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共9篇）

魏晋风度 篇1

一、魏晋风度的形成与衍变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脉络概述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百家争鸣, 思想鼎盛。正是由于连年战乱的原因致使人类在思想上越发的健全和开阔。追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脉络要从两汉以后的三国时期算起, 北方的曹魏为魏晋南北朝的开端。而后司马氏统一南方建立“西晋”, 而北方正处在鲜卑族南下入侵, 北方连年战乱, 处于所谓的“五胡十六国”, 这样的一种南北不同文化为南北朝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南方的西晋在短短的十几年后变因政变而破裂, 而后司马氏后人在南方建都, 史称“东晋”。

2. 春秋战国及两汉思想对魏晋风度形成的影响

汉文化的高度发展致使其对魏晋思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魏晋时期的思想以儒道互补为主,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 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 影响相当深远。可是, 魏晋风度也带来了弊端, 许多人赶时髦, 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 却只学他们的放达, 便显得过于表面而不深刻。另外由于战乱颓废导致的个人对重建自我的追求更趋强烈, 而梁武帝的高功颂德也对魏晋风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二、魏晋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人文思想”和“漆艺风格”的影响

1.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差异的开端

谈及魏晋文化不得不谈到南北朝的差异化, 南方的东晋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下而依旧延续文明的国度, 而北方的北魏, 拓跋氏在建立北魏以后也开始遵循汉制, 吸纳中原文明。佛教传入时正值连年的战乱, 使得这一游牧民族产生了一种对死亡的畏惧感, 开始了崇尚内在精神的修行意识, 因此佛教在北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普及。中亚文化经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传入中原, 而北魏正是一个吸纳与兼容并蓄的朝代。通过对外交往, 一些印度僧人, 西域工匠纷纷来到中国, 并带来了优秀的技艺。波斯风格、印度风格等异国情调的因素的影响, 使中国工艺美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形成了明显变革。所以魏晋时期的艺术风格多表现为北方的花样繁多, 种类齐新。而南方的飘逸洒脱, 纹饰精致。

2. 受“魏晋风度”影响的审美经验的形成

魏晋时期人重视生命的价值, “士”的生活方式比过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为密切, 致使魏晋的文学和艺术都呈现出与之对应。而南北之间文化的差异, 从北魏出土的文物可以窍见一二, 北方多显质朴、厚重、笨拙。南方则相反, 飘逸、精美、细致。书法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 品行上的竹林七贤、士人的飘逸洒脱中都可洞见魏晋时期的思想。而更重要也最能体现当时卓越的艺术成就的便是谢赫的《画论》, 不难看出, 在当时一个纷乱的年代中, 魏晋文化的影响下, 画家、画论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艺术的探索, 谢赫曰:“虽画有六法, 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 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赋彩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六曰传移模写是也。”诚如六法, 自南朝起中国美“学”已然出现形而上的理论, 而此论对后世产生了深渊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下, 人们对于审美经验产生了自主的改变, 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在这样一种风度或审美经验的影响下的艺术会具有一种固定的特色, 即符合当时的人的动态审美作用, 无论从实用还是美观的角度。因此, 探究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即使探究当时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 要做到细致全面的艺术风格分析与调查, 离不开魏晋文化及魏晋思想的整体把握与梳理。

3. 魏晋风度影响下的漆艺术风格及创新工艺

由于魏晋时期的瓷器的应用, 导致漆器在魏晋时期由生活化和实用性的地位被逐渐取代。因此魏晋时期的漆艺术主要集中在棺椁、品盒、屏风家具等领域。从装饰纹样来看, 多喜用流畅洒脱的线条。北魏与中亚文化融合, 忍冬纹、莲花纹等应用是我国最早见到的植物纹饰。实用性是魏晋时期造型器物的特点之一, 如漆艺术中“虎子”, 棺椁以及晋代的漆盘、屏风、盒等。而因丧葬等风格的改变漆器的使用在魏晋时期被陶瓷取代, 出土量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由于士人阶层的曾多,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 漆工艺同样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金银细工和夹纻造像等大为盛行。应用种类有盒、奁、盘、箱、羽觞。多仍继承汉代风格。北魏出土的漆棺, 装饰绘画反应了鲜卑族的风尚习俗, 内容丰富, 绘制精美。大量贴金、描金, 花纹色彩是用红、金、黄、蓝、橙、黑, 十分明快而有感染力, 绘制较为精细, 线描流畅, 衣纹生动。魏晋漆器一改汉的黑红颜色, 而流行以一种“绿沉漆”为贵, 《书经》载王羲之曾接受别人送他的绿沉漆笔管, 他爱不释手, 认为不亚于金宝雕嵌的名贵笔管, 由此可见这种颜色受到当时上层贵族士大夫的喜爱。相传三国曹操使用的漆器就是绿沉漆漆器。梁简文帝《书案铭》对漆书案作了具体描写:刻香镂采, 纤银卷足。漆花曜紫, 画制舒绿。性广之平, 入雕非曲。上面说明了漆花是曜紫舒绿的颜色。古代的绿沉漆漆器应该是古朴、深沉、光泽明亮。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战国时期一样, 属于分裂的朝代, 战火纷纷, 但人的思想精神却是极其自由的时代, 清逸洒脱是士人阶层热爱的生活方式, 清淡恬适, 放浪形骸之外, 可能绿色更能满足人们当时审美需要。以陶瓷为例引述南北朝对于色彩的不同审美经验。由此可以总结出“漆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化。如主题相同的“莲花尊”, 北朝的釉色呈橄榄般绿色, 胎体厚重, 造型粗犷、雄伟, 纹饰堂皇、庄重, 南朝的釉色青绿, 造型较巧致, 纹饰也精细、秀丽。南北方风格显然。莲花纹、忍冬纹作为六朝的重要纹饰, 也是我国古代装饰图案中最早见到的花草纹样。从纹饰史来看, 商周到六朝是以动物纹为题材的装饰阶段。唐以后则是以植物纹为题材的装饰阶段, 而六朝时期, 则代表了一个重要过渡期。它反映着这样一种信息, 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在随之变化, 静态的、精致的东西开始引起人们移情的想象, 人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美的世界在逐渐发展。

