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精选12篇）
话语体系 篇1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在融通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真正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建构符合高等教育话语逻辑的制度体系、行动方式,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历史挑战及重要现实问题。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概言之,一方面,大学思想史研究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发展性、民族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过高估计或热衷于模仿、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治理体系,或简单称道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和生态,都不可取;建立高等教育强国和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出路,最终只能是构建一种既遵循大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模式,又要适应国家和民族独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融贯中西的大学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经济中心、高等教育强国与学术话语权三者之间既有因果之嫌,同样也互为条件,都是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总体而言需要在历史尊重、时代回应、现实调适与中国特色等诸多方面着力,这样形成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话语体系 篇2
摘要：话语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表达思想与开展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对观察世界的地位、行为方式等将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意义与价值都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包含的主张、思想等能被更多的人掌握，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建构中国政治学构建规范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使其成为维护并体现群众利益，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与话语习惯，发挥好政治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68-02
中国政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要建构并全面发挥政治学体系的效用，服务于我国政治建设，必须构建适合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同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所获得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积淀，以及政治学方面所获成就和理论队伍研究建设实际，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来构建适宜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挥政治学服务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展示政治学发展实践价值，说明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文化、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认知上的束缚，势必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其都始终围绕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开展的，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价值的阶段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是通过透视理念，采用理论形式去展现政治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如果政治实践价值在整个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迷失，政治学话语体系势必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1]。因此，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展现发展的社会价值。同时，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应该全面反映政治发展实践。经大量的实践表明，对全面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都是对政治发展实践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全面反思政治发展实践历史，更全面进行总结经验，而审视当下和未来，是为了保障价值的所在，设计未来不仅是实现更好传承政治发展的实践重要价值，也是探索今后政治发展的愿望。当前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在总结过去、现在以及审视未来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系统性总结，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水平，满足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设立为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给予了制度性保障。上面谈到的这些制度的顺利运作，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得到锻炼，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并提出话语，很好融入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2]。自从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开展了全面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创新及改革当前的政治体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大量的事实充分表明，党在应对多种挑战、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我国进一步的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广大公民的权利，法治建设、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完备，政治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形成了和谐的对外关系的新局面等等，这些在政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从当前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和我国的国情出发，还不得不面对以下困境：一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人民群众来讲，关键好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能团结一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而对国际社会来讲，需要创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但是从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整体上不高，并且社会文化发育程度也有待提升，当前的政治体制建设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话语体系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追求，还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实现[3]。
四、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路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体现着某一特质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阶级采用表现其意志与利益的理论来主导政治学话语体系，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面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等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巩固社会发展进程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奠定坚实基础[4]。
其次，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语境中的思考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使用术语总称，本质是政治学人精神与工作特征的整体描述与概括。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其决定了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抉择。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价值取向，应注重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全面巩固并发展厚爱社会主义民主。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
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讲，话语体系和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研究方法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都需要使用话语进行表达与说明，但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需要全面遵守政治学发展的规律，在全面推动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来开展，因为政治学本身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需要坚持采用科学的态度、精神与方法，严谨审慎地对待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哲学是使用超验以及思辨的方法，对政治的价值、本质以及发展规律开展深层次的解释以及科学论证的学问，影响并决定政治学的学术化、理论化水平，以及对政治的引领力、解释力，呈现出不可代替的认证、评价、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反观学术史，政治哲学的发展与繁荣总是与社会的变革、进步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需要关注政治哲学方面的探索。强化政治价值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标。政治本体论强调政治学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规律相符，能更好解释政治现象，全面展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同时，政治认识论也能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与新视角，政治哲学呈现出明显的思辨性特点，这也决定其拥有重要的说服力、解释力以及理论深度，需要关注对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也要积极开展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科学方面的探索。通过全面提炼以及总结政治学的方法、原理、范畴等，建设更为严密、有序的政治学理论系统，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全面扩展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始终采用问题为导向的发展思路，逐一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学科限制，并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研究，提升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基本能力。与此同时，也应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影响到学科状况以及话语体系。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是一重要工具，能决定政治学功能的发挥，创新并全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让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合理，也可以适当引入数理统计的方法，提高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并全面加大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力度，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创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实践中去汲取话语体系营养，确保我国政治学话语更生动与鲜明，更富有引领力和说服力。
