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文化（精选12篇）
文人文化 篇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 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其中有规律可循。同样, 一个时代文人也有一个时代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 这种群体呈现出的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精神气质就是文化人格。中学语文教师若能抓住同一时代文人的文化人格特征进行教学, 势必能起到举一反三的良好效果。因此, 为了让学生的成长拥有更多的养分, 语文教师有必要从广阔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来汲取营养, 从而以文化人格探析来引领中学古典文学教学, 下面以中学语文教材和扩展阅读中出现的初盛唐文人为例来探索一下初盛唐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特征。
一、初盛唐文人“才子型”文化人格的成因
唐王朝的建立, 结束了其前三百余年断断续续的混战离乱。天下一统, 国势日强, 崭新的大一统政权激起了初盛唐文人强烈的生命激情。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在文人体内无从消解, 从而外化而为汪洋恣肆的才气和激情。同时开放健康的文化环境又促进了这种外化的生命意识的净化与升华。这样, 在这个独特的时代里, 初盛唐文人以敞开的怀抱面对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 享受现世人生, 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苦闷和彷徨, 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 强烈追求主体精神的自在滋味, 很少被某种既定观念的框架所支配, 从而形成了重视展示个人才情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二、何谓“才子”
“才子”古时泛称德才兼备之人, 并且偏重于对道德的强调。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兼具“齐、圣、广、渊、明、允、笃、诚”之美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并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之美德, 可见《左传》中偏重的是才子的道德。后来“才子”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东汉以后, 出现了突出强调与“德”相对的“才”的新风尚。曹魏时期刘邵的《人物志》中论“才”主要强调的是“才”的先天性。南朝时期的刘勰将“才”视为决定作品高下的关键性因素。此后, 钟嵘的《诗品》就以“才子”专指以诗才闻名之人。元代辛文房所著的《唐才子传》中所谓的“才子”专指“擅长写诗的诗人”。此后, “才子”一词多沿用此义。“才子”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锦心绣口”, 即突出的艺术创作才能, 并通过文章写作艺术化地展示其文才、追求绝世奇文以自娱乐, 即不以传统儒家所一贯倡导的立言载道为务, 而是通过立言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由此可见, 自东汉以后, 在“才子”这一概念的论述上, 人们偏重的就是个人的先天秉赋、气质才华。
三、初盛唐“才子型”文化人格的特点
到了初盛唐, 文人身上的这种“才子气”特征表现得愈加明显, 呈现出典型的“才子”型文化人格。
1. 先天过人
身为“才子”必然有其先天过人之处。初盛唐才子大都聪颖早慧。据《唐才子传》记载:王勃“六岁善辞章。未及冠, 授朝散郎”;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骆宾王“七岁能赋诗”, 王维“九岁知属辞, 工草隶, 闲音律”;李白“十岁通五经”;杜甫“七岁能赋诗”;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由此可见, 初盛唐“才子”大都从小就才性毕现, 先天才情、气质就超出常人, 而这种先天的秉赋气质是“才子型”文化人格的形成的先天条件。
初盛唐的“才子”们不但聪颖早慧, 而且大都才思敏捷, 聪明绝伦。在这方面众所周知的有“援笔成篇, 不易一字”的王勃。据《唐才子传》记载, 王勃在前往交趾省父途中, 路过南昌时, 恰逢盛会, “勃欣然对客操觚, 顷刻而就, 文不加点, 满座大惊。”此外, 还有酒后才思更加敏捷的李白。
2. 才情与风姿卓著
除了才思敏捷外, 他们的“才情与风姿”更是引人注目。如“放情山水, 故常怀逸念, 奇造幽致”的岑参;“少性拓落, 不拘小节, 耻预常科, 隐迹博徒, 才名便远。适尚气节, 语王霸, 衮衮不厌”的高适。至于李白的才情与风姿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 《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件有关李白的趣事:
“白浮游四方, 欲登华山, 乘醉跨驴经县治, 宰不知, 怒, 引至庭下曰:‘汝何人, 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 曰:‘曾令龙巾拭吐, 御手调羹, 贵妃捧砚, 力士脱靴。天子门前, 尚容走马;华阴县里, 不得骑驴?’宰惊愧, 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只述说一下自己的典型事迹, 从未谋面的人就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从中可见李白以其卓异的才情在民间的影响力之大, 从中也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才子的宠爱。
不过, 这些并不是初盛唐“才子”们的独特之处, 因为其他时代也不乏聪颖早慧的孩童, 也不缺才思敏捷、风姿绰约的文人。这一点是所有时代“才子”的共性, 而不是初盛唐“才子”的个性。初盛唐“才子”的独特之处在于由特殊时代带来的独特的仗才使气。“才子型”文化人格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 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 打破传统的社会规范之拘束, 不护细行、张狂傲诞、傲岸自负、重视自我生命和内心情感, 展示自己的先天秉赋, 逞才娱情而“以文为戏”。
3. 恃才傲物
“才子”们有了卓异的才华和风神, 便不免会“恃才傲物”。整个时代对“才子”的过分宠爱使得他们有了一种“惟我独尊”的错觉, 于是这些天真烂漫的“才子”便毫无顾忌地展示他们的才情, 而对别人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轻视。如杨炯“恃才凭傲, 每耻朝士矫饰, 呼为‘麒麟楦’……闻者甚不平, 故为时所忌”。至于杜审言则更是狂傲得不可一世。
“咸亨元年, 苏味道为天官侍郎, 审言集判, 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 审言曰:‘见吾判, 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 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 合得王羲之北面’”连已经故去的屈原、宋玉、王羲之都不放在眼里, 由此可见其狂傲之态。至于李白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狂放之举更是众所周知。就连一向老成谨慎的杜甫, 不时也有狂放之态。据《唐才子传》记载:杜甫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任检校工部员外郎, “常醉登武床, 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 可见这是社会风气使然。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时, 唐“才子”尚且如此狂放, 那么在他们的利益遭到侵袭时, 其狂放之态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些狂放文人的风度有些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士”是“天地之逸气, 亦是天地之弃才”。所不同的是魏晋名士在放诞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排遣的悲凉, 他们在精神深处不自觉地有一种荒凉之感, 因而缺少足够的酣畅与豪情, 而这酣畅与豪情, 正是初盛唐文人生命精神的独特之处。
4. 才子无行
在初盛唐才子们的身上也有着很多的弊病。他们的狂傲行为, 为时辈所嫉。此外, 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贪货好色, 缺乏以德行润身的儒者操守。如王翰, “喜纵酒, 枥多名马, 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 自比王侯。日聚英杰, 纵禽击鼓为欢”;崔颢“有俊才, 无士行, 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 娶妻有貌者, 稍不惬意, 即去之, 前后数四”, 可见他是一个爱赌博, 爱喝酒, 好色而又动辄休妻的绝情郎。尽管有文才, 但也是那种无行的文人!这是生活中才子们的行为作风, 进入官场后, 唐才子中有不少人政治上无操守。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成为考验这批才子们政治操守的重要时刻, 当然这时期有类似于“麻鞋见天子”的杜甫这样的忠贞之士, 但也有不少文人或禁不起诱惑、或受不了逼迫而接受了伪职。如王维, “禄山爱其才, 逼至洛阳供旧职”。在我们今天看来, 虽不能说他们人品卑污, 却至少可以说是风节不振。
5. 让人折服
这些“才子”固然狂傲, 固然无行, 但是他们以其卓越的才华深为人们所敬佩。如骆宾王, 他参加了李敬业的讨武则天的行动, 并为之作了《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站在“拥唐讨武”的立场上, 历数武则天的罪行, 号召天下, 起而讨伐, 其间虽杂有人身攻击和与事实不符之处, 但文章写得痛快淋漓, 挥洒自如, 词采赡富, 声势雄壮。武则天读后非但没有生气, 而且惊叹道:“有如此才不用, 宰相之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对“才子”才华的赏识。崔颢在武昌黄鹤楼游历时, 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黄鹤楼》。后来李白也曾到此地游历, 本欲赋诗一首, 自觉得难以超越崔颢, 不得不为之搁笔“曰:‘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李白的才华与狂放众所周知, 崔颢能让李白为之搁笔, 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总而言之, 初盛唐才子们的为人我们不敢苟同, 但是他们的创作中, 大都笼罩着不可一世的盛世豪情, 呈现出浑融壮伟的艺术风貌, 展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千百年后仍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豪情代表了一代文人的生命元气。这种生命元气正是初盛唐文人“才子气”的充分展现。“才子”型文人历代皆有, 或早慧, 或狂傲, 或无行, 或兼而有之, 但是只有在初盛唐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认为初盛唐文人的文化人格是“才子”型文化人格。
通过探析, 我们可以把握住初盛唐文人最本质的特质,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 把这种思想传授给学生, 就有助于理解整个初盛唐文人的群体精神特质, 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初盛唐文人创造的内蕴无穷的文化积淀, 在鉴赏初盛唐诗歌时, 在阅读初盛唐散文时, 更易于把握其内在风格。推而广之, 我们也应尝试探析其他时代文人的文化人格, 从而把握同时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内在规律, 更好地完成高中新课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要求。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1990年版。
