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通用12篇）
文人相轻 篇1
一、简述
作为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韩愈、柳宗元二人虽然在政见、文学主张、思想内涵等方面并不尽相同, 甚至还有某些对立, 但韩柳二人却是同声相应、至死不渝的好友。当柳宗元遭贬、亲朋毁书灭迹的时候, 韩愈推荐人向柳宗元请教, 并称“吾友柳子厚, 其人艺且贤”;柳宗元临终之际托孤于韩愈, 韩愈为其撰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文字悼念柳宗元, 辞情慷慨, 寄托遥深。在《柳子厚墓志铭》, 称柳宗元“少精敏”、“儁杰廉悍, 议论证据今古, 出入经史百子, 卓厉风发”。韩柳交谊驳斥了“文人相轻, 自古皆然”的现象, 而向世人展示了“文人相亲、文人相重”的美德。
二、韩、柳在经学思想上的分歧
在对经书之态度、批判怀疑传统经学、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及经学与子学的关系上, 韩、柳二人既有不谋而合的相同观点, 又有意见、思想与学术上的分歧。
对经书的态度有分歧。柳宗元出身于门阀世族, 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教育, 作为世代为官的著名世家大族的后代, 他有优越的文化条件;另外, 他的外祖为涿郡卢氏, 河北大族, 亦世为儒学传家。这样, 父亲与母亲双方的家学渊源对柳宗元儒学情节的形成起主要作用, 他终身坚持儒家立场, 学儒志向始终未改。“仆尝学圣人之道, 身虽穷, 志求之不已。”这种对儒学的执着, 使他对经学的功能有一个至为深切的认识, 并从为人、为文、为政几个方面加以概括。如“本之书以求其质, 本之诗以求其恒, 本之礼以求其宜, 本之春秋以求其断, 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著述者流, 盖出于书之谟、训, 易之象、系, 春秋之笔削, 其要在于高圩广厚, 词正而理备, 谓宜藏之简册也。”“先君之道, 得诗之群, 书之政, 易之直方大, 春秋之惩劝。柳宗元不同的是, 韩愈极大地提高了本非经书的《孟子》的地位, 把孟子作为儒家道统传承的关键人物对待, 使宋以后《孟子》升格为经。
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上有分歧。柳宗元本人早年就对章句之学不满意, “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 为腐烂之儒。”这使他很快接受了春秋学派的观点, 认真研读其著作, 吸收丰富的精华, 进一步批评汉代的章句之学, “马融、郑玄者, 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 仆辛非其人。”可以看出, 既是对前人的批评, 也是对当时经学风气的不满, “重训诂, 循章句, 守经疏。”面对沉闷的学风, 目睹危弱的政权, 柳宗元大胆冲突经学的藩篱, 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深度批判和革新。柳宗元学养深厚, 他的新学风既是对官方经学的一种反驳, 也是对拘谨经师家法的突破。韩愈与柳宗元不同, 很少单篇怀疑文字, 他的疑经求实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对《论语》的注解当中。
三、“文人相轻”与“文人相重”
“文人相轻”的实质并非“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 而是文人之间的相互嫉妒。所谓“贵古贱今”、“贱同思古”, 也是“文人相轻”的表现, 实质上也是文人的嫉妒心理的反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所谓“文人相轻”, 是指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存在着的相互歧视、相互排斥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据考证, “文人”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很早, 在《尚书》和《诗经》中都有用“文德之人”来解释“文人”的记载。那时的“文人”主要是指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的人。东汉时期, “文人”逐渐构成一种专业阶层, “文人”的内涵便相对集中于文学创作层面, 被称为“文章之士”。到了近代, 随着“知识分子”这一舶来品的引进, “文人”渐渐淡出历史, 其涵义也基本被知识分子这一词语所涵盖。因此, 这里所说的“文人”, 也是泛指一切知识分子。这里提及的“相轻”是指知识界相互歧视、相互排斥的行为及倾向, 极端者往往发展到相互残害, 如历史上的庞涓设计陷害孙膑, 李斯迫害韩非等等。“文人相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人善于自见, 而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文人相轻”表面上是文人们互相轻视、看不起, 是“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但更深一层思考, 我们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文人们真正要“轻视”的, 并不是他人之短, 而恰恰是他人之长。因为“文人相轻”之“轻”,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轻视、看不起, 而是建立在对“对手”重视基础上的、具有一定攻击色彩的言论和行动。历史上, 那些“经典”的“文人相轻”的例子都不足以说明“相轻”的双方或一方是真正轻视对方的。以班固“小”傅毅为例, 正因为傅毅与班固同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又同为汉章帝的兰台令史, 两人的水平与地位均在“伯仲之间”, 班固才“小”之, 才攻击他“下笔不能自休”。如果傅毅是个文盲, 或只是个平民, 那就根本无法引起班固的兴趣, 班固还有必要去嘲笑他“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筐”吗?退一步说, 即使傅毅真的有“下笔不能自休”的毛病, 也不是他被班固“轻视”的真正原因;相反, 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在为文和为官方面有某些值得班固重视的长处。说到底, 在过去时代, “文人相轻”只是表面现象, “文人相妒”才是本质。
“文人相轻”作为文人嫉妒心理的表现形式, 与竞争心理相联系, 既有消极作用, 当然也有积极作用。当代文人, 应该仰止于韩、柳交谊, 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 提倡“文人相重”、“文人相亲”的新风,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金坤:《韩愈、柳宗元古文理论述略》,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2]黄明喜:《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年。
[3]王凤玲:《韩愈、柳宗元论文书信之比较》, 《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
文人相轻 篇2
【注音】wén rén xiāng qīng
【出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解释】轻：轻视。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
【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
【结构】主谓式
【同韵词】量敌用兵、鹅笼书生、五谷不升、谈议风生、寥若晨星、虎口残生、鸡犬新丰、闳大不经、千里莼羹、你夺我争、......
【年代】古代
【谜语】作家看不起作家
【邂逅语】秀才看不起秀才
【成语故事】北宋时期，张耒做一首诗送给苏东坡过目，苏东坡笑他：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府右军方熟眠。这是热汤清炖王羲之。张耒心中不服，也指出苏东坡的诗中人名用得不当，苏则要他去找曹操理论。这正是曹丕《典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成语示列】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恩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清·钱泳《履园丛话·书学·总论》
【成语造句】
辱骂的艺术:文人相轻 篇3
肥胖的切斯特顿有一次对瘦弱的萧伯纳说:“看到你,别人都会以为英格兰出现了饥荒。”对此萧伯纳回答说:“看到你,别人都以为是你造成了饥荒。”
纳博科夫说海明威:“4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东西,写的什么钟、蛋和牛,我很不喜欢。”
巴特勒说,上帝让卡莱尔和卡莱尔夫人成婚是不错的安排,这样只会让两个人而不是四个人受苦。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说:“关于苏格拉底的东西我读得越多,我越对雅典人毒死他不感到奇怪。”
伍尔芙觉得诗人艾略特宗教气息太强了:“在我看来,他好像要变成一位教士了。”她还在一封信中说曼斯菲尔德:“我希望我对曼斯菲尔德的第一印象不是她闻起来像一只被带到街上走了一圈的猫。”
有的作家辱骂别人可能是因为两人太相像了。伍尔芙在《达洛卫夫人》和其他小说中用了内心独白,她却受不了乔伊斯作品中的意识流。她说:“我越来越不喜欢《尤利西斯》,我越来越认为它不重要,甚至懒得用心去思考它的含义。”福克纳明显从马克·吐温那里借鉴了一些东西,他却说马克·吐温是是一个“在欧洲都不会被视为四流作家的雇佣文人,给一些老的被证明会成功的故事梗概加上足够的地方色彩,去吸引浅薄和懒惰的读者。”
有些评论像碑文一般优雅精确。伊夫林·沃在信中说:“我第一次读普鲁斯特,感觉写得非常糟糕,想他精神上有毛病。”克莱夫·詹姆斯说当代浪漫小说家茱迪思·克兰茨:“做一个糟糕的作家也很费劲。作为艺术品,她的小说就像是两个不是很聪明的醉汉之间冗长的谈话。”
有很多评论是从个人好恶出发,針对的是对方的外貌。马丁·艾米斯说拉什迪:在伦敦一次文人宴会后,拉什迪对他的话没有反应,“没有应答,眼睛几乎紧闭着,就像一只鹰透过百叶窗往外看。”卡莱尔曾经说柯勒律治“从来没有站直膝盖,总是弯着他那呆笨、扭曲的肩膀。”
唐代文人不得志 篇4
李贺:只做过几年九品小官
文人的悲苦从诗人李贺的诗中可反映出来, 他在《南园》 (其一) 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即使李贺这样的才子, 也觉得书生是很少成为万户侯的, 李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也希望弃笔从戎, 这也是当时社会所有文人的现实处境。
李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号称诗鬼, 只活了26岁。他际遇坎坷, 常受排斥, 做过几年九品小官奉礼郎。李贺若不是执意追求文字, 或许不至于那么短命。他经常骑在驴背上, 背一个竹篓, 一有奇思妙想, 就记录下来, 回家再将散句整理成篇, 诗句“呕心沥血乃成”。
陈子昂:空有抱负却无法施展
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 其诗作在唐代文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 主张作品注重内容, 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 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唐代文人中, 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 眼里不揉沙子, 在政治观点上与武则天存在分歧, 后被冷落, 41岁被县令段简害死在狱中。
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共38首, 对自己不受重用以及当时社会埋没人才表达了强烈不满, 有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他在《登幽州台歌》中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的苦闷———空有抱负, 却无法施展。
李白:不懂官场被小人告状
李白也不例外, 他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峰, 但也郁郁不得志。“诗仙”李白一生颠沛流离, 虽然曾经供奉翰林, 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只能给乐师填词。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的才华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李白是性情中人, 不懂官场哲学, 经常在诗中讽刺当权者, 也就经常被小人告状, 后被唐玄宗辞退。天宝十四载 (755年) 安禄山发动叛乱, 李白受邀投靠永王李璘幕府, 试图建功立业, 后璘兵败, 李白受牵连, 被流放夜郎, 途中遇赦, 才得以放还。公元762年, 61岁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县。
四字成语故事-文人相轻成语故事 篇5
【出处】三国·魏·曹丕《典论》。
北宋时，张耒是苏东坡的学生。有一次，张耒做了首诗送给苏东坡过目，没想到苏东坡尖锐地说：“哈哈———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这不是热汤清炖王羲之么?”
