监督管理制度，建立高污染风险企业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地方立法工作，在地方性法规、规章中细化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规则，增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可操 作性。

优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财税激励制度。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费补贴制度，给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参保企业以保费补贴，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投保企业的保费补贴力度。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税收优惠制度，对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将其保费支出税前列支，对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给予适当税收减免等。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信贷优惠制度，推动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配套技术标准。要全面制定行业环境风险评估准则或行业风险等级划分技术规范，准确测定行业环境风险等级，评价行业实际污染与危害，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设计与定价提供科学依据。要统一确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参考标准，方便保险公司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实现环境污染损害的量化计算和灾害损失风险的具体管控。要逐步构建环境污染数据系统，记录企业在历史污染事故损失、污染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的真实数据，为风险评估、标的定价、事故定损等提供参考。

培育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专业评估机构。培育和发展权威、独立的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专业评估机构，与保险公司共享环境污染数据系统，评估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和经济赔偿价值，支持、规范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鉴定工作。严格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专业评估机构的资质标准，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专业评估机构的资质管理，对专业评估机构的资质能力进行动态管理。通过高等教育和社会培训等方式大力培养专业的企业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评估人员，充实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评估机构的人才储备。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7

跨界水道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资源, 在对其开发和利用当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正义, 与实体责任一同相互联系, 是前期开发过程中衡量项目可行性的重要指标。有别于实体责任,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程序责任, 并没有涉及项目开工等的具体义务, 而是代表了一种比照之前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思维而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来制定的一套程序严密的作为或不作为要求。其内涵涉及到了国际环境法的众多概念, 如非歧视、代际和代内公平、信息交换、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损害及风险预防、通报与协商等等。如此不难看出, 以《埃斯波公约》为核心的整个环评制度在国际水法领域的不断发展, 揭开了国际水道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风险预防的新篇章。

一、概念

环境影响评价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是指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列明预防、控制或减轻不良影响的措施。

二、国际上环评制度的发展

由跨界水资源利用长期实践可知, 各国间已将实施跨界环评的要求表示在相关的协议之中。成为跨界水资源利用当中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早在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 以及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之中都明确提出了将环境影响评价与可持续发展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观点。而后者更强调了环评的国家主体责任和它的跨国性和公众参与性。

1991年联合国欧经委的《跨境环境影响评价公约》 (埃斯波公约) 作为一项专门规范跨界环评的公约, 针对具有跨境影响的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和规划活动, 给出了环境影响评价的两套相互关联的启动标准。

1992年联合国欧经委《关于跨境水道和湖泊保护与使用的公约》认为环评是缔约方采取的用于避免、控制和减小对跨界水道、湖泊及其他流域国造成的损害的一项措施。

《联合国国际水道法公约》当中也有有关信息交换和通报协商的程序责任的规定。其中第12条阐明:水道国在计划采取可能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措施之前, 必须向相关国家发出通知并附有关的技术数据及资料 (包括一切环评结果) 。来便于相关国家对其影响有充分了解和评估。

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的基于《跨界含水层法》 (草案) 与之《联合国水道法公约》第12条, 又进一步完善了跨界含水层环评程序。尤其是在水道国通知方与被通知方就计划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 草案专项规定了解决争议的方式, 同时指出可通过中立的第三方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 草案比水道法公约以及海洋法公约显得更为先进。

《柏林水规则》当中就规划国在可能给跨界水资源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计划和活动上作了规定:应对其影响实施事先及持续性的评估。其内容包括环境、水可持续利用、人类健康、经济、社会、安全等。在地区性公约当中, 环评制度比较突出的反映在《多瑙河公约》、莱茵河公约》中。《多瑙河公约》规定:多瑙河委员会负责收集在多瑙河及其流域的项目及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和信息, 并将其传达给相关各方。且项目实施方必须实现咨询服务。任何在多瑙河及其流域的项目及活动都必须实现得到咨询。多瑙河委员会负责从影响来源国收集以用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和信息, 并且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各方。莱茵河公约 (1999年签署) 规定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的一项任务, 即向各国公众通报莱茵河的环境状况和治理成果。

1983年美国与墨西哥签订了新的关于国际河流利用和保护的框架协定, 双方就改善边界环境问题达成一致, 同意进行合作。且双方首次认同相互有义务防止边界污染, 要进行信息交换、监控污染活动、协商测量分析污染源、评价可能对边界环境有影响的项目。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消除对边界地区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源。