三、魏晋时期漆艺风格对以后漆艺发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较为鼎盛的时代, 虽然没有实现全国的统一和文化的大发展, 但是在思想上却为今后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因此其对于漆艺术的影响也不单单局限于魏晋时期, 而是渗透到后世影响着宋元明清的漆艺术。

魏晋时期漆艺风格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法方面, 唐代漆器金银平脱, 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金银参镂等装饰法发展起来的。绿沉漆在隋唐, 继承了魏晋的成就, 仍然被发展使用着。在武器的甲、铠、弓箭等武器上的使用比较突出。唐代的夹纻

浅谈雕塑创作之形体语言的变化

——论变形手法的运用

王静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雕塑是艺术造型的一种门类, 具有悠久历史。雕塑家运用多种技法, 将自己的情绪和艺术感悟表现在雕塑中, 以此向人们表达创作的意义与美。在雕塑创造中恰当的使用变形手法, 是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唐代陶俑的分析, 带入了关于雕塑创造中变形手法的使用。

关键词:人物形体;陶俑;变形;夸张

雕塑是艺术门类的一种, 通常所说的雕塑是一种视觉造型艺术, 与绘画的二维平面造型不同的是, 雕塑是具有一定形式的三维空间造型。它是通过使用雕, 刻, 塑等一定的技法对特定的物质材料进行加法或减法的运作, 经过作者的手, 创造出占有一定空间的艺术形象, 借以表达艺术家的精神思想, 审美意象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

在雕塑艺术的表达形式中, 夸张是其中的一种手法。夸张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 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 以增强表达效果。变形在雕塑艺术中, 指艺术家按照自己创作的需要, 有意识得改变客观对象的常态外貌, 是主观情绪的热烈抒发, 以创造具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的方法。常见的做法有改变比例、夸张特点、错位组合等。夸张变形在雕塑艺术中的运用要有根据, 是有意识的变化, 夸张变形必须要有根据, 根据就是艺术家对物象的结构、特征、动态、习性等理解认识, 夸张变形并不是无目的无根据的乱变, 而是有意识的艺术夸张, 如形体、动态、神态性格的夸张等。

我选用了中国隋唐时期的三彩俑进行举例论证夸张变形的运用。

中国古代雕塑不同于西方古代雕塑, 在对人物形象的形与神两个方面的表现上始终较为侧重于神, 人物刻画注重概括简练。俑的雕塑在中国古代雕塑中是唯一直接表现现实人物的类别。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盛唐时期的陶俑选用的人们日常生活, 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概括提炼和加工夸张, 来突出其神态气韵与性格特点, 如侍女, 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 而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 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 多数作品表现了动物的栩栩如生的各种姿态。在人物俑中, 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丰腴生动, 面相圆润, 姿态自然优雅, 神情恬适、慵懒, 长衣曳地, 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 盛唐时期典型的女立俑, 站立的动态自然, 形态流畅, 圆润的身躯充分的体现了女性美,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安逸。从作品中可以发现, 唐代陶俑使用了一定的夸张变形手法, 这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息息相关的, 人们生活安逸, 由内散发出自信与活力, 于是作者着重强调圆润的身躯, 刻意缩短比例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生动, 富有趣味性, 体现时代特性。

在动物俑的塑造中, 马和骆驼是工匠们最为喜欢的题材, 唐代的文化包容性很强, 盛唐时期东西方文化互相融会贯通, 所以许多马俑结合了西域马的特色, 故意夸张了马的特征, 马的造型

造像, 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 有了更大的发展, 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宋代, 魏晋南北朝创始的绿沉漆极为盛行。至于夹纻像在宋朝时尚续有制造。到了元朝, 雕塑家刘玄, 精塑佛像, 并善为搏换法, 即以布裹漆为像, 与六朝夹纻法大致相同。

魏晋风度以其“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 不管我们怎样看待魏晋风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对中国文人、中国文化以及漆艺风格的深刻影响。

比较肥硕, 臀部比较肥, 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 它是以静为主, 但是静中带动, 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 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 眼睛是圆睁的, 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 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 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由此可见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了。

唐代的陶俑另一大特色是将人物与动物选用在一起, 抓住瞬间动态, 题材新颖生动, 别有一番趣味性。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将这一瞬间的精彩完美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唐彩绘泥塑打马球俑”这一作品中, 骑者, 身穿圆领褐色长袍, 足穿马靴, 紧踩着马镫, 上身略向前倾, 右臂扬起, 手中握一弧形木杖, 做“执杖击球”状。坐骑为一白色骏马, 马四蹄腾跃, 做迅猛奔驰状。人马动态造型和谐统一, 比例精确, 造型美观。雕塑者运用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 把马球场上烈马奔驰, 相互追逐的激烈比赛场景展现在人们面前, 是一件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本人的雕塑毕业创作中, 采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 截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运用想象力, 将一个中年都市女郎和一只贵宾犬的形象进行变化创作, 这里就是唐陶俑中常用的场景雕塑方式给我的启发。女子站立的姿势富有节奏感, 形成S形, 一条腿重心式的站立, 另一只自然地放松, 强调曲线感, 在形体表达上, 总体感觉圆润, 腰肢纤细, 臀部丰满, 具有韵律感。

