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话语（精选7篇）
大众话语 篇1
民生新闻是近年电视业内出现的一个概念。就共时性的概念定义来说, 这个概念是从报业横向移植而来。但就历时性的演进来看, 仍然可以从电视新闻内部找到其源流关系。它最早应该说是从电视动态新闻中的社会新闻发展演变而来, 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演变成为都市新闻, 之后又与都市新闻中的经济、财经、法制、娱乐等新闻题材相分离, 独立出来的一种新闻形式。单就字面定义而言, 它在新闻中的分类应该是属于题材的范畴, 但在实践过程中, 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概念, 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它既具有题材内容上的共同性, 同时也包括一些外在形式上的共同点。
它的题材主要包括原有的社会新闻中的多数关系到市民微观生活的各个方面, 衣食住行、水电煤气、交通天气等各种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摒弃了时政新闻与深度报道新闻, 农村题材几乎看不到。
从叙述上来看, 它与传统电视动态新闻报道相比, 有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个是叙述角度的不同。传统的动态新闻报道都是以客观化的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叙述。注重的是以报道对象为一个客观真实的发生客体。电视作为一个全能全知的叙述主体在进行讲述, 它自身就代表着客观真实与认识上的真实。其叙述的语境前提是“到我这里来看发生了什么”。而都市新闻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则是第二人称式的。它以记者作为电视自身的代表, 由记者带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来经历事件的发生过程。在这里, 记者不再代表全景式的客观世界本身, 他不再是一个由景区派出的景区导游, 而成为了一个旅游团自身领队或者只是游客中的一个活跃分子。这样, 他的视角不再是宏观的, 而是微观的。另一个是它不再采用传统新闻中的经典写作方式。而代之以故事化、骟情化和悬念化的新闻叙述。它的导语常常并非清楚地交待五个W的问题, 而是如讲故事一样地交待出一种悬念。虽然具体的报道形式具有很多变化, 但都更加注重所叙述的新闻的故事性、戏剧性和新奇性。在评论性文字方面, 不再流连于挖掘新闻背后的意义, 并对观众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而是注意以幽默、调侃的形式进行一家之言式的评论, 点到为止, 寓庄于谐。尽力表现主持人的个性, 不再代表客观真理对观众进行教化。
这些外在形式上的变化都是缘于其市民话语的定位关系。市民话语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并走入社会前台的一种话语体系, 它反映着市民阶层的思维传统和声音, 它与商业文明相结合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进入整个社会的中心。民生新闻的创作者们试图完成一种参与到权力话语之中。“通过这种方式, 媒体把话语权从党政官员手中转移到了市民手中, 赋予了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 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 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因而民生新闻无论是从题材到叙述形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以适应这种市民话语的要求。
实际上, 大众文化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 这就是其商业化 (或者说工业化生产) 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大众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商业文化, 消费性和享乐性是其主要特征。”它是一种在消费主导下的文化生产模式。全国近年来的民生新闻栏目中, 这种商业化的覆盖几乎随处可见。这也容易理解, 这些栏目都是伴随着广电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改革成长起来的。记者、编辑、制片人等代表的媒介立场, 在产业化与市场化前进中的媒体必然会更多地引入商业话语与立场, 这是由其存在所决定的。当今各栏目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费或者广告包干制, 至少栏目广告或者台里的经费下播是与收视率有着极大关联。而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需求为主导的生产模式, 这就使得“民生新闻完全褪去说教色彩, 从报道内容、角度、方式上都以观众利益、喜好为出发点, 分析满足其需求。”这样收视率就成为了衡量一个栏目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 发生在南京等城市的民生新闻大战实际上就是收视率的大战, 是市民收视率的大战。因为市民作为主要的电视消费者为电视通过广告、收视费等间接或者直接地提供着资金来源。这样, 市民自然成为了民生新闻背后的上帝。“受众本体论的核心就是:一切传播活动均随广大受众的意志而转移, 完整表达受众意图及其生存状态和提高受众素质成为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即从传者立场改为受众立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需求经济的商业化观点。
民生新闻摆脱了传统新闻手法中的全知全能的假定立场。它使新闻对于叙述者而言获得了一种解放,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解放是否就使民生新闻真正地完全成为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声音。民生新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间的声音。但我们必须同时审视是谁来进行的叙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它叙述了什么。
市场化或者说商业化的节目生产使新闻的生产者不可能在审视新闻事实的时候不带上自身的价值取向。它一方面表现在于以市民的价值尺度为自身的价值尺度, 从而以市民的视角对新闻事实的价值判断、事实取舍和评论必然影响着新闻采编和播发。这种以市民为上帝的作法既弱化了传播者的引导作用, 又会使新闻的取舍背离理性的道路。
如果将新闻完全纳入到商业利益的格局下, 新闻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职能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单纯以受众为本体的话, 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于社会的话语引导作用和能动作用。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新闻体制都强调着以社会责任作为出发点, 放弃了全能性的视角并不意味着放弃相对的主导作用。
大众话语 篇2
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要突破口, 而文学语言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导, 这点已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认可, 本文以大众话语视角进行探究, 并结合众多文献, 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
一、从大众领域到大众话语
“大众领域”的德语翻译为“Bevölkerunggebiet”, 曹卫东教授在他的翻译作品《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对大众领域的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与思想的层面上都运用这个词汇, 在社会层次上的‘Bevölkerunggebiet’将其理解为大众性与公共性, 在思想层面上应当理解为大众领域”。尽管哈贝马斯在《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展开批判, 然而由于从资产主义的社会转移角度来抽象与提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笔者从中得到较好的印证:公共性展现为比较公共领域, 并与私人领域形成相对之势, 大众领域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部分, 并与公共机关形成直接抗衡的状态。
哈贝马斯曾表示大众领域, 主要包括封建时期的大众领域与资产阶级大众领域, 然而后者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典型, 他强调大众领域是由主体特性的私人来组成的, 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是由私人组合而成的大众领域, 然而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受到上层控制来反对大众权力机关, 而真正的大众领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国家权力保持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对文学研究人员来讲, 哈贝马斯提出的大众领域是政治大众领域的前身与先导, 公众舆论作为媒介来调节对社会与国家的需求, 并以文学大众领域作为纽带, 与大众相关的私人经验关系融入政治大众领域, 文学大众领域中的人性则成为政治大众领域发挥影响的载体。
大众话语的“大众”也可以这样认为, 然而大众话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 一方面是组成大众领域的重要条件, 由于大众话语是大众领域中民众交往对话的主要方式, 并通过大众话语, 群众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心声, 也能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 才能展开讨论与对话。章宏伟教授曾指出, 大众领域的外在组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是物理形态的大众空间, 第二是媒体形态的大众舆论领域, 第三是社团组织形态的大众领域, 第四是社会发展形态的大众领域。同时大众话语成为了大众领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面大众语言与话语具有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 然而大众话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能被公众所掌握、理解、运用的话语, 同时也包含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色彩, 即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 而这在传统社会所代表的大众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 大众话语也是公众交流与讨论的对象、内容、话题, 从某种意义来讲, 大众话语同时也是大众讨论的共同事务, 即大众会追问成为大众话语确立以及大众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二、营造大众话语与中国文学大众性的诞生
