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心态

魏晋文人心态（共4篇）

魏晋文人心态 篇1

摘要：陶渊明的《闲情赋》在其作品中别具一格, 其主旨历来也备受争议, “爱情说”和“比兴说”可视为对此赋主旨评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本文从《闲情赋》内容本身进行探究, 认为其主旨重在“以礼闲情”;同时结合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 认为《闲情赋》言情的主旨不仅是陶渊明真率自然美好人格的展现, 更是整个魏晋文人群体的自由心态的体现, 而这种自由心态恰恰源于魏晋乱世造成的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陶渊明,《闲情赋》,主旨,魏晋文人心态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之在晋末, 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 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易代之际的阴谋与杀戮, 人与人关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给陶渊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所以对陶渊明来讲, 指斥世俗的邪恶, 抨击现实的黑暗, 就成了他辞赋创作的主要内容, 也使他的众多作品呈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然而, 陶渊明创作的辞赋中有一篇无论风格还是思想内容都很独特的作品———《闲情赋》。辞赋中作者用酣畅淋漓的笔触将人间俗世的儿女之情尽兴地倾吐出怀, 展现出作者那种洒脱、真率、自然的美好人格。但是, 一直以来, 对这篇辞赋的主旨, 很多的研究者看法不一。

一、《闲情赋》主旨探究

关于陶渊明《闲情赋》的主旨, 历来是争议的焦点。归结起来, 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 认为此赋纯为爱情描写, 并无寄托, 故可名之为“爱情说”。其二, 认为此赋继承了屈原楚骚“香草美人”的传统, 有所寄托, 故可名之为“比兴说”。对此, 我们有必要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爱情说”主旨可追溯到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太子在《陶渊明文集序》云:“余爱嗜其文, 不能释手, 尚想其德, 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 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 唯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 卒无讽谏, 何必摇其笔端?惜哉, 无是可也!”萧统虽然没有明确说《闲情赋》纯为爱情描写, 但“劝百而讽一者, 卒无讽谏”的说法, 实际上是批评渊明虽自称“有助于讽谏”, 其实不仅没有讽谏, 反而大写特写爱情了。萧统对陶渊明极为推崇, 备加赏誉之辞, 唯独对《闲情赋》一文颇有微辞, 谓其“白璧微瑕”。究其原因,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萧统认为此赋乃言情之作。”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不少。如清代方东树所云:“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 此说甚正, ……如陶渊明《闲情赋》, 可以不作, 后世循之, 真是轻薄淫亵, 最误子弟。”

除萧统外, 对《闲情赋》的主旨历来评价不一, 备受争议。总而言之, 有言情与寄托两说, 言情说又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态度。与萧统、方东树等人观点不同, 苏轼认为《闲情赋》有讽谏之寓意, 虽然其中有言情成分, 但无伤大雅:“渊明《闲情赋》, 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 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 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 这里, 苏轼认为《闲情赋》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和《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 有深刻的讽谏寄托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自烈也认为此赋别有寓意:“此赋托寄深远, 合渊明首尾诗文思之, 自得其旨。如东坡所云, 尚未脱梁昭明窠臼。或云此赋为眷怀故主作;或又云续之辈虽居庐山, 每从州将游, 渊明思同调之人而不可得, 故托此送怀。” (《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晚清学者刘光贲也说过:“其所赋之词, 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 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 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 (《陶渊明〈闲情赋〉注》) 袁行霈先生说:“此赋写爱情之流荡, 又序曰‘余园闾多暇’, 可见乃渊明少壮闲居时所作。”又说:“从《闲情赋》之题目、承传关系、序中自白, 可以断定此赋乃模拟之作, 渊明写作此赋之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流荡。”此说极是。