[2]辛文房《唐才子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4]刘昫《旧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文人文化 篇2
余秋雨的散文带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中国传统文人受儒、道、释三家影响,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执着,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飘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洒脱,形成了他们复杂的人生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别具特色。因此,余秋雨关注的并不是各处的风景名胜,而是风景之中蕴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注,才使得他在寻找着散落在各地历史山水间的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勾画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人形象。
一、忧国忧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养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历朝历代所有阶层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对外族的侵逼,还是权奸的挤迫,始终坚守着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百姓的关怀之情。翻开中国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自中国第一朝夏朝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远有商纣时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谏;近有清朝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他们在灾难、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无不是出于自觉承担的神圣使命感。这可以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印记,也是每一个浸染于传
统文化中的文人学士抹不去的烙痕。《文化苦旅》中《道士塔》、《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类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价值型
中国文人历来追求“学而优则仕”。当官,是体现其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而中国文人的自我价值并不只有这单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为一位贬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的贬官,“日子孤寂而荒凉”,他的人生价值何以体现?正是在这些荒凉的日子里,他作为官员的一面隐退了,露出他最朴质的文人这一面,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并在再次贬到柳州后,为当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放奴婢,按照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实践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算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贬官文化。柳宗元或许可以说是他无奈之余的对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但他们追求的是同样一种精神。秦始皇筑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而都江堰只是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却在几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动着”。
三、坚韧不折型
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当仁不让”,“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势单力孤,被社会不公正的礼俗压抑着,却不甘这压抑,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发出自己弱小却坚定的声音。《牌坊》中住在小乡间的庙宇里几个外地女教师,在她们读诗的声音中,在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着的一叠绣品中,传出的振聋发聩呐喊。如果说《牌坊》里的抗争只是一圈小小的涟漪,那么《西湖梦》中白娘子的抗争,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个平凡而灿烂的理想: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鹤子型
中国传统文化成因复杂,传统文人胸怀天下的时候,最不忘的是那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侧重于前半句,讲求“入世”,道、释两家则重后半句,道家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讲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国文人在“济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现了一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士一族”。
如《白发苏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再如《西湖梦》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鹤子”之称,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咏梅,几乎成了千古绝唱,隐居于孤山20余年,达到了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类文人身上显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脱了沉重的文化负累,也留给了后人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形象。中国传统文人的“隐士”情结,在现代文人身上仍有鲜明的体现,这类学者沉潜于书斋,不闻窗外之事,从事纯学问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求忘乎外物,独善其身,所幸这类学者数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个学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开书斋的门走向寻找中国文化精髓之路,给这类隐士学者们闯开了通往世间的大门。
文人文化 篇3
明清时期，在南京秦淮河一带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理现象：中间有个夫子庙（就是孔庙），孔庙的后面是当时的学校——府学，府学的右边是很大的江南贡院（就是科举的考场）。夫子庙的后面有一条三山街，是当时书店集中的地方。孔庙、学校、考场、书店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构成了文教区。明清时期在南京的乡试每三年举办一次，那时候江南地区的考生就都会聚集在那里。而隔着秦淮河，过了一座文德桥，就是南京的旧院，即青楼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文教区与花街的搭配堪称微妙。就像近代上海的四马路（现福州路）也是这样，四马路是当时上海文化出版的中心，而后面的小弄堂里就是妓院。
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会有多达两万名的考生云集在南京，八月十五日考试结束后，正逢中秋。考生在應试结束后，就松懈了紧张的心情，进出声色场所享受风流世界也是很自然的事。
明末江南的妓院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妓女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是明末文人对妓女的文化要求越来越高。戏曲、音乐、文学、书画、围棋、焚香、茶道、厨艺等，举凡所有艺术领域都要求精通。例如在余怀的《板桥杂记》里留下芳名的名妓，她们有多半被描写到精湛的才艺。妓女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可以说与当时的文人几乎齐肩。因此，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那一类文人与妓女之间的交际，一点都不隐讳，反而成为当时一种文坛佳话。钱谦益把写到南京秦淮妓女的诗收在自己正式的诗文集《牧斋有学集》里。如果在以前，一般的文人不会把咏妓女的诗文收入他们重要的集子里，只是在词或散曲里会有一些，且大都带有嘲讽妓女的味道。但是明末清初的不少文人就把很认真地描述或回忆妓女的诗文收在他们的集子里。这是之前罕见的事。
古代文人与茶文化考究 篇4
深沉隽永的文人茶情
早在汉代,人们开始把茶作为一种饮料,史籍中开始有了不少文人饮茶的记载,如杨雄、司马相如、王褒等文人,便可算是当时饮茶的先行者。
三国时,崇茶之风有所发展。在《吴志·韦曜传》中,记载有吴主孙皓以茶代酒飨客的故事,表明当时已存在以茶代酒的风习。到了两晋、南北朝,饮茶相效成风,茶叶开始以一种普通饮料的姿态走入千家万户。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茶圣陆羽所撰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宏、体系完备的茶文化体系。陆羽以其精湛的茶艺,科学的概括,丰富的理论思维,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使唐代成为一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入宋以后,饮茶之风更炽,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正如北宋时李觏所言:“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宋代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吹向社会各阶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宫廷茶文化、大众茶文化较唐代均有很大发展,宋代文人对品饮艺术的追求,较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唐宋时期相较,明清两代文人雅士有着更深的嗜茶情结,茶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明代,是中国文人撰述茶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从现今存世的三十多部明代茶书的作者来看,虽然他们的身份与经历各异,然而,他们无一不是对茶倾注了毕生心血、与茶相伴终生著名的茶人,朱权、田艺蘅、陆树声、顾元庆、屠隆、张源、陈继儒、许次纾、徐渤、熊明遇、喻政等人,便是其中之杰出代表。明人的诗歌作品,尽管大都不能和唐宋时期的名家大作并列,然而高启、吴宽、王世贞、文征明、邵宝、徐渭、袁宏道、袁中道、于若瀛、汤显祖等,均有不少咏茶的佳句名篇。
入清以后,明代简约、雅致的茶风,仍然在文人雅士之间流传,一直延续到清末。冒襄、余怀、陆廷灿、袁枚、郑板桥、震均等人嗜茶,在清代是出了名的,而吴伟业、方文、周亮工、朱彝尊、施闰章、王夫之、孙枝蔚、汪懋麟、纳兰性德、曹寅、厉鹗、金农、丘逢甲、连横等诗人,都有相当数量的茶叶诗词传世。这就明白昭示着茶对于文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表现了茶与文人之水乳交融的关系。