张耒被羞得面红耳赤，心中不服，反问道：“老师的诗句有独看红，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什么东西?”
“噢!刘白堕善酿酒，这是有典故的。有一出《洛阳伽蓝记》，你读过没有?”
张耒反驳道：“刘白堕既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倾呢?”
苏东坡争辩说：“你记得魏武帝《短歌行》中有这样的句子么?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也是酿酒人的名字啊。”
“毕竟是用得不当。”
“那你先跟曹操吵赢了，再来见我。”
张耒辞别出来，仰脸对着长空叹了一口气说：“他是权威。他嘴大，我嘴小，这种死无对证的事情，叫我怎能说清楚呢?”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早就有这么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户限为穿成语故事
【出处】唐·李绰《尚书故实》。
智永禅师是南北朝时的一个和尚，住在山阴(今浙江绍兴)的永欣寺。他本来姓王，是东晋时期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继承了祖先的书法传统，字写得非常好。
他善于写各种字体，尤其擅长写草书。他平常练习书法非常勤奋，每天都要写上几个小时。据说，他把练字写秃了的毛笔用大瓦缸装着，到后来，他用过的秃笔竟然装了整整十大缸!
功夫不负有心人，智永的书法达到了非常精熟的境地，他的名声也大了。他曾经手写了八百多本《真草千字文》，分别赠送给浙东的各个寺院。他的字在当时可是很珍贵的，那些寺院得到他的字，挂在寺庙里，顿时给整个寺院增色不少。
许多人都希望得到智永的字，前往永欣寺请他写字的人络绎不绝。因为前来求字的人太多了，寺院的门槛竟然被踏穿了。寺中的工匠见木门槛根本不耐磨，就只好用铁皮把门槛包了起来，人们把它称为“铁门槛”。
计功行赏成语故事
【出处】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在东汉末年，会稽余姚出了个名人，叫虞翻，他忠厚耿直，学识渊博，颇有些名气。会稽太守王朗听说后很是赏识，召来并任之功曹。
孙策征讨会稽，虞翻知道孙策深受百姓拥戴，就劝王朗不要与孙策对抗。王朗不听，结果失败了，只好逃亡。孙策占领会稽后，仍让虞翻当功曹，并以友相待。
后来，孙策打算夺取豫章。华歆当时任豫章郡太守。孙策想如果与华歆动武的话，一方面于自己实力有损，另一方面又听说华歆是个明智之人。于是想到让华歆来献诚，理由是于百姓不利，伤及无辜。便派了虞翻前去游说。
虞翻奉命前往。到豫章后，虞翻问华歆：“听说您和王府君(王朗)齐名，我虽在东边，也非常敬重您。”
华歆答道：“我不如王会稽。”
虞翻趁机问：“不知道豫章兵力和会稽相比怎么样?”
华歆答：“大大不如。”
虞翻于是道：“孙将军智谋盖世，用兵如神，平定会稽的情况您一定听说了。您要守一座孤城，力量悬殊，孙将军的大军离这儿很近了，不早早打算，恐怕后悔来不及呀!”终于说动华歆答应投诚。
文人相轻 篇6
刘梦芙著，黄山书社2008年1月版，30.00元
刘梦芙先生的《二钱诗学之研究》，是一部值得细心玩索的好书，中国诗学研究者，尤其是关注近现代诗学者，可以从其中获得诸多启发。
综括此书的特色，我以为有两点。
(1)作者诗学诗功，两擅其胜，即不但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而且有丰富的诗词创作体验，这就使他对二钱(钱仲联与钱锺书)的诗歌分析，深中肯綮。我曾在《诗功与诗学研究》(《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中对许龙先生《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该书的缺点，关键就在于作者缺少创作的体验，因而对《槐聚诗存》与钱先生的诗学思想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无法作出具体而深入的说明。如果说许书是一个负面的例子，那么，梦芙先生此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从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阐释出钱先生的诗学渊源和审美情趣。不但梦芙先生的《(槐聚诗存)初探》如此，刘永翔先生的《读(槐聚诗存)》(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也同样对钱诗评析入微，时出妙解，原因也在于刘先生的诗功诗学相济其美啊!
(2)梦芙学力超群，识力亦过人。我常说，有知识不难，有思想最难。乾嘉朴学家中，只有戴震、汪中、焦循、龚自珍等少数学者是思想家。梦芙在《二钱诗学之研究》一书中，时常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例如《关于“钱学”的观察与思考》《二钱诗学之比较》，特别是《魔镜背后的钱锺书》，真正体现了“真理之勇，文章之德”。而最使我感叹的是梦芙对《石语》的评笺，以及对《容安馆札记》的批评。
对钱锺书先生著作的研究，竟然成为“钱学”，可见时人对他的崇拜。但也正因此，不免有些人阿私所好，不能坚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原则。比如对《石语》，有些人还很称赏。而《容安馆札记》对俞平伯、邓广铭等名家的讥嘲，有的人也随声附和。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种著作，实在只能为锺书先生盛德之累。
《管锥编》第三册第1050页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之言，加以分析，认为“‘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所以言之异路耳。”钱先生深明此理，而自少至老，屡蹈此“文人相轻”的恶习，正由于背离儒家著重践履的教训。儒家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犹不知也。汉人重经术，强调的是“经明行修”，否则成为荀子所斥的“小人之学”。《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人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人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指君子为了修身而学先王之道，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能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的圣贤。小人之学则不然，只把学问当做追逐名利的工具。所以，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指出欧美的教育制度的缺失，是只给予学生以知识技能，而忽视了教学生“成人之道”。锺书先生“文人相轻”的表现，实在和中外古今这多种影响有关系。
顾炎武平生厌恶“文人”，常引宋人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氏实在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另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他写出《广师篇》：“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君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据刘衍先生《寄庐杂笔》第156页说：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顾阎李诸公之(扌/为)谦》云：“(先引《广师篇》原文)百诗先生论人物，尝称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自问不如。吾乡李杲堂先生最心折万氏家学，尝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季野。’杭大宗太史亦自谓：‘吾经学不如吴东壁，史学不如金谢山，诗学不如厉樊榭。’数公皆经术湛深，文章淹贯，尚乐集思广益，捞谦自下如此。今乡里晚学粗识迳涂，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画矣。”
衍文先生又引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七上《广师》条，平氏据《东坡志林》引陈元龙语：“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秀疾恶，有识有义，吾敬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以为此《广师篇》之源。且谓顾氏文中排比十段，实仿元龙，非其创格。衍文先生认为陈元龙语尚非最早出处，《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才是顾文最早的出处。
我很赞成这种溯源，因为这正是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的表现。我想补充的是，《后汉书·陈蕃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聪明亮达，文武兼资，臣不如弛刑徒李膺。”此亦顾文来源之一。至于平步青引《东坡志林》，实则陈元龙语出自《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我手边无《霞外捃屑》这部书，不解平氏引书何以不从其朔。
我以为要溯《广师篇》之源，还有比《史记》早的《国语·齐语》第一篇：鲍叔对齐桓公说：“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袍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而最为顾氏所服膺的是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根据上述各种资料，可见和“文人相轻”这种恶习成为对立面的，是儒家形成的另一种“自卑而尊人”的传统。这就是“恕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民主社会所倡导的“宽容”精神。锺书先生既饱读诗书，又沐浴过欧风美雨，却偏偏不能实践，实在使我们这些尊敬他的人感到惋惜。
据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一文(《随笔》2005年第一期)所说，当时高教部一份关于北大的调查报告，说钱锺书是“反动教授”。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1952年，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说毛选文字不通。
跟这份材料相反的，是十年“文革”后，他自认为能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303页)。
对照这两份材料，可见他是怎样残酷地进行自我斗争，让自己安全地“默存”下去。
然而这种强制终必反弹，《石语》从二十多岁锁到箱子里，直到八十多岁，终于还是让它问世。这是什么心态?大概认为反正被讥评的对象都早已作古，而自己也“此身行作稽山土”，恶作剧就恶作剧吧!《容安馆札记》则自己也未必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这就涉及后学们如何对待先哲遗著的态度了。“君子爱人以德”，应该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
并不是不可以匡正他人的失误。孔子所说益者三友，就是“直”、“谅”、“多闻”。“直”摆在第一位，朋友过则相规，却不是“当面输心背面笑”，如对俞平伯那样，当面鞠躬叫“老师”，《札记》里却骂“俞曲园不肖孙辈”。