针对以上两种观点, 我们有必要回到《闲情赋》内容本身去把握。陶渊明在《闲情赋》序中写道:“初张衡作《定情赋》, 蔡邕作《静情赋》, 检逸辞而宗淡泊, 始则荡以思虑, 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 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 奕代继作, 并固触类, 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 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 庶不谬作者之意乎?”序文指出了《闲情赋》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之间的承传关系。陶渊明自己也说是张衡、蔡邕等“继作”系列中的一篇。《说文解字》曰:“闲, 阑也, 从门中有木。”《广韵》曰:“闲, 阑也, 防也, 御也。”《广雅》曰:“闲, 正也。”从序中可见《闲情赋》的主题在于防止爱情的流荡。除序文外, 正文最后也点出了“闲情”的本意:“尤《蔓草》之为会, 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 憩遥情于八遐。”《蔓草》指《诗·郑风·野有蔓草》, 《毛诗序》以为此篇是“男女失时, 思不期而会”而作。“《邵南》之余歌”指《草虫》、《采蘩》等篇, 《毛诗序》谓《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尤《蔓草》”两句, 表达了应该“以礼闲情”的意思。尽管如此, 《闲情赋》中“十愿”的描写却以其华丽深情的铺叙而名垂千古。陶渊明关于爱情的细腻情思在文中尽显无遗, 故此篇仍可视为言情之作。

《闲情赋》大肆铺陈绝色佳人的美艳, 以及对她的热烈追求, “始则荡以思虑”, 最后“以礼闲情”, “终归闲正”。作品以浓重的笔墨叙写男女爱慕相悦之情, 于自然任真的风格之外, 一反陶渊明诗文质实淳朴的一贯风貌, 以绮丽词采和细腻笔法写出了微妙的情感活动及内心思绪。《闲情赋》共一百二十二句, 全篇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文字, 第一部分着重描绘女子美淑形象, 较多采用传统手法一带而过, 如“表倾城之艳色”之语。第三部分写因山河阻隔, 思恋不得, 内心寂寞怅惘, 表现出“若凭舟之失棹, 譬缘崖而无攀”的失落心情。全篇最精彩的是中间的一部分, 也是全篇最重要的一部分。作者构思奇妙, 落笔以十“愿”十“悲”铺叙详写心理活动, 每一“愿”即一比喻, 每一比皆围绕心中所思慕的女子而设。每一“愿”皆引出一“悲”, 而无论是“愿”还是“悲”, 都深深地表现出作者真挚深切的爱慕思恋之情, 十“愿”十“悲”, 设喻生动精巧, 足见作者用心极精, 用情极深。

二、《闲情赋》言情的主旨所折射出的魏晋文人心态

陶渊明诗风平淡自然, 其人一生率性任真。在陶渊明的作品中, 只有这篇《闲情赋》是言情的。虽然陶渊明作此赋的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的流宕, 但他以其“不狎世”的率真和洋洋洒洒的“愿”“悲”, 将人间俗世的儿女之情尽兴地倾吐出怀, 展现了自己真率自然的美好人格。正如萧统《陶渊明传》所云:“渊明少有高趣, 博学善属文, 颖脱不群, 任真自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闲靖少言, 不慕荣利。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 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 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 环堵萧然, 不蔽风日。短褐穿结, 箪瓢屡空, 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 颇示己志。忘怀得失, 以此自终。”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自身形象的真实写照。《闲情赋》情真意切, 真挚动人, 将男女之间倾慕思恋的爱情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正如《世说新语》所云:“情之所钟, 只在我辈。”无论是其诗歌还是其生平为人, 陶渊明最大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一个“真”字, 这个“真”是自然本真, 是率性任真。《闲情赋》正是这种率性任真的自由心态的真实表露, 是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自我的生动表达。