在人物的头部造型塑造上, 将她的发型设计成具有趣味性的短卷发, 而贵宾犬的卷毛与之相呼应, 使整体具有协调性, 相映成趣, 响应主题。面部的造型感强烈, 刻意夸张人物的骨点, 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面部的塑造主要使用了比例夸张, 改变了正常五官的大小, 刻意将鼻梁做的细长, 眼睛的变化与本身的情绪联系起来, 呼应主题。

从人物的着装上看, 将时下流行元素应用到女郎身上, 但是在正常的着装之中使衣带产生变化, 不对称感的设计使得着衣活泼风趣, 更具有生动性。雕塑人物与动物场景的构图生动有趣, 如上文所说的《唐彩绘泥塑打马球俑》, 这是表现古代人物生活中运动的场景, 而我选用了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都市生活的一面, 不仅增加了构图的丰满性, 而且内容更加充实。

雕塑创作是一个不断地调整反复思考的过程, 只有在不断地思考以及对人物的比例、结构的理解之下才能进行变形创作, 通过对形体的认识, 以及平时的积累, 才能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有所进步与提高。

参考文献:

1.肖博《中国雕塑史话》出版日期19952.叶庆文《雕塑艺术》出版日期1997

3.刘开渠《中国古代雕塑集》出版日期1955作者简介:

王静,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0级雕塑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出版社:商务书馆出版社

[2]郭世轩.《魏晋艺术精神研究》.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 2011年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日期;2007年

[4]李泽厚.《华夏美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宗白华.《美学散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沈福文.《中国漆艺美术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魏晋风度 篇2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魏晋风度与城市风尚 篇3

关键词 魏晋　城市　北京　上海

放眼世界，有很多看似奇妙、充满矛盾的现象时常令人们叹为观止：一些本该相互对立或者彼此消解的事物却能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依存并立，孕育诞生，就像最贫瘠的土地能够生长出最艳丽的花朵，最炽热的烈火可以淬炼出最凛冽的刀剑，魏晋六朝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以其在政治制度与文化精神的激烈碰撞中产生出的夺目光焰而闪亮在中国的历史中。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也谈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可见正是魏晋时代这种开放的氛围、自由的状态，为文化的兴盛孕育出一片沃土，使诸多魏晋名士的头脑和心灵能够破茧而出，重归丰茂而温暖的精神家园；使人类的文化能够打破曾经一度收缩和闭锁的空间，走向一片更为广阔和宽容的领地；同时也成就了魏晋时期独特的一种社会风尚。

一、自我超越的人格理想与张扬个性的北京风格

在活跃思想的促进下，魏晋士人否定同一，肯定多样；鄙视共性，推崇个性；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我为本，将“我”抬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把“我”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先，这在《世说新语·品藻》的几篇短文中都有充分体现。

“本我”使士人对个体存在的价值重新定位，这种对主体的精神、格调、风貌的广泛关注也直接导致了这一时代对人物品鉴标准的转变，在刘邵所著的《人物志》中，多处都对这种品鉴标准进行了肯定。比如：

《自序》中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

《九征》中的“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和“物生有形，形有神情；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

《八观》中的“智者，德之帅也。”等等。

这些话语中反复强调的都是“聪明”、“智慧”、“神情”一些和才情、心智有关的词汇，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能够成为一个头脑睿智、心性畅达、神采飞扬的人，才是魏晋士人广泛期冀的目标和矢志不渝的理想。对这些自我意识强烈、向往无边神游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都是先进的、及时的，而且能够直达他们心灵的深处，与他们思想里不时闪现的灵光在瞬间摩擦中就可以火花四射，所以无疑比先前所崇尚的那种注重功德名节的刻板的道德规范具有更大的诱惑和吸引。

二、注重容仪的审美特色与精致华美的上海情调

魏晋士人在文学艺术领域对审美境界的较高要求，反映到日常生活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审美现象——男性对外在仪表的特殊重视。

古今中外，按照通常的审美标准，男性几乎一直是以高大、健硕、阳刚、威武，至少也是硬朗、坚毅为美的，在数不胜数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男性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和正面形象，他们的身体特征总是被一再强化和关注，面部特点却经常只是寥寥带过。然而追溯到魏晋，原有的审美惯例依然清晰可辨。

尽管从现代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男性刻意模仿女性大致上都是一种病态的行为，包含性别倒错的成分，应当加以校正和引导，但是在魏晋艺术气息浓厚的背景下却体现出一种对艺术、对美、特别是优美的极端追求。而且魏晋时代所讲求的也并不只是外表的华美，他们也认为人的外貌与内心是直接相通的，所谓：

“故其刚柔畅贞固之徵，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而根据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自古以来，我国的江浙一带确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湿润的气候、煦暖的阳光，培育出了优美宜人的景色，也造就了江南女孩温婉、秀丽和翩翩佳公子们的俊朗、多情。特别是占据长江三角洲中心地位的上海，更是将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风尚和精致华美的情调。《寻访城市特征》的女作者黄中俊也曾深情地描述起外滩：“一面是中国流淌千年的浑浊的母亲河，一面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银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交汇、华洋共处的上海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血腥与耻辱、自由与新生。”

所以与刚健、大气的北京不同，上海处处弥散出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阴柔之美，有时清丽、有时华贵，有时又带着一丝奢靡和沉郁。有一句话就这样评价上海人的穿着：“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且不论上海人是否真的穿着那样大胆、前卫，但他们的注重外表、喜好装扮的特性却是有目共睹的。

北京人讲究礼数，长幼尊卑、远近内外，不同辈份、各种关系都分得一清二楚。上海人讲究面子，追求精致，令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同“时尚”、“精致”、“优雅”这些词汇相关联。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三国〕刘邵.人物志[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2.

