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阶层（精选9篇）
干部阶层 篇1
随着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 社会成员流动的加快, 阶层之间流动与分化的障碍被逐步清除, 阶层分化的范围在扩大、层面在加深, 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方式和各阶层的比例关系明显改变, 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 阶级或阶层都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 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1]。党政机关干部阶层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改革的决策者和推动者, 另一方面也是改革的承受者。传统的观点认为干部阶层掌握着较多的资源, 生存发展环境较好, 竞争压力和思想压力不是很大, 并且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应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比较优越的一个群体。本文以皖北某地级市为样本, 通过对党政机关干部阶层生存、发展状况和思想动态的研究, 分析这一社会阶层的实际状况。
一、基本情况及总体评价
(一) 总量与素质
以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后登记的公务员为“党政机关干部”的范围, 截止目前, 该市共有党政干部6600多人, 其中女干部约占20%。从学历方面来看,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总数的近90%, 学历水平比该市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员及其他社会阶层都高, 从学历看是基本素质最高的人群。但是也要注意大专以上学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全日制教育取得的, 其余是通过党校、电大等在职教育获得的, 学历与素质脱节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从专业结构看, 法学类最多, 占到四分之一强, 其次是党政类和经济类, 以上三个专业共占三分之二强, 专业结构基本符合干部队伍建设需要, 但理工、农林、医类专业明显偏少。
(二) 结构与分布
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 36-50岁中间年龄段占总人数的53%以上, 两端各占20%多,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相对合理;从职务方面看, 科级 (含科级) 以上干部占到近60%, 科级以下干部40%, 数量偏少, 没有形成符合管理学要求的正常的“金字塔型”结构,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而且科级干部占到干部总量的48%, 县级干部不到12%, 形成了一个由“科”晋“县”的狭窄拥挤的通道, 加大了科级干部升迁的竞争度。
(三) 收入水准与生活水平
按照该市2008年的统计数据, 全市城镇在岗职工 (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有集体企业职工) 人均工资年收入为30, 445元, 在职党政机关干部人均年收入为33, 000元,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人均年工资为23, 000元, 显然得益于2006年以来的新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实施, 在工薪阶层群体中, 干部的收入处在较高水平, 保证了干部阶层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可以略有节余的生活水准, 在中部省份的地级市中是生活较充裕的人群。调查显示, 大部分干部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是比较满意的, 认为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的医疗保障、社会基本保险也能跟上, 退休之后的生活也有保障, 无后顾之忧, 对自己生存状况的前景有较好的预期, 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调查显示, 近年来党政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得到新提高, 科学决策能力, 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得到新加强, 各级党政干部的理论素质和任职能力得到新增强, 各级各类干部的知识、文化和专业结构进一步得到新改善, 为全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干部支持。
二、思想动态及发展状况
(一) 思想主流良好
从主流来看, 大多数干部表示自己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 关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表示对该市发展的前途有信心, 愿为发展作贡献。干部普遍认为当前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价值观, 认为在关心自己发展的同时更关心单位的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绝大多数干部对现工作单位和岗位比较满意, 认为目前的状况适合自己发展。
(二) 干部阶层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工作成就感和事业发展前途
从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价值观方面看, 因为有了中等偏上的稳定的生活水准的保障, 生活方面不用过多考虑, 干部阶层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工作成就感和事业发展前途。大多数干部认为工作成就感能激发工作热情, 体现工作价值和人生意义, 是党政干部追求的主要职业目标。但是很遗憾, 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从目前的工作中很难找到成就感, 整天忙碌于事务性琐事, 自己很难把握工作节奏, 工作的最终成效也很难由个人努力来保证, 往往取决于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 个人只能无奈面对, 相当一部分人工作热情不高,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还有一部分干部对工作考虑少, 对个人仕途考虑多。认为干部的思想状况是“积极向上, 有很高的工作热情”的不到30%。
对干部的这种思想状况领导层是有所了解的, 党校等研究机构也对此有过调研, 在我们这次调研中有80%以上的干部反映所在单位对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视或重视, 采取党课、讲座、参观和实践活动、面对面谈心、网络等多种形式和载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有一定成效, 但是还应该在针对性、时效性上下功夫, 真正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解开思想上的疙瘩, 而不能仅是理论和政治上的说教。
(三) 从科级干部迈上县级干部的台阶是个关键性步骤
从干部的职业发展前景看, 我们发现在地级城市里, 从科级干部迈上县级干部的台阶是个关键性步骤。受制于职数, 从该市目前的干部职务结构看,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科级干部能迈上这个台阶, 对一个干部的事业发展来说, 科级与县级之间似有一道分水岭, 是干部晋升中竞争最激烈的环节, 是干部最关注的环节和思想变化最剧烈的环节, 上不去这个台阶容易产生失落感, 影响工作积极性和进取心[2]。
(四) 干部渴望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和发展, 干部对观念和知识更新的需求越来越强, 自觉学习提高的意识越来越强, 对培训的水平和成效的要求越来越高, 渴望“充电”, 尤其面对群体性事件、突发公共危机、复杂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专业技术问题时, 有明显的“本领恐慌”, 调查显示有90%的人次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干部执政能力问题。
(五) 对于该市政治生态环境即干部成长环境, 评价不尽如人意
对于干部政治生态环境的看法, 有三分之二的受访对象认为“一般”甚至“不好”。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一是环境不鼓励人做事, 因为做事就可能失误, 在升迁的关键时刻, 这些失误会被人作为攻击的把柄。还有不少人提到干部升迁中的匿名信、小道消息甚至编造谣言诽谤的现象, 败坏了风气, 需要严肃处理。还有领导干部离退休以后还在各种学会、协会任职的情况比较普遍, 有财政拨款、办公场所、公务用车、人员的保障, 还无形中强化了官本位意识, 也是个不利的环境因素。
关于影响或决定干部升迁的诸种因素:我们询问受访对象“您认为目前官员升迁主要靠什么”, 并给出了五个选项:政绩、与领导的关系、群众认可度、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机遇。58%的受访对象将“与领导的关系”排在第一位, 其次是“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 占51%, 接下来是“政绩”, 占43%, “机遇”占42%, “群众认可度”占34%。分析原因,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特点即自上而下的用人方式决定的, 其本身并不代表选拔结果的好坏, 但毕竟这种方式的人治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 也不易体现民主和公开。
三、几点思考
(一) 建立适应干部生存发展的优质政治生态环境
宏观层面上来说, 干部生存发展状况的好与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了干部思想发展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干部自身生存和发展提供正确的现实导向[3]。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这直接关系到广大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 自己的权利能否被很好的保障这也是群众认为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对于其他干部来说, 这也是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的态度, 好的用人导向鼓励了广大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工作, 这样也就带动了这个地方整个的政治风气, 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氛围。我们在调研中得到的对干部思想状况的评价:70%以上的受访对象认为相当部分人工作热情不高, 对工作考虑少, 对个人仕途考虑多。除了干部本身的原因外, 恐怕“环境”是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用人导向是干部制度中的根本性问题。要把重视老实人, 起用老实人作为干部工作的一种理念来倡导、落实, 使那些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 营造一种“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的氛围[4]。
加强监督, 使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政治透明。有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发展空间是优质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 干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得到了优化, 同时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因此要加强对行政权运作的监督, 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规范行政执行机制, 坚持依法行政, 形成行为规范, 有章可循的行政执行制度。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 权力到哪, 监督就到哪, 监督工作形成制度,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保证政治透明、政府透明、官员透明。
(二) 建立适应干部生存发展的干部人事制度新体制
1. 干部选用环节