梦芙先生之所以写《(石语)评笺》和《魔镜背后的钱锺书》，的确表现了“真理之勇，文章之德”，这不是对钱先生的攻击，而是通过这一事例，希望大家不要做“文人”，而要懂得尊重人，尊重异量之美。这是他这部书对我的启发，也是他这部书的重大价值所在，因为这正体现了“《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
“文人政治”为何误国 篇7
甲午战争败于“文艺”
把政治当文学玩,托克维尔以为这是法国才有的现象,因为同期的英国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彼此检验、共同促进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想到,在他说完这些话半世纪后,与欧洲相隔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说了一段与他意思相仿的话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这是1894年,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一万个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败。雪珥近著《李鸿章政改笔记》,对此就有精辟分析。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三十载,他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年至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海军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设若及早更新海军装备、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选择与日本开战了。但结果,却全不是他们所能想到。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之尚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
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如翁同龢一样,张之洞也是当时的有名“清流”之一,洁身自好、是个“清官”,那还真是不假,但他也因此自傲,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结果所兴“公利”多成“公害”。“清官”不会做事、把好事做成坏事,那比会做事的“赃官”,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更大。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高调做事,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李氏自称裱糊匠,力图修修补补,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务的改进,为大清政权重拾生机。太平天国运动时建立淮军、同光年间力推“自强运动”、万千纷扰之中创建北洋海军,鸿章所行,从不满足于嘴上说说,而是真金白银,看准了就干。实干家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务求实效,不满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蓝图,还善于考虑技术环节,明白哪些须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该如何办理、又应达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鸿章那样愿做实事、把实事做好的,实在太少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如何绝处逢生、力挽狂澜?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影响极为广大,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导群体的普遍认识,那就是中国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过“器不如人”。那么,“师夷长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长技”拿些来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袖手谈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
“战国策”派的反思
政治的“文学”或“文艺”化误国,误在何处?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战国策”派,对此有深刻省察。
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对国家危亡有切肤之痛。他们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的残酷现实,强烈希望国人振作猛醒,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其核心关注是尚武精神,也就是以“力”为尚的“大政治”——“就是国与国间斗争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有二:战争和外交,其目的则为求国家之生存与发展”。在《大政治》一文中,何永佶用“金鱼缸里的政治”和“大海里的政治”为喻,来说明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以实力为依托的权力竞争,在何氏看来,中国人对外所习惯的“金鱼缸里的政治”乃是“小政治”(low politics),它“‘悠哉游哉’,以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没有鲨鲸鼋鳖只有青草白石的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然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狮、海貔、海豺、海狼、海蛇、海蝎,个个垂涎他的金色的美,‘象以牙而焚身’,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表‘金鱼’,就可知我们处境之危。”“在金鱼缸里时人人都是友,在大海洋时个个是敌”,“国人犹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成‘大海里’的政治了”,“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high politics)才是中国人应该致力为之的,“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
战国策派推崇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政治,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提倡从事实而非从道德出发的世界观,“国际政治是“非道德”(amoral)(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大政治是以事实做根据的:国际既不能避免战争,我们唯有以武力维护安全;国际既没有公理、法律、道德,我们的算盘只有国家和利害。”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唯实外交,权利害,玩均势,合纵连横,“典型的外交家,不是会说好话的白脸书生,而是如里宾洛甫一流的斗士。”同时主张英雄崇拜,“一个不知崇拜英雄的时代,一定是文化堕落民族衰亡的时代”,陈铨、贺麟等反复著文,力证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要以英雄崇拜为前提。与之相对,反对蝇蝇苟且、大而无当的“世界主义”,陈铨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一文中说:“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间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不能离开,不能破坏。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一时代环境的玉律金科,‘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确是一针见血。然而中国现在许多士大夫阶级的人,依然满嘴的‘国际’‘人类’,听见人谈到国家民族,反而讥笑他眼光狭小,甚至横加诬蔑,好像还嫌中国的民族意识太多,一定要尽量浇冷水,让它完全消灭。他们忘记孙中山先生虽然讲世界大同,他同时更提倡民族主义,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才是他的理想政治。”
令战国策派所忧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的没落。林同济、雷海宗都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主导阶层——“士”的精神品格,两千年间有很大变化,经历了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人群,林同济说,西周到春秋前期的士,是爵禄世袭的,是有战斗训练的,是有专司的职业的,也就是说,是贵族的、武德的、技术的。但到孔子之世,这一阶层就已走入末运了,再经过战国时代的剧变以到了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变为大一统皇权类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渐次变为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二千年来“士大夫”的结构了。雷海宗说,“士君子”是封建时代对士族阶层的尊称,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的荣誉职务,在这种风气下,君子锻炼出了毅然不屈、慷慨悲愤、光明磊落的人格。但到战国以后,这种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逐渐消失,出现文武对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而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传统。
与大夫士相比,士大夫的性格特点、理想追求,完全变样。概而言之,是两点,一为官僚化,陈独秀说,把中国士大夫的骨肉烧成灰,里面都可以发现“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二为文人化,不再学习和懂得射御之事,成为专事苦读诗书之徒。也就是说,“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由此又派生出士大夫阶层的以下特点:
一是重宦术而非技术。大夫士是会做事的,通晓各种社会事务,而士大夫是从战国游说之士而来,摇舌鼓簧只为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谓“宦游”即“游于官”而非如大夫士那样“游于艺”也。“由封建的士到当今的士,便是由技术到宦术,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产,是‘创造’。做官是消费,虚耗,是‘反创造’。中国之整个政治之所以糟糕,整个文化之所以僵化,关键就在这里,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