倘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型的大众领域, 而语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就掌握着这个文学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排斥民众的, 并且在传统技术水平极不发达的情况下, 接受与传播文言作品都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构筑文言经典, 是后人学习经典的主要事物, 然而写作文言文, 是后人膜拜先人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内容上说, 文言不属于真正的大众话语, 确定文言地位, 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 崇尚学则优而仕的理念,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根据许纪霖先生所说,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权宗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中枢,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士大夫阶级尊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 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是封建家族统治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 士大夫阶级往往是身兼二职, 即在朝廷士大夫辅助帝王管理天下, 在乡间为地方精英与道德表率来管理民间, 即以士大夫充当社会重心, 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与国家融为一体, 表现为有效整合。
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即可理解为创建大众领域的努力。在中国古代是否出现大众领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而封建社会末期即在这数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 则引起了这一时期的大众领域前所未有。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的社会层次结构瓦解了, 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体制以外, 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能对民众、社会的需求进行反思, 通过反思国家体制, 从而提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封建社会末期, 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字改革, 就是致力于创造大众领域的具体表现, 把文字语言置于大众讨论的重心。假如对汉字进行改革来创造大众话语一直显得较为模糊, 发动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直接改变以往文言的统治地位, 以白话文为大众话语, 那些积极知识分子提倡反对文言文与发表大量白话文的文章, 这不仅仅是对语体进行变革, 更是开启民智、启蒙民众, 进一步实现了广大人民成为大众。
三、重塑大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主要包含对民众、平民的认可, 充分体现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广泛性, 这也是“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极大超过封建末期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但是胡适对文学语言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工具方面, 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五四”时期对语言变化的理解。鲁迅与胡适对文学认识不同, 他对这语言变化的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一定深度, 尤其对传统思想与文言文化形成互为表里的联系。在现代文学转型时期, 文言对处于该时期的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种固有的儿话语, 所以改变与传统意识形态固为一体的文言, 将这充满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白话成为大众话语, 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汉字与文言所形成的汉语言文学体系成为传播传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关键载体, 鲁迅积极感受到传统的文学体系束缚对人的天性, 极大地扼杀赤子之心, 所以鲁迅先生提倡改用拼音、废除汉字, 提倡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变革传统文学, 鲁迅是提倡白话文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打破无声的中国, 即通过自己的、现代的、活着的白话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四、结束语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 在这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色彩, 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向西方学习、世界大同的意味, 一直在西方与本土、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夹缝进行延展。这与在17、18世纪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创建早期大众领域是完全不同的, 后者包含的, 恰恰是对国家以及民族内涵的认同。
摘要：民国初期的“五四”的现代文学变革, 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展开传统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这种大众话语, 不仅是大众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 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形成的基础。清朝末期广大知识分子建立的大众话语局限于二元化层次, 而现代的“五四”运动期间创建的大众话语真正形成了一元化的现代文学雏形, 依托大众话语, 才能产生公共文学领域, 具有社会大众性的现代文学才能得以转型。
关键词：大众话语,中国文学,变革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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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大众传媒话语权的强势和弱势 篇3
这是一个向信息化迈进的时代, 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急剧膨胀。这是一个话语繁荣的时代, 几乎人人有话要说, 要表情达意;几乎人人都想利用各种媒体表述心声和诉求。然而大众传媒的“时空”容量及资源 (有效部分) 非常有限, 对受众的话语信息的过滤与发布也有相当的限制, 话语权就成为媒体和受众维护自身权益及其得以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实现的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说, 甚至在有些地区、有些媒体, 话语权的争夺战与保卫战愈演愈烈。
二、媒体话语权正面与负面的强势
1. 媒体话语权的正面强势
媒体作为新闻 (广义的) 信息及一切文化、宣传信息的集合体的性质, 决定其对话语权的掌控是主动的、占据绝对优势的。媒体自身所具备的组织吸纳信息、过滤筛选信息、加工生产信息、发布传播信息的诸多功能也体现其正面强势话语权在这一系列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进步文明和谐及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信息的正面强势报道, 对抗、救各种灾害的正面强势宣传报道, 对党和国家机关及相关部门关于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政策、规划、措施的宣传报道等, 都以绝对不可动摇的话语权强势予以主动、坚定、正确的报道,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在对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如农民工权益维护与保障、人民购房及居住权益的维护与保障、食品安全等等报道、揭露、抨击中, 也充分行使了媒体的话语权, 努力做到为人民 (受众) 说话。正确行使媒体的话语权并形成一种正面强势状态是必要的、必须的, 也是人民 (受众) 期待、热烈欢迎并赞赏的。
媒体话语权正面强势的另一个表现方式是努力让人民 (受众) 说话, 尽可能使受众在媒体的一定的“时空”形态中行使一些话语权, 如两会期间, 众多媒体通过各种形式让受众发表自己对于国计民生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意见;媒体在组织一些相关话题讨论, 如“市民为城市发展建设建言献策”等活动时, 让受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 也是让受众行使话语权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正面组织、发动、引导、发布等形式, 客观上体现出媒体话语权的正面强势。以上两种表现形态都是无可置疑的, 也是媒体应该坚持和发扬光大的。
2. 媒体话语权的负面强势
这里所说的媒体话语权的负面强势, 是指某些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及滥用。在一些基层县 (市) , 在党风社会风气严重不正的腐败高发地区的媒体, 尤以广播电视媒体为甚, 其完全不是以平等对话的原则和态度与受众沟通, 而几乎是以一种近乎强加的态势对待受众, 完全是一种我说你听、我说你办的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有些基层县 (市) 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几乎成了当地主要领导干部的“独家讲坛”的“金话筒”, 成了宣传当地主要领导干部言行和“政绩”的单一 (第一) 频道, 其负面效应主要是引起受众的极大反感, 有的老百姓就直言不讳地说:主要领导屁大个事也要上头条新闻!老百姓天大的事无人过问 (报道) 。大众传媒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成为“强权媒体”,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剥夺了受众的话语权。如有的地区媒体对重大灾难、矿难的瞒报、谎报, 甚至对知情人的“封杀”, 都是负面强势的极其恶劣的表现。
还有一种负面强势不是以媒体的整体形象表现, 而是以个体形象表现出来。如一些广播电台主办的“对话”、“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 不是以同情、答疑解惑及帮助解决困难的立场和态度出发, 而是对弱势群体的受众横加指责、讥讽, 甚至以“你有病啊?”、“你犯贱啊!”等泼妇骂街式恶语相加, 这种行使话语权的失当和滥用, 这种侮辱受众人格的负面强势话语权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 对受众造成恶劣的视听污染和心理伤害,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应该尽快限期整改这种所谓新潮的争相效仿的“风格”和倾向。媒体话语权的负面强势还有很多, 难以一一列举。