魏晋风度之我见 篇4

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 使魏晋两朝在中华历史五千年的浩浩长河中折射出不同于其它朝代的别样的光彩。然而, 为何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生哲学观独独在这短暂的朝代搁浅呢?如果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 那么将会了解到魏晋时期的人生哲学观以及魏晋玄学产生的根源。

魏晋时期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时代, 王朝不断更迭, 政治斗争异常残酷, 名士们有意无意地卷入旋涡。作为社会上一个单独的群体而言, 文人名士们总是孤傲的, 同时他们又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中国有句古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诚然, 此话失之便颇, 但却有一定的道理。这群文士在政治上没有实权,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由于政治上的无力, 他们没有自我保障的权利, 但是, 作为有识之士, 难免褒贬时弊, 这就使他们不能免于政治迫害。而为了避免残酷的镇压, 士人们多半不愿议论政治。为免祸计, 就逃避现实, 不肯出来做官, 或者崇尚清谈, 为求自保。这些文人志士改变了生活的方式, 躲避事实, 钟情于饮酒,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抑郁。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 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 要么沉默, 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 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 开始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 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 生命的短促, 政治的阴谋, 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 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 每日必饮, 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正是这种无奈,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魏晋风度。

这种人生价值观表现在生活态度上, 则是文人名士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 他们的追求更加丰富多彩, 更重性情, 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 赋予人生以更多的, 更全面的内容。从而, 魏晋名士们构建了一套新的, 很不同于儒家的人生价值体系。这种独特的体系发展到最后, 但凡世族之人, 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 以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人生为目标。这种目标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魏晋士人寻求着个体生命和自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实践着这种意义和价值, 也使自己的个性和感情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的才性四本之争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这种酣畅淋漓的人生态度, 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了人性的自然本性, 这对完善中华民族的哲学体系, 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很有意义。

对于这种魏晋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最好的诠释就是士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人生自由的强烈渴望。士人们提倡的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 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没有任何虚假做作的状态。“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 美在神韵”他们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功利, 不计个人得失, 把达到自由状态视为最高审美境界, 视为最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它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命、个体的精神, 是这两者的自由, 是这两者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外在形态表现, 超脱世俗又飘逸潇洒。他们的思想言行, 体现的是人的自我觉醒。他们完全突破了两汉以来儒学传统的束缚, 进入了思想自由、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和价值多元的时代。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 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 达到某种境界, 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 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

魏晋名士王徽之一夜因下大雪, 半夜起来去找好朋友戴逵, 走了一夜, 当到了戴逵大门时, 随即就返回, 当别人问其原因时, 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本乘兴而行, 兴尽而返, 何必见戴?”这就是魏晋士人, 极为典型的一种人生态度。我行我素、卑视礼俗、任意而为。达观、潇洒、风流和个性张扬是魏晋文人的人格主题和价值追求。这种不太顾及世俗的礼数, 乃至有意违背传统的礼教规范, 是内心真诚感情的自然流露。然而, 他们的达观、潇洒、风流以及他们的个性张扬, 却又无法弥补他们内心深处的孤愤、悲凉与无奈, 以及他们对生命、人生、社会、宇宙的忧患。他们潇洒达观的背后有一种深深埋藏于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悲凉和对现实的无奈。他们看不惯现世的混沌污浊, 却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是一种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深层次的悲凉。如何排解这种人生悲凉呢, 饮酒成为他们排解孤愤的载体。陆游有诗说:“一身天地窄, 只是酒乡宽。”“醉乡路与乾坤隔, 岂信人间有利名?”饮酒成为一种雅的表现, 也是魏晋文人的精神乐园。因此, 魏晋士人的精神气质, 既是哲学化的, 也是美学化的。这种哲学化和美学化的人生, 正是魏晋士人, 甚至是魏晋时代最光辉、最吸引人、最令人神往的所在。

然而,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虽然魏晋士人大多崇尚自由空灵的人生境界,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观念仍旧在士人心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忠和孝, 自古就是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 在如此个性化的时代依然不免留下一些痕迹。但是, 魏晋风度开创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 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 其影响极为深远。可是, 不可否认的是, 魏晋风度的所及, 也带来了弊端, 许多人赶时髦, 当代的无多所谓文人或者是青年, 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 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追求所谓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种生活。这无疑是对魏晋人生价值观的一种曲解。

魏晋较之于海纳百川的盛唐来说则是中国本土文化自我蜕变的时期。郑玄注经, 何晏王弼注老庄, 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把他们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抽象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所谓曲高和寡, 魏晋名士们不被人理解地高高在上着, 脱离了凡尘俗世, 于清风明月间吟唱。魏晋名士们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反映了生命已不是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 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的“呈现”, 是一种独特的生命活动, 充满了美的情调, 而精神达到的高度自由散发出来的旷达潇洒之美, 越来越引发人们的体味欣赏和探寻。

魏晋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以其独特的魅力, 展示了人生价值观的一种存在形式, 在人生价值观以个性为主旋律的色彩中, 魏晋时期的有特点的价值观不失是价值观多种体现方式的一种, 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史 (第一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2]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 (上)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篇5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三、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谈及魏晋风度，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先生才识过人，一篇扬扬洒洒的演讲稿，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鞭辟入里，脉络清晰，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阮籍和嵇康则是正始时期的典型代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阮籍之诗，情感内涵丰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却以含蓄婉曲出之。而嵇康的论，却是思辩性较强，具有深刻的反传统性，以明白晓畅示人。诗含蓄而论朗畅，正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契合，是“使气”与“师心”的结果。