二是重书本而非实践。“中国的书本头脑是一种整个的宇宙观——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他不能直接念及现实,他失去直接看到现实的本能。所以论到治河水利,历代文人的建议,几于千篇一律,总脱不出大禹治水行所无事那一套”,“中国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这种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乃是一切的终点”,这种书本主义、只说不做的习病,“在官场中发达特甚。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就是‘做官样文章’”。
三是重道德而非利害。士大夫阶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文治而非武功的世界,文是王道,武是霸道,“力之一事,自他们看去,不但在道德上是‘坏’与‘恶’,并且在实际上是‘无效’和‘无用’的”,这种“德化第一”主义,在林同济看来,“无容讳的成为一种弱者的自慰语,无力者的自催眠”,大难临头时还在念念叨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现实利害面前不免沦入苍白可笑,“敌至城下,亦竟或诵经赋诗而图存。数千年不讲国防,一旦失去东四省用瞠目不解其理,不解为什么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森严世界里,竟会有人来犯天下不韪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惊愕之余,乃仍在那里梦想欲借公论以克暴力,喊正义以动邻国。”
这些特点决定了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变局的能力。林同济把这种现象,称作为“文人政治”。官僚化、文人化的士大夫阶层,不仅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当时不敢担当,而且习惯于以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雷海宗说秦汉以降,中国的智识阶级即士大夫们大部流于文弱无耻,无事时奔忙于“鸡虫之争”,大难来时则“惊得都作鸟兽散”,乃是典型的伪君子面貌,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
社会中坚阶层的特质决定国家性格,也决定国家命运。“战国策”认为上千年来中国伪君子遍布,结果是国内文弱之气蔓延,宋明最后都不抵外敌入侵而国破政亡。在国家危难之际,士大夫阶层不仅不识大体,沉迷于党争而不管国家死活,还丧失原则和立场,动辄卖身倚靠。雷海宗总结士大夫阶层误国祸国的方式有三:一是结党误国。典型如东汉末的党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末的结党,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其二是清谈,逃避现实。魏晋时代,胡人已把凉州、并州、幽州大部殖民化,内政与民生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负政治责任的人与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谈玄。三是做汉奸。刘豫、张邦昌、洪承畴都是进士出身,投身他人时,毫不为耻。
危机出烈士。“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及士大夫群体的批判,今天看来有些过激,未必全然合乎历史事实,但总体来说又是有针对性的,因此又是有建设意义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清末和民初之际影响巨大、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梁启超,也曾因为目睹国家积弱,而大声疾呼要转变传统惯性,复兴尚武精神。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却被梁启超斥为“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梁氏后来著文,对李鸿章当时处境多有同情,认为李氏并非“权臣”,倘使李氏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则“其所成就亦绝无以远过于今日”,并不会输于同期之德国俾斯麦、日本之伊藤博文,而将中国失政尽归于李鸿章,则使“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梁氏高评李鸿章,认为他乃是“以一人而敌一国”。
做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是难在一人办事、十人掣肘,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等着看你出洋相。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挑刺的。中国之所缺,正在于以实心“做事”者少;中国之所滥,正在于以虚言“做人”者多。雪珥前些年辗转于文字场与生意场之间,现已完全放弃生意而倾心于晚清改革史研究,对晚清时弊及其由来后继多有深刻洞察。他的看法基本继承了梁启超和“战国策”派的思路,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发展前行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学性浪漫想象与现实政治可行性混沌不分,普遍性地急功近利,期盼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不耐烦裱糊的慢工细活,以为推倒重来,换上某一“主义”之蓝图,必能造就摩天大楼。于是,墙倒众人推,人人皆成拆房之专家,你方拆毕我登场。结果,中国经常性面对的局面,是制造一个“主义”,生产一个理论,忽悠一个愿景,什么都可以许诺,就是不能说如何实现。人人迷信所谓“主义”,以为万能灵丹,其结局必然是来回折腾,徒耗国力民力。
当家才知柴米贵。雪珥先生在书中提及的一些细节,在此值得再提。1862年,当同样奉行实干主义的恭亲王奕忻,决定建立总理衙门及其附属机构京师同文馆时,曾遭到不少清流人士的反对。朝中泰斗倭仁上书,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并抛出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奕忻将计就计,马上请旨慈禧要求倭仁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另行择地开馆,并由倭仁督饬讲求。这反将之策,立刻掀开了那些高谈性理、不知其实者黄袍下的短尾,倭仁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既然不知何处有,为何又要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的大话!毛昶熙和沈桂芬也曾是与倭仁一样的饱学经书、不知实务之人,也一度对新式衙门和同文馆杯葛有加,等到奕忻有意安排他们进入总理衙门,结果,当千斤重担真正压在身上时,他们几乎立刻就变成坚定的改革者。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托克维尔的法国,与李鸿章、梁启超和“战国策”派的中国,在这一点上多有相通,那就是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偏好抽象原则和高上理念,而对原则与理念的实践可行性缺乏关注。也就是说,政治理论、主张和诉求与现实世界是脱节的,人们一味沉浸于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美好”“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是“高尚”,而不去追究所说一旦付诸实践,到底可不可行,行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法国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政治毕竟不同于文学,后者可以天马行空、越虚构越优美,但政治是要看结果的,不从技术环节考虑利害得失,那越美妙的思想和理论,操作起来就可能越是祸害无穷。现实是,中法这两个国家,近世以来所遭之难,也确比其他大国为多。这恐怕不能一味归于“外国欺压”吧,国家内部精英群体的状态和表现,也干系重大啊。这种缺弊,就中国而言,直到今天仍然尾大不掉、时有表现。
文人的居所 篇8
那日, 我去了苏家花园三四个小时。回来后一直想写, 一直又没写。一直想写, 是因为我在苏家花园看到了别的发达之家少有的东西;一直没写, 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书香飘溢、学富五车、不辍耕风、一派祥和瑞气的大家庭, 我, 一位近乎文盲的小学老师实在不配写他。然而就似蜜蜂遇见了花朵, 笔还是拿起来了。
那日是阴冷的天气, 尽管已是春天。因为没有太阳, 我没认出苏家花园各布局所处的方位。
苏家花园是作家晓苏和他的四个弟弟在他家乡马良镇临河的一个高处为他的父母建的一处居所。环境的优雅, 布局的和谐, 屋宇的时尚自不必说。单就那亭, 那田, 那鸡笼、猪栏、羊舍都增添了一份温馨, 沐浴在祥和、静谧之中。他——苏家花园, 既显现着城市人的讲究、文化人的修养, 又弥漫着种田人浓郁的田园土香气息。
一步入苏家花园庭院门前, 左前方便是一座灵秀的亭子, 名曰:读耕亭。我的目光移向竖排在亭的左右柱上的对联:学一等人尊老爱幼, 做两件事读书耕田。直觉告诉我这是晓苏的创作, 晓苏的作品向来是浅显易懂、生动趣味中蕴含着人生哲理的。如果不是这对联, 这亭丝毫不会比别个的豪门家庭的亭有特别之处, 亭就是亭了。这座亭不一样, 我相信每一个读过这亭上对联的人, 灵魂都会如我般受到一次洗礼, 做人都会得到一次警醒, 这亭就不是亭, 是教科书了。
“学一等人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当是人类最崇尚的最基础的道德, 当然这里的“老”和“幼”是孔圣人理念中的泛指。“一等人”应是最高尚的、最有素养的人。《水浒传》里的李逵虽因为尽孝而使娘亲落入虎口亦当是一等人。广泛地说, 只要童叟无欺、老少兼爱就是高尚的一等人, 哪怕你是个扫街卖菜的。然而, 现如今, 城里有的卖菜卖水果的却专在老少人前短斤少两。
“做两件事读书耕田”, 我是这样理解的:读书为了丰富知识、提高品位, 从而更好地耕田。如若只读书不去耕田, 衣食何来, 用什么养家糊口, 岂不是无根的空中楼阁?当然“耕田”的广义就是做正经事情, 干正当工作。哪怕是挑粪卖菜。道理一样, 如若只做事情不读书学习研究, 你的工作质量就难上新台阶, 也难做一个有生活品位的人。然, 读书也不单指有字有画的书本, 亦指大自然、大社会之书。这两种书都小瞧不得。
因为苏家人的名望, 苏家花园常常是宾客满堂。我那次去拜谒, 一到就发现不少客人早到了。一些喜欢玩牌游戏的被安排进了其它的屋子, 我等几个人被苏家老人从客厅请进暖房。那里除了书报果茶外, 还有一屋子的暖气。他们几个靠近火垄坐着喝茶看报。屋角书几上一摞书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封面飘着玉兰花盛开香气的小册子定住了我的视线, 我随手捧起阅读起来。一旁, 苏家花园的最长主人——两位慈祥、淳朴、小意的老人家不停地、笑盈盈地对我们嘘寒问暖, 忙着烧水兑茶。我们似儿女般享受着老人家的关怀。作家晓苏也不时各处照管客人。满屋子暖融融的一片。
我正专注地阅读着, 忽然晓苏和他母亲的简单轻声轻语的对话飞入了我的耳朵:“您这幔褂短了点儿, 袄子后面有点儿没幔住。”少许。“哦, 后面是短了一点点儿。”我的注意力被这特细的关心所转移, 我转眼望去, 老人家右手提着刚接满水的水壶, 左手在背后袄子的边角摸着。真的, 中间有秀气女孩儿一小指宽, 不到两小指长, 两边越来越窄的一绺暗红露在外面, 恰把那墨绿的幔褂边角衬得格外鲜翠。我十分惊愕, 没见过哪个男人像晓苏那样, 对母亲说话的语气是如此的认真、平和、体贴;对母亲孝心尽得那样自然无痕、细致入微、无处不在。那刻我想, 晓苏在他母亲眼里绝对不只是个干大事的好儿子, 还是个贴心贴肝的小棉袄。谁说她老人家只有一路路儿儿子没有姑娘?我疑惑:细致是作家特有的观察习惯吗?不, 在父母面前是“一等人”的孝心使然。