三、媒体话语权的相对弱势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 媒体的话语权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所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新闻和舆论自由, 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1. 相关部门的纪律约束对媒体话语权造成被动弱势。
“研究无禁区, 宣传有纪律”。新闻舆论的纪律性要求较严。为社会稳定、安定和谐及政治原因, 从整体大局出发, 有些新闻舆论是控制在遵守纪律的范围之内的。如“某某跳楼, 不得见报”, “大风刮倒塔吊, 砸死民工不得见报”等, 使媒体对此暂时处于“失语”状态, 这种话语权弱势是完全被动的, 不能不接受的。这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否则, 主观随意、毫无约束地行使媒体话语权所造成的负面新闻效应及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弥补的。
2. 某些利益集团的经济操控造成媒体话语权的主动弱势。
在商品经济社会, 媒体本身也是一种垄断型的特殊商品。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 需要同各种利益群体特别是经济实体发生关系。尤其表现在商业广告这一占媒体收入绝对比重的商业信息的发布上。在广告争夺大战中, 众多媒体主动削弱甚至放弃话语权, 而任由商家操控, 给受众带来难以数计的正面或负面的广告商业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 却是难以理喻的。■
大众话语 篇4
当我们依偎在昔日现代主义推崇的精英文化的怀抱中的时候, 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征程。当大众成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份子, 大众文化日益繁盛之时, 似乎文化的话语权已经落在了大众身上。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美好, 但是, 文化的繁荣到底是被制造的虚幻假象, 还是真正的兴盛?文化的话语权真的已经落在了普通大众身上?揭开文化的面纱, 也许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本文仅以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当前网络文化的种种表象, 探析网络文化话语权的真正归属。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Mass Culture与传统民俗文化不同, 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 利用现代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 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 有相当利润的艺术文化品种。”[1]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官的体验, 通过调动各种声光电等手段,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但是, 这就造成了理性被抛弃。所以西方理论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强力的批判,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霍克海默反对个人生存被标准化, 期望通过理论批判来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当前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状态。在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 他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四种趋向。第一,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向。大众文化的制造只是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手段, 它和生产日常用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文化工业用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 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 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2]第二,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大众文化之所以在当前如此兴盛, 究其原因, 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 因为后者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 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3]在网络社会中,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更加明显。第三,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从表面上看, 文化工业提供给人们的文化产品多样丰富, 令人目不暇接, 而实际上这些文化产品都具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第四, 大众文化的强迫化趋向。大众文化的繁荣, 一方面在时空上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 另一方面, 对受众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在表面上, 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了, 其实这都是生产者预先设置好的, 大众文化的受众永远只是被规定了需求的消费者, 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 他的“文化工业”理论较之霍克海默更加尖锐。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阐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一, 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大众艺术的分裂。阿多诺人为,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文化,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文化。“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迫使文化将自身与日常生活隔离开, 将大众排除于自身之外, 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又促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虚假地统一起来的文化, 该文化清除了文化本应允诺的真正自由和幸福, 迫使人民大众只能享受一种伪文化。”[4]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 坚定地拒斥大众文化。第二, “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现在的“大众文化”多是从消费方面来定义的, 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是从生产上定义的。他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自上而下”性。这之中首先包含的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断裂。第三, 虚假同一性。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服从于一种虚假的同一性。“阿多诺不只是努力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 而且还努力揭露大众文化表面上的非标准化, 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自我掩饰特质。”[5]第四, 虚假的快乐满足。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娱乐文化, 不能为大众提供真正的快乐, 只能为大众提供虚假的快乐。“阿多诺将文化工业提供的快乐看成‘傻乐’, 把文化工业所提供虚假满足的功能与它消除真理、供给幻觉的功能联系起来, 表明娱乐的本身就内含了对大众的欺骗, 从而具有维护现存制度的功能。”[6]
二、网络文化中话语权的表象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文化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自由的文化领域, 俨然是普通百姓的乐土, 他们把网络看成宣泄情绪和发表看法的最佳途径。但是, 看似言论自由的虚拟网络中, 话语权真的掌握在大众手中吗?种种表象背后, 也许隐藏着真正的话语主宰者。
(一) “QQ与360之争”:“一切为了网民的利益”
这个事件的主角, 一个是中国IM的龙头大哥, 一个是新型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当两款软件之间发生冲突时, 腾讯公司竟然最终迫使网民在这两款软件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QQ, 要么用360, 由网民自己选择。当然,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和平收场。但这出闹剧的背后, 我们却看到了网民网络话语权的旁落。其实在这场公司利益的争夺战中, 网民完全没有话语权。看似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其实永远是按别人设置的程序走而已。当腾讯公司迫使网民作出二选一的抉择时, 无论用户选择的是谁, 这都不是自己主宰话语权的表现。网民就像一只提线木偶, 无论做出多么复杂的动作, 牵扯他的永远是那一根根看不见的线。
(二) 网络视频:“想看你就看”
当我们从过去的纸质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悄然从文字转变成了图像和视频。网络视频通俗易懂, 更具直观性, 颇受人们的青睐。于是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抢占网络市场, 比如优酷、土豆、六间房、迅雷看看等等。网民可以在线观看各种视频, 内容包罗万象, 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可是“想看你就看”, 却永远只是一句华丽的广告台词。当网民点开一个视频时, 便会弹出一组广告, 广告播放不完是不能观看视频的。这种强迫的广告植入方式, 网民永远是“不想看也得看”。而且,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 网络一步步麻痹了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欣然接受这些被制造的“视觉享受”,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便是, 我们将自己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三) 人肉搜索, “网民力量很强大”