三、案件分析

(一)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所反映出的主要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上面所引发的程序责任问题, 乌拉圭单方面没有得到阿根廷方面的支持的背景下, 擅自规划在两国界河———乌拉圭河上兴建两家纸浆厂, 其中一家已经投产施工, 并建成投入使用, 另一家还未动工。两方的争议焦点之一集中在阿根廷控诉乌拉圭一方在不顾及两国对乌拉圭河先前和当前使用的情况下对该河采取单方面的开发行动, 这种行为违反了程序责任的规定。围绕着1975年签署的《乌拉圭河协定》对于事先通知的缜密规定, 实际上反映出了双方在签署协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作用, 那么在纸浆厂前期规划过程中, 虽然乌拉圭通报了将要进行施工建厂的规划, 但是依照环评制度的规制, 乌拉圭并未向阿根廷提供必要的资料, 向其说明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协定》第八条规定, 若计划国提供的资料不完整, 该国有权通过乌拉圭河委员会在30天内告知计划国。第十一条规定, 若双方无法在规定的通告作出后180天内达成一致, 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 同时项目原计划日程应当暂停。

因为违反了环评过程中的重要程序责任, 即通告必要信息的谨慎义务。我们在此案中发现流域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对等的状况, 当一方没有将所掌握的河流环境信息、工程建设资料与流域各方分享的时候, 就不能很好的建立信息沟通渠道, 为应急状态的综合决策提供基础保障。

国际法院在2010年4月判定乌拉圭未违反协定项下的实体责任, 而乌拉圭也未完全履行通告、磋商等程序责任。特别要求双方必须对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活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以保护和养护水环境。

(二) 在Gabcikovo-Nagymaros案中, 是否对主体工程及斯洛伐克的变通方案实施了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体现环评越来越多成为水道国的重要关切。

我们知道, 信息互换、事实调查、通告和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必要的程序责任对于保障国际水道的可持续发展均是不可或缺的。在国际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当中, 法院逐一驳回了匈牙利做出的声明终止了条约的法律效力, 法院清晰的认识并肯定了双方经过长达25年之久的谈判于1977年达成的“关于建设和运营Gabcikovo–Nagymaros船闸系统的条约”有充分的进步意义, 并且最终判定匈牙利发出的通知不具有终止此条约及有关文书的法律效力的裁决。但是适应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道理, 水道国并不能通过达成一项条约就一劳永逸地解决跨界水资源问题, 相互间还需要依据条约及国际水法等国际上的相关原则不断通过协商应对各种新情况和问题, 如此, 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言, 1977年条约并非一成不变的, 可以随时被修改以适应新出现的国际法规范。可见环评中的程序责任在国际社会的实践当中日趋灵活, 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程序正义和环评结果的客观性, 切实保障跨境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 自条约签订以来, 人们对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及对环境风险进行持续评估的认识大大增强。” (孔令杰)

四、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框架、管理体制和实施

我国最初对环境影响评价提出完整和系统的要求的法规可以追溯到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之后2003年颁布实施的《环境评价法》对评价管理做了进一步的法律规定, 提出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该部法律已成为我国开展环评工作的核心依据。除此之外配套的法规还有《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总体看我国的环评工作可以说是在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我国的环评工作机制:国家设有环保部, 下设环境影响评价司, 主要职能:拟定和组织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拟定环境管理政策、法规和规章, 承担重大经济开发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负责审定重大开发建设活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下设有综合处、规划环评处、项目环评处和验收处, 同时还特设有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 即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承担为以上部门培养专业环评人员任务。而在省级也相应成立了评估机构, 可为当地环保部门提供技术服务。

我国环评工作的实施过程一般具化为三个阶段:一是前期调研和工作方案的确立, 比照国际上的通行规范、研究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 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类型, 其中包括相关技术文件等, 然后进行工程分析, 调查环境状况。确认环境影响因素, 比照评价因子来明确评价重点和环境保护目标, 确定工作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 制定最终的工作方案。二是分析论证与预测评价, 包括评价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调查、监测与评价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等, 然后做出各个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和预测。在评价过程中如果存在重大分歧的, 应当追溯环境影响因素的识别和评价因子的再次筛选。三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 包括提出环保措施, 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评价结论, 最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中外环评制度对比分析

在防止跨界影响的努力中, 美加之间的、早在1909年成立的国际协作委员会是发展比较成熟的早期例子。在1909年双边签署的边界水条约中第八条阐明:缔约双方或受影响国的国民应当向委员会提出申请, 由委员会决定是否允许使用、拦截或改道跨界水资源, 以减少这些活动因影响跨界水的自然生态或流量给对方造成的损害, 避免跨界水污染给他国造成的影响。设立了政府把关与委员会审批的双重管控标准, 在评估跨境影响的过程中, 实施信息公开, 由两国国民随时监督和发表意见。这样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机整体的监督制度, 最大程度的发挥了联合委员会的效能, 维护了程序正义, 收效甚广。

美国的环评工作一向用制度来约束, 以公示来把关。首先需要确认是否编制报告书, 报告书编制者如果认定该项目不需要做环评, 还要刊发“无重大影响认定书”以便公众及有关各方审查, 这种审查的目的是认可或推翻该认定。如果被认定是需要环评的行为, 在环评报告书初稿编制阶段, 就要开展公开讨论, 且需将初稿刊于《联邦公报》, 并须邀请各方代表参加公开听证会共同讨论, 提出建议和意见, 集多方见解之后的报告书须及时公告, 同时送达至环保局、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机关、团体和公民。可以看出:美国用制度约束力, 以公示方式实现公众把关、社会监督、部门审查的程序正义, 使环境影响评价程序规范在监督与约束之中。

