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度（共12篇）
责任制度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了新的规定,这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新规定
1.1 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
《侵权责任法》用专章11条(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第54-64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本章对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些重要内容作了规定,包括医疗损害责任的界定与归责原则、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务人员的过错界定、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药品和血液等造成患者损害的责任、医疗机构免责事由、病历资料的查阅复制、患者的隐私保护、制止过度检查以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等。这一章总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既要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凸显了医患利益关系的合理平衡,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医患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在当前医患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医患关系面临诸多冲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现状之下,这些规定不仅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医患纠纷,及时化解医患矛盾,也有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1.2 统一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界定。
《侵权责任法》以“医疗损害责任”作为本章的名称,说明立法机关采用医疗损害责任这一概念作为医疗侵权行为的统称[1]。《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条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侵权责任[2]。近年来,医疗纠纷逐年上升,社会广泛关注。但在医疗纠纷案件实际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中的突出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的这一规定比国务院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范围,已有明显扩大。但是,在医疗活动中仍有可能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况。同时《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样,关于医疗纠纷的责任范围,实践中就出现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二元现象,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也出现了二元现象。各方普遍认为,“二元化”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亟需通过立法加以解决。《侵权责任法》增加了“医疗损害责任”一章,调整范围涵盖了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统一适用本法的规定,从而有利于消除“二元化”现象[2]。
1.3 明确了医疗损害侵权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3]。关于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美国、德国、日本这些法治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认定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4]。但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依据2002年4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因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这一“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遭致了许多非议。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应采何种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表明,在确定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与《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责任”的第41条、“环境污染责任”的第65条,采用了不同的归责原则,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就应体现“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侵权责任法》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既可以依法追究有关侵权者的责任,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1.4 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及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条规定明确了以下几点:(1)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的全过程都应尽说明告知义务;(2)在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需要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3)如虽未尽说明义务或未取得书面同意,但并未造成患者损害的,不承担赔偿责任;(4)在已造成患者损害的情况下,虽已尽说明告知义务并征得书面同意,但并不一定可以免除责任;(5)在有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情形下,书面同意中预先免责条款也属无效。在《侵权责任法》之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涉及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上述法律、法规对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也存在冲突。应当说,《侵权责任法》作为新法实际上吸收了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内容。
1.5 规定了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理解过失的关键在于对注意义务的界定。注意义务包含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即行为人对其行为将产生的损害后果有预见的义务以及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后果的义务[5]。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未知性、特异性等特点,医务人员即使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或治疗。所以,不能仅凭事后被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关键要看在通常情况下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是否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2]。
1.6 明确了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情形。
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6]。《侵权责任法》第58条明确规定了可以适用过错推定的情形:(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只要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诊疗规范,就可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2)伪造、篡改或者销毁以及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在医疗侵权案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经常采取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方式,以阻止患方获取证据,掩饰逃避自身责任。这些做法不仅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形象,加剧医患关系的对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7 规定了医疗机构使用缺陷产品应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结合《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有关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规定,本条规定表明,医疗机构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有缺陷,以及血液不合格的情况下,与生产者和血液提供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1.8 加强了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侵权责任法》加强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具体表现在,第一、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免责的法定条件。《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上述情形中,即使存在患者受损害的后果,医疗机构也可免责。这些规定有利于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体现了对医务人员和医学科学的尊重。第二、强化了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权利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64条进一步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9 明确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
《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法律赋予了医疗机构履行必要程序后的单方行医权,也排除了医疗机构未经患方签字而拒绝抢救的理由,医疗机构有不得拒绝抢救的义务。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规定与《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1.10 规定了医疗机构其他应尽的义务。
一是,妥善保管病历等资料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二是,隐私保密义务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是,不得实施违规检查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有关规定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行医、依法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依法解决医患纷争、促进医学科学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医疗侵权法律制度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毋容讳言,《侵权责任法》尚有一些“漏洞”,需要弥补或完善。
2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存在的漏洞
2.1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何谓“当时的医疗水平” 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认定的问题。由于医疗水平受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医疗设施、医疗场地以及医疗行为本身的专业性、变化性、时代性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难作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定,如何将其认定更加科学化、准确化、规范化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此条在实务中可能会产生争议。
2.2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可以理解为:若医务人员尽了告知的义务,并取得了患方的同意,对患方选择的方案造成的损害就不承担责任。对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条款表面上实现了患方的知情权,实际上可能会加重患方的义务。其原因有三:第一、医方是专业人员、是医疗方案的制定者,对于医疗方案存在的利弊比患方清楚;第二、医方在说明医疗方案利弊的信息时,可能会进行诱导,引导患方选择医方制定的方案,从而使患方的选择权形同虚设;第三、因为医生不是自主决定选择方案,而是以取得患方的同意为前提。所以,医方把治病救人的职责,变相地转移给了患方。《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条规定似乎可以弥补前条规定的不足,即医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然而,此条用了一个“可以”,也就是说医方也可以不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且造成危害后果的,医方不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是对医方“不作为”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或配合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主治医生的批准,就“必须”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否则医方将承担相应责任。