《闲情赋》所表达出的这种自由心态非陶渊明所独有, 而是整个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的整体心态。汉魏以来的名士传统, 多以清高相尚。自汉末清流儒生在与宦官的对抗中形成党人集团之后, 名士阶层的自我意识便大为增强, 此种意识的核心即“清高”。《世说新语》云:“陈仲举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登车揽辔, 有澄清天下之志。”又云:“李元礼风格秀整, 高自标持, 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这正是“清高”的名士风范之典型。自魏末玄学勃兴, 汉末儒生的“清高”意识又与道家尚“无”尚“自然”的精神相结合, 发展成魏晋名士的遗世脱俗风致。魏晋名士对于功名富贵多取淡泊的态度, 玄学与佛理虽为原因之一, 但究其根本原因, 正是魏晋文人群体在乱世中自我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的体现。

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开篇即云:“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五十之年, 忽焉已至。公始为满, 融又过二。海内知识, 零落殆尽, 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对人生短暂和生命飘忽的感慨溢于言表。魏晋文人的自由心态正是具体表现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先秦诸子重思辨, 重道与理, 看重生命作为个体存在的哲学意义与终极追求。与此不同, 魏晋文人更加重自我, 重性情, 看重对人的生命本身的世俗关怀。《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的种种言行, 正是这种自我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

陶渊明及其《闲情赋》作为个体和个案, 正是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缩影。造成这种时代整体的生命意识的觉醒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于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本身。从建安年间 (196-219年) 至隋开皇九年 (589年) 隋灭陈, 魏晋南北朝前后近400年间, 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 战乱经久不息, 政权频繁更替。全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先后建立过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据大略统计, 这个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500余次, 小规模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的乱世中, 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在战争铁蹄的践踏下显得微不足道, 战争和屠杀视生命如草芥, 社会极度黑暗动荡。作为大时代中的生命个体, 魏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态的表现, 正是对这种时代生命意识衰微的挽救与反抗。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第1版.

[2][清]方东树.续昭昧詹言 (第八卷) .

[3][清]刘光贲.陶渊明闲情赋注.

[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 2003.4, 第1版.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7, 第1版.

[6]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9, 第1版.

[7]朱大渭, 刘驰, 梁满仓, 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 第1版.

魏晋文人心态 篇2

一魏晋文人的潇洒自然对李清照精神世界及作品的影响

魏晋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争权夺利, 导致了传统礼教的松弛, 人们由外在的功利事物逐渐转向对自我生命的重视和内心情感的抒发, 寄情于物、旷任放诞。从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魏晋”风度, 到点化自如、情驰神纵的书法艺术, 从《兰亭集序》到田园山水诗, 自然山水景物成为人的审美对象, 使人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如当时的“竹林七贤”, 终日纵酒谈玄, 寄情山水。嵇康“尝采药游山泽, 会其得意, 忽焉忘返” (2) , 而阮籍也经常“登临山水, 忽忘形骸”。 (3)

受魏晋文人崇尚自然的影响, 李清照也经常纵情山水、饮酒作乐、悠而忘返。不同于其他“养在深闺人不知”的封建世家大族的小姐, 李清照喜欢走出闺阁, 亲近大自然。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 李清照写自己与女伴出游, 于溪亭畅饮, 直至“沉醉”得不认回家的路, 写出了青春少女无拘无束的天性。李清照那种投身大自然、钟情于山水风物的童心和志趣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魏晋文人的隐逸情怀对李清照精神世界及作品的影响

陶渊明是对李清照影响最为深远的魏晋文人, 李清照在其诗文中多次推崇陶渊明不慕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 并效仿其生活习性淡泊自守、潜心学术。陶渊明曾经怀有兼济天下的壮志, 也曾在朝为官。但由于他厌倦黑暗虚伪的官场, 不肯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 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向乡里小儿”, 所以他辞官归里, 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对于陶渊明弃官归隐的举动, 李清照是深表赞同和理解的。身为世家大族的小姐, 她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父亲李格非的被贬, 公公赵挺之在权利斗争中的失败, 以及李、赵两家的宦海沉浮, 让李清照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深感厌弃。所以在赵挺之去世之后, 李清照便随赵明诚回归青州故里, 隐居乡间市井, 潜心研究学术, 悉心撰写《金石录》。她在故里期间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将其书房命名为“归来堂”, 并以“审容膝之易安”中的“易安”为自己的号, 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可见李清照对陶渊明的崇拜及对其生活状态的向往之情。