从之前的“虐猫事件”到“我爸是李刚”事件, 每当社会上一些引起群愤的事件发生时, 网民就会集合众人之力, 进行“人肉搜索”, 曝光其全部信息, 对其进行网络的舆论制裁。可是, 当我们触及真正的利益既得者, 一些敏感事件时, 我们的网络行为会被封锁, 网络账号会被冻结, 在论坛发的帖子会被管理员删除。也就是说, 我们只准在网络管理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议论与言说, 只要我们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 便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一旦有损他们的利益, 我们的一切言行就会受到封锁。当然, 在网民行为有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时候, 被封锁是应当的, 但谁又能保证这之外的言论就能全部公之于众呢?网民的力量的确很强大, 可它就像被圈养的狮子,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困兽犹斗”。
(四) “小月月”一夜成名:想让你红你就红
2010年“十一”期间, 一个关于“小月月”的帖子迅速蹿红网络, 天涯、猫扑等各大论坛纷纷转贴。一个关于“小月月”的故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该文章的作者蓉荣也一夜成名。这一夜之间就为广大网民关注的事件背后, 其实有一批幕后推手。是他们把这一事件散布到各个网站并炒作,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把主人公“小月月”描绘成一个具有“凤姐”的“伟岸身高”和“芙蓉姐姐”般健硕的体格的“极品女”, 都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 就会有人为你包装和推销, 一切网络人气都可以制造。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焦点”。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得知一个信息时,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真的吗?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上“畅所欲言”, 我们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 永远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网络文化话语权
网络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一方面, 它具有大众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 它又有别于大众文化,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网络文化话语权, 涉及对网络文化的深层阐述, 只有厘清网络文化的种种特点, 我们才能深入到其核心, 懂得到底是什么主宰了网络文化, 即网络文化话语权到底掌控在谁的手中。所以, 对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探析, 其实是对网络文化的实质更进一步地分析。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网络文化的内核。
(一) 话语权的商品化逻辑本质
网络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运行, 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网络文化产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一样, 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在利益的驱动下, 文化变成了经济, 艺术变成了商品。一切网络文化不再从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出发, 而从其带来的效益大小出发。网络文化完全以商品化的逻辑看待问题, 制造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产品, 供消费者选择。有时甚至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他们可以去生产迎合受众低俗趣味的产品。网络文化的产品不是真正地以教育大众为己任, 而是在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去生产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 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绝不会掌握在大众手中, 大众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在被提供的文化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网络文化产品背后掩藏着商品逻辑的本质。受众对网络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的同时, 便把话语权“拱手相让”。
(二) 虚假的话语权主人
大众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 虚拟的网络隐藏了人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可以讲他们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后果。在这里好像人们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 虚假的“主人”遮蔽了真正的话语权归属。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在于大众永远以一种非自我真实身份的形式在网络中“畅所欲言”。这种“隐身”的好处是大众可以在网络中发表对各种事件的看法而免受惩罚, 但它同时也昭示了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这种主人身份属于那个非自我真实身份的“我”。大众永远都不会以真实身份在网络中发言。
(三) 精英与大众的博弈:话语权的失控
文化的消费似乎从来都与阶级有关。精英与大众文化消费的阶级差异, 似乎在网络中得以消解, 各种人群都在网络中得到满足, 各取所需。但是, 这似乎又导致了一个极端:文化阶层界限的消褪导致话语权的失控。现今网络中充斥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对经典的嘲讽。文化在网络中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精英阶层在与大众的博弈中, 似乎在和风细雨中便悄然败下阵来。大众以其洪水般的阵势淹没了一切精英阶层的声音。但是, 少了主旋律的复调音乐只能是噪音而非乐音。网络文化中个体过度宣扬自我中心和话语权的分散, 只能导致网络的混乱和无序化。似乎在网络文化中, 我们应该稍稍强调点精英文化, 让社会上有主导性的声音存在, 而不是嗡嗡乱响。话语权的失控与无序必然会导致网络文化的危机, 虚假的民主繁荣下掩盖着文化的凋弊。
(四) 话语权的同一性与标准化
“一切导致和谐的力量都是意识形态的, 因为它掩盖甚至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分裂和不和谐。真理主要不是在于坚持异质性, 而在于坚持分裂性和不和谐性。”[7]阿多诺曾经将抹杀社会内在的差异和矛盾, 制造虚假的社会和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试图制造和谐的背后总蕴藏着更大的不和谐。企图制造和谐必定要对不和谐的声音进行清除。大众的话语权就在这种清除与制造和谐中被同一, 而被同一的结果是话语权被统治者掌握, 这种大众话语权被剥夺的情形, 却被冠以创建和谐的头衔, 一切都被掩盖, 留下的只是被统一化的声音与虚幻的假象。其实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 和谐, 同一, 标准化等等类似的词语背后都试图在掩盖社会的不和谐与分裂。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麻痹大众, 统一对话语权的掌控。
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网络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 它带给人们种种便利,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网络文化, 引导它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的意义也即在于列举网络文化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并揭示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本质, 以期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相反相成”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建造更加规范的网络文化。
摘要：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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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话语 篇5
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本文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当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 号召全党全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 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进一步凸显。
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一步步上升。究其原因,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李建盛的评论是“过去是武力之争, 接下来是经济之争, 现在正进入文化之争。”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经十分突出。
除了受国际局势的影响, 国内“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现象频频亮相荧幕, 肇事逃逸、欺凌弱势、见死不救的案例层出不穷, 国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受到国际上的质疑和谴责, 各类文化攻击和侵略从四面八方涌入。文化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反思社会真实的必由之路, 而这些负面信息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安全。所谓文化安全, 从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 认为文化安全问题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和威胁而提出的, 其话语背景是国家文化观和民族文化立场, 文化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的核心是要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命运、地位和境遇问题, 即面对国际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保持特定国家文化的独立性, 使其在体系上不被解构, 在风格上不被改变, 在价值上不被消解, 在地位上不被排挤。