（三）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
首先，全面理顺好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科学化强调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要全面展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要义，彰显政治学的生命力与凝聚力，这需要在创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需要全面阐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规律、本质，做到实事求是。大众化指出建设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重点是阐释为谁开展服务的问题。政治学话语体系本身有其概念、研究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大众化的必要性。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被广大群众所认知、使用，才能赢得社会实践的广泛认可，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更好服务我国政治发展。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大众化，不仅要将政治学话语体系植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也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群众的广泛认同[5]。
其次，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采用开放的姿态，在全面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并融会贯通政治学话语体系，将其适应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国情，并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对话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是始终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在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广泛认可的“民本”“忠恕”“和谐”等思想，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思考政治问题的原则，并且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从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汲取营养，从当前发展的情况来看，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当前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学范畴、方法、理论、概念等多个方面的话语，已成为世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学话语研究成果，并在不断借鉴与吸收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世界政治学范畴内的影响力。最后，也要尝试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普及，让中国话语体系承载的内容得到世界的广泛理解与认可，全面发挥中国政治学话语的效能。
总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符合政治发展需要，不断推动我国政治的发展，同时，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尤其是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全面推动了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难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还有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价值追求上强调以人为本，因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还要广泛借鉴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政治学发展规律，理顺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政治学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话语体系 篇3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曲艺在漫长的传承发展中，产生并留下了许多原始的“春典”“艺谚”“艺诀”等独特术语。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明多样化的今天，作为现实中的曲艺，避免不了西方艺术思潮和学术话语的影响，在交流交融交锋中一旦失掉了自己特有的话语权和传播能力，将直接面临艺术传统和艺术价值的丧失。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具有完整的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一门艺术理论学术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曲艺学者曾尝试用戏剧的三大表演体系来诠释曲艺的表演特征，但终究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是曲艺界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特色的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应该是以曲艺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一整套曲艺理论学术体系为框架，批判吸收传统的“春典”“艺谚”“艺诀”合理内核、借鉴其他姊妹艺术的有益成果、符合曲艺实践需要的专业术语，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加以科学化规范化的话语体系。从曲艺创作方面来看，历来有梁子、扣子、坨子、公案、种根、花辙、串辙、纂弄、书胆、银子儿、肉里噱、外插花、铺平垫稳等等说法和称谓，应结合曲艺创作关于结构、体裁、题材、人物、手法等方面的理论对其进行规范。从曲艺表演方面来看，业界常讲贯口、垛口、风搅雪、闪垛卸叠、迟急顿挫、抓哏现挂等等这样的行内话，应把它们融会于曲艺表演中关于特征、技巧、方式等方面的理论表述之中。从曲艺传播方面来看，艺谚艺诀常讲入乡问俗、把点开活、问道走、趟着唱、千人一面没人看、一人千面看不厌、台上演员情不真、台下观众乱纷纷等等有关感染观众、扩大影响的内容，应按照曲艺传播的特点规律以及现代传播学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从曲艺审美方面来看，有净口、暗臭等美与丑的评价，有火、泥、热书、冷书、恨场等演出效果的反馈，有书品、书忌等表演技法的标准，应按照中华美学精神和独特的审美风范来对其进一步梳理和提升。这只是一些构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概括和拓展。应当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须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性要求。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必须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应对创作、表演、传播、审美等作出准确而系统的科学阐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通俗易懂、开放融通，群众乐于接受并易于传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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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狠抓”退出教育话语体系 篇4
“狠抓!”我对这个词的反感, 由来已久。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感觉很不舒服。浮现在我眼前的画面, 很不祥和, 很不和谐, 也很不人性。
“抓”是一种动作, 让我联想到凶禽猛兽们锋利的爪子, 挥舞着, 呼啸而过;着力处, 血肉模糊, 惨叫声声。
“狠”是一种表情, 让我联想到动物的搏杀和人类的残忍, 想到仇恨、暴力、野蛮和杀戮, 而与温馨、亲切、友好、文明等美好境界天各一方。
这属于“唯美”角度的解读。仅此, 已构成“退出”的充足理由。
从现实效果的视角看去, 一般情况下, 说“抓”尤其是“狠抓”的时候, 意味着将要在一定范围内发起一场“运动”。“运动”的特征, 首先在于加快社会运作的节奏和力度。这种加快, 必然导致某些“程序省略”。
我们知道, 在今天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 “程序公正”乃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 为了某种“现实目标”而采取的“程序简化和省略”, 最终往往导致对公正本身的损害。
学校管理者的核心使命, 是服务学生和教师, 服务他们的健康成长。尊严和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保障。这就意味着, 任何管理者都必须秉持人文精神, 实行人性化管理。
在这里, 不存在任何“狠”的必要。真正好的教育, 应该是潜移默化地浸润和影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让师生在爱的氛围中学习和生活, 才是教育和学校对他们生命的最大馈赠。
学习与成长, 本来就像呼吸一样, 不能取消, 不能停滞, 但也不能“人为加速”。尊重教育规律, 其实质在于尊重人——尊重人的心理次序与认知次序, 尊重人性的天然弱点和局限。形形色色的“狠抓”背后, 均存在着明显的“反教育陷阱”, 需要提防。美好而祥和的教育, 其教育话语, 也一定会是美好而祥和的。这些年来, 一些学校对此已经有了自觉。但是, “狠抓”一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依然存在, 或许并未引起大家的反思。
所以, 让“狠抓”退出教育话语, 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 也不只是话语本身的问题。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有人说, 教育是慢的艺术。我想, 其中至少蕴涵着两点:其一, 教育应该是唯美的;其二, 教育应该是尊重程序的。
话语体系 篇5
来源：宣讲家独家评论 |作者：巩联军 | 上传时间：2013-05-01 23:07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把中国梦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有位老报人讲过这样的故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胡耀邦，你说说，什么叫军事？胡引经据典，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又问：什么叫政治？胡又说了许多。毛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毛泽东以通俗的表达诠释了博大精深的理论。既体现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也彰显了毛泽东非凡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段历史经典。
几十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深刻阐述，同样以其独特的话语风格，彰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又一现实经典。“中国梦”以其通俗、清新的话语表述，将中国共产党人高远的政治理想、现阶段务实的执政理念高度浓缩，并同时代潮流、国际风云、人民愿景紧密融合，构筑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具有超强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强大气场，成为了国外舆论聚焦的中心、国内民众追随的奋斗目标，大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气势。在实现中国梦的旗帜下，不仅聚集着亿万坚定的筑梦者，也拥有了越来越多中国梦的铁杆洋粉丝。这充分展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心！