“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 杯尽壶自倾。” (《饮酒》其七) , 由此可见, 陶渊明对于菊花和饮酒的偏爱体现了其辞官归隐后宁静闲适、悠然自得的心境。李清照同样渴望着这种恬淡悠然的生活, 所以她也常常于东篱把酒赏菊。如《醉花阴》中:“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鹧鸪天》中:“秋已尽, 日犹长, 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樽前醉, 莫负东篱菊花蕊。”《多丽·咏白菊》中:“细看取, 屈平陶令, 风韵正相宜。”……然而, 不同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 李清照的“菊”和“酒”平添了几分闺怨之情和国破家亡的离恨之感。

三魏晋文人的“游仙”之思对李清照精神世界及作品的影响

《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所以世人便试图通过隐逸的手段来躲避灾祸。如嵇康、阮籍就十分向往隐逸的生活, 他们在黑暗的社会中看不到光明, 对世界的丑恶深恶痛绝, 因而将一腔的悲愤, 化为归隐的志趣。嵇康在《述志诗》 (其二) 中说道:“岩穴多隐逸, 轻举求吾师。”道尽了他对归隐的向往和渴慕。阮籍同嵇康一样, 希望超越生命的樊篱、打破时空的局限, 让自己的人生价值永存, 所以他慕仙、寻仙、求仙, 以期与天地同寿。

南宋同东晋一样, 都处在改朝换代的时期, 社会动荡, 政治黑暗, 人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面对世俗的“喧哗”, 李清照也不堪纷杂, 因着对魏晋文人的崇尚之情, 她也循着阮籍、嵇康的寻仙之径, 踏入太清, 悠游天外, 企图超脱凡尘。李清照在《晓梦》中展开了浪漫想象, 与虚构的神话传说人物交往。目睹仙境快乐优哉的生活, 李清照不由感慨:“人生能如此, 何必归故家?”无比艳羡之情直言道出, 毫不含蓄。可惜是梦终有醒时, 当她回到现实, 听到令人厌恶的世俗嘈杂之声, 不禁失落怅然。

四魏晋文人的淑世情怀对李清照精神世界及作品的影响

李清照对于魏晋文人和魏晋风流的“情有独钟”, 不仅是受父亲的影响和对其名士风度的倾慕, 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形势有许多相似之处。魏晋时期, 战火连绵, 社会动荡不安, 各政治集团争权夺利, 党同伐异。而北宋末南宋初, 亦是狼烟滚滚、生灵涂炭。靖康之耻、宋室南渡更是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 李清照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家国之痛, 同时也展现出了与魏晋文人同样的反抗和斗争的精神。

1. 义正词严, 直击黑暗的政治斗争

嵇康是李清照最崇敬的魏晋文人。在魏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 嵇康是一位英雄人物, 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礼教的真正忠臣。他坚决反对当时那种虚伪的礼教, 激烈地抨击那些以儒家信徒和礼法之士自命, 却肆意篡改以营其私利的小人。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 自称“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在人间不止, 此事会显, 世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一也;……”嵇康睥睨和光同尘之流, 虽因排俗获祸, 却毫不畏惧。

嵇康这种直击政治黑暗的气魄和胆识是李清照学习的楷模。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被贬之时, 李清照向时任尚书左丞的公公赵挺之求救, 却被婉拒, 于是照直斥其“炙手可热心可寒” (佚句) 以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在赵挺之政治斗争失败、溘然长逝后, 李清照却作《多丽·咏白菊》, 借咏白菊, 寄予对赵氏“无情风雨, 夜来揉损琼肌”之政治打击的愤懑, 以及要保持“屈平陶令”风韵品格的志向。此外, 李清照更是以《乌江》:“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暗讽丧权辱国、南渡而逃的南宋小朝廷。