阮籍，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生长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他的个人修养和性格气质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不幸的是他3 岁丧父，又经历了魏晋易代前期的政治巨变，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时起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影响着阮籍的成长，也规定着他那狂傲独特的个性形成。他平生的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一是嗜酒。与西汉时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读之书，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礼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嵇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打铁，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面临司马氏大量诛杀名士，排除异己造成的政治恐怖气氛，阮籍表现了仕与隐的犹豫不决，这不仅因为他“家世儒学”的影响，还因其性格的软弱，把“保身”、“全身”作为自己最终极意义的关怀，这就造成他与司马氏之间的依违避就，貌合神离的关系。

嵇康一样不满于司马氏的篡权行为。但他刚正不阿，“性刚而才高”，好“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先以高傲之态得罪权臣钟会，再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管蔡论》表示对流俗的厌恶和对官场的蔑视，这足以让司马氏恨得咬牙切齿。也正是这种直白表露的政治态度,给他惹了祸并最终使他丧命。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四、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魏晋风度之二：内的追求 篇6

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这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社会性的，他们即是门阀士族。由对人生的感喟咏叹到对人物的讲究品评，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后者在造成这一将着眼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的社会氛围和心理状况上，有直接的关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资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智慧和品格。例如：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嵇叔夜之为人也，宕宕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柳”，“谡谡如劲松下风”，“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这种种夸张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正是当时这个阶级的审美理想和趣味。

本来，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也并不奇怪。“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流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

这当然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内。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位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只有具备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才可发为丰富多样的现实性。所以“以无为本”，“崇本息末”，“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事物之宗也。”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是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有了后者（母）才可能有前者。而这陆探微便正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一样，这里的美学含义仍在于，要求通过有限的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出、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常人不可得不能至的“圣人”的内在神情，亦即通过同于常人的五情哀乐去表达出那超乎常人的神明茂如。反过来，也可说是，要求树立一种表现为静（性、本体）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格理想，其中蕴涵着动（情、现象、功能）的多样现实性。后来这种理想就以佛像雕塑作为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了。“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

魏晋风度 篇7

一、“德行”主要包括义、信、孝、俭、仁爱等

《德行》中的“德行”主要有义、信、孝、俭、仁爱等。荀巨伯宁死不弃友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义德的典型代表, 华歆与王朗乘船时救人的表现, 更是体现从一而终的信、即难不弃的义。魏晋士人称赏既信则义, 而批判虽小信而不义的做法。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仅守孝一项就有十多则, 代表人物就有王祥、王戎、周翼、和峤、陈遗、吴道助兄弟等一大批人。而且根据孝行的不同, 还细化为不同的类型, 如死孝、生孝、至孝、灭性之孝、心丧、色养之孝、纯孝等等。这与魏晋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不无关系。俭德行的代表人物有周镇、王戎、王恭、范宣、殷仲勘等, 不仅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节约, 能像殷仲勘那样在发涝灾时把掉在地上饭粒“辄拾以啖之”, 像王恭那样“身无长物”。仁爱之德有庾公不肯卖的卢马的那种“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顾荣慷慨施炙于做炙之人, 更有裴令公乞物行惠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行为。可见仁德的部分内容仍然受魏晋人的重视和关注。这些都是名士对传统人格认可和继承的体现, 但他们并不迷信传统德行, 而是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下对传统道德有自己的深发与扬弃。

二、“方正”即品行的正直不阿

似乎任何时代的正直都有特定的内涵。除了“朴质”这一内涵外, 就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那种正直, 《世说新语·方正》中的正直继承了前一种内涵, 但却与后一种内涵正好相反。其正直的内涵除了为官耿直、不徇私枉法外, 还包括其它四项内涵。首先是不畏权势, 甚至反抗权势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如夏侯玄“临行东市颜色不异”、山涛大儿拒不见晋武帝。其次是一切从本心出发直言不讳、不事谄媚的真率坦直, 如向雄不顾晋武帝的命令直言不能与不讲君臣之礼的刘淮复合, 陈元方不管辈分礼数责备父友的无信无礼。第三是毫不谦让的自信自尊, 如王坦之自信为第一流人而坚持不就任一直由二流人做的尚书郎职务, 面对卢志直呼父祖名讳的不尊, 陆机以牙还牙维护自己及家族的尊严也是这一内涵的表现。另外还包括高门望族维护门阀制度蔑视庶族寒士的清高, 典型的事例就是王戎宁饿不食百姓之食。可见“方正”其实是一种耿直、勇敢、真率、自尊自信和清高的表现。

三、“雅量”意谓胸怀宽阔、气度恢宏

《世说新语·雅量》中“雅量”的内涵有很多, 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为了修养“雅量”, 不惜控制自己的感情, 如顾雍那样闻儿死讯仍“神色不变”强做镇定, 又如谢安那样闻淮上大捷“意色举止, 不异于常”努力做到喜愠不形于色。那么真正的雅量者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像裴遐一样蒙辱受骂而不愠的人, 也有像王羲之那样面对郗鉴的选婿门生竟坦腹东床漠视财富的人, 也有像王导那样对属下温和、为政宽仁的人, 还有如羊曼那样供宴依客人到来早晚之别和无视其身份贵贱的真诚坦率之人。然而“雅量”的最高境界是像籍康那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表现出的是一种临危而神色不变的修养的气度, 是英雄般坚强勇敢的个性。