傍晚, 苏家花园宽敞的餐厅里摆满丰盛菜肴的桌边围坐了一大桌客人。我猜两位老人也跟别家老人一样不喜欢大鱼大肉的酒席, 因而没入席。主人家的酒风很好, 没有狡酒之意, 礼节意思到了就行, 酒鬼也不会在这儿出洋相, 不胜酒力的更得到了主人的宽容。席中, 作家晓苏的四弟人称老猛的跑前跑后客客气气地忙着给大家斟酒奉菜。作家晓苏则从上衣的里上兜里掏出了一张稿纸, 上面用他老家方言写了一个小故事, 晓苏有板有眼地念给我们听, 逗得大家一阵阵好笑, 主客之间的距离在笑声中立刻拉得更近了。他问大家听懂了吗, 还像方言吗?在座的保南人说特像店垭方言。我听着那保南的方言跟普通话相差太远了, 比如“牛”就是“油娃子”, “油条”就是“油果子”, 男人欲对女人的非分之图就是“要搞痴马糊”, “那天”就是“那页儿”等等, 真是有意思。过了会儿, 晓苏又讲了个笑话, 又把大家惹得乐不可支。大家在品美酒, 啃晓苏的堂哥送来的包谷面馍馍, 吃苏家花园里长出来的青菜, 喝狗肉汤, 听笑话, 于谈笑风生中度过了轻松难忘的晚餐时刻。
临走前, 我问晓苏要了这本没看完的飘着玉兰花香的小册子。回家后我一字不落地看完了它, 随后又翻阅了数次, 仔细端详了书里的每一个人物的影像。
这本小册子由主要人物简介、序言、上编、下编、母亲语录五部分组成。书里主要收集了以晓苏母亲为主的若干张照片和晓苏家的兄弟们、妯娌们、孩子们写的关于晓苏的母亲王盛玉 (小名玉兰) 老人的文章。其主要意图是借以庆祝他们的母亲大人七十华诞。
这本书的封面上右侧是书名——《玉兰花》, 呈金黄色。书名的紧左边的一竖行小字是说明式的副标题:“庆祝母亲王盛玉大人七十华诞”, 这句话的字也是金黄色。上中偏左是王盛玉老人的微笑、慈祥、大气里又透着抹不去的无限辛劳的影子的影像。老人白色的秋衣领翻在红色的毛衣领外, 显示出老人的讲究;右臂上搭着的红色外套让我看到了老人家在漫漫人生道路上顽强地走哇走哇, 累了, 站在那儿稍稍歇一下脚;双手上暴起的筋络显示了老人家勤劳的一生。一支玉兰从封底的下面弯弯地伸向封面的中间, 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把这本册子揽入怀中。枝顶端一朵玉兰花正在开放, 张开的漂亮花瓣众星拱月般朝向他们的母亲。
封底的上中部是苏家花园别墅的影像, 左上侧一块紫色椭圆形玉石上镶着金黄色的三个字——“玉兰花”。整本小册子封底和封面都是藏绿横条的酱色作底, 显示了它的厚实、庄重、严肃。
这本小册子中我回看最多的内容是五个儿子写的关于母亲的文章和儿子们分别拥着母亲的影像。透过影像中那儿子们分别拥着母亲, 母亲被儿子分别拥入臂弯的瞬间, 我分明看到了母亲的欣慰和视儿如女的情感;还分明看到了儿子们对母亲的无比疼爱与崇敬;还看到了儿子们秉承母亲不懈奋斗的特质。他们的脸上不也或多或少地记录着沧桑的岁月么?我感觉越是饱经岁月的沧桑, 越能体贴母亲养育儿女之艰辛, 那颗心与母亲贴得就越发近了。这感觉从作家晓苏的影像中最易看出, 这种偏见也许是与晓苏人熟的原因吧, 我似乎有些说不清。
册子里的文章中母亲的好多故事情节令我倍受感动。
江苏文人笔名故事 篇9
我最敬佩的作家是鲁迅。我知道这是周树人的笔名, 他的母亲姓鲁, 鲁迅的“鲁”由此而来。我仿效鲁迅, 也想用母亲的姓作自己笔名的姓。我母亲姓屠, 屠氏是江苏常州的诗书之家。我该叫屠什么呢?查《辞源》的“屠”字条, 屠户、屠宰、屠门、屠肆、屠贩……都不行。屠苏, 草名兼酒名, 王安石有诗《元日》曰:“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屠苏可以作为选项。但我从不饮酒。忽见“屠岸”, 解释是:“复姓。晋有屠岸贾, 见《史记》。”屠岸贾何许人也?我没有去查《史记》, 更没有读过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 不知道屠岸贾是古代晋国的一个大奸臣。我看中的是这个“岸”字, 表示我对反对派的“傲岸”态度。这样, 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屠岸, 姓屠名岸, 不是复姓。就这么定了。
蓝英年, 吴江人, 笔名“宏亮”。
我用过笔名“宏亮”, 取自我在晋察冀边区使用过的名字“程宏亮”。
我第一次投稿是在1958年夏天。我在苏联《星火》杂志上看到一篇谈果戈理写作的文章, 觉得有趣, 便把它翻译成一篇短文寄给《文艺学习》。我用笔名是担心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 我不跟着大家跃进, 却写“厚古薄今”的小文, 同事们知道了一定汇报, 领导知道了一定批判。小文刊登后, 没人知道“宏亮”即我, 所以安然无恙, 还得了十元人民币稿酬。这是用笔名的好处。
杭行, 东台人, 笔名“罗飞”。
我当时却也并未深想, 只偶然从鲁迅先生的《秋夜有感》诗的首句“绮罗幕后送飞光”中挑出两字, 组成“罗飞”。
说“未深想”也并非全无想法。我把“绮罗”视作美丽而柔软的丝绸, 有孔而负盛名的有“杭罗”。十几岁考初中时, 曾借穿过堂兄的杭罗长衫, 印象深刻。取“罗”为笔名第一字, 有隐含本姓之意。“飞”———“壮志凌云”, 自以为祥瑞。满希望:不飞则已, 一飞冲天。
田复春, 淮安人, 笔名“袁鹰”。
这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 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 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 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 祖父和父母不放心, 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 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 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 就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 “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
严格, 南通人, 笔名“辛丰年”。
1986年, 我写了本《乐迷闲话》。用什么笔名?自己寻思, 应该同内容搭题才好, 便想了个“辛封泥”。本意是仿“交响乐”西文读音, “封泥”是因其字面有趣语感好且有出处, 别无深意。
后来, 书稿的责编来信商量其中的文字问题, 对这笔名有看法, 认为不大像个名字, 不如改为“辛丰年”吧。我欣然同意。从此, 我向报刊投稿都是用此名, 只有在台湾版的《请赴音乐的盛宴》那本书上用了那个“辛封泥”。
谈中国文人画 篇10
文人画与其他画种相比最重要的特点是文人画注重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表达, 它以绘画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文人画从描写物象来看侧重于山水花鸟;从创作手段来看侧重于简括的即兴式的书法。文人画的作者希望能通过绘画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 目的远远超过了绘画本身, 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中国画的发展与文人画的出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画渐渐打破了物质的呆板性, 从而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 进而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境地。历代文人画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文人画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文人画出现在晋代, 它是伴随着儒、道、佛三位一体化的玄学和文人诗歌、文人书法艺术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绘画艺术, 从创作思想上看, 它摆脱了政治教条的束缚, 走上了一条纯粹的文艺道路。文人画寄情于山水间, 以抒发个人情感为思想基础。它着重强调作者的主观思想, 使绘画艺术逐步从客观表现转向为主观心灵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这些文人画家都是经过科举制度层层科考选拔出来的, 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采, 饱读诗书, 这些文人士大夫画起画来文气十足, 他们常常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充分地体现在绘画中。文人画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些文人画家多方面的文学修养, 它们和书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从画面上的书写能够看出画家作画时的心态, 文人士大夫把作画当做精神食粮, 在绘画中传递画家最真实的情感, 画中带有文人情趣, 画外流露出文人画家的思想情感。
二中国文人画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美术作品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 从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出现了。
中国画发展的高峰是隋唐时期, 在唐代有了更全面的发展。绘画题材与表现技艺的不断丰富使中国画有了明显的分科, 不同的画派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专业画家。由于唐诗的成就和影响, 中国画开始追求意境美, 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在绘画中, 文人画便开始兴起。
到了北宋末期, 中国画坛又出现了皇家画院、画工和文人画家三支各自独立的绘画大军, 彼此竞争而又相互影响着, 之后文人画的发展逐渐壮大, 元代以后文人画便成为了画坛的主导, 其中苏轼掀起的文人画运动对文人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众所周知, 苏轼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但关于苏轼的绘画成就, 尤其是他对文人画发展起的决定性作用, 鲜有人知。其实早在苏轼以前, 就出现了文人画家, 但是没有一位可以领导画坛, 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文人画理论, 但不系统。从苏轼开始, 宋代画坛才以他为首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文人画队伍, 建立了系统的文人画理论, 正式树起文人画大旗, 真正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苏轼绘画的中心思想是要充分表达作者个人的情感, 要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性, 讲究其艺术性, 以苏轼为首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把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很多画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这些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不同于唐代以来的艺术家, 它的题材一般选用梅兰竹菊等花卉和山水树石, 以抒发作者个人情感为主, 追求作者主观情趣。它反对追求形似的描摹, 在艺术上它追求淡雅提倡清新的风格, 所以很快就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流行起来。到北宋中后期, 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系, 他们的绘画多为抒情, 以梅兰竹菊的题材来表现其高贵的品格, 到明清真正兴盛起来, 成为传统绘画中的独特门类。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文人画经过元朝初期、明代、清代时期的洗礼, 在对传统绘画继承和延续的基础上也有了创新, 大多艺术家们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在诗文书画作品中, 文人画从民间美术中也吸取了很多营养, 在技法上也开始逐步成熟起来, 强调书法入画的新风格, 又形成了新的画派。