中国梦时代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抢占历史先机的大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
总书记有一句格言：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旧时代里，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和老框框内。正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上，总书记审时度势，紧紧抓住了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得历史机遇，继而把实现这个百年梦想同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必然走向，确立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并借助当代时尚的话语风格，用中国梦这个富有魅力的命题精心设计包装，通过追梦、筑梦、圆梦这一载体，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形象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将党的政治目标、宗旨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体系等当代理论创新成果都有机地融进中国梦的话语体系中，实现了从传统话语体系向时代话语体系的新的历史飞跃。实践证明：中国梦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时代形象，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尊重规律、顺时应变、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
中国梦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智慧。当今“追梦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潮流，美国梦、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世界梦…..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梦想。尽管各个国家有着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一种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中国梦正是顺应了这一世界潮流，把中国梦融入在世界梦的发展大潮中，纳入了实现世界梦的话语体系。因而,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这不仅有利于理解、沟通，也有利于增进了解、消除分歧，以实现互利共赢。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以其睿智和独特魅力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以梦说梦，通过宣传中国梦向全球传递正能量，争取更多朋友。他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他的“中国梦同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紧紧相连，同和平发展、造福全球的世界梦息息相关”、“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等等，不仅有助于世界对中国梦的正确认知，也展示了大国的胸怀和气度。
在前不久习总书记成功出访中，无论从寒冷俄罗斯的“中俄拥抱”，还是到炎热非洲的“中非亲近”；无论是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30分钟演讲时获得的30次如潮的掌声；还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人们被其中两国人民生死与共感人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共鸣，都标志着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将站满来自世界真正的朋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实践证明，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中国的发展只有融入世界的洪流才能主动，中国的发声只有适应国际化的语境，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共鸣。特别是在强权政治尚存的国际舆论场，在霸权主义企图独占话语权的时候，富有睿智和亲和力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将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文明富强、可亲可信的美好形象。
中国梦大众化的话语风格，体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民意、凝聚民心的大道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意者安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智慧精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亿万人民对梦寐以求美好生活的热切企盼和共同心愿，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习总书记用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诠释中国梦。他说：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他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不仅是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让每个“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总书记定义的“中国梦”激活了人们似乎有些麻木了的神经，让他们从原本感到有些冰冷的政治术语中，体悟到了人性的温度，从而点燃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情与梦想。而总书记的 “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则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担当实现梦想的责任与压力的战斗号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要坐等美梦成真，而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幸福，并同时实现自我的超越，最终分享奋斗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我们掌握了“出色理论”，并拥有高明的教员，但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办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中国梦之所以能极具号召力、成为人民自觉追随的理想目标，就是因为她是老百姓的语言，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就是老百姓的话语体系，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智慧。这样的话语体系越强大，越使群众更加“相信党，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列宁），就使人民群众更自觉地跟党走。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战争与和平 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 篇6
“七八年前，一个2岁的孩子都会数到15，不是他聪明，而是养成了一有哈马斯袭击警报，就得在15秒内跑到防空洞的习惯。战争伤害了我们的孩子。”这是来自以色列的故事，但也可以在加沙找到同样的例子
1月6日，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和新闻官员柯楷仪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此时，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持续了11天。
就在两天前，记者也电话连线了巴勒斯坦驻华公使马哈茂德。
两位以色列官员并不讳言以色列进攻加沙的立场，而这在巴勒斯坦驻华公使马哈茂德看来就是“战争和侵略”的借口。
“以色列士兵有2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中国新闻周刊：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城，哈马斯的火箭弹并没有“哑掉”。以军打击重点在哪里？
安泰毅：昨天，哈马斯又从加沙向以色列平民发射了30枚火箭弹。而以色列空军也进一步加强对哈马斯“秘密通道”的打击。哈马斯在加沙北部地区建立了通道系统，有两个作用：其一，从别的地方通过地道运进炸药、导弹等军火。其二，他们隐藏其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火箭弹。比如，加沙到黎巴嫩、加沙到埃及的通道都很活跃。哈马斯由此得到先进的武器，增强了火力，他们的射程已经达到40公里。
过去8年间，占以色列人口10%～15%的居民处于哈马斯的恐怖袭击阴影下。哈马斯的目标直指以色列南部平民。
中国新闻周刊：以军发动地面进攻后不久，国防部长巴拉克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称军事行动“不会轻松，也不会很快结束，必须达到目的”，怎么解读？加沙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如何保证？
安泰毅：1月3日晚，以军士兵从北部、南部、东部三面徒步进入加沙，行动非常缓慢。正因为要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我们才放慢进攻速度，也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哈马斯把炸药存在民房、医院、清真寺中，甚至有的清真寺已变成制造炸药的工厂了。
以军在轰炸前打电话，告诉加沙居民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住在他们房子里生产弹药的人赶出去，另一个就是离开这些地方。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做到。
柯楷仪：截至目前，伤亡人员大多数是哈马斯武装人员。这是巴以政府两边和联合国估计的数字。在空袭中对平民造成了伤亡、伤害，我们表示遗憾。但据我们了解，哈马斯把弹药藏在民房中，把平民做人盾，对此，哈马斯要负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6月19日，在埃及斡旋下，哈马斯、巴勒斯坦其他派别与以色列达成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而当时国际社会就不看好停火前景。
安泰毅：2005年，以色列军队撤离了加沙地带，希望能给加沙带来新的希望和未来。但从那以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地带，他们忽视经济发展，给加沙带来恐怖活动。
2008年12月，这个协议到期了，以色列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协议，但哈马斯不愿继续谈下去。其实，即便在停火期间，也有500枚火箭弹落在了以色列南部，而且他们还加大了火箭弹射程。所以说，停火只是相对的。
马哈茂德：谁破坏了停火协议？当然是以色列。因为哈马斯没有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签署的所有协议，以色列认为封锁政策会对哈马斯施加压力，使哈马斯改变它的政治态度，承认以色列。
2008年11月，以色列借口说哈马斯正在加沙东边的一个区挖地下通道，就去轰炸那个地区，造成了不少人死亡。这是以色列第一次用飞机去轰炸加沙东边的一个区。停火协议2008年12月19日到期，但是从11月到12月19日的一个月内，以色列轰炸加沙造成30多人死亡。
哈马斯认为以色列这种行动已经取消了停火协议，就开始还手，向以色列地区发射火箭弹。我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直反对哈马斯用这些火箭弹，因为这些火箭弹对于巴勒斯坦不利，相反对以色列有利。以色列就是借此跟全世界说，哈马斯才是恐怖组织。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哈马斯不断通过广播、手机短信等渠道发布信息，信息内容大多涉及巴方抵抗力量造成的以军伤亡人数、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甚至包括绑架以军士兵和击落以军直升机等等。
柯楷仪：他们都在撒谎，我们正在按计划行动。军事行动已给哈马斯造成沉重打击，已有至少3名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在空袭中身亡，其高层指挥系统受到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以方伤亡情况如何？
安泰毅：现在，以色列士兵也有2人死亡，40多人受伤。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战事升级，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忧也日益加重。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加沙地带境况骇人听闻，食物、水、电等基本生活资料缺乏，而救援却受到阻碍？