我国的环评工作主要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 在程序上首先是由有资质的部门 (公司) 及有职业资格的专人负责环评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之后审批工作可分为:一是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一般是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来审批;二是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主要由人民政府指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或由其组织相关部门代表和有关专家, 成立审查小组, 对报告书进行审查, 最后经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审批决定。

在我国成立的有资质的环评部门是在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之下, 环境影响评价部门与审批部门也可视为同一系统, 等同于主管单位审批下属的报告, 相对于美国的环评制度, 我们的优点是体现在集中了更多的专家审查意见, 缺少的是程序当中要求公众参与的部分。专家的审查意见作为参考依据,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专家评审体制也存在着他的局限性, 尤其当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矛盾时,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往往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缺少群众参与和监督的环评工作, 具体操作过程中依法依规的约束力就会减弱。在本地区的或是当前现实的利益面前, 环评就会出现或轻或重的流于形式的可能性, 这一点从我国极高的环评通过率及环评执行率, 但是不理想的各种污染物达标率的对比中也有所显现。可见, 我们离环评制度真正的程序正义存在很大的距离。

六、对完善环评程序责任的建议

环评制度得以实行的关键在于有一套严格并且灵活的关于环评的启动标准、范围、内容和具体程序等事项的行动标准, 能够围绕有关项目做出环评的前因后果和先后顺序做出现实可操作性的规定。

依据上文有关于国际社会、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环评制度建设成果, 比照我国环评审批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综合参照以往实施的环评和国际习惯,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跨界河流环评做出建议:

(一) 由于涉及到不同流域、区域框架下的有关立法、司法和国家实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对规划活动造成影响的因素及程度加以区分, 并启动相应的环评程序。《埃斯波公约》提供的重大跨界负面影响活动和断定负面影响的一般原则的双重评价标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 确立环评的范围和内容, 在评价环境影响上, 一是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多样性;二是应考虑同一因素的多维性作用, 例如:直接与间接、单次与累积、短期与长期等影响;三是要综合考虑生态、社会、经济影响等。对此可以参照《柏林水规则》评定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对气候影响和对人类健康影响等。

(三) 民主和公众参与性。在环评程序中, 借鉴有关国际社会、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群众发表意见、公众监督把关、社会参与决策之优点, 最大成度的提高我国的环评审查当中公众参与度, 积极参考与采纳公众意见, 尤其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才能做到全面衡量利弊, 避免争端和非议。

(四) 通告与磋商, 可参照《埃斯波公约》的缔约方会议上制定的传递通告信息的标准模式, 在跨界河流实施项目国家要尽早和受影响国就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通告和磋商, 共同商讨减轻环境影响的措施和相关事项, 意见达成一致后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该项目。由于各方的利益与愿望的差别, 不可避免出现分歧或争议, 以谈判的方式不能解决的, 应当启动环评审查的预应纷争机制, 可通过第三方独立的调查机构重新对影响做出的环评比对以至科学公正。这无疑是一项必要的程序责任, 我们应当在通告与协商上面积极参考有关国际法规定, 为流域国整体发展和保护环境予以充分考虑。

(五) 建立监督机制, 严格考察项目实施过程。创设和完善跨界监督机构, 规制细化监测督查制度, 充分运用环评结果, 约束和规范项目的实施内容, 全程监督和参与项目建设, 来保障减轻项目的环境负面影响及重要措施的落实, 以达到跨界环境治理的目标。参照国际环评制度以及当今形势发展需求, 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国家责任制度及程序正义的实现意义重大。

七、小结

总之, 在环保领域, 预防重于治理, 环评是从源头抓起的科学之举,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障环评的质量, 客观、公正、合理、有效地实现环评目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在跨界环评和国内环评当中都应当进一步加强各环节的系统管理和科学决策, 程序责任也应当注重贯彻预防原则。我们在规划新活动或实施正在进行的活动中, 实现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 对环境因素影响的多维性予以整体性的考量, 以环评管理机制的程序正义, 保障跨界环评和国内环评的质量, 和确保实现客观公正合理有效环评目标。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 (第2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M].张若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孔令杰, 田向荣.国际涉水法条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1.

[4]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孙刚.跨界河流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5.

[6]耿海清.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展望[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08.11.

[7]孔令杰.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8]那力.“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在环境法上的意义[J].法学, 2013 (3) .

[9]兰花.Comments and Reflections from?the Case Concerning Pulp Mills on the Uruguay River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评论与启示[J].世界环境, 2011 (2) .