2 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构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全球化、网络化、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面临着全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构建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胡锦涛同志曾多次强调指出, 意识形态领域力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 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 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意识形态是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力量, 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发挥有赖意识形态对不同社会群体舆论的引导和整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 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 于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结构, 于“文化涵化”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从而维护和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
大众传媒为什么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首先, 我们来探讨下它的理论基础。结合所学专业知识, 笔者认为包括两点:第一, 议程设置理论, 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 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第二, 沉默的螺旋理论, 该理论指大多数人在用自己的态度做出选择时会有一种趋同心态, 当个人的意见与其所属群体或周围环境的观念发生背离时, 个人会产生孤独和恐惧感。于是, 便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逐渐变得沉默, 最后转变支持方向, 与优势群体、优势意见一致。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优势意见强化抬高、确立为一种主要意见, 形成一种螺旋式的过程。在“沉默的螺旋”中, 大众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人们获得舆论传播的来源。大众传播能以三种方式影响“沉默的螺旋”:确定主导意见;增强意见影响力;维护某种意见的公众性。
其次, 我们再来观察日常生活中大众传媒对我们价值观形成、观念和态度改变的巨大作用。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娱乐至死》这本书, 其中就谈到大众传媒, 尤其是电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冲击, 公众话语走向娱乐, 最终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更是将大众传媒建构起来的“符号价值”为王的社会描绘的令人胆战心惊。刚刚过去的光棍节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嘛, 铺天盖地的广告将商品包装的精美诱人, 不抢点东西就“out”了。品牌、形象的塑造都是大众传媒通过信息传播、头脑风暴将人的注意力聚焦的产物。
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基于以上现象的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第一, 利用新媒体 (网络) 渗透文化, 开展全球攻势, 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化”。网络中的信息容量大, 传播速度快, 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网络已经日益成为文化活动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 这对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第二, 建构国家形象。大众传媒应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符号系统的拓展与更新, 融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 将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三者结合在一起, 形成既有历史传承, 又有现代感与亲和力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 并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使国际友人一提到中国不局限于“唐人街”、“李小龙”等字眼。具体而言, 包括自塑和他塑两方面。一是在现有媒体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 增强实力, 打造一批本国传媒的“航母”, 形成权威性的传播机构, 全面提升对国际舆论影响力。一是在通过国内媒体向外传播的同时, 借助西方主流媒体或国际化媒体反向进行“二次传播”, 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扩大影响力。在当今的国家形象话语权建设中, 透明度决定公信力,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我们要本着浓郁的主体性意识, 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出发, 把国家形象体系建构和传播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基本战略。
第三, 做好跨文化传播。协商、沟通、理解、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宗旨。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 它能以生动再现的特点轻易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 把文化和意识用画面、声音、符号手段展现出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衩》就是很好的例证。它们从电影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了诠释, 引发了国人对民族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大讨论, 既开拓了国际市场, 也准确地在国际传播视野中树立了中国形象。2006年“中国城市营销工程”启动, 大连、上海、天津、无锡陆续迈出了“城市营销的步伐”,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借张艺谋的宣传片走出国门, 走上了国际舞台。《功夫熊猫》中成都的宽窄巷子、担担面等又一次加深了世人对“蜀都”的印象。第四, 营造良好的媒介文化生态。具体而言, 首先, 转变传媒理念, 变“迎合大众趣味”为“创造大众趣味”, 摆脱“三俗”;其次, 重置议题, 引导舆论;最后, 加强传媒文化的自我监督, 形成良好的传媒批评。
3 走产业化道路, 争夺文化霸权
通过上述两部分, 文化命题的重要性以及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已经较为清楚了,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走怎样的道路呢?之前, 十六大针对工业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受此启发, 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本文拟提出文化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即坚持以原创性带动品牌化, 以科技力促进国际化, 走出一条社会效益优, 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 国际认同高, 人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开掘的文化产业化道路。
这样来定位源于文化产业的属性, 它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活动的。与一般产业一样具有经济属性, 可以进行批量生产, 同时, 又区别于一般产业, 具备精神层面属性。在文化产业中文化审美与市场、商品不能分开。
目前, 中国文化产业存在不少问题, 大致如下:第一, 总量规模不大, 仅占世界总额的不到4%, 而美国占世界总额的33%;第二, 结构不合理;第三, 原创能力不强, 造成“功夫是中国的, 熊猫也是中国的, 但《功夫熊猫》却是美国的”局面;第四, 知名品牌不多, 屈指可数的印象刘三姐、印象三亚等;第五, 科技含量不高;第六, 人才严重不足, 这也是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的瓶颈。
文化产业是生产精神食粮的, 国人精神上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就看这条产业道路能否克服上述问题, 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这条产业化道路, 争夺文化霸权。注意, 这里文化霸权的概念是不同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的。他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现金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 而是通过宣传, 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 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我们要争夺的是国际文化话语权, 现阶段我认为包括以下两点:第一,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第二, 保证我国的文化不被侵略, 成果不被剽窃。说白了, 在自保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自觉——自信——自强, 一步步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
摘要：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 其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应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阐述, 并针对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走一条产业化发展道路的设想。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软实力,大众传媒,文化建设,文化霸权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委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9月.