安泰毅：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情况现在很糟，因为军事需要，我们曾短暂关闭了一些通道。(安泰毅向记者展示了救援物资正在通过以色列关卡的照片)这些通道被哈马斯炸毁了，又来怪罪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重开通道，我们和联合国下属的各个救援组织保持很好的合作，以色列提供的和国际救援组织的物资都在向加沙运送。但是哈马斯仍不断发射火箭弹，严重影响救援。
马哈茂德：按照停火协议，以色列应该放开对加沙地带的所有封锁，然而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越来越严重，对加沙老百姓在食品、燃料、煤气、药品等方面的影响都特别大。封锁本身是一种战争，一种侵略。
军事行动不会发展成全面战争
中国新闻周刊：据英国媒体报道，哈马斯高级官员艾曼·塔哈1月5日称，哈马斯当天将派出代表团赴埃及首都开罗进行外交谈判。这是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哈马斯首次表态要参与谈判。各国也都在从中斡旋，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却拒绝了国际社会提出的停火呼吁。
安泰毅：以色列认真地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但我们质疑“双方应停止军事行动”的说法，这等于把以色列与哈马斯放在同样位置，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现在一旦停止进攻，给哈马斯以喘息之机，他们必然壮大力量，向以色列平民报复，我们要再重来一次吗？不，这一次就要彻底解决问题。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的理解，也希望国际社会明白。举个例子，七八年前，一个两岁的孩子都会数到15，不是他聪明，而是养成了一有哈马斯袭击警报，就得在15秒内跑到防空洞的习惯。现在他长大了，心智受到摧残，行为紊乱了。战争伤害了我们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有分析家认为，“打击哈马斯的决定，也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 。
安泰毅：以色列行动没有什么“政治时机”。
柯楷仪：哈马斯以为在选举期间，以色列整个政府系统不会做出果断反击的决定，他们如此算计是错误的。无论谁当领导人，都会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政府在正确时间做出的正确选择。
马哈茂德：整个中东，包括有的西方国家也认为，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早就计划好了的。现在以政府主要由两个党派组成，一个是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一个是巴拉克领导的工党。这两个党内部冲突分歧比较多。以色列要在2月10日大选，现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反对党利库德占到了36席，那意味着前进党和工党没有希望组成新的政府。所以前两个月利库德集团就借哈马斯鼓动以色列老百姓，说现在政府没有任何保护老百姓的措施。在宣传方面，我们的能力没有以色列大，他们控制好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说哈马斯天天发射火箭弹。所以这次袭击有以色列内政的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军事行动什么时候收场呢？会演变成区域战争吗？
安泰毅：我还无法告诉你军事行动结束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达到目的。但我坚信军事行动不会发展成全面战争。
马哈茂德：我估计能引起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以军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是最关键的，这是第一步。然后再看看整个巴以问题怎么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能描绘一下你心目中的和平前景吗？
安泰毅：我希望巴以冲突是有限的，但结束冲突并不容易。
我们的想法非常清晰，就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国。我们和巴勒斯坦温和派保持接触和对话，巴温和派也相信和平是唯一选择，但是哈马斯不同意，他们不支持我们这样的看法，他们不认可以色列这个国家。
浅析中国当代艺术话语体系的重建 篇7
前卫艺术, 作为强调创作者观念意义的艺术形式, 它摒弃了传统的架上绘画, 利用综合方法, 从而表达艺术家创作情感的艺术语言, 这无疑是积极而鲜活的艺术形式。而这种“鲜活”, 有两个层面:一是真正关注当下, 以一种新颖的观念开启具有智慧性的话语体系, 而另一种则是建立在依靠猎奇式的东方风情和耸人听闻的恶俗行为, 取悦西方的群体活动。后一种价值观念的出现, 正如著名批评家张晓凌所说, 一方面是中国前卫艺术先天患上的犬儒软骨症, 另一方面是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文化买办”群的价值趋向所致。所谓的“文化买办”群, 就是那些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绿卡族”策展人、批评家和经纪人。这类人群由于自身经历、学识水平、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不同, 其群体特点, 首先表现在文化的无根性。由于其对本土文化的文脉意识、价值观和情感特征基本上处于冷漠和失忆状态, 他们不去关注中国当下火热的主流生活, 更不会去抒发中国民众破旧立新、锐意进取的豪情壮志与崇高精神, 而是从自身的片面经验、以迎合西方受众出发, 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对本土艺术进行着浅薄的文化殖民与文化对抗。其次, 由于他们个体经验的虚空性, 加之自身缺少切实的本土生活经验, 使得他们难以建构起独立的本土价值观, 再加上利益的驱使, 更迫使他们在欧美受众者面前采取谄媚取悦的态度。
我国近年来的当代艺术, 恰恰受到这类群体价值观的深重影响, 那些专门反映社会阴暗面、宣扬猥琐群体的价值观, 以及以贫穷、愚昧的国人卑微形象为展示亮点, 从而走向国际的“作品”, 并不能以积极的价值立场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而恰恰是以跳梁小丑的身份受到西方人的戏谑与嘲哄。事实上, 只有切实将中国健康的前卫艺术推向国际的作品, 才能奠定其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国际地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张晓凌先生指出:任何丧失本土文化经验和人民记忆的、忽略发展中国家生存课题和文化特性的艺术, 在进入主流时, 都不过是简单的后殖民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任何以犬儒主义态度获得的国际文化身份都不过再次证明了身份的丧失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中国美术界年轻的艺术家群体中, 兴起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潮, 这就是85美术新潮, 而89年则是前卫艺术大展为代表的前卫艺术大集合。当时的年轻艺术家, 因不满于美术界的左倾路线, 以及我国沿袭苏联模式的艺术风格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价值观, 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 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新潮。它是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和20世纪初“五四”运动等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延续。这种延续, 它一方面期望在情境逻辑的理论构筑下, 完成对艺术中历史决定论的本质否定;另一方面又力图在维护人类理性价值的前提下, 完成对解构主义、相对主义艺术观念的思想清理。但这种思潮, 在一定程度上未能立足于本土文化, 甚至还扮演着全盘西化的角色, 它既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实践的陌生, 同时又缺乏与本土历史和实践的深刻联系, 无法直面诸如资本与艺术、本土文化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等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在摒弃了艺术工具论的创作模式的同时, 又过分地强调了人本体验, 最终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以反对经世致用、过分推重纯文艺的创作思想四处蔓延, 从而使广大艺术家无形中将文艺与社会、历史、人文割裂开来。
而与此同时, 在80年代末期, 中国艺术界出现了以新古典、新文人画为代表的回归传统的思潮。这种回归, 从国内看, 它源于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美术思潮对“现代性”的片面追求, 从而把当代艺术推向了尴尬境地, 造成了只有新潮而无艺术的深层反思, 但这种反思方式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皈依传统, 才能找到当代艺术的出路。从国际背景看, 这种思潮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念相呼应。它的出现, 极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它意味着新的价值取向的衍生, 同时也预示着一种借古开今的可能。其回归的立意, 若是在立足本土与传统的基础上, 去建构一种当代的艺术样式,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若仅仅从技法的层面上在传统中寻求一些笔墨、技法的皮毛, 并以此掩盖自身的不思进取和无所作为, 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倒退。而后一种情况, 在回归思潮中占了上风。正如文艺批评家谢有顺先生所说:仅仅与历史对话是不够的, 肤浅的, 更重要的是, 要如何在历史的表象上重聚自由、希望和梦想的碎片, 并获得当有的悲剧意识, 只有这样, 历史对于我们才会是一种解放, 一种力量的重组2。
21世纪的中国社会, 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作, 诸多艺术家已摒弃了应有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 他们沉湎于个体感受的私语化表达, 任意宣泄个体直觉、经验与本能, 无节制地抒发感官欲望, 忽略了社会责任, 放弃了历史使命, 彻头彻尾地陷入唯美主义和自我表现的泥淖。它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在‘纯文艺’的殿堂上, 英雄消失, 理想隐退, 崇高消弭, 充盈着男欢女爱、委琐凡庸的生活碎片, 到处都是游戏的艺术、不经的现实, 沸腾火热的生活实践折射到文艺的场域中, 扭曲变形为荒诞的嬉戏场”3。而广大的受众者, 从当下的艺术作品中难以受到警醒与启迪, 也无法领会艺术作品深刻厚重、积极向上的引领力量。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所不可回避的现实。
中国悠久的传统艺术, 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中国特征的审美符号, 也是中外艺术大师借鉴最多的艺术形式。中国的当代艺术, 应具有中国文化的外貌特征和精神气质, 这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 而是一个大国文化必须拥有的尊严。在国际艺术的大背景下,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应立足于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充分结合传统艺术、历史文化, 以及当代人的审美意识, 积极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在西方殖民文化对我们本土文化和艺术浸淫与围剿的当口, 中国的当代艺术, 只有彻底摒弃取悦西方的态度, 才能走出困境、走向重建的高度。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以中国经济、文化和价值立场为代言的“中国声音”, 已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尊重, 这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立, 以及当代艺术获得平等的国际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欧美知识界对后殖民文化反省的理论,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本土艺术家对自身价值的反省与认知。他们开始意识到, 只有在立意于本土文化的前提下, 积极建构本土艺术的现代性, 重建国际平等的文化新秩序, 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出路。
提倡中国艺术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不仅是一种文化战略, 也是一种文化战术, 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修养、尊严和价值所在。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意识形态下, 为避免多元文化和殖民文化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进行浸淫与围剿, 中国的当代艺术, 应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以积极而包容的态度, 去学习和借鉴国外艺术的新手法、新思想、和新理念, 创造出国人专属的当代精品, 从而赢得中国当代艺术的自信与尊严。
参考文献
[1].张晓凌.重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立场[N].中国文化报, 2001.9.26
[2].谢有顺.话语的德性[M].海南出版社.2002, P206.