[10]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篇8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这种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承保共同体共同负担, 从而达到转移风险, 减少企业负担, 另一方面可以保障赔偿责任的落实, 进而达到安抚受害人, 缓解社会矛盾, 还原受损环境的最终目的。与一般责任保险相比,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具有以下的特殊性:

(一) 环境责任保险的依赖性

从西方各国及我国的实践来看, 和其他商业保险相比, 保险公司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更大, 赔偿数额更高, 因而这类保险通常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 如联合承担, 减税免税或是投入保险基金。

(二)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内容特定性

同一般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多采用格式合同相比, 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率是千差万别的, 这和环境责任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企业特定工艺的生产环节、工艺流程、经营地生产地的选择, 往往决定着不同大小的环境隐患, 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也千差万别, 因而这类保险合同需要专业人员实地勘测评估。

(三) 环境责任保险的技术性

保险公司需要对环境责任风险进行评估;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与理赔中进行勘察定损, 这些环境责任保险自身属性决定了它的技术性。

二、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框架

西方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我国相比, 具有起步早、经验丰富、制度成熟的优势,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很好的成为了一种社会化损害赔偿的机制, 借鉴意义十分重大。笔者将从环境责任保险的方式及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两个较为突出的方面阐述。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模式

西方环境保险制度的模式大致归为两类:强制责任保险与任意责任保险。两种制度主要在投保自由, 道德风险等方面有所差异。前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强制规定特定领域施污染赔偿责任采取强制保险政策, 如美国最早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问题实施了强制保险制度, 即通过《资源保护与赔偿法》来授权行政职能, 在环保局长授权的行政命令中, 强制要求企业就第三人责任, 及企业关闭三十年内可能引发的监测与维护费用进行投保 (1) , 这种模式对环境保护和救济充分有效。

(二) 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

德国自1965年起, 保险范围逐步扩大, 从对渐进性污染产生的责任视为免责责任范围, 到将水体污染纳入保险范围, 直至1978年, 承认大气和水污染是保险范围, 逐步开放与放宽, 如仍将可预见性经常排放物列为免责范围。另一代表国家法国, 通过本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加之运用英国1974年提出的保险责任保险单, 最终除突发性事故外, 对累积渐进性、反复继续性事同样故予以承保。

三、我国环境保险责任的制度设计

(一)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施现状

1. 企业投保积极性低, 参保企业仅三成

以2012年环境险试点省份陕西为例, 2013年4月底省环保厅公布的试点企业594家, 2014年又公布了53家, 但上述企业并未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投保, 截止2014年7月底仅203家企业投保 (2) 。

2. 险种设计局限

如2008年平安保险经中国保监会审核备案的环境污染责任险条款就明确规定了环境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该条款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七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责任、损失或费用;第七条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的十类除外情形。这十七项除外责任的列举性规定免责范围过宽, 承保范围又过于局限。

3. 立法保障欠缺

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 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法规, 但和西方环境保险责任位于前列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只停留在国家环保局下发的《关于环境保险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缺少环境保险责任的立法保障。

(二)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对策

1. 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在任意性与强制性保险责任制度的取舍方面, 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平衡、适当的定位, 实际上, 无论美国、英国抑或德国的保险责任制度, 虽然对企业任意性要求的程度不同, 但都有向强制性责任靠拢的趋势。以强制性投保政策约束企业, 是对社会责任强化的手段, 同时又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方面成为一种实至。

2. 逐步放宽投保范围

环境污染是动态的, 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关联。随着工业的扩张, 市场经济的多元, 保险市场的成熟, 累积性事故责任如果不予以承保, 一方面企业投入比与回报率悬殊, 投保积极性令人失望;更严重的是, 环境保护工作将停滞不前。

3. 逐步完善立法

立法的欠缺是企业业主接受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法理学上来看, 法律与社会文化事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的关系, 完善责任保险立法, 可提高社会公知, 加强责任意识;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推行的本身来看, 完善怎保险立法, 可降低企业风险, 最大程度保护受害者和弱势群体自身利益。

注释

11 贾爱玲<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

我国公司环境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篇9

公司环境民事责任是指公司因不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或排污行为破坏或可能破坏环境资源, 从而侵害他人环境权益、财产或人身权益所应该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是公司环境法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环境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之一。公司环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环境法律责任体系的完善, 也将直接决定着环境立法目的的实现程度以及环境权益的受保护程度。

2 我国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立法中的缺失

(1) 我国法律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还存在一定冲突, 冲突的焦点在于“行为的违法性”是否作为构成环境民事责任的必备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124条的规定, 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 而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从该条规定来看, 只要造成环境污染而使其他单位或个人受到侵害就应该负赔偿责任。《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也都有类似规定, 即环境污染侵权不以环境违法为前提。

(2) 因果关系的认定对于确定环境民事责任是否成立、确定环境民事责任的赔偿范围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对于受害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环境权益的保护也甚为关键。在环境侵权方面, 由于现实中一因多果、一因一果、多因多果的现象普遍存在,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观判断过程, 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因此需要在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 可是在我国既无相关的法律规定, 也无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环境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 我国也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款作出了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 被告否认的, 由被告负责举证”。民事立法中却没有规定。