2.3 《侵权责任法》中没有专门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也许立法者以为这仅是个程序问题,但实质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也是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是医疗纠纷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侵权责任法》对此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普遍认为,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双轨制”鉴定模式,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2005年9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卫生部复函《关于法医类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关系问题的意见》规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类鉴定的鉴定人和鉴定结构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方式与一般法医类鉴定有很大区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也不都属于法医类鉴定,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如尸检、伤残等级鉴定等,属于法医类鉴定范围。对此类鉴定事项,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由已列入鉴定人名册的法医参加鉴定为宜。”此解释说明了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两者是有明确分工的。《侵权责任法》应当明确规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只能由医学会组织,司法鉴定不能参与;同时也可授权法院独立组织医学专家进行鉴定。2008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中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即“患者有权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务人员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医院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可以由医学会组织进行,也可以由法院组织医学专家进行。[7]”草案的这一规定是可行的。当然,也可以通过制定《侵权行为法》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件”形式具体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卫生立法和司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必将为最终形成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实施《侵权责任法》,避免与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立法机关应当以修正案形式或者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解释形式对于《侵权责任法》中的不足之处或者不明确之处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解释,以保障《侵权责任法》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和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督促医疗机构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制订医疗规范;要指导医疗机构加强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医疗机构应当认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对医疗纠纷的认识,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维权意识;重视病历资料的书写与管理;切实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等各项权益;遵守医务人员应尽的各项义务,恪守医疗规范和常规;加强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医疗工作制度建设,构建诚信与平安医疗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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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度 篇2
二、凡受到责任追究的村或单位，当年不得评为文明单位或先进集体。凡被发出党内廉政监督通知书的有关领导，当年度不得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发出行政监察建议书或廉政警诫通知书的有关领导，当年度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
三、凡要求限期改正的单位和个人，必要时可组织专项考核，对改正不明显或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纠正的单位，要对负领导责任及直接领导的有关领导追究纪律责任或者给予免职。
四、各单位一把手应确实负起监督责任，如果所辖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有不廉行为，但可免予处分者，单位一把手要找其谈话或告诫。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资产和人民群众生命遭受重大损失的，或单位发生团体窝案，或者性质严重，数额较大、影响恶劣的违法违纪案件，不能及时发现的应追究有关领导的失察责任。或者发现苗头，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或发现后，未进行查处，隐瞒不报、包庇、纵容的，应追究责任并加重处理。
五、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告诫，情节严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规定》及其他党纪政纪法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知情不管的，授意、指使、纵容下属人员阻挠、干扰对抗监督检查或在案件查处时，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提供假证据袒护下属，给监督检查、查处工作造成困难的，在追究其领导责任的同时，对其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或影响，以任何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承包活动的正常运行。对干预和插手工程发包承包的，不管有无谋私利，都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要根据情况作出处理。授意、指使、强令下属人员违反财经、金融、税务、审计、统计法规，弄虚作假的应追究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要主管人员的责任。
勿忽视制度主体的责任 篇3
古语讲“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同样如此。任何制度要起作用、要发挥功能，都离不开作为制度主体的人的参与配合。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是一纸空文，就是没牙的老虎。这些年，我们的制度制定了不少，从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到微观的条例章程，大到国家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小到邻里家庭的公约守则，可谓涉及方方面面，但许多制度作用的发挥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制度甚至名存实亡。制度哲学把这种现象叫“制度空转”：看起来制度在那里努力地做功，但就是对现实社会产生不了影响，因为没有人在意它、维护它，更没有人遵守它。实质上是形同虚设了。
也许有人会说，制度就是刚性规范，只要我们把制度内容写得明明白白，把制度条文定得没有漏洞，做到科学严密，怎么会有人敢公然挑战制度的权威？从道理上讲，此话不假，但就制度运行的历史与现实来看，这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人与制度的博弈贯穿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全过程。在遵守制度中对付制度，在既定制度框架下琢磨趋利避害的策略，运用正当合法的程序让制度变革导向有利于自己的轨道等等，这些行为都是现实社会中制度演化运行的常态。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民间俗语，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见了黄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等等，其实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人与制度博弈關系的形象表达。
退一步讲，就算人们主观上真想不折不扣遵守制度，不去打什么“擦边球”，不去刻意“钻制度的空子”，也会发现制度事实上是有“边”的，制度不可能没有“空子”。所谓制度，“制”是边界，“度”是空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属领域，越出边界就不起作用，也起不了作用。比如，制度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甚至确定人们的地位高下，但面对人们的偏好、感情、信仰等这些“超理性”的问题只能保持沉默，硬去干预反而会添乱；又如，不能用美国法律管制中国事务，也不能用党纪要求普通群众，明朝的尚方宝剑斩不了清朝的官等。这些都是制度常识。至于“度”，更是制度的本质属性。制度可以细化，但不可能无限细化。即使把制度设计得再严密、把制度的篱笆扎得再紧，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依然存在、也必须存在。遵守制度时选择上限还是下限，偏左一点还是靠右一些，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类似的行为累积起来，天长日久，结果就会有天壤之别。
制度是有成本的，制度的实现需要消耗资源，需要配套条件，如果所有这些投入超过该制度所能产生的绩效，这一制度就会得不偿失；还有，制度必然烙有深深的时代印记，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早产”或滞后社会发展阶段“赖场”都会给社会带来闹剧以至悲剧；至于说制度异化，更是制度的一大隐痛，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例证就是“潜规则”。当现实生活中“潜规则”大行其道、受人追捧，“显规则”退隐式微甚至遭人耻笑时，制度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制度经济学把意识形态引入制度，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制度是明明白白的条文规则，意识形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思想，怎么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合到一块？其实，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制度是看得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制度。有了对制度权威的认同，就会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了对制度价值的共识，面对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就不会“过”也不会“不及”，甚至当碰到制度不完善或有缺陷时还会按照制度的价值导向自觉救场补台。
指出制度的局限及其困境，绝非贬低制度、不信任制度，而是为了消除迷信、走出误区，还制度以本来面目，给制度以准确定位，让制度做它该做和能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制度、发挥好制度的作用。我们应把制度变革与发展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既重视作为制度客体的规则内容的科学化，也关注作为制度主体的人的意识培育，还要营造崇尚制度的社会氛围。三管齐下，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制度建设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责任心比制度更重要 篇4
我园喜羊羊班有一位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名字叫佳佳, 近一段时间教师发现佳佳不像以前那样开开心心的了, 就试着问她, 可她什么也不说, 问来接送她的爷爷, 爷爷也不说。事隔不久的一天中午, 有一位家长在门卫处刷了卡, 来到佳佳所在的班级, 对教师说家里有点事, 想提前接走佳佳。教师一看眼生, 就不让接, 那位家长说:“我是佳佳的妈妈, 请老师让我把孩子接走吧!”听了这话, 教师就问佳佳是不是她妈妈, 佳佳低着头, 轻轻地点了点。原来佳佳的妈妈在外省工作, 基本上都是节假日才回家, 平时都是爷爷接送佳佳。知道来人确实是佳佳的妈妈, 教师就放心了。于是佳佳妈妈拽着孩子向园门口走去。教师发现此时的佳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孩子看到妈妈来接很欢喜雀跃, 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她妈妈走。这一反常的现象引起了教师的警觉, 她立即追上去说:“佳佳妈妈, 请等会儿。”这时佳佳妈妈有点着急了:“老师,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们还有事呢。”佳佳妈妈又拽着佳佳往前走, 可佳佳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看到这, 教师更是觉得不能让佳佳给她妈妈接走。于是, 就上前拉住佳佳, 又蹲下来抱着佳佳问:“佳佳, 你愿意跟妈妈走吗?”佳佳两眼噙满了泪水, 摇了摇头。看到孩子快哭了, 教师赶忙劝道:“佳佳乖, 佳佳不哭, 佳佳有什么事跟老师说。”佳佳终于忍不住了, 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妈妈不要爸爸了, 妈妈要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不想去。老师, 让我妈妈别走好吗?”