[2]刘宽亮, 岳澎.关于文化安全问题的学理探索[J].山西师大学报, 2004 (4) .
大众话语 篇6
且不说该专家提出了什么建议、发表了什么言论, 现在的朋友圈也太匪夷所思了!公然的诅咒、谩骂和污蔑?何况, 探个究竟后得知, 该专家观点不仅还未付诸实施甚至还在讨论的阶段而确系被误读。其实不难发现, 近年来, 我们在公共空间 (开放的网络平台为主) 看到的污蔑、发泄、虚假、造谣等的各类“劲爆”信息越来越多。无疑,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促进了信息产业的繁荣, 而自媒体是信息繁荣的一个阵地, 弘扬了大众话语权, 也成就了新的舆论平台。但随之而来的是, “负价值信息”肆意滋生, 污染了公共空间, 对社会造成了负面的甚至是极恶劣的影响, 成为自媒体语境下一个需要研究和辨析的话题。
1 公共信息空间秩序被打乱, 负价值信息不可忽视
“价值”一词外延较广, 被各学术研究领域引用较多。一般来讲, 在哲学体系中,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从认识论上说, 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 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价值包含正价值、零价值和负价值, 对应于有意义、无意义和负意义。对于信息来讲, 其功效同样有这三种类型, 对于受传者, 既已接收到信息, 就参与了意识活动, 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阅读和思考文本, 所以无意义和负意义的信息都产生了负面价值, 可将之都归于负价值信息。
在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媒体的发展经历了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三个阶段的进化。在互联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自媒体兴起, 打破了大众传播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中的垄断地位, 每个人都可以在信息生产和发布中扮演传播者的角色。虽然在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也会出现虚假新闻等负价值讯息, 但今天的自媒体传播环境, 为这类信息提供了“沃土”。
无论是博客、微博还是发展如日中天的微信, 基于技术的平民化和传播的开放性, 自媒体已与公共空间紧密捆绑在一起, 互相影响。微传播时代的到来, 促进了信息的积累和爆炸, 让每个个体都可能进行信息传播活动, 并且扩大了传播的空间, 传播扩大, 也就实现了知识的进一步创造和积累。社会群体、个体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改写, 互联空间重构了社会传播关系。
2 自媒体勃兴, 催生负价值信息的泛滥
互联网渗透到媒体行业, 改变了传媒生态圈。在自媒体环境中, 每个人都是一个讯息传递的出口, 消弭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得界限。随着传统媒体传播体系被颠覆, 信息规范体制也被颠覆了。负价值信息就是这个传媒时代的产物, 其分类一般包括无意义的垃圾信息、不实虚假的信息、冗余信息和恶意信息, 其产生的根源可以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断章取义与以讹传讹
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餐时代, 速读、碎片式信息成为信息流中一个巨大的潮流。各媒介组织或个人容易忽视严肃新闻的整体逻辑而摘取片段信息, 提炼出自认为吸引眼球的新闻点进行快速传播, 导致了此类谬误信息的传播和泛滥。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 传播者是少数人的人权, 受传者是被动的大众, 但今天这种秩序被打乱, 信息传播呈多点放射状, 具有多中心点、传播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 比如信息的每一次评论和转发都可以让传播效果无限扩大。但网络用户一般来讲无法全部实名认证, 也无法在“转播”信息的时候确认其真实性, 网友所发表的某些具有争议和传播价值的信息往往会产生滚雪球效应, 迅速吸引眼球和讨论,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的信息, 更容易被激化成为影响广泛的舆论或重大事件, 这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着虚假信息的扩散与“繁荣”。
2.2 传播者把关能力有限与监管缺位
在自媒体的领域, 传播者从精英媒体延伸到个人, 而个人在传播信息时, 基于个体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和素质、审美旨趣等各异, 在发布信息时, 难免会有谬误、低级趣味的内容传播。比如朋友圈会传播一些低俗视频, 扰乱了群体视线。这就是典型的个人素质差异化引起的“异化”传播。在透明化的网络时代, 个人发布的信息、言论受约束较小, 便捷的转发机制及对终端设备的简单要求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和民众表达言论的门槛, “把关人”机制缺位, 一旦遭遇网络平台信息过滤机制不完善的情况, 负价值信息即可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
2.3 动机不纯与商业驱动
某些机构为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或吸引眼球, 不惜制造和肆意传播骇人听闻、无中生有的各类信息。尤其是在“微商”环境中, 营销和内容捆绑到了一起, 很多商家为了达到某种商业目的, 无不在施展出浑身解数, 经营有利于自身的信息内容, 甚至是故意编造一些不实的文本, 来推广自身的服务或产品, 比如在虚假内容中可以植入自己的广告。
2.4 诋毁他人与个人情绪不正当发泄
自媒体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大众话语权勃兴, 为发泄个人情绪或攻击他人而散布言论者众多, 盲从者推波助澜, 就导致侵犯他人权利的负价值信息猖獗。信息舆论暴力由此产生, 这是自媒体时代的职业伦理失范, 一旦职业道德和伦理失范, 恶果就接踵而至了。
3 负价值信息的负面影响
英国哲学家费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 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同样不难理解, 对于负意义的信息, 一旦在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提升, 产生的负面效果也会加倍。
3.1 混淆视听, 污染公众视线
自媒体在内容发布上缺乏媒体伦理意识。为了获取关注度、博得话语权, 常常发布垃圾信息混淆大众视听, 污染了公众视线, 对良性的舆论生态产生破坏作用。
3.2 侵犯公民正当权益, 扰乱社会秩序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朋友圈盛传的这则消息。事发后, 《新京报》发出严正声明:个别网络媒体断章取义、造谣传谣专家从未“建议”北京老人外迁户籍。并对事件来龙去脉做了阐述。事件源于某网络新闻网误读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发表的言论, 发布微博声称:“北京拟研究户籍外迁政策北大教授陆杰华鼓励北京老人外迁河北养老。 (新京报) ”此微博由于内容敏感覆盖面广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 某些微信公众号不经筛选甚至经过别有用心的加工和设计, 以至出现了朋友圈传播的“遗像”版本。可见对新闻文本断章取义的误读和扩大传播, 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侵权。这种情况在网络应用技术和传播门槛日渐降低、受众依然是盲目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相关的信息和舆论扰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4 消弭负价值信息恶果的解决对策
信息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 信息爆炸是时代趋势无可厚非, 但维护信息空间的清洁和正向意义也非常必要。从长远发展来看, 规范其管理是必然趋势。