(3) 在环境侵权赔偿范围方面, 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对于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对具体损害赔偿范围没有作出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目前, 我国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的赔偿是按照《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进行的。该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伤残者生活补助费用;造成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但是关于受害人治疗期间的护理费、营养费、住院治疗的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者的生活自助具费及其抚养的人的必需的生活费等却没有明确规定。其二, 环境侵权对健康状况、生活条件以及精神状况都产生较大影响, 有时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痛苦甚至不亚于对其身体的伤害, 这种影响仅仅依靠排除侵害的方式是难以消除的, 通过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比较适合, 但目前我国民法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遗憾。

(4) 环境民事法责任的承担方式方面, 其一是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如国外行之有效的企业互助基金制度、寄存担保基金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等在我国立法上还是一片空白。其二是关于环境共同侵权中责任的承担问题, 我国民法的规定过于简单, 《民法通则》仅仅规定了共同侵权行为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但是关于如何确定各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尚无明文规定, 其他环境立法对此也没有涉及, 导致了实践中的一些执行困难的出现。

3 我国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

首先, 关于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是否以环境违法为前提, 本文认为完全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加以解决, 也就是说, 《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作为特别法优于《民法通则》, 因此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不以环境违法前提。在将来我国制定民法典时, 可以考虑将现行《民法通则》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予以修改, 以保持民事基本法律与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协调一致。

第二, 由于环境侵害的危害结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经过反复多次的侵害方可完全显现出来, 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而且环境侵权往往会涉及到高新科技, 其作用原理也绝非普通人所能理解, 为此德国《环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对“因果关系的推定” 作了明确规定, 如果某种设备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引起损害的发生, 则推定损害是由该设备造成的。同时第2款还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的排除”, 如果设备经营人证明设备是按照规定运行的, 则上述规定的因果关系推定不适用。同时第7条还对“因果关系推定的推翻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设备经营人能够证明是他本人设备以外的另一个因素引起了损害, 那么他就可以推翻第6条第1款规定的因果关系推定。”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民事立法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经验, 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引入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我国民事立法也应该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明确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 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相比较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具有广泛性、潜伏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 广泛性主要表现为: 受害地域广泛、受害对象广泛及受损利益广泛等;潜伏性主要是由于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所致, 如果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 环境不能消化的那部分污染物就会逐渐聚集起来, 最终导致损害的发生。例如70年代日本出现的“富山骨痛病”, 其潜伏期就达十几年之久;再如因石棉污染引起的肺癌潜伏期可达30年以上;环境损害是持续不断的, 并不因环境侵权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基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 如果按照传统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显然不足于弥补受害者精神方面所遭受的痛苦, 也不利于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 为了抚平环境污染给受害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本文认为在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中, 不仅应该规定财产利益损害的赔偿, 还应该重视非财产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 鉴于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之不足, 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或法律修改等方式增加对受害人治疗期间的护理费、营养费、住院治疗的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者的生活自助费及由其抚养的人的必需的生活费等进行补偿。

最后, 公司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的完善, 一是应该尽快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或基金制度;二是应该对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中责任承担问题加以改善。根据相关民事责任理论, 共同侵权行为应该负连带赔偿责任, 该原则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所认可。该原则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简单易行, 举证责任减轻了许多, 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也更有保障。但是该原则在处理环境共同侵权时却略显僵硬, 加重了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而且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仅仅解决了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没有解决加害人的责任分担问题, 因此为了解决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最终应负的赔偿责任, “比例分割赔偿制”也就应运而生了。该制度主张, 根据各行为人参与致害程度的大小而按比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此, 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 在环境共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中引入“比例分割制”, 根据各行为人参与致害程度的大小按比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维护法律的公平, 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要：公司作为环境法的主体之一, 公司环境民事责任是环境法律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之一。从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因果关系的认定、公司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以及承担方式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司环境民事责任立法的缺失, 并就如何完善我国公司环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公司,环境民事责任,完善

参考文献

[1]邵建东.德国环境责任法评述[J].外国法学研究, 1994.

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思考 篇10

1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概述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承保被保险人因污染包括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或治理责任的责任保险。其中, 责任风险是指法人或公民因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法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在我国,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明确对于环境污染, 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 是指即使没有过失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建立相应的社会化承担机制, 无过失责任原则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

在实践中, 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分别以美国和瑞典为代表, 以法国为代表, 以德国为代表。

对于承保机构, 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保险机构承保方式, 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联合承保方式, 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由现有产险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对于环境责任保险保单的承保方式, 主要有两种:事故发生制和赔款发生制。事故发生制是指承保的损害事故必须在保险期限内发生, 而索赔可以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提出;赔款发生制是以索赔时间为准, 索赔必须在保险期间或后续的扩展报告期内提出, 事故则可在保险期间或之前的追溯期发生。

针对承保范围, 保险人一般只承保突发的、非故意的社会经济活动、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 对于污染性企业正常、积累性的排污造成的损害可特别承保。