一是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制度建设。加大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力度, 探索实行“公推公选”县级领导干部, 加强对科级党政干部的选拔培养, 建立开放型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新机制, 调整和优化党政干部队伍结构, 解决党政干部年龄、专业、层次、性别分布结构不合理之处。二是继续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不断健全创新党政干部的管理、培养、选拔任用、监督和考核奖惩制度, 积极推进干部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改变干部评价以学历为准的“潜规则”。三是加大一般党政工作人员到上级有关部门、基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交流、挂职的力度, 促进党政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 激发干部活力, 缓解党政机关忙闲不均、效能不高的矛盾。积极探索建立高层次干部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柔性流动的平台, 畅通“能进能出”的渠道, 为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环境[5]。四是对急需紧缺干部和实用型干部的进入, 要在坚持现有政策规定的基础上, 疏通“入口”, 拓宽进入渠道, 摆脱部分单位专业干部“断层”隐患的问题。
2. 干部培养环节
加大培训力度。皖北某地级市作为一个内地城市, 发展上更多地依赖政府主导, 社会精英多聚集于政界。地方发展的出路取决于领导者的思路, 领导干部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的节奏加快, 培训必须跟得上。通过培训, 绝大多数人感到最大的收获是观念、理念、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不是知识面的拓展。
培训的内容要加强针对性。提到干部有本领恐慌的问题, 干部面临两个风险: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 经济建设中更要紧的是技术风险, 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 又何谈利用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所以要针对干部急需提高的能力和最急需的知识进行培训, 要结合该地方的实际进行培训。
注意培养和引进适合干部教育特点的师资力量。与国民教育有很大不同, 干部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更加注重联系改革发展的实践、更加注重高于实践的理论分析、更加注重各学科的融汇贯通, 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员要达到这些要求需要下功夫修炼, 首先必须加大对教员的培养力度, 比如在各种外出培训和考察中把师资培养一并考虑进去, 还要注意邀请有授课能力的领导干部来党校授课, 并依托省内外高校建立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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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库[6]。
(三) 探索正确把握干部思想动态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1. 干部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只有切实地加强, 才能有效地服务。”首先, 要统一认识。干部队伍是个特殊的群体, 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对象[7]。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对干部在具体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切实加以解决。同时深入研究地不同群体和不同环境下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规律, 有的放矢地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干部职工思想活动的新动态, 引导干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思想的影响, 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2. 采取多种形式把握干部思想动态
把握干部思想动态,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做好干部思想政治工作要利用多种方法, 采取多种形式。改变传统的模式, 抛弃简单生硬的说教模式, 防止出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现代的信息化社会, 读读文件、念念报纸已经远不能达到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要探索灵活和新颖的形式, 比如互动式的探讨、广泛的讨论等方式, 把思想教育的内容渗透到日常的工作之中;进行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汇报交流, 树立先进典型, 用榜样的力量感染人、影响人、教育人;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 开辟网页阵地, 在互联网上发起评论, 在线答疑, 广泛讨论, 提供网络平台。对于基层和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和好的做法, 要及时总结推广。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途径的创新, 使思想政治工作让干部喜闻乐见, 真正牢牢把握干部的思想动态, 使干部思想上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全身心的投入到日常的工作之中, 有更好的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范围的扩大和层面的加深, 干部阶层作为特殊群体, 掌握着较多的资源, 生存发展环境较好, 并且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本文以皖北某地级市为例, 分析了该市干部阶层的基本情况, 发现干部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状况方面还不尽如人意, 存在着制约干部阶层发展的各方面因素, 笔者针对这些情况, 提出了要优化干部阶层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 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新体制, 把握干部思想动态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为干部阶层的生存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从而促进干部阶层的发展。
关键词：干部阶层,生存,发展,思想动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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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阶层 篇2
（一）知识概述
创意阶层是由理查·佛罗里达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佛罗里达对于创意阶层的定义是基于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对创意的渴求而衍生出来地一个新的阶层。而创意阶层的工作包括创造新的理念、科技、内容等新事物。这其中包括了所有从事科学、工程、设计、建筑、音乐、教育、娱乐和文学艺术等的创意行业工作者。这些工作者们必须拥有注重工作独创性、个人意愿的表达、具有创新精神以及不断地追求创新的条件。而其中创意阶层大部分都与文化艺术、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事物都有紧密的关系。
（二）发展历史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的国家，因此这里将注重于英国创意阶层的发展状况及发展历史。
首先，在英国伦敦，创意阶层的培养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也就是自我培养模式以及引进急需模式。其中，自我培养模式又可以分成精英教育模式以及公共艺术教育模式。2009年，英国创业产业领域非官方组织的管理机构有大约60家。而其中英国最大的非官方组织—英格兰文化艺术委员会在九个英格兰大区设立地区办事处并为当地提供一定的咨询服务。而其中2003年至2006年的经费预算超过了十亿英镑。而其中大部分的经费都用于长期资助一些机构。而这些来自非政府组织对于英国创意阶层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此委员会的基金在过去十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左右。其中最主要的是剧院的基金增长了有一倍之多。同时，英国艺术委员会也对文化艺术投入了二十亿英镑的彩票基金。由于机构对于英国问花花艺术设施的投入导致其带来了更多的收益。除此之外，莱斯特图书馆和开发博物馆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这导致了创意阶层可以使用博物馆的物件和艺术品作为开发以及通过创意写作来获得自我表达的灵感。
接下来，伦敦创意文化工业发展推广中心是为了有需要的创意接岑发的成员和组织机构提供最好的服务等。因此可以看出此中心为已经站稳脚跟的创意阶层发展提供机会，同时也为了初级创意阶层提供一些发展平台。他们的一些基本服务为相关服务指路，并且推动了产业的网络建设以及供应链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等等作用。该中心拥有多元化以及充分的资金注入，同时拥有专业型服务队伍。而此队伍负责提供此中心的核心活动以及其他各类活动。而这些专业人员涵盖各个不同的创意领域，并拥有明确的分工。
最后，由于有英国政府及非官方机构的支持，因此导致了创意产业的产生以及发展。由于英国创意产业不仅仅需要消费者，同时还需要大部分的创意人才，因此英国政府对创意人才提供了教育上的支持。同时非政府机构也利用各种方法给予各个创意阶层的人才教育培训的机会。由于创意阶层处于英国政府以及各种非官方机构各式各样的支持底下，成功地发展成了现在如今地模样。
（三）研究综述
佛罗里达把创意阶层大致分成两种类型的创意成员。第一种是属于“超级创意核心”的主要群体。而这个群体就包括了工程师、科学家、诗人、大学教授、艺术家、小说家、设计师、建筑师、演员等工作的群体工作者。而另外一种的创意群体则是属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这其中还包括了编辑、非小说作家、智囊机构成员、文化人士、分析家以及其他的“舆论制造者”等工作者。当然，除了这些主要的核心群体外，创意阶层也同时包括了“创意专家”等人，他们大得多广泛地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内，比如说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卫生保健行业和工商管理行业等相关类似的行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创意阶层成员。这种创意阶层的特殊群体虽然拥有较好的创意头脑但却缺乏创意方向。因此这个特殊群体的创意阶层需要被优秀的领路者开拓发展才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优秀创意事业。此外，这个特殊的创意阶层群体还因为缺乏创意方向而处于创意阶层的最底层而同时并不具备明确的思路去发展出自己的创意事业。
除此之外，佛罗里达同时还将创意阶层的价值观结合概括出了三个重点。其中包括了个性化、精英化以及多样化与包容性。首先是个性化。创意阶层的成员大多拥有强烈的个性化以及表现自我的倾向。他们大部分皆不喜欢听从组织的安排以及指挥并且非常抵制传统、集体性的规范行为。因为他们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方式。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说拥有较高天赋的科学家以及艺术家通常都拥有怪异的脾气以及不一样的个性化。通过此表现，我们都可以察觉出创意阶层的成员都拥有着特殊的个性。但是现在的社会这种个性变得不再特殊，越来越普遍。由于越来越多的 人们不再愿意服从于组织的准则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创业阶层的成员试图形成一种专属于创意阶层的特殊特征。因此创意阶层的群体也可以从此体现出创意阶层的综合特征。
第二是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注重于精英人物的实力。因此，大部分的创意阶层成员都拥有精英级的优秀实力。因此，绝大部分的创意阶层成员都因为自我激励而十分努力工作，并且非常地用勇于挑战。而其中大部分的创意阶层人员都喜欢于制定计划并且实现、完成目标。他们希望通过优秀地完成工作而取得成功以此获得成就感。因为创意阶层地成员不喜欢以挣钱地数额来比作成功的定义以及标准。由于他们独特的个性以及思想，他们并不像世俗的人们一样注重于金钱的标准。同时他们也拥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实力来获得人生意义上的成功以及人们的尊重。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同行之间的争夺也变得更加白热化，而这时公司选择人才的标准就是以实力为标准，所有一切的外在因素都变得不再重要也不会阻挡创意阶层成员前进的道路。