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道路来看, 文人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它特定的历史背景, 它具有普遍的人文情怀。文人水墨画在精神层面上与社会现实相联系, 它的美学品格远远超出了传统绘画, 有了不同的创新。艺术家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了作者个人的理想与抱负, 在艺术语言中表达了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三中国文人画的优势和不足
文人画家在文学、诗词、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们具备高雅的审美情操和技艺高深的修养, 其绘画作品在功力精深的书法技艺上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使绘画由传统的模仿转化为符号性的传递。他们强调书写的要求并追求书法的意境美, 从而突出独立的笔墨形式和画家独立意义的精神品格, 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走向了表现性艺术的道路。
文人画作者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 他们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在画面中, 借绘画形式来表现自己高雅的情操和闲情逸趣以及对社会的不满, 艺术上用于创新。从文人画的精神中, 我们看出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性, 即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追求。
从另一方面来看, 文人画家也有它自身的不足。文人画家, 顾名思义是文人。传统文人是封建知识分子, 绘画创作这件事对于这些文化人来说, 不是终生的事业只是闲暇时一种情感的抒发。文人寄情感于山林中, 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与逃避, 都表现在绘画中, 渗透于水墨语言里, 这也是文人画消极的一面。
中国文人画作为一个绘画门类、一种表现方法, 是我们民族艺术遗产中很珍贵的一部分, 它的内在精神和形式语言, 永远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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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 篇11
[关键词] 韩国古典诗话；山东文人；文学交流；女诗人
[中图分类号] 131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20-06
中韩两国同属汉文化圈，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及历史上的各种因素，长久以来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多样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维持着长久的友谊。
最近，与韩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山东地区备受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以山东半岛登洲港为中心，考察了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友邻关系，并正确描述了明代中韩交流的友好历史。本文以现有的各项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韩国古典诗话为主要文献，旨在重新审视中韩文学交流的盛况。从韩国古典诗话中可以找到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诗话也记录了双方在文学交流过程中进行诗文品评之事。
在此，我们主要考察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的关联性，以中国文学史上评价较高的李白、王羲之、王士祯、李清照等山东地区的著名诗人，以及明确标明为山东人的郑善甲、黎民表等文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论述。通过对诗话文献中与这些诗人相关的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阐明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认识及其原因、特点。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聚焦于登洲港，重点考察山东与朝鲜半岛的关联性，那么本文将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以韩国古典诗话为考察对象，多角度分析山东文人的不同层面。
一、对李白、王羲之的品评
朝鲜文人在其诗话中对山东文人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主要以李白、王羲之等人为中心，考察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作品的评价。李白的出生地本非山东，能否把李白看作山东文人存在异议。不过，李白在36岁时移居山东任城，居住时间达23年之久，因而笔者认为李白也可以视为山东文人。虽然无法断定李白诗何时传人朝鲜，但是朝鲜的第一本李白诗集是高丽时代崔惟清编的《李翰林集注》，这本集子现已很难找到。朝鲜朝的建国理念是“斥佛崇儒”，李白因受到道佛仙感化，加上自由奔放的性情，与高丽时期相比，朝鲜朝对李白的评价稍显下降趋势，不过这与诗人的才气优劣无关。李白与杜甫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作为伟大诗人，至今难分伯仲。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从上述文字可知，李白以奇文著称，与杜甫一起被誉为“李杜”。这里明确指出李白为山东人，把李白与杜甫放在一起，可见作者对山东文人是非常钦佩的。《东洋诗学源流》强调李白在乐府歌诗方面“风调清深”，律切“脱弃凡近”，可与杜甫相比。这种认识在李睟光的文论中也出现过，“乐府汉魏尚矣，齐梁以上工矣。唐则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则绝无此体，诗道之不复宜矣。”
朝鲜文人推崇李白的诗才与诗名，并以此作为诗话的重要素材。具体来说，引用李白诗中的一两个诗句，或合并成一句，或变相地诗化。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中就有这么一段论述：
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中略）……七八句又本李白“总为浮云蔽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句。句句皆有来处，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
徐居正记载，李混在写《浮碧楼》时，引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的几个诗句展开诗思。如果说李白把登凤凰台时的感慨寄于“江自流”，那么李混则搬出永明寺这个特殊空间进行巧妙的变化。李混并非盲目照搬李白的诗思，而是巧妙地加以引用，因而能达到格律“自然森严”的境界。如此这般，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李白诗是推崇与憧憬的对象，文人在进行写作时有意无意地借用李白的诗句。次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的作品在当时也被高丽文人广为流传。
延祜间一斋权侍中、益斋李侍中同登南州多景楼。益斋日：“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凤凰台，次李白诗韵，功父诗名由是大播。今吾二人虽才非王、郭，同游胜地，不可无诗。”一斋忻然，各用古韵一篇。
上述记载表明，王安石与郭祥正曾登凤凰台次李白诗，从而得以诗名远扬。当时李白的诗名极高，致使次李白诗的王、郭也能受到较高的评价。李齐贤与权汉公登多景楼，谈到郭祥正次李白诗之事，期待自己的次韵诗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能够诗名远扬。
总之，在朝鲜文人看来，李白是一位具有卓越诗才的诗人。柳成龙在《西压论诗》中主张，“诗当以清远冲澹、寄意于言外为贵”；认为在古今绝句中，李白诗具有“千万里不尽之意，卓乎不可及”。可见，李白感化了朝鲜文人，他们甚至于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判断诗歌优劣的评判标准。
韩国诗话不仅以李白诗的练琢、含蓄、次韵为主要内容展开诗论，而且还谈到了山东出身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乃山东临沂人，韩国诗话在谈到王羲之时，没有指明王羲之为山东人，以此能够窥见朝鲜文人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凡艺技五十以后始成熟。早而熟，未必然，虽熟无长远味云。士用常拈千古名笔七人，日程邈、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我东三人，日金生、安平大君瑢、韩石峰濩云。
上述文字出自李奎象的《并世才彦录》，说的是李奎象与黄土用以笔法为题互相交流之事。黄土用自小专攻学问和书法，最终成为书法大家。他认为，50岁之后的艺技才能达到纯熟的境界，值得长时间玩味。有趣的是，黄士用论及千古第一书法家时，提到了中国古今第一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还把朝鲜的安平大君、韩石峰等书法家与这些中国著名书法家相提并论。事实上，王羲之的笔法对朝鲜书法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后期的书法家黄士用把中国书法家与朝鲜书法家并列起来谈论，可见其对朝鲜书法的自负。
与黄土用相反，朝鲜中期的许筠则对王羲之的笔法评价极高。这一事实可在南龙翼的《壶谷诗话》中得到证实。壬辰倭乱后，监试小科久废不行，至辛丑年重设，各方人才施展才华，随之名作辈出。许筠在监试小科中看到由试官推荐的洪千璟《早朝大明官》，叹到“我所得则李太白诗、王羲之笔也”。继而谈到诸多山东文人的优秀。当时朝鲜也有很多大文人、大书法家，可许筠却以李白与王羲之比之，可见许筠具有牢固的中华中心主义思想。
二、对李清照的品评
在韩国古典诗话中，朝鲜文人对山东济南出身的女诗人李清照品评也颇多。众所周知，李清照为宋代著名词人，具有杰出的诗才。18岁时与金石家赵明诚结婚，赵明诚死后，又与张汝舟再婚，却因张汝舟的背叛而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李清照用一生来抗拒儒教对女性的束缚，认为女性与男性没有不同，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
中国自提出“夫死不嫁”观点以来，与古代的贞节观念相联，提倡寡妇守节，但这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的社会文化制约却并非十分强大。秦汉以后，寡妇改嫁之事不在少数，唐代皇室公主成为寡妇之后再嫁者达28人之多，由此推论，民间的改嫁者会更多。宋初的女性再嫁现象绝不比前代少，也几乎找不到儒学家对寡妇再嫁现象表示蔑视的记载。