听了孩子的话, 教师一下明白了, 难怪近阶段佳佳情绪低落,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虽然教师也问过她爷爷是什么原因, 可佳佳爷爷可能是碍于面子, 不愿告诉实情。于是教师立即拨打佳佳爷爷的电话, 问是怎么一回事, 让不让佳佳妈妈把佳佳带走。佳佳爷爷一听急了, 说:“不能, 千万不能。”随后他把实情告诉了教师, 原来佳佳已判给爸爸了, 而佳佳妈妈很爱佳佳, 想瞒着佳佳爸爸把佳佳带走, 还趁佳佳爷爷不防备时拿走接送卡。
分析
按照《安全接送孩子制度》的规定, 每个孩子上幼儿园时, 园方都要求家长办理门监卡手续, 然后每天来园接送孩子时都要刷卡, 这样门卫才会放行。有了这样的操作程序, 在园孩子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解决了家长担心孩子被接错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接走的忧虑。
本案例中, 佳佳妈妈持门监卡顺利通过门卫。从程序上说, 门卫没有过错, 门卫制度上明明白白写着:“请家长凭卡接送您的孩子。”佳佳妈妈有卡在手, 来接自己的孩子无可厚非, 而且她确实是佳佳妈妈。如果今天孩子被佳佳妈妈接走, 孩子的爷爷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他一开始因碍于面子没有把佳佳父母闹离婚的实情告诉教师, 且没有保管好幼儿园接送门监卡。
学校消防安全制度和工作责任制度 篇5
为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工作，提高学校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学校火警、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组织管理
1、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由校长全面负责。
2、建立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法人代表）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安全的副校长担任；成员由各年级班主任组成。
3、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均应依法履行消防安全教育管理责任。
4、组织教职工适时开展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
二、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负责学校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和学校火警、火灾预防管理工作。
2、将消防安全工作列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使之与学校发展相适应，定期检查、部署、协调消防安全工作的重大问题，督促有关处室和工作人员履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3、制定《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制度》、《学校防火防灾工作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明确相关人员岗位责任。
4、保障消防安全经费投入，加强消防设备设施建设和管理。
5、开展常用灭火器械使用和消防安全知识学习培训。
6、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法规和常识的学习宣传，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防火、灭火、逃生自救能力。
7、建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体系，一旦发生险情，按《学校防火防灾
工作应急预案》实施抢救和救援。
8、发生火灾事故，协助调查火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常规管理
1、加强消防安全法规和常识的学习宣传。学校德育处负责组织每期至少1次相关宣教活动，通过影视、板报，宣传橱窗、知识竞赛及专题讲座等形式，让师生了解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常识，了解应急疏散的主要通道位置；做到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逃生自救。
2、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负责组织每期一次的相关学习培训，争取在公安消防机构指导下掌握预防火灾常识和扑救初起火灾技能。
3、加强防火巡查和定期全面防火检查。学校保卫科坚持每日防火巡查，及时纠正违章行为；期末和期初以及重大节假日前均应组织全面防火检查，发现隐患及时书面通知相关部门，并督促其整改。
4、加强校园防火安全行为规范管理。全校师生应做到不玩火，不乱扔烟头和火种，不损坏、圈占或遮压消防设备设施，不携带易燃易爆品进入校园和其他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发现危害消防安全行为，及时向老师或相关人员举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告相关处室和人员处理；发现火警、火灾险情，迅速按规定拨打119报警电话；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消防标志；火灾袭来迅速自救逃生。
浅析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篇6
[关键词] 诚实守信；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请求权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25-1
一、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创立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提出来的，所谓的缔约过失责任，简言之，就是法律所保护的，不仅是要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缔约的合同关系，也应当包括在缔约过程中产生的合同关系。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在缔约过程中的契约关系，缔约一方当事人就会因为另一方的疏忽或者不注意而遭受损失，当发生了因缔结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契约不能成立时，对其信赖契约有效的另一方当事人，就应该有权利获得基于此信赖利益而获得一种赔偿请求权。耶林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的研究，不得不说是法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创造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论是对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要以损害事实的发生为成立要件，一般认为其责任的发生主要是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是指缔结合同的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为使合同有效，因而信赖对方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信赖利益不同于履行利益，主要表现在信赖利益的赔偿结果是使合同恢复到未成立的状态，它是一种既存的利益状态，是对信赖允诺的当事人在允诺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利益。而履行利益的赔偿结果则使双方当事人因合同有效所确立权利义务达到完满实现的状态。信赖利益也不同于期待利益，期待利益是指在期望合同能够完全履行的情况下，所投入的花费以及能够获得的利润。从这个层面个上讲，信赖利益是流动在期待利益之中的，且目的直指期待利益。因此，信赖利益损害的赔偿是否受到以期待利益的限制，在不同的情况下，数额的限定程度是不同的：首先，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这种预见到损失所受到的限制就是不应当超过致使合同不能成立、无效、被撤销状态下的因对方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失。再次，在合同得到全面履行时所能预算的最大期待利益应当是有上限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就不应超过这个上限。所以，信赖利益即包括在信赖允诺当事人已经拥有的既存利益也包括在合同缔约过程中（不论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所支出的费用或代价及其利息的一种损失状态下的利益。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一种信赖利益的损失，对信赖利益进行合理性判断与缔约过失责任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请求权有很大的关系。学界的通说是诚实信用说，即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磋商之时，便产生基于诚信而产生一种彼此间的信赖关系，如果当事人违反了注意义务，如附随义务，保密义务等，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付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责任请求权只能是基于某种债权而为之，基于物权，身份权为请求权的，皆是基于这些权利效力本身而生的救济权。所以，如果想论证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债权请求权，以诚实守信原则作为其基础原则无疑是可行的。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地位——与有关责任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第42、43条的条文规定，表明了缔约过失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只能以缔约过失赔偿之债为基础，而这一赔偿责任基于诚实信用理论基础的。无论是在撤销当事人之间不真实的意思还是涉及到被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等缔约过失责任的场合，都存在善意相对人一方利益保护的问题，利益需要横平，否则将有失公平，而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或者说根本机制就在于利益的平衡，实现双方当事人和社会的三方利益平衡。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主要是否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且基于合同产生的赔偿责任也不同，与侵权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责任构成要件不同。缔约过失责任损害的是地缔约人的契约利益，侵权责任侵犯的是人固有的權益。这表明出缔约过失责任是以另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而存在的。在前文所述当中，缔约过失责任损害的是缔约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信赖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往往就是基于诚信原则与利益衡平的基本民法观念。”在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缔约过失责任类型，就明确指出了第42条第一款中提到的恶意磋商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以及第二款中规定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突出的缔约过失责任。故笔者认同诚实信用说，应当由诚实守信作为缔约当事人其请求权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培韧.缔约过失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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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旭东，段小兵.合同法专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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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城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59—260.