即便如此，精英化的管理也拥有着其负面影响。虽然掌握了技术、知识以及进行智力的培训都可以增强个人的实力，但是由于这些技巧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因此很容易导致具备这些能力的人们产生一些错觉，也就是认为这些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的能力，甚至是别人本身不具备这种能力以及才能等错觉。由于精英化管理对于创意产业成员获得能力的过程并不重视甚至是应用视而不见的他态度及方法，因此极大可能会造成一种偏见甚至是歧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遭到精英化的管理思想不待见。但是相对从乐观角度而言，精英化管理思想也会和积极的价值观以及信仰、思想拥有着紧密的连接。例如说重视自我的决定、不赞同等级制度等公认较为友好的思想。
第三是多样性与包容性。多样性是创意阶层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的标志。而创意阶层的成员对于一些组织与环境都十分的情有独钟。而这些组织与环境都是任何人都可以融入以及获得成功的，也就是多样性以及包容性。由于个人利益的关系，创意产业成员认为多样性是精英化思想管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标志。而创意产业里这些有才华的人大多反对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外貌、爱好等来划分等级。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具有强烈包容性的环境让他们发展。
创意阶层成员喜爱具有多样性的群体，首先出于个人利益。多样性是精英化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标志。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或外貌划分等级。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对各种差异都兼容并包的环境。而一部分创意精神非常强的人并不在乎种族背景以及性取向等，他们大多与周围人们格格不入或者有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创意阶层的人才流动性也非常的强。虽然创意阶层的人们大多认同以及赞同多样性与包容性。但是大多只是属于精英人物的多样化，也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具有创意精神的人。
虽然说创意阶层为一些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开拓了发展的新道路，但是创意阶层并没有办法结束长期以来的种族以及性别上的对立或歧视、偏见现象。特别是某些行业中，女性或非洲族群的美国人也并不多见。如高科技行业等。
（四）评价总结
我个人认为创意阶层的产生为世界改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包容性的问题，有一些富有才华的人们由于独特的性格或是性取向和族裔的问题而遭到了不少的歧视。但是出现了创意阶层而是他们拥有了新的去向。因此世界对于特殊人群的包容性又更大了一些。而创意阶层还没出现以前，许多拥有艺术天赋的人群也无法找到自己所钟爱的职业，因此而失去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以及平台。而创意产业的出现形成了创意阶层的聚集，因此各种艺术人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开拓创意事业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创意阶层让很多人都从中获得了幸福感。如我们可以通过创意阶层所开发的产品而得到使用的满足感，同时创意阶层的成员们也可以通过创意的发展而获得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或者爱好。
参考资料：
[1]梅萍.英国创意阶层形成和发展[D].中国美术学院,2009.[2]创意阶层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84%8F%E9%98%B6%E5%B1%82
[3]创意阶层MBA智库百科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篇3
(一) 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
目前, 理论界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标准众说纷纭, 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标准。主要看法有几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现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 收入水平才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唯一标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 又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 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 (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 的标准。”在我国, “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二) 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除经济地位居社会中间水平外, 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脑力劳动为主, 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 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劳动、工作对象有一定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点是收入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 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包括占有住宅、自备汽车等高级生活资料, 主体是脑力劳动的“白领”。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及意义
(一)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 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 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 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二)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
首先, 又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占据主流,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和务实。其次,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助于扩大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途径
(一)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 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把蛋糕做大。制定倾斜政策, 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坚持效率优先、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二是再分配注重公平, 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 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充分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采取适当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二)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步伐,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 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 科教兴国
认真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把经济纳入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大办造就庞大知识分子的教育。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 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社会, 必须在社会地位上、经济收入上、生活质量上给予全社会以知识分子导向。唯有如此, 如此才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并从根本上扩大中等收入者, 并提高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
第一, 加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看,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它能够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发育, 实实在在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使他们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使有学习愿望和能力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因素, 它为低收入者的子女获得就业机会、改变贫穷状况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此应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 由国家财政来支撑农村教育。
第二,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类似金字塔形,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形。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 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处于较底层的人群逐渐上移至中部。低收入者的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 因此必须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
(四)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使其尽早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队伍中来, 而且可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抗风险能力, 切实保障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总之,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其中部分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较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之策。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需要为之长期努力的目标。
摘要：中等收入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需特别注重培育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我国中产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扩大中收入阶层,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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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阶层如何理财 篇4
1、现在要开始理财了，第一步你会怎么做?