文人品茶的精神追求
唐人诗歌中,对饮茶描绘最生动、最贴切、最富感染力的诗,要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诗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每饮一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彰显了饮茶的多层次感受,除了“一碗喉吻润”属于生理需要外,其余皆贯串了特定的精神内容。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有“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描写,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唐的刘贞亮,则有“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作者看来,茶除了可以养生、除病、驱睡、尝味等生理功效外,还有修身、雅志、行道等精神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唐人对茶之功能的认识。
在散茶大行其道的明清两代,文人饮茶,大都讲究茶要佳,水要甘,环境要美,心态要静,客人要雅。明代文人在日常的饮茶活动中,较唐宋时期更加注重茶侣的选择。陆树声把茶侣限定为:“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陆氏还进一步指出:“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茶寮记》)屠隆提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许次纾对茶侣提出了“素心同调”等四个方面的要求,徐渤则认为必须择“清癯韵士”为茶侣,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茶侣的知识、人品、修养,要求饮茶者的人品与茶品相吻合。明人还认为品茶“以客少为贵”,若客人太多,则缺乏雅趣。
历代文人品茶的所追求精神境界、格调情韵,文人在品茶过程中所贯注的精神、理念、修养、审美观念,乃是中国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最突出的表现。中国茶文化的基本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茶道,而中国茶道的核心则是文人茶道。
文人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人在习惯上被称为“士”。古代的“士”,其意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所说的“知识分子”或“文人雅士”。把文人饮茶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称作文人茶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文人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示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更多地表现出饮茶的精神内容,集中反映了茶文化“雅”的一面,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更多的属于心态文化层次。
文人文化 篇5
法》的通知
文人发[2000]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文化厅（局）、民政厅（局），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推动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健康发展，鼓励支持运用社会资金和人才发展文化事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文化部与民政部联合制定了《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年十二月四日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三种。
第四条文化行政部门是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须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查，并依照《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登记。
第五条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的审查；监督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其按照章程开展业务活动；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检查的初审；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会同有关机关指导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财产清算事宜。
第六条文化部负责全国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指导工作。负责在民政部登记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审查工作，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制定。县级以上（含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指导和设立审查工作。
第七条申请设立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除符合国家和登记管理部门规定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拟定名称需经登记管理机关预审；
（二）业务活动范围属于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权限；
（三）有符合文化行业从业资格的业务人员；
（四）有开展业务活动必需的设备、器材、场所和其他设施。
第八条文化部审查、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最低开办资金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县级以上（含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查、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最低开办资金不低于3万元人民币。
第九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按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划分为以下类型：
（一）从事舞台艺术创作、演出和传统艺术整理、加工和保护的民办艺术表演团（队）；
（二）从事艺术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民办艺术院（校）；
（三）从事老年文化活动、辅导、培训的老年文化大学；
（四）从事文化艺术辅导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业务的民办文化馆或活动中心（站）；
（五）从事图书、资料、文献情报借阅及社会教育工作的民办图书馆（室）；
（六）从事文物宣传、保护、展览等活动的民办博物馆（院）；
（七）从事艺术收藏、展览及交流的民办美术馆（室）、书画雕塑（室）、名人纪念馆、名人故居纪念馆、收藏馆（室）；
（八）从事艺术发掘、整理、研究、咨询及艺术科技开发的民办艺术研究院（所）；
（九）从事文化传播、交流的文化网络中心（站）；
（十）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其他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十条申请设立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办人应当向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设立申请书；
（二）场所使用权证明；
（三）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及每年收入支出的估算情况材料；
（四）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申办地户籍证明及固定住址和联系方式；
（五）章程草案；
（六）主要业务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明；
（七）与开展业务活动相关的设备、器材和其他设施清单；
（八）文化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审查合格的，向申请人出具审查文件；对审查不合格的，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依照法律、法规，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或登记，已经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需经文化行政部门复查认定后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事项，应向文化行政部门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变更事项、变更理由及变更方案等，并按审查登记要求，出具相应变更文件。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活动超出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业务范围，应办理业务主管单位变更手续。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30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
第十四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向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署的，应说明理由，提交证明文件；
（二）登记证书副本；
（三）依法成立的清算组织出具的清算报告；
（四）注销登记的善后情况；
（五）文化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五条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注销登记申请书及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30 日内出具审查意见。注销登记手续完成前，文化行政部门应继续履行业务管理职责。
第十六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依法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发展资金：
（一）接受捐赠、资助；
（二）接受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委托项目资金；
（三）为社会提供与业务相关的有偿服务获得报酬；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七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接受捐赠、资助，应当向文化行政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财政部《关于对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问题的函》的规定，参照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用人一律实行聘用制。
第二十条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每年3月31日前，向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上一的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以及财务管理情况等。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初审意见。3月31日之后成立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参加下一年检。