嵇康与曹魏宗室既有同乡之谊, 又有姻亲之好, 同李清照与赵宋宗室的关系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李清照在国破家亡之时作《咏史》:“两汉本相继, 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 至死薄殷周。”犀利地讽刺被金人扶植的刘豫伪齐、张邦昌伪楚政权, 揭露他们的叛国之行, 体现了深沉的爱国之情。

2. 心忧天下, 强烈的爱国热情

生逢乱世, 李清照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成就卓越, 而且心忧天下, 关心国家生死存亡。北宋灭亡不久, 李清照内心愤懑不已, 她对宋王朝以赵构为首的主和派丧权辱国的无耻行径深为不满, 而对东晋初年的有志报国之士深表景仰, 渴望能在南宋王朝出现以身许国的志士豪杰。她的佚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 明白地道出了她的这一心愿。寥寥二句十四字, 通过古今史实的对比, 指出当前朝廷缺乏像晋代的王导、刘琨那样辅佐王室忠于国家的重臣。另一方面, 也尖锐地讽刺了那些贪生怕死、软弱庸碌的主和派。虽然只是残句, 但气势开阔, 笔力雄健, 正如清代俞正燮所说:“忠愤激发, 意悲语明, 所刺者众。” (4)

李清照作为封建女子, 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姿。她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 对于国家的支离破碎、物是人非感慨颇深。于是, 在金华避难期间, 写下了批判南宋统治者懦弱的《打马赋》, 拈来恒温伐蜀与谢安破淮、淝之贼的典故:“平生不负, 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 已破淮、淝之贼”, 寄托北伐之志, 渴望南宋出现像恒温、谢安式的名将贤臣, 东山再起, 完成中兴大业。文中写金戈铁马, 挥师疆场的气势, 亦在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木兰横戈好女子, 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李清照虽然出身书香门第, 但并不是软弱的闺阁女子, 她渴望像木兰那样驰骋沙场、为国杀敌。“老矣不复志千里”反用曹孟德“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之典, 为年老力衰、不能奋起而扼腕叹息, 只能待北伐胜利后再“过淮水了”。李清照的志向与遗憾可谓真情至性, 令人感动。

参考文献

[1]王英志编选.李清照集[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 2007

[2]朱翔编著.四大才女之李清照全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3]陈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魏晋文人心态 篇3

一、魏晋文人书法流派的兴起

汉末魏晋, 汉字基本完成了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过程。汉字书体的完善, 解决了汉字的应用问题, 人们逐步把汉字书写的注意力集中到汉字的艺术功能, 魏晋时人胸怀丘壑, 崇尚自然, 寄情点画, 尚意宣情, 魏晋文人书法流派通过汉字书写的艺术追求, 自觉地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 各文人书法流派虽传承不一, 或质朴的钟繇楷法, 或妍美的张芝草法, 或遒媚的羲之新体, 都是文人书法流派自觉的审美追求。

文人书法流派中, 士家大族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与老庄的注重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士人书写中求美意识也具有独立性与自觉性。如王羲之在其艺术领域不断拓展的过程中, 具有强烈的独创意识, “顷寻诸名书, 钟张信为绝伦, 其余不足论。吾书比之钟张, 当抗行, 张草犹当雁行”虞和《论书表》, 对钟张推重其书法, 又欲超越, 羲之博采众家, 全面继承传统, 力图创新, 这是魏晋时代风尚与文人个人性情相结合的产物, 最终使得羲之一变古法, 创造妍美书风。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和审美的自觉则是文人书法流派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字体的多样化为文人书法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字体的演变中, 从文字的表意功能看, 旧体被新体取代, 已不是官方正体。从文字的艺术功能看, 各种字体的艺术价值积淀下来, 流传自今, 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 其中汉末文人士大夫对草书的热衷可谓蔚为大观, 赵壹《非草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 博学余暇, 游走于斯, 后世慕焉。专用为务, 钻坚仰高, 忘其疲劳, 夕惕不息, 仄仄暇食。十日一笔, 月数丸墨。领袖如皂, 唇齿常黑。……”可见草书艺术造型为文人书法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更大的时间和空间, 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依托。