[6]李哲.关于完善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若干设想[D].延边：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6.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制度 篇7
除此之外, 股东要求退出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以下情形:公司出现生存危机或盈利无望但又尚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公司解散程度, 股东感到继续留在公司违背投资初衷;股权继承;财产分割;其他原因, 诸如个人清偿重大债务需要等。因此, 在上述特定条件之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然会产生撤出投资的要求, 以实现个人自主投资的权利。
一、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的态度及退出渠道
(一) 法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的态度
美国对市场的管理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治来进行, 只要股东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法律就不强行干预公司和股东的自主行为。而英国公司法最初则是对股东退股作出的是禁止性规定, 但后来根据公司良性发展的实际需要, 也逐步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 立法修正了对股东退股权的传统规定。
我国传统公司法认为, 有限责任公司原始出资人一经出资, 记名为公司股东, 除非通过股权转让或公司解散等方式, 否则不能抽走投资。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第34条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 不得抽回出资”。这一规定使得股东在股权转让和公司解散无法实现的情形之下, 也难以满足退出之愿, 股东之间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所达成的退出协议都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
但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司法实践中小股东遭受压制, 出现公司僵局及股东个人情况的变化等使得以退股为诉求而发生的诉讼渐增。新《公司法》在立法过程中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 引入了下文将要讨论到的数种解决方案。
(二)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的现行渠道
从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来看, 股东要实现退出公司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1. 通过股权转让程序退出。
即向公司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股权。依据现代公司法的一般理论, 股东对股份的最终处理权不可能以股权换回出资的方式来实现。因此, 传统公司法给予股东最直接和看似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股权转让。
2. 通过退股制度即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实施而退出。
即股东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 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般来说, 公司是不被法律允许回购自己股份的, 因为回购交易的后果表面上虽然只是股东失去股权, 公司对股东进行对价支付, 但更直接的后果却是公司资产在支付范围内出现缩水, 对债权人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所以, 我国《公司法》只允许股权回购在其第75条所规定的特定情况下实施。但该条款对股东退股权的规定却又并不尽完善。
3. 通过减资程序退出。
此为股东从公司撤出投资的变通方式, 即比照公司减资程序, 通过减资的方法得以退出, 然而这种情况涉及公司资本的减少、其他股东的意见以及公司债权人的认可, 程序复杂, 时间漫长, 操作起来尤为复杂。
除以上三种常规退出方式, 法律另外还赋予了小股东一条特殊的解决途径, 那就是新《公司法》第183条所规定的通过申请公司解散而得以退出。该规定标志着股东在公司僵局出现后利益受损情况下的退出机制和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建立, 解决了新《公司法》颁布前法院处理股东对于解散公司案件之诉求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股东退出的法理研究
股东出资抽回的禁止规定与现实需求不断产生冲撞。新公司法对此给出了方案, 其第36条规定:“公司成立后, 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与原公司法法条的不同之处在于, 修改后的公司法把“抽回出资”修改成了“抽逃出资”。略显宽泛和缓和的新规, 似乎在悄悄地暗示, 法律已经给予深陷退出之难的股东们昭示了一线生机。
下面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的法理支撑:
(一) 是否赋予股东以退股权应当更多地从司法角度考虑
公司作为全体股东人合性高度体现的产物, 需由股东间共同合意方能设立。同时, 契约自由这一民事法律重要规则也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公司形式、规模的设置自由、公司治理机构及红利分配方案约定的自由。可见, 公司是股东意思表示的结果, 同时股东亦受其意思表示的约束。因此, 在特定条件下, 股东按其意思表示要求行使解除权即退股权应是股东行使与其他普通民事权利一样正常的权力之一, 不应存在诸多限制。
(二) 赋予股东退股权是维护公司人合性的自然需求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性及人合性的特点, 当公司股东间出现重大分歧、或者大股东独断专行等破坏公司人合性之情形时, 股东之间的信赖合作关系几近消失殆尽, 公司受到严重动摇乃至处于崩溃的边缘, 此时公司对于人合性的需求必然成为股东退股权存在的合理和正当要求。赋予股东退股权应是基于维护公司立足之本-人合性的自然需求。
(三) 从防止和打破公司僵局, 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考虑亦应允许退股权的行使
当因为种种原因而致董事僵局、股东僵局的出现进而发展到公司僵局出现时, 在股东穷尽股权转让、请求公司回购股权和申请公司解散等通常手段而不能顺利实施时, 基于打破僵局, 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角度考虑, 法律亦应允许股东退股权的行使。因为当股东穷尽前述手段而不能退出公司之时, 随之到来的必然是公司僵局的存在和公司运行体系的崩溃。
(四) 股东退股权的拥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抗衡或减少大股东一言堂局面的长期存在
公司法确立了资本多数表决权原则这一公司基本议事规则, 作为投资额与决策权相一致的体现, 这一规则也是资本民主的表现。然而实践中, 该原则往往被大股东所滥用, 它使得大股东依靠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优势掌控股东会和董事会, 严重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当中小股东不能摆脱这种局面时, 退出便成为其最终选择。辅以本文后面将要讨论到的相应退出措施, 大股东在将中小股东挤压出公司的时候, 它并不能令中、小股东遭受过大损失, 反而中小股东会带走公司中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资产、削弱公司的规模而令大股东投鼠忌器, 不再过分嚣张, 将从一定程度上抗衡大股东独自当家作主的局面。有利于克服资本多数决定的传统弊端, 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
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制度的构建
(一) 明确股东允许退出的事由
除了公司法以及最高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股东退出公司的几种情形及条件外, 股东可以退出的情形显然还应该包括:公司出现存继危机或盈利无望但又尚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解散程度, 股东感到继续留在公司违背投资初衷;股东或董事冲突突严严重重导导致致公公司司运运营营困困难难;;股股东东自自身身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产生退出需求;其他原因。当以上情形发生时, 公司应当允许股东退出, 收回投资。
(二) 设置股东退出的前置条件
1. 退出时间应锁定在明确的期限内。
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 (ULLCA) 将退股权力的行使限定为在中小股东对公司中的持股时间在两年以上才可以。笔者认为, 我国公司法律可以参考美国法律, 在允许股东退出的同时锁定一个合理的退出期限。作为更加细致的考虑, 具体可以根据公司的规模以及股东的出资比例分别规定允许退出的时限。另外, 该期限也可以结合股东要求退出的理由来进行综合考虑, 对于因股东自身所致如死亡、离婚、偿债等原因而非来自于公司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退出要求, 也可以适当缩短该持股时间要求。
2. 股东应首先通过公司内部处理方式解决退出问题。
由于退出权行使的后果减少了公司的资产, 是对公司财产权的削弱, 存在着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所以该权利的行使一定应在事先严格确定的程序之下进行, 不能脱离公司的管理体制进行。首先, 行使退股权必须提前使用公司的内部途径解决争议。即行使退出权应设置必要的前置程序, 以防止退出权被滥用。只有在通过该前置程序仍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可进入退出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三) 规定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
1. 协商退出。
协商退出分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一种是在公司章程中事先规定好允许股东退股的各种条件, 使得当这些条件具备时股东可依作为公司宪法的章程规定退出。另一种情形是在公司运营过程中, 当有股东提出退股时各股东间合意退出。
退出股份原则上应由公司回购, 因为对于退出股东而言, 事先已经经历了股权转让不能的局面, 在没有找到受让人时, 由公司回购只能是唯一选择。
2. 退出的最终实施应通过特别程序进行。