其实不管你月入多少钱，第一步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开支。所以，理财之前先要留出充足的现金流作为应急备用金，一般的话小新建议按照月支出计算，留出至少半年就可以了。
假设你每月日常支出4000元，那就要留出24000元的现金，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意外，比如发生意外、生病、失业或者是江湖救急等各种难以预料的情况。
既然是应急备用金，流动性和安全性是第一。这种情况下，只有银行活期存款和货币基金最好。
但银行活期存款那点利息简直不要太寒酸了，所以还可以放在货币基金里面，这样兼顾了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
2、普通工薪阶层可以选择的理财产品
完成上面这些事情，其他的钱其实才是你要拿来理财的钱，这些钱包括你现有的积蓄和每个月的工资扣掉的生活费。
虽然最后有多少钱拿出来理财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但一般的话可以让工薪阶层选择的理财产品相差无几。
理财产品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权益类产品，就是浮动收益不保本;一类是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固定保本。
对于很多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在浮动收益类产品中，首先排除信托、私募基金，因为这两者投资门槛较高，普通人投不了。
还剩下什么呢?股票、公募基金、黄金、部分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类产品呢?适合普通投资者的主要是大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国债、P2P和互联网定期理财产品，还有一种理财方式比较特殊，那就是保险。
这么一看，普通人理财的方式其实很少，主要集中在银行理财、公募基金、股票、P2P、互联网定期理财产品、黄金和保险。
3、了解这些理财产品的特点
在这些理财产品中，股票风险最大，黄金具有避险功能，但其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两者都不是获取稳定收益的理财方式。
有人会说还有股权投资，但如果不是专业的投资人，很难判断一个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未来收益，所以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股权投资也是不合适的。
另外股权投资一般的投资周期比较长，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虽然项目成功的话收益翻倍，但是风险更大。
但是，股票、股权投资可以作为博取收益的高风险理财产品来看，黄金可以作为避险资产来配置，但每一种具体配置多少，看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来定。
但无论你的抗风险偏好如何，你理财时，投资的每一种理财产品都不要重仓，具体比例要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和投资收益来定。不要指望那种又要高收益又不想承受风险的事情。
4、评估风险和收益
好吧，讨论到这里，我想说，对于抗风险能力偏弱的保守型和稳健型投资者来说，其实基本剩下银行理财、公募基金、P2P和互联网定期理财几种理财品种可以选择。
其中，公募基金属于浮动收益产品，风险最大，包括偏股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从亏本到年化收益20%以上不等;
其次是P2P，年化综合收益现在行业内已经下降到9%左右;最后是银行理财产品，年化综合收益约为4%;
另外互联网定期理财产品的话，年化收益一般是4%~6%，略高于银行理财产品;
这些理财产品的收益由高到低依次是P2P>互联网定期>银行理财，基金是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风险和收益都无法跟这些固收类的理财产品在同一个维度上去比较。
5、设定各种理财产品投资分配比例
看清楚了这几者的综合收益和风险，你就要根据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比如你能承受多少的投资损失和自己的预期收益来确定自己的理财目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稳健收益是理财的主要目标。那么，再结合当前的通胀水平，6%-10%的年化收益目标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上面这几种理财产品配置比例，就要看你追求的收益目标了。
追求高收益意味着在P2P和偏股型基金上的配置比例较大，P2P里面也可能要配置一些年化收益在10%~13%的产品才行，对股票有兴趣的就再配置一点股票。
保守型则可以在银行理财、部分中低收益的P2P、债券基金和互联网定期理财产品中去选择，然后用10%的资金投资在股票或者股基上。
稳健型的话，在上面这些理财产品中，配置比例可以是高风险理财产品:中等风险:低风险=3:5:2。
6、理财到最后，别忘了配置保险
讲到这里，大家不要以为就没了，还有一样东西，我建议要引起新粉们的重视，那就是保险。
因为现在的食品安全、空气安全以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实在是高了很多，保险作为转嫁风险降低财务负担的方式，还是需要的，一旦有什么事情，一般的话我们的医保根本起不到多大作用。
很多人以为保险是骗人的，这种观念其实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得不承认国内的保险产品的设计跟香港和欧美地区相比还是差了一些的。
但并不能一棍子打死，有些产品还是可以的，看你怎么挑而已。你要是不去了解清楚而盲目买，你买什么都会觉得是骗人的。
所以建议工薪阶层，可以考虑配置点保险产品(注意，不是保险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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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 篇5
一、近代社会绅士的开放型流动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世业恒为”的职业结构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模式发生了裂变。绅士阶层由封闭型社会流动向近代开放型社会流动过渡。
1. 自由流动。
随着近代买办商人和新式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商人阶层对于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增大。因此，近代商人不甘蛰伏于四民之末而努力向绅士阶层流动，“惟经营大获，纳资得官，乃得厕身缙绅之列”[1]。广泛流行的捐纳和捐输，仍是商人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到清末，清朝国势江河日下，财政短绌达于极点，卖官鬻爵的情形更趋泛滥。据统计，仅捐监一项，由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年，便得监生20余万人。清政府吏治与财政的恶性循环，给手中握有钱财的商人洞开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户。清末绅商群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顺着这股捐纳恶潮而跻身绅士行列的。如苏州的庞延祚，钱业商人，数届商会议董，民国初年曾任苏州商会会长。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顺直赈捐案内，捐纳同知衔候选布政司理问[2]547。黄驾雄，浙江绍兴人，鞋商，宣统元年（1909）为了挤进当时的上流社会，“出资捐了个监生衔”[3]125。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也在由商而绅的流动中悄然进行。
近代由商向绅的流动，不仅改变了绅士阶层的构成，使之纳入了重商的成分，也进一步引发了绅向商的相反方向的流动。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近代新式商业、企业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指向，“弃士经商”已蔚成时尚，甚至连封建最高功名获得者状元也率先“下海”。1895年，长江以北的南通有新科状元张謇奉命兴办大生纱厂，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1896年长江以南的苏州则有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创办苏纶纱厂。“状元办厂”一时传为美谈。封建科举时代最高功名的获得者，居然涉足一向为士人轻视的商场，不约而同地对工厂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缩影，反映出实业活动实际上已成为仕途之外另一条可以为士人们所接受的出路。1895年至1913年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的流动已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大规模发展过程中，较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农牧场垦殖公司主要都是由绅士创办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从市民等级中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是，在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成分中，绅士阶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绅士流动尚属于非强制性的自由流动，相对于百数十万之众的绅士阶层，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显然十分有限。正是这种自由流动的逐步发展为绅士阶层的结构性流动成就了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它突破了封闭性社会结构的模式，促使不容僭越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和互渗。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鸿沟在阶级阶层的流动中逐渐消失，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逐渐平等。
2. 结构性社会流动。
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制勃兴的社会变革，成为绅士阶层历史命运的根本性转折。由社会制度变革引发的结构性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成员个体而言，具有强制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不同以往。首先，流动的广泛性。在社会进步的巨大压力下，尘羹土饭的八股文和不合时宜的功名身份已经失去了维系其基本社会地位的功用，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不得不四方觅食，自谋生路，大批地流向与新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各种社会职业阶层。其次，流动的多样性。在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中，新学堂为绅士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以新式教育体制为中介，传统绅士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绅士阶层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绅——官、绅———商流动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流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军队等。毋庸置疑，结构性社会流动，导致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动。
20世纪初的结构性社会流动，造成了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分化发展，特别是绅士阶层向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流动趋向，标志着该阶层开始由结构性社会流动发展为剧烈的阶级分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消亡宣告了绅士阶层社会继替的中断，因此，一方面是绅士阶层大规模地流向其他阶层，而自身却缺失了流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功名”身份的失落，绅士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对流情况也不复存在。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和封建帝制的倾覆，从根本上推倒了支撑绅士阶层生存和发展的两大砥柱———封建科举制和封建等级身份制。于是结构性社会流动最终促使整个绅士阶层由分化开始走向消亡。