从中国当时对李清照这位闺阁诗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士人对女性再嫁现象较为宽容。如朝鲜诗话书《诗话类聚》收《李易安词》一条。《诗话类聚》一书并非以朝鲜文人的评价标准展开的原创诗论或诗评，而是全文照搬了中国诗话书《古今事文类聚》，未经过任何加工。这一资料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文人对李清照的认识。中国文人认为，李清照是“近时妇人”中最“能文词”者。诗作评价上，举出李清照的《小词》、《九日词》等词作，强调“非妇人所能及也”；人品评价方面，只谈论与张汝舟再婚、夫妻不和之事，对其再嫁问题没有作任何褒贬。
洪翰周在《智水拈笔·妇女诗人》一条中评价道：“宋之易安居士李清照，赵明诚之妻也。词品为宋代绝唱，亦能鉴赏书画，名于一世。”又在阐明词之根源的《词》一文中，认为词之鼻祖乃唐代李白，至宋时词体渐丰，李清照被评价为近时闺阁妇人中善词者。洪翰周高度评价李清照的文学成就，却未谈论其失节行为，似乎洪翰周对寡妇改嫁之事态度较为开放。洪翰周的其他文集和笔记类著述里也找不到有关寡妇再嫁问题的论述，因而不能过早地下定论，不过与前代文人李睟光与南羲采相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李睟光在《芝峰类说·闺秀》中指出，李清照“才高学博”，诗词“多传于世”，不过“年老失节，其才不足称也”。继李啐光之后，南羲采在《龟磵诗话·夫妻篇·易安失节》中详细记录了李清照的文学及人品。南羲采的生平事迹不详，可《龟磵诗话》中有肃宗庙号，可见是肃宗之后的人。南羲采参照李睟光《芝峰类说》和《诗话类聚》中的李清照相关记载后，严肃地谈论起李清照的失节问题。
宋时妇人李易安工于文。再适张汝舟，未几又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云，传者无不笑之。《朱语录》：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词云：“两汉本绍继，新室如赘疣。”……（中略）……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余谓夫妇之义犹君臣也。故曹大家日：“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易安知君臣之分，其诗如此，而独失身于张汝舟者，何哉？渔隐云：“近时妇人唯李易安颇知佳句。《小词》云：‘昨夜雨踈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余尝读易安诗词，未尝不佳其才而惜其失节也。易安即赵清献子明成妻，号易安居士，有乐府名《漱玉集》。
正如上文所示，南羲采直接采用《诗话类聚》中的观点评价李清照的文学及其人品，而参照李啐光《芝峰类说》所载李清照失节行为的论述，明确表示了其对失节行为的见解。南羲采引用曹大家的话，把夫妇之义比作君臣之义，强调一女不事二夫的道理。南羲采认为，李清照明知君臣之义，却改嫁事二夫而失身，应当被世人嘲笑。可见，南羲采对女性改嫁的态度比李睟光或中国文人更为严厉，说明南羲采未能接受新的变化，在儒家秩序与男性文学经验的束缚中无法解脱，以比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文人还要保守的眼光来看待李清照。南羲采对女性失节的批判源于朱子学伦理观，这与当时以较为进步的眼光看待女性改嫁的实学女性观有一定的距离。
三、对王士祯等人的品评
韩国诗话集还记录了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以及交流过程中双方的诗文品评。这些双方互动的诗文品评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其一，朝鲜使臣以使行身份到中国与山东文人进行交流；其二，与来到朝鲜的山东文人间的交流。
李槎川秉渊尝因赴燕使臣之行，录其诗一卷，付之译官，使示海内具眼者，得其批评而还。译官之燕，寻问当今第一人，成推山东魏廷喜。魏方在燕都，以其卷示之。魏加批评，有褒有贬，称赏之语多带微意，其中李之“鸟飞元气中”一句，魏亟称之。魏之所作别录一篇，托以归示李。
如上述资料所示，李秉渊以使臣身份来到中国，从山东魏廷喜那里得到诗歌品评。李秉渊与魏廷喜的交友事实载于赵德润的《樗湖随笔》、无名氏的《诗家诸话随录》和《海东诗话》，除个别字有出入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李秉渊在使行途中，托付译官把自己的诗卷拿到中国，征求中国学士大夫的品评。译官在燕京寻访最出色的文人，大部分人推荐山东人魏廷喜。魏廷喜当时正好在燕京，应译官之邀，当场品评李秉渊的诗作，并写下一篇别录托译官转交给李秉渊。虽然现在无法证实魏廷喜送给李秉渊的别录之存无，但这一记载无疑是考察两人交友关系的重要资料。继李秉渊之后，使臣在燕行途中征求中国文人诗文品评的风气相当盛行。最为著名的是，柳琴带朝鲜四家诗选集《韩客巾衍集》，求得清李调元、潘庭筠之品评一事。
李秉渊是在燕行途中求得魏廷喜的诗文品评的，而崔有海则在燕行途中把其父崔澱的文集《杨浦集》交给登州的文人，并嘱托其传人中国，由此促进了与山东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一事实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留下了记录。崔有海于崇祯己巳年，即1629年，任咨官兼问安使赴袁崇焕军营，因天气问题在登州停泊。与兵官张可度、季筏等文武官互相交流，崔有海嘱托二人把先父的文集带到中国。季筏看到崔有海带过来的先人遗稿后，在《杨浦集》评道，其诗备各体且“清新俊逸”。在登州这个特殊的地区，在中国文人的积极协助下，朝鲜文人的文集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下来。
与李秉渊、崔有海相同，金尚宪在燕行途中结交到山东出身的清初的大诗人、大学问家王士祯。王士祯乃山东济南新城人，尤善诗，其诗作诗思丰富，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诗作尤为独特，成为海内诗宗。金尚宪与王士祯结交之事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有详细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山东文人眼中的朝鲜文人形象。
贻上先室张氏，邹平人，江南镇江府推官万钟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谥忠定公延登之孙。崇祯末，金清阴先生因万钟得谒御史，一见倾倒，序刻其《朝天录》一卷。故贻上每表章先生，尝著《论诗绝句》，历言古来诗人卅余首。而其论先生云：“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其首两句盖先生诗，而考集中所载，“微雨”作“轻雨”，“菊秀兰衰”作“佳菊衰兰”者，独少异。夫贻上之于诗，一言足以轻重天下士，而嘉赏先生如此之多，则先生之风流文采亦可以想见于后世矣。
金尚宪在1624年完成使行任务，沿着初人中国时的燕行路线重回山东。王士祯的妻祖父张延登为金尚宪的《朝天录》一卷写序文，以此为开端双方开始了交流。张延登看过清阴的《朝天录》之后，称金尚宪为人才，认为读金尚宪之诗可以感受到国家的兴亡与盛衰。继妻祖父张延登之后，王士祯也关注并谈及以金尚宪为素材的诗作，对金尚宪的风流及文采“叹赏不已”。《清脾录》记载的金尚宪之事在当时的朝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洪翰周在写《智水拈笔》时，在《王渔洋得见清阴诗》中记录王士祯与金尚宪交友情况，不过是李德懋《清脾录》中所载内容的缩写而已。
王士祯曾高度评价金尚宪的诗作，并与其建立深厚的友谊，那么朝鲜文人眼中的王士祯又是何种形象呢？这有必要关注李德懋与洪翰周这两位批评家。山东文人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提出反对王士祯诗的主张，其主要理由在于王士祯标榜神韵说，多作山水自然风景之诗而流于空寂。李德懋明确点明赵执信是山东人，而对王士祯却没有点明。其原因在于，李德懋早已把王士祯认作超越地域界限、代表整个中华的诗宗。李德懋“酷嗜”王士祯，对王士祯其人其诗有着正确的理解，以致于能够无视赵执信的主张。李德懋不仅把握住了王士祯诗歌的长短处与特点，还正确地指出了王士祯诗及诗论的核心特征。
余酷嗜贻上诗，尝以为非徒有明三百年无此正声，求诸宋元亦罕厥俦。虽上跻唐家极盛之际，必不下于储、岑、韦、孟之席，知诗者亦不以为过也。
李德懋在评价王士祯诗作时，谈及宋、元、明代的诗人，认为其中无人能超过王士祯，其水平不亚于包括孟浩然在内的唐代著名诗人。李德懋尽管对王士祯的诗做出高度评价，显示出自己的钦佩之情，却没有具体介绍王士祯的诗作。这很可能因为当时《带经堂全集》已传入朝鲜，大多数人都能接触到，因而无需介绍和赘述王士祯诗作。
洪翰周的《智水拈笔》也关注到了王士祯，不仅收录前面提到的《王渔洋得见清阴诗》，又另作《王士祯》一文，专门记述自己对王士祯的认识。在洪翰周前，李德懋也在《清脾录》中作专门的《王士祯》一条，介绍了王士祯的生平及文学特征、朝鲜对王士祯诗文的理解、李德懋自己对王士祯文学的理解与评价，而洪翰周从与李德懋不同的视角对王士祯进行了评价。他写道，王士祯在儿时写的《秋柳》诗广传于吴地，和其诗者达数百名之多，曾得到过钱谦益的推许，朝鲜文人第一次接触王士祯是通过英祖末年第一次传入朝鲜的《全集》与《精华录》，同时还批判了朝鲜人保守的识见。
朝鲜文人不仅在燕行途中与山东文人进行广泛的交流，还关注并品评那些定居朝鲜的山东文人的诗作，郑善甲即典型的例子。郑善甲为中国山东省琅玡人，在大清国当人质的凤林大君归国时，郑善甲为亡命朝鲜的九义士之一，后归化朝鲜，成为琅玡郑氏的始祖。《东国诗话集成》记载了有关郑善甲的资料。
郑虔子孙郑善甲自中国漂泊到吾东，老于乡楼洞以终身，自言山东人。诗日：“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希。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卿凡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辉。华音变尽貂裘弊，谁识山东老布衣？”词理凄惋，可以讽咏。
郑善甲定居朝鲜之后，虽然没有明示其交友的具体对象，但朝鲜人普遍同情归化朝鲜的山东文人郑善甲的处境。引用的郑诗表现的是，对故乡的思念与远离祖国的失落感，还有把自己的处境比作江南的庾信等等。正因为朝鲜的批评家对郑善甲的处境产生共鸣，在情感上合而为一，才会用“凄婉”评价他的作品。
许筠在写《鹤山樵谈》时，谈到明时山东参议叫黎民表。许筠记载，黎民表的《寄张侍郎佳胤肖甫》传到朝鲜之后，收于《松溪漫录》罗壮元万化之诗，其中“字多舛误”，因“松溪只闻传者之言，故未免纰缪”。根据现存文献，很难找出黎民表与朝鲜文人间的交流记录，而黎民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人朝鲜，很可能是通过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流。
《鹤山樵谈》中，许筠还对明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明人中以诗著称的大家有何景明、李梦阳、李于麟、王元美等，山东文人黎民表水平虽不如这些人，却与吴国伦、徐中行比肩，朝鲜的金季昷、金悦卿、朴仲说、李择之等人的诗作虽不如何景明、李梦阳，却远胜黎民表。
李梦阳和何景明是深受朝鲜人喜爱的前七子之代表，兴起以模拟与剽窃为主的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黎民表与梁有誉有着较为深厚的交情，梁有誉和李攀龙等人一同结成后七子。梁有誉加入后七子之后不久，因思母情切，以病为由归乡，与山东文人黎民表等人一同结成诗社，后世称他们为“南园后五先生”。许筠认为金守温等朝鲜文人虽不及李梦阳等前七子，却能作出比黎民表更出色的作品。可见，比起当时的后七子，许筠更看好前七子。
四、结语
文人相轻 篇12
一、初盛唐文人“才子型”文化人格的成因