作为公司的一项重大事项, 公司股东的退出对公司的影响可谓不小, 对涉及公司的各方面主体均有重大影响, 因此, 公司法律在允许股东退出的时候, 应该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实施。
笔者建议, 可以建立类似公司减资程序这样的程序进行规范, 比如必须进行相应的公告, 不但要告之公司其余股东, 还应由公司发布公告通知公司债权人, 给予公司债权人一定的异议期, 当公司债权人提出异议时, 公司应提供担保措施, 以保证第三方利益。
(四) 所退股份的价值必须以法定方式进行资产评估
责任制度 篇8
自20世纪80年代末延伸生产者责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的概念提出以来 (Lindhqvist, 1988) , 受到各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普遍关注, 并迅速传播开来。生产者责任延伸改变了传统的先污染后再治理的模式, 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通过综合利用各种法律和经济手段激励生产者进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这种管理模式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比传统的管理有较大提高, 也更体现作为社会公民———企业责任意识的责任和义务。
1、理论基础
(1) 外部性内部化理论。
传统管理模式中生产者享受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而没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 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和污染。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提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 要求生产者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 把相应的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 使其“外溢”的环境成本被内部“消化”, 这将有助于改变在废弃产品问题中的“国家承担、公众分摊、生产者不管”的不合理责任分摊状态, 实现“谁生产、谁负责”的责任分摊格局, 纠正生产者过去将环境视为“免费品”的错误认识。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可能消耗资源和产生环境负荷, 通过对产品消费后阶段回收、处置再循环责任地追加, 实现生产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保护负责, 降低产品潜在的环境危害风险, 最大限度避免实现因产品引发的环境风险。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是一种新的环境管理策略,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微观机制。
(3) 循环经济理论。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循环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者不可分割。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包括源头预防责任、产品环境信息披露责任以及废弃物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责任等, 正是体现了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核心内容和直接目标。
(4) 环境权。
生产者在享受环境权的时候必须依法享有、公平享用和适度享用, 绝对不能非法享用、不公平享用和过度享用。对于非法享用、不公平享用和过度享用环境资源要素给其他主题主体享用的适宜的环境权利带来危害, 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甚至是法律责任。生产者通过生产行为制造了“承载一定量资源并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产品, 然后投放, 在消费阶段后阶段被废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就是要求生产者在实施生产行为与享有环境的同时, 承担相应延伸责任, 体现了国家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2、现实原因
(1) 从生产者角度看, 一是生产者在产品生命周期链中的核心作用, 以生产者为核心可以有效地实现废弃产品回收责任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 同时生产者最了解产品的结构、材料和性能, 在回收处理自己的生产产品时候能够实现产品废弃物回收成本的最小化,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二是生产者对初始阶段设计具有决定性地控制作用, 可以对主要生产流程进行逆向分解, 从产品的设计阶段将循环概念纳入其中, 从耐用性、可拆卸、可修复、可回收、可降解等方法综合考虑, 提倡生态设计, 从根本上减少废物进入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三是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可以有效改善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绩效, 符合当今企业管理的潮流和发展趋势, 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2) 从政府角度看, 生产者责任延伸便于政府统一监控和管理, 政府通过对生产者进行控制, 后者通过责任追加、成本追加的方式追溯消费者的责任, 使得整个社会所负担的产品废废弃物处理成本以及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过程得以实现。另外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市场机制往往是“失灵”的, 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作为新制度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的政府, 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化企业作为主要运行主体的地位, 这也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区别与传统环境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执行措施
1、实行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延伸到“产品使用结束后的回收再利用及处理处置”即“从摇篮到再现”的过程, 是一个并行过程, 要求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行考虑。绿色设计既有利于保护环境, 又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 这是生产企业在应对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一项积极而又有利可图的措施。在产品设计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充分注意到物质的循环利用,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环境友好、易于回收处理处置或者废物处理处置过程或者二次污染小的产品设计方案。
2、进行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原料、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 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的, 以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严格的科学管理为手段, 以有效的物料循环为核心, 使产品的废物量最少, 对环境的污染最小, 达到减少从原料选取到产品用后最终报废处理、处置整个生产周期过程对人体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3、推动绿色技术发展。
以往的技术创新基本上走的是技术创新→经济效益提高→生态负效益出现→经济效益下降→投入费用消除生态负效应的恶性循环之路。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下, 应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 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 实现高新技术的绿色化。二是加强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 提高外部技术资源和技术成果的选择能力、消化能力, 以及贯穿于创新过程始终的创新管理能力。三是建立高效的绿色技术信息网络和绿色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使企业能及时了解国外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最新动态, 以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
4、构建回购网络。
生产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承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和循环利用:一是亲自建立回收网络, 通过直接方式来承担回收、处置和循环利用责任;二是委托第三方组织机构来承担废弃物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责任并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三是委托政府回收、处置与循环废弃物, 生产者承担相应的费用。至于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回购网络, 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经济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平衡, 进而采取适合本企业的回购责任承担方式。
三、生产者延伸制度推行的关键点
1、消费者应具有消费伦理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可支配收入的显著提高, 消费者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的递进, 由简单稳定向复杂多变转化, 在这一变化情形下消费者需要有相应的消费伦理观念的支持, 在资源节约的消费伦理观念下, 接受循环经济的再生产品, 自觉支持消费废弃物的分类清运, 防止过度消费者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促进企业不断改进环境行为, 合理使用资源和能源, 开发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