2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20世纪60年代以前, 由于环境风险不突出, 环境责任案件较少, 由公众责任保险直接承保环境污染风险。随着工业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加大立法强度, 相继颁布《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控制法令》、《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对污染者采取严厉的货币赔偿和刑事制裁。巨额赔款和高额罚金使一些非故意污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 由此环境责任保险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

美国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危险物质, 即经鉴别有危险特性的固体、液态废物、《清洁空气法》列举的危险空气污染物, 以及任何有毒污染物和高度危险的化学物质为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涉及对象。由1988年成立的专门的保险机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约定的限额下, 被保险人污染环境而造成邻近土地上任何第三者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二是以约定的限额, 承担被保险人因污染自有或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的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确定并且危害较大, 保险公司一般只针对突发性的、非故意的事故承保, 但企业正常的、累积的污染损害也可特约承保。

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 美国采取有限赔偿制, 通常约定的赔偿限额有4种: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累积最高赔偿限额、被保险人的自行承担的赔偿额。以特定场所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单为例, 它适用赔款发生制, 并规定一次污染事故的所有索赔当成一次损失事件, 适用一次赔偿限额, 只扣除一次免赔额。同时, 由于环境污染有长尾效应, 为明确保险责任, 往往在保单中使用“日落条款”, 即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为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

此外, 美国也通过社会力量保障环境安全, 设置了为防止废弃物污染的舒坡儿基金, 并在《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中规定由该基金支付尚待责任人归还的清理费用。

3 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最初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和财务担保或保证结合的方式, 即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包括责任保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财务担保或保证、由州和联邦政府对义务的履行进行保障或免除, 保障义务的履行。1991年《环境责任法》实施, 德国开始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

针对保险范围, 德国最初不承保“渐进性污染引起的损失”, 1965年起, 保险人开始承保水体逐渐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1978年后, 开始承保由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保险责任范围逐渐扩大。

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治理保险是德国环境责任保险主要的两大类, 分别针对不同的损失。前者针对私法, 后者针对公法。私法范畴下的赔偿责任有两种情况: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损失有三种情况:人身损失、财产损失和其他资产损失。公法范畴的赔偿义务, 即国家机构要求污染企业治理环境的费用及责任追究, 相关法律有:德国联邦土地保护法和萨克森州危险防范法。由于2004年颁布的欧盟环境指令 (2007年转为德国法律) 属于公法范畴, 不适用于环境责任保险, 2007年德国保险市场出现了针对公法范畴的责任与义务的环境治理保险。

针对保险金额, 德国《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 保险金额不得低于5000万马克。联邦政府可以结合危险的大小, 规定一些特定种类的营运设施不同的最低保险金额, 但不得低于1000万马克。

4 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愈发重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9516.5亿元, 占GDP的1.67%。近年来, 突发重大污染事件有所减少, 但污染事件总数不断增加, 2011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54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6起, 较大污染事件10起;2012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54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5起, 较大污染事件5起;2013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712起, 其中重大污染事件3起, 较大污染事件12起。污染事件的高发不仅造成环境破坏、经济重大损失, 而且导致了许多赔偿纠纷, 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对建立完善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4.1 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我国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现有的法律规定了污染企业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主要针对损害赔偿和治理污染费用, 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实践操作性, 加之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纳税大户, 地方政府处理事故纠纷时多有偏袒。法律的完善与执行是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 我国应建立《环境责任法》, 明确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并具体制定相关的赔偿、惩治措施, 完善立法, 严格执法。

4.2 环境责任保险应采取强制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模式

目前我国公民环保意识不高, 企业相比环境保护更注重经济效益, 所以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 他们不会主动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 也就是说, 完全任意责任保险在我国无法实行。可在核燃料生产、火力发电、采矿、石油化工、印染等高风险、高污染的行业实行强制环境责任保险, 在商业、公共事业等低风险行业由政府进行引导, 鼓励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4.3 实行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方式

由于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不成熟,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巨大, 单一保险公司往往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而如果效仿美国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进行承保, 政府的负担过重, 也是对现有保险公司的一种资源浪费。因此, 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在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中遴选合格的保险公司进行联合承保, 同时进行再保险分散风险。

4.4 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和专门的损害鉴定机构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保险、医学、司法、环保多方共同参与, 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 同时做到信息公开, 信息共享, 加大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监督。由于保险公司财力有限、专业数据有限, 内部人员进行污染损害鉴定公信力不足, 故应由政府的环保部门设置专门的损害鉴定机构, 在污染事故发生后进行鉴定。

4.5 逐渐扩大承保范围, 实行差别费率

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开展的经验不足, 应只针对意外的、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承保, 待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成熟, 可逐渐扩大承保范围, 承保累积性污染事故。需由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对不同规模、不同风险的企业进行评估, 实行差别费率。可借鉴国外损失经验, 结合我国行业的危险分类, 先划分不同等级的行业费率, 再针对具体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风险评估, 确定承保费率。

4.6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建立环境赔偿基金配合

政府可对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企业参保, 如优先解决完成风险整改的参保企业申报的污染防治资金;对投保后未发生污染事故的企业续保时降低保费。同时可将企业是否投保与项目审批、信用评价、排污许可证等多项制度挂钩。

因为环境责任保险实行限额赔偿, 对于巨灾风险, 保险的赔偿可能远远不够, 政府可建立环境赔偿基金弥补保险的不足, 同时对于责任人不明又急需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污染事故, 可由环境赔偿基金先行赔偿, 待责任明确进行追偿, 更充分的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和恢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建堂.中国统计年鉴——2010[M/CD].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2]许谨良.财产保险原理和实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496-501.