4.1 政策法规监管, 促自媒体告别“野蛮生长”
让自媒体告别“野蛮生长”, 一方面需要加强立法和执法, 用法律营造自媒体运行的安全大环境;另一方面, 也需要自媒体从业者自觉遵守媒体伦理, 让互联网平台对社会更具建设性。
但在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上, 我国的法制建设和行政监管体系尚欠完善。尽管《中华人名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的明确处罚措施, 但在匿名的自媒体视野下, 很难追责到个人。可喜的是, 近年来, 国家网信办还出台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多内容、多层次的文件出台, 切实从政策规范、法治环境、社会氛围上为媒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所以政府与其他各类机构应致力于理顺与公众沟通的机制非常关键, 对网络营销、网络公关强化监管, 可对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网络“软暴力”加以制裁。
4.2 自媒体平台加强管理, 规避监管失语
依法管理是一种外部强制力, 充分完善网络空间自治自净机制是自媒体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软约束力。负价值信息往往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公害或侵权行为, 对此, 自媒体平台虽然不具有直接的责任, 但也应尽到监管的义务, 因而自媒体平台的运营商应尽可能创造网络自净的环境。
以微信为例, 运营商提出了信息版权保护政策。2015 年2 月, 微信团队在其公众平台发布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第一次删文并警告、第二次封号7 天、第三次封15 天、第四次封30 天、第五次永久封号。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微信平台提出, 对于不遵守平台规则, 乱使用“原创声明”功能的恶意和违规行为, 一经发现和被举报, 将永久回收其“原创声明”功能, 且进行阶段性封号。一系列举措对规范信息传播可起到一定作用。
4.3 强化公民教育, 提高传播者个体的媒介素养
从负价值信息传播的现实案例看, 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受众具有层次多、群体分散、不可接触等特征, 一些自媒体主观的价值判断, 往往会妨碍公众做出客观评价, 误导舆论。不应轻易沦为“舆论暴力”的帮凶。对公众而言, 提高自身的鉴别力和媒体素养特别重要, 不信谣、不传谣、不盲从、不滥用言论自由, 对负面舆论推波助澜。要实现这一图景, 对网络空间的公民进行相关教育非常必要。
自媒体行为的主体是个人, 个体传播者的道德修养和媒介素养关系着负价值信息的传播与影响, 要培养负责任和具有正能量的传播者。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其的教育, 引导个人养成好的媒介习惯, 对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新闻做到基础的把关和筛选, 而非任意盲目地扩大传播“助纣为虐”。另一方面, 在看到相关信息时, 也要有责任意识加以举报, 通过舆论力量和反馈机制的作用, 净化网络信息空间, 成为弘扬正能量的具有正向价值的信息传播者。
自媒体是新时期传媒时代的产物, 为大众话语权勃兴提供了可能性, 信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生产要素, 更理应传播正能量, 为社会提供正向推动力, 负价值信息的清理和监管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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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话语 篇7
大众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 信息数量以几何方式成倍增长, 宣告“信息爆炸”不再是传说。信息批量化被浏览、被传播、被消费、被遗弃, 传媒行业也进入“快销领域”。膨胀的信息使五花八门的媒介形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介质, 相比草根阶层自媒体, 大众媒介中媒体从业者的话语更为显著。例如, 浪潮般推动着整个传媒行业前进。这之中, 女性在传媒工作者中的比例近年来不断递增, 已经走出了普遍失语的现象, 拥有了一定话语权。但总体上话语权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女性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比例依旧惨淡, 而女性话语权“复归”往往带着异化的形态, 在大众媒介中的议程设置和话语权分配依旧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在传统认知中, 大众媒介就是男人的天下。从决策层来说, 男性占有着决策层的权力, 并且在议程设置中占据中主导的地位。而工作方面, 男性身影出现的也比女性频繁。探讨大众媒介中女性话语权的现状, 不是吁求从男权社会向女权社会转变, 不是要剥夺男性的话语权, 而是在呼吁女性话语权的真正复归。
二、性别的延伸: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权
依美国普利策奖评委会前任主席西摩·平夫曾说, “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 但女性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并不代表女性在大众媒介中享有足够甚至最基本的话语权。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涉及话语权问题, 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话语权表现在大众媒介中, 就是控制舆论的权力, 是以语言形成对他人的强制。具体到大众媒介的话语权, 体现在其产生的传播效果引起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 左右社会舆论取向, 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各阶级支配关系在大众媒介中表现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 而这种支配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 使话语权的构造沿着这种既定发展。而大众媒介从诞生起, 其话语体系就体现为和社会权力体系高度一致的以男权中心主义为基础构建的。即使在标榜平等的西方传媒中, 性别成为显著的且不愿被主流提及的标签。
近年传媒队伍中女性日益增加, 更多女性活跃于各种媒体。有一种观点, 女性越来越多出现在传统男性工作领域中, 被称为“性别转向”。根据蒂奇诺知沟理论观点, 这种所谓“性别转向”, 实际上就是默认两性间存在知识格差, 这种既定则导致了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阶层分化。在社会性别对比嵌套下, 女性话语权更多通过从业人数的增加来提高。同时, 也应该质疑这种数字的增加和话语权的提高间的转换效率, 新闻的严肃属性使从业者的性别更多时候都是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通过报纸上的名字或是电视上的背景音表现出来。
而且, 女性高级决策层中力量的缺乏使女性话语权从顶层决策角度存在着缺失。“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一种战略, 将女性和男性的关注事项和经验作为一个整体, 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政策和方针的设计、落实、监测和评估中, 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 中止不平等现象, 最终实现男女两性平等的目标。”[2]女性主义媒介理论认为, “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 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 或用刻板内向对她们进行描述, 以此象征地贬损女性”。“要消解女性刻板印象, 提高女性地位,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电视媒介的宣传起到积极的作用。”[2]