2、政府的引导
(1) 政府应该尽快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确定下来, 确定操作性强的回收制度, 包括强制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物名录, 并定期进行修正, 在适当的情况下扩大回收物的适用范围;其次, 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 培养全民的环境意识, 促使公众产生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偏好, 进而做出有利于这类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消费选择, 帮助其实现竞争优势
(2) 生产者责任延伸相比传统的生产者责任来说, 责任出现转移, 产品回收消费后的回收处理责任由政府承担转移到生产者。因此政府需采用各种政策性工具譬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投资与产业政策等合理构建回收处理成本分担机制, 交叉使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还要加强对生产者的监管, 追究违反法定义务者的责任。
四、小结
生产者延伸制度虽然在短期内企业会因此而产生额外负担, 但是从长期看对企业提升自身环境管理水平和总体竞争能力是一种机会而不是威胁。它将有助于在源头上减轻产品的资源需求压力, 有助于减轻废弃产品的环境污染危害, 进而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和谐的人与自然共赢目标的实现。因此应结合我国企业的发展实际, 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延伸生产责任制度为切入点的废弃物回收与处理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废弃物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得格外迫切,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作为企业公民的责任形象。
参考文献
[1]吴季松.循环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篇9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这种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承保共同体共同负担, 从而达到转移风险, 减少企业负担, 另一方面可以保障赔偿责任的落实, 进而达到安抚受害人, 缓解社会矛盾, 还原受损环境的最终目的。与一般责任保险相比,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具有以下的特殊性:
(一) 环境责任保险的依赖性
从西方各国及我国的实践来看, 和其他商业保险相比, 保险公司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更大, 赔偿数额更高, 因而这类保险通常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 如联合承担, 减税免税或是投入保险基金。
(二) 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内容特定性
同一般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多采用格式合同相比, 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率是千差万别的, 这和环境责任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企业特定工艺的生产环节、工艺流程、经营地生产地的选择, 往往决定着不同大小的环境隐患, 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也千差万别, 因而这类保险合同需要专业人员实地勘测评估。
(三) 环境责任保险的技术性
保险公司需要对环境责任风险进行评估;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与理赔中进行勘察定损, 这些环境责任保险自身属性决定了它的技术性。
二、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框架
西方国家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我国相比, 具有起步早、经验丰富、制度成熟的优势,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很好的成为了一种社会化损害赔偿的机制, 借鉴意义十分重大。笔者将从环境责任保险的方式及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两个较为突出的方面阐述。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模式
西方环境保险制度的模式大致归为两类:强制责任保险与任意责任保险。两种制度主要在投保自由, 道德风险等方面有所差异。前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强制规定特定领域施污染赔偿责任采取强制保险政策, 如美国最早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问题实施了强制保险制度, 即通过《资源保护与赔偿法》来授权行政职能, 在环保局长授权的行政命令中, 强制要求企业就第三人责任, 及企业关闭三十年内可能引发的监测与维护费用进行投保 (1) , 这种模式对环境保护和救济充分有效。
(二) 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
德国自1965年起, 保险范围逐步扩大, 从对渐进性污染产生的责任视为免责责任范围, 到将水体污染纳入保险范围, 直至1978年, 承认大气和水污染是保险范围, 逐步开放与放宽, 如仍将可预见性经常排放物列为免责范围。另一代表国家法国, 通过本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加之运用英国1974年提出的保险责任保险单, 最终除突发性事故外, 对累积渐进性、反复继续性事同样故予以承保。
三、我国环境保险责任的制度设计
(一)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实施现状
1. 企业投保积极性低, 参保企业仅三成
以2012年环境险试点省份陕西为例, 2013年4月底省环保厅公布的试点企业594家, 2014年又公布了53家, 但上述企业并未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投保, 截止2014年7月底仅203家企业投保 (2) 。
2. 险种设计局限
如2008年平安保险经中国保监会审核备案的环境污染责任险条款就明确规定了环境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该条款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七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的责任、损失或费用;第七条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的十类除外情形。这十七项除外责任的列举性规定免责范围过宽, 承保范围又过于局限。
3. 立法保障欠缺
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 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专项法律法规, 但和西方环境保险责任位于前列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只停留在国家环保局下发的《关于环境保险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缺少环境保险责任的立法保障。
(二)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对策
1. 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在任意性与强制性保险责任制度的取舍方面, 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平衡、适当的定位, 实际上, 无论美国、英国抑或德国的保险责任制度, 虽然对企业任意性要求的程度不同, 但都有向强制性责任靠拢的趋势。以强制性投保政策约束企业, 是对社会责任强化的手段, 同时又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方面成为一种实至。
2. 逐步放宽投保范围
环境污染是动态的, 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关联。随着工业的扩张, 市场经济的多元, 保险市场的成熟, 累积性事故责任如果不予以承保, 一方面企业投入比与回报率悬殊, 投保积极性令人失望;更严重的是, 环境保护工作将停滞不前。
3. 逐步完善立法
立法的欠缺是企业业主接受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法理学上来看, 法律与社会文化事相辅相成, 互相影响的关系, 完善责任保险立法, 可提高社会公知, 加强责任意识;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推行的本身来看, 完善怎保险立法, 可降低企业风险, 最大程度保护受害者和弱势群体自身利益。
注释
11 贾爱玲<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初探 篇10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 行政立法权虽然属于公权力, 但是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利, 它与民众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行政立法权力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极容易造成行政立法权力的滥用, 甚至沦落到公权力被异化为部门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的地步。届时, 不仅民众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 大量滥用行政立法权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 更可能会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动荡。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 我国已经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是相对完善的。我国《宪法》第5 条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这条表明, 我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追究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的法规条文, 以保证法制的尊严与权威。《宪法》第41 第3 款规定: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此规定表明, 我国在行政立法赔偿方面是具有宪法依据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益, 公民是有权取得相应的赔偿的。