[3]赵昊东.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环境污染责任险[N].中国保险报, 2015-3-17 (8) .

[4]张雷.国内外环境责任保险比较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05.

[5]宫峰元, 宫峰飞.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治理保险[N].中国保险报, 2008-02-22 (5) .

[6]马建堂.中国统计年鉴—2014[M/CD].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7]张丽, 周茜, 李志学.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构建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38.

责任制度下的环境法 篇11

一、建立城市区域环境综合管理标准刻不容缓

(一)区域环境综合标准是避免环境管理缝隙、消灭环境问题死角的关键

现代国际化城市科学管理应该有一套由行业标准与区域标准结合的标准体系。行业标准体现了行业管理规律的专业性特征，具有技术和专业指向。区域标准是属地职能部门根据区域管理实际和市民的需求，整合各类行业标准而制定的，具有解决问题指向。城市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难以完全用单一的行业标准来包含。因为，第一，行业标准过于注重作业与管理的规范性，容易产生“一刀切”现象，造成各行业标准之间落差大等问题。第二，一些行业单位缺乏制定环境管理标准的能力，导致环境标准的缺失。第三，行业标准容易受行业自身发展利益的影响。比如，公共建筑向市民开放卫生间的要求标准，必须由上级部门和属地制定监督检查和运行维护标准来支持。区域标准以解决区域环境综合问题为导向，以兼顾管理资金、资源的优化平衡及实现管理范围全覆盖和无缝隙为原则，可以避免行业标准的不足。因此，由纵向的行业标准与横向的区域标准结合，可以实现城市环境管理的无缝隙、全覆盖。

（二）目前城市管理行业标准健全，区域标准空缺，导致环境精细化管理难以落实

2000年以来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突出了城乡一体化和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城市管理各部门作业、管理和技术标准的完善。但是行业标准的制定更多强调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人员经费定额要求，而对行业管理责任和管理效果却体现不够。由于城市管理专业化改革后市、区、街道的统筹管理功能弱化，以属地管理为核心的区域标准还没有形成，属地在环境管理中依据行业标准进行管理。

目前，行业和部门标准对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支持不足。一是同一个问题不同行业管理标准要求不一致；二是对综合性问题的解决缺乏有针对性的标准支持；三是现有标准框架下缺乏应对和解决环境新问题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变通性。使属地难以依据行业标准分解责任和开展工作。区域标准空缺使得行业管理标准难以落地，属地管理粗放化，环境问题死角难以消灭；只能借助一些重大活动的契机，在运动式的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加以处理，过后又出现反弹，无法形成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区域环境综合标准来解决。

（三）以“精细管理”为契机，研究完善区域环境综合标准

要充分发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职能，组织区县、行业部门，在环境建设专家团的参与下，研究整合各行业管理标准，分区、分类、分层制定区域环境综合管理标准。属地环境管理责任部门全程参与标准制定，能够使标准更符合属地精细化、全覆盖、无缝隙管理要求，同时，也加深属地责任部门对标准的理解，便于后续实施。区域环境综合管理标准的类型包括主要大街环境标准、重点地区环境标准、街巷胡同环境标准、大院环境标准、社区环境标准、老旧小区环境标准、城乡结合部环境标准、河道流域环境标准等。标准内容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市容环境、秩序环境、生态环境等各个相关领域。

二、强化区域环境责任制是城市环境建设的关键

（一）要紧紧把城市环境问题同直接责任主体的责任相挂钩

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的基础是落实环境管理责任。目前产生的环境问题有的是规划不当、建设管理缺位带来的末端管理问题，有的是市政、公用、环卫、交通、园林、绿化等公共管理服务不到位带来的属地管理问题。这里面既有主体责任不清、存在责任边界缝隙和责任交叉的问题，在制度安排上留下了部门间相互推诿的口实；又有实现精细管理所需要的科学的时序安排、联合行动和统筹控制机制缺失的问题。过去的环境整治多由部门主导，往往突出了解决部门行业职责内的问题，而忽略了属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规避了可能触及的深层次矛盾。结果，部门各行其是，行业管理责任难以落地，环境问题的解决难以真正落实。

（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提高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效率