四、“豪爽”即为豪放爽直、英勇不羁、狂放率性

“豪爽”是英勇、果决与率性的结合体。它是《世说新语·豪爽》中王敦“振袖而起, 扬槌奋击”时的雄爽, 驱逐婢妾时毫不犹豫的决然与爽快;是桓温高谈阔论时的磊落和雄情爽气;是桓石虔“策马于数万众中深入敌群救桓冲的勇气与气势。虽然“豪爽”的主角王敦和桓温是图谋篡逆的奸臣, 是《论语》中“有勇而无义为乱”的典型代表, 但魏晋士人的忠义意识很淡薄, 豪爽者身上所张显的难得的英雄气概当然会无可厚非地受到称赞, 更何况这又是一个需要英雄的乱世呢?

五、“自新”是指自己改正错误, 重新做人

“自新”也属于传统的道德范畴。子曰:“过而不改, 是谓过矣。”《自新》门虽然只记录了周处与戴渊两人改过自新的故事, 但却专门列为一门, 表明了作者对“自新”的重视。这里的“自新”与《论语》中的改过相比, 不是改一些小过、小错, 而是改头换面、痛改前非, 选择一条积极向上的全新之路, 它是对《论语》之改过的深化。

六、“放诞”与“简傲”也是魏晋名士的风气

名士们“放诞”的形式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粗俗污秽, 行为上的嗜酒、赌博、不拘礼、有特殊爱好等。“放诞”的原因, 一方面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与逃避, 也是对司马氏亵渎礼教、利用礼教来做反礼教之事的愤慨。另一方面是名士们任情任性、率真重情的表现, 如阮籍与嫂告别, 阮咸在母丧期间穿丧服追胡婢的故事等等。“简傲”是“任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它侧重于对礼法利禄之士的鄙视, 表现的是一种清高, 代表者是嵇康。早期的“放诞”与“简傲”实际上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 不拘礼法的任情任性。至于后来演变为纵欲放荡、傲慢无礼, 是贵族弟子“东施效颦”的缘故。

名士的个性人格却突显为“方正”、“雅量”、“豪爽”、“自新”、“放诞”与“简傲”中所表现出的自由与率性, 既有对传统道德范畴的继承, 也有新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内涵。这些人格所显现的魅力, 是魏晋风流的体现, 也被后世士人所向往, 这必然影响了后世士人格的个性化走向。因而在后世社会既有忠君重礼的儒家君子;又有能够大胆突破世俗礼教的束缚, 从自己的本心出发、率性而为的“叛逆”之士。另外, 士人的隐逸情结、与酒的不解之缘也都是名士的隐逸、饮酒之遗风。

摘要：中国士人的基本人格主要形成于社会急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魏晋时期, 社会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士人的人格追求自然也有所变迁。本文以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为理论依据, 名士的人格进行分析, 简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士人人格追求的变迁情况。

魏晋风度 篇8

自公元前220年秦王扫六合以降, 中国经历了秦汉400余年的统一。空前的社会统一使思想界形成了趋于一致的价值观, 儒家学说成为两汉时期阶级统治的不二选择。但随着东汉末年刘氏皇族统治的日益衰弱, 整个社会经历了东周以后从未有过的动荡, 先有黄巾起义之困, 再有三国分立之忧, 之后又有“八王之乱”、匈奴与羯族起兵反晋的战争, 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的政局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士族阶层发展壮大起来, 他们为争夺利益不断进行派系战争, 这造成了皇权不停更迭, 经济发展缓慢。人们常常骤得骤失, 生死难测, 士人们在这“忠不足以卫己, 祸不可以豫度”的时代里, 饱尝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痛, 开始对现实失望, 对前途悲观, 更开始对作为主流意识的儒家思想, 尤其是掺入谶纬神学的名教困惑起来, 他们不再将人生完全寄望于为孔孟道德所救赎, 开始形成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玄学思想。玄学思想的根基在于道家哲学, 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差异:“黄老于西汉初为君人南面之术, 至此转为个人解罪求福之方。老庄之得势, 则是由经世致用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1魏晋时期不仅儒玄二学异常昌盛, 传入中国并不很久的佛家学派也在动荡不安的魏晋士人心中扎下了根。“援儒入道”“三教合流”现象的出现, 分化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统一的价值观, 他们开始关注个体, 注重个人的生命状态, 将个人的价值凌驾于礼法之上, 他们认为“夫人之立节也, 将舒网以笼世, 岂樽樽以入罔;方开模以犯俗, 何暇毁质以适检?”如何才能跳出人世之间的樊笼, 让个性充分发挥, 让自由充分体现?焦点在于如何对待欲望上。士人们对于人欲的态度看似有些矛盾。他们一方面遵从老子对欲望的看法, 认为“不以物累其身, 不以欲害其神”, 要求人们灭欲而达到无为之境;另一方面又提倡纵欲狂欢, “为欲尽一生之欢, 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 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这看似矛盾的一组看法实际上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士人们要求灭除的欲望, 是于两汉时期形成的匡扶皇室不惜以身恤国之所谓“正统”的欲望, 他们认为做官做人都应抱定虚无观念, 切莫为有所作为的想法所伤害, 而应当像婴儿一样“和而无欲”, 只有这样才能无往不宜, 随遇而安。但与此同时, 对于非正统的个人主义欲望, 魏晋士人们的态度是普遍一致的, 那就是恣情纵欲。在福祸难测斧刃相煎的时代里, 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们深切感到人生如寄, 命若浮萍, 他们不住地发出类似“天地无终极, 人命若朝霜”的感慨。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 文人们不再为所谓功名而被迫认同朝廷规定的统一价值观, 他们开始随己所欲, 尽情表现真实自我。