二、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之困境
我国行政立法责任构建的困境主要是由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造成的, 制度设计出现了严重的实践瓶颈, 导致行政立法责任制度迟迟无法建立起来。
困境一: 缺乏专门的审查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立法侵权案件审查机构, 上级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原则上都可以对行政立法进行审查, 但是由于其本身要履行一定的法定职责, 加之对行政立法的审查又缺乏专业性和归责责任, 自然而然地不能够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审查。另外, 由于缺乏专业的审查机构, 相应配套的审查程序当然也不完善。这其中包括: 审查的主体、对象、范围、期限、标准、结果的公开与否、法律责任等等。审查机构与审查程序的缺失, 使审查具有随意性, 审查结果缺乏说服力。
困境二: 行政立法赔偿及相关救济制度的缺乏。有权利必有救济, 没有救济的法律制度无疑是不完善的。民众启动行政立法责任的追究程序, 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赔偿。如果行政立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中没有行政赔偿, 不仅会造成民众得不到实际救济, 也会使法律变成停留在形式化的规则。法律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突破行政立法责任困境的路径选择
首先, 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实现对行政立法权力的制约, 简言之, 就是要优化正在运行的上级行政机关监督和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一是设立专业的审查机构, 明确其审查权力和审查责任,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审查程序。行政立法是专业性强的法律活动, 缺乏专门的审查机构, 很难保证审查结果的正确性和审查工作的效率。审查工作严格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 自觉接受监督并且对审查结果承担责任。二是积极调动利益相关方启动审查程序, 赋予更广泛的主体以启动权利。为了有效降低行政立法侵权现象的发生, 必须保证审查程序顺利启动。三是促进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协同审查, 弥补审查中易出现的程序漏洞问题, 形成衔接紧密、沟通顺畅的审查合力。
其次, 有必要建立健全行政立法赔偿制度。有权利必有救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学定律。民众只有行使权利的自由, 而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却寻找不到救济的途径, 这无疑是对权利拥有者最大的讽刺。只有为民众提供便利的救济途径, 使他们能够及时获得相应的赔偿, 才能够调动他们启动行政立法责任追究机制的积极性, 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驱动下, 完成行政立法责任追究的全程参与。
虽然目前在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瓶颈, 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倡导的权责统一、必有救济为我们树立了克服困难的理念。坚定的理想信念必然催生强大的前进动力。然而, 罗马不是一天建立的, 行政立法责任制度本身的系统性、庞杂性决定了它的构建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既然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分类, 就意味着必须全面开展行政立法责任问题的研究, 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与分析, 才能确保科学合理、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构建, 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有效制约行政立法权, 从而真正实现行政法治。
摘要：由于种种原因, 行政立法责任制度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权必有责, 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行政立法侵权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 正是缺乏对行政立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后果。为此,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是必须为之, 更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行政立法责任,必要性,困境构想
参考文献
[1][美]布坎南.宪法经济学[A].公共论从 (第二卷) [A].北京:三联书店, 1996:324.
[2]陈琦.浅析立法责任[J].科技风, 2008 (11) .
[3][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M].郑戈, 冷静译.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9:180.
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11
摘要：环境责任保险既可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及时获得补偿，也可避免企业因承担巨额赔偿而破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缺陷；措施
一、环境责任保险概念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环境资源,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它要求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按一定的保险费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当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时,就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保险金。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缺陷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一）环境责任保险推行缺乏法律保障，对企业是否参保无制度约束，加之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事故大都由政府和社会买单，缺乏有效的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社会惩治氛围尚未形成，企业自身缺少参保动力，难以深入推进。另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缺少责任赔偿和损害评估方面的法律规定，环境诉讼制度不明确，缺乏合理的程序保障，难以及时合理地确定环境责任。
（二）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环境污染风险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污染事故往往给人身、财产造成重大影响，且我国环境责任事故进入高发期，仅依靠保险公司商业模式运作过于单薄。目前，部分试点省市虽给予了政策支持，但主要停留在给予投保企业保费补贴层面，缺乏税收以及风险保障基金等深层次支持措施。
（三）风险分散度小。从当前情况看，参保企业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企业和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及航运等风险相对集中的中小企业为主，而对于资金实力雄厚、污染防治工作相对到位的大型企业，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求较弱，投保时存在逆选择，导致业务覆盖受限，风险无法有效分散。
（四）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较大。首先，由于环境污染事故涉及面广，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责任较难认定；其次，缺乏历史损失数据，加上业务量小，风险概率难以确定，保险产品合理定价难。
三、构建中国环境责任保险机制的设想
尽管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建立和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设相关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一种法律制度并不能脱离它的生长环境而独立存在，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也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自生自长。此外，其它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将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巨大影响。例如，环境责任追究法律制度就对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二）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
环境侵害发生有突发性和渐发性两种。前者的责任保险应为商业保险，后者的责任保险应为政策性保险。我国环境侵害行为多为渐发性，从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长远发展考虑，国家应重点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
公共保险保障基金指保险组织为了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之巨额赔款，从年终结余中专门提存的后备基金。因环境责任保险具公益性，设立公共保险保障基金自然成为国家扶持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可通过税收拨付和环境行政征收费用转移的方式，把排污费等在上缴国库后按一定比例转移至公共保险保障基金中，保障基金属保险人的资本金，主要用于应付巨大污染事故的巨额赔款，只有在保险人业务收入和其他准备金不足时，保险公司方能动用此项基金。