唐王朝的建立, 结束了其前三百余年断断续续的混战离乱。天下一统, 国势日强, 崭新的大一统政权激起了初盛唐文人强烈的生命激情。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在文人体内无从消解, 从而外化而为汪洋恣肆的才气和激情。同时开放健康的文化环境又促进了这种外化的生命意识的净化与升华。这样, 在这个独特的时代里, 初盛唐文人以敞开的怀抱面对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 享受现世人生, 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苦闷和彷徨, 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 强烈追求主体精神的自在滋味, 很少被某种既定观念的框架所支配, 从而形成了重视展示个人才情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二、何谓“才子”
“才子”古时泛称德才兼备之人, 并且偏重于对道德的强调。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兼具“齐、圣、广、渊、明、允、笃、诚”之美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并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之美德, 可见《左传》中偏重的是才子的道德。后来“才子”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东汉以后, 出现了突出强调与“德”相对的“才”的新风尚。曹魏时期刘邵的《人物志》中论“才”主要强调的是“才”的先天性。南朝时期的刘勰将“才”视为决定作品高下的关键性因素。此后, 钟嵘的《诗品》就以“才子”专指以诗才闻名之人。元代辛文房所著的《唐才子传》中所谓的“才子”专指“擅长写诗的诗人”。此后, “才子”一词多沿用此义。“才子”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锦心绣口”, 即突出的艺术创作才能, 并通过文章写作艺术化地展示其文才、追求绝世奇文以自娱乐, 即不以传统儒家所一贯倡导的立言载道为务, 而是通过立言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由此可见, 自东汉以后, 在“才子”这一概念的论述上, 人们偏重的就是个人的先天秉赋、气质才华。
三、初盛唐“才子型”文化人格的特点
到了初盛唐, 文人身上的这种“才子气”特征表现得愈加明显, 呈现出典型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1. 先天过人
身为“才子”必然有其先天过人之处。初盛唐才子大都聪颖早慧。据《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六岁善辞章。未及冠, 授朝散郎”;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骆宾王“七岁能赋诗”, 王维“九岁知属辞, 工草隶, 闲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杜甫“七岁能赋诗”;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由此可见, 初盛唐“才子”大都从小就才性毕现, 先天才情、气质就超出常人, 而这种先天的秉赋气质是“才子型”文化人格的形成的先天条件。
初盛唐的“才子”们不但聪颖早慧, 而且大都才思敏捷, 聪明绝伦。在这方面众所周知的有“援笔成篇, 不易一字”的王勃。据《唐才子传》记载, 王勃在前往交趾省父途中, 路过南昌时, 恰逢盛会, “勃欣然对客操觚, 顷刻而就, 文不加点, 满座大惊。”此外, 还有酒后才思更加敏捷的李白。
2. 才情与风姿卓著
除了才思敏捷外, 他们的“才情与风姿”更是引人注目。如“放情山水, 故常怀逸念, 奇造幽致”的岑参;“少性拓落, 不拘小节, 耻预常科, 隐迹博徒, 才名便远。适尚气节, 语王霸, 衮衮不厌”的高适。至于李白的才情与风姿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 《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件有关李白的趣事:
“白浮游四方, 欲登华山, 乘醉跨驴经县治, 宰不知, 怒, 引至庭下曰:‘汝何人, 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 曰:‘曾令龙巾拭吐, 御手调羹, 贵妃捧砚, 力士脱靴。天子门前, 尚容走马;华阴县里, 不得骑驴?’宰惊愧, 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只述说一下自己的典型事迹, 从未谋面的人就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从中可见李白以其卓异的才情在民间的影响力之大, 从中也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才子的宠爱。
不过, 这些并不是初盛唐“才子”们的独特之处, 因为其他时代也不乏聪颖早慧的孩童, 也不缺才思敏捷、风姿绰约的文人。这一点是所有时代“才子”的共性, 而不是初盛唐“才子”的个性。初盛唐“才子”的独特之处在于由特殊时代带来的独特的仗才使气。“才子型”文化人格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 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 打破传统的社会规范之拘束, 不护细行、张狂傲诞、傲岸自负、重视自我生命和内心情感, 展示自己的先天秉赋, 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
3. 恃才傲物
“才子”们有了卓异的才华和风神, 便不免会“恃才傲物”。整个时代对“才子”的过分宠爱使得他们有了一种“惟我独尊”的错觉, 于是这些天真烂漫的“才子”便毫无顾忌地展示他们的才情, 而对别人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轻视。如杨炯“恃才凭傲, 每耻朝士矫饰, 呼为‘麒麟楦’……闻者甚不平, 故为时所忌”。至于杜审言则更是狂傲得不可一世。
“咸亨元年, 苏味道为天官侍郎, 审言集判, 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 审言曰:‘见吾判, 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 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 合得王羲之北面’”连已经故去的屈原、宋玉、王羲之都不放在眼里, 由此可见其狂傲之态。至于李白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狂放之举更是众所周知。就连一向老成谨慎的杜甫, 不时也有狂放之态。据《唐才子传》记载:杜甫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任检校工部员外郎, “常醉登武床, 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 可见这是社会风气使然。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时, 唐“才子”尚且如此狂放, 那么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袭时, 其狂放之态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些狂放文人的风度有些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士”是“天地之逸气, 亦是天地之弃才”。所不同的是魏晋名士在放诞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排遣的悲凉, 他们在精神深处不自觉地有一种荒凉之感, 因而缺少足够的酣畅与豪情, 而这酣畅与豪情, 正是初盛唐文人生命精神的独特之处。
4. 才子无行
在初盛唐才子们的身上也有着很多的弊病。他们的狂傲行为, 为时辈所嫉。此外, 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贪货好色, 缺乏以德行润身的儒者操守。如王翰, “喜纵酒, 枥多名马, 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 自比王侯。日聚英杰, 纵禽击鼓为欢”;崔颢“有俊才, 无士行, 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 娶妻有貌者, 稍不惬意, 即去之, 前后数四”, 可见他是一个爱赌博, 爱喝酒, 好色而又动辄休妻的绝情郎。尽管有文才, 但也是那种无行的文人!这是生活中才子们的行为作风, 进入官场后, 唐才子中有不少人政治上无操守。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成为考验这批才子们政治操守的重要时刻, 当然这时期有类似于“麻鞋见天子”的杜甫这样的忠贞之士, 但也有不少文人或禁不起诱惑、或受不了逼迫而接受了伪职。如王维, “禄山爱其才, 逼至洛阳供旧职”。在我们今天看来, 虽不能说他们人品卑污, 却至少可以说是风节不振。
5. 让人折服
这些“才子”固然狂傲, 固然无行, 但是他们以其卓越的才华深为人们所敬佩。如骆宾王, 他参加了李敬业的讨武则天的行动, 并为之作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站在“拥唐讨武”的立场上, 历数武则天的罪行, 号召天下, 起而讨伐, 其间虽杂有人身攻击和与事实不符之处, 但文章写得痛快淋漓, 挥洒自如, 词采赡富, 声势雄壮。武则天读后非但没有生气, 而且惊叹道:“有如此才不用, 宰相之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对“才子”才华的赏识。崔颢在武昌黄鹤楼游历时, 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黄鹤楼》。后来李白也曾到此地游历, 本欲赋诗一首, 自觉得难以超越崔颢, 不得不为之搁笔“曰:‘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李白的才华与狂放众所周知, 崔颢能让李白为之搁笔, 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总而言之, 初盛唐才子们的为人我们不敢苟同, 但是他们的创作中, 大都笼罩着不可一世的盛世豪情, 呈现出浑融壮伟的艺术风貌, 展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千百年后仍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豪情代表了一代文人的生命元气。这种生命元气正是初盛唐文人“才子气”的充分展现。“才子”型文人历代皆有, 或早慧, 或狂傲, 或无行, 或兼而有之, 但是只有在初盛唐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认为初盛唐文人的文化人格是“才子”型文化人格。
通过探析, 我们可以把握住初盛唐文人最本质的特质,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 把这种思想传授给学生, 就有助于理解整个初盛唐文人的群体精神特质, 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初盛唐文人创造的内蕴无穷的文化积淀, 在鉴赏初盛唐诗歌时, 在阅读初盛唐散文时, 更易于把握其内在风格。推而广之, 我们也应尝试探析其他时代文人的文化人格, 从而把握同时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内在规律, 更好地完成高中新课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要求。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1990年版。
[2]辛文房《唐才子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