话语体系 篇8
一、效果标准
效果是指由某种因素造成的结果,它强调的是教学的最终成效。教学过程的设计是以教学目标的设定为依据的,课堂上的一切有效话语都指向教学效果。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就提出五种学习结果:言语信息、认知策略、智力技能、动作技能、态度。[1]接受过教师专业化体系培养的师范生,对于课堂教学中的语言讲授技能都有过较多的涉猎。然而课堂的讲授话语绝不简单等同于播音员的关于事实陈述的朗读,也不等同于主持人在舞台上用深情的独白感染每一位观众,更不等同于相声演员插科打诨地抖出一个个预设的包袱。教师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就应该对整个教学过程负责任。教师在备课时应仔细思考课堂上的教学话语是否都有相应的“效果指向”,比如,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这句话讲述后,会引起学生怎样的思考?等等,而绝非是在课堂上只是凭借着头脑中的一个大概印象,“现编现用”,这样的课堂讲授,既没有话语逻辑,更谈不上话语的“效果”了。在当前大力推进“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错误地理解了“调动学生积极性”,“把课堂交给学生”的理念设计初衷,在这些课堂上很少能听到教师较为完整、流畅的话语表达,教师的课堂话语中多半充斥着的是一些诸如“大家思考思考”,“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的过渡性提示话语,偶尔的一些流畅的讲述话语也都是事先准备的由华丽词藻堆砌的“贯口”,而平实、质朴的课堂讲授话语难以寻觅了。这样看似热闹的课堂充满了一种迷惑性。教师的诸多“非话语”的表演冲淡了课堂的话语传递气氛,这样的课堂教学话语何以有“效果”?
二、效率标准
教师每一节课的授课时间是固定的。如何在这有限的45分钟内高效的完成教学任务,是每个教师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的效率源于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提出的“教学最优化”的命题,即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有效话语探究的关键所在。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精炼的含义,是提高话语效率的重要途径。关注话语的“效率”是对“效果”更进一步的要求,即在有“效果”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分配讲授话语各部分的时间,以达言简意赅之境。一个认真钻研教材、学识渊博且擅于思考的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总会感到有很多内容要讲。然而每部分内容在教材中的比重有所不同,教师必须根据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对备课中所准备的内容进行筛选,从而突出重点,在讲授过程中有的放矢,使得整节课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提高效率,实现“教学最优化”。切实提高教学“效率”,除了在备课过程中的精心准备,更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随机应变。有的教师在课前预设了一套“连环启发”,以为学生都会在自己预想的“轨道”中层层推进。可到了课堂上,学生不一定都是顺着教师的启发思考的,各式各样的“思维火花”在教学过程中生成,而一些固守“课前预设”且准备不充分的教师,往往会拘泥于某个“启发环节”,变着花样“引导”学生接近“预设答案”,而就在这样的“无力的牵引”过程中,宝贵的教学时间流逝了,学生不但没有获得相应的知识,反而在教师的“引导”下,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思维的兴趣与积极性。
三、效用标准
所谓“效用”,其强调的是教师有效话语对学生的影响。任何一个教师的课堂教学话语都不是单纯的事实陈述,教师的讲述中一定包含了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语文学科而言,小到对课文的示范朗读,大到对文章内容结构、写作手法的分析,都蕴含着教师的个人价值判断,同时也彰显着一种正向的教育性导向。语文教学的重要原则是坚持“文道统一”。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文”指语文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培养,属智育的范畴;“道”指语文教育中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教育,属德育的范畴。[2]这一原则和“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的一般教学原则是相一致的。因此语文教学需要在谋求学生智育和德育的双重发展方面寻找突破口。如果说“效果”与“效率”是基础性要求,那么“效用”则属于发展性要求。中学作为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传递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集“人文性”、“工具性”于一体的语文学科,仅仅做好“双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就应该努力寻找教学“效用”的突破口,在语文学科特有的“科学性”与“思想性”中找到新的平衡,将思想的指引蕴含于“大语文”[3]学科文化的熏陶之中,以达“春风化雨”之境,从而避免空洞的说教所造成的学生认知情感层面的抵触。这一层“有效”的话语讲授直接关系到学生正确“语文观”的形成。“语文观”这个概念来源于哲学中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指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4]因此,“语文观”就是人们对语文总体的看法。这样的一种看法,既包括对于语文学科知识、情感层面的认知,更有对于语文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理解与建构。达到这一层面对于“有效”的要求,我们语文教学的宗旨就能够实现了。
此外,任何一种评价都包括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外部评价通常是由外在于教师的各种评价指标构成,如建立“教学有效话语评价表”分别从“效果”、“效率”、“效用”三方面对教师授课进行量化测评;组建“学科教学评议小组”深入课堂,对教师的“教学有效话语”的实施进行现场观摩并给予相应的质性评价等。内部评价又可称为自我评价,这是通过教师对自身教学过程监控与反思的一种评价方式。教师可以从备课开始,对照准备的授课讲稿,仔细揣摩讲稿文本的遣词用语是否符合“有效”的标准;在讲课过程中,应根据学情及时反馈,机动地调整讲授的话语表达策略:如碰到学生有不明白的地方,应及时变换讲授方式,旁敲侧击以求触类旁通,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阻碍正常教学的进行;如发现学生对某个问题理解较快,则可以调整讲授计划,及时推进教学进程。总之,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将“教学有效话语”当做教学目的,更要将“教学有效话语”内化为一种具有高度引领价值的教学原则[5],只有这样,“教学有效话语”才能真正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作用。那些“为有效而有效”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会使“无效”充斥课堂。
参考文献
[1]加涅.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M].皮连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5-56.