第二十一条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文化行政部门提请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文化部和民政部负责解释。
文人文化 篇6
其身系乎长消安危，其人又系乎用与不用。用之而不终用之也，于是则悲天运，悯人穷，当变风云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其思若怨悱而情弥哀，颥号幽明，剖通精诚，又不欲以为名也，于是则摧刚藏棱，蔽遏掩抑，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伉，真洞然大人也。”（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这些“洞然大人”不平则鸣、发愤著书，他们的创作是特定环境下文人心路历程的记录。当时秦桧权倾朝野，以严刑峻罚摧残正论，把政敌流放到瘴疬之地，“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七月“是月”条引）。正直之士，不会就此屈服，他们纷纷起来抗争，用言辞，用行动，表现了迁岭文人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我们以李光、赵鼎等名臣为中心探讨他们在高压政策下、风尘困顿中直道而行、乐天知命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
一
两宋时期，对文人最重的惩罚是流放岭南。李光因触怒秦桧，谪居岭海近二十年，迫害接踵而至，种种切实的苦难如影随形、挣不断、摆不脱，要他去面对解决。他此时展示出了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颇有“纵浪大化中，无忧亦无惧”的风神意态。他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实践了“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并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独特的主体特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作为穷山恶水、穷乡僻壤的蛮荒之地，成了迁岭文士思考人生、实现自我的人间道场：
惟祝乘此闲放，尽为己之学。至处忧患之际，则当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气，未尝不自若也。……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故汲汲耳。（《与胡邦衡书》其九，《庄简集》卷一五）
宴居有以自娱，动则观书以广智，静则息念以存诚；赋诗一首，弹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与胡邦衡书》其十，《庄简集》卷一五）
这些醒世悟语，体现了生处困境的迁岭文人们的个性特征和人生思考。李光在岭海生活时能自得其乐，到书里去寻找真趣，从怀古中生发幽思，其作《读易详说》，展示了对进退出处之道的体悟，引起四库馆臣的关注与赞叹：
光为刘安世门人，学有师法。绍兴庚申，以论和议忤秦桧，谪岭南。自号读易老人，因摅其所得，以作是书。故于当世之治乱，一身之进退，观象玩辞，恒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谏，朝有阙政而不能言，则是冒宠窃位，岂圣人垂训之义哉！故《文言》以括囊为贤人隐之时，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当退黜之时，往往疾视其上。君子则穷通皆乐，未尝一日忘其君。”……光尝作胡铨《易解》序曰：“《易》之为书，凡以明人事。学者泥于象数，《易》几为无用之书。邦衡说《易》，真可与论天人之际。”又曰：“自昔迁贬之士，率多怨怼感愤。邦衡流落瘴乡，而玩意三画，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闻道者能之乎？”其序虽为铨作，实则自明其著述之旨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二《读易详说》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这段记载可作为李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注脚。有此精神，他才能：
当饮食宴乐以俟机会，不可亟也。饮食者，宴乐之具。宴乐必资于饮食，此君子从容避祸，以礼自娱乐之时也。（李光《读易详说》卷二）
这样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形成了南宋迁岭文人娱忧纾愤的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呈现出精深雅健的风格面貌。
李光现存词十四首，其中有一半以上侧重于描写岭南旖旎风光和自己身处其中的心迹情感，表现出其“饮食宴乐以俟机会”“以礼自娱乐”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
元亮赋归去，富贵比浮云。常于闹里，端的认得主和宾。肯羡当年轩冕，时引壶觞独酌，一笑落冠巾。园圃日成趣，桃李几番春。挹清风，追往躅，事如新。遗编讽咏，敛衽千载友斯人。君爱谪仙风调，我恨楼船迫胁，终污永王璘。何似北窗下，寂寞可栖神。（《水调歌头·丞相李公伯寄示水调一阕，咏叹李太白，词采秀发。然予于太白窃有恨焉，因以陶渊明为答，盖有激云耳》）
李光引元亮为友，于太白有恨，吟咏之际，在其词中表现出人类普遍存在的共有的情感体验及其对人生、宇宙的哲理思考。进退出处、悲欢离合这些士人都曾经历的人生遭遇在他笔下得到了诗意呈现：
独步长桥上，今夕是中秋。群黎怪我何事，流转古儋州。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孤兴在扁舟。笑尽一杯酒，水调杂蛮讴。少年场，金兰契，尽白头。相望万里，悲我已是十年流。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丘。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水调歌头·昌化郡长桥词》）
在此词小序中李光还自述了在海南风月胜景中仗策独游时的乐观情绪：
昌化郡城之北，长桥跨江，风月之夕，气象甚盛。庚午八月望夜，士友悉赴郡会。仗策独游，颇怀平生故人，作水调歌以自释。予自长年，粗闻养生之术。放逐以来，又得司马子微叙王屋山清虚洞所刻《坐忘论》一编，因得专意宴坐，心息相依。虽不敢仰希乔松之寿，度未即死，庶有会合之期。
庚午，即宋高宗绍兴二十年，词是中秋时所作。当时李光编管琼州。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三炎兴下帙一一三载：绍兴十三年“十二月李光移琼州安置。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诱光唱和，说秦桧和议，有讽刺者，积得数篇，密献于桧。桧怒，令臣寮言其罪，故移琼州安置”。昌化，在今天海南的昌江县。在受到诋毁陷害后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李光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乐趣。有一种智慧来源于性格，有一种性格就是智慧。李光这种“满不在乎”、优游从容、满足于现状的乐天知命性格使他渡过了人生的困境。李光并非没有恐惧、忧愁、悔恨、悲愤、沮丧、抑郁等负面情绪，但他能很快从中解脱出来，寻找到一系列心灵解脱的方式来调节自我心理。从这一角度看，李光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十分有利于养生。淡泊达观的胸襟，使得李光享年八十二岁。这种高寿来之不易，要知道当时群僚之间的政治斗争波诡云谲，李光屡遭谤黜，编管异地、流离困瘁，足令数百年后读者为之酸鼻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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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除了“粗闻养生之术”之外，性格开朗也是他长寿之因。虽屡经祸变，谪命频至，艰难颠沛，却坚定不移、高贵不屈，狂歌痛饮、豪兴不减，眠花醉月、娱忧纾愤，发为吟咏、便成华章：
海外无寒花发早。一枝不忍簪风帽。归插净瓶花转好。维摩老。年来却被花枝恼。忽忆故乡花满道。狂歌痛饮俱年少。桃坞花开如野烧，都醉倒。花深往往眠芳草。（《渔家傲》）
表达了自己谪居海外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个性，展示了永不屈服、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流露出对少年往事的追忆、怀念、惆怅和留恋，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造就了其词“深微浑雄而情独多”（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审美境界。
这些被贬士人到达岭南之后的人生态度、人格个性、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弱者来说，当时的岭南无疑是万丈深渊，而对昂扬乐观的达者来说，这片化外之地，却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一方躲避宦海风波、砥砺意志、修养自我身心的宁静乐土：
予顷在琼山，见桃李甚盛，但腊月已开尽，三春未尝见桃花，每以为恨。今岁寓昌江，二月三日与客游黎氏园，偶见桃花一枝。羊君荆华折以见赠，恍然如逢故人。归插净瓶中，累日不凋。予既作二小诗，同行皆属和。忽忆吾乡桃花坞之盛，每至花发，乡中人多醵会往游。醉后歌呼，今岂复得，缅怀畴昔，不无感叹，因成长短句，寄商叟、德矩二友。若悟此空花，即不复以存没介怀也。（《渔家傲·序》）
可见，迁至岭南的南宋文人们对待岭南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岭南当作蛮荒之地而心怀畏惧，而反认岭南是故乡，时常优游于山水之间，领略同行骚人的奇文佳作，在游览山水和沉浸吟咏中畅叙幽情、忘怀得失，领略到“不复以存没介怀”的忘我之趣，以此自终。
李光像苏轼一样，曾经名满天下、春风得意，却历经宦海风波，被贬至蛮山瘴水、穷乡僻壤之地。东坡诗词歌赋中所表现出来的欢悦、哀伤、抑郁、不平、怀念、悲苦之情，李光也曾体验过，故能引起他深切的情感共鸣。在海南寻幽探胜之际，他用满怀虔诚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到琼州探究东坡旧迹的经历，颇能反映迁岭之士爱屋及乌的深厚感情：
苏公端明南迁过琼，酌水而异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与诗，遂名其亭曰“泂酌”，且留诗其上。绍兴乙丑，予自藤江再贬海外，以三月望至琼，众指双泉之胜，乃葺居。……双泉之名闻于远近，实自苏公发之。旧传有白龙尝露脊尾，气浮水面，询之故老，以为信然。苏公既不载，然亦莫有见者，独惠洪记注间一诗，其略云：“异哉寸波中，露此横海脊。举首玉箸插，忽去银丁掷。大身何时见，夭矫翔霹雳。谁言鹏背大，更觉宇宙窄。”语虽不凡，然决非苏公诗。……四月七日，上虞李某记。（《琼州双泉记》，《庄简集》卷一六）
旧传双泉相去咫尺而异味，东坡先生易名泂酌，且作诗其上。后稍稍增葺，疏为三池。今兹五十年，水益清驶，然所谓双泉乃混而为一，非知水味者莫能辨也。东坡诗题不复存。绍兴乙丑之春，予再贬琼山，九月二日，自行馆与仲子孟坚徙居之，因访寻旧题，得“泂酌亭”三字于乡老朱景贶，复揭之亭上。居闲无事，因作古风二十韵，意殊未尽，复赋律诗一篇，以示太守徐自然、别乘李申之。（《泂酌亭》，《庄简集》卷三）
在这片化外之地，李光从晚年贬谪到海南的苏轼身上学到了应对人生困厄之法，从热恼瘴毒中悟出了清凉生活之境：
海外气候，每岁三四月间已如剧暑。客有自吉阳至者寓馆，问汉亭累日，且言吉阳气候昼夜如炊，因叹此邦之胜。乃知人生无有足时，不经热恼，岂知平日之清凉乎？故古之达者，每以此对治。……予谪居岭海逾十五年，见闻习熟，不以为异。因作此诗以自想，且以警世之贱丈夫，一不快即愁叹怨愤，或讥谤怒骂，如柳、刘之徒，盖未足语此。（《庄简集》卷五）
展示了自己在海外谪居的生活场景和胸襟怀抱，那优美深沉的浮生悟语能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拓展人们的胸襟，也激起了人们对自然、对宇宙、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读这类文字，每每使人受到深刻的人生启示，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油然而生一种热爱之情，并对美好的生活也平添了几许乐观与向往。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南宋的名公重臣大多到过岭南，在岭南的卢橘杨梅与蛮山瘴水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心安顿之所，如李光、赵鼎、李纲、吕本中、曾几、陈与义、朱敦儒、范成大、张孝祥、吴潜、郑刚中、胡铨等，他们都跋涉千里来到岭南。