属地是城市环境问题的发生地，是处置环境问题最快捷、最有效的环节。属地管理是实现精细化、无缝隙管理的关键。属地管理责任到位，将提高环境管理的效率，最大程度减少环境问题的影响。但目前属地环境管理职责定位不清，既缺乏足够的直接管理资源，又缺少协调调度行业部门管理力量的必要权限，还缺少对行业部门的监督反馈机制。可以说属地管理是北京市多年强调，但一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完善属地为主的责任体系是实现精细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善城市环境管理的关键。目前北京市环境管理相对较好的地区，主要经验是在落实属地责任制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创新。因此，需要以“精细管理、美化市容”为契机，完善属地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制度体系。

三、抓好城市精细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第一，明确属地为城市环境管理第一责任人，建立属地全权、全时、全管、全责的职责权力体制。研究职能部门权力下沉的体制机制，建立属地对职能部门的责任倒逼机制，整合现有管理资源，为属地提供政策法规、人员、资金、网格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实现管理责任与管理权限的对等。

第二，完善属地落实城市环境管理责任的工作制度。建立属地开展自我监督和环境问题及时处置的管理制度，落实各行业部门在环境维护、作业、管理、监督、执法各个管理环节的责任机制，明确属地实施环境管理统筹协调的重点是实现日常管理无缝隙，强调属地管理绩效评价标准是环境问题的解决率和发生率。促使属地把解决深层次问题作为环境管理的突破重点。

第三，研究建立以区域环境建设考核为基础的城市环境综合考核评价指标，开展区域环境建设指标性考核评价。要积极研究抽取城市环境建设的指标，用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引导性的指标引导城市环境建设，城市环境考核评价指标，指标要以点带面，不宜过多过细。要便于管理和实操，要能充分调动区县自主管理的自觉性。通过指标性考评，实现城市公共环境基本管理标准与分区分类特色管理标准的有机结合，城市环境建设效果考核与环境管理效能考核的有机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建设管理投入水平的有机结合，提升社会公众对城市环境建设的满意度。

论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 篇12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规定明确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学界通说一般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环境污染的行为, 二是损害的事实, 三是污染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1、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要求

环境污染责任是危险责任之一, 危险责任的归责基础是“危险”, 即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即使行为人符合法律规定达标排放也未必能够避免危险出现, 法律为防止污染损害制定的各种规则、标准也不可能防止现实中出现的所有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所以即使达标排放也不能确保危险不出现。不以违法性为责任构成要件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者也有利于行为人最大限度地尽到注意和管理义务。因此环境污染行为不应以违法性为要求。

2、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无过错责任能否适用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领域对于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要理论有三种:盖然性因果关系, 即受害人只需要证明污染环境的行为引起损害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法院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间接反证法, 即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其他的间接事实从削弱对方当事人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明力;疫学因果关系, 即依医学中流行病学的原理利用统计的方法并基于合理的盖然性来推定损害结果与排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因果关系认定较为复杂和困难的特点, 处于保护受害人的立法考虑, 法律规定对环境污染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稍后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 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加害人主要是对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进行举证。

1、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根据该规定, 对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即加害人只有证明了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才能够免于承担责任, 否则承担侵权责任。

2、法定免责事由及其举证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行为人如果提出免责事由, 还要承担对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此并不适用法定的一般免责事由,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有哪些是免责事由。

根据不同的污染类型,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等都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也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 综合目前立法来看,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主要有第三人的过错、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

(1) 第三人的过错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一款中规定:“……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 由第三者排除危害, 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 第三人的过错属于法定免责事由。

但是《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者追偿。”该规定明确了第三人的过错不再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加害人不得通过证明损害后果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而免除或减轻责任。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自然失效。

第六十八条中并不区分第三人的故意与过失以及排污者是否违反义务, 而是一概地赋予受害人选择权。根据这一规定, 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 原则上加害人并不能通过证明第三人过错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而免责。此时, 受害人既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 污染者和第三人在这里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2) 不可抗力和受害人故意的免责

对于不可抗力和受害人的的免责, 《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对于不可抗力和受害人的免责主要适用环境保护单项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于不可抗力,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 免予承担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大气污染损失的, 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 免予承担赔偿责任: (1) 战争行为; (2)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根据上述规定, 对于自然原因导致的不可抗力均可免责, 而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可抗力只有在水污染侵权中可以免责, 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中战争也属免责条款。对于受害人的故意, 《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 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 则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其他法律中未明确规定受害人的过错为免责事由的不可免除污染者的责任。另外,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由于相关主管部门的过错导致的侵权也可免除污染者的责任。

三、结语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大规模展开的今天, 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护公民权益都具有重要作用。《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进一步明确对实践中统一该类案件的处理有重要意义, 而相关规定的补充和修正也必将促进制度的完善。

摘要：《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明确了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 本文将主要针对我国目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进行分析并对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构成要件,免责事由

参考文献

[1]车辉, 李敏, 叶名怡.侵权责任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2]马栩生.环境侵权视野下的因果关系推定[J].河北法学, 2007 (3) .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