[2]曹周天.关于如何开展“文道统一”语文教学的思考》[J].文教资料,2011(7):54-56.
[3]笔者曾给“大语文”下过一个定义:“大语文”不同于“泛语文”,它是以语文特有的视角,通过对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的综合训练,达到增长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提高语文修养的教育模式。
[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810.
话语体系 篇9
随着媒介社会化的发展,网络媒介被赋予了强大的“去中心”、反权威和开放、平等的解放性文化力量,研究者们纷纷对新兴的网络文化欢呼:“网络世界里是没有中心的,可以说在网络世界里人人都是中心……”[1]
不少“去中心化”的电子乌托邦主义者乐观地认为,网络媒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去中心”的文化和政治、话语范式,单纯地依靠媒介技术便可达到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其错误在于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憧憬,误解了哈氏对于“公共空间”“公民社会”的注解:“公共议题的普遍接近可能性,理性的非支配性的辩论……”
此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自我异化的“去中心性”出发,深刻地指出,“网络文化中的中心和权威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介文化与社会中的形式,然而无损于它作为一种集中化媒介文化的社会政治本质”[2]。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络技术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甚至成为专制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3]。不得不承认,拜读此类学者的论文,有种醍醐灌顶,发人深省的感觉,在媒介技术麻痹人们批判意识、奴化受众的时代尤其需要这样的声音,但对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持完全悲观的否定态度,有意或者特意忽略网络技术本身是兼负“去中心性”和异化的“去中心性”双重体征的复杂体的概念,无疑有些以偏概全。
2 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良性互动化进程
2.1 官方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的关系
客观地把当下中国分为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是尊重事实,而不是强调对立。相反,若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一味地突出话语体系的一致性,不尊重客观事实,则会适得其反——丧失话语权。当然,两个话语体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存在一定的对立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官方话语体系方面来说,主要有政治惯性、宣传需要等,从民间话语体系方面来说,主要有情绪化解读、多元无知、感染机制等。目前,官方话语体系居于主导地位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显著特征,官方话语体系要在充分认同民间话语体系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疏通,以起到解释、规范的作用。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不断互动、融合,两者融合、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反之则低。
2.2 反思民间话语体系
媒介化社会是碎片化的社会,海量的信息淹没了“主动的受众”,被感知的事实永远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由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的传播习惯和惯性越来越偏向于私人化、娱乐化和个性化,而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则缺乏耐心、丧失兴趣。而最为严重的是民间话语体系对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同感缺失,往往表现为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围观现象严重,参与度不高,仅仅只是作为旁观者存在;一旦官方话语体系出现失语状态时,谣言不胫而走,治而不止;情绪化表达泛滥,易形成群集化现象;媒介暴力现象严重,虚假的、煽动性的所谓的民意、舆情干预司法独立和社会公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严重失衡是认同感缺失的土壤。
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裕在极大满足人们生存、生理需求的同时,弱化了人们对于精神的需求,人们变得漠视自由公正,对文学、艺术等越来越失去兴趣。人们最喜欢的文学体裁是新闻和小说,此类文本具有较强的信息性、娱乐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资讯或者情感的需求,但深刻考察其艺术性和思想深度,由于此类文本自身的传播特性和要求而显得戏剧化、浅薄化。特别是在这个泛娱乐化盛行的自媒体时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本来就让人们的空闲时间所剩不多,而仅剩的不多的能够用来思考的时间也被冗余、浅薄、同质化的信息所割裂了。
2)民间话语体系内部的话语权集中和异化的“去中心性”泛滥。
正如批判电子乌托邦主义者的学者们所认同的那样,一方面,网络文化存在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化和话语传播上的中心化悖论,“去中心性”的实质在于表达的被感知和被接受,然而多数网民的自由言论被淹没在“众生喧哗”声中,销声匿迹。如巴拉巴西所强调的那样,万维网的连接具有有向性或者“适航性”的分隔结构,并不是每个页面都能平等地被链接和阅读到,即使是搜索引擎能覆盖到的页面,也只是网络中很有效的一部分[4],如冰山一角,其余大量的页面仍只能隔绝在网络丛林的黑洞之中。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也在信息渠道和信息传播上存在“去中心性”和中心性的悖论,网络的中心性分布特征并非符合正态分布而是符合幂律分布。大众能发言并不意味着削弱权威的力量,网络中的传统权威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变和重构。
3)感染机制与多元无知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网络环境是认同感缺失的催化剂。
情绪化表达是当前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网民之间的对骂;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俨然把网络空间变成了一个泄私愤、报私仇的场所。网络虚拟空间存在一定的“安全阀”功能,但是由于情绪感染机制的存在,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容易导致众人的负面情绪互联、揉杂,最终引发现实的、破坏性的行为。
2.3 官方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良性互动模式(如图1)
1)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以公共议题空间为纽带,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良性系统,三者统一在媒介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两个话语体系形成良性的互动系统。其中,公共议题空间不同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空间,而单指由公共事务或议题汇集形成的虚拟空间。
2)官方话语体系对于公共议题具有提出、解释、规范的作用,其自身具有限制因素(国家机密、政治惯性等),公共议题空间也对官方话语体系具有诸多限制因素(公共性、讨论的可能性、群众基础等),这些因素或者是公共议题本身具有,也可能由民间话语体系带来。
3)民间话语体系对公共议题空间具有意见发表、公开讨论、建议提出等以及部分官方话语体系对于公共议题的作用。其自身具有限制因素(个人立场、群体利益、信息缺失、传播能力的局限等),公共议题空间反之亦对民间话语体系具有诸多限制因素(公共性、建设性、针对性等),这些因素同样是公共议题本身具有,或者由官方话语体系带来。
4)整个系统良性运作的重要一环在于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沟通、对话。
摘要：网络具有赋权、“去中心性”、异化的“去中心性”等特性,电子乌托邦主义者缺乏对“工具理性”的辨析、批判精神,而批判学者则在对媒介技术的惶恐中失声沉默……网络技术和文化复杂的体征使传统的话语体系在媒介社会化的语境下解构与重建,客观形成了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两个对立统一体。文章分析了两个话语体系的良性互动化进程。
关键词：去中心性,异化的去中心性,话语体系重构
参考文献
[1]田科瑞.网络时代的民主[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9-53.
[2]徐翔.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J].南京社会科学,2010(10):120-126.
[3]Steve Lawrence and C.Lee Giles,“Searching The World Wide Web”,Science,Vol.280,1998:98-100.