二、绅士阶层社会流动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代绅士阶层的流动和分化，是近代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经济上，由绅向商的流动，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绅商阶层，他们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是发展民族经济产业的社会中坚。根据民国元年和民国二年的农工商统计表估计，近代绅商阶层的最低基数为22000余人，人员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苏、浙江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人数最多，约占38.5%，内地和边疆地区则相对稀少。若从宽估计，即将江浙地区的商会会员全部视作绅商，那么1912年左右全国绅商数约近五万人。他们经商办实业，投身于工商业、矿业、运输业等行业中，活跃在晚清的民族经济舞台上。根据对设立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绅商执业情况分析，其从业范围包括汇业、钱业、银行业、丝业、茶业、五金洋货业、洋布业、花业、豆米业、铁业、煤业、木业、报关业、参药业、沙船业、农垦业、营造业、典质业、买办业，以及纺织厂、丝厂、造纸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20多个行业或企业。而以总理、副总理、总董和议员组成的领导层，则主要来自汇业、钱业、丝业、茶业、五金洋货业五大行业[4]43。从1895年到1913年，在燃料采掘、金属采冶、金属加工、水电业等行业中，绅商所创办的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达52.7%，成为中流砥柱。到1911年，我国总共创设了14家商办铁路公司，其总、协理几乎全是享有各种功名或职衔的绅商。总之，绅商阶层同近代实业产生了比较普遍和密切的联系，他们已开始接触近代工厂制度和新的经济营运方式，并在这种与近代生产方式的密切接触中产生某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从而一步步跨入近代经济社会的门槛，日益趋近于近代意义的工商资本家。
其次，政治上，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向各个阶层流动的绅士愈来愈走向封建主义的反面，他们热衷于通过地方自治和咨议局的形式来谋求“参政”，各省府、县组织的自治机关，多数是由绅士们组成，而且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议政的形式和内容。地方自治是绅士们要求摆脱封建专制控制，获得“绅权”的较好形式。如苏州绅商创设市民公社自治组织，即很明确地表示，希望能借此“组成一公共团体”，使之成为“独立社会之起点”，其目标不仅仅在于“振兴市面，扩张权利”，而且更在于“助宪政之进行”，显然已经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1907年广东绅商创设粤商自治会时，也表明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5]24。
通过自治、立宪和谘议局活动，绅士们在分化中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们控制了谘议局，热心于立宪政治，绅士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省、州、县议员的主体。1909年，各省进行了第一届谘议局议员的正式选举。“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至45岁间，而绅士占大多数”[6]448。广西初选的570人中，绅士占84.8%；复选结果，64名议员中几乎全是“有功名的乡绅”。各省绅士在谘议局中所占席位，以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90%以上。谘议局作为近代社会政治“振新”的枢纽，为地方绅士权益的合法化和其权力的扩展，提供了必备的政治舞台。各省谘议局由绅士主其事，他们成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
近代绅士并不满足于在督抚牵制下的议论和咨询，他们为把绅权扩展为真正的“立法权”而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以谘议局为活动舞台，形成联络全国绅商及立宪派的政治力量，推动着清王朝中央立法机构的尽快出台。1910年9月，作为“国会”基础的“资政院”正式组成。在这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中，除皇帝钦选议员外，各省“民选”议员绝大多数还是绅士。由此，借助于议会这一近代政治制度的外壳，绅权已不再是乡野田埂间地方的代表，而形成了根基于乡土社会，汇集于全省代表，直达中央的正式权力体系。
再次，文化上，绅士阶层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监护者，也是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实现儒家理想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新旧时代转轨的过程中，传统绅士弃旧图新，借助各种形式受到近代新学的濡染，成为近代社会中新旧思想文化因子兼备的社会力量。他们热衷地方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寻找新的治学方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江苏绅士王同愈创办了四所学堂，安庆绅士方象堃设立了三所女医学堂……各种普通学堂、专业学堂以及有关社会教育的“阅报所”、“读书所”等，都成为地方绅士们热心向往的事业。在近代，绅商凭借雄厚的家族财力，通过创办新式学堂，从事新式教育，积极推动封建教育体制向新式教育体制的转变，成为先进思想文化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总之，绅士阶层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它的流动和分化与近代社会生活及阶级关系结构的变动紧紧联结在一起，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论整顿茶市[N].申报.1880-5-6.
[2]苏州商团档案汇编[M] (专刊稿) .
[3]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9) [M].1982.
[4]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 (1902-1929) [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广州文史资料 (7) [M].1963.
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研究 篇6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阶层结构相对简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阶层结构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空间层面上有不同的分布范围, 即其空间分布, 这种空间分布集中体现在不同的居住地上。
2 社会阶层的概念
社会阶层的概念虽然不为普通群众所了解, 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 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
在改革开放前, 城镇人口相对较少, 经济不发达, 而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 而且实施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 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 或者说难以分层, 所以当时的社会阶层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这些转变促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现代化。最近30年,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目前, 我国的社会阶层从上至下可以划分如下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3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
人们工作、居住、生活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一部分交集, 但更多的是各有一定的固定的范围圈, 该活动范围圈可称之为空间分布。该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从其相对固定的居住环境着手进行考察。
人们的居住环境根据其优劣状况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棚户区、陈旧居住区、一般性居住区、新建商品房居住区、高档别墅区。
1) 棚户区指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棚户区形成如下:早期外地进城人员在城市控制不严的地方搭建的简屋;原人均居住面积狭小, 自发无序乱搭建以扩大使用面积者;城中村村民自发建房形成的。棚户区居民部分有固定职业, 但收入水平较低;部分无固定职业, 以打零工为主;也有少量由于有较好的收入来源, 具有搬出的条件, 但仍选择暂住在棚户区。
2) 陈旧居住区, 多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的工人新村。距今已有30多年, 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 房屋面积小, 多为砖混结构或砖结构, 且多年再无投入或年久失修, 房屋面貌残破, 再加之部分自行加建改造, 房屋抗震性差, 区内道路破损, 有极少的绿化或多为裸露土地, 这样的小区多处于急需改造的状况。
陈旧居住区的居民多为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 家庭收入不高。一部分为下岗再就业及自谋职业的群体。还有一部分, 由于有一技之长, 变换企业后, 仍从事产业工人的行当。也有一部分善于经营, 变身为个体工商户, 经济收入较好。
3) 一般性居住区指居住条件尚可, 在目前的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居住区。多为一九九七年房改政策前后的单位实物分配的福利房、房改房、集资房以及房改初期、2000年前后建造的低端商品房。该部分房屋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卫生条件较好, 人们生活安定。居民涵盖了最广大的中间社会阶层, 有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各个阶层。除少量的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外, 其他多为收入中等或中等偏上、生活简朴而有规律, 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
4) 新建商品房居住区指2005年以后建成的居住区, 为新开发的新城区或老城区中通过正式的出让手续开发的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小区。其户型面积较大, 小区环境优美, 房价相对也较高。其中的居民多为收入中等偏上或中等。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也有少量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生活在其中的人虽都在报怨高房价, 可又都不愿房价下跌。毕竟他们有了一套让人羡慕的房产, 属于生活的强者, 他们是较为忙碌的一个群体。
5) 高档别墅区在城市中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 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谈资中, 而不是在人们的视线中。因为高档别墅区不屈居于普通的大众化环境中, 出入需有轿车, 小区门禁森严, 而且由于其数量稀少, 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触。居住于其中的人们也同样不为我们所熟知, 只能根据动辄上千万元的售价来推测其中的主人。其中多为相当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阶层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4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特点和规律
4.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居住环境状况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