尽意自我表现的结果在美学领域, 首先表现为审美观念的变化。魏晋人之审美与两汉大为不同, 譬如, 汉赋讲究辞藻华丽, 形式排场, 大气却显得浮华, 魏晋文章则常有个人智慧的表现。《世说新语·排调》录道:“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 答曰:‘我晒书。’”将晒肚皮说成是晒书, 这种用幽默道出怀才不遇之苦的智慧, 在两汉文赋里是难能一见的。个人智慧普遍出现于文学作品当中, 一方面是由于玄学和佛学思想为知识分子们普遍接受, 另一方面, 是由于社会形势所迫, 魏晋文人普遍养成了思辨的习惯, 哲学精神或者说理性思考方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 他们从未完全放弃建功立业的理想, 他们也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留名青史之宏愿, 但是又不得不暂时放下理想考虑考虑现实与个人。在如此矛盾的抉择中, 他们开始广泛采用多种学说的理念 (如将儒、玄、释三家合流) , 将个人境遇思考一番。这种理性成分很多的思考可以说是普遍的, 上至当权的曹氏父子, 下至“采菊东篱下”的陶潜。魏晋时期开人生思考文风之先河的, 是《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浩浩阴阳移, 年命如朝露”;“一弹再三叹, 慷慨有余哀”。“汉末人对时世、人事、节侯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叹, 突出性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愤哀伤之情, 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基调。”2魏晋知识分子们对人生、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理性的思考, 思考的结果并不全是对个人境遇的无可奈何和信心丧失, 魏晋人还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思想精神的雄壮。这种精神在枭雄曹操的诗歌中较为常见,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隐居世外的陶渊明也有过雄壮气魄的表达:“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而阮籍亦有“微冠切浮云, 长剑出天外”的凛凛雄风。

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美学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亦表现在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学理论之一。该文体现了以曹丕为代表的魏晋文人追求时代个性, 不屑沉疴腐论的性格。在该文中, 曹丕否定了汉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中“贵古贱今, 贵远贱近”的不良倾向,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文人相轻”, 他说:“夫人善于自见, 而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 是以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 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3此外, 曹丕还跳出了魏晋以前人们多以伦理道德作为标准进行文学评论的樊篱, 提出文学中的美学标准, 即以“丽”来衡量文学的美学价值。虽然“用一‘丽’字概括诗赋的风格, 虽过于笼统, 也不全面, 但它却表明当时人们文学观念, 已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摆脱了抽象的伦理概念的束缚, 追求诗赋的形式美, 重视文学的艺术性。这正是鲁迅先生称曹丕的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原因。”4

无论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文学理论中, 魏晋人都体现出了与前代极不相同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观念, 他们生存于社会的夹缝之中, 行走在逼仄的人生之路上, 用生命实践着自我价值。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怀有着建功立业的气魄, 但现实又迫使他们不断内性自我, 他们在理性的思考中逐渐成就了有别于之前任何时代的个性化的价值观。这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学与美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汤用彤.中国哲学史研究.转引自史可洋《魏晋风度与审美》,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87页。

[2].任华南任万才.魏晋文学的美学特质.衡阳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 1991年第3期, 51页。

[3].曹丕.论文.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魏晋风度 篇9

关键词：贤媛；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南朝临川王刘义庆所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南朝宋时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以魏晋名士为表现重点。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是男权至上，但在《世说新语》当中，却出现《贤媛》一章，不同于《女诫》之类的女四书以“德言容功”为女性品德的考察重点，其推崇的女性性格并非柔美和依附，反而鼓励这些女性的意识上独立，佩服其在政治目光上的远见卓识，欣赏她们语言上的诙谐犀利，对于她们的平静放达大为赞赏。

这种选拔标准使得《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纵向上呈现较以往女性不同的性格特点，但在横向上和当时名士的魏晋风度，却有相似之处，表现和他们相类似的精神风貌。

在《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章中，提及的其他女性，她们的则截然不同，虽然《世说新语》简略言过，但通过《中国妇女生活史》可见，这一时期妇女地位并不高，生存状态甚至已经越发狭窄。

我们在这种似乎相悖的结论中，一方面能够看出刘义庆等组织编纂者对于“贤媛”的定义，其标准值得思考，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媛”，选拔标准为何，几可推断出，编纂者是以魏晋名士的标准品评这些女性，编出《贤媛篇》，另一方面我们由这些女性的性格特点，得到一个可切入魏晋风度的角度，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具体从《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看魏晋风度。

一、贤媛的名士风度

中国古代，男子对女子施行愚弄政策，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古至今被赞赏的女子，性格表现为温柔沉静、善解人意、相夫教子和忍辱负重。对有才学有才情的女子，并不足够宽容，甚至会受到道学家的谴责，很少展现出独立意识和丰富才学，但魏晋时期，她们可以拥有出众的学识，这其中的代表，是《红楼梦》判词中提到“堪怜咏絮才”的谢道韫。

她是《世说新语》最为称道的一位女性，对她评价之高，影响历朝历代。她所具有且最为称赞的几个特点，也颇能看出《世说新语》所推崇的魏晋风度。

一方面是“未若柳絮因风起”本事中谢道韫的才情，她的才情毫不逊色、甚至于当时名士更为出众。《世说新语》中不乏对这种敏捷性才华的稱颂，突出代表是东阿王曹植的七步成诗，这种才学是魏晋名士风度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谢道韫列在其中，丝毫不逊色。