话语体系 篇10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革命和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与此相适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为了契合历史发展需要而不断创新,先后实现了“革命”和“建设” 两大主题的演变。
(一)“革命”的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唤醒了沉睡的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国门。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仁人志士浴血奋战,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征程。 中国近代史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代,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话语体系无疑也充满着革命的特性。 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缺乏科学真理性,但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古老的中国大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渗透着中国气息,逐渐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开创者,而革命话语又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明显的政治交流方式。[2]革命意味着对旧政权的彻底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场“枪杆子”指导下的暴力革命。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政权的争夺和对新中国自由的向往,使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红色政权区域”和“国民党统治区”这种具有鲜明对立性的表述,坚定了人们在斗争中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的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鼓舞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继续战斗的行动口号。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无处不渗透着革命的因子,这些革命因子构成了科学、完整的“革命”话语体系,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 , 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征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应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方针,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 但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失误,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话语体系转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错位和挫折。 “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话语体系表明,党的工作重心仍停留在“革命”主题上,并没有真正向“建设”主题转换;[3]“大跃进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话语体系依然带有革命的惯性,偏离了 “实事求是 ” 的思想路线 , 背离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话语体系转换的失败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失误。 因此,这一时期的话语仍然归结为革命话语体系之列。
(二)“建设”的话语体系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4]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话语在改革伊始就直击“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等错误思想,将社会主义拉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话语指导下的正轨,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 真正实现了对 “革命”主题的超越,深化了对“建设”主题的认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建设”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三个代表”、“五个始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建设” 话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群众路线”、“创新型国家”、“党的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建设”话语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为谁发展”、 “怎样发展 ” 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系列“建设”话语顺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应运而生,尤其是“文化”、“社会”和“生态”场域的话语体系不仅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理论而提出,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强劲的声音。 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一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5]
纵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它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一是毛泽东思想,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由一系列“革命”话语范式构成,凝聚着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捍卫国家政权的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实现了对“革命” 话语范式的超越,深化了对“建设”话语的认识,蕴含着以“发展”为主题的话语体系的新方向,激励着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国家繁荣与富强的信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最新表达范式。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而接续演进的,在90多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性,表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理念,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表达,离不开对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借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文明的崭新创造。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 ”[6]毛泽东就曾将《汉书》中的“实事求是”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也曾用《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来形象地描绘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而对于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大胆地吸收和加以借鉴。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地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 才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
(二)表达方式的大众性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7](P9-10)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 要求话语体系建设面向生活、面向大众。 话语体系大众化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热闹,只有科学揭示时代发展规律、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善于把政治性、理论性、官方性的话语转化为生活用语、群众话语,如毛泽东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把调查问题和解决问题比作 “十月怀胎 ”和 “一朝分娩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比作 “摸着石头过河 ”、用 “不管白猫黑猫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比喻改革开放的评价标准;习近平用“鞋子论”来说明尊重国情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在实践的检验中变换了表达方式,即从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核心价值观。 从“体系”到“观”,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将书面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能力在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日益深入人心。
(三)根本旨趣的实践性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13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根本旨趣也在于指导实践、解答问题、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贴近社会的发展需要、顺应人民的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话语理论。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指引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指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生态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等话语体系顺应时代要求而生,使中国在实践难题面前运筹帷幄,成功战胜了国际金融危机和特大自然灾害。 可以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向。
(四)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价值取向是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活动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价值取向,即始终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并因人民利益和需求的变化而变换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处于内外交困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解放人民为价值取向,指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搞好党的建设,推翻 “三座大山 ”, 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 建国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提高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为价值取向,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 也对群众之中依然残存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进行改造,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创造新生活的美好前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果断提出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人民从 “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中成功解放出来 ,使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富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 但也面临精神生活空虚、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问题严重等各种困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适时转换主题,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使人民走上了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历经9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接受,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日趋上升到思想文化领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然难逃挑战与诘难。 因而,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提升其大众认同度,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强化其内生创新性,不断开辟其时代新境界,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未来路向。
(一)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大众认同度
认同是一种情感和态度的植入过程,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特点。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就是大众在情感上主动认可和接纳、在内心深处自觉信守和拥护、在行动上积极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 倘若人民大众在思想上不认同、在情感上不接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话语体系就不能深入人心及发挥作用。 因此,人民大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其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而得到大众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 然而,当下社会转型引起的利益分化、贫富悬殊和公平正义缺失等正在影响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理论宣传中的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亦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因此,应进一步重视提升人民大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认同度。 一是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8]要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9]始终以“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作为政策制定和话语构建的原则。 二是在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杜绝“假”、“大”、“空”,用活泼、 质朴、平民化的语言表达大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 便于运用的思想理论,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在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生活领域体现指导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起到引领作用。
(二)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迅猛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突显,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制度逐渐受到国际关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席之地。 但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完全改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怀有复杂心态,在关切之余,更多的是怀疑和敌视,且不断鼓噪“中国崩溃论”,而中国学界对此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二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引起的多元社会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世界的传播。
因此,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地位趋弱的现状,一方面,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和质疑。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在历经几千年文明之后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已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更是以其“中国式智慧”的光芒和丰富的学理知识,为解决人类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其日益显现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化解质疑,消除敌视,成为世界舞台的“新秀”。 另一方面,要发挥媒体舆论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喉舌”作用。 既要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专业网站和微博平台,利用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图文并茂地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的世界价值。