（三）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
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一般为自愿性保险。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不高，通过保险分散环境赔偿责任的意识更为薄弱；同时，受害人的赔偿利益普遍无法得到及时保护。因此，我国适合确立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的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此外，我们应立足行业，通过试点的形式逐步开展，对高危的突发性环境侵害行为尽量采取强制投保方式，而对低危的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实行自愿性方式。
（四）确定适合国情的承保范围
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侵害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围，应采取渐进方式推进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一般说来，可保的环境责任风险只有：①清理费用；②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第三者身体的伤害或财产的损失；③因污染而造成的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为使环境损害责任作为可保标的且具可操作性，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有一个或几个可查明的污染者；二是损害须是具体、可计量的；三是损害与可查明的污染者间须有因果关系。环境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办应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目前我国适宜建立一般环境责任险和环境恢复险。
（五）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
环境责任保险事故的发生有突发性与累积性的，从而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把握其未来的赔偿责任。国外保险人为限制其责任，在保险单中使用了“日落条款”，即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在此期限内，对保险单有效期内发生的被保险人环境侵害索赔事件，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超过这一期限向被保险人请求环境侵害责任赔偿的，保险人不再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平衡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我国应与国际并轨，规定较长的索赔时效。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环境科学,2010
[3]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9
[4]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7
[5]郑立,王作堂.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1.张婷芳（1987-），女，长安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经济法专业。
浅议责任会计核算制度应用 篇12
关键词：责任会计,控制制度,企业管理
责任会计运用价值形式，对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耗费、占用和成果进行核算、控制和考核。它的突出特点是覆盖全面、全员核算和过程核算。为实现责任会计核算制度的推行，需要根据责任会计核算的特点及原则进行实践应用。
一、责任会计核算制度建立的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为了保证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公司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必须与公司整体目标保持一致，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企业的规模、组织架构和生产经营的特点，兼顾企业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可控性原则
各责任中心只对其可控范围内的收入、成本或投资活动承兑责任。贯彻可控性原则，要分清平级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责任界限，也就是平级的其他责任中心的责任不能由本责任中心负担，也不能让下级责任中心承担上级责任中心的责任，任何一个责任中心对其下属责任中心的责任都有着间接可控性。
（三）公平性原则
企业内部的各个责任中心是相互关联的，是公司责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因此，在处理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应该一视同仁，公平合理，避免挫伤责任部门和员工的积极性。
（四）及时性原则
责任会计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层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为了保证企业和各责任中心的信息数据能够及时反馈给管理层，责任会计不仅要做到准确、及时核算，还要做到对各种核算信息进行准确、及时的记录、传递和报告。
（五）重要性原则
责任会计的控制重点应该放在影响企业经营目标和业绩的重要指标和关键问题上，例如企业的利润、成本、质量和资金等关联的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而其他指标则作为次要指标，这样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重要的事项上，更好地发挥责任会计的作用。
（六）责权利相符原则
建立责任中心，则必须使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权利和利益统一起来，保证以责定权、奖惩分明。
（七）适用性原则
责任会计的数据来源是来自于现行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通过对财务核算体系的优化和整合，在保证日常财务核算的基础上，确定责任核算单位，明确责任目标，在满足财务核算的基础上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双重需要。
二、责任会计的核算组织体系
责任会计的核算组织体系的建立对责任会计能否推进及能否实现责任会计的效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责任会计遵循的统一管理、归口负责和财务会计核算与责任会计核算相结合的原则，责任会计核算一般实行属性分类的核算体系。
（一）投资中心
投资中心对整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果进行全面核算，以保证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投资中心一般是企业的总部，主要职能为组织公司各责任中心对公司各方面进行系统、及时、正确的核算。投资中心需要确定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审核和核定生产经营消耗及资金占用的各项定额或标准;组织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核算并在各责任中心之间进行计价结算;分析生产经营计划及目标的完成情况;考核各责任中心的目标完成情况。
（二）利润中心
利润中心负责对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目标执行情况进行核算，以确定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并分析发现未达成目标的问题所在。利润中心对投资中心下达的各项指标进行分解并落实到各成本中心;根据各项定额或标准，对各生产环节的耗费和资金占用进行核算和控制;对责任中心的收支进行核算，计算内部盈亏;对各成本中心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兑现奖惩。
（三）成本中心
成本中心负责将利润中心下达的目标具备落实到具体负责的员工。成本中心对各种生产消耗和资金占用进行有效控制和核算;与相关的责任中心进行内部结算;对绩效考核提供基础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考核。
（四）费用中心
费用中心主要指在投资中心下的各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原则上只有支出项目没有收益，所以为费用中心。费用中心根据投资中心确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控制。
三、责任会计核算方法
与传统财务核算不同，责任会计核算根据责任中心管理需要将核算方法主要确定为：
（一）模拟法人核算
对于规模较大的责任中心，需要独立设置核算机构的时候就采用模拟独立法人核算，参照内部计划价格的来确定各项收支项目并对本部门的收入、支出、成本、费用等进行核算和汇总。
（二）收入费用核算
收入费用核算对责任中心的收入及支出进行核算，适合于公司内部仅与收入和费用管理的部门使用。
（三）费用指标核算
费用指标核算主要用于控制费用支出项目，主要适用于管理部门的费用核算和控制。
（四）储备资金核算
储备资金核算主要对物资管理部门的储备资金进行的核算。储备资金核算主要用于控制企业的原材料及成品库存，降低企业资金占用，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
（五）成本指标核算
成本指标核算主要用于责任中心所承担的成本指标作为主要内容，适用于只有成本指标的部门和岗位。
（六）专项资金核算
专项资金核算主要用于专项支出和投资效果为管理目标的项目，主要适用于资本性投资和研发支出。
根据责任会计核算制度的建立原则，设置完善的组织机构并采用合理的核算制度，可以在日常财务核算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管理的需要，保证企业经营目标能够正常实现。
参考文献
[1]于曾彪.管理会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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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长胜.企业全面预算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郭学斌.论企业内部财务制度设计的原则[J].黑龙江烟草, 200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