岭南风物没有辜负这些漂泊而来的异乡游子，用空前高涨的热情迎接了他们。在这批寻找精神避难所的迁客骚人的努力下，宋南渡以来岭南的文化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后，中原文化在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与激荡中风生水起、云蒸霞蔚，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灿若星河的迁岭文人。这些迁岭文人便在不经意间，为新的词风和新的诗歌题材的兴起种下了契机。在某种程度上，正应了那句名言：“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
二
无独有偶，李光的好友、同为“南宋四名臣”之一的赵鼎在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方面与他有相似之处，也是由位极人臣的名公巨卿沦为流民隶役，从朝廷被贬至遥远僻静的海南，生活待遇、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他并没有消极沉沦下去，反而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极可贵的看破、放下、自在、宁静适意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
心远身闲眼界清，潇然回首万缘轻。更将满耳是非语，换作松风溪水声。（《山中书事》）
虚窗午夜月朦胧，推枕萧然百念空。更问幽人洗心法，二年魂梦水声中。（《梦觉》，《忠正德文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
这种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的思想，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在理想不能实现时就悠然自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孟子失志时也进退自如：“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表现出了我们古代文人在人生困境中精微深邃的体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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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南宋迁岭文人张九成也以古代的圣贤为自己的榜样，导致其在人生态度、人格个性上也具有了圣贤气象，周必大在《益公题跋》卷四《跋张子韶与陈朝彦序词》中赞叹：
张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对，气节凛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窜庾岭之阴，所养益厚，盖刚者也。
真正具有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的大丈夫的人格个性；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跋无垢借米贴》对此浩然之气阐发得更详尽：
士固不免于穷，穷然后见君子。……先生之借米，其困厄无聊甚矣。而杰然之气，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
君子固穷与胸中的浩然正气浑然一体的统一在张九成身上，虽然穷困、然而不失浩然之气，亦不失做人的乐趣，《横浦先生家传》中记载的则是张九成“谪居十四年，谈经自乐，手不停披”的人生乐趣，可谓是深得“孔颜乐处”的精髓。
张九成是在绍兴五年（1135）正月，由赵鼎推荐为太常博士的。赵鼎以宰相之尊招贤纳士，宋室南渡之初许多有名的才士，皆是通过赵鼎的引荐而步入仕途的，史书有众多关于赵鼎推荐贤能、知人善任之举的记载，试以张九成、汪应辰为例：
左奉议郎张九成为太常博士，赵鼎荐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
绍兴五年六月戊午，左奉议郎新太常博士张九成为秘书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问辅臣曰：“近有民自汴来，云张九成投伪齐，有此否？”赵鼎曰：“九成见居盐官县，焉有此事！必有谗者惑圣听。”……沈与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则谗者息矣。”上曰：“无谗言，北来人所传不审耳。然用之若迟，人必谓九成不用于伪齐复还矣。”遂有是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
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之于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初任，赵鼎为帅，幕府事悉谘焉。岁小旱，命应辰祷雨名山，即应。越人语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宋史·汪应辰传》）
《宋史·张致远传》亦载有赵鼎的知人之言：
赵鼎尝谓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从官如……张九成……皆有士望，他日所守当不渝。”识者谓鼎为知人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宋室南渡以来，李光、赵鼎等名臣身边集聚了一批如张九成、汪应辰之类的仁人志士，他们成了那一苦难深重时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虽屡遭摧抑，却不畏强暴，刚正凛然，据载：
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罢。初，赵鼎之未去也，九成谓鼎曰：“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九成从容言于帝曰：“敌情多诈，议者不究异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会桧闻九成在经筵讲书，因及西汉灾异事，大恶之。九成入见，面奏曰：“外议以臣为赵鼎之党，虽臣亦疑之。”上问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见其议论无滞，不觉坐久，则人言臣为鼎党，无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对出守，桧必欲废置之。奏除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免谢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
时秦桧力主和议，王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宋史·汪应辰传》）
张九成、汪应辰等文人志士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赵鼎的知人之明，也说明了赵鼎是靠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使有志之士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他的身边。而赵鼎、秦桧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导致了有见识的士人逐渐分清是非，坚持正道，在宋室南渡之初的高压政策下、险恶环境中，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可贵的“直道而行”的人格精神。
三
然而，正义之士未必总是能战胜奸佞之辈，历史上小人得意、志士屈沉下僚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南宋历史上岳飞被害，秦桧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即其中一例；后来秦桧、赵鼎之争，秦胜赵败是其中另一事例。后来文征明在《满江红》中感叹：“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载：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赵鼎罢为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使、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张戒上书乞留鼎，不则置之经筵。桧力劝上屈己议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罢。
秦桧纵然阴险奸滑，打击迫害了刚正不阿的名将岳飞、名相李光、赵鼎，毕竟只能让南宋小朝廷里的那些优游委曲、趋炎附势、巧言令色、姑息迁就之徒奔走其门，而不能阻塞天下有道之士的滔滔之口、刚正之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载，绍兴二十二年六月：
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陈诚之以母忧去。先是秦桧尝谕诚之曰：“事有所闻，可以片纸见喻。”盖桧方用告讦以擢人才。诚之不领其意，以此颇忤桧。左朝散郎张九成时谪居南安军。或问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岂皆无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则此气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张九成的这番话说得可谓是正气凛然，浩气长存。果不出所料，秦桧排斥异己、大起告讦的高压政策反而激起了一些有志之士奋不顾身的强烈反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李光在《易解》序中高度评价“困而不失其所亨”的胡铨，就是一位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他现存词十五首，其中有十二首作于他被贬谪之地岭南。从他的岭南词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士人直道事人、乐观旷达、不屈不挠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与探讨。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
文人文化 篇7
如何在现代建筑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如何做出有中国味的建筑来, 是每一位有文化责任感的中国建筑师始终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从贝聿铭、程泰宁等老一辈建筑学人到王澍、李兴刚、祝晓峰等中青年建筑中坚;从坡屋顶、四合院到传统建筑符号、传统建材等, 都是建筑师们长期以来苦苦探索的方向。2012年, 当王澍凭借其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美术馆等建筑, 摘取了普利兹克奖时, 标志着中国建筑师对建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得到了世界认可, 标志着创作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建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王澍打开了一道希望之门, 虽然才刚刚开启, 却让我们看到前行的方向——中国文人建筑的现代表达。
一、文人建筑
“广义而言, 文人建筑是指体现了文人审美的建筑……而这种建筑最集中的代表无疑当属文人园林。”1文人园林通常指中国古典园林, 尤其是指江南私家园林。由于园林的主人多是士大夫知识分子, 他们当中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或书画家。园林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感、艺术修养与价值取向。体现在造园的原则上便是“源于自然, 师法自然”“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2。在园林中叠山理水正是文人们寄情山水、雅好自然的审美情趣的最好表达。山水文化成了文人园林不可或缺的设计要素。也可以说, 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的精髓就在于传统山水文化的建筑性表达。