(三)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力的结晶, 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解决了一个个时代难题。 但近年来,受西方霸权话语的影响,中国一些“著名学者”逐渐沦为西方话语的“留声机”和国外思想的“二道贩子”,热衷于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实践,造成了中国话语创新能力的匮乏, 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 因此,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内生创新性,是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一是要自觉接续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历史脉源,离开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枝繁叶茂、生命强劲,也不可能在人民心中扎下根来并被广泛接受。 因此,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牢牢根植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沃土,赋予中国人民在历经沧桑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精神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时代内涵,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彰显鲜明的民族风格,洋溢生动的历史气韵。
二是要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要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并不是等于关起门来自拉自唱,更不是搞狭隘民族主义,而是要通过与各国交流对话不断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试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也要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坚持开放性原则,以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果,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充盈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学术营养。
三是要善于科学总结鲜活实践。 实践是一切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检验标准,正如邓小平所言:“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 ”[10]书斋里的苦思冥想和信马由缰式的凭空虚构是不能激发创造热情的,脱离生动鲜活的实践来热衷于西方话语的因袭和搬用只会造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因循守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已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 当下,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源头活水,只有继续立足并切身体验人民的鲜活实践,才能感知蕴含在实践中的智慧和经验,从而创获新概念和新范畴。
话语体系 篇11
热词：皮书研创 学术影响 传递中国话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皮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话语特征并被国际社会关注和接受的智库报告，在政府决策、智库思想交流、社会推广、媒体转化、引导舆论、传递中国话语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其“专业”“前沿”“连续”“数据”“传播”等特征，已经成为关于“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之一。皮书研创出版通过构建智库话语平台，为促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发展经验，为提升中国在学术上的对外话语权提供了有效支撑。
构建“当下中国”话语体系
（一）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演进
西方关于中国话语的研究始于汉学。一批汉学家通过设立汉学系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这在整个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非常边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有了传统汉学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的思想在全球得到了传播。二战以后，西方关于中国话语的研究从传统汉学转向中国研究，重要标志包括欧洲大陆荷兰的莱顿大学变成研究中国的中心，地处北美的哈佛大学开始研究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这时，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进入了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学者发表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献数量大量增加。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从事中国研究的是一些了解中国的外交官，或者是一些学过中文，可以看懂汉语文献的学者。
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中国研究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世界的需求，“当下中国”成为了热门研究议题，而且成为了显学。
（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亟需被理解、被信任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亟需被西方社会理解、信任，也正是这样，中国对外宣传的策略不断演进，中央不断提出要“走出去”。传统的对外宣传，主要依托华人华侨的宣传展示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但一直离“走出去”的目标太远。国际通行的版权交易，因阅读习惯、行文方式、文化价值观差异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输出输入严重不成比例。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学术出版机构，希望把当下中国的研究内容翻译成英文进行传播，但要求以英文的形式提交研究内容，语言的转换需要很大的成本，这对学者、对中国的出版机构形成很大的成本制约。2005年，国家出台对外翻译资助制度，这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文化全方位“走出去”方面开启了新的思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也在这个阶段被提出。
我们要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关键是构建“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下学术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所谓“当下中国话语”，就是指关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中国的观察和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皮书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之一
过去的智库报告一般是通过内部渠道上报的方式报送给决策机关和决策者，进而发挥决策参考作用的，比如新华社的《内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近年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及其他有关方面纷纷递送内部参阅信息报送件。这种方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报告是否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是否及时、适用？第二，大量信息堆积的时候，决策者（为决策服务的组织和个人）是否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的重要信息？因此，仅仅通过内部传递的方式发挥智库的作用，显然不现实。这就需要寻找能够反映“当下中国”的话语平台，皮书就是这样一个智库产品的整合和传播平台。
皮书研创出版建构了一个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智库话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具有学术话语特征的关于当下中国的皮书报告，经过媒体的转换，成为大众话语并引领社会舆论，进而引起官方上层的关注及被吸纳成为官方话语。
皮书的话语平台功能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皮书可以作为智库成果或社会科学应用对策成果的推广和发布平台；第二，皮书是关于“当下中国”年度发展的权威资讯平台，包括经济社会的前景分析与预测，行业或专业年度发展报告，专业评价、评估报告，等等；第三，皮书是世界实时、准确了解“当下中国”的专业窗口和通道；第四，以皮书为核心构建的皮书数据库，有效满足了大数据时代认知、把握“当下中国”对结构化专业数据的需求。
努力提升皮书话语能力
如何提升皮书的话语能力？深度发掘和把握皮书的话语平台功能和皮书的特征，应当在以下五大方面下足功夫。
（一）专业
皮书作为一种智库报告，无论研创者是官方智库，还是半官方智库，抑或是社会智库，均应具备第三方所具有的客观、专业、理性的鲜明特征，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它既不同于以政策宣示和诠释为特征的官方文告、年度工作报告，更有别于社会媒体、大众媒体的随意、喧哗之作。
（二）前沿
皮书作为一种年度专业智库报告聚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准确、客观、科学地反映当下中国和世界某一领域、地域、行业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普遍持续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有效回应信息时代各方对专业资讯的需求和关切。
（三）连续
皮书作为一种以年度为时间单元的智库报告，不同于其他智库报告的关键就在于其连续性。其他类型的智库报告或应用对策研究报告，大多是对某一时空领域问题研究的点状、间断性成果，而皮书则是线性、持续性成果。这也是体现皮书话语能力的一个标志。
（四）数据
用数据描述和分析现实问题是皮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皮书在众多应用研究成果、智库成果中获取影响力、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获取原始、真实、有效的数据，是每一位皮书研创者首先必须考虑和解决的前提条件。
（五）传播
皮书作为一种正式出版物，具有很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进而影响决策来呈现智库功能的。因此，皮书研创者和皮书出版者必须联手合作，精心打造数字全媒体时代皮书推广传播平台，从而真正实现皮书的话语能力。
皮书作为智库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对作者编撰的皮书进行后期推广，使传播效应最大化，从而影响社会舆论。推广方式不仅仅包括发布会，还可采用多种媒体进行传播，比如研创者可接受媒体采访，也可进行网络访谈或在微信公号上发布等，这都是把皮书的成果进行最大化传播的有效方式。
话语体系 篇12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需要面临两个矛盾, 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跨越式发展同理论研究的话语陈旧之间的矛盾和大学生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就意味着目前陈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无法满足于实践发展的需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很难适应当前社会多样性的话语表达。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 给我国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网络的高度发达又使得大学生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思潮话语的影响。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话语体系很难完全适应社会多样性的发展, 这就直接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滞后。
其次,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话语体系无法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发展相适应, 严重的降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教学话语体系的不适集中体现在教材中相关理论的叙述、教师授课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语言的组织和表达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用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和障碍, 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学生自然的产生“距离感”, 难以使学生与教师之间达成共识。
最后, 即使某些教师将现代社会生活的话语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基本满足了课堂教学的要求, 但是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学话语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不能脱离教材, 对教材存在严重的依赖, 在教学过程中, 直接大段的复述教材内容或者照本宣科。实际上, 教材话语与教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 教材话语主要注重理论叙述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是一种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 不太容易被学生接受, 因此,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应该将之转化为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话语。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路径和形式
(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创新, 首先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话语创新。学科话语作为教材话语和教学话语的基础, 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完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 必须要形成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 应该着重加强对词汇、概念和理论的创新, 将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 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群体的传播。其次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授课话语内容的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 应该使授课的话语更加的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促进大学生的发展需求,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再次是授课语言表述方式的创新。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讲, 思想政治理论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意味着“枯燥”和“乏味”。如何运用有效的表达方式使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兴趣一直是每一位思政课教师追求的目标。在实际的教学中, 可以采用平等的、开放式的对话方式, 与学生形成良好的沟通形式, 一次促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和学习。
(二)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形式
目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由于对传统教学模式过于依赖, 单纯的依靠教师“灌输式”的讲授教学, 从而忽视了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最主要的就是打破传统的教师“独白”的授课方式, 而采取有效的交流、互动的“对话式”授课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 注重启发性学习, 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和习惯。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放弃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的教学模式, 形成学生主导、教师引导的“对话式”教学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对话式”教学模式的形成必须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平等交流和沟通的关系, 打破了传统的教师“真理代言人”的角色。
总之, 只有逐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进行完善, 才能够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发挥其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