另一方面，谢道韫除了学识，她的才情还体现在对自身命运认识，有个体个性的彰显。在《世说新语·贤媛》当中，记载她归家之后，对谢安指责王凝之一事，甚至说出“不料天壤之中，竟有王郎”，这一点上，从妻德的角度言，谢道韫所言已经超越一般妇女的思想层次，不符合“四德”的要求，对自己的丈夫提出刻薄讽刺，同时她超越魏晋门第之限，对王凝之有清醒的认识，历史证明，王凝之确实不能够称得上一位有才略的青年才俊，谢道韫判断准确，甚至比她的叔父谢安对人有识鉴能力。《世说新语》并没有将谢道韫的批评之言作为反面例证，反而将其记载，言辞间称赞谢道韫的远见卓识和自我意识。

谢道韫作为魏晋时期杰出女性的代表，她身上所表现出的才情与个性，一方面是魏晋时期比较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孕养，另一方面，这种才情和个性，也是魏晋名士极力追求的。

在《世说新语·贤媛》当中，有多篇都是描述许允妇。许允妇的聪慧和政治上的敏感，至少在她与许允的夫妻关系中，是远胜许允的。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相邻，而被魏明帝收之一事，许允妇临行前的箴言“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使许允免于罹难，这显示出许允妇对政治的洞察力，如《方正篇》记述的王导在晋元帝废立太子一事当中所表现出的敏锐，这是《世说新语》所推崇的名士风度。

对他人的识鉴，体现在山涛的妻子韩氏。穿墉视嵇康、阮籍一事，对三人识鉴准确，王浑妻钟氏也曾如此。对他人的识鉴能力，是魏晋名士所提倡的，《世说新语》中专门有《识鉴》一章，将这种雅量的女子列为贤媛，也体现了编者的选择标准。

《世说新语》中有专门赞赏语言机警和反应敏捷的《言语》章，魏晋士人注重清谈，甚至出现了言语和写作分离的现象，言语的鼓吹中，他们看重反应的敏捷，这在贤媛篇中就体现在许允妇初嫁许允时，对许允“妇有四德”的回击，也见于诸葛诞女的语带讥诮。

另外，《世说新语》有《雅量》和《容止》，《贤媛》篇中亦有所对应，贾充前妇李丰女，不肯还贾充舍，当悍妇郭氏盛威仪而去，李氏起迎，郭氏居然不觉脚自屈，只言片语之间，描述了李氏的气度威仪。谢道韫更是被济尼以“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评价极高，竹林七贤的风度在魏晋最为推崇，即便男子得到这个评价的也不多，而谢道韫担之，为此颇受赞誉。

二、魏晋妇女实际生活状况

由《贤媛》观之，魏晋时期妇女生活似乎得到了如男子一般平等的待遇，思想自由，接受教育，颇有自身的独立意识。

但实际上，魏晋妇女的地位不高，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述，魏晋妇女地位并不高，这时有畜养歌伎之风，这种“非妾非婢”的歌伎地位低下，比如石崇为劝客人酒就可肆意杀之，王敦也不为所动，又如曹操畜养的一个歌伎，声音高亢，但脾气暴躁，曹操想杀她却又惜才，之后训练了一批歌伎，一旦有声音超过前者，便将前者立刻杀之，可见女子性命股掌之间。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妒妇，《世说新语》之中，也多有涉及，陈东原指出，嫉妒，是女子对于男子一种最可怜的抗争。

由此观之，魏晋时期妇女的地位确实不高，那么在《世说新语》中，《贤媛》出现原因和选择标准浅探如下。

三、以魏晋风度为标准的贤媛

《世说新语》在描述对象和描述重点有其偏向，编者是通过《贤媛》表达他们所推崇的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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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激赏的女性，和以往的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女性发生了变化，有研究者认为，这一点说明是女性评价标准的提高，女性的地位上升。筆者认为，反向推之更为合理，由于这些女性表现出了魏晋风度，才备受推崇，这是证明魏晋风度的价值，而非女性地位的提升，由此看出编者对于魏晋风度的推崇和对魏晋风度的定义。

魏晋风度的形成，多有《世说新语》编撰者“淘洗”的助力，现在所见魏晋风度，是从《世说新语》中所汇聚，是受到编者选择和加工，实际上，关于简文帝在历史中的形象，和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下的形象是有差距的，简文帝在《世说新语》中，颇富情趣、很有风度，受到士人群体的欢迎，而在《晋书》之中，简文帝却还有胆小谨慎，常惧废黜的一面，《世说新语》有真实性，但另一方面，它却在题材的选择和完整性上，是为凸显魏晋风度服务的。

《世说新语》推崇一个女性的文化修养和思想性格，这些女子都表现出绝妙的才情，语言机警高妙，对人物有识鉴的能力，它甚至提出了美的至高境界，是超越了“清心玉映，有闺阁之秀”之外的“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余嘉锡指出：“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以见其为女中名士，而称顾家妇有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杰出者而已，不言其优劣，而高下顿现。”编者的“贤媛”，是班婕妤面对审问时的神态自若，也是许允妇面对政治变局中的处乱不惊，这种美都是魏晋风流。

由此可见，《世说新语》编撰者以能否体现魏晋风度作为“贤媛”的标准，贤媛的身上所诠释的是编撰者对于魏晋风度的定位。

我们可看出魏晋风流的审美本质，一方面注重语言的表达艺术，最终体现于清谈，又能够识鉴品评人物之高下，而最终落驻于从容不争的平静心态，也在独立超然的精神品质，无处不显示出当时人独特的风格和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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