书法家族师承关系的出现使得书法的学习更明显关注书法艺术的传授。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目的也不再附属于传统的习字教育, 书法艺术逐渐由不自觉向自觉时期转变, 汉灵帝时设置的鸿都门学, 便是史上第一所书法艺术学校。西晋始设书学博士, 专授书法。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受以书取仕制度的影响一直具有功利色彩, 在自然状态下, 汉字书写教育注重识字和书写的准确性和技术熟练性;而在自觉状态下, 书法教育不光是为文字书写而应用, 而更以书法的艺术性为主要审美追求。

总而言之, 书法由自然向自觉转变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书法自身内在发展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而文人书法流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分化及演变, 就与书法由自然向自觉转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文人书法流派的形成和书法由自然走向自觉的关系

书法由自然到自觉的转变是渐进的长期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自然与自觉之间, 没有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首先是书法家个体的觉醒, 随着文人士大夫求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不断加强, 并且在书法世家的方式得以体现, 并在书法士族中得以承传, 形成了各自的书法风格流派。

文人书法流派的形成是书法由自然真正走向自觉的标志, 而书法艺术的师承, 特别是书法世族间的师承是书法风格流派形成的基础。卫门中卫瓘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家学, 另一方面他又博采众长, 与索氏一门中的索靖一起师从张芝的草法, 卫瓘与索靖的草书都源于张芝, 卫瓘“采张芝草法, 取父书参之”, 而索靖乃“张芝姊之孙”“传张芝草而异形”, 可见, 卫瓘与索靖草书是同源异流, 索靖草书虽形异于张, 却是张芝一脉, 卫瓘祖述张芝却掺杂了卫氏家法, 遂自成“草稿”体, 当属别流。卫、索草书的笔法风格不一样, 各有所长。1《晋书·卫瓘传》记载:“瓘学问深博, 明习文艺, 与尚书郎敦煌索靖, 俱善草书, 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 论者谓瓘得伯英筋, 靖得伯英肉”。

魏晋书法世家在文化上占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书法风格代表了魏晋时代书坛风格。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在广泛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总结和改造了汉魏以来盛行于士大夫之间的草书、行书、正书,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妍媚和新奇。他们在汉魏张芝、锺繇、二卫的书法成就基础上, 创造了不同于汉魏的草、行、楷书的书体样式, “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 又末流于疏狂, 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2

魏晋时期, 书法由自然转变为自觉, 确实与文人书法流派的出现与兴起密不可分。魏晋文人书法流派的兴起, 标志着中国书法真正进入自觉时代, 奠定了中国书法基本的风格体系, 它的现象在此后的中国书法史中并没有消失, 成为后世文人书家顶礼膜拜的楷模。

摘要：魏晋时期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 这期间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 战争频发, 使得民族激化, 生产力破坏, 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一时期既是书体的演变归结期, 又是书法技法的集大成期、文人书法流派之大发展期, 是中国书法走向完全自觉的阶段。

关键词：魏晋,文人,书法,世家,流派,自觉

参考文献

[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2]、李泽厚《中国美术史》

[1]、《中国书法理论史》王镇远黄山书社1990年

[2]、《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3]、《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外一种) 唐长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宗白华全集》宗白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美学三书》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元代戏曲文人心态初探 篇4

本文将从元代戏曲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能够反映他们的人生观的戏剧作品的角度,探索元代戏曲文人的心态。