三、奇异的审视:女性话语如此被对待
近年来, 女性话语在大众媒介中以性别为表征开始介入。按照王岳川观点, 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 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但是我们时代已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女性意识到自己这一性别所处的不公平话语环境, 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她们通过解构、颠覆等方式与强大的男权力量对抗着, 用女性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用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讲述新闻。[3]最为显著的介入是从男性话语权力中心开始的。《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3月7日刊载《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推出新华社三位战地女记者分别从科威特、加沙、巴格达发回的报道。这些女记者以女性特有的眼光和笔触, 关注那些被卷入战争的芸芸众生。[4]这种介入为女性话语带来关注, 同时也迅速处于被审视的位置。
首先, 这进入了传统大众媒介中男性话语体系核心领域。战场在人们观念中一直是男记者的阵地, 女性记者介入旧有话语体系引起更多关注。阿富汗战争中, 英国《卫报》女记者马吉·奥凯恩为采访到更真实的新闻, 从巴基斯坦山路进入到危机四伏的阿富汗。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的女记者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也是在科威特、索马里、海地等战地上活跃身影的女记者。2003年3月24日, 香港凤凰卫视战地女记者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 成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进入巴格达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她们的报道带来了新鲜感, 在这样的领域乃至整个大众媒介中获得了话语权。
其次, 这种介入得到的回应使女性话语处于被审视的地位。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使女性话语走出了沉默与边缘地带,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传媒中的女性话语权受到压抑与漠视, 而当女性话语介入话语权力核心时, 女性的性别色彩被置于突出的位置, 性别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了延伸, 产生了延异。将女性性别色彩过分强调, 使女性话语被异化, 是从极端走向极端, 背后是带有审视性质的男权中心话语。闾丘露薇极力否认凤凰卫视以战地女记者吸引观众眼球的策略, 强调记者的职业价值, 否认性别差异。她曾说, 我跟公司讲, 你不要把我当成女性, 而是看记者的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对于某些强调她女性身份的观点, 她表示反对, 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闾丘露薇的成功在于她抹杀了性别差异而融入了男权社会, 遵守了男性社会的游戏规则。因此, 才得到社会的认可。但问题是, 她是以女性记者的身份介入的报道并为人所关注, 这不能说是女性话语权的复归。大众在肯定她的成功时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作为一名女性她达到了或者超越了原本不属于女性的期望值, 正是因为闾丘露薇作为一名女性记者这个身份进入了战场发回了报道, 才使她声名鹊起。这里面所存在的“同情之理解”, 实际上是对女性话语的审视和低看。
我们不能将表现女性作为一个情感诉 (下转第209页) (上接第187页) 求来制造卖点, 或是作为一种边缘诉求来构成商业机构推销的基点, 女性传播者应该依靠自身独到的见解和健康的风格来获得报道中独立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角色和地位, 而不是以附属的性别身份再次沦为被炒作的砝码, 这样才能从被审视的地位中慢慢地走出来。以性别身份介入, 再抽离性别身份,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四、批评的标靶:女性话语面临的挑战
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在尝试获得性别平等下的话语权的时候不仅要面对奇异的审视, 同时还要面临根源于性别特征的批评。
第一点, 虽然媒体和社会对女性问题愈加关注, 出现更多以女性为对象的产品, 但女性更多处于观看的角色, 女性话语权并不能很好展现。同时, 大众媒介在触及女性形象时, 她们仍然被摆在男权中心话语体系中, 重心都在女性的私生活、装扮上, 很少有真正表现女性的探索精神和成就。而且, 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期望依旧较低, 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功的女性被称作“女强人”, 而男性则是没有性别特征的“成功人士”, 在社交方面有一定作为的女性被称作“交际花”, 男性则是被称为“社交家”, 这种身份的暴力也同样体现在被称作“第三种人”的女博士上。当下大众媒介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和传播, 总的来说仍存在男权中心话语特征, 并进一步表现出女性角色的守旧传统化和商品化倾向以及评判标靶化。社会上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充分展示在媒介中, 这在一定程度是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欺凌。有鉴于此, 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这样女性选择男性的节目才得以异军突起。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要求是做贤妻良母, 因此女性在大众媒介中争夺话语权很容易成为标靶, 必须承受在私德、家庭、性格等各方面评价。尤其是对于在大众媒介中发声的女性, 这种批评更加苛刻, 社会环境将无形压力笼罩在女性身上, 女性想要冲出重围, 必须有强大内心以及坚定决心, 这就非常艰难。
第二点, 媒体从业者中女性话语依旧是以标签化的形式存在, 并没有褪去性别特征。2006年, 首都女记协进行的调查表明, 在新闻人物中, 女性只占19%, 男性占81%;在发言人、专家和评论者的比例上, 女性都仅占10%左右, 而作为家庭角色出现的女性是男性的3倍多。[5]女性大多只适合从事软新闻的偏见更说明在大众媒介领域显著的性别特征, 而突破则意味着成为“出头鸟”。在新闻事件中女性所占的比率远远低于男性, 女性话语权一直处于被男性压制的状态, 在媒介广告中更是明显。调查显示80%的广告性别角色定位都含有女性歧视, 女性仍然看作被控制者、被保护者、被欣赏者。
五、结语
着眼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权, 并不是和男性话语权进行对抗, 大众媒介领域需要女性话语权,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应该是试图对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反拨, 去营造客观平等的话语空间, 使得男性和女性主体都能自由选择而不是被迫接受。这种对平等的吁求, 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超越性别标签的女性的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