二、传统山水文化
山水文化, 是指以山水为素材而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而形成的各类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寄情山水, 借山水抒情。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山水崇拜、山水哲学、山水美学等山水观以及山水画、山水文学、山水园林等艺术形式。所谓“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是儒家的“比德说”;“上善若水”是道家的处世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哲人对生命短暂命运不定的慨叹;“我心素已闲, 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 垂钓将已矣。”3表达了诗人的避世归隐之心;《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画家心中的理想家园。而堆山叠石庭院理水, 置天地自然于一园, 则表达了文人们一种意象山水的审美情趣。
古典文人园林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山水文化是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独具的文化特质和精华所在。因此, 在现代建筑中表达出传统山水文化或将是形成有中国特色建筑的一条门径。传统山水文化的现代表达, 也就成了当代尤其是近年建筑界新的探索。
三、当代建筑设计中传统山水文化现代表达的基本思路与操作
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种含蓄内敛、比赋会意的文化, 讲究的是委婉而非直白。中国山水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典型代表。比如中国山水画并不讲究形之真与实, 而在乎神之意与韵。这是与追求写实求真的西方风景画的本质区别, 也是中国画之于世界绘画中独树一帜的根源。又比如中国古典园林中, 山不过是叠石而成的“假山”, 咫尺之间却“千峦环翠, 万壑流青。”2, 讲究的就是个“意”。
但长期以来, 中国建筑师在表达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特色时, 却往往是采用生硬地照搬、模仿或简化移植古建筑之形。这种取其形而弃其本的摹形设计思路, 背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与灵魂, 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 在建筑设计中用现代建筑语言会意地表达传统文化是一种可取的创作思路。即表达的基本思路是“会意”, 其操作方法是“语言转换”。
四、当代建筑设计中传统山水文化现代表达的操作形式——设计手法
建筑毕竟不是绘画与文字, 而是实体艺术, 是建造空间、塑造环境, 必须供人们使用;今天也不同于古代, 且不说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就是可取之石材也几近枯竭。传统的叠山理水技艺千百年来已经被匠人们发挥到了极致。白石老人的“似我者死”同样适用于建筑设计之中。因此, 取其意而不泥其形才是传统山水文化在当代建筑中表达的要诀。具体到设计手法上, 即以什么样的建筑设计语言——操作形式 (设计手法) ——来表达山水文化, 则是建筑师需要不懈探索的。
笔者通过对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程泰宁的“浙江美术馆”、王澍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专家接待中心”、李兴刚的“绩溪博物馆”、祝晓峰的“华鑫中心”等建筑的解读, 发现在这些可称为当代中国文人建筑中, 对于传统山水文化有着相类的现代表达, 其主要的设计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 筑画
建筑不仅是其他视觉艺术的载体, 其本身也是视觉艺术形式之一。将山水画融入——而不是置于——建筑中, 是表达山水文化的一种。考察苏州博物馆与绩溪博物馆, 筑画便是其共通的设计手法。即以建筑语言包括材料、技术、形态构成等方式在建筑空间中——通常在庭院中——筑造出抽象的立体“山水画”。笔者称之为“筑画”。
在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中, “以壁为纸, 以石为绘”4, 将紧邻的拙政园白色围墙与片石、水院、曲桥、树等以形态构成的手法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筑成了一幅立体构成化的现代“山水画”, 也可以说是以山水画为创意源的立体构成作品。别开生面, 成为该建筑的点睛之笔, “是贝先生对中国建筑发展的一种尝试”4。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李兴刚设计的绩溪博物馆。同样因借了场地中的现状物——树——以及建筑外墙, 同样运用形态构成手法, 在“主入口庭院的视觉焦点上, 是一座由片状墙体排列而成的‘假山’, 与位于南侧的茶室隔水相对, 并有浮桥、游廊越水相连……‘假山’之后有粉墙, 状如中国山水画之宣纸裱托。”5此处的“假山”是以现浇混凝土基于同一模数而生成的几何形态体块, 与后面的树、墙、楼梯、屋顶等构成更具意象的山水画, 其筑画之法, 比贝先生走得更远。人们流连其中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 是“走入画中去游”6, 是入画观画。
(二) 拟态
拟, 有模仿之意。所谓“拟态”就是模拟山、水之形态。取古典园林造园之法, 此处拟的也不是具象而是意象的山水, 是那种需要解读方可有所悟的会意。至于用来作拟的元素及拟的方式, 则多种多样。
解读发现, 无论是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专家接待中心的瓦山, 李兴刚在绩溪博物馆的折顶拟山, 还是程泰宁在浙江美术馆的“有峰峦叠嶂之意”7的采光屋顶,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屋顶作为拟山元素, 但具体手法不一。王澍与李兴刚采用的是连续屋面法, 而程泰宁采用的是多个坡屋顶组合法。如果用这种思路去考察祝晓峰设计的华鑫中心屋顶水院处开有三角形洞口的墙体, 则可以说是一种对山的虚拟手法。同样, 绩溪博物馆因“无奈最后被替代为水波纹肌理的白色质感涂料”而筑成的“水墙”5, 也是在无意中完成的对水的虚拟。无论是“实拟”还是“虚拟”注重的都是山水之态——情态。这是对山水文化理解地传承, 也是尊重。
(三) 用典
“用典”本是文学术语, 多指诗文中引用历史上的有关人、事、物等史实, 作为比喻而增加语言的含蓄与典雅性。比如在杜牧那首著名的《泊秦淮》中,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8。诗中的《后庭花》便是引用了南朝陈后主所作的被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这个典故, 以表达诗人对历史悲剧可能重演之隐忧。
其实, 用典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特征, 甚至隐含着中国人某种性格。在古典园林景点的命名中就常常用典。比如无锡寄畅园的“知鱼槛”之名便是典出《庄子·秋水》那段庄子与惠子经典的对话——惠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9。
本文借用该术语, 是用来特指在建筑设计中可以建筑语言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典故;或以某个典故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比如绘画、诗句、传说、对联等为创作源来构思设计。因此, 也可称之为“建筑用典”。
在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馆”中先后用了“曲水流觞”之典, 且由平面形态发展为空间形态。虽然李兴刚在设计绩溪博物馆的四年里从来没有见过胡适先生亲笔手书的对联“随遇而安因树为屋, 会心不远开门见山。”但此联之意境恰与其设计理念“不谋而合”5的结果, 给我们一个启示:设计可以从典故开始。而王澍在《隔岸问山——一种聚集丰富差异性的建筑类型学》一文中明确写道:“我一直有个顽念, 即如何把一张典型的山水立轴做成一个房子。”6这, 就是建筑“用典”。建筑中用典需要进行语言转换, 要将文学、书画等艺术语言转换为建筑语言, 这是设计成败的关键。
(四) 入境
构成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不仅有山水观、山水艺术, 山水行更是不可或缺的, 并且正因为有了山水行才产生了山水艺术。见诸史册的中国古代第一位大旅行家谢灵运便是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园林中的叠山理水, 不仅是用来观的, 更是用来行的。游园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进行一次意象山水行。
前述关于山水文化在建筑设计中表达的三种手法是在创造山水场景, 第四种手法“入境”则是指进入山水场景。同样基于“会意”的基本思路, “入境”也不是要真实地游山玩水而是进入山水意境, 是山水文化在建筑空间中以第四维——时间维度的表达。
如果把祝晓峰的华鑫中心屋顶水院的“穿行”10解读为仅仅是平面化的山水行。那么, 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专家接待中心屋顶上浮设竹栏小径, 通过由“进山”到“山内观山”最后“山顶回望”这一时空序列, 真正求得了形而上的山水行远意6。
五、结语
通过上述解读与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判断:会意是现代文人建筑表达传统山水文化的基本思路, 语言转换是实现这一思路的操作方法, 至于具体的设计手法则千变万化大有可为。举一反三, 其他中国传统文化, 也可在所有建筑中得到适合的现代表达。
注释
11 .赖德霖.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J].建筑学报, 2012 (5) :1-5.
22 .计成, 陈植, 杨伯超, 陈从周.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3 .俞平伯, 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140.
44 .范雪.苏州博物馆新馆[J].建筑学报, 2007 (2) :36.
55 .李兴刚等.留树作庭随遇而安折顶拟山会心不远——记绩溪博物馆[J].建筑学报, 2014 (2) :40-45.
66 .王澍.隔岸问山——一种聚集丰富差异性的建筑类型学[J].建筑学报, 2014 (1) :42-47.
77 .王晖, 陈帆.写意与几何——对比浙江美术馆和苏州博物馆[J].建筑学报, 2010 (6) :70-73.
88 .俞平伯, 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1104.
99 .黄茂如.无锡寄畅园[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4:28.
文人文化 篇8
文质彬彬的形象,文质彬彬的书风,是我与青年书家郑长安君从相识到相知后的鲜明印象。藉常州刘海粟美术馆邀我作学术讲座的机缘,小郑与我有过多次接触和交流,围绕艺术,天南海北相谈甚洽甚欢。其言行举止文雅,态度诚实从容,做事认真负责,事艺勤勉执著,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艺苑新秀。
欣赏了这位青年书家的一批作品,感到审美养眼之作竟然不在少数。其用笔、结体、章法的显著特征是清隽明润,充满着文人气息和文化精神。作者在悉心学习传统主要流派的基础上,曾重点临摹过怀素、孙过庭、二王的墨迹,对米芾、苏轼等大家的作品尤见学有所得。据我所知,在书艺实践中,他总是提醒自己,学习古人,却不可以去重复古人,为弘扬民族书艺传统文化,要力求赋予自己的笔墨以新的生命力。在气象儒雅、出锋悠然的博求中,能奏出凝聚时代特色墨线运动的音色、音响。
怡堂小语,29cm×19cm
黄庭坚,武昌松风阁,30.5cm×64cm
黄庭坚,次韵答曹子方杂言,28cm×45cm
果如所愿。书家不少以行草为主体、为擅长的作品中,笔迹朴厚大方,神采奕奕,因此而佐证了后汉蔡邕那句高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当然我们不必武断地说,郑长安的作品已如何完美无缺,已如何了得,但却至少可以说,他的书法有板有眼、笔正锋健、富于特色,作品会让我们感到,作者总是在励精冶性中谋篇布局,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悄然拓展。长安君主要取法于帖学的种种书法创作,大气、正气、书卷气透映在字里行间,绝无半点炫奇弄怪、故作姿态的骄气、霸气,殊属难能可贵。