战乱后的元大一统时期,普遍中小地主儒生和下层文人,都被八十年的废科举制度无情地抛弃到被统治阶层的地位,不被元统治者信任,有些儒生,生活无着,甚至充当乐工。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就是形容元代儒生社会地位低下。即便元后期恢复科举,全国反抗起义连连不断,文人的仕途在动荡的社会中历经坎坷。或许战乱的社会让敏感的文人羡慕追求宁静的田园生活,但更多的是在现时中不能实现自我价值,选择亦隐亦俗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元代文人痛苦,叛逆和超脱的精神。

如元杂剧作家关汗卿,王实甫等,与妓为伍,词曲自娱,表面上看他们追求耳目声色,口腹之乐,但从他们伟大的戏剧作品中透露了这样一批文人的内心充满博爱主义和反抗精神。混入世俗的生活,歌颂最底层的人民,也足以证明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叛逆。

元杂剧的代表作家关汉卿是一位汉族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处在政治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他的戏剧作品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时,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代表作《窦娥冤》中孝顺,善良的女主人公窦娥,受到地痞流氓欺凌和贪官的迫害,受屈惨死在黑暗社会的屠刀之下。毫无天理的现实逼迫贤淑的窦娥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临刑前发下奇异的誓愿,借异常的天象证实自己的清白。剧作家在创作悲剧《窦娥冤》的过程中,可想而知内心的痛苦,压抑和悲愤。剧末借鬼魂鸣冤和“清官”的理枉,表达作者对悲惨命运的窦娥的真切同情和惩恶扬善的愿望。这样的结局更显示了作者内心的屈辱,痛苦和不平。

再如南戏《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仕途坎坷,历经曲折,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辞官谢客,以词曲自娱。《琵琶记》这部悲剧充满了矛盾,郁闷,压抑的情绪。剧中女主人公赵五娘温顺,善良,含辛茹苦,拼命挣扎在满目荒凉萧条的境地,咽食糟糠,身受非人的折磨,剧作家高度赞扬了赵五娘坚韧不拔,忘我牺牲的可贵品质。剧中男主人公蔡伯喈深受封建思想的禁锢,遵守孝道伦理却受到巨大的精神摧残,历经新婚离别,有家难归,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尽管高中为官,入赘牛府,可是荣华富贵的生活仍未竜使他摆脱内心软弱矛盾的精神痛苦。深刻透露了元末文人内心矛盾挣扎和悲哀,表达了作家对文人软弱性格的同情。

另外,元代的喜剧除了戏曲作家对主人公的磨难同情,更折射出剧作家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勇敢面对现实积极抗争的精神的热情讴歌。

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男女主人公因受封建伦理和家长制的压迫,他们真挚的情感屡遭挫折.张生多次抑郁成疾,崔母允婚需在张生考取功名之后,即便高中之后,又遇郑恒争婚。莺莺历经孙飞虎兵围寺院,崔母强硬反对,以及曾订亲的郑恒的阻挠。虽然倍受煎熬和摧残,张生和莺莺始终坚持抗争,并赢得红娘的帮助,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喜剧结局更能体现剧作家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嘲弄,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勇敢面对现实的信心。

文学界普遍人为元代是“俗”文化的繁荣时期,文人遁入俗世,享受世俗文化。这一点可以从元代戏曲作家的生活状态以及作品得到验证,如梨园领袖关汉卿,剧作家王实甫等在现实生活中,出入酒巷,与社会最底层的艺人来往密切,了解社会底层的妇女的生存状态并创作了一个个鲜活的“俗”的形象。如《救风尘》中妓女赵盼儿,《贩茶船》中的妓女苏小卿,《拜月亭》中的少女王瑞兰,《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她们聪慧,泼辣,大胆,叛逆并具有抗争精神。而且剧作家多以大完聚作为结局,显示了结弱小群体抗争封建制度的胜利。

这些世俗人物形象成功塑造,反映了作者对普通群众的思想情感的关注,充满了伟大的民主博爱精神,体现了戏曲文人高洁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