高档别墅区为高收入群体、或权力的高层人群所持有, 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处于塔尖上的社会群体。棚户区多居住着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或无固定职业者, 他们文化层次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相应也最低。新建商品房居住区内居民经济收入多为中等偏上或中等, 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社会地位中等偏上。一般性居住区内居民多为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 以及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中等。
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符合社会学规律的。在动物世界中, 巢穴都是最基本的生存基础, 也是相当一部分动物求偶的要件之一。人类从动物中进化而来, 衣食住行, 住仅次于裹腹的食和蔽体之衣。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 人类进入了文明更加发达的现代社会, 生活而不再仅是生存。根据马思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 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超过基本需求的需要。生存、生活、舒适、享受、让人羡慕的自我实现, 这一逐步上升的需要是与实现的可能性相一致的, 即需要只有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而得以实现。因此,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以经济、社会地位为基础而形成的不同的居住环境状况存在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4.2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斑块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有时指的是趣味相投, 但并不全是。更多时候为各种条件相叠加使然。棚户区这一片、那一片的见缝插针般地存在着。高档别墅区零星地散布在山坡水岸边。新建商品房也是不同楼盘竞相争奇斗艳。就连最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虽彼此肩并肩地相连相接, 但也还是有迹可循的。
他们的存在形式基本都呈现大小不一的斑块状, 有点像农村的庄稼地, 高梁、玉米、大豆等相连在一起而又能予以分开, 并且有主有次, 这是与各社会阶层人群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的。
4.3 社会相邻各阶层的空间分布呈一定的混杂和交错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下, 经济发展缓慢,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政治出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变化十分缓慢, 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差, 各阶层的空间分布比较明晰和相对分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结构转型期。各阶层人们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都在较快地发生着变化, 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向上流动、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向下分化。这中间有升学就业导致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 工薪阶层职业更换带来的收入变化, 生意发达或失利导致的经济地位的上升或下降, 成功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等政治地位的变化, 也有企业经营不善引发的企业破产和失业人员, 一些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女性甚至失去"再就业"的可能, 其生存状态急剧下降到社会底层。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在加剧, 而人们的居所具有相对的固定性, 从而带来原处于同一空间分布区域内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变动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另一方面, 随着商品住房制度的导入及发展而为社会各阶段人们自愿或非自愿的接受, 人们的居住场所能够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有条件的选择, 但毕竟还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入住高档别墅区没那么容易, 但新建商品居住区内,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都可能居住于同一个小区。
这种不同阶层空间分布的混杂和交错的加剧, 只要保持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 都是正常和合理的。毕竟社会阶层的变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参与方互相竞争的结果, 社会各阶层空间分布的渗透及融合也符合社会存在的普遍规律,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5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5.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整体状况在不断发展完善
2000年以前, 旧的空间分布状况基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企业主导形成的各种工人新村, 生产紧密型社区占较大比例。社区里的人员流动性弱、社会生活不够丰富。还有其他的以经济组织、政府主导下的福利分房共同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空间分布状况。这样,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关系其经济活力明显不足。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品房制度, 使得各阶层的融合度提高, 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种层次的居住需求, 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和供给的总量。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和信息沟通更为流畅, 服务与被服务之间较以前有了更直接的沟通和更容易得以实现, 从而使得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现更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状态。
各级政府从改善民生考虑, 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力度, 棚户区居民的生存状况正在得以改善, 并将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居住环境, 其社会治安也将明显改善, 从而能够增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改造后的居住社区将与其他阶层的社区能够更好地实现共处与融合。
5.2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有再次加剧分化和隔裂的危险
商品房价格高涨, 尤其是地价推动下的高房价使得各楼盘都在进行着更为精准的市场定位。相应地, 对购房者来说, 价位将由一个原本不是很敏感的因素变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房价对多数家庭基本都在可接受的初期阶段时, 买与不买、买这儿还是买那儿, 能够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地在自己掌控之中。当价格高涨到社会中间阶层, 甚至中上层都无法选择的时候, 将只能是按经济收入的多寡来决定居住的地段和居住的品质了, 这毫无疑问将再次引起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分化和隔裂的加剧。这一分化若不能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将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5.3 社会中下阶层仍在某些地段重新集结
在城市建成区内, 棚户区的改造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改变了部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环境。但在城乡结合部, 沿着城市对外交通性道路边, 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房屋有的简陋, 面积狭小;但更多的是二至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 面积多在200m2左右。其居民已不同于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棚户区居民, 其中既有自住的农业劳动者, 也不乏临路开个门面的家庭。对于集结在这样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阶层, 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即个体工商户。其经济收入同样有较大的差别。
6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规划与政策引导
6.1 旧区改造以人为本与遵循经济规律并重, 建设活力社区、和谐城市
对旧城改造在注重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 规划及建设上尽量具有适度的超前意识, 避免短视和经济利益至上而造成新的质量低劣房屋的出现。同时, 通过多方面资金的引入, 做到在棚户区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前提下, 集约利用原有棚户区土地, 引入新的住户, 形成棚户区改造开发的良性循环。在棚户区改造、旧区拆迁过程中, 应切实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 尽量做到回迁, 使原居民能够有很好的归属感, 而不是安置在很远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形成新的贫民区。新迁入住户和回迁户共同构成新社区的社会阶层, 这样能够充实及补充其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层级, 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社区与整个城市相融合, 从而更具活力和希望。
6.2 一般性居住社区的维护更新与品质提升常态化、制度化, 实现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与社会阶层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对待城市中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显然不适合大规模推倒重来的棚户区改造的模式, 因为房屋投入使用只有20年左右、居住条件尚好。对此应进行制度创新, 使居住小区日常维护与管理正常化, 完善基础设施和美化环境, 丰富和充实社区居民生活内容, 使社区品质得到不断更新与提升。对这部分中间阶层居住环境的切实关注, 将有利于该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同步, 使其居民安居乐业, 从而保持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及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6.3 注重规划制定对城乡结合部的前瞻性, 加强该区域规划实施和管理工作, 政策引导与规划管理并重
对于城乡结合部, 沿路建设的房屋多在国有农业用地上, 还有部分是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造的, 大部分是没有得到规划审批的。尽管牵涉到土地、经济、财政、居民生产及生活等各种因素, 但规划部门应成为管理和引导的主体。早在2008年一月, 《城市规划法》就为《城乡规划法》所取代, 对村镇的建设就已有法可依, 其立法的出发点也正是针对城镇及乡村建设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但目前来看, 对城乡结合部的规划管理依然十分薄弱。在城乡结合部, 沿出城的主要道路边随意地建设, 若干年后不得不面临拆除的两难境地的状况也还在各地发生。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惯性、地方短期利益在作祟。其深层原因是城市规划只管城市规划区内, 村镇的规划局限于较以前有了规划而已, 至于如何实施, 如何控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成为个体工商户,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规划制定上应提前控制、加强引导, 具有超前意识和社会整体成本意识。在规划管理方面应将城乡结合部列入执法检查的重中之重。只有避免了城乡结合部无序建设的蔓延, 才是对这部分个体工商户利益的最大的重视, 而这也是节约社会资源, 避免社会矛盾, 建设美好家园的需要。