这位富于才气的书法家,既充满活力,而又不浮不躁。与那些一味吹嘘、炒作的某些所谓书家截然两路。他总是步步为营地不断学习和研究,竭力在强化笔画、结体、章法的审美特色和力度上作个性化的探求。翻阅他的一幅一幅不同的书作,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对成功套路的驾轻就熟的复制,而求内容和形式、诗情和审美在表现上的统调感和独特性。务求此幅与彼幅面目有异、各具魅力。
文人文化 篇9
关键词：中国园林,综述,北宋,文人园林,独乐园
《清明上河图》的繁华, 将北宋经济文化繁荣的盛况跃然于纸上。北宋, 以其独特的文化经济风貌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谱写出一段自己的篇章, 从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中便可见其一斑了。
北宋是如何达到经济文化如此之巅峰的?从徽宗的画院一题中便可得到些许启发。虽然许多人都会评价宋徽宗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 但就其文化造诣而言, 确是无可厚非, 从瘦金体再到其创办的画院, 都可谓做到极致。在其画院中曾有过这样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 其中的“蝴蝶梦”便解释北宋经济文化之繁荣的原因。北宋以来, 专政独裁有所消除;士大夫开始谈论建国方略;科举制度日臻完善, 使得平民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增多, 更多的才能得以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地位逐渐提高, 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从儒学到理学, 从佛教到禅宗, 文化上有了更多的创造[1]。
但在一派繁华下也有着人们不愿说出的痛。经济文化虽然发达, 但从宋太祖时为了防止权力的再度失去就开始重文抑武, 削弱兵力, 将重要的事物都交予文官处理, 这样就使得国势羸弱, 军事无力。在“澶渊之盟”后, 北宋只能用大量的金钱来保持与辽、西夏的长久和平状态。这样的社会状态使许多人产生了沉湎享乐、苟且偷性的负面心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建筑与园林都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随着《营造法式》的出现, 建筑的建造有了一套详解的规定, 以至于至今多处仿古的建筑都还按照宋代流传下来的模式进行建造;而园林的发展也产生了独有的时代特点,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北宋园林中最突出的特点有如下几个:
(1) 叠山、置石、理水的技艺高超。 (2) 把诗情画意写入园林, 注重意境的表达。 (3) 以山水创作、自然之趣作为主题。 (4) 与民同乐, 君民关系十分融洽。 (5) 邑郊园林得以开发, 供百姓进行游赏活动。
由此可见, 北宋的园林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迈进。所谓“唐人尚法, 宋人尚神”便很好地说明了北宋园林乃至艺术的发展方向, 不再像大唐一样注重法度, 而是更多地转向对意境的表达, 对待百姓也更加随和。
不论是大型的皇家园林还是精致的私家园林都透露出这些特点。赵佶所兴建的最大的皇家园林———艮岳, 虽说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着实把宋代园林的所有精华都展示的淋漓尽致;另有金明池上, 不同身份的百姓齐聚一堂, 与皇帝同乐;再到独乐园中牡丹盛开之际, 欢迎百姓到来游赏。都可以看出北宋园林特有的风格。这两种园林相比, 北宋的文人园林更是以其特有的艺术特点反应当时的园林风格, 是北宋社会的一大特点。
说到北宋的文人, 可谓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较高地位的群体, 单就徽宗赵佶而言就是一个集画家、书法家、词人于一身的文人。北宋的文人不但将北宋的园林、艺术推到一定的高峰, 也同时在政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文人的园林也是由于仕途的不顺应运而生。
“洛阳公卿园林, 为天下第一”, 可见当时在洛阳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园林, 《洛阳名园记》中记载了20个名园, 可分为3类:花园类型, 如李氏仁丰园、天王院花园子;游息园或别墅类型, 如董氏西园、刘氏园、独乐园;宅院类型, 如富郑公园、苗帅园[2]。北宋的文人园林成为文人们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场所, 他们是园子的主人, 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布置自己的园林, 这才是中国园林中最可贵的地方, 也恰恰符合了计成在《园冶》中所讲的园林应该“七分在主, 三分在匠“的特点, 园林就应该是一处释放性情, 抒发志向的地方。
那北宋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志向需要借以园林来抒发呢?那就还得说说北宋这个朝代与北宋文人的境遇。由于北宋时期, 朝廷重文抑武现象的存在, 文人的地位自然得到提升, 许多文人都有幸入朝为官, 但为官之后, 许多人发现朝廷中存在许多问题, 可单凭他们又无力改变, 他们的忧患意识与当时的状况产生鲜明的反差, 像范仲淹一类的文人们就发出“退亦忧、进亦忧”的愤懑之声, 一部分文人不甘心沉沦, 追求不同于流俗的高蹈、沉湎隐逸的雅趣变成逃避现实的唯一精神寄托。苏轼所谓“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的竹林, 林逋笔下的“梅妻鹤子”的梅花, 还有米芾称之为“石兄”的太湖石就成了文人园林中寄托高洁志向的象征。另外为不同景点命上诗意的名字, 也都以文人的方式表达出了内心复杂的情感[3]。
许多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通过“隐于园”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此时的园林便成了保护一颗文人之心的圣地, 也是他们得以抒怀的一片净土。就像司马光, 正是在独乐园中, 历经19个春秋才创作出旷世之作《资治通鉴》, 独乐园, 便成了将他保护于世俗之外得以自由发展的最好处所。
司马光与独乐园, 正是北宋文人与文人园林的一处缩影。司马光身为宰相之时, 一直都很受皇帝的赏识, 他极力维护旧制度, 是守护传统的儒家仁相, 他所坚持的是“礼治思想”、“民本思想”, 而这却与极力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政治方向上产生极大的分歧, 王安石认为如果不冲破旧的礼法制度, 则北宋必将走向毁灭, 在其不断的努力下神宗终于听取了他的意见, 开始大规模的变法。而此时的司马光则由于仕途的失意, 选择来到了洛阳, 建造了独乐园, 开始自己所谓“隐于园”的归隐生活[4]。
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才会成就其他方面的才华, 有些人在仕途不顺后, 才能懂得转忠为孝, 在园中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而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则是在隐居之后开始潜心研读书籍, 创作出传世的经典。所以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处凤凰涅槃的起点, 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在独乐园中, 司马光为自己创建了读书堂、种竹斋、钓鱼庵、满花亭、见山台、采药圃和弄水轩, 并在《独乐园七题诗》中将种竹斋与王子猷, 见山台与陶渊明等一一对应, 为其园林每处景点都起了诗一般的名字, 并也将自己的志趣溶于其中。这就是当时北宋文人园林最显著的特点, 独乐园也成其中当之无愧的翘楚。可每一位隐逸之人心中还是不忘君主, 不忘吾国, 当修身齐家都做到的时候, 那些有识之士都会怀揣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司马光也同样在独乐园中修其身时, 也时刻不忘治国的理想, 否则为何建造“见山台”来时刻思念君主, 心系国事呢?这些文人, 不知是深受儒家教义的影响, 才会如此的忠于君王, 还是想施展自身的才能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 才济济于官场。总之他们都是在为官不成时, 才会退于园林, 而在受到赏识后又归于朝廷。就像司马光, 在神宗去世, 哲宗当朝后, 又从独乐园中出来入朝执政。终于让日日在见山台上思君的夙愿, 得以实现。
北宋文人园林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与当时社会风气相符的, 那就是“与民同乐”的精神, 就算“独乐园”司马光也称之“必也有人肯同此乐, 则再拜而献之矣, 安敢专之哉!”并会在春季牡丹盛开之时, 欢迎百姓前来游赏。所以这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们, 定会把园林与百姓分享。
北宋的文人园林以其独有的风貌在中国园林的历史上留下惊鸿一瞥, 是一处等待开采的宝藏, 对当时文人园林的研究, 成为探索北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让我们对北宋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都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周膺.宋朝那些事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3]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文人文化 篇10
一.“义之于比”、自强不息的韧性。
中华民族古来就有着生生不息的刚健自强精神, 远古时期人们, 与大自然相斗争以求得生存。与此同时创造了许多自强不息的神话故事:愚公移山, 夸父追日, 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而儒家经典论断“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一直成为几千年来激励文人志士发奋图强的口号和准则。中国文人以自己的坚忍不拔, 谱写了自强不息的辉煌诗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在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里, 流放文人同样演绎着遭遇灾难但仍顽强生存的事迹。
百万的文人志士被铁链锁住, 被赶向北方那个荒凉寒冷的宁古塔。在途中病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 因为株连, 文字狱, 劝诫而带来的流放, 这是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流放文人秉承着这种坚韧的精神, 边行边吟, 他们又有别于王国维屈原精神上的腾飞, 将肉体放置于江湖中洗涤, 而是与朋友互赠诗篇: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丁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同是冰天谪戍人, 敝裘短褐益相亲,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 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1】。这不仅仅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唤, 还是文化对文化的交流, 真情对真情的付出。这正是儒家的精髓, “死生有生命, 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 (《论语·颜渊》) , “信乎朋友”, 一种君子间的相濡以沫, 一种沦落人的心心相惜。流放文人不仅自乐还乐人, 有的文人刻写儒家经典于大自然中, 让“仁”遍布在蛮夷之地的山水里;有的文人大谈《周易》、《诗经》……;有的则考察地域文化, 留下了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在宁古塔周围, 儒生们“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 可以不顾物欲利益, 不顾功利得失, 义无反顾的一代又一代”【2】, 这是一种文明的韧性体现, 是一种苦难的高贵。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于比” (《论语·里仁》) , 流放者正是做的这种合理恰当的事情, 没有在乎天下是否规定要做什么, 而是自我价值定位, 做想做的。生存的智慧, 战斗的勇气, 是除了才华和想象力以外中国文人最可贵的财富【3】。