摘要：通过对城市不同居住环境的居住地进行全面的考察, 了解其中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 研究其分布状况和分布规律, 并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进而对城市规划制定及规划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空间分布,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
[2]蚌埠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蚌埠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 [Z].
清末民初士阶层的游侠情结 篇7
一、乱世中士阶层尚侠、颂侠
1904年9月, 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 高擎“梨园革命军”的旗号, 倡言“投身游侠之林, 抗志虚无之党, 炸丸匕首, 购我自由, 左手把民贼之袂, 右手揕其胸, 伏尸数十, 流血五步, 国魂为之昭苏, 同胞享其幸福”[1]52。1909年柳亚子作《满江红题剑魂汉侠图》, 此词用岳鄂王韵, 放歌行侠复国之志, 激情迸射。在那个困蹇晦暗、苍黄翻覆的年代, 不仅仅诗人柳亚子, 包括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近代士阶层皆颂侠、尚侠。维新派人士郑观应, 为呼唤游侠, 特搜集明清两朝剑侠故事, 编成《续剑侠传》共四卷, 于光绪年间与唐、五代侠义小说《剑侠传》合刊行世。作者将剑侠视为仙道, 并与儒道并列, 并且认为仙道可以“补天地之阙, 济儒道之穷”[2]184, 起到儒道无法达到的作用。与此同时, 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侠义精神亦倍加赞赏, 其文中言:“西汉民情易上达, 而守令莫敢肆, 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 内和外威, 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 比之匪人, 乌知困于君权之世, 非此益无以自振拔, 民乃益愚弱而窳败, 言治者不可不察也。”[3]114谭嗣同提倡任侠, 鼓动效法日本, 进行日本式暗杀。而梁启超鉴于日本的崛起和中华的积弱, 痛感武德尽丧之可悲, 他痛心地指出:“二千年之腐气败习, 深入于国民之脑, 遂使群国之人, 奄奄如病夫, 冉冉如弱女。”[4]618“其人皆为病夫, 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4]621梁启超认为:“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 柔懦之病, 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 及其同化于我, 亦且传染此病, 筋弛力脆, 尽失强悍之本性。”[4]617他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柔懦的病源:一是由于国势之一统。一统之世, 勇力武功, 无所复用, 致使其心渐驰, 其气渐柔, 其骨渐脆。二是由于儒教之流失。“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 见义不为谓之无勇, 战阵无勇斥为非孝”, 然后世贱儒, 不法其刚而法其柔, 不法其阳而法其阴, 夺孔子之正统而篡之, “以冒险为轻躁, 以任侠为大戒, 以柔弱为善人”[4]618。三是由于霸者之摧荡。梁启超认为历代君王定鼎之初, 为了利于统治, 莫不以偃武修文为第一要义。四是由于习俗之濡染。中国轻武之习, 自古然矣。此多原因, 至今日结一大恶果:“我以病夫闻于世界, 手足瘫痪, 已尽失防护之机能。”[4]620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柔性文化, 提倡从心力、胆力和体力三个方面入手“鼓民力”, 以重振国民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梁启超也将目光投向我国遥远的古代, 煞费苦心地“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 我先民之武德, 足为子孙模范者”[4]2155, 以列传体编成《中国之武士道》, 叙述始末并加以评论。通过对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比较, 以图弘扬几乎荡然无存的传统的游侠精神, 并将其视为振兴民族伟力之源。
章炳麟倡导“排除生死, 旁若无人, 布衣麻鞋, 径行独往”的侠士气概, 将侠士精神视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他径言:“中国文化本无家舍弃者, 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 曰以儒兼侠。”[5]章炳麟认为提倡游侠精神, 并不是革命党人鼓吹种族革命的权宜之计, 而是具有“当乱世则辅民, 当治世则辅法”的重要功能。章炳麟的弟子黄侃以训诂学为文《释侠》, 对侠士的存在价值及人格操守作了阐释, 他认为世宙晦塞, 民生多艰, 只有侠能拯之, 侠士拥有一颗救天下之心。
面对东西诸国磨刀霍霍鱼肉我族的局势, 近代士阶层认识到柔弱无骨之人无以立于天演之界, 为了一雪不武之积耻, 为了攘外立国, 清末民初士阶层中尚武、颂侠之风日盛。
二、清末民初士阶层的任侠行为
清末民初, 士阶层不仅尚侠颂侠, 而且也身体力行。在清末士阶层中, 谭嗣同一向被称为“支那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他自谓“深念高望, 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6]290。1898年9月, 谭嗣同获悉光绪帝被囚于瀛台, 竟欲“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 谭嗣同深夜前往袁府拜见袁世凯, 试图以其一腔忠勇和满怀正气去感化这位新贵出兵相救, 后因袁世凯出卖而失败, 本可以逃命天涯, 而他甘愿为变法革新赴汤蹈火, 死不旋踵, 将侠士人格发挥到极致。
与谭嗣同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 也是一位侠气干云的志士, 受谭嗣同之邀, 赴京参与机要, 但是途经汉口时传来变法失败消息, 他发出“满朝旧党仇新党, 几辈清流付浊流”、“匹马短衣江海畔, 自惭无策救神京”的叹息。北上不成, 即赴日本, 入兴中会, 决心与革命党合作, “树大节, 倡大难, 行大改革”。1900年主持汉口起义时被捕, 法庭上侃侃斥西太后罪状, 言明自己“志在救国, 事既不成, 有死而已”。此后即绝口不言, 次日从容就义。
陈天华, 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和日本朝日新闻对停课抗议的中国留学生的冷嘲热讽, 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 12月8日, 他留下一篇长达三千字的《绝命书》, 纵身投入日本大森海湾, 以年仅31岁青春的生命, 做了警世的钟鸣。
吴樾, 字梦霞, 后自改为梦侠, 生前力主暗杀, 他认定:“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 一曰革命。暗杀为因, 革命为果。”[7]1905年, 清廷迫于形势的压力, 假借立宪之名, 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吴樾得知后, 慨然发誓:“樾平生既自认中华革命男子, 决不甘为拜服异族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 故宁牺牲一己肉体, 以剪除此等考求宪政之五大臣。”[7]谋刺那天, 他乔装潜入北京正阳门车站, 登上五大臣专车, 当车厢挂钩时, 车身突然震动, 炸弹未及抛掷, 已自动爆炸, 五大臣中两人受伤, 吴樾当场死难。
林觉民1911年广州起义前三天, 写信与父亲和妻子绝别, 他对父亲说:“儿死矣, 惟累大人吃苦, 弟妹缺衣食耳, 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他让妻子勿悲勿念, 自己牺牲, 是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言明其为国捐躯的炽热情怀。4月27日, 黄花岗起义中林觉民受伤被捕, 面对刑讯, 他泰然自若, 凛然明示, 只要国家富强, 个人死也瞑目, 最后引颈就戮, 英勇就义, 年仅25岁。
苏报案中为承担责任自动投案的邹容, 早立死节之志的江浙志士徐锡麟, 有箫心更有剑气的女中豪杰秋瑾, 谋炸两广总督的史坚如, 和汪兆铭一同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喻培伦, “为大义而死, 死得其所”的方声洞, 有“中国的罗宾汉”之称的王金发, 身处狱中著《碧血痕》的宁调元, 拒绝袁世凯巨额贿赂后遭袁世凯暗杀的陈其美等, 都是为救国救民、为民主共和而壮烈殉难的侠骨峥嵘之士。在中国近代史上, 士阶层承担了救亡图存、御侮图强的历史重任。
三、清末民初士阶层尚侠思潮的渊源
从“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到“乱世天教重游侠, 忍甘枯槁老荒丘”, 中华民族的侠文化源远流长。侠, 出现于春秋战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 经历了汉魏隋唐的游侠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 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英雄象征。经过儒家文化包容并兼的伦理改造, 侠具有了义的品质, 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虽然自秦统一之后, 军队防卫的日益强大, 来自民间的博浪一击已经失去了作用, 侠义之锋已经很难洞穿皇权的甲胄。但是尚武精神却如蛰伏的地火, 总是在中华大地或隐或现, 成为人们绝望中的寄托。清末民初具有济世热忱的士阶层在内忧外患的强压下, 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的侠士, 他们抚剑长吟, 志欲八荒, 积极实践, 显示出矢志补天的豪情胜概。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尚侠思想来源于东洋。《近代日本暗杀史》指出, 以武立国的日本社会, 有着崇尚武力的传统, 懦弱与屈服, 被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日本近代化过程伴随着腥风血雨, 清末民初很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爱国志士, 受到日本暗杀潮的深刻影响, 因此尚武、尚侠。
近代中国亡国灭族的危机虽然唤醒了士阶层的生存意识、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有力的理论武器。他们只好信奉以“尚力”为主的唯意志论。唯意志论, 虽然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上反封建、哲学上反天命的历史要求, 但是本身也有严重的偏颇。一方面, 信奉唯意志论的豪侠, 认识不到民众的力量。他们认为民众就是英雄的附庸。因此他们身上充溢着个人英雄主义, 只渴求抱住一点固定的东西仓促上阵, 擎枪杀逆。亦即“尚侠轻生”。这种牺牲精神既可以成为推动现实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也可以发展为狂热的破坏和彻底的绝望。另一方面, 唯意志论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恶性发挥。清末民初的士阶层普遍认同来源于法俄的无政府主义, 他们认定欲建设, 必先大破坏。主张用暴力恐怖手段改造当前的社会, 大力鼓吹暗杀活动, 游侠精神成为暗杀文化的宣传品。据不完全统计, 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计有19次[8]65。
总之,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士阶层倡导游侠精神对于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侠肝义胆, 救亡图存更需要强有力的精神领袖、铁的纪律约束和全民族的发动, 这些是士阶层应该认真思考的。
参考文献
[1]王晶垚.柳亚子选集 (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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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5]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J].制言, 1935 (24) .
[6]谭嗣同.仁学·自序[M]//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烈士吴樾君意见书[J].民报, 1906 (3) .
干部阶层 篇8
特权阶层, 是指在社会上享有比普通大众更多权力的一个阶层。俄语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来概指,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 他们主要是党内的高级官员、军队将领及其幕僚和亲人等。
二、苏联特权阶层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时期
苏联特权阶层是伴随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质逐渐成长起来的。列宁时期, 其所建议的“疗养食堂”成为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起点, 其病逝后, 以保护高层为名以的疗养区管理局的成立成为了苏共领导特权享受的开始。1923年11月, 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决议规定了相关选拔、分配、任命领导岗位干部的制度, 这个决议主要规定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资格。第一类包括政治局委员 (含候补) 、中央书记 (委员) 、最高各部局首长、各大工厂企业、产业垄断组织托拉斯及辛迪加的领导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僚特权腐败, 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心在干部特权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推行了取消“钱袋”制度、削减公配轿车数量、废除最高级别疗养院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特权群体, 但究其实质均未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制度所带来的诟病, 最后在触犯特权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后, 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教训, 停止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采取大力扶持和依赖特权群体的策略, 片面的追求特权群体的扩大化与稳定化。使占全国1.5%的人口, 人数达300多万的群体从真正意义上升级为了一个特殊的阶级——特权阶层。
三、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解体起到的作用
1. 个人崇拜与专权盛行。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原则就是任命制, 这种任命制的执行完全是采取行政手段的暗箱操作, 其中最主要的任用标准就是考察干部对领袖的忠诚程度, 这就导致了大搞阿谀之风、个人崇拜盛行, 使绝大部分身处要职的人失去了处理事务应有的客观、独立态度, 从而架空了国家政权机关所担负的主要建设作用, 并最终导致了党和个人专权现象的出现, 形成了新时期的“沙文主义”。
2. 党群关系恶化加重。
在当时的苏联, 有无数个没有任何招牌但却需要特殊证件才能进入的秘密商店, 特权阶层可以在这些特殊商店里购买苏联国内的稀缺食品, 如鱼子酱、蝗鱼和出口伏特加, 以及当时“资产阶级的”享乐品, 如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等。这大大加深了党群关系间的隔阂, 造成了党员和共产主义形象的受损, 降低了政府与领导人的公信力, 使苏联民众对特权阶层充满了厌倦和愤恨, 当叶利钦的“民主浪潮”袭来时, 苏联民众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所谓的上层人士, 同时也抛弃了承载这些特权阶层的苏联。
3. 主动选择倒戈。
苏联的特权阶层, 已经不单单满足自己所享受的特权待遇, 现存的制度依然对他们集聚财富和权力世袭子女产生约束作用。如果改变现有制度, 他们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 更是拥有者。这样官商共存的“精英集团”开始主动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力推动“自我政变”, 最终在关键时刻, 主动倒戈, 从而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四、究其本质——意识形态缺乏高度的统一
1. 意识形态阵地沦陷。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关乎共产主义事业的成败和苏共的存亡, 随着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断发展, 西方自由主义的渗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被逐渐的淡化, 苏共领导集团逐渐把意识形态僵硬化、教条化, 后来在涉及苏联和苏共存亡之秋时, 戈尔巴乔夫又主张历史多元化、思想公开化, 变相给“反共主义”大开绿灯, 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和存在。
2. 思想僵化教条。
特权阶层的不断扩大, 对既得利益的重重维护, 安于现状成了这个阶层最真实的写照, 思想上不思进取, 僵化保守, 形式上主义方式, 言行不一充斥着这个阶层的每个角落。
3. 缺乏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 苏共理论研究脱离实际, 缺乏科学性、适应性、创新性、时代性, 戈尔巴乔夫起初说要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 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民主化”的旗号下,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照搬西方模式, 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 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参考文献
[1]陈飞.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探索[D].中央民族大学, 2012, 6.
[2]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3, 5 (5) :96-98.
中产阶层:结实的“橄榄”才稳定 篇9
2010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的主题词中有“包容性增长”;16日的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演讲的关键词就是“包容性增长”。胡锦涛称:“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含义深刻: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 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事实上, “包容性增长”的落地中国, 源于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科学认识。
有论者认为, 检验包容性增长是否实现的重要指标之一, 是看中国能否产生一个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群体——形成“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 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态。
毕竟, 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的金字塔结构并不体现社会正义, 而大多数人陷入贫困更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中国中产, 欲说还休
从社会学看来, 在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 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功能。除了经济生活, 中产阶层已经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不但关心自己的生活, 还会关心社会环境, 是最为积极上进的一群人。中产阶层从其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文化品位、休闲娱乐等多方面加以衡量, 开始在关注财富增长的同时, 也关注其生活品质的提高。
身处全球经济大潮中的中国, 中产阶层状况如何?从2000年以来, 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迅速扩大, 也相反的观点认为, 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理想的中产阶层, 所谓“橄榄形社会”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如何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至今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 中国家庭年收入20～50万元属于中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课题组提出, 中国大陆的标准家庭年收入是5.37～16万元;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显示, 月均收入6000元可成为中产, 月入万元可成为上层中产。
2011年8月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2011年版的《城市蓝皮书》, 根据书中数据, 截至2009年,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 书中对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确定为1.63万元至3.73万元之间。按照该书相关章节的作者张丽峰教授的说法, 计算时以每个家庭3个人来算, 即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达到约4.86万元至11.19万元。
按照社科院的数据,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 我国城市中产阶层规模应该已经差不多占据了城市总人口的半壁江山, 我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几乎近在咫尺。
事实果真如此吗?个税免征额提升至3500元之后, 我国缴纳个税的人数骤减至约2400万人。尽管缴个税人群与中产阶层不能完全等量齐观, 但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 若二者拉开近10倍的差距, 只能说明必定有一方的数据是靠不住的。
2010年, 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 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这一显示贫富差距的指标, 一般以0.4为警戒线, 而中国早已超越这一警戒线。
中国社会显著的贫富分化还有数据支持。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 名列全球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0年共有393户家庭资产超过1亿美元, 位列全球第八。在这些巨富产生的同时, 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 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不输于发达国家的富豪数量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 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困境。
透视“中产”困局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发表题为《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文章。文章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 即从社会结构来说, 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 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层产生并且也有成长, 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 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 相媲美的富人, 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层规模的估算, 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 结论都是: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呢?以下的社会现象也许能够给人们以一些线索。
先说房子。房产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 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畸高, “一个月不吃不喝能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成了当前社会中的流行语句。吃喝都不能顾及, 遑论休闲娱乐?多少收入中产的人, 在买房之后生活却陷入了贫困?所以, 有这种说法, “一套房子灭掉一个中产家庭”。
再说就业。中小企业是解决社会就业的最主要途径。然而, 中小企业也是最缺少市场风险抵抗力的。一场金融危机, 让多少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乃至倒闭。中产一旦失业, 还是中产吗?
再有就是通货膨胀。2011年7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创2008年7月以来的37个月新高。7月PPI同比涨幅为7.5%, 创2008年10月以来的34个月新高。夏天即将过去, 即将购买秋装的中产阶层会发现, 服装价格再次上涨了10%～20%。商务部统计显示, 7月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环比上涨11.7%, 而8月以来, 猪肉价格已连续三周上涨, 而鸡蛋价格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与普通人一样, 中产们的工资增长也跑不赢物价上涨。
还有理财。中国中产自然少不了投资基金、股票。然而近日由WIND咨询公布的40家基金公司半年报, 曝光了一个让基民尴尬的现实: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 基金公司、银行、券商依然是“旱涝保收”, 都有巨额收入进账, 从管理费收入来看, 统计中的基金公司入账94.02亿元。而基民成为惟一的亏损者, 整体亏损总额超过840亿元, 基民成为上半年市场下挫的最终“埋单人”。840亿元, 是多少中产的辛苦钱?又能让多少人成为中产?
以上所说的仅仅是一部分, 还没说面临或将面临的医疗、退休等困境。一句话, 在如此困难的大环境之中, 想让中产阶层兴起并壮大,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