《千年庭院》讲述的岳麓书院中就有这么一位伟大儒学先生, 也是“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于比”。他就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朱熹, 他认为教育事业是天底下最重要的, 即使出现朝廷明确提出禁止书院开设, 文化讲学的状况, 他都不曾畏缩。即使是小人的诬陷攻击, 当权者给他的免职, 学生被拘捕, 著作被禁令, 他的讲学并没有停止, 山间学院里回荡着那充满智慧的哲学和文学, 直到他的生命走向尽头。“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朱熹是将孔夫子的道理提到更高的一个档次, 立众人而立国家, 达世人而达天下。正是这种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坚持不懈才使得的他的学说在后来倍受推崇。对于这样一个教育家来说, 人生的伟大价值就是献身于比生命更持久的东西。这项关乎国家安危的树人事业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一个接一个的延续传递着并发扬光大, 一代儒学大师的风尚情操更印刻在后人心里。
二.“付与造物”、精神升华的旷达。
古代文人除了用忍受执着的传统儒生方式来反抗灾难, 还有一种蔑视一切、无欲无求的豁达心态。“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熏陶下, 自觉或不自觉的对于权利的攀附, 对于权贵的趋迎, 对于权势的主和, 对于权位的竞逐,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4】。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又是那么的独特。他们用高贵的气质傲视凡尘庸俗的名利富贵, 用一种超脱的儒化精神展现本我和自我, 像庄子一样逍遥游于无边境的心灵世界。这种境界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 那就是“魏晋风流”。
魏晋时期, 频繁的政权更替将文人的忠义摧残殆尽, 走马灯式的掠夺皇位, 使忠肝义胆的血性行为一次次被嘲讽, 使越来越多的人变化成了荒诞、滑稽、清谈。人们隐遁、喝酒、谈玄学和鬼怪。在《遥远的绝响》中, 那些猖狂不羁的的知识分子遭遇残害, 风流意味着反常纲, 风度意味着遭嫉妒, 风神、风情、风姿都会被粗野的当权者用鲜血来淹没。他的酗酒、白眼, 对“礼”、“孝”的自我定义更是一种超乎常人的行为举止。我们可以说这是“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论语·子罕》) 的表现, 有主见但不主观, 有一定旨归但不固执。“阮籍猖狂, 岂效穷途之哭”, 古人对阮籍的哭啸于穷途之路是不认同的, 而阮籍可以将哭任意而为, 甚至提升为歌啸。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一种猖狂的外露。正像孔子所认同的“浴乎兮, 风乎舞兮, 咏而归” (《论语·先进》) 。他醉酒于山水间, 歌啸着天地万物。与阮籍齐名的嵇康演绎着另一种风流。他视仕途为毒瘤, 一封享誉古今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对朝廷任官的极度厌恶。他藐视权贵和名利, 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他的清高却使得君子无比敬佩, 小人嫉妒万分。嵇康帮助“不孝者”朋友伸冤, 反抗权贵, 不畏强权, 用一种“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生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的行为准则来超脱世俗。而他的世俗就是打铁和弹奏广陵散。阮籍和嵇康作为中国古代文人, 免不了是以儒家经典来识字认文, 说他们没有一丝儒风, 处处反对儒孔周礼是有失偏颇的, 应该说是他们的精神德行超越了儒学, 将精神旨归付与了天地之间。
在遭遇灾难, 精神境界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要属苏东坡。《苏东坡突围》展现了一连串的历史画面。苏轼因为“乌台诗狱”案件被贬黄洲, 他“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论语·子路》) , 但是“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就像散文中所说“小人牵着大师, 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 于是大师和历史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 而法官和原告, 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6】。在这种悲惨情况下, 他却“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 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遇事由可尊主泽民者, 便忘躯为之, 祸福得丧, 付与造物”【7】。在黄洲, 他慢慢顿化, 走向空灵:“一蓑烟雨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晴”,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这些都是他心灵的幻化, “十有五而志学, 三十而立, 四十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论语·为政》) 。这不仅是孔夫子的人生坐标, 更在苏轼身上所体现, 在山水间淡妆浓抹, 在精神上乘风归去。他停止向周围诉说, 用一种成熟的智慧展示了厚度和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 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 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8】, 结果儒、释、道三者合一得文人大师仙化在中国文化史册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用特写镜头看, 历史是一出悲剧, 而用长镜头看, 历史则是一出喜剧。灾难塑造了古代文人的人格魅力, 小人磨练了佳人明士的文化韧性, 历史文化中的儒学精髓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他们不管是忍辱还是放达都“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论语·述而》) , 谱写了一首首灿烂文明和深蕴灵魂的精神赞歌。
摘要：对余秋雨散文集《山居笔记》中讲述的历史文人进行深入研究, 结合《论语》中所阐释的儒家精神, 挖掘表现或是隐藏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灵魂和人格魅力。既有艰苦入世的心灵历程和清苦出世的豁达情操, 也不乏在入世和出世的两难矛盾中锲而不舍、艰苦努力的坚韧品质。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散文,古代文人,忍辱自强
参考文献
【1】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2】余秋雨.秋雨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3】李国文.文人遭遇皇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4】李国文.文人遭遇皇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5】余秋雨.文明的碎片[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6】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5
【7】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
文人健身有良方 篇11
纯属脑力劳动的文人，机体的活动量较小，因而心肺，胃肠、关节等功能较差，这里，为您介绍一套“文人健身操”，它可以有效地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保持轻松良好创作情绪，对增进健康大有好处：
一、清晨起床之前，先伸臂、舒腰、直腿成一直线，向左右各滚一周，使关节充分舒展，然后向左侧，再向右侧，最后仰卧，共伸三次懒腰。这样，可强健筋骨，延缓衰老过程。
二、洗脸时，采取冷热交替的方法，先用热毛巾敷敷脸蛋、捏捏鼻梁，再以冷水洗脸，使面部血管扩张、收缩，继而增加韧性，起到“血管体操”的积极体用。
三、每天坚持慢速长跑十分钟，肺活量可达平时的8倍，所得的“第一粮食”——氧气，比静坐时多10～12倍；中枢神经系统能保持6～8小时的高度兴奋，血液循环中的白细胞(据有的淡料说)可以增加50％，因而提高了机体免疫力，八年后，患癌症的机会就会减少5.8％；心脏、血管、呼吸和新陈代谢等功能可以年轻10岁，肌肉萎缩可延缓10年以上。
四、写作时，每隔两小时自左向右转动头颈五次，再自右向左转动五次，这样随时都能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能使精力充沛，记忆力增强。
唐代文人不得志 篇12
李贺:只做过几年九品小官
文人的悲苦从诗人李贺的诗中可反映出来, 他在《南园》 (其一) 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即使李贺这样的才子, 也觉得书生是很少成为万户侯的, 李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也希望弃笔从戎, 这也是当时社会所有文人的现实处境。
李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号称诗鬼, 只活了26岁。他际遇坎坷, 常受排斥, 做过几年九品小官奉礼郎。李贺若不是执意追求文字, 或许不至于那么短命。他经常骑在驴背上, 背一个竹篓, 一有奇思妙想, 就记录下来, 回家再将散句整理成篇, 诗句“呕心沥血乃成”。
陈子昂:空有抱负却无法施展
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 其诗作在唐代文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 主张作品注重内容, 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 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唐代文人中, 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 眼里不揉沙子, 在政治观点上与武则天存在分歧, 后被冷落, 41岁被县令段简害死在狱中。
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共38首, 对自己不受重用以及当时社会埋没人才表达了强烈不满, 有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他在《登幽州台歌》中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的苦闷———空有抱负, 却无法施展。
李白:不懂官场被小人告状
李白也不例外, 他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峰, 但也郁郁不得志。“诗仙”李白一生颠沛流离, 虽然曾经供奉翰林, 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只能给乐师填词。作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的才华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李白是性情中人, 不懂官场哲学, 经常在诗中讽刺当权者, 也就经常被小人告状, 后被唐玄宗辞退。天宝十四载 (755年) 安禄山发动叛乱, 李白受邀投靠永王李璘幕府, 试图建功立业, 后璘兵败, 李白受牵连, 被流放夜郎, 途中遇赦, 才得以放还。公元762年, 61岁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县。